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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經濟利益沖突的成因及具體表現

自有文字形成以后到現代媒體技術出現之前，無論載體形式如何變化，人們都是通過直觀方式獲取信息，檔案工作的理論和方法也是以此為基礎而確立的。隨著縮微技術和音像制品的出現，人們需要借助儀器設備讀取信息，檔案工作的對象范圍有所擴大，機讀檔案相應而生，但其仍屬于輔助部分，并未給檔案工作帶來根本性變革。在傳統的檔案信息服務中，利用者的借閱、使用、復制等行為都要同檔案機構發生直接關系，在支付作者報酬、支付服務費用等方面可以遵循既定的操作規則，達到保護知識產權所有人合法利益的目的。

信息化的發展使人們的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工作中產生的大量信息，以數字化的編碼、程序化的數據庫、電子化的信號等形式存在，檔案工作相應建立起數字、電子、媒體等現代信息技術體系，在這種體系中，一方面要建立全新的現代化檔案工作模式，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另一方面要保護傳統檔案成果，做好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這就必然帶來社會各主體利益的分化與沖突。在分化過程中，由于我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與文化體制建設相對較慢，社會治理機制難以適應處置各種利益矛盾，使矛盾和沖突構成了體制轉型中的社會和諧問題。在檔案信息化建設過程中，這種矛盾凸顯在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

（一）對于原始檔案信息形成者來說。作為原始知識創造者，網絡化、數字化技術使他們難以控制自己的智力成果被非法傳播和使用，作品未經許可便被制成多媒體、數據庫，被傳播機構非法復制，使他們的無形資產得不到恰當的保護。數字化檔案的特點是知識密集性，在進行有償服務和價值認定時，如果按照傳統的有形商品計價原則，他們的權益將會受到損害。檔案信息包含大量基礎研究成果，往往沒有明顯的經濟效益，但利用者通過這些成果轉化成增值產品后，其經濟效益就會大大增加，但原始檔案信息形成者卻沒有應得的利益。

知識產權是一種財產權。作為知識產權所有者的公民或社會組織，在自身和知識產權被他人利用時，都應獲得相應的經濟報酬。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對于檔案信息化而言，因檔案信息產品而產生的經濟效益更多地落在信息傳播者和加工者，甚至是參與者的手中，原始檔案信息形成者的經濟利益實際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原始檔案信息的形成者也逐步開始認識并開始爭取自身應得的經濟利益，這是檔案工作信息化中知識產權利益關系方面出現的較為突出的問題。

（二）在檔案工作者這一方面。在信息化工作中，檔案工作者承擔著信息整理、傳播等具體的職責，發揮著檔案信息由管理到開發利用，由具有價值到實現價值的紐帶作用。檔案工作者涉及的知識產權的利益關系由兩方面構成：一是開發、編排檔案信息過程中與檔案形成者之間就知識產權的問題而發生的利益關系；二是在檔案信息化工作中，以網絡、數字等形式提供檔案信息資源服務中與利用者之間就知識產權問題而發生的利益關系。

作為工作的職責，檔案工作者有義務加快信息化進程，促進信息資源的流動，實現為社會服務的目標，但要面對信息化進程中知識產權認定和處理與原始檔案信息形成者的經濟關系的難題。網絡空間是一種只能感知的存在，在網絡的空間里沒有中心，沒有集權，利用者使用很難得到有效的控制。這個特點造成了檔案工作者不能成為有效控制和管理檔案信息的實際困難，使檔案利用者的行為無法得到認定，也很難追究其應當承擔的經濟責任。檔案工作者在信息化過程中進行的創造性智力勞動，同樣享有知識產權，但是傳統的檔案管理思維方式常把這種智力勞動單純地視為檔案工作者的職責所屬，很少重視檔案工作者應當享有的經濟報酬，檔案工作者積極性無法調動，其工作進展與信息化要求相差甚遠。

（三）對于檔案利用者來說。利用者需要的是健全的社會信息服務體系，尤其在利用檔案信息進行文化學習、科學研究等目的時，認為除設備配置、上級網收費之外，不應當再承擔額外的經濟負擔。使用原始成果進行再生產的利用者們，反對對檔案信息的利用進行嚴格的限制，以使他們能合法地利用現有的資料、數據和成果進行信息增值生產。同時，由于他們所進行的再生產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成敗風險，所以在投資趨向上更樂于減少成本投入，結果是回避知識產權中的經濟關系，大量使用不可控制的網絡資源，引發實際問題；對于成功的信息增值生產者來說，新的產品信息，一旦形成檔案并納入信息化的系統，他們的身份就轉變成為了產品作者，要反過來維護知識產權，要求保護自己的利益。檔案工作信息化目的雖然是為了完善社會網絡服務體系，實現國家信息化的總體目標，但在使用網絡資源尤其是檔案這種特殊的信息資源的時候，檔案利用者使用非常規或不正當的使用方法，包括：引用和復制檔案信息內容且侵犯了檔案形成者應得利益所造成的與檔案形成者之間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不恰當傳播或使用檔案工作者提供的檔案信息造成的與檔案工作者之間的知識產權利益關系問題等。

二、檔案信息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立統一關系

綜上所述可見，在檔案工作信息化和知識產權保護中，檔案信息的形成者、工作者、利用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影響、錯綜復雜的關系，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和知識產權保護是社會發展的兩個方面，二者既對立又統一。檔案開發和提供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地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服務。而保護知識產權對屬于知識產權的檔案利用范圍、程度和時間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和矛盾。現實中保護知識產權在某一程度上制約了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范圍，影響了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的時間，但保護知識產權又促進了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一方面保護知識產權有利于發揮科技的先導作用，有利于規范市場競爭行為，有利于開展科技的協作，使人們在一個公平、合法、有序的法律保障條件下共享人類的財富；另一方面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也賦予產權人一定的義務，即將成果運用于實踐之中，使之產生社會效益的義務，其目的仍然是為了實現檔案信息的共享。這是引發知識產權經濟利益關系的根本原因。知識產權代表的是個體利益，是私權的一種，參與文化活動則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權的一部分。在積極推進檔案工作信息化的進程中，信息擁有與使用中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賦予檔案所有者公布檔案的權利和限制利用的權利，目的在于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利益，但過分強調個人利益，必然會影響檔案信息開發利用，影響社會公眾獲取檔案信息的正當權利。因而《檔案法》第19條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第20條規定：“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利用檔案館未開放的檔案以及在關機關、團體、企事業和其他組織保存的檔案”。《檔案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檔案所有者的義務，既保障他們享有的知識產權，又防止了不正當的知識壟斷，使得檔案信息能廣泛傳播，充分發揮其效益。

三、完善平衡機制，協調檔案工作信息化中的經濟利益

《檔案法》對檔案的知識產權保護，充分尊重檔案所有者的權利，保護其不受侵犯，但也對權利的行使進行必要的限制，防止濫用權利，形成對公眾和國家利益的損害。我們完全贊同知識產權以保護作者利益為核心，但切不可忘記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對作者的報償，而且是對促進社會文化發展的激勵。所以，建立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與信息獲取之間合理的經濟的平衡機制，是解決好上述問題的關鍵。因而，應采取必要的方式協調、規范各主體的經濟利益關系。

（一）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平衡應是檔案工作信息化進程必須維系的基本原則。公共利益是每個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檔案工作信息化中，應明確區分公共信息和有償信息，并在網上公布時予以標明。對屬于公開、公眾的尤其是具有明顯社會和經濟效益，能夠促進社會科學、文化發展的成果，要無償地提供給廣大利用者，不能設置附加的收費協議或收費程序，侵犯公眾的合法利益。檔案是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歷史記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為了保障國家知識安全、維護檔案的完整，必要時，國家可以通過適當的報酬或補償使檔案所有者放棄部分權利。對擁有知識產權的檔案信息，要核定有償使用的標準，明晰各方的經濟責任和義務，設置相應的計費、付費和審計程序，保證公平合理的經濟運行秩序。為了激勵社會文化的發展，要明確授予社會公眾獲取正當利益的權利。在檔案事業領域，無論是原始檔案作者還是檔案工作者，產生的凡是屬于知識產權保護范疇的智力勞動成果，都應當明確其知識產權應有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要賦予他們監控和跟蹤知識產品的權利、自主使用或享有產品利益的權利、參與信息化管理的權利、消費或根據使用流量獲取報酬的權利等。

第2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　知識產權　圖書館權利　圖書館　沖突　協調

分類號　G250.76

1　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之間的沖突

1.1　法律權益與行為上的相互沖突

知識產權授予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專有權的法律制度，是私權。私權是一個與公權相對應的概念，是指私人享有的各項民事權利。知識產權反映和調整的是社會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洛克的自然法學說認為，財產權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任何社會及其法律都必須為其提供保護，勞動使人們獲得私有財產。現代勞動價值論認為，知識產品是智力勞動的產物，智力勞動者應對其知識產品享有財產權，即知識產權。與知識產權相對應，圖書館權利代表的是社會公眾的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會對公眾知識權利的保障。

