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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泡沫；控制

房地產泡沫經濟問題簡單說來可以理解成：房地產的價格在一個過程中的瘋狂和持續上漲，給人們造成一種房地產價格在未來時間內還會持續上漲的預期，讓這種預期不斷的吸引新的買主，隨著價格的不斷上漲與投資成本的增加，房地產的價格遠遠高于與之對應的內在價格。房地產泡沫的特征是供求嚴重失衡，需求量遠遠大于供應量；投機氣氛非常濃厚。判斷的標準可以參考房價收入比、房地產投資與房價增長速度、房地產價格增長與GDP等的增長速度比。

一、房地產經濟泡沫產生的重要原因

土地特有的稀缺性導致供求關系的不協調、投機需求的持續膨脹、銀行信貸在房地產業中的過度擴張是房地產泡沫經濟產生的重要原因。過度放貸甚至是房地產泡沫的助燃劑。若銀行持有大量的房地產，那么銀行擴大信貸和提高房地產價格，就可以從宏觀上對銀行的資本規模起到一定的調控作用，銀行資本的充足率也將得到更大的改善。因此，銀行不斷在提高房地產價格的基礎上，再次擴張銀行信貸，房地產泡沫將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產生。此外，還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也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比如：消費者的預期受經濟環境的影響、國民高收入群體缺乏投資渠道并且購房方面只具有投資性需求。

二、控制房地產經濟泡沫的對策

在中國城市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房地產業不僅要由一般的產業發展為支柱產業，同時還要面臨新經濟的發展框架，在解決房地產業的高速成長問題的前提下，提高房地產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

1.深化管理體制改革

調整經濟增長結構，認識到過分依靠房地產經濟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深化完善各級政府績效考核體制，切斷地方政府在土地一級市場的利益，不盲目追求GDP的增長，更加注重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政策傾斜，同時中央政府加強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業政策執行的監督。加大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社會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更好地起到解決民生問題和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作用。

2.規范金融業務，防范房地產貸款金融風險

嚴格審查房地產貸款條件、運用差異化的金融政策、強化貸款管理。金融政策關系到房地產業融資。沒有金融的支持和資金的推動，房價沒有可能大幅上漲。差異化的金融政策應體現在個人按揭貸款和房地產開發貸款之上，差異的標準除了套數外，還應體現貸款標準。能夠買得起多套的高收入人群，不應享受金融機構提供的相對優惠的利率和貸款。

3.建立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運行警報制度和監控制度

通過對全國房地產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就市場運行情況做出正確的評價，合理引導市場，為政府的宏觀決策做好參謀。有關部門的管理人員可以建立信息預報，及時的對房地產信息進行監控和防范。定期的一些關于房地產信息的宏觀變化信息，增加工作人員對房地產信息的把握程度，從而采取有效的房地產泡沫經濟防范措施，將房地產泡沫經濟發生的可能性及時消滅。同時，要通過廣泛的途徑及時獲取真實且準確的安全信息，改善設施配置，健全人員配置，拓展房地產信息的收集渠道，實現信息渠道的多樣化，加強房地產泡沫經濟防范的網絡建設。此外，還可以建立起全國范圍內的監控網絡平臺。這種網絡平臺不僅可以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資源，同時還可以促進建立起規范、公平、公正、公開的房地產市場運行制度，提高房地產市場監控的透明度，規范市場秩序，凈化經營環境。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實現資源共享、監控有效。能迅速的將房地產信息覆蓋整個房地產市場，全部聚集到這個虛擬的市場空間中，用動態房地產價格進行監控，保證房地產信息監控過程的規范、高效和權威性，提高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規范化和簡單化管理，增強政府對其管理的透明度，從根本上減少腐敗行為的發生，促進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健康和穩定的發展。

4.建立土地產權制度

要有效的控制房地產經濟泡沫狀況，必須要在土地產權制度和土地市場管理上取得一定的突破。土地資源的短缺一直以來都是困擾房地產發展的重要問題。要想從根本上控制房地產泡沫經濟，就必須從土地源頭入手，規范土地市場，從最大程度上解決土地資源缺乏對房地產經濟的沖擊力度。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合理規劃和利用土地資源，為國民提供一個平等、安定和穩定的生存環境，保障土地結構使用的合理性，為城市和地區的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結語

總之，房地產泡沫的形成不是單一的環境條件造就的。它對于我國的社會和經濟都有一定的消極影響。要正確認識到房地產泡沫經濟的問題，并采取積極穩妥的有效措施控制房地產泡沫經濟的發展，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

參考文獻：

[1]馮廣東：房地產經濟泡沫問題分析[J].民營科技，2009，（01）：47.

第2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正確認識泡沫的現象

在許多議論房地產泡沫問題的文章中，對泡沫一詞的釋義口徑不一。關于泡沫、經濟泡沫及其釋義從17世紀開始，幾部外國辭典的簡要釋義是：泡沫是虛擬資本過度增長的經濟現象。我國《辭海》的釋義，與之基本相同。也可以說，泡沫的主要表現是一種價格遠離價值的經濟現象。比如，在市場經濟活動中，通過各種"狂熱"的哄抬、投機等行為，使得某種商品、某種資產或某個公司的股票價格猛漲，若干倍地遠離其價值。這種高價，不能長期維持，最終會像泡沫一樣地破裂。這就是泡沫或泡沫經濟現象。其中比較典型的，稱之為泡沫經濟事件。

由于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價格較大幅度地離開價值的現象總會在各種商品中經常發生，除了把這些經濟現象統稱為泡沫現象外，專家們還根據泡沫產生的不同程度和后果，把它分為以下兩種。

第一種是泡沫經濟。共同特點：一是，產生泡沫經濟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過度投機，并伴隨各不相同的其他原因；二是，價格若干倍地狂漲，遠遠離開其價值；三是，哄抬出的高價只能停留一定的時間(有的是短暫時間)就會破裂猛跌，下降到與價值相近的價格；四是，每一次泡沫經濟事件都會對社會經濟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第二種是一般性泡沫。某種商品的價格在一定時間內有較大幅度的上漲，但沒有達到典型泡沫經濟事件的4個特點，就屬于一般性泡沫。許多專家把它簡稱為經濟泡沫。經濟泡沫是比較經常而普遍地產生的，它的消極方面是因較大幅度漲價而帶來的各種副作用，但因其價格上漲和下降幅度相對較小，一般不會出現泡沫經濟那樣明顯的"破裂"和"猛跌"現象，造成的危害也小得多。它的積極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調節市場的作用。因此，不要一提到泡沫就談虎色變，而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待經常發生的經濟泡沫。

明確了泡沫的釋義和其與泡沫經濟的區分，我們就知道經濟泡沫會經常發生，就不會否認我國房地產業也會經常發生經濟泡沫。由于經濟泡沫一般沒有明顯的破裂現象。泡沫釋義擴大化引起的混亂長期以來，在西方國家和我國，都認定泡沫現象是價格狂漲而遠離價值的經濟現象。但是，最近幾年，許多作者在發表的文章中，卻把泡沫現象包含的內容任意擴大。幾乎把房地產經濟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統統歸納為泡沫現象。有的文章還進一步擴大為，這次我國宏觀調控所采取的各項政策措施，統統屬于治理泡沫的措施。為此，需要說明以下兩點：

其一，不能通過曲解來辯解。有的文章為泡沫釋義擴大化辯解的理由是：西方有名的《新帕爾格雷克經濟學大辭典》明確指出，"理論界尚未達成對泡沫狀態的一致同意的定義"，既然沒有一致同意的定義，我國專家當然有權對泡沫增添內容。其實，西方理論界對泡沫經濟現象的意見是一致的。只有對形成經濟泡沫狀態的定量指標，即其價格離開價值的幅度達到多大才能稱為泡沫狀態，意見還不一致。《大辭典》僅僅指出理論界對形成泡沫狀態的意見不一致，決不能把它曲解為對"泡沫"釋義的意見不一致。

其二，對不同質的經濟現象，應該有不同的表述詞匯和治理措施。如果把以上擴大化的內容統統歸入泡沫現象而采取統一的治理措施，就會犯大錯誤。以房地產為例，如果發生了價格陡漲而遠離其價值的泡沫現象，主要的治理措施應為：適度加大房地產投資和擴大開發規模以增加供給；增加經濟適用住房和低價位商品房的比重以降低平均房價(即結構性降價)；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以調控房價和抑制投機。而泡沫擴大化提出的許多內容，例如"房地產發展過熱"、"房地產投資增長過速"、"房地產開發規模過大"、"住房空置率過高"等，經濟學界歷來就使用"發展過熱"、"規模過大"和"生產過剩"等恰當的詞匯來表述。這些經濟現象生產出的產品，不是虛擬的而是真正的物質財富，除極少數報廢的產品外，都會陸續出售而投入使用，不會像泡沫一樣地破裂。而生產過多、過剩，則是導致價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只能采取與治理泡沫現象完全相反的政策措施。如果硬要把這些內容歸入泡沫現象，必定會造成理論上、實施政策措施上和問題探討爭論上的混亂。因此，必須正本清源，堅持對泡沫現象的原有釋義。

我國房地產泡沫的成因

從房地產泡沫的定義中不難看出，過度投機是導致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最直接原因；另外，消費者的預期、非理性擴張、政策導向、結構性矛盾等因素則間接促進了泡沫的形成。

1、 房地產泡沫產生的直接原因

過度投機而導致的地價飛漲是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最直接原因。作為市場經濟中極為活躍的房地產市場，投機活動尤為嚴重。土地交易制度不健全，行業管理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投機活動，產生大量投機性泡沫。業內人士有這樣的說法：拿到了地就上了賺錢的大路。因此，房地產開發商都千方百計地“圈地”，進行土地儲備，等到時機成熟，或將土地以高額的價格轉讓，或進行開發并瘋狂炒作，導致地價、房價飛漲。房地產投資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圈地投機，投機的成分越多，泡沫形成得越快。同時由于土地資源是稀缺的、有限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化進程步伐的加快，人們對土地不斷增長的需求與土地稀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有限的土地在反復轉手交易的過程中，價格飛漲，嚴重脫離了其實有價值而產生地價泡沫，進而導致整個房地產業泡沫的形成。

