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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內工作；啟示；建議

中圖分類號 P9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05-0014-05

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與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經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每年奪去近40萬人的生命，全球變暖的經濟影響也已經造成每年超過1.2萬億美元的損失，相當于全球GDP的1.6%[1]。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多邊治理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與適應進程進展緩慢，因此氣候變化導致的損失與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決方案[2]。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等造成的損失與危害十分嚴重，為維護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以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正推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公約）下建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國際機制，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共鳴[3]。我國部分區域對氣候變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來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氣候變化帶給我國的損失與危害也逐年加劇，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與危害問題已經成為關系國內民生的重大問題。因此，研究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背景與內涵，尤其是梳理出這種國際機制對于國內相關工作的啟示，對于推動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具有借鑒意義。

1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背景與涵義

1.1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由來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是在《公約》下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議題談判中逐步形成和演變而來。2007年，巴厘行動計劃要求締約方考慮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損失與危害的方法與策略[4]。2008年在波茲南會議（COP14）上，小島國聯盟首次提出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多窗口機制[5]。2010年第十六屆締約方大會（COP16）的《坎昆協議》中決定建立一項旨在考慮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的損失與危害方法的工作計劃[6]。2011年第十七屆締約方大會（COP17）的《德班協議》中提出締約方之間開展討論以加深對損失與危害問題的認識[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推進氣候變化適應》特別報告的推動[8]，以及發展中國家利用發達國家急于關閉巴厘路線圖授權的有利機遇，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在損失危害問題上提高要價、尋求突破，使損失與危害問題突然升溫，在多哈舉行的第十八屆締約方大會（COP18）上，成為影響大會能否成功的關鍵議題之一。最終，《多哈協議》決定在第締約方大會（COP19）上建立應對損失與危害的機構安排[9]。

1.2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涵義

學術界尚未對損失與危害問題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基本認同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是人類通過減緩或適應未能避免的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10]，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由于政治決策與行動遲緩、資金技術缺乏等限制導致減緩或適應行動不能完全消除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存在“殘余的損失與危害”；二是某些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是當前人類無法采取適應行動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成本-效益”的原則，采取行動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形成的損失與危害。由于當前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實踐的現狀決定了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專門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就成為必然選擇。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國際機制――多窗口國際機制主要通過保險、恢復與賠償、風險管理應對損失與危害：保險部分支持小島國聯盟、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創新性的保險工具，幫助管理、傳播、對沖、減少和轉移與氣候變化相關災害的經濟風險。恢復與賠償部分用于應對漸變事件的不利影響，比如海平面上升、溫升、海洋酸化。由發達國家出資建立“國際保險基金”補償小島國聯盟、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因漸變事件造成的損失與危害。風險管理部分通過發展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工具，加強減少風險措施的實施，增加技術和資金支持來減少與氣候變化極端事件和漸變事件相關的風險[5]。

2 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相關工作的現狀

目前，我國沒有建立針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應對機制。但現有的自然災害應對機制為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提供了基礎，主要有三種：一是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二是社會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災害保險。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與服務，不僅是現代國家在民理念的重要體現，而且是國家政權及其財政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因此，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穩定器的功能，是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關系、實現各地財力均衡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來，我國財政轉移支付中的專項補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災害的救濟費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 000億元，財政部、民政部下撥災后重建補助資金300億元。同時，通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建設的形式，實質上形成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11]。

社會捐助是慈善的一種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我國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恢復重建過程中的重要資金和物資來源機制，汶川地震災區接受的社會直接捐助超過100億元。目前，我國的社會捐助制度尚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性的社會捐助制度正在建設。

逐步由一種零散被動的行動演變為經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動，創新型的社會捐助制度

正在建設。目前已經建立運行的是經常性社會捐助公示制度。但與先進國家對比，仍存在捐

贈與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社會捐贈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捐助來源單一，缺乏相應的激勵機

制等問題。在進一步發揮民間組織在社會捐助中的作用，明確社會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社會

捐助違法行動的法律責任，提高捐贈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災害保險是運用市場機制，增強社會和個人對自然災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場機制發展較好的國家普遍應用于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自然災害損失與危害的風險轉移。

減輕政府救濟和居民自救壓力。我國習慣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災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災害補償中的比例不高，大約在3.5%左右，居民自我負擔比例約為90%以上。同時，

盡管社會存在對自然災害保險的強烈需求，但國內保險市場的自然災害保險產品極度匱乏。

一般保險公司不提供巨災保險，財產險均將洪水等自然災害作為免責條款，被保險人無法從

保險公司獲得相應賠償。如汶川地震后獲得保險業的賠付只占全部經濟損失的0.21%。因此，

進一步加強和推廣自然災害保險，建立全國性的自然災害市場化應對機制對應對氣候變化的

損失與危害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在宜興、蘇州等地區正在開展農業自然災害保險的試點，

嘗試適應農業自然災害不平衡發生的規律，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補償災害損

失、恢復生產、保障災民生活、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且為全國自然災害

保險機制的建立積累經驗[13]。

3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對國內相關工作的啟示及建議

3.1 構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框架系統

我國氣候災害涉及面很廣，受災程度較深，僅依靠個人、家庭和企業難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若借鑒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建立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系統將可能極大的推動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借鑒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框架，將氣候災害損失與危害通過商業模式、政府分擔和社會力量援助等形式，損失與危害實行分級、分層分擔，有助于受災人群和地區的快速重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尚未成形，建議從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索：一是適度調整政府過度承擔的災后重建模式，將財政轉移支付由災后應急的、臨時的和隨機的模式轉向災前系統的、穩定的、長期的災害防治機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規范化的災害捐助制度，加強捐助過程的公開、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導社會資源有效的參與到自然災害的重建和恢復過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擴大自然災害的保險制度，通過公共和私營資金的合作，減少自然災害對經濟社會運行的沖擊，最大化的減少氣候變化導致的損失與危害。最終，形成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相關的政府財政轉移支付、救災捐贈體系和農業災害保險等的整合機制。

3.2 充分利用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中的保險工具

保險工具是應對極端氣候事件損失與危害機制的核心作用點，在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設計中充分突出保險作用的創新性模式，給國內保險相關領域潛力開發帶來啟示。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的保險部分包括無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行動來應對的中等或很高氣候變化風險，分為兩條線：對中等頻度和低影響程度的氣候風險，氣候保險援助機制通過公共或私人保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障體系支持脆弱的地區。比如，對農業的宏觀保險、國家的風險基金。對低頻度高影響程度的氣候風險，提供金融安全網來應對[14]。國內氣候保險、特別是農業災害險已經初具規模，在近年氣候災害的應對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臨機制創新不足、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參與程度有限等問題。國內應該通過借鑒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創新的保險機制，如加勒比海地區颶風災害基金、慕尼黑氣候保險計劃等[15]，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氣候災害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我國氣候保險在應對災害、維護農民生計、社會穩定方面的獨特作用。建議針對氣候災害的特點，重點發展巨災類保險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在現有農業災害險、財產險的基礎上，發展氣象災害保險/再保險，建立完善的保險產品體系系統設置，適度增加政府的引導和財政支持力度，不斷擴大氣候災害保險的覆蓋度和受益度。