在法律權益與行為上，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的沖突實質表現為：知識產權人行為傾向干強化知識產權所賦予的專有權利；圖書館權利要求限定知識專有保護的范圍，盡量拓展知識公有領域，制約權力人的壟斷，其行為傾向于更加關注公共利益。

由此，從權利與利益的法律關系看，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在法律關系中角色的區分實際上是兩者所代表的權利主體的區分，其沖突表現為個人私權的利己本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反映了知識產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反映了社會對法律正義的追求。這一矛盾是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諸多沖突的根源。

1.2　經濟關系中的相互沖突

經濟關系是社會客觀規律中最重要的客觀存在。馬克思認為，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知識產品的公共性、知識產權的實現方式決定了知識產品要進入市場。知識市場是知識產品發生社會效用的保障，也是知識產權人將其潛在權利變為現實利益的重要途徑。知識產權通過權利的專有性，制約知識成果的社會公共傳播，用市場的經濟回報激勵知識產權人對新作品的創作。在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知識產權的專有壟斷使市場的經濟回報十分可觀。因此，知識產權實際充當了知識產權人獲取經濟利益的市場機制。分析知識產品生產、傳播與利用所組成利益關系鏈，陳傳夫教授認為：在這個利益鏈上，存在著一些相互支持的利益體。通常，這些利益體基本可分為三大類：①知識創造者，主要指知識成果的創造者；②知識產品投資人，可以是出版者、投資人、中介人等；③代表知識產品的終端消費者權益的圖書館權利。顯然，知識產權人與社會公眾是市場中交易對象的主體。知識產權人作為賣方，通常會追求壟斷利潤的最大化，而忽視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合法需求，并要求社會公眾為知識產品付費；社會公眾作為買方，則以知識產品的公共物品特性為由，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大關注對知識產品生產者利益的損害。要求無償或低成本地利用知識產品。國際圖聯在《關于WTO對圖書館影響的聲明》中進一步明確了圖書館作為公益性社會知識保障組織，自由、平等、免費提供知識服務的社會機構地位，這就決定了圖書館對知識產品利用時的方法與思路。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知識產品與普通商品不同，其具有重復利用而不損耗的特性。知識作品在創作完成后，其復制傳播的成本幾乎為零。如果圖書館權利過于寬泛，知識產品的市場競爭者的自由搭便車行為可將用戶的利用成本降到接近零的邊際成本。這勢必嚴重影響知識產權人知識創作的積極性。

可見，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知識產權主體與圖書館權利主體分別代表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在各主體不斷優化配置、不斷競爭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經濟上的矛盾與沖突。

1.3　權利人利益與公眾圖書館權利雙重目標的沖突

從知識產權的直接目標看，知識產權是幫助知識產權人獲得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知識產權法保障的利益結構中，首先考慮的是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但知識產權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原因是，人類的新智力成果體現的是個人的創造精神，但同時又是吸取前人已有創造成果的結果。如果沒有對前人創造知識的利用，新的作品就不可能產生。知識產品終將成為社會公共財富的一部分。因此，知識產權在保護知識產權人的私權、鼓勵其創新積極性的同時，又承擔了傳播知識產品，保障社會公眾分享知識進步及所產生的福利的社會責任。可見，知識產權具有保護知識產權人權利與保障社會公眾圖書館權利的雙重目標。

從法律正義倫理的角度看，正義要求利益的分配和義務的負擔具有公平合理性。然而，知識產權保護權利人利益與圖書館權利的雙重目標，實際決定了知識產權制度內部兩種權利的必然沖突：即知識產權人與知識利用者之間權利利益的此消彼漲關系。在同一利益體系中，過分強調社會公共利益，將削弱或者損害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利益，不能有效地激勵智力勞動者的創作熱情，使社會公共利益成為無源之水；過分保護知識產權人的財產獨占利益，將使知識的社會共享功能無法實現，達不到促進社會進步、文化發展的目標。這種沖突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其伴隨著知識產權制度誕生而誕生，并隨著新技術革命的發展而不斷加劇。

2　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沖突的典型表現

2.1　知識產權擴張對圖書館合理使用的壓縮

知識產權具有不斷擴張的特性，這是知識產權適應社會環境與技術條件的必然。知識產權的發展通常表現為新利益的產生和既有利益的再分配。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知識產權的經濟性被深度挖掘，使知識產權的擴張呈加速之態勢。

由于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在法權與利益上的沖突，使知識產權擴張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導致圖書館權利的縮減。從知識產權產生的根源分析，知識產權激勵知識產品的生產與創新，是通過授予知識產權人的精神權利與經濟權利兩方面來實現的。但在知識商品時代，呈現出明顯的精神權利被不斷弱化，經濟權利不斷膨脹的態勢。

以“合理使用”為例分析知識產權的擴張對圖書館權利的影響。“合理使用”原則的適用范圍一直是隨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調整的，調整的焦點始終集中在著作權法賦予圖書館合理使用權利的限制與反限制上。20世紀以來，新技術革命的沖擊，使作品的創作和使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迫于諸多因素，許多國家的立法者開始以懷疑的目光審視傳統的合理使用制度。其焦點首先針對“復制權”的限制規則。在數字網絡環境中，作品的復制方便、容易，傳播速度驚人，以著作權人和出版商為代表的權利人，對廉價復制的傳播方式極為恐慌，擔心對知識產權的控制將因作品方便復制而受到損害，因此呼吁縮小合理使用的范圍。1967年，斯德哥爾摩

會議修訂的《伯尼爾公約》與198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召集的專家會，都提出了針對復制權的限制的兩個前提：即：“此復制不得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無故損害作品的合法利益”。1993年通過的《知識產權協定》明確提出：“出于某些特殊情況而對著作權所作的限制，不得與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而且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本應該享有的合法利益。”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于2001年5月22日通過并生效的《協調信息社會版權和相關權特定方面的指令》中第5條專門窮竭性列舉了復制權的例外與限制的各種情況，除所列舉之外，成員國不得保留適用其他的權利限制與例外的權利。我國在2002年8月2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1條規定了與國際條約、公約內容一致的合理使用原則。

可見，知識產權的擴張趨勢使得圖書館享有的原本就很少的合理使用“優惠”政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

2.2　數字網絡環境加深知識產權保護的危機感

圖書館在數字技術環境中，其知識傳播方式與利用手段產生了巨變，使知識產權保護主體、客體以及權利使用方式更為復雜，客觀上加深了知識產權人的危機感，使知識產權人的自我保護意識更強，這也使知識產權保護與圖書館權利實施的沖突更加尖銳，具體表現為：①知識產權地域性與知識跨地域傳播的沖突：網絡使知識的傳播擺脫了地域和國界的限制，作品在網絡上后，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在開放的網絡中使用，復制的低成本，方便的利用方式對版權威脅極大。由于版權具有地域性，在一個國家獲得的版權，其他國家是否給予保護，要視這些國家的法律而定。數字網絡技術使知識產權地域性與知識跨地域傳播的沖突加深。②授權許可使用與數字時代海量授權需求的沖突：數字圖書館是海量數字知識資源庫，提供的是數字化作品的網絡傳播與利用，用戶通過網絡對信息實現訪問和存取，其知識信息量大、覆蓋面廣、利用方式方便，可使公眾方便快捷地獲取信息資源，對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而版權人的作品也可以通過數字圖書館的廣泛傳播，獲得更多的利益。但數字圖書館涉及的版權作品不計其數，如果按傳統的許可方式一一尋找版權人進行談判以獲得授權許可，在現實操作中極其困難，因此，數字圖書館在建設中常常陷入一種兩難境地。

2.3　不斷抬高的知識產權門檻對圖書館權利的阻滯

現實環境中，知識產權的專有性使知識的保護范圍已漸漸超出經濟領域，進入了公益事業領域，呈現知識產權保護過度的現象。通常，版權擴張的方式主要表現為兩種：①在傳統權利的基礎上予以擴張，包括復制權、向公眾傳播權、發行權的擴張；②以特別權的方式創設新的權利，包括數據庫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版權信息與技術措施權。

1999年，在世界貿易組織召開的西雅圖會議上，世界貿易組織已明確提出包括教育、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所有的服務領域都應被《服務領域貿易總協定》所約束。《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擴大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權利內容也不斷深化。現代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已從傳統的專利、商標、版權擴展到包括計算機軟件、集成電路、植物品種、商業秘密、生物技術等在內的多元對象。使得圖書館為實現社會文化保存目的和代表用戶利益而長期進行的“合理使用”面臨挑戰。數字圖書館的建設和服務中所涉及的文獻信息資源的數字化、網絡信息與傳輸、數據庫建設、電子出版物等，都在目前的WTO知識產權協議和體制中面臨著一種趨勢：加強與擴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縮小對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忽視公共利益和版權人權利之間的平衡問題。

近年來，版權領域一系列相關條約紛紛出臺。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通過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等，極大地提高了對版權所有人的權利保護。美國1998年《數字千年版權法》將版權保護擴展到數字空間。歐盟則在1991年――2002年先后通過了8個涉及數字化問題的知識產權指令。《世界知識產權版權條約》、《數字千年版權法》等都設有保護技術措施相應的救濟條款。另外，技術手段已被納入了版權保護的范疇，權利人可以通過技術措施控制自己的作品。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化。