2、房地產泡沫產生的間接原因

（1）消費者的預期。

消費者的預期實質上就是對價格的預期。由于房地產不同于一般商品，當價格上升時，人們預期今后價格還要上升，需求量增加，房地產持有人惜售，供給量反而減少。這樣就進一步刺激了價格上升，促進了泡沫的產生。在泡沫破滅時，價格下跌，人們認為價格還要下跌，持有人紛紛拋售，反而增加了供應量，同時由于無人肯接手買入而需求量減少，這樣就加劇了價格的下跌。

（2）政策因素。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性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因此，每個政府都會下大力氣對該行業進行干預，我國也不例外。例如我國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及國家出臺政策鼓勵購房按揭、放寬銀行信貸、建經濟適用房等政策，都直接推動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高速增長。正是這種政策的導向使房地產開發過熱，導致價格虛漲，空置率上升，助長了泡沫的形成。

（3）房地產投資的過度增長。

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應該與城市化進程的步伐一致，如果一國的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就容易造成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嚴重不平衡，房屋閑置率高，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產生泡沫。這種現象一般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過程中，對房地產的大量需求使眾多的投資者紛紛涌入市場，房地產開發大軍急劇增多，投資出現過度增長現象，使房地產泡沫不斷堆積。

（4）銀行信貸的非理性擴張。

由于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開發必須擁有雄厚的資金。但隨著房地產開發規模的不斷擴大，開發商僅靠自有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其開發資金主要來源就是銀行貸款。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在對待房地產開發的貸款上都有一定的約束政策，但由于房地產的高回報，使許多銀行在貸款的實際操作過程中，違反了有關規定，向開發商發放大量貸款，甚至不去驗證其信用等級，大量的資金涌向房地產市場，又缺乏必要的風險控制意識和手段，從而使許多開發商擁有少量的資金就可以從事項目開發，造成過度開發，而且各種投機行為愈演愈烈，不斷堆積金融風險，給泡沫的產生埋下了隱患。

（5）結構性矛盾。

經濟適用房和豪宅的開發比例應該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如果開發商為追求高利潤而紛紛投向豪宅的開發，使一段時間內大面積大戶型的豪宅開發數量急劇上升而且閑置過多，經濟適用房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一方面提高了商品房空置率，一方面使經濟適用房的價格不斷提高，兩方面的作用極易導致房產泡沫；另外，這種結構性矛盾還包括高級寫字樓的過度開發。

第3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長期以來，融資問題對全球的經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為了避免經濟的衰退，各國紛紛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因為受到宏觀政策、市場機制和金融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的企業自身存在許多問題，比如對戰略管理缺乏認識、發展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政府宏觀管理滯后以及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等方面的問題。然而在這眾多的問題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變得舉足輕重，它不僅嚴重阻礙了我國企業的快速發展，而且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絆腳石。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變得十分緊迫。

關于“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研究也已經有了一些成果。周學東教授認為應該辯證地看待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她認為導致全社會“融資難”、“融資貴”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投資饑渴”；并且研究了“財務軟約束”的問題，認為政府在補助政策和運行機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并由此引發的問題加劇了資金價格的扭曲，放大了各種“擠出效應”，周教授認為這是造成“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一個深層次的原因。章麗盛認為融資問題是一種結構性現象，主要表現在信貸在資源的配置、信貸期限的配給等問題上，并且研究了我國金融體系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出現瘸腿現象，認為這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李庚南認為融資問題的關鍵在于降低隱性成本。

以上學者多是從如何獲得更多資金來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筆者則是主張使浪費資源的項目破產來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二、我國由于融資問題所產生的通貨膨脹

我國的市場是二元的：一方面為正規的金融市場和組織，比如國有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另一方面是傳統的、大量落后的、非正規的金融活動，如民間傳統的當鋪、錢莊以及放債機構等。國有銀行的資金屬于計劃內的，為了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并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政府對它進行利率管制。國有銀行的資金量大，并且規定的存貸款的利率低。由于大企業，如上市公司、中央企業等，它們的信用好，貸款量大，屬于批發性質。則銀行就樂于將資金貸給這些大企業，并且貸給它們的利率也低。“融資難”、“融資貴”主要針對的是在國家組織制度中不起主導作用的企業，即體制外的企業。然而體制外的企業中，中小企業居多。

一談到“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常常讓我們想到這與貨幣資金的供應量有關。如果提供大量的貨幣，就會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下面來看一下1990年到2014年的貨幣資金供應量，可以根據數據做出折線圖直觀地反映出來，如圖1所示：

從圖1中，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我國逐年提供的資金量比較多，并且增幅大。按正常來說，資金量多，利率應該低，為什么利率卻低不下來？

以前政府對融資問題放的比較松，很多人都趨之若鶩地去投資項目。如果在投資項目之間一直后續貸款，就不會出現資金斷裂等問題。但是如果中央銀行突然收縮銀根，提供的貨幣資金量變少，則貸款就會出現問題。例如，原來可以給100個項目提供資金，而在收縮銀根的情況下就只提供給60個項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加大放貸，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此時，社會的總需求已經擴大，通貨膨脹的缺口已經形成，即產生了隱性的通貨膨脹。這樣就斷然不能在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是得不到貸款的項目為了繼續使它們自己回到正常的狀態，它就必須要得到貸款。例如，房地產的項目，如果得不到貸款，則該項目就會停滯，但是開發商還是要想辦法得到資金，此時他們就會轉向民間借貸，結果是把民間利率給抬起來了。下表為近五年來，我國國有銀行的貸款利率與民間借貸的利率。

以上表近五年來，國有銀行的利率與民間借貸的利率，我們可以看出國有銀行的利率比民間借貸的利率低，并且相差很多。隨著項目的增多，把民間的利率給抬高了。所以不可以盲目擴張，若讓其回到正軌，又沒有這么多錢投入的時候，只有廢棄多余的項目，這就造成了實物資源的浪費。例如，前些年建立的鋼廠，對此大規模的投資，由于出現“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結果自己又拆了，河北就出現這種問題；許多開發商建造一些房子，在房子建立一半時，遇到融資的問題，不管資金得到的程度有多難，他們都會拼命借錢將房子建起來，然后將之賣掉，他們認為很值錢，結果卻空置了起來，與鋼廠一樣，又拆掉，造成了大量的實物浪費。

三、美國產生的“滯脹”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如何治理通貨膨脹

（一）美國產生的滯漲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從1970年到1982年，美國經歷了經濟危機和經濟緩慢增長的一個階段，此階段美國的失業率增加和通貨膨脹率并存，即產生了“滯脹”。下面是美國在70年代前后所經歷的三次滯脹，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看到在后兩次滯脹期，CPI增長達到10%以上在此期間美國經歷了4次經濟危機，導致了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以及高通貨膨脹率并存的特殊經濟現象。美國經濟出現“滯脹”的原因如下：科技發展力處于減弱期；美國出口貿易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份額減少；實體經濟缺乏增長點。由于這些原因，首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沒有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反而推高了通貨膨脹。然后，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將貨幣政策慢慢地從貨幣價格向貨幣數量來轉變。在此過渡期間，由于貨幣政策的不穩定，以及在高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利率的波動比較大，最終使得貨幣的供應量過大。此時的貨幣政策不僅沒有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反而因為提供的貨幣量過大又推高了通貨膨脹率。再次，由于銀行的信貸業務不斷地擴張，這也對通貨膨脹的出現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最后，部分食品與能源的價格上漲將通貨膨脹率提高到了兩位數字。此次的滯漲，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挫傷，并由此導致的高通貨膨脹是亙古未有的，甚至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竟然達到10.46%。通貨膨脹的增加就會引起“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二）如何治理通貨膨脹

在1976年初，失業率為7.9%，福特政府實施了兩個措施：一是刺激經濟上升的減稅政策。二是為了增加一些工作機會，政府舉辦一些公共服務事業。但是減稅政策僅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卻擴大了預算赤字。因此，進一步推高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到1978年通貨膨脹率又產生了兩位數字。后一項措施因為沒有提供充足的資金，以至于效果平平。由于通貨膨脹的上升，卡特政府采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但是在治理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上，卡特政府的態度不堅定，貨幣政策有時松，有時緊。最終沒有成功治理。到1981年，里根政府認為國家過度的干預經濟，是造成經濟反復惡性循環的一個本質原因。里根政府采取了集中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穩定貨幣資金的供應量。其中，里根政府將控制貨幣的供應量作為主要的目標，不管利率達到多高，甚至引發經濟危機，里根政府也從不放棄緊縮的貨幣政策。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確實遇到了經濟危機，但是卻有了成效：穩定的貨幣資金供應量抑制了過高的通貨膨脹。到1984年，通貨膨脹率就降低到了3.8%。在里根政府的正確政策和不斷努力下，美國在1983年終于使得經濟的增長達到了高峰。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四、中美基于泡沫破滅的分析

