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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一項調查顯示,全球74%的人不知道淋巴瘤是癌癥,許多患者在發病1~2年甚至6個月內便失去生命。我們認為,淋巴瘤雖是發病率增長最快的血液系統腫瘤,但患者如能及早合理治療,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

目前國內不少淋巴瘤病人首次治療時未予充分重視,是導致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首次治療成功與否,決定了疾病能否得到控制,至關重要。如果病人一開始就能在專科醫生指導下進行合理治療,有可能取得較好治療效果,最大限度減少腫瘤復發機會。

聯合化療和放射治療是當今治療惡性淋巴瘤的主要手段。外科手術主要適用于最初的淋巴結活檢和可能的剖腹探查診斷,以及原發于胃腸道、泌尿系、腸系膜及肝脾的惡性淋巴瘤。惡性淋巴瘤治療是一個系統工程,醫生會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治療手段。治療效果的好壞受諸多因素影響,包括病理類型、病期早晚、腫瘤對治療的敏感性等。因此,患病后一定要配合醫生接受治療,爭取得到控制;千萬不要自己亂治以致延誤病情,更不要相信江湖郎中之信口開河,所謂“包治”既破財又危害自己。

早期明確診斷、準確臨床分期、采取恰當的治療方案,是獲得最佳治療效果的前提。淋巴瘤經過積極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患者可以存活20年以上。如大家熟悉的香港實業家霍英東,早在1983年被查出非霍奇金淋巴瘤,經治療順利康復,成功抗癌23年,2006年因病辭世,享年84歲。

第2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腫瘤顯像;診斷;檢查

【中圖分類號】 R73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8231（2011） 07-0331-02

1骨骼腫瘤

癌細胞轉移到骨骼時局部常有溶骨反應，溶骨區的周圍則常有修復性成骨反應, 因此參與骨代謝的骨顯像劑被成骨區濃聚, 從而可早期診斷轉移；一些轉移灶因直接產生成骨反應而可被直接顯示；主要發生溶骨反應時，需大到產生“冷區”時才能被顯示，早期則常被正常骨組織掩蓋。骨骼的各種原發性良惡性腫瘤和骨折也有上述各種反應及表現，故鑒別診斷應結合病史、病程、局部治療情況，結合病灶的濃聚變化、病損數量與形態、發生部位，結合骨外濃聚情況和特殊表現。骨顯像出現下列表現時多考慮為惡性：新病灶，不斷增大、增濃，不對稱，稀疏、缺損，中央稀疏濃聚，腎臟放射性明顯減少或消失，病灶X 線攝片陰性，遠離關節和侵入骨髓腔，椎體病變累及椎弓根，軟組織放射性攝取，奇形怪狀，肋骨上或下緣索狀濃聚。考慮為良性的情況有：椎間盤、肋軟骨交界處等關節旁骨質，椎骨之橫突、棘突和椎小關節等部位的病變，以及相鄰肋骨同時出現多個病灶。但胸膜惡性間皮瘤的肋骨轉移灶則常同時兼有良性樣表現。

2胸部腫瘤

2.1肺部孤立性結節定性一般認為肺部孤立性結節有50％～60％為良性，CT認為惡性而被切除者仍有20％～40％為良性。經透視、CT或超聲引導下對結節進行穿刺活檢的假陰性率可達25%，而支氣管鏡難于對周圍型的小結節進行活檢。FDG肺部結節定性最早被認可，診斷靈敏度、特異性、準確性、陽性及陰性預測值分別為96％、73%、90％、91％和90％。肺部惡性結節者SUV明顯高于良性患者（5.6±2.4 vs 1.7±1.2），T/NT比值可大于6。FDG假陰性主要見于病灶過小、治療后活性減退、低代謝的類癌和部分細支氣管肺泡癌，假陽性最多見于活動性肺結核，其它有嗜酸性肉芽腫、結節病、肺炎、肺濃瘍、炎性假瘤， 少見的有組織漿細胞病、曲霉病、肺寄生蟲病、神經鞘瘤、棘球屬囊腫、支氣管囊腫、支氣管腺瘤、良性間皮瘤、軟骨瘤等。進一步鑒別良惡性的方法有結合血清腫瘤標志物測定和加做延遲相FDG檢查，后者在惡性病變中SUV比早期可增高10%～20%，良性病變則有所下降，其中延遲相中SUV下降的意義要大于升高者。由于靈敏度高而特異性偏低，現在認為，對一個FDG攝取較低的結節可予X線定期隨訪，而高代謝者應考慮為惡性，但如有較大的手術風險應予細針穿刺。

2.2非小細胞肺癌（NSCLC）臨床分期縱隔淋巴結腫大有可能是增生或炎癥性，而正常大小的淋巴結則可能已經存在轉移。縱隔鏡診斷淋巴結轉移的靈敏度、特異性及準確性雖比CT要高，但這種創傷性的分期仍使5％的患者遭受了不必要的手術。FDG檢查定性縱隔淋巴結轉移的準確性可達82%（同組病人CT僅52%），使40%的患者改變治療方案。腎上腺轉移可能是NSCLC的唯一轉移部位，但NSCLC病人孤立性腎上腺結節中，53％是腎上腺瘤而非轉移灶，FDG檢查能成功地鑒別腎上腺結節性質。FDG全身PET定性骨轉移灶的正確性要高于常規骨顯像，但定性腦部轉移的準確性較差。綜合各家結果，FDG顯像在NSCLC的術前分期中，敏感性為82％～100％，特異性為73％～100％，陽性及陰性預測值為85％和81％。

2.3食管癌在食管癌的分期和再分期中，PET診斷局部淋巴結轉移的靈敏度較低，對N0、N1期患者幫助不大，但可用于診斷遠處轉移，減少20%不必要的手術，對正確選擇手術對象有一定的價值。

2.4療效隨訪和診斷復發在治療有效的病例，FDG檢查能在CT提示腫塊縮小前就顯示活性減退，在療效不佳的病例，盡管常規治療已經結束，但仍可見病灶高度攝取FDG。在診斷復發時應注意鑒別胸膜手術或胸腔化療后患者的輕度非特異性攝取表現。

3腦部腫瘤

適用于顱內占位輔助定性、原發性腦瘤分級和預后分析、腦瘤療效監測和治療后壞死與復發灶的鑒別。

FDG檢查不能區分腦瘤的組織來源，但可提示惡性程度。I～II級神經膠質瘤放射性低于灰質，III級與灰質相似，IV級明顯高于灰質。在腦膜瘤中攝取量的改變可早期預示病情發展。腦轉移性腫瘤的FDG攝取通常很高，但也有個別為低代謝者、僅略高于白質。

識別放射性攝取輕度增高的病灶，有時需要CT和MRI的提示、計算病變部位與腦白質或與對側皮質計數的比值。任何高于腦白質的放射性分布，即使低于皮層也應視作高代謝、判作惡性。

通常放療部位重新出現放射性增強是局部復發的證據，但應注意放療后壞死區域可能產生的肉芽組織也會攝取FDG以致產生假陽性。

4頭頸部腫瘤

頭頸部腫瘤主要是鱗癌，多為局部淋巴結轉移。FDG對淋巴結轉移診斷的靈敏度、特異性分別有72%～91%和82%～100%。多種方法比較的文獻都認為FDG檢查結果等同或優于CT、MR和US。陽性的結果可改變疾病的分期，但受分辨率限制，結果陰性時并不能對治療方案產生影響。PET對診斷手術或放療后局部解剖改變或纖維化時的復發和再分期非常有用，靈敏度、特異性分別有80%～96%、81%～100%。應注意鑒別放療后組織損傷產生的FDG攝取，有人比較了放療后早期與12周的檢查，診斷特異性可從61%到90%不等，另有人證實，放療后一個月仍有FDG攝取的部位應考慮仍有腫瘤殘留。