2.4　知識產權保護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沖突

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知識產權呈現持續升溫趨勢。發達國家由于經濟與技術的強勢，有能力用國家財力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個人利益，因而也希望國際上不斷提高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究其原因，發達國家作為智力創造大國，擁有大量的知識產權資源，在國際知識產品市場中占據壟斷地位。例如在數據庫方面，美國占有世界的70％左右，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只占世界數據庫資源的1％。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提高，無疑將能充分保護其既有權益，并獲得巨額回報。而另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發展中國家作為知識產品生產的相對弱勢方，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下，如果相應調整知識產權政策，則意味著在知識資源的利用時，將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勢必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利用差距越來越大，國家間科技文化差距的進一步加大。

此外，經濟發達國家，在較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可以通過市場調節自動實現利益平衡。而在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人、公眾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嚴重失衡，市場調節能力低下。就此，國際圖聯呼吁對國際知識產權法律進行回顧與檢查，以確保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與之相應的法律。

隨著國際知識產權的日益強化，意味著知識的獲取無不與經濟利益直接相關，圖書館權利越來越被漠視，知識需要付費才能獲取；而發展中國家受經濟水平的制約，有的連溫飽都尚未解決，根本無付費獲取的要求，嚴重影響到信息資源的公平獲取。在如此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中，圖書館權利空間如何保護，公眾的知識獲取權如何體現，知識產權保護的根本目標如何維護，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應該重視的問題。

3　對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協調的思考

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這是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協調的基本點。但由于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的側重點和出發點不同，使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間存在沖突，協調的關鍵在于尋求兩者利益的平衡點。

3.1　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協調的利益平衡

法理學認為，權利是有一定的“邊界范圍”的，權利主體對權利的行使是權利人享有法律設定的邊界范圍內的自由。權利的這一特性表明，權利主體的權利效能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超出范圍，即可能構成侵犯他人權利。傳統的法學理論認為，權利與權利之間是可以劃清界限的，嚴格依法界定并保護一個主體的合法權利時，實際上也就界定和保護了他人的權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提出的“權利的相互性”理論認為：任何不同主體之間的權利都

是相互沖突的，一方主體權利的實現意味著另一方主體權利不能實現，即法律在保護一種權利的時候，必然會侵犯到另一種權利。從法理角度分析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可以發現，“權利的相互性”理論在此領域也比較適用，即：如果只注重保護知識產權人的權利，則會影響圖書館權利的實施，從而損害社會公眾利用知識的需求；如果只注重維護圖書館權利而不顧及知識產權人利益的保護，則又必然會使知識產權人知識創作積極性下降，而使知識生產原動力不足，最終導致全社會的知識貧乏。正如科斯所主張的，在權利沖突時，法律應當按照一種能避免造成更為嚴重損害的方式來配置權利。換言之，權利配置應能使產出最大化。

因此，合理的權利設置應當是運用法律的力量，在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之間對利益進行平衡配置。同時，這種均衡又要注意避免對權益雙方的損害，保證知識產品權益產出的最大化。

3.2　知識產權公共性與專有性的合理配置是協調的具體要求

作為私權，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是知識產權法的基本任務。但知識產權法的公共利益目標，決定了知識產權又具有很強的公共性。知識產權兼具私權屬性和公權屬性，它的私權屬性是沖突的主要方面，公權屬性是沖突的次要方面。因此，對公共性與專有性的合理配置是協調的基礎。

知識產權的公共性與專有性，存在著既沖突又統一，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關系。這是因為，知識產權人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最終目的是促進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同時，知識產權法是一種授予知識產權人對知識產品專有權的法律制度。知識產權的專有性與知識產品的公共性存在于知識產權同一法律體系框架內，一種權利的擴張必然導致另一種權利的縮減，是一種此消彼漲的關系。因此，要實現知識產權與圖書館權利的協調，關鍵之處是在維護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識創新與知識利用的目標前提下，實現對知識產權法中知識產權與公眾權利的合理界分與配置，使兩者既保持制衡又相互融合，盡可能地達到公平合理，共同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這一最高價值目標。

3.3　立法協調是基本方法

第3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差距

所謂創新型國家是指那些把科技創新作為國家基本戰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從而形成日益強大的競爭優勢的國家。目前全世界有20多個，如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韓國、新加坡等。創新型國家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創新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在70％以上；二是R＆D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2％以上：三是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在30％以下：四是這些國家獲得的美國、歐洲和日本授權的專利數占這三方專利總數的97％。當前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約為39％左右，R＆D投入占GDP的比重為1.4％，對外技術依存度大于50％，獲得的美日歐三方專利數占其總量的比例不足1％。可見，目前我國離創新型國家的標準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改革開放以來，從1978年至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7％，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3％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1993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高達14％，1994年開始放緩，1994、1995、1996年增長速度分別是13.1％，10.9％和10％。1997年到2002年我國GDP增長速度一直低于10％，但到了2003年，我國GDP又以迅猛速度增長，2003、2004、2005、2006年我國的GDP增長分別高達10％、10.1％、10.4％、10.7％。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過去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以大量的資源消耗為代價。以2003年為例，我國大約消耗了全世界27％的資源，僅換來了全世界GOP的4％的經濟增長。2D06年雖有好轉，但也不容樂觀，這一年我國消耗了全球17％的資源，換來的也僅僅是全世界GDP的6％的經濟增長。

總理在200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的目標，并強調“要引導各方面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工作重點放到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上來，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長速度，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溫總理講話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指導意義，切實遏制住經濟盲目增長的勢頭。然而今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增長卻進一步攀升到11.1％!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并不順利，以高能耗為主的工業擴張模式仍在延續。

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三大障礙

一是人口問題。我國人口超過了13億。總理曾經說過，“13億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多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多么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很小。”2005年世界各國PCT專利申請量排序，按總量排序前14名的依次是美國45452件、日本24800件、德國15981件、法國5710件、英國5100件、荷蘭4493件、韓國4492件、瑞士3236件、瑞典2839件、中國2501件、意大利2357件、加拿大2317件、澳大利亞1962件、芬蘭1884件，中國排在了第10位。但是，把這14個國家按每百萬人的PCT專利申請量來排序，則就成了瑞士436件、芬蘭360件、瑞典316件、荷蘭276件、日本194件、德國194件、美國1 55件、澳大利亞98件、法國95件、韓國94件、英國85件、加拿大73件、意大利41件、中國僅2件，我國立刻就排在7最后。而且連倒數第二名的意大利每百萬人口PCT專利申請量都是我國的20.5倍，更不用說第一名的瑞士是我國的218倍了。顯然，按照人均的概念排序，肯定還會有很多其他國家排在我國前面。正因為人口問題，盡管2005年中國GDP達到22350億美元，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位居世界第四，但人均GDP僅為1703美元，只相當于美國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體上相當于剛果、烏克蘭、摩洛哥，全球排第110位。

二是資源問題。我國的土地資源是“一多三少”，即絕對數量多，人均占有量少，高質量的耕地少，可開發后備資源少。內陸土地總面積約144億畝，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面積約為12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礦產資源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8％。鐵、銅、鋁、鉛、鋅、金等多為貧礦。45種主要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人均儲量，分別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只相當于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7。我國600多個城市中，400多個城市存在供水不足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缺水城市達110個，全國城市缺水總量為60億立方米。而且水資源污染、地下水超采和用水效率低下，進一步加劇了有限水資源的供需矛盾。森林面積和林木蓄積量在世界上排第6位，但人均量分別僅及世界人均值的1/6和1/8。森林覆蓋率為13.9％，僅為世界平均值的1/2，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之后。幾十年前我們曾經引以為豪的國家“地大物博”的說法恐怕用“地大物薄”來形容才更為貼切。

三是環境問題。我國過去的經濟快速增長不僅是靠過度消耗資源換來的，而且還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約占70％，是少數幾個以燃煤為主的國家之一，污染嚴重。2006年9月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如果在現有的治理技術水平下全部處理2004年點源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資約為10800億元，占當年GDP的6.8％左右。同時每年還需另外花費治理運行成本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照這樣算下去，如果2004年的環境破壞得到徹底治理，那么這一年GDP的實際增長僅僅為0.63％。當然，我們沒有花費10800億元加上2874億元來治理，但5118億元的經濟損失必須從當年GDP中減去，那么2004年的真實GDP增長則是6.74％，而絕不是10.1％。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2007年1月3日說過，當前中國的環境形勢十分嚴峻，環境與經濟的矛盾空前突出。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經濟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發生的環境問題在中國20多年里集中體現。20多年的成果與20多年的污染，過度消耗了資源與環境。環境資源問題已經對建設“和諧社會”構成了嚴重挑戰。

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創新發展之路

上述三個問題將進一步制約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搞不好會得失相抵消，甚至導致得不償失。因此，我們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國家發展方略，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切不可“吃了祖宗的飯，斷了子孫的糧”。

