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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論文關鍵詞：中學地理教學

 

中學地理學科的專業性強，它以整個地球為對象，要求學生掌握有關地球、地圖、世界氣候和自然帶以及分洲區域地理等基礎知識；掌握閱讀和運用圖表、地圖的初步技能，初步懂得地理環境各要素之間、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涉及的時間悠久，地域廣闊，加上內容復雜，且以描述為主，理解難度大，背記知識多。令人感覺煩雜，枯燥乏味。面對這些情況，如何教好這門課？十幾年來，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一點探索。

一、認清教與學的關系，充分發揮師生兩個積極性

教與學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決定教學的效果。從兩者關系看，學是目的，教是手段，教師的“教”，歸根結蒂為了學生的“學”；“教”的好壞要通過“學”的好壞來衡量。這告訴我們：教師的“教”要為學生的“學”服務；教師的教學方法應以符合學生的認識規律，讓學生原意學、容易學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總之，教學活動是師生的雙邊活動，老師除自我主觀努力外，必須取得學生的配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充分調動學生在教學工作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基于這樣的認識，我采取了如下做法：

首先，自己以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充分發揮老師的主導作用，努力備好每一堂課。對于備課教案的作用，很多老師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也許是習慣使然，對備課教案的依賴性很大。不備好一節課，不寫好詳細的教案，就好象心里沒有底一樣，我是不敢進課堂的。并做到每一節課后有小結。五個班級，每講完一個班，都對教案進行補充完善，發現問題，改進教法，力求精益求精；我覺得只有充分地備好課，作好有關方面準備和設計，才會胸有成竹，從容上陣，忙而不亂。

其次，注重講好緒論課，打響頭一炮。“良好的開端等于成功的一半”。緒論課講解什么叫地理學。為什么要學、怎樣學等問題教育論文教育學論文，是一門課的總綱；是對學生進行學習目的教育，激發學習自覺性和興趣的關鍵課；是給學生第一印象，為日后課程鋪道路的奠基課。因此，我牢牢遵循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從學生身邊的地理現象講起、與人類生存悠息相關的生產、生活資料之源泉，滄海桑田的變遷，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地震開始，引出地理學科的研究對象和任務；通過對比中國地形圖和展示中國名勝掛圖，提出了：為什么形成了地形的如此格局？為什么中國氣候東南濕潤、西南高寒、西北干旱？為什么“春風不度玉門關”？祖國的名山奇峰為什么如此奇麗多姿、栩栩如生？等問題，揭示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在整個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激發學生的神奇感和求知欲；又跟大家交底：地理作為中學七科統考學科之一，經過短短兩年的學習，就要參加全市的地理結業會考，考試成績將按50%的比例計入中考升學成績，并強調“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著重闡明教與學的關系，希望同學們以主人翁的態度為學好地地理這一學科而共同努力。

第三，在課堂教學這個環節中，關鍵是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所以我注意采用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和生動的語言，來營造寬松愉快的學習氛圍，結合“地理就在身邊”教研活動，幾乎每節課都穿插與本節知識點有關的聯系學生實際的資料。比如：講氣候，就聯系長島的氣候特點；講季風，就聯系本地的冬夏風向；講地層，就聯系海邊懸崖的層疊現象；講地震，就聯系長島地震頻繁的原因；等等。使課本知識結合于實際，使理論知識具體化，抽象知識形象化，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四，教法學法兩手抓，重視學法指導。教法和學法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中國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沒有好的教法，就談不上培養科學的學法，它是學生良好學習習慣和自學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礎，但有只研究教法不一定就能培養學生科學的學法，對學法的指導實質上是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對一個教師來說，通過自己的教學能夠形成學生較強的學習能力才是自己教學能力的綜合體現。因此，強調學法指導，才是抓住了根本。我在教學中，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入手，通過教師的“教”去指導學生的“學”：

(一)凸顯前后知識點的內在因果聯系，交給學生理解記憶為主的學習方法。比如：世界氣候類型的分布一節，是世界地理教學的重點，但也是教學上的“老大難”。因為要在四課時的時間內學會辨別八種熱帶、溫帶和寒帶氣候的特征和成因以及分布，每種氣候特征及其成因對于初一的學生來說，很難理解，尤其是涉及到氣壓帶和風帶的部分，當初我自己在學習這部分內容時，上課聽老師一種一種地講，也很感枯燥無味；我在教授這節課時，就嘗試從分析各種氣候類型的形成原因入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記成因、知特征、推分布”的理解記憶法。使學生學會“舉一反三”，對成因理解了，那么對特征、分布也就自然容易記憶了。

(二)指導創造靈活記憶方法，提高學習效率。在中學各個學科中，地理可以說是個介于文理科之間的“邊緣”學科。雖說是要以理解記憶為主為基礎，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還是難免許多死記硬背的東西，遇到這種情況，我教給學生許多靈活的記憶方法，比如：對于枯燥的數據，多采用諧音記憶法。“爸爸誓爬珠峰顛， （8848米）姨舞舞進吐魯番，（-155米）”，“海岸線有一把錢，(18000千米) ” “我國水能儲量大 ，不要浪費留點吧！（6、8億千瓦）”“馬里亞納最深處，累得堯堯扔三次。（-11034米）” 對于重要的規律，多編成歌訣。象《雨帶推移歌》《全國省名歌》，對難記的圖形，多采用象形法，比如“非洲是梯形加三角”“澳大利亞象螃蟹”“南極洲象逗號”，諸如此類。也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此類方法，去聯想，去編寫。有效地減輕了學生的記憶壓力，提高了學習效率。

(三) 用新舊對比法，以舊引新，講新復舊，異中求同 。講新概念、新知識時，利用新舊對比法和前后聯系法，啟發學生尋求新舊之間的共性和內在聯系，找出它們間的個性和區別，例如：學習“在地圖上辨別方向”，先回顧復習“地球的經緯網和經緯網所指示的方向”；講授“季風的形成”，先復習“海陸的熱力差異”；從而把新知識納入到舊知識的網絡中，既便于掌握新知又利于復習鞏固舊知識。達到了“溫故知新”的效果。

二、正確認識教書與育人的關系，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

我原先想，作為任課老師教育論文教育學論文，尤其是所謂的副科小科教師，盡全力把書教好就行了，與學生的距離比較遠。可教育教學實踐告訴了我：一個學生學習上不去，固然有智力問題、方法問題，但首先是學習目的和對待困難的態度問題，一句話是思想問題、精神狀態問題。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教書不育人不可；教師的主導作用要著力于調動學生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教書與育人是不可分割的。不掌握學生的思想脈搏，不及時排除他們學習上的思想障礙，書也是決然教不好的，何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是每個老師的共同責任，從此后，較自覺地把教書和育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了解學生和教育學生列入教學工作日程，把它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環節來做；把課外教育和課內講授很好結合起來，把它當作教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來抓。常到同學中走走、看看、問問，既關心他們的學習，也關心身體、思想、和生活；平時以平等寬容的態度，以“過來人”的身分與他們談心、交心。積極引導、幫助鼓勵學生學習，漸漸與他們的關系融洽了，心心相通了。大部分同學有話敢跟我講也愿跟我講了。這使我最大限度的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品質、個性特點和家庭情況，建立融洽、和諧的師生關系，便于營造生動活潑、主動探索的課堂氛圍，為我的教學工作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三、突出地理學科特點，理論聯系實際，加強直觀教學。目的、方法、效果是辯證統一的。教學方法為學科教學服務；只有抓住本學科的學科特點才能選擇相應的適當的教學方法，從而得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地理學科以地球和自然界為對象，研究地理事物空間分布。一方面，特別強調現實性、實踐性、實用性；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可能都到各地典型現場去參觀，更不能直接感知那些或緩慢或激烈的地質作用過程和地理規律展示。如果光憑書本理論教學，既抽象又枯燥，既死板又脫離實際，難以取得良好效果。為此，我在教學中，盡可能多的聯系生產和生活實際，多用直觀教學法，力求把平面問題立體化，抽象問題形象化。

（一）、啟發提問處處結合實際。地理規律和理論很枯燥，但地理教材可聯系實際的方面很多，既可聯系生產生活實際，又有豐富人文知識、人地關系充實教材，并明確要求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能解決實際問題，這就為教師結合實際進行啟發，然后上升為理性知識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比如講述中國地勢的特點時。先提疑問，我國的許多大河都向哪個方向流？為什么？思考題的出現，調動了學生求知的熱情和希望作出解答的好奇心。學生自學課文后，分組討論，選出最佳答案是：河流大多向東流。因為我國的地勢西高東低，并呈三級階梯。我適時提問：“西高東低的地勢對氣流和河流有什么的影響？”同學們認真讀課文領會全文后學生得出：使我國多數大河滾滾東流，溝通了東西交通；使東部海洋的濕潤氣流順著東低西高的地勢深入內陸，形成降水。再如，講述中國地形變化時，我先從黃河的淤塞說起：“歷史上黃河寬闊的河道由于河水帶來的泥沙日積月累，慢慢被淤平，形成沖積平原——華北平原，河口處也形成越來越大的三角洲；而一個地區發生地震時，卻由平坦的地形變的高低不平。那么地形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同學們想得到答案，他們急切的去讀課文，從而得出了地形變化是內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這一結論。

（二）、重視運用地圖和圖片導教、導學、導練 。地圖是地理教材的重要部分，具有全面、形象、直觀的特點，被稱為“百科全書”，是地理知識的重要載體，也是學習地理知識的重要工具。因為地圖不僅能反映地理事物的分布，從中我們還能分析出地理事物之間的聯系、地理現象產生的原因等。我把閱讀、記憶、使用地圖視為學好地理的秘訣。首先，教給學生閱讀地圖的“三看法”：一先看位置和輪廓中國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地理位置包括經緯度位置和海陸位置，所以打開地圖后，先看該區域的經緯度是多少，是位于沿海還是地處內陸，該區域大致是什么形狀。這樣就有了空間感和方位感，以后一提到這里，在頭腦中就有一個比較確切的印象。二看顏色。在分層設色地形圖上，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海拔高度，通過仔細觀察不同的顏色的范圍大小、地區分布，即可掌握該地的地形地勢特點。三看“面、線、點”。 就是指按“面、線、點”的順序認識地理事物的分布。“面”是指像高原、平原、湖泊、海洋等地理事物，它們所占的空間范圍大，在地圖中最為顯眼，所以先從認識它們入手較好，要看清這些事物的名稱、位置、范圍等特點。“線”是指像山脈、河流、交通線等地理要素，要注意其走向、名稱等；“點”是指城市、村莊、工礦區等點狀分布的地理要素。然后，還要學會分析不同的地理事物之間的聯系。如，地形對氣候、河流走向、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等各方面的影響。其次，不管是講授新知識，還是復習舊知識，還是做練習，我都以地圖為先導，沒有掛圖，就用手繪板圖，課上畫圖費時間教育論文教育學論文，就在課前畫好小黑板。在實踐中，我體會到，加強地圖運用，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又培養學生的觀察、記憶、想象的能力，又能最大限度的展示地理各要素之間的聯系，比如地形、氣候、工業和農業的分布等。

另外，我們平時注意 想方設法，盡力收集有關的地地理圖片，如：火山噴發、錢塘大潮、壺口瀑布、海嘯與地震等，緊密結合教學內容適時出示，進行生動、形象的教學，且寓學于樂，大大激發了大家的學習興趣。對于教學中涉及到的事物和規律，也盡量以圖片圖像直觀的展示在課堂上。例如在教水資源開發利用中存在的問題時，我先出示《熟視無睹》和《就地取材》兩幅掛圖，然后出示疑問：“我國水資源相當緊張，但利用中又存在哪些問題？”激勵學生聯系圖像得出答案：①是浪費驚人；②是污染嚴重。課堂講授中，也隨時手繪板圖，比如：火山的構造、高低氣壓帶的形成、地形雨、河流流域與分水嶺，等等。以圖像的形式直觀再現了在自然界中很難直接面對的現象和規律，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受到學生的歡迎。