3.3 加強國內重點區域和領域的氣候變化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可有效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與危害，啟示國內重點區域和領域需要加強風險管理以更高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氣候變化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風險管理模塊主要通過發展風險評估和管理工具，加強減少風險措施的實施，增加技術和資金支持來減少風險。如英國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風險的泰伍士河大壩、荷蘭綜合管理洪水災害風險和淡水供給的三角州地區治理機制、歐盟的城市地區綜合應對熱浪、洪水和水資源短缺風險的組合行動等，均有效減少氣候變化對區域和領域的風險[16]。國內農業、水資源、林業等領域，城市、海岸帶等區域面臨較高的氣候變化風險，通過風險減少措施，特別是增加技術和資金投入，加強對重點區域和領域氣候變化風險的管理。建議加強重點區域氣候災害風險管理，對城市、海岸帶等氣候災害高風險區域加強管理，通過建立完善的風險預估、災前預警、災中救助和災后恢復等機制，有效降低重點區域的氣候災害風險，維護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安全。

3.4 開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的科學基礎研究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存在科學不確定性，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相關科學基礎也急需加強。首先，由于《公約》下氣候變化的定義是狹義的，特指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直接或間接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改變地球的大氣組成導致的氣候變化，不包含氣候的自然變率。現有科學認識無法準確的區分氣候自然變率和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在遭受的損失與危害中的貢獻[17]。其次，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失與危害的空間范圍巨大，涉及的類型和種類多樣，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面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失與危害，廣義上包括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文化和社會傳統等[18]。國內開展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強損失與危害的定義和范圍等基礎理論研究。第三，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需要堅實的數據基礎。同樣，國內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識的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的科學評估方法，還需要收集、獲得全國范圍內準確的損失與危害的數據開展評估。建議系統開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應對機制的研究，探索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歸因，深入分析損失與危害問題的內涵，加強損失與危害評估理論、方法和數據獲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強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問題的科學基礎。

3.5 警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帶來的出資壓力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仍在設計與談判過程中，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存在為損失與危害補償方面出資的壓力。雖然，《公約》第4.3條中關于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責任認定是非常明確的，發達國家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17]。但近年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竭力逃避和轉嫁自身責任，強調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在氣候變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國家驅動的原則下，損失與危害是各國自己的問題，應該由各國對自身的損失與危害負責[19]。同時，發達國家向新興的發展中大國施壓，讓與發達國家“具有同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在損失與危害補償方面出資，承擔出資義務[20]。小島國聯盟在損失與危害機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費”原則，也不符合《公約》由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的宗旨，有向發展中國家轉嫁責任的風險。建議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談判工作需要早做準備，明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不能承擔與發達國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責任，并制定損失與危害機制談判中“污染者付費”責任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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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 語言變異泛化 變異傳播 幕后認知

1．語言的變異泛化

隱喻的本質決定了隱喻認知的思維方式，必然是兩個不同語義領域間的相互關聯、投射映現。隱喻的生成依靠背景和經驗知識，通過把不同的認知領域相互聯系起來，刺激、引導認知主體采取有效的認知策略，喚醒儲存與知覺表象，展開敏銳的對比與推理，用熟悉、具體的經驗結構去闡釋陌生抽象的經驗域，最終達到對要認知的目標領域作出正確的識別。投射的過程依賴于心理基礎與事物間相似性的聯想，是認知者的主觀感知與事物客觀特征的融合所產生的合成相似。這種互動必然會牽涉到更深層的整個語義范疇的對比、映照和互動（楊文全，2006：131）。心理語言學實驗發現，隱喻涉及到語義的轉移（束定芳，2000：44）。這種具有方向性的轉移是跨范疇的，由此實現了對本體概念的重新組構，對邏輯范疇的重新分類。Fauconnier和Mark Turner（1998）發現了反映許多語言現象中的一條重要的心理空間的認知操作――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它是把兩個輸入空間的結構投射到整合空間上去。后者繼承了兩個輸入空間的部分結構，逐漸形成自己的創生結構，建立相互映現的心理空間網絡，并以各種方式整合成新的空間。兩個為輸入空間（input spaces）之間建立跨空間的映現。跨空間映現創造或反映了兩個輸入空間所共享的更抽象的空間――類屬空間（generic space）。整合空間（blended space），是從輸入空間中進行選擇性的映現而來的，它可以各種方式形成兩個輸入空間所不具備的創生結構（emergent structure），并可把這一結構映現回網絡的其它空間中去。由于源域和目標域在范圍上的可選擇性和多樣性，多種源域可以指稱同一個目標域或是不同的目標域指稱同一個源域。一些偶然的語言信息與不同的語境結合產生出新的模因組合。比如，漢語中的“吃”字，中國人從方方面面的體驗出發，映射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從古到今，大到治國，孟子說義利之辯，“熊掌與魚不可得兼”。說實踐的重要，“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嘗一嘗”。小到“謀生”，為“糊口”，職業或工作為“飯碗”。裁縫、瓦匠等吃的“手藝飯”。靠消耗最初的資本維持生計叫“吃老本”。老本吃完是“坐吃山空”。無本可吃，就去“喝西北風”。最保險的屬吃“皇糧”，那是“鐵飯碗”。碰壁回來，是“吃了癟”，“吃閉門羹”。需要“承受、遭受、挨”就說“吃得消、吃不消、吃不住、吃苦”。“耗費”是“吃勁、吃力、吃重”。形勢緊張就叫“吃緊”。獨吞集體利益的人叫“吃獨食”。從買主支付的價款中獲得傭金叫“吃回扣”。即使什么都沒吃到，也是“吃虧”。非等閑之輩說成“不是吃素的”。得到特殊待遇是“吃小灶”，多管閑事就是“吃撐了”。受歡迎是“吃香”。沒有用的人就成了“飯桶”，北方叫“吃白飯”。未盡職盡責人叫“吃干飯的”。思索叫“咀嚼”，體驗叫“品味”，情感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見慣叫“家常便飯”，輕而易舉叫“小菜一碟”，學風浮躁叫“淺嘗輒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廣泛流傳叫“膾炙人口”，改變處境叫“苦盡甘來”。吃出了“以食為生”的中國哲學，吃出了“泛食主義”傾向的民族特征。