可持續發展可以包含三種模式一是資源節約型，即盡量節省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這在很多國家都已經成為公民意識和經濟政策。但是，哺育人類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資源終歸是有限的，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用一點就少一點，節約資源充其量不過可以延長資源耗竭的時間。二是循環經濟型道路，把生活廢棄物當作資源重新使用，循環往復，力爭永續利用。有一句話說得好，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錯了地方的資源”。然而，任何資源做到永續利用都是不可能的，每循環一次都有一定的損耗，而且重新利用還要耗費能源甚至其他的資源。三是創新型道路，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方式的革新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新型道路是以人的智慧和知識為根本性資源，即智力資源主導的發展模式。智力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愈用愈豐富。將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結合起來，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所以說，創新型發展道路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由之路。如何在不太長的時間里通過創新型發展道路實現我國的跨越式發展，躋身于創新型國家行列，我們不僅需要加強技術創新，努力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更需要制度創新，通過制度保護創新的積極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就是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宏偉目標的制度保證。

四、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的本質特征是鼓勵創新，它通過依法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來激發人們的發明創造熱情。在知識產權制度下，知識產權具有顯著的生產力特征，也是先進文化的一種體現。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生產力，就是保護先進文化，就是鼓勵創新。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應實行“兩條途徑，并行運作”的模式，即司法保護和行政執法保護相互銜接，共同構筑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手段，也是最根本的保護途徑；但因為知識產權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歷史很短、民眾知識產權意識不強，司法保護還不能全面應對眾多知識產權糾紛，我國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行政執法保護措施。行政執法具有快速及時、積極主動、投訴方便、成本低、效率高等優點，很適合當事人不愿意激化矛盾、盡快解決問題的心理，也符合中國人民“禮之用，和為貴”的傳統文化理念。因此，行政執法保護是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可或缺的方式。

通過“兩條途徑，并行運作”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強，成效顯著。僅以2006年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為例，這一年，在專利權保護上，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知識產權局共受理專利侵權糾紛1，227件，其他專利糾紛案件43件，結案973件；查處假冒他人專利案件33件，查處冒充專利案件933件；出動了20,475人次，檢查商業場所7,780個，檢查商品2,968,249件，向公安部門移送案件12件，接受其他部門移交案件35件，與其他部門協作執法469次。在商標權保護上，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查處了一批性質惡劣、情節嚴重、影響面廣的大要案件，全年共查處各類商標違法案件50,534件，其中涉外商標案件9,562件；共收繳和消除違法商標標識3,036萬件(套)，罰款3 98億元；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商標犯罪案件252件、涉嫌犯罪人263名。在著作權保護上，全國各級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共受理案件10,559件，結案10，344件，其中處罰8,524起，調解1,585起，移送司法機關235起：共收繳各類盜版品7,300多萬件，其中查繳的盜版圖書1,800多萬冊，盜版期刊100多萬冊，盜版音像制品4,800多萬盤，盜版電子出版物201多萬盤，盜版軟件379多萬張，其他各類盜版品24多萬件。

另外，在海關知識產權保護上，全國海關共查獲各類進出口侵權案件2,473起，涉及侵權貨物數量近2億件，案值超過2億元人民幣。在公安機關知識產權保護上，全國公安機關以深入開展“反盜版白日行動”為著力點，全力開展打擊盜版、保護知識產權工作，共檢查出版物銷售市場和經營單位10.5萬家次，收繳盜版影響制品、計算機軟件等各類非法出版物2,831.6多萬件，破獲各類侵權盜版案件2,300多起；全年收繳非法光盤生產線14條。在知識產權民事司法保護上，全國地方法院共受理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4,219件和14,056件，其中受理和審結專利案件3.196件和3,227件，商標案件2,521件和2,378件，著作權案件5,719件和5,751件，技術合同案件681件和668件，不正當競爭案件1,256件和1,188件，其他知識產權案件846件和844件；共受理和審結民事二審案件2,686件和2,652件；新收再審案件42件。在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上，全國地方法院共審結涉及知識產權的刑事案件2,277件；判決發生法律效力3,508人，其中有罪判決3,507人。

盡管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對于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需要來說還有很多不適應的問題。一是知識產權意識的淡漠給知識產權保護造成了嚴重的觀念障礙；二是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體系分散，多頭管理：三是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還遠不能對犯罪分子起到足夠的震懾作用；四是現行法律中關于知識產權犯罪的條款已經不能滿足打擊犯罪的需要；五是知識產權執法手段嚴重不足，六是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使得一些知識產權權利人失去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信心。

五、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幾點思考

第一，理順國家知識產權宏觀管理體制，為知識產權保護建立高效的體制保證。我國目前知識產權宏觀管理體制是分散型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分管專利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分管商標，國家新聞出版署分管版權，農業部和國家林業局都有植物新品種的管理職能，海關總署、文化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部門都負責相應的知識產權宏觀管理，這種“多龍治水”的管理體制難以形成合力，造成管理協調乏力，管理資源分散，管理成本高，管理效率低。也為外商在我國實施各個擊破的知識產權戰略提供了便利。因此，亟需在國家層面上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宏觀管理體制，譬如成立知識產權部或國家知識產權總局，統一管理包括專利、商標、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植物新品種專有權、地理標記專有權等在內的所有知識產權事務，為知識產權保護創造方便而不是設置障礙。

第二，加強地方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建設。目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知識產權局，正斤級行政單位的2家，正廳級事業單位的3家，副廳級行政單位的7家，副廳級事業單位的15家，正處級行政單位的3家，正處級事業單位的1家，獨立建制的15家，由科技廳分管的16家。條件好一點的有執法車，有工作經費：條件差的連起碼的工作條件都不具備。地方知識產權管理體系這種參差不齊的局面嚴重制約了保護知識產權職能的發揮。因此，應率先整合地方知識產權管理體系，為國家層面上的管理整合打下基礎。

第三，提高全民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知識產權制度雖然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但在我國的實施才僅僅20多年。除了專業人員外，普通老百姓對于什么是知識產權，為什么要保護知識產權，怎樣保護知識產權，都感到很陌生。而且，我國自古就有“偷書不算賊”的傳統觀念，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淡薄，這也為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產生和加強設置了思想障礙。因此，要使我國民眾樹立“侵犯知識產權為恥，保護知識產權為榮”的觀念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第4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 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問題

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社會運行的法律基礎。成熟和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能有效地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以造福社會，同時也能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創造良好的客觀環境。知識產權作為一項民事權利，權利人應當和必須積極主動地采取保護措施，否則，即使法律再完備，往往也無濟于事。對于以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為特征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一旦由于保護不力、管理不善，造成知識產權的流失失效或受到侵權，其損失往往是難于挽回和彌補的。

（一）高新技術企業的專利保護問題

在高新技術企業所發生的各種糾紛中，最突出的是職務與非職務發明權的歸屬糾紛。我國專利法規定，發明人或設計人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為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于該單位。由此看來，在我國職務發明分為兩類，一類是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另一類是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此外，如果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單位與發明人或者設計人訂有合同，對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作出約定的，從其約定。也就是說，發明人或者設計人只有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這一類發明創造才能和單位就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作出約定，如果是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所完成的這類發明創造，發明人或者設計人則不能就發明權的歸屬問題訂立合同。

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引發新的專利問題不斷增加、層出不窮，而我國的高新技術企業許多對此缺乏必要的準備和對策。在生物技術、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問題上，理論和立法方面尚存在一定欠缺，有待于進一步的論證和研究。 [1] [1]同時業已實施的生物技術、基因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實踐，留給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空間在迅速的縮小，發達國家已經初步解決了生物技術、基因技術的立法框架并完成了專利技術在世界各地的申請和鋪設，一張高技術的專利壁壘網已見雛形，張網以待，只等時機成熟，收網捕撈。高新技術企業必須對此保持警惕，扎扎實實做好準備和對策，否則，將失去很多的機遇。

（二）高新技術企業的著作權保護問題

從企業文化建設到公眾形象的塑造，從產品說明書到產品的包裝裝潢商標，從計算機軟件到域名標記等等，都涉及相關的著作權問題。對于以科技發展為基本推動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這方面的知識產權問題更是不可忽視。

科技作品的保護，不論是計算機軟件還是其他技術方案的圖紙表達方式都涉及到著作權問題，是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有效的保護、運用和管理企業的著作權，事關高新技術企業的生死存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科技作品的權利歸屬問題，即該作品是職務作品還是非職務作品問題。 [2] [2]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公民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是職務作品，著作權歸作者個人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在其業務范圍內優先使用。作品完成兩年內，未經單位同意，作者不得許可第三人以與單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該作品（作者使用外）。此外，由法律規定的某些特殊的職務作品，比如主要利用單位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計算機軟件、地圖等職務作品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合同約定著作權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享有的職務作品，對于這種情況，作者只享有署名權，而其著作權則屬于單位。