（三）、 結合演示實驗激發興趣。利用地理教學儀器進行演示，并提出啟發性的問題，符合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這樣做不但使學生對所學知識印象深刻，而且理解透徹。例如在講述等高線地形圖時，我設計了山峰演示圖，在山峰（用玉米棒代表）上纏上等高線（鐵絲），并標上海拔。然后把玉米拿走，按住頂端壓下去，等高線圖出現，是一個閉合多圈圖，并且海拔由外向內逐漸升高，從而根據此圖判斷它是山峰。在此基礎上，讓同學們自己動手制作盆地地形圖、陡崖地形圖，由于是自己動手，所以印象深刻。在講述地殼運動時，褶皺和斷層對地形的影響很明顯，它們的作用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山脈。學生們很難判斷到底是哪種作用所形成。我制作了《褶皺模型》和《斷層模型》在課堂上演示，并提出疑問'為什么斷層形成的山邊緣往往是陡崖？'（因為斷層形成的山，是沿著斷裂部分錯動而形成的，所以邊緣往往是陡崖）。通過演示實驗，讓學生親自觀察，增加了學生的感性認識，發展了形象思維，比較輕松地理解和掌握了一些重點和難點知識。

 

長島縣教育體育局教研室 劉長慶

二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第2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一）補充鮮活的社會、經濟素材，彌補地理考察的不足

由于經費的限制和對學生人身安全的擔憂，當前地理教學中，普遍存在著地理考察缺失的現象。原本可以在現實生活中體會、感悟到的鮮活的人文社會事項，卻只能通過傳統課本中的文字來“想象”。即便是在有限的地理考察中，由于地理學所涉及的現象宏觀性較強，在一般走馬觀花式的考察中所能獲得的知識非常有限。比如對區域產業布局的調查，若能在發改委等宏觀戰略決策部門進行考察，并結合對區域內知名專家和決策者的訪談，則學習效果將大幅度提高。而由于種種原因，上述考察根本無法在現實地理考察中實現。往往僅僅是在產業園區內乘車瀏覽或者在廠外大致參觀一下，充其量可以參觀一下產業園的展覽館，看一下宏觀規劃。這無疑使考察的深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借助多學科專家視角，拓展知識面

由于目前媒體的專業化程度提高，財經類節目的采訪深度在逐漸提高。視頻資料中有一些記者針對著名經濟學家、文化學者等相關領域專家的訪談類節目，若能根據課程相關的知識點進行有針對性地觀看，則能起到拓寬知識面，加深理解認識深度的效果。畢竟，在知識高度專業化今天，要求人文地理教師能夠無所不知是不現實的，只能借力其他專家彌補本身的知識缺陷。此外，通過教師的引導，也可以使學生在觀看中體會到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對地理學視角的獨特性有進一步的認識。

（三）調節課堂氛圍，形成多感官刺激，優化學習效果

雖然課堂講授是學生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也是課堂教學的主導。但純粹聽覺的刺激，時間久了易造成“刺激疲勞”，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往往教師會通過改變聲調、改變話題來解決。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若能在學生產生“刺激疲勞”的時候，適當改變一下刺激的方式，也能夠起到較好的教學效果。視頻資料具有聽覺、視覺綜合刺激的優勢，在課堂教學中穿插使用視頻多媒體資料，可以形成對學生的多重刺激，有效避免“刺激疲勞”。

二、基于視頻資料的課堂教學效果調查

本研究對筆者所教授的大二及大三地理科學專業的本科學生進行了95份無記名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3份。其中，大二學生65人，大三學生28人。在這些班級的課堂教學中，均穿插使用了相關的地理教學視頻。

（一）使用視頻資料的必要性

45.1%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常必要，51.6%的被調查者認為必要，也就是說超過90%的被調查者認為視頻資料在人文地理教學中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使用視頻資料教學的有效性

80.6%的被調查者認為效果非常好或好。感覺效果一般的占18.3%。

（三）視頻資料的使用方法

65.6%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在課堂中間穿插播放片段，34.4%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集中時間完整播放。

（四）視頻資料的選取

81.7%的被調查者認為紀錄片幫助最大，44.1%的被調查者認為行業調查類視頻資料幫助最大，37.6%的被調查者認為專家訪談類視頻最有幫助，而只有15.1%的被調查者認為講座類最有效。當被問及哪一類視頻資料的教學效果最不好時，66.8%的被調查者認為講座類視頻教學效果不好，15.1%的被調查者認為專家訪談類視頻資料不好，而只有5.4%的被調查者認為紀錄片類視頻資料效果不好。

（五）開放性問題

問卷還設計了開放性的問題：“關于學生對視頻資料參與教學過程的建議”。結果顯示，學生對視頻資料參與教學過程普遍持歡迎態度，但同時對于視頻資料的使用方式提出了建議，如視頻資料不宜過長，視頻要注重時效性，教師應根據視頻中所涉及的知識點進行對應的講解以及組織同學們一起討論等。

三、結論

（一）結論

1.視頻資料對于人文地理課堂教學具有較好的促進作用。本研究通過理論層面的邏輯推導和實踐層面對實際授課效果的調查表明，視頻資料對于人文地理課堂教學意義重大。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彌補地理考察的匱乏，提升學生的地理學觀察分析能力具有較大幫助。從反饋來看，學生也普遍歡迎這種教學形式。當然，視頻資料的課堂教學只能是輔助地位，不能取代教師課堂講授的主體地位，即便是在播放視頻的過程中，也需要教師對視頻中所涉及的知識點進行點撥，并闡明與本課程內容的相關性，否則教學效果將不會太理想。2.視頻資料時效性要強，播放時間需簡短，播放方式需靈活穿插。從調查問卷來看，學生對視頻資料的時效性要求較高，這也與人文地理學課程內容緊密聯系發展實際有關。此外，視頻資料的播放一般不宜占用整節課的時間，盡量控制在20分鐘以內。播放的形式采用穿插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比較好。3.視頻資料應以紀錄片、行業調查、專家訪談類為主。調查顯示，學生對于紀錄片、行業調查類以及專家訪談類視頻資料較為歡迎。而對于講座類則不感興趣，或許是與視頻講座的形式與教師課堂講授的形式基本無異，容易造成學生“刺激疲勞”有關。

（二）待研究的問題

第3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同學們在學人文地理的時候往往喜歡孤立地去理解接受人文事象，而忽略了與自然的實質聯系。這種把人文和自然割裂的行為是造成對人文事象把握不準的重要原因。要知道自然和人文是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以前有環境決定論一說，雖然其過于強調了自然對人類的制約和影響，而忽視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但只要撇開這一點，其大多數的觀點和理論還是正確的。如一個地區的風土人情的形成，你仔細深究一番，必然會發現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華北的四合院，黃土高原的窯洞，西南地區的吊腳樓，藏南地區的碉樓等等無不說明了自然環境對當地建筑形態的影響。）。事實上人文事象是根植于自然環境的，每一種人文事象的形成以及其相應的特點，必然或多或少地受自然因素的影響，有的十分強烈，有的相對小些罷了。因此，扎實的自然地理知識是理解和分析人文事象的基礎。下面看一個小例題。

記憶就像是在沙漠里賣領帶的商人：“要水？沒有。不過，如果你要領帶，我這里有的是。――阿梅麗?諾冬

如果我不認識你，我沒活過；如果我至死不認識你，我沒死，因為我沒活過。――塞爾努達

圖為美國阿拉斯加州及其附近地區示意圖。回答：

1阿拉斯加州面積約171萬km2，但人口僅60多萬。影響其人口密度小的最主要原因是

A淡水資源不足 B熱量資源不足

C能源資源不足 D土地資源不足

2影響圖示區域輸油管道建設的主要因素是

A人口分布狀況 B海域運輸狀況

C地形分布狀況 D植被分布狀況

首先，兩個小題問的都是有關人文現象，但在尋找其形成的原因時，都需要我們從自然角度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答案，這正說明了上述觀點：自然因素是造事象的重要原因。這也告訴我們在分析人文事象成因和特點時，首先要著眼于自然原因，而如果你只放眼于人文原因而忽略自然原因的話，那很可能導致錯誤。如第二小問中人類鋪設的輸油管道路線選擇主要考慮的因素就不應該是人文因素。

其次，整觀該題不難發現，了解和掌握該地區的自然環境是作答該題的關鍵。如果對美國阿拉斯加州地區的自然環境總特征（寒冷）不是很明了，抑或忽視了自然環境對人文事象的重大影響這一點，那么作答時很可能出現偏頗。如第二小題，很容易選擇A項或C項。（上述兩小題的正確答案分別為B。）

總之，扎實的自然地理知識是答好人文地理問題的基礎。平時要養問題聯系自然知識的意識，拿到人文問題，首先從自然角度找答案，要竭力做好自然與人文的銜接，架通自然與人文的“橋梁”，而且此“橋梁”應非獨木橋之類，而是要像架在黃浦江上的揚浦、盧浦、南浦大橋那樣，徹底架通浦東、浦西（自然和人文）兩岸，做到自然與人文的貫通融合。而從學生現有的情況看，正是缺乏對自然和人文的很好溝通，從而在分析回答人文地理時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二、注重人文地理的思維模式構建

地理學科有著其自身的獨特的地理思維模式，有別于一般的思維模式。人文地理更有其獨到的思維模式，其正是學好人文地理所必備的前提條件。綜觀人文地理思維之模式，本人覺得以下兩條尤顯重要。

1諳熟區位分析法，其是人文地理的核心

區位理論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所以學會運用區位理論去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是人文地理學習的主要目標。 這里首先有必要對每一項人類活動的區位因素做到了如指掌。如農業、工業、人口、城市、交通、商業、旅游、文化等人類活動事項的各自區位因素，書本都作了專門介紹的，需要逐一羅列，做到識記理解，構成思維框架儲存在腦子里，為以后作答問題而準備。現舉一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三全”和“思念”為代表的鄭州速凍食品企業迅速崛起，鄭州成為全國最大的速凍食品生產基地。分析鄭州成為全國最大的速凍食品生產基地的主要原因。（10分）

針對上述問題，作答時宜分以下三步：

第一步，明確問題，構建思維框架。“分析鄭州成為全國最大的速凍食品生產基地的主要原因”，實為分析影響食品工業的主要區位因素，如下：

影響食品工業的區位因素原料交通運輸市場需求科學技術勞動力其他：農業基礎、水源、土地、政策、環境等

第二步，結合材料，細化結論。通過調動該地區的自然人文環境特點，有針對性地細化答案。如下：

影響食品工業的區位因素原料――華北平原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原料豐富交通運輸――位于京廣線與隴海線交匯處，交通運輸便利市場需求――市場需求量大科學技術――冷藏和保鮮技術的發展勞動力――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其他：農業基礎、水源、土地、政策、環境等――政策支持

第三步，組織和優化答案

【參考答案】農副產品（原料）十分豐富；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交通運輸便利；市場需求量大；保鮮、冷凍等技術的發展。

因此，熟練掌握和運用區位分析法，遵照以上三步答題法，就能很好地解決問題，不會出現嚴重的偏漏現象。上述問題也正是人文地理問題中最常見和典型的區位分析問題，所以掌握上述要義也是應對區位問題的好方法，務必熟練應用。在平時，對常見人文地理事象的區位條件務必作專門的梳理，并貯備于腦中。在這一點上花再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2評價、意義類問題的思維構建

這也是人文地理中較常見的一類題，要求學生就某項人類活動給予分析評價。學生反映對該類問題總感覺難以適從，對有些要點是否能構成答案也不置可否。其實，這類問題也是有相應的思維框架的，在平時的學習中宜多歸納總結。一般來說，評價意義類的問題就宜緊緊扣住經濟、社會、環境效益三大方面去尋找答案。有了思路再結合具體事例作進一步的展開和組織答案即可。如題：

（3）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該小組向丙村建議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請你闡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的意義。（10分）[注：丙村為浙江南部的低山丘陵區]

【答案】意義：發展農產品加工工業，可以充分發揮該地區農業資源的優勢，延長農業生產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解決村民就業問題，增加村鎮經濟收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等（4分，言之有理，酌情給分）。

