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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并購活動的開展,無疑將在盤活存量資本、配置合理資源、重組產業結構、提高企業競爭力等方面產生積極而有效的作用。然而,冷眼觀熱潮,我們發現,一些并購中存在的陷阱使得“國退民進”式的并購功效大打折扣,甚至成為始亂終棄。
為此,并購潮中的暗礁值得眾多準備參與并購擴張的企業的警惕與關注。
信息不對稱
前幾年的“大安實業有限責任公司訴海天水產公司、海康達生物技術開發公司、寶通建業有限公司三企業收購合同糾紛案”,原告大安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在支付了三被告大部分企業收購款后,在試生產時竟得知,被收購公司使用的生產辦公用房屬違法建筑物。隨后原告經調查又發現,該建筑物的基礎部位和整體結構都存在著嚴重的危險隱患,嚴重干擾了生產的順利進行,雙方協商解決不成,遂成了爭訟。
這正是財產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并購隱患。實際上,此類事例在并購案中比比皆是,前不久的“奧園置業”收購上市公司“誠成文化”后爆出的擔保糾紛和負債黑洞更是這一現象的集中體現。可以說,信息不對稱(反映在財務財產信息、人員信息、政策信息、重大合同合約安排等信息不真實、不準確、不披露)是導致并購糾紛最常見的原因。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何一項交易都存在信息不對稱,從而加大交易的成本和風險。為了減少信息不對稱,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收購方應該聘請相關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進行深入調查,全方位地掌握被并購方信息,以利于做出正確的決策。
并購策略不當
富達集團為了進軍汽車產業,揮師北上,與瀕臨破產邊緣的湖北麻城汽車廠達成了收購兼并意向。也許,為了防止承擔過多的債務和負擔(包括隱性債務),富達集團要求麻城汽車廠以先破產,后收購凈資產的方式組建汽車生產企業。豈料,在破產程序終結時,原國家機械局鑒于原生產企業已經破產不存在,遂下文取消原廠的汽車生產目錄,致使雙方收購失去實際意義。
事實上,收購的目的已然明確,到達目的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然而,如何在這些方式中擇優采納,則需要綜合考慮資金、情報、人員、技術等各方面的情況。如上例,如果采用承債式兼并即在資產與債務等價的情況下,兼并方以承擔被兼并方債務為條件接收其資產與人員,再注入適當的資產和技術就可以既保持原廠資產和各項技術又達到并購目的。為了實現并購目的,聘請專業的投資銀行或并購顧問幫助設計合理的并購方案和策略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優惠措施不到位
米林汽配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汽車零配件生產廠商。該公司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低成本擴張,決定兼并該市第二機床廠,并承諾解決職工安置,承擔原廠債務,注入優良資產和銷售渠道;同時,政府為了支持此舉,同意安排4000萬元的技改資金和貼息貸款。此后,米林汽配整體接收了機床廠的資產和債務并向政府申請技改資金和貼息貸款。孰料,新一屆政府及辦事部門卻以人員換屆和口頭承諾為由,百般推諉。而由于收購方承擔債務過多,流動資金幾近枯竭,最終導致不但沒有飛躍式發展,而且兼并雙方都舉步維艱。
毋庸置疑,為了鼓勵民營企業并購國有企業,各地政府都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措施和政策,涉及到土地、人員安置、技術改造、資金配套、稅收減免、項目安排等方面,顯然,這些優惠措施和政策對于促進民營企業并購國有企業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然而,對于這些措施和政策還需要仔細甄別:是否落實到紙面合同和實踐?是否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否在地方政府權限內?是否經過正當的程序審批和授權?如此一來,才能避免收購方的勞神傷財、徒勞無功。
整合失效
華立集團收購飛利浦CDMA研發部門讓其瞬間名聲大震。然而,誰會料到早期華立集團的并購之路卻是那么的坎坷!華立并購浙江嘉興一家國有低壓電器廠,當時從產品組合、產業鏈整合方面而言,這無疑是一次非常好的聯姻,更何況對方已經停工停產,對方以及所在地政府對華立的介入表現了極大的熱情。并購過程很迅速,但是華立進入該廠以后,不但難以產生整合效益,而且耗費了華立決策層的精力,最終以撤出而告終。