這種模因現象被復制傳播正是經歷了一個經常性使用的循環往復過程，詞義發生了一個或多個轉移，與原義共同構成了一個系統的、連貫的、開放的龐大義項群。變異隱喻是根隱喻的外在表現，是圍繞根隱喻派生出的相關隱喻。同時，各種義項的地位也可能發生顛覆性的變化，本義會退居幕后，隱喻意義則往往會閃亮登場，以至各義項的邊界會變得模糊，詞語的跨領域運用變得隨意而自然。至此，通過隱喻變異語義泛化最終得以實現。

2．語言變異傳播的幕后認知

語言變異是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語言現象。凡是活的語言，應當說無時無刻不在變異之中。語言正是語言模因不斷變異而豐富和發展起來的。語言模因是文化傳遞的單位，它能夠通過“模仿”的過程而被復制，并像基因那樣得以傳播。它是傳染的信息模式，可以感染人的大腦，從一個宿主到另一個宿主，往往是在被新的宿主選擇并在隨后被傳遞。語言模因成功的基礎是引起宿主的注意，進入記憶使其受到感染，并最終獲得他們的接受和認同（陳琳霞，2006:43―46）。模因可以是簡單模因或模因復合體（memeplexes）。簡單模因就是單個模因，模因復合體就是相互結合在一起而能夠同時被復制的一組模因。盡管它的形式或內容會不斷變化，但它始終保留著原始模因的定型或精髓，繼承著原始模因的基本特征和性質。人們憑借對原來模因的認識、理解和感受，在頭腦里經過類推、聯想會很快辨認出新模因的形式，或者輕松破譯新模因所表達的涵義。從語言形式上看，它是對舊模因的復制；但從內容上看，更形成一種獨具匠心的新概念，讓人們在熟悉的言語經驗中悟出新意。可見，模因變異是語言發展、進化的一種重要方式。

心理空間說用概念整合描述這種關系的構建過程。心理空間之間可相互連結，并隨著思維和話語的展開不斷地得到修改。語言是作為強有力的和標示不足（underspecified）的一組提示（prompts），用來引起動態的處理和相應的意義建構，在空中建立相互映現的心理空間網絡，使幕后認知形成一個連續體，幫助說話人把環境和背景知識與語言信息整合起來，使其即時理解和行為（Fauconnier，1998:133―187）。這為詮釋無法直接通過來源域和目標域的隱喻映現獲得的突生結構提供了研究思路。

隱喻的本質決定了隱喻存在著進化過程，作為模因現象，新隱喻經過同化、記憶、表達和傳輸后成為變異模因體被重新復制，廣為流傳，其隱喻意義作為隱喻詞義的一部分沉淀在語言中，變異為“超隱喻”，作為復制模式成為語言常規的一部分，在特定的語境中被激活，創造一語雙關的效果。

3.結語

隱喻變異作為語言模因現象，是語義衍生、泛化的重要途徑。一方面它通過縱向的基因傳遞，使隱喻的代際間形成內在的系統性、連貫性，構成有“血緣”（基因）關系的家庭成員語義群，另一方面通過橫向“嫁接”傳遞，由于隱喻的使用受社會環境、種族、地域（包括方言、文體、亞文化（包括宗教、文學、心理學等）等生態環境，以及歷時、發展的和個體的因素等的影響，開放了固有的認知邏輯邊界，使多種源域可以指稱同一個目標域或使不同的目標域指稱同一個源域。模因信息模式的模仿復制，使變異模因表現出明顯的正負兩面的修辭效應和感染效應，時常帶有濃郁的時尚氣息和潮流感，呈現出自身特有的藝術性和臨時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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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股權分置改革；并購市場；公司價值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6）12-0045-03

一、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并購市場變化

在股權分置的情形下，由于在二級市場上市流通的股份只占上市公司總股份的一小部分我國上市公司中非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超過60%。，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平均水平達到42％，且持有的幾乎都是非流通股，即使將其全部要約收購仍然達不到控制的目的，因此，我國以前發生的類似收購只具有象征性的意義。而大股東(一般的也是控股股東)與并購企業之間的協議收購一般來說不屬于敵意的并購行為。顯然，要形成一個成熟的二級并購市場其必要條件之一就是企業的股份必須全部上市即我們所說的股票全流通。

同樣，在股權分置的情形下，并購方通過并購獲得了控制權后，利用其規模效應或者協同效應對企業進行相應的資產置換我們這里考慮的是借殼上市情形，如果收購者僅僅是收購股權，但不對公司進行資產置換，則不屬于此情形。，置換后的企業價值或有大幅度提升，但是對并購方而言，這只能體現在企業的盈利上，而不能體現在企業的股票價格上，因為這部分的股權不能上市流通，所以，并購方不能獲得這部分的股權增值，雖然對戰略性并購而言獲得股權增值并非其目標所在，但是對于大多數的財務性并購而言，股權的增值就顯得尤其重要。因此，在股權分置時代，并購市場作為外部治理機制是失效的。

在股權分置改革后，所有的股份都可以在二級市場上市流通，潛在收購者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進行惡意收購，這就為并購市場發揮作用打下了基礎。而且，流通權對價的支付和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預期將使得二級市場股票價格除權，使其價格更接近企業的價值，這將降低二級市場的并購成本，從而使二級市場并購更具吸引力。

同時，股權分置改革以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將降低，主要體現在：(1)第一大股東由于在股權分置改革中支付了部分股份作為流通權對價，因此，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將會降低；(2)由于持有的股份具有流動性，因此，出于投資組合的管理需要和流動性沖擊的考慮，第一大股東可能會減持一部分股份，這又會進一步降低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

此外，在股權分置改革后，并購方通過并購獲得了對公司的控制權后，如果其對企業進行相應的資產置換，置換后的企業價值或有大幅度提升，并購方會相應獲得其持有股份的股權增值，這會大大增加并購方的收益。顯然，這將有利于并購交易的成長。

因此，在全流通、價格更接近企業的真實價值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下降的背景下，并購市場作為外部治理機制將充分發揮作用。

二、并購市場變化對公司價值影響的數理分析

假設1：在股權分置改革中，通過支付流通權對價和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送股(支付對價的一部分)，流通股股票的價格P將會降低，并且在二級市場上流通的股份δ得到擴大，這將有利于并購行為A的發生，不妨將A作為P和δ的函數即：

因為流通股股票價格的下降意味著并購成本的降低，但是當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并購的數量將不再上升，因為這可能意味著上市公司價值的喪失。同時，還有：

因為在股權分置改革后，隨著流通股份的擴大(同時這還意味著價格的下降)，并購行為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加，但是在實現全流通后并購行為將處于一個穩定期，因此不再變化。