從參考答案，我們可以反推其答題思路，不難發現前半部分正是從經濟效益這個角度作答的，后半部分正是從社會效益作答的。不過，其似乎沒有提到環境效益方面。這里我們不妨從環境效益角度給它補充：有利于充分利用當地資源，改善環境，實現人地和諧發展。這是完全可以的，答案變得更為完善。所以可以總結得出，在評價人類活動意義類的問題時宜從經濟、社會、環境三大角度加以落實解決。

其實，學習地理過程中不斷地構筑相應的地理思維模式，是極其重要的，有了相應的地理思維模式，思考分析問題就會變得思路清晰全面，具體作答更是易如反掌。

每一個人一生都總在自由和歸屬之間掙扎，那是條窄徑。我有時候會為了得到歸屬而犧牲掉自由，但更多時候我已經對歸屬放棄了一切希望。――珍妮特?溫特森

沒有不可治愈的傷痛，沒有不能結束的沉淪，所有失去的，會以另一種方式歸來。――約翰?肖爾斯

三、關注生活和社會，尤其關注熱點，勤于構思

地理學科尤其是人文地理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地理學是一門源于生產生活，又服務于生產生活的學科。因此，在平時關注生產生活尤為重要，每每遇到一些地理問題都要試著用學到的地理知識去作答，而這些社會問題很可能就成為考題。如2010年初，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成了當時的一個社會熱議問題。對于這樣的社會問題，就有必要給予關注，并試著去解釋它，或者借助新聞媒體或其他一些渠道來尋求答案。其實，這樣的社會問題，電視報紙等媒體往往都會集中報道討論，媒體也都會組織一些專門的訪談節目，邀請專家釋疑。如這樣的電視畫面：記者深入勞力市場，采訪民工和企業主，而且問題往往圍繞“民工荒出現的原因以及今后如何應對？”，民工和企業主的回答往往能擊中問題根本，成了問題的極佳答案。要如能聽聽專家的分析，那更是入木三分。所以你只要看了類似的節目，答案自然明了，應對考題更是綽綽有余。如：

36材料二：2010年春節一過，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開始外出打工，但與往年不同的是人數有所減少。東南沿海地區企業招工困難，出現了一定規模的“民工荒”。

（3）結合材料分析造成近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的原因。面對“民工荒”現象，你認為東南沿海地區應采取哪些應對措施？

【答案】原因：國家政策的支持，西部地區社會經濟（或二、三產業）發展加速，當地就業機會增多；國家重視“三農”問題，中西部地區農業增收明顯，部分農民工外出就業動機減弱等。（每點2分，共4分，言之有理酌情給分）

第4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等各類相互聯系的危機日趨嚴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前后，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以及出現世界聞名的“公害事件”，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1953年，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J.H.Steward)在《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文化生態學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試及內在聯系。這一時期，一些從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1956年成立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等逐漸在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理學的理論方面，自然與人文的統一性已經在全世界得到確認。在人地關系方面，形成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論”，從而奠定了現代地理學的統一性與綜合性。和諧論主張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以謀求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間的協調，例如日本學者石田寬就曾提出“預防破壞景觀，建設一個和諧的景觀”的主張。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多元一體”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文化景觀”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關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維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在2005年版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一直以來沿用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相關標準進行了合并，規定，“如果遺產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會認為該遺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1、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2，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3，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4，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5、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6，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7，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10，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第5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體育文化；地理學特性；體育地理學

雖然地理一直忽視體育，然而無論是從縱向的歷史起源和演變，還是橫向的經濟、文化現實發展來看，體育與地理間的聯系都是不容忽視的．地理學從根本上講關注3方面問題，即地球上各種現象的區位和空間秩序、人地關系以及區域差異．地理學注重地球表層現象的記錄、描述和分析，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體育文化現象，理所當然屬于地理研究的范疇．自1975年美國俄科拉哈馬州立大學羅雷（JohnRooney）教授提出體育文化的地理學概念體系以來，對體育文化的地理學探討一直未停．地理學空間擴散理論、空間相互作用理論等眾多地理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研究中的成功使用也提供了以地理學觀點解析體育文化的新思路和框架．從地理學的觀點和視角出發，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討論體育的原型、起源、擴散、體育的革新等內容，以科學的方法尋求體育空間組織的規律性和模式，認識體育及體育文化的區域差異，有利于針對性地指導體育工作的開展和加強體育文化的傳承．從地理學視角出發，對體育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地理因素進行分析、尋求傳播的方向和路徑，以及探討體育運動影響的地域范圍，能為體育工作的開展提供更為科學的決策依據，從而促進體育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1影響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的地理學因素

1．1緯度

在地理中，不同緯度地區的總體氣候有著很大的差別，在高緯度地區，氣溫相對來說比較寒冷，在低緯度地區，氣溫則比較溫暖和炎熱．而氣溫的不同對于體育有著直接的影響．首先，在不同的緯度地區，其體育項目均會有著符合當地緯度特點的現象．隨著緯度的變化，不同地區的冷暖環境也有所不同，直接決定了當地人們所從事的體育項目和休閑活動的不同，尤其是在冬季項目上的區別．在緯度較高的北歐地區，由于其氣候相對寒冷，所以這一地區與冰雪相關的體育項目開展比較豐富，例如高山滑雪、冰球等項目均受到當地居民的喜愛和參與．地處北歐的挪威，在歷屆的冬季奧運會上取得了超過300枚的奧運獎牌，其中金牌更是超過了100枚，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而冬奧會上的越野滑雪和跳臺滑雪的俗名更是直接用北歐兩項來稱呼．在北歐，冬季項目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但是在低緯度的非洲地區，卻鮮有機會進行冰雪項目［1］．其次，高緯度地區的體育項目較之低緯度地區更加豐富．高緯度地區除了能夠體驗豐富的冰雪體育項目之外，還因四季分明，能夠體驗不同季節的體育項目，低緯度地區的夏季項目在高緯度地區都有實現的條件．例如北歐地區的氣溫，在夏季最高的時候也能夠達到30℃之上，即使在極高緯度的地區，人們也可以在室內進行夏季體育項目．而低緯度地區則只能夠從事夏季體育項目，即使不計成本建設一兩個室內的冰場，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就造成了在冬奧會的賽場，基本上見不到非洲地區的國家參賽，而在夏季奧運會上卻能夠看到北歐等高緯度地區的國家參賽．最后，因緯度的不同，不同地區的民間都會出現符合緯度氣候特點的體育衍生項目．例如我國東北地區，廣大居民們在冬季就會進行雪地足球，將足球和冰雪結合起來，而在非洲地區，產生了類似滑雪的滑沙、滑草等民間項目．

1．2地形

山川、湖泊、樹林、大海、河流等一系列的地形因素也會影響體育項目和體育文化的分布．在同一緯度地區，由于地形的不同，體育項目開展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平原地區，由于地形平坦，能夠受到充足的陽光照射，并且具有穩定的氣候環境，所以在平原地區足球、賽馬等體育項目比較方便開展．而在高原地區，由于氧氣缺乏，氣壓增大等因素，造就了具有強大心肺能力的居民，很適合開展中長跑等體育項目，例如肯尼亞等地區，在中長跑項目上一直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山地地區則具有復雜的地形特點，并且陡坡和峽谷較多，當地居民就會進行攀爬，從而演變成了現代的攀巖項目［2］．其次是內陸和沿海的區別．沿海地區具有天然的海水資源，所以像帆板、沖浪等體育項目都是居民常開展的項目，但是這些項目在內陸地區就很難實現．在世界上，美國、法國、波蘭等帆板強國都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水資源．

1．3人口分布

在地理上，人口分布包括人口的密度、數量、種族和性別等因素．一個地區的人口分布，對這個地區的社會現象、地域文化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人口分布對于體育文化區域差異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是人種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奧運會上，不同的人種所擅長的項目不盡相同．黑種人運動員在田徑項目上具有相對于白種人和黃種人更加明顯的優勢，黑種人具有良好的耐力和爆發力，因身體條件，黑種人在游泳項目上卻沒有明顯優勢．參照世界的各項比賽成績可以發現，在游泳項目上非洲國家幾乎沒有比較著名的游泳運動員，雖然考文垂在津巴布韋，但是她卻是白種人．而黃種人由于具有靈巧的身體，所以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具有很強技巧性的項目上具有比較強的競爭力和優勢，例如我國的乒乓球項目．白種人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質，較黑種人靈巧，所以白種人在各項體育運動的分布比較均衡．此外，不同的人種進行同一項體育運動的文化也不盡相同．例如在排球賽場上，我國隊員由于身體靈活性較強，打法主要以快打慢見長，而歐洲地區的球隊，由于隊員們的身體條件好，一般進行的是高舉高打．其次是人口密度對體育分布和體育文化的影響．人口密度大的地區資源的集中程度也就多，這些資源中也包括了體育資源．擁有較高人口密度的地域擁有較為充足的體育運動員后備力量和較為完善的體育設施、體育服務，擁有較好的參加體育活動的機會等［3］．

1．4交通

緯度、地形、人口分布決定了體育文化的產生和具體分布，交通卻是推動體育文化分布和體育發展的重要因素．自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以來，在地理上，對于交通也有了實體交通和虛擬交通的區別．實體交通，能夠快速地將人、貨物等運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就意味著運動員能夠更加方便地進行外出比賽和交流，各種先進的體育器材也能夠更加方便地運送回國，使國內的體育訓練水平得到提高，同時也增加了各地的體育文化交流，使體育事業得到快速的發展．而虛擬交通，則讓人與人、人與信息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方便，在數秒的時間內就能夠讓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進行交流．這更加方便了體育信息和體育賽事的傳播，增加人們對不同地區體育文化的了解，讓體育事業有了更加快速的發展．

2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的地理學解析

從目前的各項科學研究來看，體育和地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之后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科，叫體育地理學，雖然目前體育地理學的各項研究還不夠充分，但是體育地理學從獨特的角度對體育與地理的聯系做出了總結，給體育和地理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來解構各自的學科思路．

2．1空間擴散與體育文化

當今世界的所有體育運動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其起源和原型，體育的發展過程也是這些原型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個空間向另一空間面狀傳播的過程，是一個綜合了時空變化的過程［4］．在這個過程中，體育項目不斷地從起源地向周圍擴散，最終向世界范圍傳播，所以體育文化兼具大眾性和學術性，并與地理學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而這些體育文化在傳播的早期具有明顯的地理性質和地方形式．體育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經濟發展、以及地理環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羽毛球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但是其起源卻是在英國的一個叫柏明頓的小鎮，而其在丹麥和印尼盛行，與當地的靜風天氣不無關系．體育文化在某個地方形成之后就會從空間上向周圍傳播，這個空間擴散的過程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體育傳播方向和路徑的過程研究對于體育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中國的武術項目，起源于中國，但是傳播的方式卻呈面狀傳播和等級擴散．面狀傳播是以體育文化的起源地為中心，向四周空間進行面狀的連續傳播；等級擴散則是由起源地向其他文化中心進行空間跳躍式的傳播，中國武術在日本、朝鮮、法國等地都能夠尋找到傳播中心正是因為武術是由中國向這些地區進行了等級傳播．此外，體育文化的傳播還能夠通過地理模型進行虛假的模擬［5］．