（三）高新技術企業的商業標記權保護問題

高新技術企業的商業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商號權、域名權等以區分商品和服務為宗旨基于商業標記而依法享有的權利。商業標記所具有識別、表彰、保證和廣告的獨特功能，對于剛剛成立和興起的高新技術企業搶占市場、打開局面、鞏固地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市場進一步開放，高新技術企業參與市場競爭領域、程度不斷擴大，與商業有關以區分商品和服務為目的的表現方式不斷豐富，所帶來的知識產權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尤其是從事信息科技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不僅要妥善保護和管理傳統的商標、商號，還必須切實注意網絡環境下的域名、網絡標記等新興知識產權客體的保護問題。

（四）高新技術企業的商業秘密保護問題

根據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對于高新技術企業來說，技術秘密是商業秘密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也是最早被確認為商業秘密并加以保護的。這種技術秘密是研究開發、工藝改進等創新的結果。是技術性的智力勞動成果，其特征在于可以用于生產活動，以制造新產品、提高效率從而提高經濟效益。由于商業秘密特別是技術秘密的保密性和無形性，容易流失或受到侵權，高新技術企業理應保持高度的重視。

二， 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策略

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主要由《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合同法》等構成，由于各專門法基本功能不同，保護的知識產權客體也不同，在高新技術保護的效果和方式具有明顯的差異，因而，高新技術企業必須要確定采用何種法律法規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1）考慮取得技術權利的排他性程度。知識產權的排他性，又稱壟斷性、獨占性，是法律賦予知識產權權利人專有的權利。專利權具有很強的排他性，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和授權，他人不得以生產經營為目的的制造、使用、銷售、許諾銷售或進口該專利產品或使用該專利方法獲得的產品。商標法在保護商品名稱方面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但很難保護技術本身。著作權法只保護作者的思想的表達方式，而不延及思想、產品、方法、公式、工藝等。對于采用商業秘密來保護技術秘密，他人完全可以合法方式通過研究開發或者采用反向工程獲得該項技術。采用技術措施也可以保護知識產權，如加密法、軟件鎖、防火墻等，但隨著解密技術的發展，其排他性也會逐漸減弱。 [3] [3]（2）考慮知識產權費用的因素。所謂費用是指取得、維持、保護知識產權的費用，即采取保護措施的費用，以及相關的申請費、維持費、審查費、訴訟費等等。在實施的過程中，專利的保護費用最高，其次是商標、技術措施、商業秘密保護。著作權因實行自動獲得權利的制度，除了計算機軟件外，一般不必支付任何費用。高新技術企業如果采用專利的方法保護知識產權，特別是申請量大的企業，費用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之一。（3）考慮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我國法律規定，商標權有效期10年，但可以續展保護且不限制續展次數。著作權則分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除非作品消亡，著作人身權永遠受到法律保護，而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限為作者終身加死后50年。 [4] [4]在專利保護期限中，發明專利為20年，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為10年。對于商業秘密來說，只要其技術秘密和經營信息不公開，維持秘密的狀態，就將一直受到保護。高新技術企業采用何種方式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視當時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而定。

在諸多考慮的因素中，取得技術權利的排他性是最重要的因素，沒有排他性就沒有絕對的權利，也就沒有所謂的知識產權保護。保護期和費用也是必須要結合考量的因素，同傳統產業相比，高新技術更新速度和周期更快更迅速，呈跳躍式發展、超常規發展，一項高新技術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落后被淘汰，因此，對于一項發明專利來說，20年的保護期的意義也許僅僅是有限的和形式上的。同時，高新技術產業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其高產出高回報率，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憑借其手中的高新技術、知識產權在有限的時間、空間、投資的狀況下，迅速崛起、占領市場，獲得高額利潤和回報，取得跨越式的發展，同高新技術企業的高產出高回報率相比，知識產權的取得、維持、保護費用還是較為低廉的。

因此，高新技術企業在尋求知識產權保護時，在取得技術權利的排他性、費用因素、保護期限的基礎上，采用最佳的方案和手段，合理有效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并吸取國外先進的經驗，根據技術發展和知識產權制度的趨勢結合企業的具體情況加強和完善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在推動企業自身提高完善的同時，從而帶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整體發展。

注釋:

[1] 參見郭慶存著：《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載《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新論》，王兵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 參見朱波爾著：《淺析教案的著作權保護問題》，載《電子知識產權》2003年第12期

第5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為加強知識產權宣傳普及，提升全體師生的知識產權意識，在第20個世界知識產權日來臨之際，我校根據教體局的有關文件及要求，在學校開展2020年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現將活動情況總結如下：

一、組織領導我校成立了以毛海校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教導處牽頭，組織各教師學習有關文件，要求老師們高度重視，組建專班學習，認真行動。教導處具體負責宣傳周活動各項工作，具體工作由各班主任負責協調。教導處確定了宣傳周活動宣傳要點、重要活動、各班的工作任務及要求等方面內容，具體實際可操作。

二、活動時間：2020年4月20日—26日

三、活動主題“創新創造改變生活，知識產權競爭未來”

第6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從立法層面看, 由于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從一開始就站在國際水準上, 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內容已基本與多數國家采納并實踐的國際標準接軌;從法律適用層面看, 我國采取了由人民法院和行政執法機關分別實行司法保護、行政保護的雙軌保護機制其中, 司法審判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途徑, 任何人如果認為自己的知識產權受到侵犯, 均可訴至法院尋求司法救濟, 而行政保護澤是司法保護的有機補充, 行政管理機關依據法律規定的職權, 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 查處侵權案件, 保障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和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一、我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及管理機構設置現狀

我國的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現狀

知識產權行政保護, 是指相關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在遵循法定程序和運用法定行政手段的前提下, 依法處理各種知識產權糾紛、維護知識產權秩序和提高知識產權社會保護意識, 從而有利于知識產權制度揚長避短的一種保護方式。保護知識產權是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內容。知識產權雖然屬于民事權利, 但它同時具有明顯的公共利益內容, 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不僅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 而且給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造成損害, 因此有必要對知識產權給予行政保護。行政管理與保護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中的一大特色, 但并非獨有。

按照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制度的基本態度來看, 對各成員采用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制度持積極肯定的揚棄態度, 即:既肯定行政保護的有益性又適當予以限制, 同時要求已有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傳統的成員, 倘若放棄這一制度, 必須受到TRIPS協議不降低已有保護水平原則的限制。

1.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優勢

我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制度在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其優勢明顯:第一, 由于行政權具有主動性對知識產權實施行政保護能主動、及時恢復權利人的權利;第二, 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時程序相對簡便快捷, 能加快案件的處理, 有效降低權利人的維權成本;第三, 對知識產權實施行政保護能充分發揮行政專業管理部門的專業優勢, 科學處理涉及比較復雜的技術問題;第四, 通過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施行政處罰,可以建立一種對侵權行為的有效威懾, 從而起到侵權預防作用。

可以說, 行政保護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在我國仍然是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知識產權保護特色制度。

2.我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基本制度形式

(1)對知識產權民事糾紛的行政裁決制度。一般認為, 行政裁決是指行政主體依據法律授權, 并依照法定程序, 對當事人之間發生的與行政管理活動相關但與合同無關的民事糾紛進行裁決的一種行政行為。傳統行政裁決理論認為, 行政裁決權盡管具有司法權的屬性, 但由于是行政主體在行使該項權力, 因此其在本質上依然是一種行政權, 而經過行政裁決的民事糾紛就已經包含了民事法律關系和行政法律關系雙重法律關系, 這時如果當事人對行政裁決不服,那么應當依據行政訴訟程序對行政主體提起行政訴訟, 而不應是就原來的民事糾紛提起民事訴訟。

有鑒于此, 一些學者認為行政裁決制度的存在混淆了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的分工。因此,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 知識產權管理領域行政裁決權的行使應不斷弱化, 直至完全取消, 并被司法保護方式所取代;在司法保護還確有困難, 不能完全擔當此任務之時, 行政裁決仍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 但應將其定位于作為司法保護的補充方式。

(2)行政調解制度。從廣義上理解, 行政調解是指行政主體參與主持的, 以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和公序良俗為依據, 以受調解雙方當事人自愿為前提, 通過勸說、調停、斡旋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友好協商, 達成協議, 消除糾紛的一種調解機制。作為一種重要的調解方式, 行政調解必須遵循當事人自愿接受行政調解、行政調解應當合法和符合法定程序等原則。行政調解制度能起到節約司法資源、有效補充司法保護的作用。

二、我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及管理機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 我國知識產權的行政管理工作由諸多專門部門來分別負責。這種制度設計的優點在于分工較細, 相應的機構職責也較為明確, 加之行政執法自身高效、簡便的特點, 對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意義重大。然而, 由于這種分散管理形式對執法權的分配過于專業和細致, 導致執法主體過多, 不易協調, 且行政管理成本過高, 顯然會影響執法的效率, 筆者認為, 這恰恰是當前我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領域存在的最大癥結。