對頭頸部轉移性腫瘤，頭頸部以外的原發灶探測率有50%，但對頭頸部的原發灶識別率僅15%。以往，高的假陽性率主要來自于過度判讀，現在，CT-PET可進一步提高診斷準確性。

5乳腺癌

主要用于乳腺癌腋窩、內乳淋巴結和遠處轉移的探測、腫瘤分期。Schirrmeister等報道117例乳癌腋淋巴結轉移探測的靈敏度、特異性為79% 、92% (同組臨床診斷為41% 、96%)，并對7例遠處轉移作出了正確診斷。Adler報道對腋淋巴結轉移灶探測靈敏度、特異性分別為90％和100％，一項多中心研究的結果均為96％，如在I、II期患者有同樣結果，則陰性預測值可達90甚至95％以上，由此用FDG診斷腋淋巴結轉移可望取代腋淋巴結切除術。另據文獻綜述，FDG檢查可改變24%以上患者的治療方案。

FDG對硅膠植入整形、致密或穿刺不成功者的乳腺腫塊鑒別診斷有一定價值。Schirrmeister報道乳腺癌診斷的靈敏度、特異性為93%、75%，多病灶探測靈敏度、特異性2倍于鉬靶與超聲聯合檢測（63%、95%vs32%、93%）。Yutani對40例乳腺腫塊患者進行了FDG和MIBI斷層顯像的比較，發現FDG診斷乳癌的靈敏度與MIBI相似，但T/N 比值顯著高于MIBI（6.01±3.08 vs3.48±1.21,p=0.01）。

6肝癌

主要用于診斷轉移性肝癌和部分的原發性肝癌。各種轉移性病灶可高度攝取FDG，與正常肝組織放射性比值很高，肉眼容易分辨。原發性肝細胞性肝癌攝取FDG的程度隨著細胞內己糖激酶和6-磷酸-葡萄糖酶活性不同而異，與細胞分化程度有關，其中放射性低于、等于和高于正常肝組織的患者約各占30%。對于低代謝者，診斷應結合肝臟膠體顯像，正常或高代謝者，FDG可以用于診斷遠處轉移、療效隨訪和預后分析，正確排除肝外轉移，對決定是否進行肝臟移植治療有重要意義。有人總結了110例≥1cm的肝臟腫塊FDG檢查結果，將SUV>3.5、T/NT>2.0視作陽性，轉移癌、膽管細胞癌、肝細胞癌、腺瘤和結節性增生等良性腫塊、肝膿腫的陽性率分別為100%（66/66）、100%（8/8）、70%（16/23）、0%（0/10）和33%（1/3）。

參考文獻

[1] 武忠弼,楊光華.中華外科病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707-709.

第3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外周T細胞淋巴瘤-非特指型；臨床療效；預后因素分析

[中圖分類號] R73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9（a）-0026-06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HOP and high strength chemotherapy scheme EPOCH， HyperCVAD， Bortezomib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treating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unspecified （PTCL-NOS） and prognosis factor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2， in Tumor Hospital of Anhui Province， the data of 45 patiens with PTCL-NO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tumor burden of patients， physical status score （ECOG）， clinical stage of disease conditions， thes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regimens including CHOP and strength chemotherapy scheme [EPOCH， HyperCVAD （A， B program）， Bortezomib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The treament effect and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analyze. Results Among the 45 patiens， complete remisson were 10 cases （22.2%）， partial remission were 25 cases （55.6%） and overall response rate was 77.8%. The 1-year， 2-years， and 3-years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84.4%， 60.0%， 33.3% respectively. The 2-years overall survival rate of patiens with Ki-67 expression >80% was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s with Ki-67 expression≤8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25.5 months. β2-MG， prognosis of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index （PIT）， bone marrow infiltration， clinical stage， level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ECOG scores were assocoated with prognostic survival. PIT was a influence factor of PTCL-NOS prognosis， the clinical stage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influence in the near future effect. Conclusion Because PTCL-NOS has no unified standard regimens， the commonly used a line curative effect is good in the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but most of the patients appeares soon relapse， drug resistance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For the yonger patients， it recommend to use the high strength chemotherapy regimens and the use of new drugs to chieve CR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extend overall survival.

[Key words] Peripheral T cell lymphoma unspecified； Clinical treatment response； Prognostic factors

外周T細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是指淋巴瘤REAL分類中，PTCL中除了各個“特指”的成熟T細胞淋巴瘤和NK細胞淋巴瘤亞型，缺乏可靠的免疫表型，未能獨立分型的一類T細胞來源的惡性淋巴瘤。資料顯示PTCL-NOS是PTCL中最常見的亞型，以中老年為主[1]；中位發病年齡為55歲；且存在地域性差異；發病時多為Ⅲ～Ⅳ期；呈侵襲性、惡性程度高、預后差。臨床表現最常見的是廣泛的淋巴結腫大伴或不伴結外受累，與B細胞淋巴瘤相比，PTCL-NOS對化療的療效不佳、病情遷延、容易復發、進展快、預后不良、遠期生存率低。由于PTCL-NOS異質性大，目前尚無統一的標準治療方案[2]。文獻報道以CHOP為主的方案治療的療效及預后差異較大[3]，3年的總生存（OS）率為15%～25%。本研究對安徽省腫瘤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收治的45例PTCL-NOS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探討其臨床療效及影響預后因素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收集2009年1月～2012年12月我院收治的45例初治PTCL-NOS患者，根據REAL分類，經病理組織學及免疫組化確診，其中男25例，女20例，年齡12～75歲，中位年齡51歲，無化療禁忌證，臨床分期采用Ann Arbor分期。根據是否有全身癥狀（發熱、消瘦、盜汗）分為B和A癥狀。根據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淋巴瘤預后分析模式國際預后指數（IPI），將PTCL-NOS分為低危組（IPI 0～1分）和高危組（IPI≥2分），NCCN推薦PTCL-NOS預后指數（PIT）包括4個預后危險因素：年齡、體能狀況ECOG、乳酸脫氫酶（LDH）水平、骨髓浸潤。本研究采用NCCN推薦的PIT評分，以0～2分為低危組，以3～4分為高危組。

1.2 實驗室檢查

免疫組化常規標記：CD2、CD3、CD7、CD45Ro、CD20、CD79、CD30、CD56、TdT、ALK、Ki67表達。初診的患者常規檢查包括：血常規、血生化（肝腎功能、電解質、血糖、LDH）、骨髓檢查、β2微球蛋白、腹部B超、淺表淋巴結B超、肺部CT，治療前有PET-CT檢查結果的患者治療后需評價療效時根據病情再次復查PET-CT。

1.3 治療方法

45例患者中，單純化療35例，10例局部侵犯采用化療聯合局部侵犯野放療。治療原則根據臨床分期決定，Ⅰ/Ⅱ期以化療為主，對巨塊或殘存病變局部野放療；Ⅲ/Ⅳ期以放化療綜合治療為主。化療周期3～9個，中位周期為6個。化療方案根據患者腫瘤負荷情況、全身體能狀況評分、疾病臨床分期情況，采用的不同化療方案治療，包括CHOP和高強度方案[EPOCH、HyperCVAD（A、B方案）及硼替佐米聯合化療]。