（一）中國的泡沫經濟

我國進入21世紀之后，在經濟方面出現了結構性的比例失衡。結構性的不平衡可以由市場來調節，貿易順差可以通過加大對外投資來調整。因此，必須來轉變政府的職能。而我國卻采取了人民幣升值和刺激內部需求的錯誤方法。結果導致我國的經濟走上了政府主導的增長經濟的道路。政府為了使收入與增長差距減小，實施的轉移支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稅收，進而導致我國在實業方面投資的風險日積月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降低風險就需要增加不同的投資組合。由于我國人力資本不足以及中國的金融管制使投資者不能持有無風險的國外債券來降低風險。針對這種局面，我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放棄政府干預和回報率低的實業投資，然后轉向高風險、高收入的房地產業和金融行業，由此引致我國的泡沫經濟不斷增長。在2012年我國的GDP大約為51萬億人民幣，可是廣義貨幣M2卻達到了90萬億以上，目前已經超過100萬億。我國的廣義貨幣M2與GDP之比在200%左右，這遠高于美國的67%，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泡沫特別大。這些過量的貨幣資金不斷地流入房地產行業和政府的建設上，從而導致了我國的房地產泡沫和財政經濟泡沫的方興未艾。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有它的特殊之處：首先，它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然后，中國人婚嫁購房的強烈需求；最后，由于人民幣在升值期間，國外資金的流入也會進一步推動我國房價的上漲，當價格漲到遠高于人們的購買能力時，房屋就會大量空置，失去它的居住功能，成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大量的炒作者將普通的購房者卷入其中，成為承受高壓力的房奴。長期下去必然會使泡沫愈演愈烈。我國社會經濟就要轉型，產業結構要升級，不然就不可持續發展下去，要轉型，就不能繞過房地產的轉型。由于房地產的泡沫越吹越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會破滅，一旦泡沫破滅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而我國政府不愿意看到這些嚴重的后果，寧愿繼續往里面投錢維持穩定。在2014年，我國走了一條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的覆轍之路，即降息降準和優惠利率。但實際是降息只是暫時的，但卻給房地產開發商再次提升價格的空間，看似放大了人們的貸款能力，實際上只是一種幻覺，這就會透支了未來的償付能力。總之，這些政策貌似擴大了購房者的能力，但隨著加息的到來，月供收入比不斷上升，銀行、開發商、購房者將會共同面臨房地產泡沫破滅的痛苦。這樣的援助政策實際上是把經濟周期給延長了。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就更加無從談起。

（二）美國的泡沫經濟

美國70年代的滯脹，通過治理后，慢慢回到了正軌。到1991年，美國出現了新經濟，剛開始利率特別低。在當時，低利率是正確的，符合當時的經濟狀況，但是利率持續很長時間的低，就會出現問題，慢慢地又產生了泡沫。從2001年底到2005年，美國的30年期的抵押貸款利率從7.07%降低到了5.58%，但房價增加的速度卻達到年均12%，明顯地高于人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幅度。這就是由降息的幻覺所產生的影響。到2005年，由房地產推動的泡沫成了整個經濟市場的泡沫，房價的增速高達18%，遠高于人們可支配收入達到的5%。與此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美聯儲又施行了增加利息的政策，抵押貸款利率又從5.58%增加到6.66%。這種壓力超出了購房者的接受能力，最終導致了房地產行業泡沫的破滅。

美國的泡沫經濟是結構性的，雖然那時美國的物價不漲，通貨膨脹率比較低約為1%。但還是有泡沫。當時的資產、地產漲了好幾倍，股票價格等各種金融資產，一堆堆全是泡沫。在2008年，經濟危機來臨，房地產的泡沫破裂，金融資產等的泡沫沒有破滅，原因在于美國施行了量化寬松政策，出現了惡性循環。

五、后泡沫時代的中美經濟分析

在經歷過嚴重的產業衰退和經濟危機過后，每個國家都不可能不受到挫傷。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了全球化的經濟危機，顯然中國也是卷入其中的一個經濟體。美國產生的資產泡沫，無論是信貸資產或是實體經濟的資產都發生了破滅。由此，中國主導的出口模式也產生了困境。為擺脫這些困境，我國需要將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到依靠我國內部需求的經濟模式，這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任務。史蒂芬.羅奇認為：要想調整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失衡狀態，中國就需要多進行一些消費，不要再大量的儲蓄，而對于美國正好是相反。

在2002年美國的科技股泡沫破滅，在2007年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泡沫破滅后，美國所進行的投資變為理性投資，它們大部分都是私有企業。在美聯儲收縮銀根后，一些需要融資的企業得不到往常的貸款，他們對貸款的需求會把融資的價格抬起來。由于美國強硬的態度，不理會那些企業，它們得不到貸款顯然就會破產，然后被淘汰出局。美國就是走這種發展道路，才使它們的經濟道路走上正軌。而中國，部分企業的投資不是理性的，甚至有時候進行的是瘋狂的投資，在面臨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的時候，中國不是將那些項目清理掉，而是一味地仁慈。例如，房地產的融資非常高，并且融資擴張的非常厲害。如果我國收縮銀根，將資金抽掉一部分，首先抽的就是房地產行業的。這樣，一部分房地產項目會很快破產，房地產的泡沫破裂。但是目前并沒有破裂，就是因為我國的態度太過仁慈。在2014年，進行降息；在2015年又經行了降準。這樣導致的后果會更加嚴重，問題還會持續下去。面臨資源浪費的問題，就應該將其掐死。現在之所以不實行強硬的態度，就是因為有利益集團的存在。

六、小結與啟示

第4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形勢房地產經濟理性思考

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相比，具有更加復雜、更加多元化的特點，例如，社會中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使人們獲取信息更加快捷方便；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以及電子支付手段的出現使人們的生活與消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新經濟形勢下資本運作逐漸向數字化轉變。房地產經濟受到新經濟形勢的影響也產生了相應的改變，因此需要進一步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有效預防泡沫經濟的出現，促使房地產經濟的平穩發展。

一、房地產經濟發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房地產經濟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優化產業結構，加速產業升級。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在于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房地產行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具有重要作用，具體體現在提供場地支持，從而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我國第三產業的平穩發展。由此可見，房地產經濟發展對于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多，在城市人口不斷增多的前提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夠解決困擾城市居民住房問題的重要途徑。房地產經濟的發展有助于解決城市住房少的問題，并且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推動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第三，帶動社會就業。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夠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服務業，如房屋裝修、房屋設計、家具生產等行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我國的就業率。第四，拉動消費增長。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能夠帶動社會消費的增長，同時房地產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在發展過程中能夠不斷提升社會基礎性住宅建設，滿足人們對住房的需求，同時能夠提高人們對其他產品的需求，如家電、家具、建材等，有助于拉動消費增長。

但是房地產經濟的發展不光會帶來積極影響，同樣也會帶來消極影響。第一，泡沫經濟。房地產泡沫經濟實質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監督導致房地產市場出現虛假繁榮的情況，對社會經濟穩定造成了較大的影響。虛假的市場繁榮會嚴重干擾我國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重視這一問題。第二，社會危機。房地產經濟的虛假繁榮不但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甚至會引起社會危機。很多企業會因為虛假經濟而破產，大量人員失業可能會造成社會不安定。第三，金融風險。由于房地產項目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泡沫經濟的出現會導致銀行不良貸款增多，對我國金融業發展造成較大的影響。

二、房地產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分析

（一）沒有遵循市場實際需求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健全，需要尊重客觀市場的發展規律，根據市場選擇項目地點、范圍及建設規模等因素，避免供給側不對稱造成的供給失衡。但是從我國目前房地產經濟發展現狀來看，房地產建設項目沒有完全遵循市場實際需求，這屬于“以產定銷”的情況，也是房地產經濟發展中比較典型的問題。針對這一情況，政府需要從當地實際住房需求出發，確定最佳方案，做好市場調查，確保供給側與需求側保持平衡狀態，避免為了刺激當地經濟發展而盲目轉讓土地，確保土地開發與利用和城市規劃的統籌發展，促使房地產經濟發展更加合理化。

（二）市場導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在新經濟形勢的影響下，房地產經濟發展促使產業結構發生改變，這是市場導向作用的影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市場導向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需要加強理性思考，在尊重市場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對房地產經濟市場導向進行合理調整。政府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宏觀調控作用，結合房地產經濟實際發展狀況，通過調整批租權來加速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從而推動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在實際實踐過程中由于很多投資者沒有重視這一問題，只關心出價高低，沒有重視市場取向，盲目投入高產出行業，房產結構混亂。

（三）土地價格不斷增長

城市可利用土地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其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場供需的影響，但是由于土地資源不屬于商品，其最終價值主要是從投資收益率來計算的，與社會勞動無直接關系。由于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資源供給的限制，從房地產投資狀況來看，地價較高時政府的收益也越高，為了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容易發生盲目出讓土地的情況，導致房屋單價也不斷升高。但是在市場經濟中，過高的價格會約束消費者的行為，導致投資成本增加，商品房價格的升高會給人們的消費造成負面影響，甚至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這說明了盲目抬高地價不利于房地產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種不理智的行為。

三、新形勢背景下推動房地產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性思考

（一）合理分配建設用地

城市經濟發展需要各產業的協同發展，不能簡單通過轉讓土地的方式來刺激地方經濟發展，這雖然能夠提高財政收入水平，但是不符合國家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房地產項目與其他項目投資不同，盈利方式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寫字樓、大型商場等項目能夠通過出售的方式直接獲利，工業廠房以及娛樂建筑等需要與其他經濟產業共同發展，從而實現長期收益；公共設施建設雖然沒有實際盈利，但是能夠優化城市環境，為城市居民創造更好的生活空間。因此政府需要重視地方經濟的協調發展，做好城市規劃，合理分配建設用地。

（二）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職能

隨著我國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并從房市周期理論來看，我國房地產產業正處于上升階段，房地產市場也從不完善逐漸向完善發展，未來房地產發展要更加理性化。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房地產開發是城市規劃的重要組織者與實現者，需要提高建設的理性化，減少盲目建設的行為，要做好市場調研，分析居民的經濟實力與消費意愿。政府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宏觀調控職能，推動經濟的平穩發展，避免發生供給側不平衡的情況，確保房地產經濟的平穩發展。需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監督與調控，避免房地產經濟虛假繁榮情況的發生。

（三）確保土地價格的合理性

房地產作為我國重要的支柱型產業，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具有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居民的購房能力也不斷提升，為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新經濟形勢下，政府需要合理利用相關政策以及行政手段將土地價格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并根據當地的經濟水平適當控制房價，確保房地產經濟的平穩發展。房地產項目涉及土地與金融等要素，土地資源作為一種有限資源，其供應量有限，流動性較低，而金融則正好相反，流動性強。一旦房地產經濟出現投機行為，在資金鏈斷裂之后可能會對房地產行業以及城市經濟發展都造成較大的影響。