華立撤出并購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整合的失敗,其中幾點教訓值得思考:一是匆忙進入,華立的戰略思路、行為風格與對方的想法相互都不了解,有點“閃電結婚”的味道;二是華立派出人員對被并購公司的企業文化不了解,強行移植華立文化,引起對方的排異反應;三是華立對被并購工廠原來文化的強大慣性估計不足,缺少文化整合策略。
正所謂“吃一塹,長一智”。華立深刻吸取教訓,終于成功收購ST川儀(現為重慶華立控股)。華立通過與被并購企業進行充分溝通,在溝通中植入新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改變舊的文化狀態,改變了企業的面貌,增加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并在斥巨資對重慶電能表生產基地進行技術改造的基礎上,與川儀的領導層反復溝通,通過雙方的深化合作贏得了被并購方領導層和核心員工的認可。其中四個方面成為整合成功的關鍵:1.不是匆忙地去并購川儀,而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了解和高層溝通以及合作;2.不是為了純粹的借殼,而是真正幫助對方改變企業的現狀;3.不是把裁員作為一個首要工作,而是讓對方核心員工感到發展的希望;4.不是強行灌輸華立文化,而是注意吸收保留了川儀文化中的精華。
以上事例表明,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整合是關鍵。并購整合是指當一方獲得另一方的資產所有權、股權或經營控制權之后進行的資產、人員等企業要素的整體系統性安排,從而使并購后的企業按照一定的并購目標、方針和戰略組織營運。同時,并購整合的出發點是對并購動因和風險的深刻了解,如果你想實現并購的最初期望或達到并購的利益效應,避免并購陷阱,進行并購整合是必須的。
關鍵詞:新會計準則企業并購
一、新會計準則對企業并購產生的影響
1、新會計準則對并購企業價值估值產生的影響
對目標并購企業進行合理的價值估值是通過分析目標企業往年企業利潤,將依據企業往年利潤進行未來收益折現。因此,在企業并購過程中就需要分析新會計準則對企業利潤及與企業利潤成正比的企業價值的具體影響。首先是發出存貨的計價方法。很多企業利用新會計準則中對存貨計價可選擇的權利來調節企業利潤,例如不同時期對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的選擇。這種利潤的調節是通過在不同時期下,存貨的價格發生波動,由于價格的波動使得不同的計價方法對應不同的當期利潤.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其次是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處理。多數企業通過利用資產減值準備計提和沖回達到調節企業利潤的目的,新會計準則下為了防止企業利用資產減值準備調節企業利潤.規定不允許轉回已經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再次,公允值的使用影響。目前,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公允值受人為因素影響比較大。有些企業利用債務重組交易,實現控制上市企業的當期損益,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過債務重組確認重組收益或者以非貨幣易中的優質資產置換劣質資產手法。
2、企業選擇并購會計政策的影響
從新會計準則的實施過程看,企業并購的兩類中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并購采用的是權益結合法,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并購采用的是購買法。對于購買法也做出了很多明確的規定,例如對于公允價值應用.只有在確認被購買方的資產和負債的情況下.才能確認被購買方可辯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新準則充分體現了購買法和權益結合法的選用存在互斥差異,保留購買法和權益結合法并存的格局。但是,新準則中并沒有對同一控制做出明確限定。這樣給企業進行并購時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留有很大余地。
3、新會計準則對企業并購模式產生的影響
新會計準則為了防止母公司通過子公司來調節利潤做出了規定,采取新的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來減少母公司對子公司利潤的調節能力。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中要求用成本核算的方式核算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投資,有效控制母公司對子公司利潤的調節,實現阻斷母公司調控自己利潤的目的。新準則還對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做了詳細的規定。其中,公允價值和稅費構成了換人資產的成本;當期損益包含了公允價值與換出資產賬面價值的差額。另外,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也給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創造了利潤空間。特別是對投資性地產企業,通過重估地產價值,將可以提高企業的凈資產使得企業的市盈率進一步下降。通過重估地產價值也給企業創造了利潤空間,使得企業股票的估值得到了提升,進一步增加了企業并購所需要的成本,使得并購時對股權控制模式的選擇能力下降。