1.3.1 CHOP方案

環磷酰胺（CTX）750 mg/m2，靜脈滴注，第1天；多柔比星（ADM）50 mg/m2靜脈滴注，第1天；長春新堿（VCR）1.4 mg/m2，靜脈滴注，第1天；潑尼松100 mg/d，口服，第1～5天。

1.3.2 高強度方案方案

1.3.2.1 EPOCH方案 依托泊苷50mg/m2，靜脈滴注，第1～4天； ADM 100 mg/m2，靜脈滴注，第1～4天； VCR 0.4 mg/m2，靜脈滴注，第1～4天；潑尼松60 mg/m2，口服，第1～5天； CTX 750 mg/m2，靜脈滴注，第5天。

1.3.2.2 HyperCVAD方案 A方案：CTX 300 mg/m2，每12小時1次；等量美司鈉解救，持續靜脈滴注，在CTX開始前1 h至CTX結束后12 h，第1～3天；VCR 2 mg，靜脈滴注，第4、11天；ADM 50 mg/m2，靜脈滴注，第4天；地塞米松（DXM）40 mg/d，口服，第1～4、11～14天。B方案：甲氨蝶呤（MTX）200 mg/m2，靜脈滴注2 h，之后800 mg/m2，靜脈滴注22 h，第1天；阿糖胞苷（Ara-C）3 g/m2，每12小時1次，第2～3天。

1.3.3.3 硼替佐米聯合化療方案 硼替佐米1.6 mg/m2，每周1次，共3次。

1.4 療效評價標準

按照NHL國際療效判斷標準進行評價，分為完全緩解（CR）、部分緩解（PR）、穩定（SD）、進展（PD）[4-5]。CR定義為所有病灶證據均消失，肝脾不能觸及，結節消失，骨髓活檢結果陰性，骨髓細胞形態學需免疫組化結果陰性，治療前FDG高親和性或PET陽性，但治療后FDG親和性不定或PET陰性，CT顯示病灶縮小至正常大小。PR定義為可測量的病灶縮小，沒有新的病灶，肝脾沒有增大，結節最大垂直徑乘積之和（SPD）縮小≥50%，6個最大病灶SPD縮小≥50%，其他結節大小未增加，治療前FDG高親和性或PET陽性，原受累部位有1個或多個PET陽性病灶，或FDG親和性不定或PET陰性，CT顯示病灶縮小。SD定義為未達CR或PR或PD，治療前FDG高親和性或PET陽性，治療后原病灶仍為PET陽性，CT或PET顯示沒有新的病灶，或FDG親和性不定或PET陰性，CT顯示原病灶大小沒有改變。PD或疾病復發定義為任何新增加的病灶或原病灶直徑增大≥50%，出現任何徑線>1.5 cm的新病灶，多個病灶SPD增大≥50%或治療前短徑>1 cm的單病灶的最大徑增大≥50%，肝脾中任何病灶SPD增大>50%，骨髓中新發或復發。總有效率（OR）=[（CR+PR）/總例數]×100%。

OS時間定義為從開始到該患者死于任何疾病時間或隨訪終止日期。無病生存（PES）是指治療開始時間到疾病復發進展或截止隨訪日期。

1.5 隨訪

患者隨訪時間為1～48個月，時間截至2013年12月，中位隨訪時間29個月。所有隨訪的患者每次住院檢查的結果均需進行療效評價。每例患者再次治療前均需做的檢查包括：血常規、血生化（肝腎功能、電解質、血糖、LDH）、β2微球蛋白、腹部B超、淺表淋巴結B超、初診時有PET-CT檢查結果的患者治療后需根據化療的療程及療效決定何時復查PET-CT。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5.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M）及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預后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生存率比較采用Log-rank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歸模型，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近期療效

45例患者中，Ⅰ/Ⅱ期4例，Ⅲ/Ⅳ期41例。采用CHOP方案或EPOCH、HyperCVAD、硼替佐米聯合化療的標準方案化療后，達CR 10例（22.2%），達PR 25例（55.6%），總有效率為77.8%，SD 4例（8.9%），PD 6例（13.3%）。4種化療方案的總有效率分別為CHOP：75%、EPOCH：76.9%、HyperCVAD：83.3%、硼替佐米聯合化療：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使用CHOP化療達CR需要的療程數及時間較使用其他化療方案的療程數多且時間長，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5）。見表1。

2.2 隨訪結果及生存資料分析

采用用Log-rank進行治療相關因素分析，CHOP方案與高強度方案的2年總生存率分別為20%、4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CHOP與高強度方案的中位生存時間分別為19.5個月和22.4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圖1。

至隨訪截止日期，30例死于疾病進展及相關并發癥（隨訪時間12～36個月），中位隨訪時間29個月，其余15例目前仍然在隨訪中。第1、2、3年的OS率分別為84.4%，60.0%，33.3%。中位生存時間為25.5個月。見圖2。不同PIT評分患者生存曲線圖顯示，PIT評分為0～2分的患者與PIT評分為3～4分的患者2年OS率分別為87.5%和34.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圖3。

2.3 Ki-67表達與患者2年生存情況

免疫組化結果顯示：45例患者中Ki-67表達>80%的患者2年生存率小于Ki-67表達≤80%的患者2年生存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Ki-67%表達率高與惡性腫瘤增殖活性有關。見表2。

2.4 預后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β2微球蛋白、B癥狀、臨床分期、LDH、ECOG、PIT與PTCL-NOS患者預后有關。見表3。多因素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PIT是PTCL-NOS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臨床分期是影響患者近期療效的重要因素。見表4。

3 討論

PTCL-NOS屬于侵襲性淋巴瘤，是外周T細胞淋巴瘤中最常見的類型，在西方國家文獻資料顯示：PTCL-NOS占所有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10%左右，該型淋巴瘤在亞洲國家發病率高于歐美，占所有NHL的20%左右，發病年齡多在50～65歲，發病時多伴有結外器官侵犯，結外發病部多見肝臟、脾臟、骨髓、皮膚等[6-8]。本研究中45例PTCL-NOS患者中發病的中位年齡為53歲，初診時結外器官侵犯占51.5%。以脾臟、骨髓侵犯為多見。

由于PTCL-NOS的組織病理類型、免疫表型、臨床表現異質性大導致該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方面進展慢[9-10]，迄今為止，PTCL-NOS無統一的標準方案。常規化療方案有一定的療效，但容易復發、進展快、預后不良。NCCN指南推薦對于年齡調整的IPI（aaIPI）低危或低中危的Ⅰ、Ⅱ期患者首選或聯合化療6-8個周期加受累區局部放療，對于aaIPI高危或中高危的Ⅰ、Ⅱ期及Ⅲ、Ⅳ期的患者推薦臨床試驗或聯合化療6～8個周期加或不加局部放療，對于復發難治的患者，則推薦臨床試驗或二線治療方案或姑息性治療。常用的藥物有免疫調節劑沙利度胺，蛋白酶體抑制劑硼替佐米具有多種抗腫瘤的活性，其抗增殖活性與抑制NF-κB通路，該通路在PTCL（包括PTCL-NOS）發病機制中都存在，這正是硼替佐米治療PTCL患者的理論基礎。近些年，核苷酸類似物、CD52單抗（阿倫單抗、免疫毒素、抗VEGF單抗等幾種新藥在復發難治性PTCL患者的治療中顯示與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療效相當[11]。本研究的化療方案中，根據患者的體能狀況評分、腫瘤負荷大（特別是有大包塊型）、年齡