（四）預防房地產泡沫經濟的出現

為了有效限制投資行為以及炒房行為的出現，政府需要加強房價市場監控，不斷優化和改革現有地價公示制度，確定基準地價，從而為土地市場交易提供參考。同時要對土地交易價格進行科學評估，實時掌握具體交易價格，并快速發現異常問題。定期檢查區域內土地轉讓情況，若基于優惠政策轉讓的土地需要限制其在規定時間內再次交易。政府需要根據房價的市場調查結果采取相應的宏觀調控手段，避免房價過快升高。由于不同地區房價存在較大的差異，需要根據地域經濟發展狀況對房價進行定量定性分析，從而加強對房地產經濟的有效監控，預防房地產泡沫經濟的發生。

第5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泡沫；應對機制；中日比較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1-0138-04

有很多評論和分析都把中國和日本當年的發展路徑作為類比對象，舉出了其中的相似之處，譬如出口導向、通過國家政策推動出口、連續多年的高增長率、、出口機器、貨幣升值預期以及國內資產價格急劇上升。毫無疑問，中國與日本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如何研究當年日本政策的經驗和錯誤，對于中國當前來說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但這種比較有時具有簡單性，日本當年廣場協議的簽訂埋下了經濟停頓的誘因，因此中國應該避免貨幣升值；譬如日本過快、過強地放松和收縮銀根，導致了金融泡沫的放大和隨后的快速擠破，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長達數十年的停滯，因此中國應避免類似決策失誤。

本文認為，這種簡單的類比和借鑒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但還不足以弄清楚中國政府當前面臨問題的實質及與日本的異同之處，也不足以清楚中國政府政策取向的潛在邏輯并分析其正謬。

本文擬在簡單回顧中日兩國經濟發展歷史的基礎上分析兩國處理金融泡沫的思路異同，描述它的政策特點，包括節奏、取向和具體政策細節，并著重從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兩方面分析這種不同的緣由。

一、經濟發展和泡沫形成的歷史回顧

(一)日本的國家策略和外部制衡

戰后的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得到快速地恢復和發展，并最終成為制造業出口大國和世界金融中心，除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爆發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帶來的制造業發展機會這一外部因素外，也與日本建立的不同于西方國家金融體制這一內部因素有著極大的關聯。換句話說，導致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期出現的金融危機的體制因素恰恰是當初為日本的經濟崛起立下汗馬功勞的金融體制與金融對策，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戰后日本采取的基本上是政府干預下的市場經濟，這與西方國家采取的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微量干預的做法不同。在政府主導型的金融體制下，日本的中央銀行(即日本銀行)、民間金融機構和政府金融機構統歸大藏省管理，大藏省有中央銀行的人事任命權和對所有金融機構的檢查處罰權，屬于制定金融政策的權威機構。鑒于戰后日本的國力有限，財力不足，百廢待興而又資金匱乏，為了能把所有可調動的信用集中于銀行，政府通過頒布相關條例，限制金融機構間的競爭，限制證券市場的發展，實行嚴格的利率管制和市場準入機制，鼓勵銀行按照政府制定的產業扶持政策超限額向重點企業發放貸款，政府承擔銀行可能產生的經營風險和資金支付風險。這樣的金融政策在當時對充分調動日本國內的資金，把國民儲蓄盡快轉化為投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確保重點產業的發展，如鋼鐵、化工、機電等行業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不但使日本在短短的數年間擺脫了戰爭對日本國經濟的影響，而且使日本經濟從此走上了歷經30年的高速發展之路。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與西方諸國貿易磨擦的升級和“廣場協議”的簽署，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開始升值，日本的出口貿易開始出現減少，進口開始增加。與此同時，由于國民財富的快速增長以及實體經濟投資熱情趨弱，大量的剩余資金流入虛擬經濟，土地、股票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開始持續上漲。在1985年―1990年的5年間，日經指數由16 400點上升至38 915點，上市股票總市值由162萬億日元飆升至630萬億日元，市值增加近3.9倍；土地資產總額由1985年的1004萬億日元上升至1990年的2 389萬億日元。其中東京、大阪等地的土地地價在4年間上升了3倍。按照當時的價格，賣掉整個東京就能買下整個美國。股市與房市的瘋狂、泡沫經濟的嚴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二)中國的趕超策略和有利條件

日本的問題主要在于國家限制。中國在這一點上具有有利之處，能夠較好的避免這種“陷阱”。這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后發優勢”。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經濟與戰后的日本經濟有許多相似之處，都面臨著基礎薄弱、資金匱乏、金融機構不健全、體制重建的問題。經過3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中國經濟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發展思路和相對健全的金融體系。總體上中國的金融管理體制是在借鑒了西方國家特別是日本的經驗后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建立起來的，大體上屬于由政府干預下的市場調節機制，并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這一演變模式。其特征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相對獨立，市場主體以國有銀行為主，銀行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實施利率和匯率管制，政府制定有明確的產業規劃，以引導信貸資金和投資資金的流向。

除了以上相似的地方，中國的金融體制與日本的金融體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總目標下，中國金融體制的構建采取的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步轉變這一漸進模式，既不同于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前，數十年機構體制不變，體制經歷了由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到不適應需要直至僵化的過程；也不同于日本20世紀90年代末期提出的“爆發式”體制革命，目標雖好，但制約條件太多，改革之船無法順利到達彼岸。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趕超策略借鑒了日本的經驗教訓，因而獲得了寶貴的30年經濟高速發展時間。

目前的中國經濟一如80年代中期的日本，經歷了連續30年的高速發展以后，經濟總量和外匯盈余進入了世界前列。隨著工業基礎的完善和進出口貿易額的巨大增長，與各國之間的貿易磨擦也日漸增多，因爭奪資源導致的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紛爭事件也時有發生。

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國土狹小、國內市場容量相對有限的國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國外市場，主要原材料需要從國外購進，產成品也主要銷往國外市場，這種外向型的經濟結構總體上對其他貿易國家的經濟是利大于弊。加之日本作為二戰時期的戰敗國，處于多重國家限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附性很強，其經濟政策的制定缺乏獨立性，容易受到來自國外勢力的干擾，甚至會掉入國外利益集團設下的經濟“陷阱”，如“廣場協議”的簽訂。

中國在國際上是一個政治大國，國內政局穩定，人口眾多，消費市場巨大，國際外交獨立性較強，但受制于資源的缺乏和各發達國家設置的關稅壁壘，由貿易不平衡引發的政治外交事件逐漸增多。尤其是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各發達國家經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創，這些國家都把經濟恢復的突破口選在了中國的市場，要求中國改革現有的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開放國內金融和資本市場，其目的就是最終打開中國的消費市場。中國當然不可能是當年的日本，隨意屈服于國外的壓力，但這類壓力也將持續存在。

二、泡沫應對策略描述

(一)日本的應對策略和后果

泡沫經濟的產生基本上源于內部經濟的失衡，表現在大量資金非正常流入某一個產業領域，如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解決的辦法也主要是采取“阻斷”資金流人的方式控制這些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上漲。但在實際操作過程，決策者遇到的問題要遠比這復雜得多。

日本政府從1989年開始采取一系列的經濟對策，包括金融上一些政策調整來控制資產價格，特別是土地價格的上漲。初期政策效果不明顯的時候，日本政府甚至還采取了一些行政管制措施如對土地交易行為給予限制，禁止對房地產項目進行融資等方式，強行控制不動產的交易。這一策略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就是動作巨大而迅速。如下表所示，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1989―1990)，中央銀行體系貼現率從2.5％升到6％。

由此，日本市場利率也呈現了類似的變化軌跡。高峰38 915點跌至年底的24 000點，一年當中跌去了40％的市值。地產價格的下跌雖然晚于股市的下跌，也從1991年7月開始大幅度下跌。至1994年，日本的地價較1990年幾乎跌去了50％。如此慘烈的不動產價格暴跌和股市崩盤，造成了日本企業的大面積破產以及居民財富的巨大損失。據統計，從1990年―1996年的6年間，日本每年宣告破產的企業超過了1.4萬家，1997年甚至達到了1.5萬家(王宇，2004)。

泡沫被擠破帶來的不僅僅是投資人的損失，日本的銀行業因為不良債權的增加和股票投資的失敗經營陷于困境。據1995年9月大藏省公布的數據，日本銀行業的不良債權總額約為40萬億日元，到了1998年7月底，數字上升至87.5萬億日元，而同時美國穆迪評級公司和標準普爾提供的估計數是130萬億和150萬億日元之巨。這一數額已經占到了全日本銀行貸款總額的15％～20％，相當于日本GDP的30％。如此巨額的不良資產不僅使許多金融機構在破產的邊緣掙扎，再生功能喪失，也導致了銀行融資輸血功能的減弱，極度萎縮的市場流動性更使困難的日本企業雪上加霜，最終將日本經濟推入了衰退的10年。

(二)中國政府的策略分析

中國目前正處于泡沫初起或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政府的對策比較獨特，是一種比較緩慢的、講究控制性的擠破策略，這既受益于日本的教訓，也與中國的一貫治政風格有關。

2008―2009年間的中國經濟形勢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里提出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其目的就是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國內經濟繼續保持快速穩定的發展，重樹投資者的信心(日本則是在經濟信號顯示一定滯勢時進行大規模刺激政策的)。據統計，在2009年的一年間，由銀行新投放的信貸資金就達到了10萬億元。如此規模的資金投入雖然確保了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V型反轉，當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1％以上。但在市場充裕資金的推動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泡沫化膨脹，一線城市的房屋價格在2008年至2009年間幾乎上漲了100％，二、三線城市上漲幅度也超過了70％；滬深股市也由2008年11月的最低的1600點和5 668點勁升至2009年12月的3 331點和14 051點，漲幅分別超過了108％和148％。

都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都是在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泡沫，但中國政府的策略與日本有所區別。

由于后發優勢，在一開始實施刺激經濟發展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就預見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不是醫治經濟衰退的特效藥。歷次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在經濟出現復蘇的時候，依靠的都是新興產業的帶領或者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如發生戰爭)。因此，伴隨著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政府連續出臺了10大產業振興規劃，目的就是通過調整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來帶動和刺激國內經濟保掙快速發展。這既為大量的社會增量資金和實體經濟的剩余資金找到了出路，也避免了對產能過剩行業的再投資，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大量資金涌人股市和房地產行業，推動泡沫經濟的形成。