4、企業并購動機受到的影響
首先。新準則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投機性動因的并購。新準則通過規定企業合并后.在當日將資產和負債在被合并方的賬面價值計量。新準則不在應用公允價值.對于由凈資產賬面價值與支付的合并對價賬面價值產生的差額.對資本公積進行調整,資本公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減少了利潤操縱空間。其次,促進了創新類企業并購。主要采用的手段是允許將開發費用資本化,對于無法判斷使用壽命的可以進行日后的攤銷。通過該方法使得那些需要融資且本身開發成本又比較高的企業.可以提高近期業績,更好的獲取融資,從而增加了并購創新類企業的動力。
二、新準則下優化企業并購的措施
1、新準則給企業并購帶來的啟示
首先,新的會計準則更注重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提升企業會計透明度。新準則給企業重組估值就帶來很多不確定性.包括賬面業績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企業可以根據會計政策的變更,改變經營行為,提升企業的內在價值。其次。新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數據的影響,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將給投資者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最后,新準則與國際接軌程度提高,對于彌補與國際會計政策和會計信息的差異起到積極作用。為企業跨國經營、引進外資、并購企業創造了條件。
2、健全優化企業并購的法律政策環境
為了更好的發揮新準則對企業并購的制約與管理,就需要依據我國的實際環境,建立和健全我國的競爭法體系,包括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不斷加強和完善企業并購的條例。為防止企業利用規模與實力優勢,擠壓某些企業。同時。對于企業并購后的善后問題要周密考慮.包括企業并購后的債務問題和下崗失業人員的福利與去留問題,在法律中要進一步的明確。另外,對企業并購要加強政策性引導作用,優化企業并購的政策環境。對于能夠改善產業結構、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并購方式,國家應該從資金貸款、稅收優惠、審批程序等多方面給予支持。適當增強其運作空間。
3、謹慎選擇并購目標企業合理評估其價值
首先,新準則的條件下,要謹慎選擇并購目標企業,主要考慮的因素有:(1)目標企業的組織形式。(2)并購類型的選擇。(3)目標企業的經營地、注冊地。(4)采用不同方式合并下,商譽、當期損益的認定處理問題。(5)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在直接相關費用發生當期將對納稅產生很大。目標并購企業確定后要合理評估其價值。新會計準則的實施,制定詳細的新的核算準則來規范企業的具體業務。使得企業不合理調節企業利潤的現象大幅降低,但是公允價值等方法的引入,也給企業帶來新的操作空間。因此,企業在對目標企業估值時.要關注目標企業近幾年的經營業績,合理確定其價值
并購特征之一——并購主體“強強聯姻”
1996年12月,美國波音公司兼并麥道飛機制造公司,并購涉及133億美元。1997年12月,瑞士第一大銀行聯合銀行和排名第三的瑞士銀行宣布合并,組成歐洲最大的超級銀行。1998年4月,美國花旗銀行兼并旅行者公司,并額高達820億美元。1998年5月,德國奔馳公司宣布兼并克萊斯勒公司,并額920億美元。1998年8月,英國石油公司宣布兼并阿莫科公司,并額480億美元。1998年12月,埃克森公司宣布正式與美孚公司合并,并額772億美元。1999年1月,美國電話設備制造商朗訊公司宣布以203億美元購并美國第四大計算機網絡設備制造商艾森德通訊公司。1999年1月,英國沃達豐移動電話公司以560億美元并購美國空中火炬公司,組成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電話公司。
九十年代國際企業兼并案例不勝枚舉,但與本世紀以來的幾次兼并浪潮主要是“大魚吃小魚”的特征不同,本次兼并浪潮,不論是在能源、制造業,還是在金融業、通訊業都呈現出并購雙方勢均力敵、強強聯姻的特征。以上幾個案例中的購并雙方無一不是各行業的“巨人”或“龍頭”,其購并后形成的新的企業實體在市場份額、產品開發、人才資源等方面都有絕對的優勢。