2．2空間組織和體育文化

體育項目在傳播并被各地區的人所應用的時候，就形成了體育的空間組織．對于體育設施的空間分布，克里斯泰勒有一套中心理論．而對于體育則是擁有一個等級序列的，在一項運動中，關于人口應該存在一個最小限度“門檻人口”，如果這項運動的應用人口高于這個限度，則這項運動就會普遍存在，在英國，娛樂性的足球比賽，每一英里就有9成以上的人參與，而在美國，職業棒球隊在業內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球隊在每年必須要能夠吸引100萬人次進行觀戰．對于承辦奧運會的城市擁有嚴格的地區和位置要求，所以只有為數不多的國家和城市有能力和資格承辦奧運會．由此可見，大城市在體育的空間組織上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體育項目的隊伍數量與城市的規模有著較大的關系．但是體育的等級在空間尺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有很多應該具有體育設施的地方，實際上卻沒有相應的體育設施．例如我國的足球俱樂部，在廣東曾有包括宏遠、深圳、松日、太陽神、佛山5個甲級球隊，可是在我國人口較密集的城市河南，卻只有1個甲級足球俱樂部［6］．由此可見，足球俱樂部數量和需求也就是足球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在空間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有些城市往往擁有足夠多的球迷，但是沒有一個拿得出的俱樂部，這些城市為了滿足球迷的需求，就會迫不及待地引進一些足球俱樂部在當地進行足球賽事，例如韶關、柳州、石家莊、綿陽等城市．而觀看足球比賽則漸漸成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所以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足球俱樂部會進行區位遷移．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運動的商業化道路也越走越遠，成為新興的第四產業，而體育一旦商業化就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選擇體育活動的最適合區位，也是體育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例如北京亞運會場館采用的是分散式的布局，廣州天河體育中心采用的是集中式布局，這些都考慮了各種人文地理的情況，考慮了城市居民的觀賽情況以及土地的征用、城市功能區的協調等一系列的與地理學知識相關的因素．

2．3空間景觀與體育建筑

體育景觀的產生是在地理空間內，由于體育運動而發展出的各種體育建筑物，從而形成的一種暫時或者永久的標志性體育景觀．在19世紀以前，人們對于體育景觀的認識多以自然景觀為主，并沒有太多的人為干涉，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自然體育景觀成分在人們的認知中漸漸減少，越來越多的人工體育景觀開始誕生．例如由于人們追求生活的休閑和完美而產生的各種以綠色草地為場所的馬術、高爾夫、足球等體育運動，這些運動被人們稱為“綠色體育”［7］，這些綠色運動帶來令人賞心悅目的地理景觀，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同時隨著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掌握能力增強，逐漸出現了沖浪、帆船等以海洋為載體的體育運動，這些體育運動被人們稱為“藍色體育”．還有以雪山為載體的山地滑雪等運動項目，這些被人們稱為“白色體育”．隨著近代體育的發展，各個城市都開始了體育場館的建設，這些體育場館中不乏一些獨具特色、具有欣賞價值的場館，例如我國北京奧運會的鳥巢等．

2．4體育與空間相互作用

體育空間是一個空間上的結節點，所以體育空間區位會在空間層面上產生各種情況的相互作用．首先是體育場館的圈層影響，這種空間相互作用決定于體育場館的規模和服務質量，以及體育場館所屬的機構和場館進行體育活動的機會等．“球迷區”是受到這種相互作用最明顯的一個地方，球迷的集中區與運動員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這些區域少則只有數十人，而多的像一些職業俱樂部的這種區域，可能有數萬人．主場是核心的區位，隨著距離的增大，球迷的規模也會漸漸的衰減．在“球迷區”的人通過接近這個體育節點來獲得自身的利益，而在這個圈層的第二層位置，則是一些諸如運動愛好者之類的球迷，通常以這種運動作為娛樂方式［8］．體育空間以節點為中心的圈層，具有經濟地理的效應，但是這種效應從好的方面來說，能夠創造各種各樣的經濟收益，而一旦這個節點被周圍的人所厭惡和排斥之后，這種效應就會變成負面的影響，產生“負影響圈層”．例如體育迷們制造的一些諸如噪聲、游行、騷亂等“體育污染”，這些污染帶來的后果就是當地的經濟受到影響．一個體育運動俱樂部要完成其全部的比賽賽程，就會有一定的空間位移，這種位移是必然也是必需的，這種空間位移也是體育空間相互作用的一種情況．要進行空間位移，就會產生必要的交通費用，但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看，節省季節性的交通開支，是所有商業化體育運動項目共同的要求，雖然這一費用占用不了多少經費．這個矛盾可以通過體育賽事的區域化來解決，例如美國的NBA分區賽，免除了運動員的長距離移動．一個職業運動員，在其運動生涯里一般都不會只效力于一個體育俱樂部，而是在多個不同的俱樂部間效力，從而產生相互作用，這種情況也是體育空間相互作用的一種．通過英國的職業運動員和美國的職業運動員招募情況來看，運動員大多數會選擇在自己所出生和成長的附近俱樂部中效力．但也存在運動員轉會的情況，這種容易造成運動員在其效力的各個俱樂部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可預知的情況．在我國，由于還沒有比較健全的職業運動員轉會的法規，所以這種體育空間的相互作用還沒有比較明顯的規律．

3地理學知識在體育文化形成與傳播中的運用

3．1指導賽事申辦

地理學知識對選擇各項體育賽事舉辦城市和地區具有指導性作用．例如我國廈門，雖然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但是卻不適合舉辦大型綜合賽事，主要是因為廈門是一個小島城市，面積比較小而且地形復雜，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很難滿足大型綜合比賽對場地和交通等的要求．但是廈門島是一個天然的環形島嶼，而且具有美麗的風光，其四周的環島路就非常適合進行馬拉松比賽，廈門國際馬拉松比賽也已經成了廈門的標志．我國哈爾濱的天然氣候條件適合冬奧會的舉辦，青島適合帆船賽，這些挑選都結合了地理學知識．此外，申辦賽事也需要應用人文地理知識．通過運用地理學知識對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進行科學的分析，能夠清楚地知道申辦的優勢，從而進行有針對性地賽事申辦．例如，2008年選擇在北京舉行奧運會，實際上在自然條件上比北京更適合辦奧運會的城市有很多，卻沒有選其它城市．這是因為從人文地理的方面看，北京具有更加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北京也是我國的首都，是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承擔奧運會這項世界性的綜合賽事從各方面來說都具有明顯優勢［9］．

3．2指導體育設施建設

對城市體育場館和體育設施的建設布局來說，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會不會破壞城市當前的經濟布局與城市的地理環境，場館周圍是否有比較方便的交通，足球場館、籃球場館、游泳場館等不同的場館，分布應該建在哪些位置以及場館建成后對周圍人群聚集地的經濟會不會帶來影響，是否能帶動群眾體育運動的積極性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地理學的知識來進行判斷和指導．

3．3對體育訓練的指導

地理學知識對體育訓練的指導作用，主要是在運動員進行異地訓練時，比如高原訓練，因為高原具有鍛煉心肺功能的特點，所以田徑運動員們通常會到高原上進行訓練．每年冬天，我國的中長跑運動員們會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地方進行訓練，這是因為雪地較松軟，可以減輕運動員的腳踝與膝蓋關節的壓力．我國女排選擇在福建漳州進行訓練，是因為南方的氣溫變化比較穩定，對運動員的身體影響較小．

4結語

地理與體育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體育文化受到緯度、地形、人口分布、交通等自然地理的影響，也受到城市和地區經濟、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影響，同時地理學的知識還能夠指導體育活動及賽事舉辦城市的選擇，以及體育設施和體育場所的分布等作用．體育文化也具有空間擴散、空間組織、空間作用以及空間景觀等地理學特性，地理學因受到體育文化的影響變得更加多元和生動，從而形成了地理與體育的更深層次的聯系．這種聯系不僅能夠促進體育運動的多樣化發展，還能夠促進體育文化長遠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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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濤．多元文化視角下審視體育文化基本理論———評《體育文化的理論研究與多元審視》［J］．當代教育科學，2015（14）：封4．

［6］姚磊，田雨普，余濤，等．文化強國戰略下農村體育文化服務供給的困境與建議［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2，36（3）：14－18，31．

［7］鄭會娟，劉永科，張杰，等．新時期體育文化科學化發展與應用———評《體育文化科學探析》［J］．當代教育科學，2015（7）：66．

［8］林天孩，林小美，劉樹洋，等．吳越文化與體育文化的互動關系研究［J］．體育文化導刊，2015（4）：202－205．

第6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關鍵詞：人地關系論；歷史軌跡；哲學思考；預測

自人類自產生以來，人類便和地理環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形成了對立統一的人地關系，由此產生了相應的人地關系論，并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通過對人地關系論演變的歷史軌跡的哲學思考，我們可以探討未來人地關系的價值取向。

1.國內外主要人地關系論梳理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可以認為是一部人地關系的演進史。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點的人地關系理論。在傳統人地關系中，中國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論、人定勝天論、天人合一論等為代表的人地關系論，尤其是“天人合一”論對人地關系的發展演變影響深遠。西方學者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1]的觀點。文藝復興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鳩等學者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重點研究了氣候條件對人類活動的作用[2]。近代地理學的開山大師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對人地關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Humboldt強調地表事物的整體研究，即地理學不僅關注人類社會活動，還要探討地表各自然現象；Ritter認為“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要求人們將其活動及其空間作為一個統一的舞臺，因而，要敘述的不僅僅是這個舞臺本身，而是其與人的關系”，主張通過研究自然現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來探討地理學的人文方向。這些思想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詳細探討了居民分布、人口遷移和民族性格等對地理環境的依賴關系，并引入C.R.達爾文的生物進化思想，提出各地區人類活動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這種思想被美國地理學家E.C.森普爾等廣為介紹，將其發展成為環境決定論[2]。20世紀初，法國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等進一步發展了人地關系理論，提出或然論（可能論）的思想，指出要重視人類在適應和利用環境方面的能力；其學生J.白呂納深入研究了該理論，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關系中起著關鍵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學界相繼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環境感知論、文化決定論、和諧論等著名的人地關系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地理學計量化的發展，人地關系理論又取得了新發展。在生態論和文化景觀論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地理系統論，該理論強調人類社會系統和地理環境系統及其之間的動態聯系。

2.各種人地關系論的時間起點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獵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沒有產生人地關系的思想理論。大約在200萬年前后，人類以小規模的群體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處于人類的形成階段，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采集、狩獵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創造和發展。但受生產力水平限制，人類與基本沒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與其他生物融洽共處。這一時期人地關系表現的最為微弱，甚至可以說是自然在掌控者人類，人類只能依附于自然環境。

2.2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我國的著名觀點有：最早見于殷虛卜辭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風”等記載[2]，強調天氣晴雨變化和收成好壞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員》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經》中寫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軻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況認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強調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可以通過順應自然規律達到“有其治”的效果[3]。國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古希臘著名學者希波革拉第在《論空氣、水和地方》中專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柏拉圖《國家論》中闡述了理想國的基本構想，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公民數量為5040人；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完美最美麗的國家，就是能夠維持人口數目使之不超過一定限度的國家”[4]，即一國的人口規模應當和土地規模相適應。在農業文明時期，隨著人口數量增加和人類生產、生活技能的提升，人類逐步從崇拜自然過渡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賴自然而直接消費變為自己生產而后消費。并且隨著人類對自然改造力度和廣度不斷擴大，人類活動對自然的作用強度不斷加大，這時候已經開始產生小范圍的生態破壞，例如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已經開始顯現。相對于原始時期而言，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已經在開始轉變，人地關系中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卻相對的在減小[3]。

2.3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人類中心主義、適應論、生態論等。其中，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可能論強調人類對地理環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適應和選擇能力；人類中心主義則把人類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認為人類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適應論則強調人類對自然地理環境的適應和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協調；生態論主張研究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反映，側重探討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在工業化初期，機器代替了大部分體力勞動，生產力有了很大突破，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礦產資源）開始進行掠奪式開發，人地關系性質有了新的變化。人類對自然開始進入到改造征服階段。到工業化中期，科學技術取得進一步發展，人地系統中人類與環境的對抗性表現非常突出，結果出現諸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中葉，人類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在全球迅速擴展，導致了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質量下降，同時也出現了全球規模的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人地矛盾異常尖銳，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嚴重挑戰，人地關系的不和諧已開始震驚人類[4]。

2.4后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理論有：和諧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論的核心觀點是人地關系應當“和諧”，強調人類在順應自然規律，科學利用地理環境的同時，要對不協調的人地關系進行優化調控，實現人地系統的良性互動。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提出。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并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是對傳統發展理論的創新和反思，強調區域發展中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協調，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開始意識到單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為標志的后工業文明時期，人類社會的組織管理機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習慣等都產生了一系列變革，信息技術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同時人類對人地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提高，開始利用高新技術等對人地關系進行模擬監測和優化調控，促進人地系統向和諧方向演進。

3.對人地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從對人地關系研究的各種流派來看，可將人地關系理論歸納為三類：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為代表；②主張人定勝天，忽視或貶低自然環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論、生產關系決定論等為代表；③關注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重視人地關系的協調與適應，以適應論、或然論、生態論和人地協調論等為代表。人地關系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受到特定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個人世界觀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因此，在每一歷史階段都有特定的人地關系思想產生，即使是在同一階段也會有很多側重點不同的人地關系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評價某一種人地關系理論時，不能片面地說其對或者錯，而要放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背景下進行綜合考察。

參考文獻

[1]趙榮,王恩涌,張小林,等.人文地理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

[3]香寶,銀山.人地系統演化及人地關系理論的考察[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0,10(專刊):1-2.