國際預后指數（IPI）是目前應用評價侵襲性PTCL的預后分析模式，IPI包括5個危險因素，包括年齡、分期、LDH、體能狀況、結外侵犯。Lee等[13]報道IPI和體能狀況與PTCL的預后關系密切的LDH水平、年齡、分期、結外侵犯并非獨立的預后因素，根據這5個臨床因素將患者分為低危、低中危、中高危和高危4個危險組，危險因素越多，預后越差，臨床上根據危險組選擇不同強度的化療方案，因此根據IPI危險因素評分簡單預測侵襲性NHL的臨床預后，對治療方案的選擇有很大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在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中有很大的指導意義，而在PTCL中的價值不明顯。Gallamini等[14]在多變量研究中發現年齡、體能狀況、LDH及骨髓浸潤4個預后因素有評價意義，提出新的PTCL-NOS預后指數（PIT）包括這4個預后因素，該預后價值優于IPI。該研究采用PIT對385例PTCL-NOS進行評分，結果顯示這4個指標是PTCL-NOS生存的獨立預測因素。本研究結果對45例PTCL-NOS患者進行了PIT評分，多因素統計結果分析顯示PIT是PTCL-NOS預后的影響因素（P < 0.05）。

PTCL-NOS為一組高度異質性的T細胞淋巴瘤，影響預后因素多，Went等[15]研究發現Ki-67高表達的PTCL-NOS患者預后不良，并以Ki-67≥80%替代PIT中骨髓浸潤而組成新的預后指數（mPIT）。本研究中45例患者病理免疫組化結果提示有26例Ki-67 > 80%，這些患者2年的生存率偏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近些年來，隨著分子遺傳學、基因表達譜的研究進展[16-17]，已發現多數PTCL-NOS病例伴有TCR基因克隆性重排，通過基因表達譜分析幫助更好地認識PTCL-NOS的生物學行為，為將來從基因表達產物方面指導和提示具有臨床治療方面的意義。有望發現PTCL-NOS新的特異性腫瘤標志物和分子靶向治療，進而制訂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提高患者早期診斷率和延長患者的生存期。通過從分子遺傳學水平和腫瘤基因組學等方面更深入的研究，最終從本質上治愈這一高度侵襲性的外周T細胞淋巴瘤。今后對PTCL-NOS的患者應逐漸納入反映疾病生物學特征的預后因素，根據預后分層進行選擇個體化的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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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簡單抽血就能檢測

現代醫學上，已將惡性腫瘤與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一樣，定義為一種慢性疾病，但是我國的腫瘤死亡率和帶瘤生存期都遠落后于歐美日等國家。為此，國內腫瘤領域不斷提出“精準醫療”理念，即以大數據為基礎，以新技術為工具，為癌癥患者研究出更具有針對性的個性化醫治。

精準醫療=精準診斷+精準治療。傳統腫瘤分子診斷技術，需要通過手術或穿刺獲取組織樣本，具有對患者產生創傷、無法進行動態監測等局限性。隨著分子診斷技術高速發展，CTC、PDX、CtDNA技術迎風而起，不用組織穿刺，通過血液、尿液這類非侵犯性取得的標本進行診斷和評估，無侵入性、可頻繁多次檢測，有助于醫生精準地針對不同患者選擇治療方案，開出不同耐受、吸收和療效程度的藥物。

這是個“未來一代”的技術，只需簡單抽血就能檢測完成。CTC技術就好比在血液高速公路上，攔下“癌癥運輸車”來找疾病信號。隨著實體腫瘤的生長，在周圍微環境發生特定的變化時，一部分腫瘤細胞將獲得異常的活動能力，這些細胞如同邪惡的尖兵，從原發腫瘤上脫落，在身體里尋找新的落腳點。搭乘血液快線的脫落腫瘤細胞被稱為循環腫瘤細胞（CTC）。CTC檢測技術不僅僅能夠用來評估已被診斷的癌癥患者，還有可能幫助未察覺到患有癌癥者檢測出癌癥。國外研究發現，CTC檢測技術有助于肺癌、轉移性胰腺癌、結直腸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患者的診治。

腫瘤的診療不可否認它有一定的模式，但是不能照搬，應該“因人施治”。目前，CTC的計數可用于判斷預后以及復發檢測；對CTC進行單細胞測序，可指導腫瘤用藥、掌握癌癥的動態變化，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從血液中分離出來的活體CTC，還可進行進一步培養，用于構建腫瘤研究模型等。例如有的癌癥患者發現腫瘤很早，陰影也就幾毫米，甚至片子上都看不清，結果很快就轉移，這類患者通過CTC檢測，能夠對早期發現和后期治療提供有效“決策”。

肺癌轉移的“預言師”

任何治療方案都不能“包治百癌”，我們先通過CTC早期檢測和預測出哪些患者是可以獲益的，再進行精準治療。對于那些不能獲益的患者，就要及時地更換治療方案。我們的團隊，已在臨床運用CTC檢測這一新技術，目前重點用于預測肺部腫瘤的轉移及復發。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肺癌已經成為全球男性和女性的第一癌癥殺手。目前，肺癌也是我國發病率最高的癌癥，年發病率為35/10萬（即每10萬人就有35人患肺癌）。而且，肺癌起病隱匿，70%的患者在診斷時已發展至晚期。同時，癌癥相關的死亡原因為轉移，肝臟為最常見轉移部位。

肺癌的癌變、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化療、放療抵抗、復發及預后等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肺癌患者通過CTC檢測技術，可實現腫瘤的早期診斷、靶向藥物的選擇以及動態療效監測等。CTC還能成為“預言師”，讓醫生和患者通過它的檢查結果，判斷能否手術切除及生存期的預測因素。研究發現，不能手術切除患者，其CTC陽性率顯著高于可手術切除患者，反過來運用CTC檢測結果，則可參考是否選擇手術。

第5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孤立；乳腺癌；臨床分析；肺轉移

作者單位：273100 山東省曲阜市人民醫院 近年來隨著內分泌治療以及化療、靶向治療技術的不斷進展，明顯提高了早期乳腺癌的臨床治愈率。而一旦發生遠處轉移，則預示治愈可能性比較小，臨床治療以改善患者生存質量以及延長生存期為主要目標[1，2]。肺臟是乳腺癌臨床最常見的一個轉移部位，而對于其術后肺部孤立結節的臨床診斷以及治療，目前尚存在一些爭議[3]。本研究回顧性分析33例乳腺癌術后孤立肺轉移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肺轉移術后影響患者生存預后因素的相關因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抽選自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本院外科共行手術診治乳腺癌術后合并孤立肺結節的患者35例，均為女性，年齡32～75歲，平均（51±217）歲，行病理檢查均已確診為乳腺癌，手術方法均為改良根治術，術后行胸部CT檢查發現肺內產生新的孤立結節，并且均證實為乳腺癌肺轉移。33例乳腺癌手術至發現孤立性肺轉移的時間在6～170個月之間，中位時間為50個月。術前均予以腦部CT、MRI或者是骨掃描以及腹部B超將其他部位轉移排除在外。33例患者均予以開胸手術治療，經實驗室病理檢查確診肺孤立性結節為乳腺癌肺轉移。排除原發性肺癌以及肺良性病變者。