假設2：經理人的效用函數為CRRA型，不妨設為

其中I為經理人的收益，它包括貨幣收入、股票期權和聲譽等，在不存在敵意并購的情形下，經理人的行為由上述公式決定。當存在一個敵意的并購市場時，不妨認為經理人或者大股東的所得存在不確定性，為了簡化本節只分析由敵意并購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樣，為了簡化對不確定性的刻畫，我們可以認為經理人的收益服從兩點分布，以概率

表示發生并購的概率，其中A表示并購行為發生的數量，并且有：

因為當并購的數量增加時，上市公司被并購的概率將變大，但是呈現出邊際遞減的狀態。

顯然，股票價格越高，被并購的概率就越小。當發生敵意的并購時，經理人將失業并且在經理人市場上聲譽也將受到損害，其收益為-(R+C0)(R為聲譽，C0為機會成本)；當沒有并購發生時，其收益為W+P（e）+R，其中P是e的凹函數，e為經理人的努力，W為固定酬薪。當然經理人的努力會帶來負效用C(e)，且C是e的凸函數。這樣，經理人收益就可以表示為：

在上述假設下，不失一般性，經理人將使其效用最大化，有：

這是一個帶非負約束的非線形最優化問題，根據著名的KKT(Karush-Kuhn-Tucker)必要條件和該最優化中函數的性質我們可以得到：

其中λ≥0為KKT乘子，并且有互補條件

三、股權分置改革前后公司價值變化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樣本介紹

1．研究方法。我們使用托賓Q來衡量公司的價值。

股改前托賓Q=(股改前最后一個交易日收盤價*股改前流通股本+2005年中報每股凈資產*股改前非流通股本)／2005年中報股東權益合計

股改后托賓Q=股改方案實施日收盤價*股改后總股本／2005年年報股東權益合計

我們選擇兩相關樣本的非參數檢驗方法中的Wilcoxon符號秩檢驗和符號檢驗來檢驗股改前后公司價值是否提高。

2．研究樣本。我們選擇中小板的50家公司(002001至002050)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1)中小企業板于2005年11月全部解決了股權分置問題，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全流通板塊；(2)中小企業板的50家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都集中于2005年下半年完成，時間比較短，利用托賓Q進行檢驗更加科學。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

3．研究工具。研究主要使用SPSS、Matlab和Eviews軟件。

(二)實證結果

1．股改前后托賓Q的描述性統計量與分布直方圖。

表1：股改前后托賓Q的描述性統計

從描述性統計和頻率分布直方圖可以明顯的看出，股改后的托賓Q明顯整體高于股改前。使用統計手段再次證明這個結論，對股改前后的托賓Q進行wilcoxon符號秩檢驗和符號檢驗，（因篇幅所限，檢驗數值表省略，有興趣者可與作者聯系。――編者按）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Wilcoxon符號秩檢驗還是符號檢驗，檢驗結果均極為顯著，說明接受了股改前后托賓Q有顯著差異的備擇假設。繼續觀察股改前后托賓Q差值的符號、平均秩和秩和可知，股改后托賓Q顯著高于股改前托賓Q，股改顯著提高了公司價值。

參考文獻：

［1］Berle，A．Means，G．.The Modem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acmillom，NewYork，1932

第4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提速、信號機、轉轍機、軌道電路、控制臺、組合架、電源屏。

中圖分類號：TN911.7 文獻標識碼： A

一、導論

我國鐵路經過六次大提速后,既有提速干線旅客列車最高運行時速達200公里以上,京哈、京滬、京廣、膠濟等提速干線部分區段可達到時速250公里。我國時速120公里及以上線路總里程從原來的1.6萬公里增加到2.2萬公里。根據鐵道部的規劃，今年我國將建成初具規模的發達鐵路網,形成由客運專線、城際鐵路、既有線提速線路相配套的快速客運網。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和諧號”國產化動車組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大量開行。這一切標志著我國鐵路快速客運網建設取得了重大跨越式進展。

6502電氣集中聯鎖設備在我國鐵路中還有很大的市場占有率。為適應鐵路大提速需要，6502電氣集中必須進行技術改造，室內、室外設備都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車站信號》舉例站場6502電氣集中設備應該作怎樣的變更呢？

室外設備

（一）、信號機

提速改造后，舉例戰場改造為雙線四顯示自動閉塞。為適應雙向自動閉塞運行的需要，原發車口處需增設XF、SF反方向進站信號機（或用XN、SN表示，稱為逆向進站信號機）。為了滿足限界要求和防止鄰線誤認，反方向進站信號機通常設于線路右側，可采用矮型信號機，由一個矮型二顯示機構和一個矮型三顯示機構組成。二顯示機構自上而下為紅，月白燈光；三顯示機構自上而下為黃色、綠色、黃色（反方向按自動站間閉塞運行，反方向進站信號機沒有綠黃顯示。如果反方向按自動閉塞運行或運行前方有進路信號機，反方向進站信號機有綠黃顯示，則不能采用矮型信號機）燈光。其中二顯示機構靠近線路側。

因下行東郊方面III G接車為進直出彎，不能辦理通過進路，故將XD進站信號機綠燈予以封閉。東郊方面仍為半自動閉塞區段，故仍設預告信號機YXD。

站內正線和各到發線均為雙方向運行，為適應雙線雙向四顯示自動閉塞的需要，出站信號機亦為四顯示，且帶進路表示器。對于矮型出站信號機，因綠燈和黃燈有同時點亮的時候，故左側采用矮型三顯示機構，在綠燈和黃燈之間空一個燈位。上行出站有三個方向，東郊方向為次要方向，不能采用雙綠來表示向東郊方向發車，所以只能用三個進路表示器來表明三個發車方向。下行出站信號機有兩個發車方向，用一個進路表示器來表明發車方向，正方向發車時進路表示器不亮，反方向發車時進路表示器點亮月白燈。

因為是雙方向運行，正線不再單方向運行，因此正線股道兩端均設出站信號機，這和單方向運行時正線僅在規定方向設出站信號機，另一方向僅設調車信號機的情況不同。

（二）、轉轍機

為適應提速的要求，站內正線I G和II G上的道岔均改為提速道岔，側線仍采用非提速道岔。除了2號、22號道岔仍采用9#道岔外，其他一律換為12#道岔。

在提速道岔中，1、3、5、17、19、23、17、27、14、16號采用可動心軌道岔。9、15、6、8、10、12號因是交叉渡線中的道岔，無法采用可動心軌，只能采用固定轍叉道岔。4號道岔本可采用可動心軌，但為了體現各種道岔的組合情況，采用了固定轍叉。

12#提速道岔的尖軌必須有兩個牽引點，可動心軌必須有兩個牽引點。這樣，一組12#固定轍叉的提速道岔有兩個牽引點，而一組12#可動心軌的提速道岔共需4個牽引點。

提速道岔用轉轍機，可采用S700K型電動轉轍機，也可采用ZYJ7型電動液壓轉轍機。采用S700K型電動轉轍機時，每個牽引點需設一臺轉轍機。采用ZYJ7型電動液壓轉轍機（主機）時，一般帶SH6型轉換鎖閉器（副機），此時用一套主機和副機牽引兩點，即尖軌需一套，可動心軌需一套。如不采用副機，則與S700K型一樣，每個牽引點設一臺ZYJ7型主機。