三、完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構設置及執法機制的基本構想

(一)重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構體系的必要性

有效的行政管理活動有賴于有效的行政機構設置, 健全行政管理機構設置是行政管理科學研究生中第一個重要課題, 科學的合理的行政機構設置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實現行政職能的開端和基礎。我國憲法第2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實行精簡的原則, 實行工作責任制, 實行工作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制度, 不斷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 反對官僚主義。而我國目前關于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構的設置狀況很難體現精簡和效率。

(二)順應時代潮流, 借鑒先進經驗, 理性選擇二合一體制

第7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地處繁華地帶的灣仔胡忠大廈，香港知識產權署所在的大樓并不太起眼。但是，就是這么一個百來人的機構，卻讓香港成為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凈土。

對香港而言，保護知識產權已有百年的歷程。它的商標注冊始于1874，版權保護于1912，外觀設計保護于1928，發明專利注冊于1932。但這多是英國法治的功勞，因為回歸之前，除商標法外，香港沒有單獨的知識產權法律，都是通過英國的樞密院令和香港法例，使英國相關法律直接延伸到香港，相關的普通法判例也援引至香港。

直到1990年，香港知識產權署成立，雖然依然在英國治下，但他們已經開始為回歸后籌備知識產權法律的起草，到1994年底，香港知識產權法律的修訂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那一年，香港在還制訂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拓樸圖)條例》，這是亞太地區較早的此類法律。這一具有相當前瞻性的法律也被稱為知識產權署“初出茅廬第一功”，而這正是香港知識產權署第一副署長張錦輝一手操辦的，他認為知識產權對香港的未來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1997年7月1日前，香港立法局相繼通過了《專利條例》、《版權條例》、《注冊外觀設計條例》。《商標條例》于1998年開始著手修訂，最終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張錦輝在自己的辦公桌上貼了一張座右銘，“多快好省”，在他看來，這雖然是內地五六十年代“”的過期口號，但是用在知識產權事業領域，恰到好處。

張錦輝口中，常常出現“知識管理”一詞“知識管理”正是此次訪談的關于知識產權署的新角色、知識產權新戰略的重要內容。大學學哲學，后來獲得大律師資格的張錦輝感到香港目前的繁榮很大部分是樓宇經濟造成的，它并不是最可持續的產業，所以他利用一切場合為知識產權戰略鼓與呼，他認為這是自己作為政府官員的職責所在。

同時，他也承認這些觀念可能比較超前，以至于知音太少。

禁之于微

《南風窗》：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被外界評價為“非常到位，甚至苛刻”，因為許多規定比國際條約都還要嚴格，尤其是2005年掀起全球首例BT侵權入刑案。香港為什么要這樣操作呢?

張錦輝：其實，1997年的香港版權條例就已涵蓋互聯網，那時，互聯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以至于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Dr.Bogsch也驚訝香港政府動作快速。這樣做是因為香港是一處充滿創意的地方，正是由于加強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才使得香港電影制作、電視制作、錄音制作、書刊、時裝以及珠寶和平面設計聞名遐邇。

香港既然充滿創意，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我們也需要創意，需要與時俱進，努力應對在傳統和新興領域盜版的各種表現形式(包括在網絡環境下)。全球首起BT案的查處，說明我們的執法機構能夠緊跟與版權有關的新技術發展，對新興盜版行為能夠迅速做出應對。同時，盡早查處和打擊利用新技術的盜版案件，對于促使該技術不被廣泛用于盜版具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南風窗》：網絡技術沒有國界，始終在不斷進步，甚至一些專門突破既有法律規定、繞開既有保護手段的軟件已經開發或正在開發，香港方面要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張錦輝：全球首例利用BT點對點鏈接技術的網絡侵權案在香港得以順利查辦，不僅對利用互聯網從事侵權盜版的未發人員起到了有效的震懾作用，而且凈化了網絡環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目前，香港海關實行24小時髦監控互聯網，隨時應對查處在香港利用互聯網從事侵權盜版的刑事案件。

當然，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利用新技術侵權盜版的現象肯定會有增多的趨勢。為應對這些問題，除在這方面要繼續加強執法力度和網絡技術革新外，我們也會及時檢討在網絡環境下如何更為有效地加強版權作品的保護。如在2006年12月19日，政府發表咨詢文件，就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在數碼環境中更為有效地保護版權作品征詢社會公眾意見。目前已收到意見600余條。

《南風窗》：歷史上，香港對知識產權是否也經歷了一個從不重視到重視的過程，這種轉型是如何實現的?

張錦輝：香港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始于1912年，1997年回歸后實現了本地化，至今已有百年歷史。香港特區政府重視香港市民包括青少年的守法誠信教育，以提高他們的文明素質和守法意識，由此還讓公眾對法律有一種普遍的敬畏感。我們還根據宣傳對象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宣傳策略，比如根據在校學生、青少年的身心特點，我們多采取的是以其最喜聞樂見、寓教于樂的形式(如制作公益廣告、開設網上教材、開發電腦游戲等)；甚至邀請施瓦辛格、成龍、Twins等明星出演香港知識產權宣傳片或代言知識產權保護。同時，從1997年起，我們還推行了“中學探訪計劃”，為他們舉辦一系列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講座，還推廣青少年打擊網上盜版大使計劃等活動，充分培養青少年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此外，我們明白打擊盜版一個最佳方法是“禁之于微”，因此在1998年率先制訂《防止盜用版權條例》，2001年對其修訂，其中規定細致到“把在戲劇院和音樂廳盜錄列為刑事罪行”，后來又規定，凡在復制服務業務過程中，企業最終用戶使用盜版軟件用于商業目的，都屬刑事罪行，這大大壓縮了盜版的生存空間。

香港的重視是把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采取嚴厲的執法措施和進行持續不斷的公眾教育宣傳等三方面工作有效結合起來，使社會公眾能深入了解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對保持和推動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要知道，嚴刑峻法只可取得短線的壓抑，長線的計劃是要市民尊重知識產權，繼而利用知識產權作為創富的工具。因此在回歸后開展了知識產權的公民教育工作，通過校訪及各種媒體的推廣將有關信息全方位送到香港每個角落，計劃開展得越來越大，反應亦越來越好。

從制造到創造

《南風窗》：內地近來正在如火如荼地探討如何走“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路，香港也有類似經歷，你認為知識產權部門該起什么作用?

張錦輝：一般而言，政府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此外，國內企業也要積極向國外企業學習，在企業內部盡快建立起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使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納入企業研發、生產與經營的全過程。要及時將自主創新成果、核心技術、名優產品在國內外申請相應的知識產權，以期得到有效保護。在自主知識產權相關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積極應對跨境產權糾紛。

香港也走過從制造到創造的路，但是香港知識產權署也還是像上面一樣被動地在起

作用，所以，最近我主張知識產權署應該扮演一個新的角色。表面上看，我們和內地的版權局、專利局差不多，負責登記、注冊等事務，好像和銀行只坐柜臺一樣，等著別人上門來，我給你提供服務。這樣的工作太被動，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即便是銀行，它也有對外投資的功能，它也有賺錢還利息，但是我們卻沒有這樣積極主動，守著一大堆知識財富卻無所作為。

《南風窗》：那么香港知識產權署的新角色究竟是什么呢?

張錦輝：目前，香港在知識產權方面主要都是外觀設計方面的專利，很少發明專利，雖然其在集成電路、納米技術和生物科技也有領先的地方，但是成果很少，主要集中在外觀設計方面。我們外觀設計專利1997年申請960件，注冊170件；2006年申請5724件，注冊5356件，分別增長了4764件和5186件。現在廣東和香港都比較重視這一塊，希望能夠聯動打造這塊產業。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iPod，拆下來看，里面沒有一件東西是自己生產的，關鍵就是外觀設計、一種概念，一種感覺。他賣給你，讓你擁有一種時尚、潮流的感覺，還有文化，有創新的意識。當然它的質量也值得保證，它的最大效果或者最成功之處就是讓你覺得不買不行。

自第一臺iPod在5年半前的2001年11月售出開始，蘋果公司已經推出了超過10代新款式的iPod，到今年其銷量超過1億臺，成為全世界銷售最快的音樂播放器。香港在高新科技方面很難全面趕上歐美，保持與他們同步都需要花很大代價、很長時間，何況趕超。但在外觀設計上卻可以比較快趕上，這是我們要走的路，知識產權署可以在這方面推動產業的發展。

《南風窗》：你的意思是香港需要很多像蘋果這樣的公司?

張錦輝：對，但這只是一部分。在沒有“蘋果”之前，香港更應該成立很多為蘋果這樣的公司提供無形資產管理的服務公司，去發掘和幫助那些有可能成為蘋果的公司。這些提供服務的公司就像探寶者，去發現公司既有的知識財富和能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良好管理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標準普爾曾對500家企業的價值成分進行測算，其中80％是無形資產管理帶來的財富，另有20％是房地產方面增值的財富，這是有形資產的管理。香港需要通過無形資產管理重塑一個新鮮、充滿活力的經濟，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房地產上。

《南風窗》：無形資產管理需要怎么做?