12 方法 對乳腺癌包括腫瘤大小、組織學類型及分級、淋巴結狀況、雌孕激素受體、以及脈管瘤栓等原發灶特征進行詳細記錄；分析內分泌治療及術后化、放療等腫瘤治療模式；乳腺癌初次確診直到出現肺轉移灶的間隔時間；轉移灶的手術方式；轉移灶的特性；肺轉移術后化療以及內分泌治療的治療模式與無進展生存期和生存期的關系。

13 統計學方法 統計分析是采用SPSS 130軟件，采用生存率KaplanMeier法予以單因素生存分析，P

2 結果

21 隨訪情況 本組病例隨訪時間24～120個月，平均（61±17）月，均隨訪成功，截至末次隨訪，乳腺癌肺轉移患者術后2、3、5年的存活人數為31例（939%）、26例（788%）、6例（182%）。

22 肺轉移的特征及治療情況 通過查體發現，無咳嗽、胸悶等肺轉移肺部癥狀者19例（576%），有咳嗽、胸悶肺部癥狀者14例（424%）。33例乳腺癌手術至發現孤立性肺轉移的時間在6～170個月之間，中位時間為50個月。根據術者臨床判斷及患者與其家屬的同意，行肺葉切除者19例（576%），行楔形切除者8例（242%），腫物切除者4例（190%）。10例（303%）為多灶轉移，23例（697%）為單個病灶；術后行內分泌治療8例（242%），術后行方案化療22例（667%），術后輔助化療20例（606%）。

23 術后與影響無進展生存期的相關因素 本組33例患者中，從肺轉移切除術至患者病情再次進展的中位時間為30個月（4～70個月）；經過單因素分析，影響肺轉移術后至患者病情再次進展（PFS）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肺轉移術后進行化療與否、乳腺癌原發腫瘤的大小以及脈管是否有瘤栓 （P

24 肺轉移術后生存期及相關因素 本組患者生存期為12～103個月；乳腺癌肺轉移患者術后2、3、5年的存活人數為31例（939%）、26例（788%）、6例（182%）。單因素分析顯示，肺轉移術后化療與否、原發腫瘤至肺轉移時間和患者肺轉移術后生存期有關（P

3 討論

肺轉移是乳腺癌術后常見的復發轉移部位，在既往有乳腺癌病史患者中，肺部孤立結節極易是原發性肺癌、肺轉移或者是肺部良性病變[4，5]。本組33例乳腺癌患者排除了原發性肺癌以及良性病變，均證實為孤立肺結節。因此對無法明確是何種性質的孤立肺結節，首先可行病灶切除，明確診斷。再根據肺結節性質，確認抗炎、內分泌治療及化療、靶向等下一步治療方案。

33例乳腺癌手術至發現孤立性肺轉移的時間在6～170個月之間，中位時間為50個月；乳腺癌肺轉移患者術后2、3、5年的存活人數為31例（939%）、26例（788%）、6例（182%）。從肺轉移切除術至患者病情再次進展的中位時間為30個月（4～70個月），經過單因素分析，影響肺轉移術后至患者病情再次進展（PFS）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肺轉移術后進行化療與否、乳腺癌原發腫痛的大小以及脈管是否有瘤栓 （P

綜上所述，經過單因素分析，影響肺轉移術后至患者病情再次進展（PFS）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肺轉移術后進行化療與否、乳腺癌原發腫痛的大小以及脈管是否有瘤栓 （P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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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多發性骨髓瘤;長春新堿;米托蒽醌;地塞米松;治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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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老齡化，多發性骨髓瘤(mlutipel myeloma，mm)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因患者年齡大，緩解率低，難治或復發耐藥，因此對mm患者治療方案的選擇困擾著臨床醫生。自從使用mp方案化療以來，多發性骨髓瘤的預后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完全緩解率仍較低，自從采用vad方案治療mm以來，國內外報道取得較好療效，但老年患者多有心臟疾患或伴心功能不全，難以廣泛應用[1]。沙利度胺是一種血管生成抑制劑，還具有免疫調節作用，近年來陸續發現它對mm等多種腫瘤具有抗瘤活性。我們運用長春新堿(vcr)加米托蒽醌(mit)加地塞米松(dex)組成vmd方案聯合沙利度胺治療mm 16例，取得了較好的療效和較低的不良反應，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02年4月至2009年6月住院患者16例，診斷符合全國統一標準[1]。根據疾病不同階段將16例患者分為2組，初治組9例，男5例;女4例;年齡47～73歲，平均年齡56歲;ⅱ期4例，ⅲ期5例，免疫球蛋白分類：igg型5例，iga型2例，不分泌型2例;難治與復發組7例，男4例，女3例;年齡45～73歲，平均年齡53歲;ⅱ期2例，ⅲ期5例;免疫球蛋白分類：igg型5例，iga型1例，不分泌型1例。

1.2 治療方案 vcr 2 mg靜脈滴注，第1、9、17天;mit 10 mg 靜脈滴注，第1～3天;dex 30 mg靜脈滴注，第1～4天，第9～12天，第17～20天。28 d為1個療程，連用4～6個療程。沙利度胺 50 mg，睡前服，1次/晚，1周后患者如無明顯不良反應，加量為100 mg，1次/晚，長期服用。所有病例均在我科普通化療病房中進行，化療前后均采用相應的對癥支持治療(細胞因子、抗感染藥物、輸濃縮紅細胞)。

1.3 觀察指標 所有病例在化療前均檢查血常規、骨髓像、生化、蛋白電泳。化療后，每3～5天復查血常規，每周復查生化、蛋白電泳，每2周復查骨髓象。療效標準按張之南等[1]的《血液病診斷及療效標準》進行評價。

2 結果

2.1 療效 9例初治患者中，4例(44.44%)完全緩解，4例(44.44%)部分緩解，1例(11.11%)未緩解,總有效率88.88%;7例難治與復發患者中，2例(28.57%)完全緩解,3例(42.86%)部分緩解，2例(28.57%)未緩解，總有效率71.43%。

2.2 遠期療效 對16例患者進行隨訪，3例未緩解者只生存2～5個月，再次復發7例，于6～18個月死亡，另至今仍生存6例，其中已生存4年以上3例。

2.3 不良反應 主要不良反應為骨髓抑制，于化療后第10～18天達最低點，白細胞降至(0.7～3.8)×109/l，中性粒細胞降至(0.2～1.4)×109/l，出現感染6例(37.5%)，其中肺部感染1例，痰培養為大腸桿菌生長，給予頭孢他定抗炎后感染控制。5例出現發熱，未找到原發灶，分別經頭孢他定、頭孢哌酮舒巴坦、或加用去甲基萬古霉素、氟康唑抗炎，同時應用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商品名吉賽欣)后體溫降至正常;肝功能異常2例，占12.5%,表現為轉氨酶升高，保肝治療后肝功能恢復;出現心臟毒性1例，心電圖為竇性心動過緩，40次/min，停用沙利度胺1 d后心率升至70次/min，再次給予沙利度胺2 d后又出現心動過緩，沙利度胺自100 mg/d減量為50 mg/d后心率恢復正常。皮疹1例，患者可耐受。惡心嘔吐5例，按who化療藥物不良反應分級[2]均為ⅰ～ⅱ度，給予格拉司瓊、甲氧氯普胺后好轉;口周或指趾尖麻木10例，分別在停藥3～6個月后癥狀消失。便秘7例。無1例因化療死亡。