舉例站場各道岔在各種情況下所需轉轍機臺數統計表

（三）、軌道電路

軌道電路采用97型25Hz相敏軌道電路，也可采用微電子相敏軌道電路。

為滿足提速后不中斷發碼的要求，站內正線電碼化應采用閉環方式。電碼化發碼均按TB/T3060—2002《機車信號信息定義及分配》要求配置低頻頻率。

室內設備

室內設備對控制臺、組合架、電源屏等都應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造，而且需增設了TDCS分機、信號微機監測等設備。

（一）、控制臺

控制臺應選用TD5型，由A—C—A三段組成。

控制臺盤面按提速的要求增設了有關的按鈕和表示燈，增設了XF和SF列車進路按鈕、通過按鈕、引導按鈕和信號復示器，此外不再設列車終端按鈕。SI、XII由D17、D16的調車信號復示器改為出站信號復示器。

北京方面和天津方面每個出入口處均設自動閉塞改變方向用的按鈕和表示燈各一套，每個咽喉設允許改變方向按鈕和表示燈。正方向接車方向每端設1JDG、2JDG、3JDG表示燈，正方向發車方向每端設1LQD、2LQD、3LQD表示燈，控制臺內設正方向接近電鈴和反方向接近電鈴，每方向一套。

每組單動和雙動道岔設單獨操縱按鈕和單獨鎖閉按鈕各一個，前者為自復式，后者為非自復式帶燈。

每個咽喉設提速道岔用的尖軌動作表示燈、心軌動作表示燈各一個，用來表示提速道岔的動作情況。提速道岔用的轉轍機動作電源為三相交流電源，動作電源不再經過控制臺上的電流表。該電流表只表示采用直流電源的ZD6型轉轍機的動作情況。

控制臺上設置了各種報警表示燈和切斷報警按鈕。有擠岔報警、跳信號報警、主燈絲斷絲報警、斷路報警、區間電源報警、區間移頻報警、區間燈絲報警、電碼化報警等。

（二）、組合架

因增設反方向進站信號機、提速道岔用轉轍機、自動閉塞改變運行方向電路、站內電碼化電路等的需要，須增設較多組合。

因增設了反方向進站信號機和原接車口兼作了發車口，組合運用有了較多變化。提速道岔改用的JSDZ和JDD組合仍隨站場進行排列。提速道岔輔助組合TDF為數眾多，可不隨JSDZ和JDD排列。4個接發車方向所設改變運行方向電路，自動閉塞結合用接近軌道繼電器JGJ和離去繼電器LQJ，信號點燈電路用燈絲繼電器和信號隔離變壓器BXG和斷路器DLQ，跳信號報警用繼電器和移頻報警、斷路器報警用繼電器等必須增設新的組合。25Hz軌道柜需兩架。

（三）、電碼化機柜

本站電碼化機柜共需站內移頻柜1個、檢測柜1個、站內綜合柜3個、站內電碼化組合柜3個。

（四）、電源屏

由于提速后， 需要25Hz軌道電源和局部電源、三相交流轉轍機電源，站內電碼化電源，TDCS分機電源，微機監測電源等多種電源。建議采用天津信號廠生產的PMZ系列智能電源屏，5KV.A容量即可。該系列產品采用無觸點數字補償式穩壓器和高溫阻燃塑料導線及阻燃元器件，整機配電單元為 “1+1”熱備用方式，具有智能化監控功能，滿足鐵道部TB/T1528-2002鐵道行業標準，能勝任計算機聯鎖車站或電氣集中車站的供電。

結語

目前，鐵道信號新技術，新設備大量涌現并投入運營。雖然我國鐵路高鐵

時代已經來臨，但是本文所涉及的設備仍然是我國鐵路必不可少的設備。所以，全面系統掌握它的變化對提高教學質量，增強畢業生崗位適應能力有著非常重要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1、中國鐵路通信信號總公司研究設計院.鐵路工程設計技術手冊.中國鐵道出版社.1993

2、何文卿.6502電氣集中電路. 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

3、李開成.國外鐵路通信信號新技術縱覽. 中國鐵道出版社.2005

4、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電務句.信號維修手冊. 中國鐵道出版社.1996

作者簡介

黃浩勇 成都市工業職業技術學校交通運輸系鐵道信號專業骨干教師

第5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 降鈣素原；膿毒性休克；抗菌藥物；相關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 R459.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07（b）-0058-03

膿毒性休克是導致ICU危重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的常見原因，也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盡早有效地抗感染治療是搶救患者的重要措施，然而在早期評估患者抗感染的治療效果仍有一定的困難[2]。本院分析連續監測降鈣素原（PCT）動態變化趨勢與膿毒性休克抗菌藥物治療效果的相關性，指導抗菌藥物的合理應用，并動態監測C-反應蛋白（CRP）及白細胞（WBC）計數水平，評估PCT水平隨住院時間變化的特征及其與預后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重癥醫學科2012年1月～2014年1月膿毒癥休克患者146例，其中，男性75例，女性71例，年齡35～72歲，平均（63.37±15.42）歲，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分（APACHEⅡ）為（18.65±4.19）分。膿毒性休克診斷標準參考2008年嚴重膿毒癥與膿毒性休克治療國際指南的標準[3]：①有明顯的感染灶；②存在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③經過充分液體復蘇后仍存在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釋的收縮壓40 mm Hg或平均動脈壓（MAP）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住重癥醫學科后即按膿毒癥休克指南EGDT要求給予容量復蘇，留取病原學檢查標本，抗感染治療。入院后1、3、5、7 d晨間空腹取靜脈血，采用雙抗夾心免疫化學發光法檢測PCT，采用散射免疫比濁法檢測CRP，采用血細胞分析儀檢測WBC。患者入科即刻查血清PCT值，治療24、48、72 h后復查血清PCT值，并將結果與前一次結果比較計算出PCT下降百分比，用ΔPCT。根據研究需要假定：理論有效為治療72 h后有一次ΔPCT≥25%；理論無效為治療72 h后持續ΔPCT

1.3 觀察指標

記錄患者28 d死亡率，并將其記為死亡組，生存患者記為生存組，比較兩組入院后1、3、5、7 d的PCT、CRP及WBC水平。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PCT的變化趨勢與抗菌藥物治療效果的相關性

146例患者抗菌藥物治療理論有效101例（69.18%），理論無效45例（30.82%）；實際有效99例（67.81%），實際無效47例（32.19%）；理論有效與實際有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PCT的變化趨勢與抗菌藥物的治療效果有相關性。