只是從目前的形勢看，阻斷資金向虛擬經濟的流入還需要有更精確的控制手段。譬如盡管有相應對策，但2009年中國經濟還是明顯出現了泡沫化的傾向，土地與房屋價格飛漲、股市上升速度過快，實施緊縮貨幣政策的條件已經具備。

但中國政府只是在2010年1―5月間連續三次上調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其后便沒有了更大的緊縮舉措，2010年的新增信貸計劃仍然是10萬億，人們預計的利率上調則一次也沒有出現。在房地產方面，中國政府迄今的舉措仍然集中在信貸資格控制方面，而沒有涉及總量，當然更沒有涉及基準利率。中國政府主要推出了在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各種各樣的計劃，如大規模的公共租賃房計劃，重新啟動的經濟適用房以及廉租房等。譬如，在上海，市長韓正宣布在2010年，60％的新增供應將用于保障用房，并將完工700 000個單位的保障用房。

在這些手段下，雖然緩慢，但效果在逐步顯現中。據最新統計局的數據顯示，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2010年4月為101.4(環比)，5月為100.2(環比)，6月為99.9(環比)，呈增速放緩、逐漸下降的趨勢，而交易量也在繼續萎縮，調控初顯成效。

三、泡沫應對策略的評析

(一)不同應對策略的邏輯分析

1.快速擠破策略的后果

日本的快速擠破策略留下了巨大的后遺癥，直至今日。但這種策略在當年卻具有一種理論上的正當性。

日本通過強力的連續五次升息，把利息升到6％。這種策略的邏輯很簡單直接，也符合標準教科書的說法，通過對利率等基礎手段甚至直接的信貸控制(如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控制他們的房地產相關貸款)來遏制“水流”，從而刺破泡沫。這種策略下的各方反應本在預期之中，但最后的結果肯定是政策制定者不想看到的。顯然，基于正統宏觀經濟理論的調控策略忽略了一些因素。如，總量問題、泡沫程度問題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這種從凱恩斯開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思路有一個局限，即有其適用的“有效域”。當某些條件超過了其適用范圍時，它的后果可能會是難以預期的。譬如，潛在需求的大小，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相對比重程度，一個區域經濟體本身處在上行周期還是下行周期等，都會影響其最終結果。因此，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并引發危機，至少從直接感受上是日本銀行刻意挑破泡沫的結果”(Yo-shinori Shimizu，1997)。

2.可控的“雙軌制”策略的邏輯

雖然中國政府的調控有一些不連貫性(2008年的調控轉向刺激政策，雖取得了遏制衰退的效果，但也留下了諸多后患)，但仔細梳理中國政府應對經濟衰退的政策和抑制泡沫經濟的措施，可以認為中國政府的意圖在于盡量使當前泡沫不破，一方

面，基本市場條件保持平穩，如利率，基準利率多年變動較為平緩，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

另一方面，通過新增保障房、公租房以及小戶型房等更貼近普通居民需求的大量供應，改變了實際的供求關系，同時也改變了市場預期，對于存量房市場起著退燒的作用。這樣相當于用增加更貼近需求的實物量來稀釋了泡沫。相關的政策例證除了房地產業的一系列舉措，還可以參看類似的產業振興計劃等，引導資金流向其他領域。在泡沫程度稀釋不是那么高的時候，選擇一個恰當的時候通過改變基本條件、利率以及產業政策調整等刺破泡沫(理想的目標是借助市場自動將泡沫擠空)。簡而言之，通過節奏上的控制，使得金融資源在各階段能與實體經濟大致有效結合，這就能較好的、有控制的治理泡沫。

(二)策略選擇背后的政治和經濟結構

中日兩國選擇了不同的政策來應對泡沫，日本的后果已有目共睹，中國的結果還待觀察。但我們可以來進一步分析為什么兩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及帶來的結果。

1.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

以城市化率來看，日本在1980年的城市化率已達76％，而中國在2003年才達到40.5％。相應的，資產泡沫在日本的目標物以商業地產為主，而在中國以住宅地產為主。前者的彈性相對較高，容易引致投機行為。更為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在應對泡沫階段，中國可以通過增加新增供應給新市民，有增量調控的空間，而在日本當時要做到這一點是困難的，因為新增房市場的規模已經很小，供應是無效供應，只會加劇問題。

其二，從工業化率和產業升級角度，同樣有類似問題。日本彼時已經處于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而在向更高層次的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發展方面，又有著基礎研發不足和美國的壁壘障礙，以致前進乏門(鹿朋，2008，a，b)。

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過程之中，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廣，而且，無論是巨大的國內市場還是WT0體制之下帶來的國際市場，都給予了實業領域投資的巨大空間。這就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2.管制模式

從管制模式上看，日本是市場經濟和議會體制的結合，這使政府影響經濟的手段受限，局限于宏觀對策，一些細致的、具有針對性的手段無法采用。而且包括其在政治結構上，要做出決策也具有妥協性，以及受限于理念上的正統性(標準西方經濟學理論)，作出當時激烈的對策也就很難避免了。

而中國的執政風格偏于謹慎、觀察，局部實驗以及講求可控制性，又因為可以很大程度上無懼一些短期政治評論，實行長期操作，因此采用當前的穩妥策略也是事出有因。

四、結論

中國雖然具有后發優勢以及當前的相對優勢，在應對泡沫方面做得不錯，但還不能說已經成功了。一方面，中國目前還處于實業和金融不匹配的階段，實業的利潤(包括龐大的出口盈余)總要找到一個配置方向，而房地產是當前壁壘最小的一個領域；因此泡沫集中在這里體現出來。如果金融體系以及相應的投資體系得不到改善，問題就會始終存在。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本身的供需問題，尤其是供需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存量房尤其突出)，使得房地產市場本身的虛高，是引發泡沫的誘因。

因此，“雙軌制”政策雖然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終是否有效還要看產業升級成功與否，看金融體系的改善以及房地產市場本身市場有效性的發揮，泡沫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任重而道遠。

基金項目：本文受教育部2006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號06JC790015。

參考文獻：

[1](日)吉野直行，日本泡沫經濟及對中國的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09，(03)

[2]劉紅，日本人為低利率政策及其效應分析[J]，商業研究，2007，(09)

[3]李磊，張換兆，朱彤，土地“尾效”、泡沫與日本經濟增長[J]，日本研究，2008，(03)

[4]鹿朋，產業升級視角下日本泡沫經濟反思[J]，現代日本經濟，2008，(04)

[5]鹿朋，全球制造業轉移、內外均衡與貨幣國際化一日本世紀年代泡沫經濟必然性分析與借鑒[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12)

[6]馬輝，中國當前形勢與日本當年泡沫經濟的對比分析[J]，內蒙古電大學刊，2008，(12)

[7]秦德安，日本泡沫經濟的金融誘因分析[J]，中國房地產金融，2008，(07)

[8]王宇，國際經濟協調中宏觀政策的可能失誤一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與破滅[J]，經濟研究參考，2004，(67)

[9]王朝才，封北麟，中國完全可以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覆轍[J]，經濟研究參考，2008，(52)

[10]汪慧玲，韓珠珠，泡沫經濟的成因及治理對策研究[J]改革與戰略，2008，(09)

[11]魏靜，付林，試論日本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04)

第6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礎。金融機構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管理最為嚴密、最為細致的部門之一,人員的整體素質較高,資料的完備性較好,凡往來法人及個人的業務資料,均有很長的保存期。這就為建立信用形象檔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7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日本經濟;戰略失誤;經濟發展;借鑒作用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以股價、地價等資產價格暴漲為標志,日本經濟泡沫凸顯,致使日本經濟進入了長達12年的衰退。為克服經濟衰退,推動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的發展,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執行了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經濟發展戰略,其結果并沒有使日本經濟走出衰退的漩渦,反而使經濟衰退的組成矛盾進一步激化。

一、日本經濟衰退的成因

自1998年開始,由于日本長期處于通貨緊縮的情形,故在衡量的過程中,將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把GDP標準進一步具體化為實際GDP標準。這樣,從圖I中可以看出實線圖例表現出三個典型的凹槽,即1991～1993年的衰退期,1996～1998年的衰退期和2000～2001年的衰退期。本文也將其分別稱為衰退初期、衰退中期和衰退深化期。

從三個衰退期各自的經濟表現來看,形成原因具體包括:

(一)衰退初期

日本經濟的衰退初期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從表現上看,衰退初期的成因是總量上的,是由于經濟泡沫的消失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但實際上,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卻是結構上的,是由于日本趕超型戰略成功以后忽視經濟結構升級,從而使大量生產資本從實體經濟中退出進入股市和房市所導致的。因此,衰退初期的成因實際是產業結構老化下的泡沫經濟破滅。

(二)衰退中期

導致衰退中期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出口增長乏力和投資不足。大量的對外投資又對本國的出口產品形成替代,加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減少了海外市場的整體需求,出口增長對經濟的拉動效果極為有限。從投資不足來看,1995年,日本投資總額增長11.6%,而1996年投資總額增長率僅為2.1%,1997年進一步下降為負1.2%。

(三)衰退的深化期

2000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衰退,其影響面更廣,原因更復雜,主要表現:

1.通貨緊縮。自1999年開始,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主要包括貨幣和實體經濟兩個層面。貨幣層面主要是指日本政府發行的大量貨幣無法進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層面則主要是指日本國內需求大量轉移,從價格較高的本國產品轉向需求價格低廉的進口產品,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物價水平下降。

2.產業“空洞化”。在世界制造業轉移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制造業也不得不進行必要的國際轉移,在沒有新產業補充的情況下,日本國內生產日益“空洞化”。

3.“雁行模式”的解體。自1970年以后,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日本開始著手安排東亞地區的生產秩序,形成以技術差距為基礎,以產業鏈銜接為紐帶的“雁行模式”。無序的海外競爭給復蘇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4.高失業率的沖擊。從戰后的日本經濟發展史上,除個別原因外,日本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而2000年日本的失業率突破5%。