3 討論

mm是一種惡性漿細胞單克隆增生性疾病，以往使用mp、m2等標準方案治療，緩解率低。mit為蒽醌類抗腫瘤藥，具有廣譜抗腫瘤效應，其作用機制與阿霉素相似，對長期應用其他藥物治療耐藥的患者有較好療效，心臟毒性明顯小于阿霉素，其主要不良反應為骨髓抑制。vcr抗腫瘤作用靶點是微管，為作用于m期的周期特異性藥物，vcr能選擇性地集中在癌組織，可使處于增殖的細胞同步化，進而使抗腫瘤藥物增效。dex通過糖皮質激素受體介導發揮作用。造血系統惡性腫瘤細胞均含糖皮質激素受體，糖皮質激素與糖皮質激素受體結合引起一系列基因改變，如原癌基因cmyc的下調或抑制抑制導致白血病細胞凋亡[3]。三藥聯合有協同抗腫瘤作用。近年來應用沙利度胺治療mm是一個新突破，沙利度胺是谷氨酸衍生物，其藥理機制可能為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介導的血管新生[4]。沙利度胺無論是單獨用藥還是與地塞米松合并用藥都顯示出了明顯的療效，多中心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單獨用藥有效率為25%～35%，合并用藥的有效率為50%～60%[5,6]。我們選用vmd聯合沙利度胺方案對16例患者進行化療，發現初治組有效率達88.88%，難治與復發組有效率達71.43%，均取得較好療效。特別是對于難治性病例，有效率明顯高于vad的有效率(45%～66%)[7]，而且部分患者已生存4年以上。不良反應方面，雖然化療后骨髓抑制時間較長，部分病例合并感染，均經升白、抗炎后緩解，未見嚴重的心臟毒性反應和嚴重的肝腎功能損害。我們認為，米托蒽醌為主的vmd方案聯合沙利度胺是治療mm，尤其是難治復發患者的安全有效方案，值得臨床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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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癌/繼發性；原發灶；體層攝影術；；X線計算機；脫氧葡萄糖

0引言

原發灶不明的淋巴結轉移癌是指各部位淋巴結經活檢或針吸病理細胞學證實為轉移癌 (metastatic lymoh node carcinoma of unknown primary site，LCUP)，而經反復仔細全面的常規檢查，仍查不到原發灶的轉移癌（不包括淋巴瘤），這部分患者最終能否明確原發灶部位及有無其它轉移灶與其臨床治療及預后密切相關. 對56例LCUP患者18F?FDG PET/CT顯像進行回顧性研究，并探討其臨床價值.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2004/2006發現淋巴結轉移、經病理活檢證實為腫瘤轉移且未確定原發灶的患者56(男34，女22)例，年齡33～81（56.3±10.6）歲，包括鱗癌31例，腺癌15例，未分化癌3例，大細胞癌2例，神經內分泌癌1例及不能定型4例，其中32例已行局部腫物切除術，24例僅行局部腫塊活檢或部分切除. 所有患者無惡性腫瘤病史，PET/CT檢查前均未接受放化療，PET/CT檢查前均接受詳細詢問病史、體格檢查，胸、腹、盆各部位進行有關影像學檢查（包括平片、超聲、CT及MRI），17例患者行胃鏡檢查，9例患者接受腸鏡檢查，全部患者均未明確原發灶.

1.2方法

患者空腹6 h以上，18F?FDG 0.12～0.20 mCi/kg（iv），平臥休息45 min后采用GE公司Discovery LS PET/CT行全身顯像，CT掃描參數為140 kV，180 mA，層厚5 mm，顯像范圍為顱頂部至恥骨聯合以下. 18F?FDG由GE PETtracer回旋加速器生產，放化純皆大于95％. 由核醫學科及放射科主任醫師各一位對PET圖像、CT圖像及PET/CT融合圖像分別判讀，記錄有無發現原發灶及原發灶位置；所得結果與病理和/或隨訪結論進行分析比較，計算各方法原發灶檢出靈敏度及假陽性率.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1.5統計軟件包對各方法原發灶檢出一致性進行配對χ2檢驗.

2結果

LCUP患者檢查后，最終確定原發灶者33例（手術6例，活檢17例及隨訪10例結果）；所有10例隨訪患者均分別接受2次以上CT和/或MRI檢查，并最終獲得形態學明確診斷（表1）.表118F?FDG PET/CT檢出LCUP患者原發灶部位（略）

PET/CT檢出的陽性率明顯高于單獨PET及CT檢出水平（表2）. 另外，PET/CT，單獨PET及CT顯像時分別可見3，9和4例假陽性者，檢出假陽性率分別為5.4％（3/56），16.1％（9/56）及7.1％（4/56）.表2PET/CT與單獨PET和CT對原發灶部位檢出結果(略)

另外，我們還發現PET/CT檢查后17例患者（30.4％，17/56）臨床分期發生改變（包括6例未找到原發灶患者；12例分期提高，5例分期降低），使這部分患者的治療方案得到及時調整. 隨訪期間內，7例患者死亡，未行尸檢（其中3例已有原發病灶病理學結論，4例未發現原發病灶者按3種檢查方法均為假陰性處理）.

3討論

原發灶不明的轉移癌（metastatic cancer of unknown primary origin，CUP）主要由原發灶不明的淋巴結轉移癌以及原發灶不明的臟器轉移癌組成，僅20％～27％可以被常規檢查所發現，在尸檢的情況下也僅有30％～82％的患者檢出原發灶［1］. CUP患者之所以難于發現原發瘤灶，部分CUP患者的原發腫瘤非常微小而難以被臨床發現，除此外，傳統診斷方法靈敏度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2］. 大部分腫瘤淋巴結轉移是按照淋巴回流規律進行轉移播散的［1］. 因此我們也按照首先發現LCUP淋巴結轉移的部位將研究對象分為頸部轉移癌組（42例）, 腋窩轉移癌組（6例）, 縱隔內淋巴結轉移癌組（3例）, 腹膜后淋巴結轉移癌組（4例）, 左腹股溝淋巴結轉移癌組（1例），從本組病例構成情況看，頸部轉移癌組占絕大多數病例，而其余各組病例數則較少，從發現原發灶情況來看，42例頸部淋巴結轉移癌患者中最終通過PET/CT確定原發病灶25例（59.5％），另外14例其余部位淋巴結轉移癌患者最終通過PET/CT確定原發病灶8例（57.1％）， PET/CT在頸部與其他部位原發灶檢出率沒有明顯差異. 而且PET/CT原發灶檢出率高于單獨PET及單獨CT. Freudenberg等［3］對21例原發灶不明轉移癌進行18F?FDG PET/CT顯像，在12例患者（57％）中發現原發腫瘤灶，而單獨PET 檢測出52％原發灶，單獨CT檢測出23％原發灶，該作者因此認為18F?FDG PET/CT顯像與單獨PET及單獨CT相比在查找腫瘤原發灶上更有價值. 另外，Nanni等［4］的研究也取得了類似結果.