2.2 兩組入院后1、3、5、7 d PCT、CRP及WBC水平的比較

治療28 d后146例患者中死亡51例，生存95例。隨入住ICU時間的延長，生存組PCT、CRP呈下降趨勢，死亡組PCT、CRP呈上升趨勢，入院3 d起，兩組PCT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在重癥醫學科，監測PCT已得到廣泛應用。PCT是由116個氨基酸組成的一種無活性的糖蛋白，是降鈣素的前體物質，其半衰期為25～35 h，正常人血清水平極低（

膿毒性休克早期給予有效抗菌藥物治療直接影響患者的預后，但臨床經驗性選擇抗菌藥物治療后需盡早評定其有效性[10]。本研究采用連續監測PCT下降幅度，評估抗菌藥物的治療效果。對治療后PCT迅速下降均提示預后良好，抗菌藥物治療有效。對第1個24 h下降不明顯或升高，而24 h后下降明顯，連續監測患者PCT下降幅度，觀察72 h內下降幅度，能克服抗菌藥物起效時間、感染后細胞因子釋放高峰的影響[11-12]。另外，為克服其他可能導致PCT下降因素的影響，如連續性替代治療后對細胞因子有無選擇性清除，因此對PCT亦有影響[13]。免疫抑制劑的應用等亦對PCT的釋放有一定影響[14]。本研究中選擇下降

在膿毒性休克抗菌藥物治療的同時連續監測降PCT、CRP及WBC的動態變化趨勢，結果顯示，隨入住ICU時間的延長，生存組PCT、CRP呈下降趨勢，死亡組PCT、CRP呈上升趨勢，入院3 d起，兩組PCT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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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高溫與干旱：氣候變化、水與經濟》報告指出，人口增多、收入增加和城市擴張的綜合影響將會導致對水的需求成倍增長，而水的供應則變得更加不穩定和不確定。

報告認為，如果不盡快采取行動，目前水資源豐沛的地區如中非和東亞都會面臨缺水，而已經缺水的地區如中東和非洲薩赫勒地區缺水狀況會進一步惡化。由于水對農業、人體健康和收入的影響，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到2050年可能會下滑6%。

報告還警告說，淡水資源減少和來自其他用途如能源和農業的競爭，到2050年可能會使城市可用水資源比2015年減少2/3。

報告補充說，缺乏水資源，可能會大大增加發生沖突的風險。干旱引起的糧價暴漲有可能激發潛在的沖突，迫使人口遷移。在經濟增長受降雨量影響的地區，旱災和水災在國內引發了移民潮和暴力激增現象。

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金墉表示，“缺水是對世界各地經濟增長與穩定的一個重大威脅，而氣候變化使問題更加嚴重。我們的分析表明，如果各國不采取行動管理好水資源，一些人口多的地區就有可能出現長期的經濟負增長。但各國可以立即著手制定有助于今后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水資源的政策。”

更好的政策決策可以緩解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負面影響，一些地區通過改善水資源管理有可能將增長率提高5%。

報告作者、世行資深經濟學家理查德?達瑪尼亞說：“希望還是有的，如果政府針對缺水問題提高用水效率，即便把25%的水用于價值更高的用途，損失也會顯著減少，部分地區甚至有可能消失。改善水資源管理可以帶來高額的經濟紅利。”

在世界上的極度干旱地區，需要采取影響力更大的政策來防止水資源的低效使用，需要實行更強有力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來應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壓力。

報告列舉出各種政策和投資，可有助引導各國構建具有水資源安全和氣候韌性的經濟，這包括改善水資源分配規劃、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激勵措施、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水的供應量和可用性。

關于前不久10位政府首腦任命的一個由聯合國和世界銀行主持的高級別小組的消息，報告認為成立該小組的目的是動員采取有效行動加快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六，即“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并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

第7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以下簡稱“雙方”），認識到氣候變化關系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決心致力于在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為代表的聯合國框架下共同努力，妥善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嚴峻挑戰。為加強雙方在這一領域的合作，雙方決定在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框架下建立中法應對氣候變化伙伴關系。

二、雙方重申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目標、原則和規定的承諾，愿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和公平原則，加強氣候變化對話與合作，建立一個雙邊氣候變化磋商機制，原則上每年舉行一次磋商，磋商在中國和法國輪流舉行。

三、雙方將加強氣候變化政策交流，深入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就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問題交換意見。雙方承諾在國際層面上促進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并加強在與氣候變化相關領域（如生物多樣性、水資源、荒漠化、自然災害、森林、垃圾管理、防治污染、環境友好的經濟手段）的合作，推動技術開發、擴散、應用和轉讓方面的合作。

四、雙方強調在保持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性，將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技術開發、應用和轉讓的務實合作，特別是在節能、生命周期長的能源基礎設施、核能及其他低碳、無碳技術的合作，提高能效，促進實現低碳經濟。

雙方將鼓勵發展合資企業，以鼓勵應對氣候變化創新技術的推廣，雙方鼓勵各自工業企業和金融機構更多地參與雙方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合作項目。

五、雙方將在如下主要領域開展技術合作：

（一）能源效率和節能技術；

（二）可再生能源技術；

（三）氫能和燃料電池技術；

（四）清潔煤炭技術；

（五）碳收集和埋存技術；

（六）民用核電技術。

六、雙方將盡快組織應對氣候變化技術合作項目，鼓勵官方和私營機構以及地方參與，推動在以下方面取得進展：

（一）開發、應用和轉讓零排放先進煤炭技術；

（二）開發、應用和轉讓可再生能源技術；

（三）促進能源關鍵技術的獲得和推廣；

（四）在建筑和住宅領域提高能效；

（五）發展環保型城市和交通運輸方式；

（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七、雙方將采取有力措施鼓勵低碳技術的開發、應用和推廣，并共同確保這些技術成為負擔得起的能源選擇。雙方將探索資金問題，包括私營部門、合資企業、公私伙伴關系的作用以及探索碳融資和出口信貸的潛在作用。雙方將共同解決技術開發、應用和轉讓方面的障礙。

八、雙方重申2004年關于鼓勵和推動清潔發展機制的雙邊協定，將進一步促進清潔發展機制方面的合作，交換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合作和排放交易市場的信息，鼓勵雙方企業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合作。

九、雙方將致力于推動國際社會更加重視適應氣候變化問題。雙方將加強適應氣候變化的合作，提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特別是開展以下活動：

（一）建立氣候變化模型；

（二）研究和分析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及脆弱性；

（三）研究氣候變化社會經濟影響的分析和評估方法；

（四）提高預測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能力；

（五）研究和開發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和方法。

雙方決定探討加大同第三國共同合作的可能性，以便使最不發達國家，尤其是非洲最不發達國家受益。

十、雙方將加強在能力和機構建設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宣傳教育、人員交流和培訓等；雙方鼓勵大型研究機構、實驗室的合作以及科研人員和專家的交流。