第7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哈羅德—多馬模型及資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強調資本的重要性。這種模型由于忽視技術進步、知識與教育的重要性，特別適合落后地區。此時，資本內含了技術，機器設備與經過培訓的人力相結合，就可以生產出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落后地區缺少技術、人才、資本，必須吸引外來資本與人才，營造生產要素良性聚合機制（贏利企業）。資本形成，即實業投資，是人力資本、先進機器等的集合。

對于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后發劣勢。類似德國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業崛起為特征的后發優勢，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存在。例如，在軟件業領域，核心技術一直掌握在美國手中，我國的應用軟件開發一直跟在美國的后面；鋼鐵、水泥、重化工等產業現屬夕陽產業，污染高、能耗高、產能過剩、利潤空間少，且對環境影響大。后發地區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勢，且經濟資源外流，還要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如果這些地區不找準、不培育自己的競爭優勢，地區發展將不可持續。我國西部地區的主要優勢是礦產資源優勢和旅游優勢，主要劣勢是市場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資本不足，資金、技術不足等等。

總之，從資本形成角度來看，我國西部地區實現持續發展的難度相對較大。在先期大規模投資的基礎上，最終經濟能否實現騰飛及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前期投資的利用率和區域競爭優勢的培育與保持。

索羅-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兩種情況：一是當不考慮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均儲蓄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隨著人均投資的增加邊際遞減；投資越高，折舊越高；存在一個最佳的投資規模，此時，長期可持續性消費水平達到最大化。二是考慮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口過快增長降低了人均資本，從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變的情況下，經濟達到穩態時，人口增長帶動產出總量增長，這也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資本需要更高的產出率（折舊率與人口增長率之和）才能維持可持續的最大消費能力；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源泉。

索羅-斯旺模型存在諸多不足。一是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假設。在該假設下，窮國應該比富國增長得快，這個推理結論與現實并不符。窮國比富國增長快是有條件的，必須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或者對多個互補的部門（主要是基礎設施和輕工業）在政府主導下同時“大推進”（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達到“臨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視了市場問題。西方經濟學普遍忽略市場問題，似乎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動銷售出去。實際上，市場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英國、德國、日本的崛起都是從國內市場保護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市場，只是因為這個市場非常大，容納了大部分華商企業、歐美跨國公司，還有國內的中小企業。

索羅-斯旺模型告訴我們：一是在人口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人口增長是經濟總量增長的促進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國西部地區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盡辦法吸引外地人口與優秀人才，重視利用市場手段籠絡社會稀缺人才。二是技術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故應利用金融、財政甚至非經濟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三是對應于長期最大可持續性消費的資本存量有一個最優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場問題，注意通過配套政策與機制、投資驅動等來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場，通過人口政策培育內部市場。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起因于經濟學家不滿足于索羅-斯旺模型將技術、儲蓄等作為外生變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開放、勞動分工、技術進步、知識溢出、邊干邊學、人力資本投資等有利于經濟增長。它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地區和國家最終經濟增長率趨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引入，改變了過去資本邊際收益率下降的傳統經濟學假定，知識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率。

內生知識增長理論強調教育投入和專利技術發明的重要性。對于基礎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長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參與，越來越呈現被發達國家壟斷的局面。發達國家占據了知識的源頭，發展中國家在知識下游有所作為的難度越來越大。即使日本模擬技術在20世紀60-80年代風光過，90年代在數字技術上也無法與美國抗衡。

根據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規律，軍事科技往往是技術革新的源頭，美國新技術的起源就在于軍事技術革新轉民用。對于中國來說，加大軍事科技立項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術的一條綜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發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影響因素眾多的系統工程，難以短期見成效。這種情況下，我國西部地區引進國際人才，特別是留學人才歸國創業，是比較現實可行的路徑。我國重大科技發明創造，如導彈、芯片都離不開歸國的留學人才。

要爭取研發基地、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和人才落戶到我國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對于落后地區來說，技術引進和消化是最好的選擇。此外，大力發展教育、開發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選擇。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

國際貿易與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者克魯格曼2008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反映了經濟地理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區經濟與金融發展的理論研究自然要考慮到經濟地理的作用。經濟地理在地理學里與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學科同處于人文地理學的范疇（見圖1）。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各有側重。區域經濟學更加理論化、抽象化，經濟地理則更加實用化、個性化；區域經濟學涉及到的學科主要是經濟學，經濟地理學則涉及到多個學科，如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經濟地理學的地理思維過程大致是：針對具體區域，從具體條件出發，深入分析研究諸地理條件，再結合經濟思維，從而形成對區域的正確認識。

轉貼于

西部地區的經濟地理特點：旅游資源豐富。礦藏資源豐富。長期被邊緣化，一直是發達地區的原材料產地、勞動力來源和市場。一般有廣大的山地為腹地，盛產水果、中藥、林木等。生態脆弱，如果被破壞，恢復困難。

鑒于上述經濟地理特點，我們認為：一是與發達地區存在協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國家要把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避免在東部地區內部轉移。二是因本地市場空間不大，西部地區的產品主要應銷往內地、珠三角或國外。此時，市場將成為巨大制約因素。三是西部地區初期應主要依靠本地優勢資源發展經濟。四是應注意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漁業產品的深加工，很可能會由于沿海鋼鐵產業帶來的污染而受到重創。新經濟地理學強調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的小區域循環經濟。因此，鋼鐵產業、鎳加工產業要遵循循環經濟的原則，不可破壞環境。五是經濟起飛過程中，投資規模、產業規模、集群規模都要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才有可能實現規模報酬遞增。沒有發達的工業，就不可能有現代服務。要在現代工業的基礎上，配套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發、咨詢、銷售等。

增長極理論及分析

增長極理論主要分為三個學派：一是“法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在落后地區建立大型推進型工業，以此作為“增長極”來推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是“美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區域發展計劃應圍繞著城市之建立來進行，以使城市成為所在區域的“增長極”；三是“聯合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增長極在區域發展中不應僅起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應起綜合性的發展中心的作用。實際上，法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產業涵義，美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空間地域涵義，聯合國學派則重點強調的是增長極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增長極作用機制的兩個方面，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技術的創新與擴散。二是資本的集中與輸出。三是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四是經濟集聚效果。西部地區要關注中心城市和產業園區的技術創新與擴散、資本集中與輸出、規模經濟效應以及經濟集聚效果，這是增長極的核心思想。要從這四個維度去培育增長極，力求避免“拉郎配”。

產業集群的區域實踐、轉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級

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政府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區域發展環境。區域發展環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礎設施，如道路、供水、供電設施、通訊設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產生活服務設施。產業集群之所以能比單個企業節約成本，關鍵的一點就在于各企業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項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在為產業集群提供服務時，要著力于提高集群內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建設水平；二是完備的信息咨詢等服務設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勵集群內信息服務組織和網絡的建設，為企業提供盡可能完備的產品供求、政策導向、新技術的更新等最新消息，減少企業在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規范社會中介組織，當集群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一些公證、仲裁機構、會計師事務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種機構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發揮作用；四是健全的產業配套體系，包括政府為企業舉辦的貿易交流會、與國外市場互動的交流訪問等。

我國第一產業集群如云南的花卉產業集群、普洱茶產業集群、山東壽光的蔬菜產業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廣的是第二產業集群，特別是制造業，并且絕大部分都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費品產業集群，產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輕工產業領域的化纖紡織、服裝、機電、家具等和重工業領域的交通運輸設備產業集群等。這些產業集群的產品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其中與居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紡織產業集群數量最多、分布最廣，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勞動力來獲取競爭優勢。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只分布在幾個高科技園區，規模和數量都十分有限，發育比較滯后。第三產業的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創意產業集群，但發展情況不理想。如文化創意產業等，現在還只分布在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深圳等。金融服務業集群雖然這幾年也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但也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數量較少。

原來的一些勞動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紡織服裝、家電、陶瓷水泥等產業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術含量和資本需求但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結構中仍占主要比重的產業集群，如電子制造、機械制造等相對成熟的產業集群，開始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和輻射。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融資能力差、資本積累不足、缺乏規模經濟、信譽不高，轉移較為困難。

這種轉移要積極主動地完成，否則，可能會造成東西部雙輸的局面。第一，由于欠發達地區收入增加緩慢，消費結構的變化緩慢將減緩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第二，發達地區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優惠，現在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矛盾將會加劇，同時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與發達地區將更加雷同，整個國家的產業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現紊亂。

在發達地區將過去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等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同時，本地產業要進行產業升級，包括過程升級（生產過程更加效率）、產品升級、功能升級（改變價值鏈中自己的位置）、價值鏈升級等。

其它經濟發展理論

（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

該理論研究經濟的起飛準備階段和起飛階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資驅動下，主導部門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生產率，產生新產業，擴大出口，并在投資乘數作用下帶動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發展。如廣西北部灣產業規劃通過鋼鐵、冶煉等巨型企業的引入，配套基礎設施，帶動配套企業發展，從而帶動地方就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及其它產業的發展。這種規劃是合理的、可行的。這種投資的主要特點是生產對先進設備的高度依賴，技術蘊含在設備和生產流水過程中，對工人和管理層的創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條件是發達地區對該產業的主動放棄。對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經濟已經到了服務業占主導的階段。但是，對于大多數東部地區的城市來說，輕工業與重工業都不發達。中部地區，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電等大型企業入駐。轉貼于

（二）二元經濟理論、三元經濟理論

二元經濟正視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并存的經濟現實。傳統部門包括自給自足的農業，簡單的、零星的商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維持生計的產業，主要存在于農村地區。現代部門包括技術較先進的工礦業、建筑業、近代商業、服務業、容納的就業勞動力較少，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平較高，主要存在于發達地區。傳統部門工資低，現代部門工資高，剩余勞動從傳統部門流向現代部門。三元經濟理論引入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傳統部門要么主動升級，要么被擠占或淘汰。

（三）大衛·李嘉圖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李嘉圖堅持認為報酬遞減規律約束了利潤增長，從而制約了投資增長。邊際報酬規律只有人力資本或者技術革命能夠打破，技術革命能將邊際報酬放到另一個軌道上，實現報酬遞增的飛躍。按照這種規律分析，美國現在如果能夠領導高科技革命的話，就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了。

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現實與原有世界秩序發生了矛盾：中國在現代工業領域進步太快了，而美國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卻相對不足。美國的國策似乎就是制約中國這種快速發展勢頭，以給美國高科技更多的緩沖時間。因為信息技術只是知識經濟的敲門磚，美國從信息技術中獲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維持目前的世界舊秩序，其地位相對于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來說，已經衰落了。而基因技術、海洋技術、現代醫學技術的巨大市場空間將遠遠超過信息技術，美國還覺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國未必愿與中國一戰，但是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符合它的利益。中國要擺脫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術上一定要后來者居上。同時，我們要強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處在中國大發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說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仰仗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

（四）新制度經濟學

gdp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內涵，即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政治制度創新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情況下，有所思考和創新。電子政務與網上監督、政策公開、投訴解決機制等結合起來，執政水平還可以上一個臺階（北京經驗）。新制度經濟學的公共品供給、尋租、法的經濟學分析、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與思想對我們有一定啟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礎上解決我國公共產品（如醫療和教育）供給的問題，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國構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培育了國民的自私自利、破壞規則、沒有道德底線等性格。“物欲橫流”的西方文化風格與中國國家整體利益不合拍。中國要成為世界超一流強國，“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導金融與經濟關系理論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損失最小，是與中國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等分不開的。按照經濟學說，在金融與經濟關系上，經濟始終第一性的，金融則是由經濟所決定的，并為經濟服務的。因此，在本部地區發展經濟與金融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把發展實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并以實體經濟的發展帶動金融業的發展，否則，金融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也應當充分重視金融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大力發展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結論