侯慶儀等［5］研究顯示，18F?FDG PET顯像原發灶檢出率為44%(15/34 例), 假陽性率高達21%(4/19). 單獨PET顯像假陽性之所以較高，是由于單獨PET顯像有時難于區分生理性攝取、炎癥性放射性濃聚以及腫瘤性病灶，而這些情況下，PET/CT中CT的診斷性作用就體現出來，本組有3例PET顯像作出鼻咽癌假陽性診斷，3例作出胃腸道腫瘤假陽性診斷，2例PET顯像作出子宮腫瘤假陽性診斷，1例PET顯像作出肺腫瘤假陽性診斷，但經與CT融合后排除腫瘤診斷. PET/CT可解決單獨PET在部分病例如肺部及頭部腫瘤中假陰性的問題，本組有1例小肺癌、2例腸道腫瘤、2例胃印戒細胞癌、1例卵巢癌、1例鼻咽癌、1例膽管癌及2例腦轉移癌于單獨PET顯像呈假陰性表現，經與CT融合后明確診斷. 因此，我們認為利用多數原發瘤灶會有少許形態學改變這個特點可為PET/CT診斷提供佐證，還可降低PET/CT假陽性率，應該高度重視CT的診斷作用.

與CT相比，PET/CT的優勢主要在于明顯提高原發瘤灶檢出率. 單獨CT診斷時極難對該部為作出陽性診斷，未考慮喉癌診斷，但于PET/CT檢查后回顧閱片發現喉咽右側壁粘膜稍顯增厚. 研究中我們發現，經PET/CT檢出而CT表現為假陰性的病例，回顧閱片時我們多能夠見到形態學改變（75%，15/20），但因達不到CT診斷標準或病變較小而被漏診. CT是解剖、形態學診斷手段，因腫瘤的形態學改變發生于功能改變之后，其靈敏度低于PET.

18F?FDG PET在多種腫瘤分期方面臨床價值肯定［6］. 本研究顯示，在LCUP患者中無論PET/CT能否明確原發瘤灶，其均有助于確定臨床分期，進而使這部分患者的治療方案得到及時調整. 我們發現PET/CT與單獨PET及CT相比將17例患者分期改變（包括6例未找到原發灶患者），這部分患者也因此而改變了治療方案. 另外，PET/CT頸部顯像提示部分患者雖行局部腫塊切除術，仍有腫瘤殘余，仍需針對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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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reudenberg LS, Fischer M, Antoch G, et al. Dual modality of 18F?fluorodeoxyglucose?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rcinoma of unknown primary ［J］. Med Princ Pract, 2005, 14(3):155-160.

［4］Nanni C, Rubello D, Castellucci P, et al. Role of 18F?FDG PET?CT imaging for the detection of an unknown primary tumour: preliminary results in 21 patients ［J］.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05, 32(5):589-592.

第8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骨肉瘤；兒童；化療；手術治療

骨肉瘤(osteosarcoma)是除漿細胞瘤以外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其發病率各國統計數字差異較大，約0.1/10萬～1/10萬。由于該病好發于青少年長骨時期，起病時無典型臨床癥狀，極易與外傷混淆，且惡性度高，早期即可能發生轉移，危害性大，死亡率很高[1]。我們從1996年1月至2007年12月共收治20例骨肉瘤患兒，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本組20例，男12例，女8例；年齡4～13歲，平均9歲。腫瘤位于股骨8例，脛骨6例，肱骨4例，腰椎2例。本組病例均因患兒主訴疼痛就診。發生于關節部位的患兒伴有不同程度的關節活動受限及腫脹情況，有的患兒因誤診為結核經抗結核治療無效而就診。

2治療方法

采用化學療法及手術治療，主要化療藥物為周期性非特異性藥物[阿霉素(ADM， 30 mg/m2)、順鉑(DDP，100 mg/m2)、環磷酰胺(CTX，200 mg/m2)]以及周期性特異性藥物氨甲喋呤(MTX，8～12 g/m2）。本組患兒均采用Rosen制定的一系列(T4，T5，T7，T10和T12)化療方案中的T7治療方案，即術前化療加術后輔助化療。術前聯用阿霉素、順鉑，術后2周起聯合應用阿霉素、環磷酰胺治療。手術治療主要采用根治性切除或截肢。本組患兒均按Enncking腫瘤切除原則行原發性腫瘤廣泛或根治性切除手術治療，采用自體取髂骨或同種異體植骨等手術方法，術后患兒用石膏托或支具外固定保護4～6周，囑患兒在不負重的情況下行康復治療。

3治療結果

本組20例，隨診12例，隨訪時間1～3年，其中6例患兒保肢治療，定期化療。4例患兒截肢，2例患兒發生血液轉移。隨訪患兒3年生存率達76 %。

4 討論

4.1骨肉瘤的臨床特點

典型骨肉瘤常見于11～20歲，病程長短不一，從出現癥狀到就診短則數天，長達數年，常于輕傷后發生，但損傷和骨肉瘤的發生無因果關系，好發部位在膝關節周圍。最突出的臨床癥狀是嚴重而難以控制的疼痛，伴有腫脹、局部皮溫增高、活動障礙及腫塊等。疼痛開始為隱痛，逐步發展為持續性劇痛，夜間疼痛明顯，腫脹開始輕微，以后逐步加重，呈偏心性梭形腫脹，腫塊硬度不一，溶骨性較成骨性為軟。患處可表面靜脈擴張，皮溫升高，如瘤體侵犯關節，可出現明顯活動障礙，部分患者可出現病理性骨折或就診時就有其他部位轉移。其X線表現可分為：（1）有些骨肉瘤可能是純粹的X線不透射，腫瘤骨密度致密，紋理雜亂，并向軟組織擴展，呈日光放射狀骨紋，這一類骨肉瘤有時被稱為硬化型；（2）有些骨肉瘤可能完全是X線透射，在骨內出現大片溶骨區，稱為溶骨型；（3）大多數病例是X線阻射和X線透射的混合型。骨膜反應可見Codman三角以及蔥皮樣、日光放射樣改變等，但骨膜反應在骨肉瘤中沒有特異性。

4.2 骨肉瘤的手術治療

手術一般多采用根治性切除或截肢。其手術治療一般應遵循如下原則：保肢手術應提供和截肢一樣的治愈機會；短期風險和長期并發癥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肢體的功能和外觀結果等同于或優于截肢；重建方法獲得患兒及其父母的接受[2]。對肢體骨肉瘤目前多采用保肢手術，首選截肢的僅10 ％～15 ％。最近有學者研究發現，充分的外科切除和敏感的化療反應是影響局部復發和預后的重要因素。故保肢手術時，外科醫生必須嚴格遵守腫瘤外科原則，必須建立無菌組織面，術前三維成像對手術計劃很重要。對以下情況需考慮截肢：(1)腫瘤已使肢體完全喪失功能者；（2）術前檢查已失去保肢條件或限于經濟和技術條件，不能采用保肢手術者；（3）腫瘤嚴重腫脹、皮膚有破潰危險，或疼痛劇烈，或已發生病理性骨折，甚至已發生肺轉移，難以忍受極大痛苦和長期體力消耗者。(4)肢體功能嚴重喪失，或經關節切除后無法施行功能重建者。對于有些無法切除的骨盆或脊柱腫瘤，目前多采用姑息性減壓以減少神經的損傷。

4.3 骨肉瘤的化療

化療貫穿于骨肉瘤治療的全過程。研究發現[3]，盡管針對骨肉瘤采取傳統的超關節截肢或關節離斷術，但仍有85 %左右的骨肉瘤病例在術后1年內發生遠處轉移的事實，促使骨腫瘤學者將治愈骨肉瘤的希望寄托于全身的化療。目前多主張術前大劑量全身化療[4]，其優點在于：(1)全身大劑量化療可殺滅血液及肺部微轉移灶，控制遠處轉移；(2)化療可縮小原發癌灶，使其形成假包膜，增加切除機會；(3)通過腫瘤壞死率可判斷化療藥物的敏感性，指導術后化療。

參考文獻

\[1\]姚陽.骨肉瘤的臨床與研究現狀\[J\].腫瘤，2005，25(3)：201.

\[2\]陳可新.兒童骨肉瘤的手術治療現狀\[J\].中國矯形外科雜志，2006，14(21):1637.