十一、雙方承認減少毀林排放的重要性，將致力于更好地管理森林和植樹造林。

十二、雙方鼓勵法國開發署及其他相關機構支持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內具有示范和實用作用的項目。

十三、雙方承諾積極參與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會議，并致力于推動就2012年后的應對氣候變化安排盡快達成一致，特別是推動《京都議定書》下特設工作組最晚不遲于2009年完成工作，使議定書第一承諾期與隨后的承諾期能夠相互銜接。

十四、雙方將致力于利用各自擔任亞歐會議主席國和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機會，推動關于氣候變化的對話與合作。

第8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關鍵詞：城市低碳經濟；制度治理體系；溫室氣體減排法；市場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5－0013－04

一、引言

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聯合國氣候框架協議(UNFccc)在1992年被采納了。隨后，京都協議在1997年12月11日被采納，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實施。其主要特征是，它賦予了附錄1中38個成員國家和歐盟溫室氣體(GHG)減少排放的義務。在2008―2012年間，相對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少5.3％(1997年第三條)。它們又可分為發達的經濟和技術的國家和正在轉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前者為附錄2國家，比如英國與德國；后者如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六種溫室氣體包含在京都協議中。澳大利亞由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相對于1990年，排放目標為108％。中國臺灣沒有京都協議的義務，但它每年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量呈增長趨勢，達到了全球的1％。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資本密集階段，在國際分工的背景下，中國正在變成“世界工廠”，其投資規模在中國歷史和世界其它地方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貢獻了世界GDP的5％，按照購買力平價是14.5％。國際能源署的參考大綱指出。中國的主要能源需求到2030年將達到3819Mtoe。2010年以后將超過美國，因此，雖然中國有較低的人均能源使用率和CO2排放量，但中國的能源政策對于國際能源的供求有重大的影響。

二、四類不同治理機制比較

在產業與公司的轉型中，有兩種理論與研究：一是戰略管理文獻，二是政治經濟文獻。前者大體上以公司為中心，將產業結構和公司特征的相對影響作為公司業績的驅動力，對競爭力結果的解釋集中在公司的能力與策略上。而后者是以國家為中心，國家和制度在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傳統研究集中于解釋東亞，特別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奇跡。兩類文獻均被認為是產業和企業在應對競爭性壓力的活動轉型的有力解釋。這兩類文獻是互為補充的，用來管理氣候變化的決策制定與塑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制度體系。由此形成四種不同的治理機制，如圖1所示，橫軸右邊是通過價值鏈整合的維度，左邊是通過市場力量的合作。縱軸上邊表示通過國家干預的合作，下邊表示通過市場力量的合作。第一象限是聯合治理，第二象限是國家治理，第三象限是市場治理，第四象限是公司治理。

這四種治理制度的特點分述如下：

第一，聯合治理，以德國為典型。特點是：(1)依賴大小公司的混合，采納創新實踐，減少生態足跡，但也發展創新技術、服務與產品。(2)公共或私人部門的研究首創，集中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為這些組織尋求改變氣候變化機會。(3)政府規制部門加強這些活動的合作。依賴目標綜合、規制服從，使用動態反饋，尋求創造氣候變化機會。(4)跨政府和產業部門的組織間結構的發展。鼓勵信息流動，在國家內促進氣候變化創新的擴散，作為更新成熟經濟部門，向“碳約束世界”變遷的手段。

第二，國家治理，以荷蘭與瑞典為典型。特點是：(1)國家用來支持討論和達到一定的目標，把主要的相關利益人集中一起決定和工作，達到氣候變化目標。比如，貿易機制和碳稅。(2)各個產業規制目標的建立和設定，單個公司報告要求的實施。(3)依靠國家層面的污染控制、廢物處理、回收與非物質化的政策，實現產業和社會的生態現代化。(4)鼓勵產業從污染活動中退出，把這些污染活動轉移到其它國家或地區。

第三，市場治理，以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為典型。特點是：(1)依靠最低的服從標準，公司被鼓勵達到這些標準，因而公司會將這些可持續活動作為成本。氣候變化主題和溫室氣體減少被忽略。(2)假如公司追求各自的公司氣候變化活動，這些是管理選擇的結果，就是說，通常氣候變化與溫室氣體減少的能力依靠經理和公司的發展特權。(3)公司與產業從事氣候變化活動是其自愿參加政府或產業資助的活動結果。(4)公司與產業的主要活動焦點是游說和影響政府結果和保護獲得資源。

第四，公司治理，以美國為典型。(1)總體上依靠公司在影響氣候變化和承擔社會責任上，通過其經濟活動，起主導作用。這種活動的動力來自市場、名譽損失和股東積極主義等。(2)焦點在于，通過使用供應鏈和能力創造來自氣候變化的動態競爭優勢和能力。(3)通過公司活動影響和決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實踐，包括最小標準、獲得資源、污染、能源減少和污染控制，就是說：公司將轉移污染活動到規則與標準不太嚴格的地區。(4)正如市場治理方法，把圍繞氣候變化的能力發展和更加廣泛的持續發展問題留給各個公司選擇。(5)氣候變化和減輕方式上的知識擴散留給了公司，并建立在可持續創新的競爭性的公平上。

三、澳大利亞與中國臺灣的經驗

京都議定書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機制系列，使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治理體系，通過公共政策的混合、產業創新、公司層面的策略變化和碳市場價值的創造，以此管理氣候變化活動。

澳大利亞是一個采用市場治理體系的例子，澳大利亞在1992年12月30號批準了UNFCCC，但在1997年沒有批準京都議定書，原因在于它認為美國、中國和印度沒有參加，該協議是不完整的。取代京都議定書，聯邦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國家溫室戰略》(NGS)，它強調了氣候變化的一體化方式，要依靠國家、各州、當地政府和促進產業、社區的參與來考慮氣候變化問題。政府倡議的自愿項目有《綠色挑戰》(1995―2005年)，新的項目《綠色挑戰附加》(2005年至今)。但這些自愿的和市場導向的活動并沒有明顯減少全球變暖的嚴重影響。在2006年2月，澳大利亞政府內閣宣布采納《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但仍然沒有跡象表明采用國家單一的規制體制在短期內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與傳統的游說集團不同，出現了一些新集團，為產業調整考慮氣候變化。這些大公司取代了綠色或其它環境組織，尋求影響任何碳稅或排放貿易機制

的制定與構建，保持競爭力。聯邦政府不設定排放目標，而依靠產業和公司的行動，政府對研究進行支持，并設立了一個組織準備在2011年建立碳排放貿易市場。澳大利亞愿意為選擇性的協定談判，它是《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關系》的成員。