（一）西部地區的人口、資本、市場都依賴外部環境

人口數量與質量是本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決勞動力質量與數量的一攬子政策。西部地區必須借助外來資本，因而資本凈流入是經濟騰飛的前提條件。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往往在外地，因為本地市場規模容納不了大規模產業投資所對應的市場擴張。

（二）揚長避短、扎實推進

以重大軍事科技立項、軍用技術轉民用、歸國留學人才創業等手段來推動知識內涵式增長。西部地區往往擁有一些國家重要的軍事工業，須做大做強，以點到面，帶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個切入點要比籠統地投資高科技產業園區更加可行。以地產為驅動力的高科技園區建設，與高科技的內在規律恰恰是矛盾的。這是我們的高科技園區不“高科技”的內在原因。

經濟在起飛準備階段需要主導工業部門實現規模經濟。要把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辦成技術密集型產業，延長產業鏈，并爭取形成具有一定特點的壟斷優勢。西部地區發展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有優勢，但前提條件是不能污染環境。旅游業季節性明顯，且難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率，故可以惠民，但難以富民。

第8篇：對于人文地理學的認識范文

誠然，人文生態批評如何參與和引領生態保護與研究并非易事。單從界定生態研究這一命題入眼，國內學界的生態意識雖早已蘇醒、活躍，但對其內涵的詮釋，卻紛紜蕪雜，而對其指涉卻又難免單一，其用意與生態一詞原本含義也相去甚遠。不少用語更有差強、扭曲本意之嫌。僅舉“景觀生態”一例，此用語貌合情理，一旦仔細讀來，不難品出其中將人的需求和原本自然生硬割裂，樹以人為上，逼自然為人所愉悅，為人所駕馭的認知觀。若究其根源，不難見出其受尚權逐利的現代社會進化論影響甚深。源于西方的現代進化意識通常籍主客體二元思維將人類和自然對立，以貫通人依賴工具理性而勝出這一主線，鑄成一介奴役、偏廢自然的現代文明史。對此，歐美學界早有警覺；回觀十九世紀中葉，正值歐陸理性啟蒙，摒棄宗教蒙昧，科學工業蒸騰日上，人的知識力量拓展膨脹，城市物質文明奔涌蔓延，但社會良知并不使人昏昏，忘乎所以，先有人文學者冷靜、誠實地關注人與自然互依互惠、不可隔裂的命運，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蘇格蘭詩人彭斯、美國思想家梭羅都曾抨擊早期資本積累的血腥和貪婪，袒護正受掠奪、盤剝的鄉村原野，警示世人呵護自然、律束自我。二十世紀以降，又有現象哲學與存在主義質疑工業、城市文明導致的人性殘缺和社會災變；1930年代出現的阿爾多?利奧波德，以《沙鄉紀事》一書驚破沉寂，用智慧式平淡和簡約，推崇“棲息倫理”，寫出人融入沙地、鳥獸、蟲草之中，感受另類生物的存在。隨后便有人文地理學、地理哲學、社會森林學等新學科陸續降生，于功利理念的心腹之地發難，以里向外，外合里應，彰顯西式現代化的誤區，療治功利至上的創傷。

法國當代生態哲學家布魯諾?勒托爾的近作《我們從未進入現代》中有這樣一段犀利而又精辟的話：“臭氧層穿漏有極深的社會意義和話語表述，絕非單純自然現象。工業巨頭和國家元首們的決策有極充實的生化效應，絕非純屬權力或利益關系。而生態環境的話語又是極真實的、極社會的，絕非單純紙上談兵。”勒托爾從社會效應反觀生態災變，以人的肉身直覺解析政治決策，并從世俗角度來疏通對環境保護的誤解及阻撓。他對當今生態劫難的憂患無疑是從人的生存、權益、意識三方交疊處人手；顯然，勒托爾明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和諧這三者環環相扣，分而皆傷的要義，并為此大張道德倫理旗鼓，敦促現代人正視一個已被忽視許久的事實：人類現代化呈現很不對稱的進程，現代人夸大、濫用人主宰自然環境的力量，無端地隔裂人與土地、生態以及其他生物界之間的天然依附，而對人自身滋長的物欲和貪婪一意姑息，恣意將工業廢污毒液掩埋、排放、傾瀉于自然之中。勒托爾執文化理論一牛耳，以法國思想家慣有的新奇、律動的筆觸，走刀直向現代文明早已壅塞、浮胖的內腹，剜出已喪失“撮合”功能的病灶。勒書與當今生態研究的理論影響在于：針對現代文明“不對稱”這一隱患所有誘發的病癥之一“不負責任地損耗、顛覆自然”有感而發。

歷數近半個世紀來中國經歷的幾次社會巨變，筆者不由地驚覺：若從后果來看，每每變革發生，其對自然生態不負責任的改造、索取竟如出一轍!無論是年代放衛星式的全民煉鋼，糧食高產，或是“”中劈山填海造田的大寨樣板，還是改革年代經濟狂潮中大樹水泥莽林的都市范式，乃至攔截江河、筑壩、移民、淹城的“驚世創舉”，均袒露了現代人為發展而目空一切，為獲利而盲動冒進。大多以糟蹋無法更新的資源，毀害不可替代的生態為代價，其惡果孰不令人扼腕!回顧這段發展史中所遭遇的“西學東漸”、“”、“超英趕美”、“移山填海、人造平原”、“原始積累”等挫折，急吞亂咽歐美現代化成果所導致的數起重大迷誤歷歷在目，而曲折、坎坷的現代化之路凸顯了西方現代化模式內潛伏病灶的潰爛及擴散。歷史之鑒應激勵人們對人與自然的互存互惠再度認識，以守護人地兩分、一損俱損這一底線，從倫理上疏導、抵御經濟發展中急功近利、“一步到位”的草莽行為，并由此而認識到：如何以“科學”地發展趨向人與生態契合這一過程，即使在西方也是縱橫捭闔，屢經曲折和磨難，但最終仍皈依自然與人之間的整合互動這一圭臬。

一

綜述西方的自然觀，或許可概而言之為：古崇自然而抑發展，今尚人為而廢自然，古今之自然觀孰是孰非?至今無從解答。其實，這一質問本身且已顯露出一掩藏許久的思想窠臼：非黑即白、各執一端地認知自然，必將自然與人工武斷地割裂、對峙起來。而如此生硬的二元對立式思維卻仍在學界的生態批評里從中作梗。迄今西方的生態批評大致可分兩大流派：其一以生物自然為本，認為人當屬自然界，無高低貴賤之分，更不受用領主或神明所有的征服、主宰物界的特權。其二視人和自然為綱目之分，確信人類的智慧和創意優于自然界其他生靈，綱舉而目張，并主張人類應發展在先而后顧及生態的平衡。二者相比，各有千秋。前者雖崇尚自然，但有將其抽象、凈化而導致人與自然疏離之嫌；其最大的偏頗莫過于將自然束之高閣于“純潔、崇高、壯美”的境界上，可望不可即，從而抽空了“人”在其間互依互存的“社會性”，反而阻滯了人與自然的契合。反觀后者，重人類者更易一廂情愿地規避、作踐自 然規律，恣意駕馭、營造身外世界，以圖人類發達優越之霸勢。這一思路雖有別于那些將人類凌駕生靈萬物之上，根本無視生態危機的極端功利主義者，但往往默認個中的因果推理而難免受之渲染，為之誠服，甚至蛻變成生態的宿敵。于此，生態批評始于崇尚人與自然的對立，以其為衡量的唯一砝碼，卻落個身陷其模棱兩可的涵義中而進退兩難的窘境。生態批評之所以陷入認知上的困境全在于批評者錯將自然的含義擱置于靜止、絕對的范疇中，從而遠離了人與自然協同求生的歷史演變過程。而正是歷史的嬗變將人與自然的契合周而復始地匡正、翻新乃至豐厚。

誠然，視自然為一歷史演變之結果，而非自生自滅、永恒不變的倫理前定并非一朝一日形成。法國人文批評家羅蘭?巴特曾本著解構西方人文主義的經典信念的批判精神，對所謂的“人類生存狀況”做了一個鞭辟入里的解剖：“‘人類生存狀況’這個現代神話基于一個很古老的營造神秘化的效應，這一效應總是把歷史的核心落實到抽象的自然上。”巴特的本意旨在解析經典人文觀念的兩層歧義：一層是任何自然的界定必然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所左右，由此來看，自然屬人類歷史之統轄，便失卻了可作規范或標準的權威性。另一層頗有歧義：正因為大千世界的一切是人為的，是具有社會性的人的所創，人類務必對“人化”了的自然含義的相對性有所警覺，應刻意呵護它易受人駕馭的弱勢，但非利用其弱勢而將其篡改或顛覆。始料未及的是：自然與人分分合合的嬗變偏偏又演繹成了新一輪紛爭。自歐陸文藝復興以降，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為人類將身外物界盡收眼底的洞察開了先河，牛頓引領的機械實證之風隨即蔓遍學界，人類依據科學實證的方法論，以科學――也即數量化科技――解析物界現象蔚然成風，逐漸地把人自身的思維、情感和血肉之軀割裂開來，如同對待草木禽獸一般，將人的生物功能分解、剖析，并最終將其歸于前類，從而再推出一“大寫的”自然觀念。于此，實證科學已將物質文明推向另一極致，形成了“物質一元論”的濫觴。縱觀這一自然的生成，它為人類突飛猛進的自然科學所作的貢獻確實可圈可點，但其含義從頭到尾，自始至終，仍未超脫人為的詮釋與界定。難怪英國作家路易斯曾為此譏諷地指出：“我們總是在征服自然，因為自然不外乎是我們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征服了的所有一切所起的名稱而已。”于是乎，意志、心理、情感等但凡和心靈維系緊密的人的精神活動被悄然劃入所謂“主觀世界”，如同迷信、幻想、虛設一般，它們入了歷史的“另冊”，作為尚未被完全量化解析了的，還有七情六欲的人又開始遭受放逐邊緣的冷遇。巴特的預言果真應了驗，但此一個自然非彼一個自然，作為善用實證思維而行自我分身術的人――大都身兼自然科學家――又榮耀地登上了統領自然界的寶座；相反，人的另類精神活動(比如想象、記憶、心理等精神創意行為)卻離人和自然的協同調和過程漸漸遠去。意想不到的局面終成現實：人一邊以天文學識為朽木頑石訪祖尋根遠到宇宙天邊，一邊卻反將自家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逼成了無家可歸的零余人。

人和自然的協同共生的長河，到此重又流入干涸、擱淺的絕地，需猛拐個急彎，才可再激流遠奔。這個關鍵的轉折便是存在主義思潮與生態意識的撞擊和互動。西方存在主義思潮最初植根于歐陸文藝復興時代的維科。維科的新科學思想針對笛卡爾的實證科學基礎，把人的發展歷史論證為真理和人為巧妙結合的結晶，但并非對整個泱泱宇宙的歸納或映照。事實上，維科認為人類對宇宙存在的本身無法全部徹底地把握；正因此，他強調實證科學本身的成就乃是人的真正的“發明和創造”，但它和原生原長的自然界關聯甚少。維科如此立論，只為疏離中世紀宗教所賴于立神權于至高無上地位的一元論，顯然為即將脫穎而出的自然科學思維開啟了大門，但也為教廷的神創造萬物之論留了存活的空間。在稍后的理性啟蒙時代，歐洲哲人康德、黑格爾相繼發現：其實草木禽獸的天地間也存在類似的“發明和創造”。康德曾舉蜜蜂蜂巢一例，以其構造的周全、合理、有利，和人類巧奪天工的藝術原創類比，從而說明冥冥天地間存有執掌生死、因果、嬗變的原始動因，并非完全屬人為詮釋所得。黑格爾則以人如何領會火、水、空氣的功能，移植于房舍的建造中，實現了人類遮蔽自身，免受自然對其有害的侵蝕這一目的，從而證明天地萬物的演變確由因果動機主持，它循循善誘，徐徐進化，借助人類智慧實現其最終目的。由此西方哲人推斷出一理性意志，乃屬整個宇宙中生命維系的精髓，可同時衍生、驅動物界和人類。兩者唯一的不同是：世間區區萬物并無自我意識，順其自然地茍活，無需認知它們自身與外界之間的關系。相反，人類具備自我意識，不僅了解物我相依為命，還能由此及彼地去效仿、改進物界中觀察到的現象，變被動為主動，逐漸確認某種本體與外界的主客體關系，哲人們揭示的正是這種人類中心意識。