二、日本經濟發展戰略失誤的表現

日本經濟衰退的十年也恰恰是日本政府頻繁更迭的十年,歷任政府都想著手解決經濟衰退,并推出了具有自己特點的經濟發展戰略,但在戰略構建和實施過程中都存在一系列的失誤,從而非但未能消除經濟衰退,反而導致了經濟矛盾的更加復雜化,使經濟衰退進一步深化。

三、日本經濟戰略失誤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借鑒作用

我國政府在近幾年的一系列改革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但是,今后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涉及的面更寬,措施更復雜,影響也更為巨大。汲取和借鑒日本經濟戰略中失誤的教訓和經驗,對于我國未來的經濟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措施應該穩妥

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而近期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環節越來越多,調控手段越來越多樣化,改革的難度也在增大。因此,仍應堅持在統籌各方關系的基礎上穩妥的推進,在漸進的基礎上飛躍。

(二)改革政策要協調

日本經濟改革的巨額成本,固然有其經濟自身的客觀原因,但是其經濟發展戰略政策手段間搭配的失誤以及政策效果間的相互抵消也是改革成本虛增的重要原因。隨著我國計劃經濟調控手段在整體經濟調控中比重的下降,我國政府也應重視各項市場調控手段間的協調。

(三)改革手段要本土化

經濟發展需要對宏觀進行準確預測和判斷,而政府對宏觀經濟的預測和調控須按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為準則,應以國際經濟大環境為背景,采取適合本國經濟長遠發展為目標的經濟戰略及對策,才能避免失策。

(四)內外政策應保持靈活多樣

在經濟政策的實施中應兼顧各個政策的有效性,不能一味地追求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要多樣化,并謹慎行事,不能過早用盡。不宜采取零利率政策,避免相互間的矛盾,應實現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穩定性金融政策的協調發展。

(五)產業結構的調整及技術創新均由市場來調節

政府為企業及時預測和創造相應的環境和條件能使企業支配資源能力有限時發揮巨大的作用,但遲早會導致企業對政府的強烈的依賴性,無法在激烈競爭的世界經濟大潮中發展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六)“后發優勢”并非“永久優勢”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日美經濟實力的大逆轉再一次證明了不斷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的美國發展模式更富有生命力,而“后發優勢”和“趕超型戰略”只是暫時優勢,發展中國家在享受技術、產品、制度等“后發優勢”時,不能單純地模仿,應適時地調整產業發展目標,開辟真正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溫來成.政府經濟學[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9.

[2]安崗.日本經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J].日本研究,2004,(3).

[3]金仁淑.日本經濟十年蕭條的政府失策及其啟示[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2).

第8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一、近年江蘇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分析

（一）江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

江蘇歷來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各級政府近年來不斷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務，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協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切實減輕實體經濟負擔，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拓寬投資空間，為實體經濟成長壯大創造良好的綜合環境，增強實體經濟的吸引力，讓人們對做實業有信心，開創了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的經濟發展格局。

1.實體經濟發展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經濟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從近五年的三次產業增加值數據可以看出產業規模和結構的變化。

江蘇省近五年的三次產業增加值逐年上升。結構上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第二產業略有下降，基本穩定在50%-60%；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2007年的37.4%上升至2011年的41.5%。三次產業增加值逐年上升，第三產業增加值上升的速度最快，說明江蘇省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產業結構在優化。

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總產值逐年上升，其中蘇南加快轉型升級，蘇中崛起明顯提速，蘇北發展內生動力增強，蘇中、蘇北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幅繼續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對全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41.2%。

2011年，江蘇省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38377.8億元，同比增長26.4%；服務業增加值20686.6億元，同比增長11%；戰略性新興產業全年銷售收入達26090.3億元，同比增長26.4%。江蘇省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加速發展提升了江蘇產業的綜合競爭力，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其勢頭強勁、比重提升，2011年實現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32145.4億元，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份額達66.1%。

2.虛擬經濟支持實體經濟情況

江蘇省虛擬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金融業的發展，對實體經濟規模的壯大起到顯著推動作用。

江蘇省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款期末余額逐年增加，2011年存款和貸款的期末余額均為為2007年2.16倍，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從貨幣信貸的結構看，2011年，全省本外幣制造業貸款累計增加2680.03億元，比上年多增593.68億元，位居當年各行業貸款增量首位，占全部新增貸款（不含票據融資）的44.85%，較上年大幅提高20.24個百分點。區域結構更趨協調。2011年沿海三市本外幣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16.89%，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9個百分點。蘇北五市本外幣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19.25%，高于全省平均增幅5.26個百分點。2011年，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與省委組織部等九部門共同實施“民生金融創業惠民工程”，推動民生金融取得突破進展。2011年末，全省中小企業貸款余額24442.9億元，比年初增長3444.38億元，占全部新增企業貸款的87.64%，同比提高12.28個百分點。中小企業信貸戶數新增1.2萬戶，其中95%以上是小企業。涉農貸款比年初增長20.2%，超過全部貸款增速6.3個百分點。全年新增保障房開發貸款234.47億元，占新增住房開發貸款的61.74%。全省扶貧小額貸款、小額擔保貸款、青年信用示范戶貸款、大學生村官貸款累計發放額均創歷史同期新高。

從金融服務品種上看，商業銀行對開放型經濟服務的業務種類和服務領域不斷擴展，從最初的儲蓄、貸款單一的業務品種擴展到包含信托理財、融資租賃、項目融資、并購重組、股權私募、銀團組建、資金托管、資產證券化等商業銀行領域的一系列金融業務，初步滿足了實體經濟企業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在“債務融資工具余額雙速計劃”的帶動下，包含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品種的銀行間市場直接債務融資工具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同時通過縮短授信審批時間、減少信貸審批環節，有效提高金融支持效率。保險公司針對科技企業和農業企業特點，創新科技金融和農業保險品種，對科技企業關鍵設備、科技企業關鍵技術人員等提供全面的保險，有效提高了實體經濟部門的抗風險能力。證券業則著力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拓寬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融資渠道，大力完善新興產業企業上市創業板、中小企業板及主板市場的培育體系，努力為符合條件的實體經濟企業上市打造綠色通道。

江蘇省金融機構堅決貫徹國家宏觀政策，承擔部分社會經濟轉軌成本，有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通過每年舉辦融資洽談會等活動，及時建立了省、市、縣三級“重點企業聯系服務制度”，加強銀企的對接與融合；通過成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努力改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通過出臺《關于支持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快江蘇科技金融創新發展指導意見》、《搞好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十項措施》等文件，明確信貸資金投放的重點和方向；通過權限差別化配置、適當調整貸款條件等手段，加強政策配套的針對性；充分運用剝離、核銷等國家政策，減輕實體經濟企業負擔，使江蘇省實體經濟始終保持著持續健康的發展態勢。

（二）江蘇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發展存在問題及原因

1.制約性因素

江蘇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銀行業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良好的平臺。近年來，抵御國際金融風暴、保證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對金融支持提出了新的要求，實體經濟及虛擬經濟的發展還存在以下制約性因素：

（1）實體經濟發展還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鋼貿、光伏等行業和領域的信貸風險已經有所顯現，實體經濟運行風險有可能通過銀行體系進一步放大。從已經暴露的風險事件看，風險誘因呈現多元化的趨勢，由生產經營以外資金運作，如民間借貸、期貨交易等引發的風險增多，風險防控的難度加大。

（2）金融業缺少支持江蘇實體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規劃。目前江蘇省雖然出臺了“十二五”發展規劃和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綱要等，但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相關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尚待進一步完善，金融業也未能根據相關經濟政策制訂出支持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規劃和各單位具體實施方案。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不夠。江蘇省金融機構在執行信貸政策時，往往不能與當地實體經濟發展特點、產業結構調整有機融合。江蘇省股票流通市值占GDP的比例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對實體經濟進程中需要大力發展的相關產業資金傾斜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

（3）金融創新和服務不能滿足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銀行業在金融產品、流程改造、組織架構、風險管理等方面創新尚顯不足，不能全面滿足實體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創新的多樣化需求。尚沒有建立完備的征信體系，信用擔保機構規模偏小，資信評估機構水平有待提高，會計、律師、資產評估等各類事務所有待進一步規范，亟需健全多方位、多層次的誠信法規體系。

（4）金融業服務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金融業在為實體經濟部門提供服務時，存在客戶需求響應慢、授信評審流程長、業務辦理手續繁瑣和內部信息交流反饋不及時的問題。能為企業提供的產品體系不夠豐富，市場約束機制還不夠完善。

2.復雜原因

（1）地方政府為了政績而以GDP為導向，人為干預商業銀行信貸投向，導致了實體經濟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另外，政府或者為了使體制內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凈利潤，或者為體制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創造條件，往往給予體制內企業較強的壟斷權力，這也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體制內企業對政府和銀行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它們一方面在各自的行業或者地區中具有較高的壟斷，另一方面享受著巨額的低息貸款。結果不論是企業還是銀行，都存在著道德風險。生產創新行業中充斥著大量這樣的低效企業，而這些低效企業往往更偏向于資本密集投資，整個社會陷入到了一個高投資、低產出的經濟格局，社會的進步更多地是靠著巨額的集中投資來拉動的，導致實體經濟創新行為的停滯。

（2）商業銀行出于信貸資金安全和盈利性考慮，存在較為嚴重的“壘大戶”現象。自1998年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以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銀行業將絕大部分資金投向大型企業和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基層銀行可以發放的貸款規模很小，以中小企業為服務對象的縣級行的貸款權限被上收。同時，由于中小企業不具備良好的歷史業績和銀行所認可的擔保抵押品，銀行無法通過有效的途徑獲得中小企業的信用信息，在資信評級中中小企業往往無法獲得較高的資信等級。銀行為了保證貸款資金的安全性，即使手中有大量的資金也不愿意提供給中小企業，“惜貸”問題嚴重。資本市場同樣設置了較高的門檻，絕大部分中小企業被拒于證券市場之外，難以對實體經濟發展形成有效的金融支撐。