張錦輝：無形資產管理分為三個境界，第一層是知識管理，也就是最現有知識資源的搜集、保存、取得和使用，前面說的服務公司就要先做這個方面，知道自己有什么“寶貝”或優勢。第二層是創新管理，分析和預測未來的趨勢，始終保持創新的理念，比如現在香港的產業有資訊科技(信息科技)、生化科技、納米科技幾大優勢領域，但是，我們知道資訊科技和生化科技都已經發展到很高的層面，沖擊這個領域不太明智，納米科技則方興未艾，大家起跑線接近，這就是我們的首選。香港現在強調外觀設計專利的重要也在于此，我們在這方面的實力不遜于人。

第三層境界就是知識產權管理，其中又包括制定策略、整合優勢、主攻一面，通過考察香港已有資源，我們知道自己在外觀設計上有優勢，那么就把重點集中在這。而且要獨辟蹊徑，比如內地的老品牌“恒源祥”開始把品牌開發延伸到人們的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上。

給內地的建議

《南風窗》：與香港處境不同，內地知識產權現狀在國際上備受壓力，你怎樣看待內地這種窘境?

張錦輝：內地近幾年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打擊侵權盜版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強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取得成效也很明顯。但同時也得承認，內地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還任重道遠。

我的建議是，第一要繼續加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和政策扶持力度；第二繼續強化知識產權執法，依法嚴厲打擊侵權行為，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第三，要進一步培育全社會的創新理念和氛圍，他們會明白保護知識產權的好處。

其實，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關鍵不是法律健全不健全，而是法律能否有效地執行。知識產權的宣傳教育和執法是相輔相成的，當受眾看到權利人的利益得不到維護，違法分子得不到懲處，盜版制品依然明目張膽地充斥于市場時，宣傳攻勢就不再有任何效果。因此，只有侵權盜版行為受到嚴厲打擊，法律尊嚴得以維護，才能增強守法者的信心。所以，對于大多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要繼續加強知識產權立法的進度，加強對民族產業的保護研究之外，更需要在宣傳教育、行政執法、刑事制裁上下功夫、抓實效。

我還想舉個例子說明，法國的鱷魚品牌聞名全球，但是全球各地都有“鱷魚”(即其產品很容易被侵權)。有一次，我和法國鱷魚品牌的第三代掌門人交流，這位掌門人說他知道有法國的鱷魚、香港的鱷魚、大陸的鱷魚，還有新加坡的鱷魚。針對這些問題，他的回答是“需要耐心”。我覺得很有道理，很有啟發性，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步登天，他明白做生意的真諦。

《南風窗》：內地知識產權管理涉及眾多部門，知識產權局管專利、工商局管商標、出版署管版權，還有文化執法總隊、廣電局、公安局、科技局、教育局、海關等眾多部門參與其中，有時會造成權責混亂，你有什么建議?

張錦輝：內地的行政執法、刑事執法和現有法律制度、法律環境都有別于香港地區，不能照搬香港的做法。香港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主要是兩個部門，一個是知識產權署，主要負責立法、注冊、宣傳教育等工作。另一個是香港海關，主要負責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執法工作。內地可嘗試大部門管理體制，整合現有的專利、版權、商標等部門資源，形成保護知識產權的合力。

《南風窗》：目前跨國跨境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比較多，香港與內地是否多有合作，具體是怎樣操作的?

張錦輝：合作確實不少，一般有兩種形式：第一，通過授權的形式，委托內地民間組織向內地專利、版權、商標等職能部門投訴，通過行政處罰、調解或向當地法院提訟，以維護香港知識產權擁有人和投資人的合法權益；第二，與內地警方合作，共同打擊跨地區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今后還將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南風窗》：是否可以總結一下香港的知識產權策略，以及對內地的借鑒意義?

第8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知識產權已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乃至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大力提高知識產權的創造、管理、運用和保護能力已經刻不容緩。

缺乏知識產權保護觀念

在中學，特別是普通高中，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的學生科技創新成果。這些成果在不同程度流失，導致產權流失現象嚴重，侵犯中學生知識產權的案例時有發生。

知識產權流失已成為中學生科技創新活動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什么造成了現在的這種局面呢？

知識產權意識淡薄。高中學校雖然進行了一些普法宣傳，但涉及《知識產權法》的內容幾乎沒有。調查中我們問學生是否知道什么是“知識產權”時，回答知道的占27.6%，不知道的占68.5%，另有2.3%的學生能簡單表述自己對自主知識產權的理解。

當問及學生“對自己的小發明應采取何種措施”時，有80%的學生選擇參加大賽和評獎，爭取獲保送資格，為學校爭光，有5%的學生選擇看看是否申請專利保護。由此可見，許多中學生缺乏知識產權保護觀念，而在科技創新活動中往往只顧及升學、榮譽，而沒有考慮知識產權。

“重論文、重成果，輕專利、輕知識產權”的狀況普遍存在，申請專利保護的敏感度很低，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許多成果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喪失了專利或者專有知識產權的保密性，而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中學生知識產權管理體系不完善。中學生科技創新中的成果管理包括科技成果的評審鑒定、報獎、統計、歸檔等，知識產權管理是由專利、著作權、版權等組成的中學生無形資產的管理。而各學校由于人力、財力等資源的不足，不可能成立專門的管理機構。

中學生知識產權管理關系處理不當。成果完成后，科技創新的管理部門不能嚴格為學生的科技創新成果予以保密，導致科技創新中產生的知識產權流失到校外，無論是著作還是專利很快被傳播到網絡，造成知識產權的嚴重流失。

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渠道不暢。現在，中學生科技創新成果量較大，但被企業購買轉化為生產力的卻很少。原因是，中學生的科技創新成果中，有90%以上不能使企業取得較大的效益，這也是由中學生知識的局限性造成的。

滲透知識產權意識教育

針對當前中學生普遍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學校在進行法制教育時，要滲入《知識產權法》的教育，主要措施有：

1.立足校園，宣傳《知識產權法》。

各班級召開以“《知識產權法》”為主題的班會，學校的法制宣傳欄開辟《知識產權法》專欄，各班黑板報出《知識產權法》專刊，在校園網上進行《知識產權法》的宣傳，開展全校中學生的《知識產權法》知識競賽活動，并進行總結。

2.以“世界知識產權日”為契機，加大宣傳。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決定從2001年起，每年的4月26日定為“世界知識產權日”。設立世界知識產權日旨在全世界范圍內樹立尊重知識，崇尚科學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營造鼓勵知識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環境。

而我國“NOC活動”組委會則組織和策劃了“NOC知識產權宣傳月”活動，并開通了網站。我們以此為契機，向全市中小學生普及知識產權基礎知識，展示知識產權領域動態信息，展示地方產權局開展中小學知識產權教育的經驗與成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利用市科技節，整合科普與知識產權法的宣傳。

每年的11月份第一個星期天是我市的科技節，很多學生會通過科技節這個平臺展示他們的科技創新作品，這時對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知識產權法的宣傳，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知識產權法對學生的影響

有人認為，中學生的職責就是努力學習，考上好大學，《知識產權法》對他們來說沒什么影響。

其實不然，《知識產權法》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有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

1.提高文化素養

首先，知識產權是一種文化，它是國家用法律的形式確認和保障公民在科技、文學、藝術等精神領域所創造的勞動成果，使其具有專有性和排他性的一種手段。

其次，《知識產權法》調整了由知識產權所引起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有利于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

2.調動科技創新的積極性。

之前，廣大中學教師和學生把學生的成績看作是衡量學生能力的唯一尺碼，通過對《知識產權法》的學習和宣傳，使教師和學生認識到，利用《知識產權法》，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的產權利益，進而提高學生科技創新的積極性。

3.利于學生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

知識產權法的保護，最終要用法律的手段來進行，《知識產權法》對維護專利擁有人的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避免了知識產權的流失，為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提供了保障，從而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在《技術與設計一》的第一章第五節“知識產權”的教學中，我考慮到“知識產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的知識必須要結合我國與世界的實際，只憑教師在課堂上用一般的方法進行教學會顯枯燥乏味。

備課時，筆者結合新課標的基本理念與目標反復考慮決定：將本節課改為辯論賽，題目為“使用盜版軟件的利與弊”，提前兩周公布，要求以各班課代表為核心組成辯論賽組委會，組委會負責制定辯論賽程序以及正反方組員……各班學生用一周時間通過各種方式做調研查資料，了解知識產權等有關知識，并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現狀作對比評價等準備工作。

本次辯論會的辯題是“盜版軟件的利與弊”。

眾所周知，目前我國盜版現象十分猖獗，除了盜版軟件外，還有許許多多侵犯版權的行為，但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選了盜版軟件這個話題進行辯論。盜版軟件有弊，其弊在于侵犯了版權所有者的權利，屬于違法犯罪行為，不利于公民的道德法制教育，對市場秩序產生負面影響。

但盜版行為也有它的利之處，盜版的出現，使設計者更注重反盜版的技術開發，使得科技不斷在進步。因此，這個辯題十分有趣。

下面看一段這次辯論精彩的部分。

正方觀點：

①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要大力發展經濟，這是符合我國國情的。而盜版是這一時期的必然產物。