由此，人類周而復始地演練利用自然條件，生存、交往、繁衍自身的能力，在生物進化的大道上迅跑。然而有一事實往往被忽視：人這一能力僅局限于人類客居地球迄今的近萬年歷史；時至今日，人尚未對自身最初降生于宇宙的意外性和偶然出一份完滿的答卷，更難于對原生原長的宇宙原始動因有個水落石出的探究。以此看來，人如何從人類歷史演變企達、貫通自然宇宙的本質還有一波三折。在天體世界和人類發展這兩者之間，人最終需面對的是那道橫斷人類認知的溝壑，它往往使人類認知外界與自我時陷入左右為難。人類認知外界與自我必經由思維和語言的交流，而且這種交流必定產生于某個特定的自然、歷史、社會語境，此間所進行的交流、互通、協同一概受其制約。這一人本特征便先預設了一種“社會性”，更確切地說，是內含了“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我主它客的工具理性，而引領實證科學發展的解析思維恰恰以此為基石。換言之，自然科學迄今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和成就都深深地烙有人的“工具理性”的印記。這一特性再次印證了先前維科所論述的人類特有的“創造和發明”。人類對外界的認識也因這一屬性而受囿；一方面，以工具理性為出發點去探討、解析古老而又偌大的自然，使人“先天”具有的萬物皆為我用的意識從中作梗，加之以客觀化的視角考察、驗證外在世界，雖說也承認自然的“它異性”，但不過讓它在認知主體――人――盡收眼底的視界里做個輔佐而已。這無疑會導致將僅適合人的理性強行嫁接于自然，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人又不得不依動物本能而在自然中存活，并將身外物界看作是自己生死難解的另一“軀體”，這要求自我和它異之間有一番應對和調和：人應消除我主它仆的意識，多多依賴自然賦予人的肉體本身，以情感、想象(而非理念)為渠道，盡力與外在自然和睦相處，本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那生于斯養于斯的大自然共存。

這兩難的窘境可從康德和黑格爾兩位哲人的自然觀窺見一斑。依前所說，康德從蜜蜂 筑巢的精致完美程度中感悟到自然界中蘊含某種創意的原始生機，他也承認人常常一時無法憑借理智來解析那些超乎人類理念的天造地設(“壯美”景觀sublime就是一例)，但他主張人享有一“先驗”理性，能依仗純理念的貫通(例如人對時空觀的臆測)完成對物質外界的理解和把握，由此他堅信人類具有超過一切生靈的高明和優越，而不必沉陷于人同自然界分享的肉身的具體體驗中。顯然，康德的外在自然不外乎是人的精神理念的翻版。黑格爾對人的理性意志則有不同的詮釋。他堅信人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建造有益于人居住的房舍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人和宇宙進展、延伸以及企達其最終目的的一個具體的步驟，是宇宙嬗變過程的一個精辟的縮影。雖然為實現此目的人們尚需經歷無數徘徊、挫折，甚至迷誤，但他堅信理性意志最終會勝出，使人類歷史涵蓋自然變遷而聚合成一，并引領人類直達理性的峰巔。既如此，那又如何解釋人類會因居住生態遭受破壞而瀕臨滅絕的危險?黑格爾為此設下了一個“理念的狡黠”，用以揭示：這個無所不在的理性意志時常巧設圈套，欲擒故縱，只等危機突如其來才伺機給人們一個警醒，令其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或許當下地球變暖、生態危機或許是狡黠理念所打下的一個埋伏；黑格爾似乎早就向后人暗示：人若想最終駕馭自然，還需撥開認知上的迷霧，繞開險灘、暗礁而重返正途。

說到底，黑格爾眼中的自然的終極實現源于工具理性，終究不能逾越人理念的樊籬。或許正是黑格爾過于自信地預示了人類馴服物界這一最終目的，而一個世紀剛逝，歐陸文明就蒙受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殺戳、破壞，工業化、城市化的極速發展又觸發了經濟大蕭條。兩相比較，無情地披露了工具理性的虛偽和荒誕，猛擊了歐洲哲人們一掌，令他們警醒而扛起存在主義大旗，直接挑戰工具理性的價值觀。毋庸置疑，首當其沖的便是業已浸透人類歷史意識的工具理性，而存在主義思潮挑槍對陣的正是孕育工具理性的主客體認知觀。值得提醒的是：二十世紀中葉，西歐文明面臨二戰后虛無思潮盛行，人文領域百廢待興；所謂至高無上的“理性”權威基座也隨之危機四伏，搖擺不定；存在主義猶如橫空殺出的綠林軍，亮出“存在先于本質”(薩特語)的義旗，沖著早已異變的物質一元論叫板。若抽空這一歷史社會背景，清談其“非理性的”危害，就易再次在理念化的自然中失迷。舉海德格爾的“存在”作個說明：他主張人的存在屬意外、偶然，是實實在在的存活。他曾說：人是被拋入生存中，人對自己為何降世無法負責，但人要對自己如何存活負責。此言點出了兩層意思：其一，說到底，人的存在絕不為任何外在的目的，既非為上帝所締造的臣民，也非理性自我實現的工具；其二，既然拋開了任何外在的目的，那么人生存的一切意義就取決于人如何存活于自然中。有了這個前提，人就可排除“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思考，而專心地解答“自然和我是什么關系”這個命題。于此，自然這個觀念在“有利于我”到“和我什么關系”之間的變遷令人尋味：它擯棄了不平等的“人本主義”，這是明確的，但是否意味著也開通了探尋自然真正的主體的新徑，這還需存在主義自己來解答。

讓我們先看存在主義中通常被誤解的“虛無觀”。虛無主義是否提倡人生空虛、無意義。便可放任享樂，頹廢?存在主義的回答：不然!如前所述，存在主義主張的虛無，不同于反對基督教創世造人所堅持的無神論立場；也不同于將虛無和存在視為兩極對立的經典哲學的主張。強調存在為前提，是為了迫使實證哲學放棄其占領的形而上高地，架空自然科學用以解析世間一切自然規律的緣由。如前證實，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無力徹底澄清人類在宇宙間的來龍去脈，尚無益于人和山水、花草、鳥獸的溝通，甚至無意去阻止人類為自相殘害而耗盡地球的資源(消耗化石燃料的戰爭武器就是一例證)；它從反面證實：存在主義強調那種鮮活、隨意的“在”是對人深陷科學驗證的“自然”中不能自拔的困惑針鋒相對的。可見如何從人化的自然中解脫是存在主義首當其沖的使命。存在主義有一句往往被曲解的名言：“他人是堵墻”(薩特言)。在批評者眼里，這是存在主義思潮籠罩下個人自私、孤獨、苦悶最精辟的寫照，究其對當時歐陸中產階級文人陰暗心理的負面影響，此言的確入木三分。然而，若從海氏所倡的“在”的角度看，卻不難辨出此乃存在主義為排解潛伏于人類中心論的偏執癥，而不得不吞服的一劑苦澀的猛藥。我們不妨先診斷一下存在主義對它異性的焦慮、迷惘及苦痛出自何處。存在主義質問：自我之外一切是友?是敵?猶如中國古詩中的“天問”，它是借天問人，是不留情面地自拷自責；這顯露了存在主義無奈、虛空的自我寫照，但更是它對沖破理念固有樊籬的內心外露。回觀啟蒙時期實證科學登堂入室，為人類獲得充分的自足、自信的優越感，再看戰后現代文明創傷遍布，捉襟見肘，將人之理念逼至崩潰的邊緣，可見一向奉為經典的科學客觀性正遭受挑戰，而以此界定它異(自然)的方法論也難免受審判的晦運。對此存在主義有如魚骨哽喉之壓抑，不由地噴發出了“他人(包括自然)究竟是友是敵”的嘶喊。薩特的名言尤其富于渲染、挑釁色彩，惡作劇地將被理性僵化了的主體推向荒誕，其鋒芒是針砭成其附庸、奴仆的它異性；在他看來，從它異性為突破口，便能松動、瓦解理性那鐵定的本末、干支、主奴的主客體關系――也即如何抵消人以自我意識為量尺、模具而測定、規劃并鑄造身外物界的意識，舍棄以理念判定人可征服、駕馭自然的終極目的。它異性是友是敵的發問無疑點中了理念自然的命穴。

它異性的論述要從頭再來，存在主義是這樣向世界宣告的!于是，海德格爾提倡“在”的偶然性和無目的狀態，啟示我們真正的自然應是超乎人類生存以外的，是一種人從未認知過的“它異性”；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向人們呼號：“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人類知識產生以前的那個世界去。”梅氏還特別提醒人們：切勿把鄉村里的森林、草原、河流錯當成是自然的本身，因為這些是早已被人的科學認知系統地過濾了的“自然”。法國作家羅伯?格里耶也對此略帶譏諷地解釋說：“如果說在人以外還有世界存在，而且這世界對人沒有任何表示，和人毫無相同之處，這等于犯罪。從他們(理性的代表)來看，罪行尤其犯在承認了兩者之間的疏離、差距，卻又不試圖通過超驗的升華或凈化而回歸主體。”顯而易見，存在主義已從逆反人類中心的角度出發，為自然構筑了一個與人對等，卻與人無爭的它異性。可見存在主義絕非否定物質世界的存在，而是對以單一的方法論驗證的客觀規律提出根本性的質疑，倡導“人有自由選擇”，從而對所謂的“自然法則”行使否決權。

與此同時，存在主義充分肯定一個個“自我”和外在自然的互認及對應；哲人們注重實實在在的，從個人體驗起步，去做一次蔑視周遭社會規范的，“讓自然從空無中浮出地表”的嘗試。他們強調“自我存在”的主張雖有晦澀、 荒誕之嫌，但對于“自我感覺到的存在”的標榜是明確而又在理的。他們主張個人一種“感悟式”體驗，慫恿人盡力施展于自我肉身的感觀、體察、領悟而去體驗世上人間生生不已、川流不息的“自然”。存在主義哲學堅信：每一個渴望并追求自由的個人都必定會作出這一抉擇，因為他(她)已意識到：若依照實證思維去排斥最貼切、最生動、最真實的個人心理體驗，并將其劃入混沌、虛無的主觀意識而逐出人類歷史經驗的殿堂，人類將難以擺脫受機械功能左右，聽由機器的監測、排列、組合的擺布，最終或許被圖表、實驗、嫁接和替換而獲得各色科學原理解析成一束束可輕易歸類、收存的數據。與反對者的歪曲相反，存在主義者并非一概反對科學理性，他們所側重的恰恰是被實證學科放逐于“普遍真理”以外的，是另一類“自然法則”，是最貼近人的感官直覺和反應，是像痛苦、欲望、想象、抒情、荒謬、模棱兩可、欲辯已忘言這類的人生體驗。在自然科學家看來，或許這些個人最深切體驗到的情感對普世價值來說無關緊要，甚至因其富有個人主觀特色而被冠之為“反科學”的，是理應排斥、拋棄的勞什子。倘若此，那存在主義者就完完全全有理由對科學發展提出本質上的挑戰。難怪有存在主義者曾調侃地質問：何年何日能見到科學家發現人的想象力的DNA?