本輪國際企業兼并之所以出現“強強聯姻”的特征,有其內在和外在兩方面的原因。從內在原因看,這場并購浪潮的最大特點是動機上更為“健康”,都試圖通過企業間的戰略性策略聯盟,尤其是強強聯合,來共擔成本風險,集中資源優勢,增強產品與資產的聯系與契合力,將同類競爭演變為局部的內部聯合。而并購的外部原因則包括:科技的迅猛發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以及各國政府放松了對企業并購的控制。
但是,不論企業兼并的具體原因何在,必須承認的是:大規模購并活動發生的原因在于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劇變對企業并購內在動機的普遍刺激,企業并購是在內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發展的,是一種企業自發、自主的市場化行為。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并購多是優勢企業兼并劣勢企業的“以強扶弱”型并購。中國的企業并購過多地摻雜了政府的直接干預,購并雙方純粹的單一企業行為很少。據報道,到1997年12月,上海兼并企業中只有不到10%的企業是自己選擇的,大多數則是主管機關依照以優拖劣的思路組織的企業兼并,希望以此減少虧損企業和虧損金額。這種并購形式上是成功的,但其實是平均主義的變形,既不能提高并購的效率,更不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增強企業競爭優勢,相反,還會給企業背上沉重的包袱,造成“低效、虧損——購并——低效、虧損——再購并”的惡性循環。
另外,目前企業對并購重組缺乏深刻認識,也是阻礙我國企業強強聯合的又一原因。購并的本意是為了更好地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抵御或化解外部環境變動所帶來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購并重組有利于范圍內資源的優化,就應該受到鼓勵。但實際操作并不那么簡單,人們一提到并購,第一反應就是某甲被某乙“吃掉”了。這就造成了我國企業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被收購的情況。這種思想觀念不加以改變,國內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強強聯合”的案例出現。
認識我國企業購并與發達國家企業購并主體之間的差異,則要求我國在企業的購并過程中應逐步提高市場化的程度,減少政府干預,明晰企業產權關系,使企業的并購成為企業在市場引導下,在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愿和自主的行為。同時也要求企業要努力轉變思想觀念,在經營過程中,如果感到按現有的經營模式發展前景不好,而與其他公司合并后利用其營銷網絡、經營理念對自身發展有促進作用,再大的企業也應放下架子,主動謀求合并。
再則,國際大企業的“強強聯姻”再次提醒我們,今后一國的競爭力將主要體現在大企業的競爭上,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越來越多的國際性大企業將迅速進入中國市場,使我國企業面臨強大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國應積極培育兼并的主體——大集團、大企業,大力支持強強兼并這種形式,以形成我國的行業巨頭,與世界型大公司抗衡。
并購特征之二——并購方式以行業內并購為主
有人對近幾年的并購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公司主業以外的并購少于10%,而從并購的形式來看,行業內橫向兼并的個案占去了四分之一, 1998年全球十大并購案例則全部都是行業內的橫向兼并。
為何九十年代以來企業并購呈現行業內兼并的特征呢?筆者認為,九十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企業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管理費用下降,由交易費用與管理費用共同決定的企業與市場的邊界發生了變化,使企業產生了規模邊界重置的沖動,而行業內的橫向兼并則是擴大企業規模的最佳手段。
當全球行業內的并購如火如荼地進行,各大企業紛紛強化主體業務、力爭規模效益、剝離大量非相關業務,并放棄投機性金融導向型的并購之時,我國的企業購并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1998年我國十大重組案例中以并購為主要形式的公司重組幾乎都是跨行業借殼上市的混合購并。而1998年越到年末,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發生的頻率越高,這顯然與上市公司欲操縱全年利潤有關。申銀萬國證券對26家1998年內實施了控股權轉移的上市公司公告日前后的股價作了考察表明:借重組題材在二級市場上炒作的現象十分普遍。