（3）當前我國仍然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商業銀行存貸利差較大，依靠傳統的存貸業務就可以獲得高額的收益，缺乏創新的動力。這就導致一些創新型企業無法從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只能轉而求助于民間借貸市場。而民間借貸市場缺乏有效監管，利率虛高，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利息負擔，一旦經營過程中出現困難而導致現金流斷裂，就會出現破產倒閉事件，引致地方金融風險事件的爆發。

二、當前加強支持實體經濟、引導虛擬經濟

和抑制泡沫經濟的政策建議

虛擬經濟產生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決定虛擬經濟，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必然引發泡沫經濟。江蘇省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快速協調發展的同時，對存在問題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在國家層面進行金融體制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實體經濟的發展應緊扣生產與生活的市場需求發展實業，特別是要著力發展有比較優勢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正確選擇主導產業，優化產業結構，著力提升實體經濟本身的發展質量和水平。當前應加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其重點在于加強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三農”發展、科技創新與創業等。還應注重金融支持擴大消費和改善民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注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引導虛擬經濟，使虛擬經濟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其發展規模應與實體經濟發展情況相匹配。推進科學的金融創新，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抑制泡沫經濟，理順虛擬經濟的運行規則、監管方式，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以更好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金融支持民營中小微企業、三農等重點領域

1.加大信貸支持力度

深化江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支持金融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業務，創新發展面向小微企業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支持農村商品流通及城鎮化發展，探索建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努力降低融資成本，在核定信貸規模和擔保額度上予以傾斜。

2.拓展企業融資渠道

鼓勵金融機構探索中小微企業抵押融資方式。支持對發展前景好的企業和項目，發行中長期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券。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在境外直接融資。發揮投融資平臺的作用，發展專業貸款擔保公司。推動民間資本設立包括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的投資發展基金。證券期貨監管系統要增強資本市場服務能力，加強對初創的、新興業態的、新商業模式企業的服務，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小企業改制上市開辟“綠色通道”。

3.為縣域引進更多金融機構

建立完善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是發揮金融支持“三農”的基礎。為此，要繼續為縣域引進更多的金融機構，發揮更大能量。對在蘇南設立縣域機構的外資銀行，為其正常經營提供政策支持。發揮蘇南農商行所設異地縣域支行的優勢，以蘇南母行為龍頭，發揮對蘇中和蘇北支行的帶動作用。調動大型商業銀行在縣域設立機構的積極性，鼓勵大型商業銀行在縣域增設網點。鼓勵設立村鎮銀行等微型金融機構，在規范運營、防范風險的基礎上，發揮村鎮銀行的滲透作用。

（二）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

1.突出重點，積極支持外向型實體經濟企業轉型升級

優先支持機電產品等江蘇省重點商品以及出口潛力大的高新技術產品，重點支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改造項目，支持企業調整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開發出口新品種和促進出口產品升級換代。優先安排成套設備進口所需的流動資金，適當增加外匯貸款，優先支持名牌產品出口，優先支持高新技術企業開辦業務，幫助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匯兌成本。積極支持并有效引導外資投向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先進裝備制造業等高科技行業，鼓勵外資投向現代服務業、節能環保、民生產業。

2.多措并舉，支持服務業提速發展

積極響應全省“服務業提速計劃”，優先支持南京、蘇州、無錫三個國家級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和100家省級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建設，著力打造“基地城市+示范園區+重點項目”的“三位一體”金融服務新模式，確保服務業融資比重不斷提升。因地制宜，突出重點，在蘇南、蘇中地區，重點支持服務外包、文化傳媒、現代物流、科技研發等現代服務業，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服務業分工合作；在蘇北地區，重點做好生產業及商貿、旅游、交通、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金融支持，促進二、三產業互動發展。

3.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促進傳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共同發展

配合全省“傳統產業升級計劃”，積極參與紡織服裝、冶金、輕工、建材行業等傳統產業“百項千億”技改工程和自主創新“雙百工程”，啟動全省金融支持“百千萬工程”，根據我省建設百億、千億、萬億級裝備、電子、石化等特色產業集群規劃，同時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幫助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和升級，推動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導產業向高端發展，提高產業層次和核心競爭力。加大保理、保函、福費廷等貿易融資工具和買方信貸的業務創新，豐富人民幣外匯衍生產品，積極參與推動債券、股權、信托等直接融資，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深度參與相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學研聯盟和產業發展基金建設。

（三）抑制泡沫經濟

1.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

虛擬經濟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通過有效監管，強制交易者遵從規則，減少和杜絕違約，降低交易費用，改善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促成交易的穩定性，及時了解和掌握虛擬資本流動狀況，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預警系統，便于采取及時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

2.審慎對待金融市場的開放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背景下，金融市場開放是必須的過程。在對內開放方面，一是要解決好利率市場化問題，使銀行基準利率盡快與市場實際利率接軌；二是要解決好國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問題，逐步破除種種限制；三是要逐步規范、引導民間借貸，使之合規、合法，納入金融監管的范圍。在對外開放方面，一是建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加強三大監管主體的自身建設；二是要建立完善金融業的法律法規體系，保障金融業的安全穩定；三是要完善競爭機制，提高競爭能力，包括應對外資進入的競爭以及走出去的競爭。

3.發展物聯網和新能源產業，降低泡沫經濟的發生

通過發展物聯網等新興產業，較好規避各項風險，降低過度的泡沫經濟。利用目前國內外相對較好的資源能源條件加速完成重化工工業化任務，在資源環境績效的前提下，選擇重點行業如清潔煤發電和煤炭多聯產等，提高這些行業在節能減排、低碳技術與產品方面的國際競爭力。江蘇可積極關注以下傳統產業：清潔煤發電、建筑節能、機電節能和照明節能在內的工業節能；新能源產業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智能電網、儲能電池以及新能源汽車等。

（四）引導虛擬經濟，推進科學的金融創新

1.金融組織體系創新

實現銀行產權主體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機構特別是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規范和完善民間信用；積極發展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鼓勵證券公司兼并和資產重組。特別要注意防范金融發展中的無序競爭與過度競爭行為。

2.金融衍生工具創新及金融科技創新

衍生市場是吸引國際資金、防范金融市場空心化的重要保證。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和我國對外依存度的提高，江蘇省內企業也需要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用于保值和規避風險，要充分運用金融工程技術，盡快開發金融衍生工具參與衍生品交易，通過綜合化發展以增強金融市場競爭力。

將金融科技導入管理領域，大力實施金融科技創新戰略，實現金融業務的電子化、信息化、網絡化，建立金融網絡安全系統，建立健全現代化的支付清算系統，加快金融科技向全方位金融服務領域的滲透，在金融技術上實現與國際金融業的全面對接。

3.金融監管體系創新

第9篇：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關鍵詞：百強縣；發展；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0-0023-03

縣域經濟――國民經濟最基本的運行單元，橫向銜接著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脈絡，縱向統籌著城鄉縣域經濟的發展。在宏觀與微觀經濟的交錯中，承擔著國家政策法規最直接、最主要的實施操作平臺的重責。它不僅是當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載體，更是工業化中后期我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推進器。研究其可持續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步驟，也是促進區域協調、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文嘗試分析我國百強縣的分布與現狀，探索其發展面臨的困境，剖析阻礙其發展的原因，從而有效探索其未來健康、可持續發展之路。

一、我國百強縣的分布與現狀

中國縣域經濟與縣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簡稱中國百強縣（市），是一種由國家統計局舉辦實施，以全國2000多個縣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為對象，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統計、評估每年的縣域經濟數據，分析縣域的發展水平、發展活力、發展潛力等指標，以衡量我國縣域社會經濟綜合發展、協調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全國性縣域評比項目。該評比根據測算和統計結果公布綜合發展指數前100位以及重要單項指標前100位的縣市。

（一）百強縣地域分布

本文將全國百強縣按所在地的不同分為東、中、西部，再將國家統計局2001~2012年全國各省（市）百強縣數據依研究需要進行整理和計算。其中，東部包括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等12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9省（市）、自治區，西部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和等10省（市）、自治區。

從百強縣總量上看，2001~2012年間，東、中、西部年均數分別為89.5、7.3和3.2，東部地區占絕對優勢。東部入圍全國百強縣數量最多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三大經濟圈，其中，長三角經濟圈主要集中在江蘇和浙江，百強縣數分別為年均21.5和24.6；珠三角經濟圈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廣東，百強縣數分別為年均7.2和4.7；環渤海經濟圈主要集中在山東、遼寧，百強縣數分別為年均21.3和5.3。中部每個省（市）都曾出現過全國百強縣，但入圍全國百強縣數量相對較多的主要是河南、湖南、內蒙古和山西等地，百強縣數分別為年均2.8、1.6、1.3和0.7。西部入圍全國百強縣數量相對較多的主要是四川、新疆和陜西等地，百強縣數分別為年均1.3、1.0和0.6。

近幾年來，就全國百強縣數量而言，東部地區有所下降，西部地區略有上升，中部地區則進步明顯，其中2009年是個轉折點。如2009年前東部地區百強縣個數除2001年外全都超過90個，而2009起均在86以下。與2001~2008年間相比，2009~2012年間東部地區百強縣個數均值由91.9下降為84.8，中部地區由5.4躍升為11.3，西部地區由2.8上升為4.0。

（二）百強縣發展現狀

東部沿海地區，海運發達，交通便利，對外貿易活躍，百強縣經濟發展以外來加工型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為主。如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義烏連續十屆穩列百強縣第十六位，以小商品專業市場模式帶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獲得了全球信譽。勞動力密集產業鏈及海外貿易的不斷擴大、高素質人力資本及國外投資不斷涌入都促進了東部地區縣域經濟的強勁發展。

中部地區地處內陸，河運發達，自然資源豐富，加上中部地區長久以來工業基礎良好，重工業基礎深厚，所以百強縣經濟發展以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湖南長沙模式就是依賴優厚的自然資源和內河運輸優勢，以第二產業拉動經濟發展，并且從2002年以來一直躋身于全國百強縣之列的典型代表。