中國臺灣是采用國家治理體系的例子。從1989―2004年，中國臺灣影響碳排放的主要產業是高速公路、鋼鐵和石油化學工業。中國臺灣的溫室氣體(GHG)減排法案規制的溫室氣體與京都議定書相同。但是，與能源相聯系的氣體占中國臺灣GHG排放的85％，該法案主要集中在CO2排放減少上，它包括六章共28條，各章分別是總則、政府的責任、減排測量、教育與促進、懲罰等。各章內容包括：(1)目標、術語和勝任的當局。(2)形成人之間的減排任務力量；發展GHG減排和促進計劃；建立GHG排放目錄，幫助有目錄、注冊和自愿減排的產業；能源、產業和結構政策的回顧與修正；當地勝任的官方。(3)注冊和指定來源的報告；建立GHG排放績效標準；實施上限貿易的條件；新來源或現存來源擴張的規制；檢查。(4)教育和公眾參與；綠色可獲得；能源供應量的責任；公民的責任。(5)沒有目錄和報告的懲罰；錯誤報告的懲罰；對上限與排放標準不服從的懲罰；宣傳后一年起作用。法案刺激了部委間實施減排努力的工具應用與機制實施，它作為島內一體化和決策機制，也是連接國際組織間活動的橋梁，減少了國際壓力，從而減少了在減排政策的相對不確定性，健全了島內的GHG的政策機制。

四、中國的低碳經濟治理進程與借鑒

提高城市化是中國的一項優先政策，城市化被決策者們認為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因此，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將城市化率在2010提高到47％。中國在國際上積極獲取能源資源已經超過美國，成為CO2最大排放國(2008年)。因此，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的減緩已經成為中國的關鍵優先政策。而且，污染是中國城市區域的另一個主要考慮因素。在中國，能源考慮在城市的規劃中一直都受到較少關心。中國有兩種形式的規劃影響城市能源：一是在所有政府層面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通過五年計劃體現出來；二是與建設部相關的實際發展。縱向看，一些其它關鍵的變化在城市能源和C02排放中出現了，一是工業部門份額下降和商業、交通部門份額的增長；二是直接燒煤份額的下降，而電力和石油份額增長了；三是較清潔燃料的增長、主要是天然氣，這些轉換對于許多城市都較慢。經濟增長和能源強度(Energy intensity)在提高和加深CO2排放中起著關鍵作用。過去的幾年，由于第三產業發展的放慢，過分依賴燃煤經濟，CO2強度的改善明顯下降或在一些城市變成負數。為了減少碳排放，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制定碳減排法規，指導國內經濟活動

法律議案的提出與發展完善是碳減排邁出的成功一步，未來的碳減排應集中于電力工廠中，減少煤的使用和相關的排放；能源安全問題應該被包含在法案中，法案也應該與其它現有的法律整合，達到互補的效果。

2.負的外部性內部化，建立激勵機制

污染與環境破壞具有一定外部性，結果是市場機制不能使商品供求達到社會最優。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來支付污染成本的后果，以及污染出現的時間框架取決于需求的價格彈性，如果替代產品存在，那么將會導致污染產品需求的大幅度減少，從中期來看，廠商看到了與這些污染較少商品的贏利機會，將會投資于這些物品和技術的開發。因此，促進生產和消費類型向低污染商品的轉型。這不是成本惡化，對環境破壞的正確定價可能是競爭優勢的基礎，這種優勢通過創新產品、過程和技術，滿足全球市場的需要，并有可能產生新興部門和集聚。

3.彌補市場失靈，建立公共碳基金和公共研究，促進技術突破與轉移

技術在應對可持續能源未來的需求上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急劇減少C02的目標需要技術的突破。中短期的解決方案在有充分的實施政策和激勵時可以做到，但長期巨大的變化涉及高度不確定性和大量的投資，由此，公共研究和融資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在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公共融資應該剔除扭曲的政策和壁壘，提供智能建筑，覆蓋這些投資的風險。發展新的融資機制，加強現有技術的部署，提升對具有大的減排潛力技術的論證。利用通訊工具，加強社會參與，促進新知識和新技術的擴散。建立可持續的能源系統。

第9篇：氣候變化的機制范文

9月7日,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唐華俊在“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系統的影響機理與適應機制研究”項目啟動會上說:氣候變化與我國糧食生產之間具有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密切關系。我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對氣候變化非常敏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行業,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已經初步顯露出來。2008年我國南方遭遇冰雪災害影響,2009年我國北方小麥產區遭遇嚴重干旱以及我國西南地區發生的嚴重干旱等,都對我國農業和糧食生產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系統的影響非常廣泛,并將繼續造成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其中負面影響將表現得更為突出。

據專家介紹,氣候變化直接導致我國糧食生產的熱、水、光等氣候資源條件變化,直接影響作物布局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如近年來我國玉米種植面積急劇上升,成為我國第二大糧食作物,而小麥則下降為我國第三大作物,小麥品種抗凍性降低,小麥凍害明顯增加,直接影響了我國糧食安全。土壤溫度升高和降雨量的變化使土壤微生物活動發生改變,導致微生物對土壤有機質的分解加快,加速了土壤養分的變化,可能造成土壤有機質含量減少和土壤肥力下降。大范圍的氣溫升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干旱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農業生產的布局。

同時,氣候變化可能誘導糧食作物基因抗逆性變化和品種改良,改變糧食作物生長發育機理,導致糧食作物主要病蟲害種類和流行暴發規律的改變。如全球變暖將加重病蟲害對農業生產的危害程度,特別是小麥銹病、粘蟲、草地螟等的危害加重;暖冬對農作物病蟲害安全越冬十分有利,將導致農作物病蟲害加重。在溫度偏高伴隨階段性干旱條件下,病蟲害的種群世代數量呈上升趨勢,繁殖數量倍增,往往造成病蟲害的大發生。

我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仍然是以農戶生產方式為主,種植規模小,抗災能力弱,極易受到農業氣象災害的打擊。數據顯示,1995～2005年我國因旱災造成的糧食減產損失約為每年1500萬～2500萬噸,約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4%～8%,占因災總損失的55%以上,每年旱災面積約占耕地面積的1/6左右;洪澇災害所造成的農作物受害面積占氣候災害總面積的27%,每年平均洪澇災害作物1.4億畝。有分析認為,如果不采取措施,未來20～50年我國糧食生產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沖擊,氣候變化將嚴重影響我國長期的糧食安全,造成農業成本和投資大幅度增加,進而影響到糧食主產區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唐華俊說,揭示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影響機理及適應機制,摸清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影響途徑和作用過程,認清我國糧食生產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定量確定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發展等的影響程度,是國家制定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行動、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糧食主產區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