②從價格方面，盜版軟件顯然占優勢，一張正版的價格是盜版的數倍。當你用1000元買一張正版時，我用10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張盜版，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勤儉節約，怎能鋪張浪費呢？而且，這是父母的血汗錢啊！

③盜版更廣泛的傳播知識，提高人的平均素質，加快普及。中國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每個人獲得知識的權利是平等的。難道就因為正版的價格太高而拒我們于知識的門外？剝奪我們獲得知識的權利？

反方觀點：

①盜版軟件的出現，嚴重損害了正版商的利益，這種行為無疑是“殺雞取卵”的行為，這樣下去，正版都沒有了，還談何盜版呢？

②盜版軟件的行為是不道德也是不合法的。盜版商侵犯了正版商的知識產權，是違法犯罪行為。盜版也不利于公民的道德教育，特別是兒童，如果他們從小用慣了盜版，長大就不會使用正版，甚至也參與盜版的行為。

③盜版軟件對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使市場動蕩，打擊設計者設計的積極性，使經濟發展不穩定，不健康。

……

辯論會由于時間不夠充足，沒能按計劃進行結尾。但是同學們精心的準備，使得辯論會緊扣主題、有條不紊地進行，顯現出了班級的風格。

顯然，這樣的課堂教學設計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學生的積極性，學生能夠廣泛而充分地用各種方式獲取了關于知識產權方面的知識，并針對盜版軟件這一嚴重的社會現象，從各角度各層次進行剖析和判斷。最終達到了提高學生技術理念素養等目標，學習方式多元化的效果得到很好體現。

第9篇：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方法范文

[關鍵詞] 數字圖書館；圖書館；公益性；知識產權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07. 094

[中圖分類號] G258.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07- 0203- 02

公益性是圖書館服務的本質屬性，讀者權利的實現要以公益性為前提。也就是說公益性是圖書館服務的一個原則，圖書館公益性的終極意義，在于它通過同等條件免費地向公眾提供文獻信息，使社會成員參與現代社會生活，參與社會管理，獲取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知識。這么一來，數字圖書館信息服務的公益性問題就突現出來了，既然要求數字圖書館信息服務的公益性，那么數字圖書館的知識產權又怎么保護呢？這也就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1 社會呼喚數字圖書館的公益性信息服務

2010年5月27日全國數字圖書館建設和服務聯席會議在上海舉辦，八家數字圖書館將提供免費服務，會上了《數字圖書館服務政策指南》與《數字圖書館資源建設指南》。其中， 《數字圖書館服務政策指南》提出：。數字圖書館的信息服務應立足于公益性，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提供廣域網范圍的免費服務。圖書館是文化領域中典型的公益單位，它以開展讀者教育、提高讀者素質，傳播文化、啟迪大眾智慧 ，開發信息資源、傳遞科學技術為己任，來服務于教學、科研。圖書館信息服務的最終目的是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在我國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中，公共圖書館是實施公益的主力。隨著以數字化和網絡化為特征的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快速多變的數字信息新時代。在數字信息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社會要實現高度的信息化，就必須要走信息資源共享之路。信息資源共享，既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也是信息時代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更是圖書館界多年來孜孜以求并為之長期奮斗的社會目標。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網絡通訊技術和信息數字化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信息資源的收集、處理、存儲及傳送的方式，為圖書館實現資源共享提供了切實的技術支持和保障。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特別是人們對數字圖書的需求日益迫切，它是社會文化普及與文明傳播的重要基礎和載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黨的十七大把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為新的歷史時期的重要任務，提出把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作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

2 數字圖書館的著作權及保護期問題解析

著作權一般認為是作者或其他著作權所有人對創作的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著作權作為知識產權的基本內容之一， 其權利客體必須是精神產品作品。我國《著作權法》所稱的作品， 是指“ 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 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創造成果” 。數字圖書具有表達思想、普及知識和積累文化的功能， 是人們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 屬精神產品或知識產品，具有獨創性。可復制性是指作品必須以一定的可為他人直接或間接感知的形式表現出來或者固定下來。存在于作者頭腦中的智力成果是不能被他人感知的， 著作權法是無法對其實施保護的， 在著作權管理及司法實踐中也缺乏鑒別根據。而數字圖書是以可感知的形式存在的，可被下載、拷貝， 也能打印到紙張上。因此， 數字圖書是可以有形形式磁盤、光盤、磁帶、紙張等載體表現和固定下來， 是可以復制的， 具有傳播性。除法律明確規定的， 如法律、法規、時事新聞和歷法數表、通用表格等外， 其余作品只要符合獨創性和可復制性的特點， 均受著作權法保護。

我國著作權法第21條對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期作了明確規定：如果是公民的作品， 其發表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后50年， 截止于作者死亡之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 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 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享有的職務作品， 其發表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保護期為50年， 截止于作品首次發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3條規定“ 著作權自作品完成創作之日起產生， 并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網上數字圖書， 凝結了作者辛勤的勞動和汗水， 具有文化的繼承性、思想性與學術性， 應象印刷型圖書一樣享受保護期限。現行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保護期， 同樣適應數字圖書的情況。

3 數字圖書館信息的合理使用及知識產權分析

為了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使用和傳播， 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科教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現行的著作權法在保障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同時， 也規定了使用限制。使用限制是對著作權人行使其權利的一種限制， 使用限制分為合理使用、法定許可、強制許可三種形式， 通過這些形式， 使用已發表作品，如數字圖書館里的數字圖書， 不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權和犯罪。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些情況下， 用戶可以不必征得著作權持有者的許可， 也不向其支付報酬， 而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 但是使用人應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權利。法定許可是指在法定條件下使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 可不經著作權人許可， 但應向其支付報酬的法律制度。強制許可是指如果作品的著作權人在作品已發表后一定時期內， 沒有授權他人以某種方式使用其作品， 作品使用者可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使用作品的申請， 政府部門根據申請頒發使用許可證， 但使用人應按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要正確處理合理使用、法定許可、強制許可之間的關系。在我國司法實踐中， 一般均將網絡傳輸行為認作是使用作品的一種方式。因此， 作者在使用他人數字圖書時， 除著作權法規定的“ 合理使用”等情況外， 應當得到著作權人的許可或向著作權行政管理組織申請請求批準， 并支付報酬， 這無疑有利于調整由科技發展而引發的社會關系的變化， 有利于鼓勵作者的創作積極性和作品的使用與傳播。

4 數字圖書館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數字圖書館的信息服務應立足于公益性，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提供廣域網范圍的免費服務。這里所說的“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如何體現和落實呢？也就是說數字圖書館在進行公益性信息服務的同時，其知識產權如何得到保護的問題。

4.1 在數字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的同時，增強數字圖書館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圖書館作為網絡信息資源的組織者和知識導航員， 在數字圖書館利用過程中， 應樹立強烈的著作權意識， 努力避免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犯。為個人學習和欣賞、科學研究、教學活動、公共借閱的需要， 不以贏利為目的， 就不會構成侵權。圖書館在館藏數字圖書過程中應主動將使用費用交給著作權人和出版者， 自覺調整信息領域中經濟利益的合理分配。

4.2 調整和修改現行著作權法

制定政策、法規和有關技術規范， 為數字圖書館利用提供有力保障。擴大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范圍， 增加數字圖書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條款， 明確其權利歸屬、保護期、付酬方法等。制定網絡保護法規， 約束侵權行為。

4.3 采用技術手段防止網絡侵權

技術手段是法律保護的必要補充。如在網絡傳輸過程中， 采用加密與數字簽名技術， 或在網絡上使用不對稱加密技術， 安全協議， 防止網絡傳輸被竊取與破壞。還有信息智能識別技術、訪問控制技術、數字水印技術， 權限設置等， 對不同用戶訪問數字圖書加以區分和控制， 防止非法用戶的入侵和對知識產權的盜用。

4.4 加強網絡隊伍建設搞好網絡管理

培養專業管理人才，在落實數字圖書館信息服務公益性的前提下，做好數字圖書館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培養一批具有高素質的知識產權專業管理人才隊伍， 這是解決網絡安全問題的關鍵。建議建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組織， 可以代表著作權人行使某些權利， 網絡管理人員也可通過這個組織機構，調整因科技進步而引發的著作權人、作品使用者之間的利益關系， 使數字圖書館的發展與版權保護、網絡管理、資源共享與非法復制等網絡、信息關系得以協調。作為專業管理人才須具備高學歷， 懂法律， 精通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 成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和發展的專家型、律師型、網絡管理型復合人才。這是執行知識產權法規， 有效保護數字圖書館知識產權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同時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圖書館網絡信息技術管理人員共同努力， 去建立一個規范、嚴密、完整的數字圖書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主要參考文獻

[1]趙龍. 公共圖書館必須堅持公益性原則[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8（30）.

[2]李玉蘭. 論圖書館文獻資源 共享與知識產權保護[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10（5）.

[3]張文德，李嬋.數字圖書館知識產權風險識別研究[J].情報雜志，2011（3）：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