第9篇：肺部瘤的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非小細胞肺癌化療BP素

【中圖分類號】R246.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0)01-00-02

肺癌是臨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大約80%肺癌患者就診時為中晚期,已喪失手術治療機會。化療是晚期肺癌最常用治療方法之一,但化療藥物無選擇性,會損傷機體正常組織和器官功能,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伴有明顯毒副作用。尤其是老年人伴有其他疾病時,化療毒副反應更加突出,對聯合化療耐受差,常難以完成治療,從而影響療效。BP素可以非特異性的促進T細胞的成熟、分化、調控人體的免疫功能,同時,它還可使受到抑制的免疫功能得以部分恢復。我們醫院于2006年2月至2009年2月應用BP素配合化療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取得了較好的療效,現將初步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入組標準

(1)所有病例均經組織學或細胞學證實為Ⅲb-Ⅳ期的晚期初治非小細胞肺癌病人,病理分類均屬于鱗癌、腺癌、腺鱗癌,至少可耐受3個周期化療,均有可測量病灶;⑵Karnofsky評分>70分,預期生存3個月以上,均不宜手術治療;⑶無嚴重心臟病史,無消化道梗阻、營養吸收障礙和血栓現象;⑷肝、腎功能及血常規正常;⑸均愿意接受化療。

1.2 一般資料

所觀察病例均為住院治療患者。將患者按隨機分為2組:治療組(BP素配合化療組)41例,男性28例,女性13例;年齡35-76歲,中位年齡53歲;臨床分期:Ⅲb 27例,Ⅳ期14例。對照組(單用化療組)41例,男性25例,女性16例;年齡30-75歲,中位年齡52歲;臨床分期:Ⅲb 29例,Ⅳ期12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情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3 治療方法

治療組采用GP方案:G (澤菲 江蘇豪森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規格0.2/支)1000mg/m2,d1.8,DDP(順鉑 江蘇豪森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規格30mg/支)80mg/m2d1.8,靜脈滴注;另予BP素(吉林敖東藥液集團生產,規格50mg/支)200mg加入0.9%生理鹽水250ml,靜滴,qd(化療第1天開始,共15天);化療期間,給予對癥支持處理,予格拉司瓊3mg加入0.9%生理鹽水50ml,靜滴,Bid。血常規白細胞數低于3.0×109/L,給予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里亞金)150ug皮下注射3-5天。對照組化療方案及對癥處理與治療組相同。兩組均21d為1個療程,治療3個周期。

1.4 觀察指標與方法

觀察指標(1)患者體質量、生存質量狀況;(2)肺部腫塊大小。

觀察方法:記錄患者癥狀及體征變化,化療前查1次胸部CT平掃、3個療程結束后復查,進行療效評定。

1.5 療效評定

(1)腫瘤客觀療效判定標準:根據吸收程度分為①完全緩解(CR):經胸部CT平掃示病灶全部吸收,并維持4周以上;②部分緩解(PR):病灶縮小≥50%,并維持4周以上;③穩定(NC):病灶縮小

1.6 統計學分析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2.0數據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采用t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

2 結果

2.1 2組療效比較

根據治療前后胸部CT平掃對比及結合治療結束后4周的復查,得出2組病灶吸收情況,近期總有效率=CR+PR,均值治療組為58.54%,對照組為36.5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一2.813,P

2.2 治療后2組體質量變化比較

治療后2組體質量變化情況:治療組增加13例,穩定2l例,減少7例;對照組增加6例,穩定16例,減少19例。體質量減輕的例數治療組明顯少于對照組,2組比較(χ2=6.292,P

2.3 生存質量狀況比較

治療前后2組生存質量狀況Karnofsky評分。治療前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Karnofsky評分:治療組提高23例,穩定16例,降低2例;對照組提高8例,穩定23例,降低10例。2組比較(χ2=9.621,P

3 討論

目前肺癌的治療方案多采用以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方案,但對于不能手術的晚期肺癌,治療很困難,放化療等綜合療法仍不能使療效得到根本性的提高。隨著分子靶向治療技術的不斷深入研究,一些分子靶向治療藥物逐漸進入臨床,部分藥物已用于治療肺癌,但療效卻不盡如人意。大量臨床研究發現,機體抗腫瘤免疫是以細胞免疫為主,包括淋巴細胞、自然殺傷(NK)細胞、巨噬細胞在內的完整體系,通過這些機制特異地識別腫瘤抗原引起一系列特異性和非特異的抗腫瘤免疫反應。當人體免疫監視功能失調時,即可導致腫瘤的發生和發展。免疫調節劑(immunomodulator)是廣義上免疫佐劑,其特點是具有雙向免疫反應調節功能,即對于不同免疫狀態下的機體可作為免疫增強劑提高免疫反應,或作為免疫抑制劑降低機體免疫反應性。目前免疫調節劑已在腫瘤防治上顯示出特殊的應用價值[1],使患者臨床癥狀得到改善,提高其生活質量,達到長期帶瘤生存的目的。

注射用核糖核酸(BP素)是從健康的牛胰腺中提取的生化藥物,可以非特異性地促進T細胞的成熟、分化,調控人體的免疫功能,同時,它還可使受到抑制的免疫功能得以部分恢復,增強抗腫瘤能力[2]。化療聯合BP素治療惡性腫瘤可以產生協同作用,加速患者原發灶的消退,這可能與BP素的直接抗癌作用及通過增強機體免疫細胞介導的抗腫瘤效應有關,BP素能明顯改善惡性腫瘤患者在化療過程中的生活質量,并在抑制和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保護骨髓造血功能,減輕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使患者均能堅持完成化療[3]。

本研究發現,BP素配合化療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可使大部分患者病灶保持穩定,小部分患者病灶縮小,近期緩解率提高,同時可減輕化療藥物的毒副作用,且能提高患者對化療的耐受性,提高其生活質量,使大多數患者可以帶瘤生存。目前BP素配合化療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未發現嚴重不良反應,但有待進一步臨床觀察。

參考文獻

[1]華.注射用核糖核酸對小鼠免疫功能的影響[J].藥學實踐雜志,2008,26[1]:28-30.

[2]張清琴,牛紅蕊.BP素聯合PF方案治療90例中晚期惡性腫瘤患者的臨床觀察[J].醫學信息內?外科版,2009,22[1]:46-51.

[3]嚴冬,張建軍,初玉萍,等.BP素聯合化療對60例惡性腫瘤患者的臨床觀察[J].中國腫瘤臨床與康復,2001,8(4):71-73.

作者單位:1.吉林省人民醫院腫瘤科13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