也許有人會指出已有社會心理學、心理分析學等學科誕生和發展；這類邊緣學科正逐漸修正、彌補實證科學的偏頗及不足；此類新學識的進展當然功不可沒，但究其方法論的實質，終究落腳在人類化的自然范疇內，最終是否能從我主它客的認知中剝離出來，從根本上溝通活生生卻又無序、無目的的“在”還需拭目以待。生態危機的降臨更猶如橫空墜落一隕星，鋪天蓋地地直逼地球而來，人類面對如此突兀、如此陌生的滅頂之災，被無情地拋入了困惑、焦慮和無比的緊迫之中。可見存在主義早先敲響的警鐘未為遲也，但是筆者并非僅為存在主義記上亡羊補牢一功。如前所述，我認為最緊要的是研討存在主義在認知、倫理、美學諸多層次上如何與人類生態意識兩相交鋒和聚合，以敦促人類猛然覺醒，走出人類中心意識的殿堂，拓展思維和視界的極限，以謙和、包容的心境去重新認識、連結、撮合外在世界的種種生命形式。為此，有必要梳理存在主義思潮是如何對當今生態意識有所引發、激勵的。

二

崇尚“個人化自然”，奮力排斥無所不包的工具理念，以個人軀體為本，憑新異的(而非為我所用的)虛懷意識，側身外在的生靈物種之中，真誠地感應和體悟某種它異的存在，這些刻意樹立非人類中心意識的倡導，表明了存在主義和流行當今的人文生態思潮確有溝通、呼應以至媾合。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這兩者的傳承關系一直受北美和歐洲的生態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引發的觀點、學派也紛繁蕪雜。若梳理其主脈，可把握住三大要點。要點之一是要澄清對科技的盲從：我們讓人領悟到陌生的、另類的它異性，對誤導性甚強的工具理性的反撥，并非意味著與理性徹底決裂，也無意放棄人類科技文明而逼人蛻化成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原住民，更非要將自然恢復到某種純真、古樸的原生態不可。存在主義給我們的啟示是一種警醒后的自拷自責：人若要對賦有性的自然的存在心悅誠服，得先取決于人的意念如何連結(而非我主它仆地統轄)直接的、非客觀化的外在生態；這一“友情鏈接”需要人主動承擔一種價值的轉換，即：人需要克服習已成俗的原子式本體論，抵御受實證主義擺布的感官經驗，而增強尚未被理念馴服的個體的“感應體悟”式的經驗，在人與自然間確立一種相異卻同存的社會性，彰顯人與大自然連結、撮合，兩相形成一種“連結性”。僅舉水和H2O作說明。顯然，水是滋生、維持地球上種種生命的源頭之一，是人和其他生靈物界進化史的一主要動因。H2O則為水的化學元素組合，是科技人員在實驗中按定律組合元素的過程所代表的符號。雖說水和H2O指涉同一物，但對人們來說，兩者所蘊含的歷史，所經受的遭遇，所得到的價值認可迥然相異!在理念化的自然世界里，一個人對H2O認知的過程可完全在書本、儀器、實驗室或公眾媒體里完成，人對水的一切感觀接觸和印象，經由實證科學早已規范化、程序化了的細節和步驟，一無例外地、無驚無險地發生并結束；事實上，當下成千上萬在現代都市里成長的兒童們對水――應當是H2O――的了解正是這番精確有序地形成的。可以說，他們的個體身軀和這個外在自然中孕育著最原本的生機動因的水沒有多少真正的觸摸，更何談有過任何的感悟經驗!與此相左的是人置身自然中，和水同享肌膚之親近，或遠眺水天無垠的百川瀚海的廣袤，或領略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雄渾、壯美；或近觀山川水域那千姿百態的地貌、植被和氣候，置身于人地怡和、息息相關的居住原生態之中；然而，水給人最獨特的感悟經驗當屬其承載的人類與自然協同共生的歷史記憶：或滋潤生機，頤養人畜；或泛濫災變，吞噬良田；或悄然遁隱，天干地裂，欲斷人間煙火，逼人抗爭求生；如此這般，人類為存活、為繁衍而歷盡的艱辛磨難總是與水渾然一體，難分難解。有了水承載的歷史，才會有人為之感悟，才會有與自然的連結。毋庸置疑，由此得出的水的價值是H2O望塵莫及的。

要點之二是從審美到倫理的價值轉換：人對自然的感悟性體驗絕不僅是一種輔佐式的審美情趣，還需成為一種制約性的倫理責任。這是人與自然連結性的另一啟承點，同樣有必要轉成不可或缺的價值。在理念化的世界里，人的感悟體驗通常只被列入主觀臆想、審美情趣的社會實踐邊緣，被視為人偶爾用以平衡、補救、陪襯的一附庸角色；在工具理性統轄的知識領域里，審美的認知價值被無情地貶低或縮減；加之，當今世界里視像媒體極度普及、消費意識泛濫，審美經驗均被曲解、裹挾成可供消費的感觀刺激，以圖排泄或麻痹人們疲乏、勞頓的心理。這類審美往往將人從自然景觀中驅出，遂將景觀框入圍網、隔墻之中，然后如同裝飾一件將存人博物館內的藝術品，再將其鎖定、“懸置”起來，投入消費渠道內，愉悅旅人，牟取利潤。同前所述，這類已被肢解、的審美，正是假借人的感官經驗，割裂自然和人的相互依存紐帶，讓人置身于自然以外，再從觀賞、游玩的角度瀏覽景物；此刻的審美經驗尚如頑童駕馭高能電玩所得的新奇和刺激，毫無身處自然景觀中，全身心感應體悟人與自然的連結感。不難看出，時下這類感官經驗可從無處不見的主題公園、水上樂園、形形的“自然保護區”中，無需費力而可輕易獲取。人類若對此不猛然警醒，審美經驗將陷落何等境地?!

可以肯定，感悟體驗向人們打開了一條轉審美情趣為倫理責任的通道。首先，存在主義力挺個人身軀與自然之間有“體驗式”經歷，今日生態批評家承前啟后，倡導感悟式經驗；他 們注重身體力行，置個體身軀于外在自然中，傾心地觀察，充分地享用自然給予他們的感悟機會。在他們看來，這類機會絕不可能由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提供，因為這些自然景觀酷似供擺設、陳列的藝術展品，已抽空了和人協同共生的可能，充其量是“人造荒原”；他們注重發掘自然界中一種“荒蕪形態”，這是某種只在人的身軀和自然生態互有感應、互有共鳴時才能體悟到的激情。若問何處能找到這樣的荒蕪形態，生態學者的回答出奇得簡單明了：只需心中有準備，時時處處都可遇見。換言之，人不必遠涉人煙稀少的邊陲大漠，無需獨自攀登高原冰川，也無需自駕孤帆遠渡大洋，特地去尋覓此類荒蕪形態；相反，它們近在咫尺，或許會在城郊的高速國道旁瞥見，或許就在山鄉林間遠足時相遇，或許就在自家草木叢生的后院撞見，人只需等心緒萌動的那一剎那，把從未有過的“第一次”新鮮目光，投向自身周邊的草木鳥獸，就會感悟到有某種奇異的“鮮活”氣氛將你籠罩，使你驚怵、震撼，令你不禁感到自然的它異性是逼真地存在的，而且無法徹底把握!正是這類感悟促成審美情趣向倫理責任的轉換。假如人感悟到的荒蕪形態讓他心曠神怡，頓時精神上釋壓解乏，仍屬審美情趣之列的話，而同樣的感悟逼人謙卑地面對其他生命群體，自認人僅是其中微小的一分子，自愿主動以虛懷、利它、自謙自律相待，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倫理責任了。

要點之三是依賴人的自然智慧，節制地發展，以求安居在地。在當今數控化科技深度普及、生命科學廣泛運用的社會里，我們必須刻意培植個人感官的敏銳，主觀想象的靈活、生動，以抵御理念化自然對內心的馴化。但更能體現倫理道義的是：人雖有得天獨厚的認知能力，仍能意識到那無法穿透的、實實在在的自然是不可逾越的，由此人應積極而又謙和地看待周圍一切生態形式：人生存于大地不是路人借宿式的棲息，而是潛心安頓的居住。個中的倫理承當便有了天差地別之分!海德格爾曾從哲理上宣揚“安居”這一概念，初看是指人與自然生態猶如唇齒相依的居住；細究其本源，我們會發現安居一詞里潛存著綿密的思緒，可徑直回溯到古希臘闡述天地神人和睦相濟的理念；海德格爾將此梳理、演繹成他的安居觀，為人的存在之意義和審美向倫理轉化另辟蹊徑。暫且舉他的名言“人，詩意地安居”作例。他先從“安居”的古德語“筑造”(Bauen)一詞多義人手，挖掘出兩層深意：其一，正如德語中“我是，我存在”(Ich bin)所指涉的，動詞Bin的遠祖Bauen一詞兼指人在大地上的屬性和存在；與“存在”緊密關聯的是“筑造”，指人在大地上如何建造和居住。這兩層意思交相輝映又相互牽制。海德格爾曾說：“筑造并不是實現安居的一個手段或是一種途徑，筑造本身就是安居。”換言之，人存在的實質是建造，是因生存而適宜地營建居住地，絕非單單為了建造而奴性地生存。這意味著人的安居既決定著他如何生存，也決定著他如何筑造。其中誰主誰次，實在無法分辨。其二，海德格爾又從Bauen其古哥特語Wunian的詞根引來“讓……在和平中駐留”原意，并將其揉進筑造所用的“技藝”(Techn e)的內涵里，這便凸顯了其中“免除……危險”和“將……留存”的功能，再植入海德格爾描述的天地神人“四重性”的生存環境里；人的筑造內涵由此變得周全、樞密，而海氏名言“詩意地安居”的真正要義也漸漸顯露：有生有死的人類，必需立足于天地神人這個緣發境域，盡力守護大地的和平及安康，從而讓人和自然的和睦相濟盡可能顯現。從“緣發境域”到“讓……顯現”，我們不禁驚呼：海德格爾的“詩意”與古代華夏“人地親和”的智慧何其相似!

有了海文開啟的先河，便有了后來生態學者的熱誠呼應。1970年代以降，西歐、北美學界紛紛認同人類應承當大地的“守護者”這一角色，主張人和自然均屬同一生態共同體，現代人更需對居住生態擔負前所未有的倫理責任，無疑受存在主義思潮的啟迪。其中又以“人文地理”學派對海德格爾安居這一觀念的反響最為直接、有力。他們傳承存在主義對理念化自然的警惕和批評，逆當時學界中數量化、統計流而行，刻意將地理學從“見地、見物不見人”的禁錮下釋縛，毅然置數據收集、量化分析的熱門課題和儀器、圖表等資料設備于一旁，傾心專攻影響人與居住生態的個人，隋感、社會心理和歷史，以及文化習俗等課題的研究。他們倡導人和居住地的“連接性”，彰明人和居住生態兩相互依互存的“一體性”，并以“地隅”這一全新觀念為研究框架，觀察和解析人群、居住、生態諸多元素對地理知識的滲透和影響。就人對居住的感悟體驗而言，華裔美籍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著述尤為昭著。先于1970年代，段義孚便開始注重文學想象對于地理狀況觀察和描述具有的獨特影響。爾后，他在分析人的認知經驗受地理環境所左右時，往往獨到地融人的情感與身外物界于一爐，側重兩者間的“連結”關系，認為：“在富有想象的文學世界里，人的‘認知’是經驗的一組成部分：認知的外在特征總是令人毫無察覺地沁入各種內在的情感和視覺感受中。文學是通過獨特的境地――也就是，各種地理環境――而描述人的經歷的。”段義孚注重人對周遭的他人和物界的感悟認知，這與存在主義對荒蕪形態的“體悟經歷”無疑是異曲同工；他探討人地共濟時突出了人的自我意識、社群關系以及歷史文化習俗和居住環境所形成的“聯袂一體”，指出人的居住受合乎情理的、滋潤生計的穩定形態所驅動，而受某一種氣候環境、某一個居住程式的潛移默化，最終合成其個人身份的認同，由此而孕育出宛如“人杰地靈”的原初生機意識，顯然和海德格爾“詩意地安居”殊途同歸，也是對中國民間常說的“一方水土頤養一方人”的有力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