西部地區氣候條件較為惡劣，但是畜牧業發達，能源豐富，百強縣經濟發展以能源密集型產業為主。以歷屆百強縣排行榜上西部地區縣市入圍數量較多的新疆為例，有關資料表明，其石油資源儲量約達209億噸，占全國石油總儲量的30%，天然氣儲量約達10萬億立方米，占全國總儲量的34%，煤炭儲量約達2萬億噸，占全國總儲量的40%。

二、現階段我國百強縣發展面臨的困境

（一）要素資源遇瓶頸

土地、水、電、勞動力、技工等要素資源的稀缺，嚴重制約了東中西部百強縣資源與能源拉動型產業的發展。首先是土地稀缺，如躋身百強縣前十的江陰、順德、南海等地人均耕地面積大幅減少，順德的耕地面積僅占行政區域面積的16.13%，南海的耕地面積僅占18.62%，江蘇江陰人均耕地面積甚至不足4分[1]。其次是水資源緊缺，如環境相對惡劣的西部地區從始至終就處于水資源緊缺的狀況，水資源相對豐富的東中部地區工業耗水也尤其嚴重，如百強縣聚交最為密集的太湖流域，2011年流域產業生產用水就消耗了總體供水量的90.87%。再次是電力更為短缺，如統計資料表明，百強縣排名多次奪冠的江蘇省平均每月的用電量約占全國的15%以上。最后是勞動力不足，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在有些東部百強縣，民工荒、技工短缺尤為顯著。這些因素都制約了百強縣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環境容量趨飽和

環境容量是指當人類生存、正常活動和自然生態系統不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環境所能容納的污染物的最大負荷量。目前，我國不少縣域地區環境容量已經逼近臨界點，甚至污染超過了環境承載力，主要表現在水域、空氣、土壤和生態四個方面。經濟“滿堂紅”的浙江嘉興2005年發生的霍亂疫情、百強縣市密集的太湖流域IV級水質污染、百強縣大省浙江2013年1月連續三天黃色預警信號的霧霾以及百強縣地區重金屬污染等事件，都是百強縣經濟發展外部不經濟的直接表現。一方面，過度的開發，擠占生態環境用地，導致綠地面積嚴重不足，降低了環境總體容量以及自然消解污染能力；另一方面，水域、空氣、土壤以及生態不斷遭受更加嚴重持續的污染，增加了自然環境中的污染物總量。二者的矛盾不斷激化，環境容量趨近飽和，局部地區甚至超過了環境承載力。

（三）產業結構不協調

合理的產業結構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正效益，反之則會阻礙當地縣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大區域內部縣域發展的不平衡。“十一五”時期，各省市在百強縣的帶領下，紛紛探索工業立縣的新道路。百強縣大省山東，在2010年27個百強縣中，23個縣市的工業比重均高于全省水平，有的百強縣如廣饒縣工業比重甚至超過70%。工業立縣的成功探索使得全國各地各大縣市相繼效仿，地方政府以及民間資本常常關注于工業立縣，三大產業的比例分配不斷傾向工業，不斷擠占一三產業的發展份額，抑制了一三產業的發展和投資。以江蘇省昆山市為例，改革開放之后在工業立縣模式下其縣域產業結構極不協調，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各產業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2000年以來，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一直穩定在60%以上，而第一產業從1978年的53%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左右，2008年三大產業結構比例達到0.8：65.3：33.9。

（四）區域發展不平衡

在我國縣域發展的過程中，“增長極”的吸引效應主要表現為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向極點即各省市百強縣聚集，從而產生了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增長極”前期的吸引效益加劇了東中西部區域內省際、縣際以及鄉際之間的不平衡，如山西、內蒙古、新疆等省市百強縣與貧困縣共存的現象就是馬太效應的直接結果，這必然影響百強縣整體經濟的發展，阻礙其可持續發展。例如，東部河北省有2至6個百強縣，卻有39個貧困縣；中部總體貧困縣數量居中，陜西35個、內蒙古31個、湖北25個；西部地區與東中部相比，貧困縣數量最多，如云南省有73個縣市被國家列為貧困縣，陜西50個、貴州50個、甘肅43個、四川省36個、新疆27個等等。這就導致百強縣始終分布在區域內部固定的某些地域。如，東部地區百強縣主要分布在環渤海、長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經濟圈，這三大經濟圈百強縣的入圍數量占據了東部百強縣數量的90%以上，而南部沿海的廣西、海南卻沒有一個縣市能夠進入百強之列。西部地區幾乎只有四川、新疆每年都有縣市入圍百強，其他省市的縣域發展較落后。

（五）泡沫經濟漸顯現

近年來的事實表明，在百強縣諸多縣市的經濟發展中存在著泡沫經濟，主要表現為物質生產領域類的泡沫經濟。在百強縣中，建筑業持續發展所帶來的盲目投資與重復建設引起了泡沫經濟的顯現，主要表現為投入了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但其未能形成必要勞動，也就是說未能通過分配、交換而進入社會和個人消費的最終需求，因此不能在實體經濟中形成價值[2]。比如生產產品的滯銷、新建房屋的空置、房地產的上漲遠超過GDP和企業利潤的增長等等。在這些物質領域中，雖然其物質形態不會縮水，但是價值形態卻以價格縮水的形式發生貶值，從而誘發泡沫經濟。

三、促進百強縣可持續發展的應對措施

（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資源拉動型發展模式與資源有限性的矛盾導致資源供需不足，嚴重阻礙了百強縣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解決此類問題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轉變發展模式。目前縣域經濟發展可以借鑒的模式主要有科技型、主導型、開放型、城郊型以及綜合型。對于東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來說，應該發揮自己的沿海交通優勢、外交優勢、經濟基礎優勢、人才科技聚集優勢，大力發展科技型產業，同時結合城郊型模式，發展衛星城，促進全面可持續發展。對于中部資源密集型產業來說，應該發揮能源原材料基地、農產品生產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和高技術產業基地以及全國綜合交通運輸樞紐的優勢，大力發展主導型、綜合型經濟模式，打破省際、縣際產業孤島布局，加強省際、縣際之間協同與合作，促進中部經濟一體化。對于西部能源密集型產業來說，應該發揮其能源、旅游、沿邊以及政策支持優勢，在縣域經濟內部依據地方特色建立和培育發展極，例如風景旅游發展極、民風民俗發展極等等，通過發展極的“磁場”效應來逐步帶動整體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轉變經濟考核機制

實踐證明，唯GDP論的考核機制存在嚴重的環境破壞和尋租、創租弊病，要想實現縣域經濟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健康、持續發展，政府必須轉變落后的經濟考核機制，同時建立配套的問責及激勵機制。首先，應切實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考核評價機制，在政績考核中加大資源浪費、環境損害、生產剩余、新增債務、生態效益、科技創新、安全生產等指標的權重，引導廣大干部牢固樹立“綠色政績觀”，實現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次，要建立獨立的、直屬于中央政府的問責機構，加大問責的懲罰力度，包括經濟處罰、刑事處罰乃至剝奪其再參與的權利。與此同時，建立獎勵資金相對豐厚、提高社會地位的激勵機制，也是促進百強縣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三）優化縣域產業結構

要實現百強縣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調整產業結構、整頓產業弊病，改變工業立縣所帶來的產業不平衡，根據實際合理規劃三大產業的比例。調整產業結構需要轉變大而泛的農業生產模式，大力發展具有優質性、競爭性的農產品，挖掘品牌潛力。例如政府加大農業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支持，組織科技攻關和技術引進，實現農業科技的跨越式發展，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還要立足資源優勢，從當地實際出發，選擇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場前景的品種作為開發重點，延長農業生產鏈加強實施品牌戰略，走綠色精品之路，擴大品牌的市場知名度。同時要激發工業創新，實現加工產業向創新產業的轉變，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百強縣發展的中心環節。同時緊隨時代潮流，培育新興產業，構筑多元產業格局，實現工業“三高”型向綠色環保型的轉變。并且提高服務業質量，大力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的升級關鍵在于提高自身的適時性，以市場為導向，以顧客為指導，以需求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

（四）強化縣域資源管理

經濟發展中，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承擔著關鍵性的作用。過度開發導致各百強縣普遍存在資源稀缺、資源價格快速增長的現象，在治理之外還需強化對縣域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的管理以及使用監督，不僅能防止過度的使用資源、開發建設以及泡沫經濟的出現，還能有效地保證農業用地的相對合理面積，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分配比例。具體來說，必須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且完善相關的問責機制。越過規劃紅線的組織和個人需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和資金處罰，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要加大問責處罰力度，提高相應問責成本。第二，成立相應的獨立性監督機構，賦予其監察職權，對土地及其他資源的使用開發進行強有力的監督。

（五）發揮“增長極”擴散效應

當發達地區（增長極）向周邊地區的購買力或投資增加，以及周邊地區向發達地區的移民增加時，提高了落后地區邊際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消費水平，這就是“增長極”擴散效應的直接效果[3]。目前大部分東中西部百強縣附近縣市都還處于“增長極”吸引效應的影響中，不僅沒有促進邊域的發展，反而加劇了區域內部的不平衡。加快促進“增長極”效應的轉化不僅是縣域所需，更是縣域之憂。目前在我國促進“增長極”效應轉化的有效途徑就是人為地添加催化劑，即發展衛星城市，轉移中心產業及生產要素，促進周邊縣市與百強縣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在理性經濟人以及社會唯GDP論的環境下，各百強縣市有意或無意都踏進了畸形發展之中。無論是要素資源的約束、環境的飽和、產業地區發展的不平衡，還是泡沫經濟現象，百強縣市都無法獨立解決，以謀求自身長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因此需要在各級政府、企業、第三部門乃至公民個人之間實行多中心合作、監管和治理，為縣域經濟的發展理清道路。

參考文獻：

[1]楊蔭凱.百強縣遭遇“成長煩惱”[J].人民論壇，2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