上述現象反映出我國企業在并購過程中存在重規模、輕素質、借資本經營之機行金融投機之實的問題。而出于這種目的購并,不但不能將生產要素集中使用而獲取規模效益,而且會降低公司的總體營運效率,增大管理成本,削弱主營業務的優勢地位。
實際上,并購方式的選擇與企業的發展水平和外部運作環境是高度相關的。我國目前的情況十分適宜企業進行行業內的橫向兼并。因為行業內橫向兼并是加速產品與資本在同一產業中有效集中的重要手段,是改變規模小、產地多、成本高、資源浪費嚴重、項目重復建設等現象的有效手段。而且橫向兼并賴以產生的條件“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生產出現結構性過剩”,我國目前也都具備。因此,當前我國宜大力推進企業行業內的橫向兼并,而非混合或投機性兼并。
并購特征之三——價款支付方式以股權支付為主
股權支付方式是指收購方通過增發新股,以新發行的股票交換目標公司的股票,或者發行新股取代收購方和被收購方的股票,從而取得對目標公司的控股權。實際上,股權支付將使兩家公司相互持股,結合成利益共同體。作為股權支付的一種重要方式,股權置換支付是指并購交易的買方以自己擁有的股權資產為價款交給賣方,以此取得對賣方部分資產的所有權。
股權支付的優點在于:收購方不會被迫支付大量現金,目標公司的股東能自動轉成新公司的股東;股權的每股資產、每股收益都很明確,股權交易只要雙方商定價格即可,無需再對資產進行鑒證評估;股權具有可分割性,股權資產置換比實物資產置換更為方便。
股權支付在國際企業并購中被廣泛采用。如:1998年5月7日德國戴姆勒—奔馳公司和美國克萊斯勒公司宣布合并,兩公司合并后將組建戴姆勒—克萊斯勒股份公司并發行新的股票,奔馳和克萊斯勒公司分別持有57%和43%的股份。1996年美國波音公司兼并麥道公司的并購方式是麥道公司每1股換持波音公司0.65股。1997年美國世界電信收購美國第二大長話公司MCI公司,收購方式是世界電信公司以每股51美元的價格用本公司股票置換MCI公司80%的股份。
以并購的支付方式論,我國國內仍然是以現金支付和零成本收購為主。而在海外,大規模的并購幾乎清一色是換股交易,1998年最大的15起并購,13起是用這種方式進行的。但這種方式在我國尚只有清華同方合并山東魯穎電子等幾例。1998年10月30日清華同方宣布合并魯穎電子,支付方式是向魯穎電子的股東增發清華同方的股票,以換取其持有的魯穎電子的股票。換股比例為1.8股魯穎電子股票換取清華同方股票1股。
此案例為我國公司并購采取股權支付方式開辟了先河,但采取這種創新方式的案例寥寥無幾,其原因是:1、我國公司發行股票采用審批制度,股票發行的額度由中央下達到地方,而爭著要求上市的企業又很多,因此增發新股進行并購交易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2、股權支付方式涉及兩家公司合并成立新公司上市、股權轉移轉換比例等問題,我國法律法規在這方面還是空白;3、我國企業股份制改造程度不夠,一些企業擁有的股權資產本身就很有限,而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權轉讓要取得其他股東的一致同意,操作上比較困難;4、許多企業的不良資產屬于輔生產設備或非盈利性資產,本身并未進行股權劃分,其剝離不能用股權置換方式。
從以上原因看,我國企業購并之所以較少采用股權支付的方式,主要是可操作性的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深化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企業并購的法律,培育成熟的資本市場,使企業價值能通過股票價格充分反映出來,為采用股權支付方式創造條件。
并購特征之四——投資銀行大舉參與企業購并
國際投資銀行以各種方式參與企業并購活動是九十年代企業并購的又一大特征。“并購”作為一項新興業務,沒有金融機構尤其是投資銀行的積極介入,沒有信用的擴大,沒有金融工具的創新,是不可能達到的。國際投資銀行在企業并購過程中承擔的主要業務有:安排兼并與收購;進行財務分析;提供融資安排;發揮監督任何并購行為符合法律程序的作用。
1993年以來,全球十大投資銀行跨國并購交易收入占總業務收入的比重由28.9%猛升至1996年的41.8%;1994年美國共有5614次企業間的兼并收購,投資銀行作為顧問參與了其中的1028次;至1998年6月,美國投資銀行涉及的購并金額就達9100億美元;而1998年美國十大投資銀行促成的世界購并交易達19700億美元。以上數據均說明:在世界第五次兼并浪潮中,投資銀行作為中介機構推波助瀾,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反觀我國,1998年滬深股市約有476家公司進行過或大或小的資產運作,重組事件達925起,但這些重組事件中卻鮮有投資銀行的身影。即使投資銀行參與了企業的并購,多數也只是部分模擬了并購經紀人的功能,并沒有發揮財務顧問的職能。在國外,九十年代以來,各大投資銀行普遍都加強了對購并重組業務的重視,比如美林證券在1993年以前以發行業務為主,現在已成為公司上市和公司購并兩業并舉的超級券商。相比國際投資銀行積極參與企業購并的趨勢,我國投資銀行參與企業購并卻障礙重重:
——產權障礙:產權界定不清造成政府部門“越位”和企業購并主體“缺位”,在本質上排斥了以投資銀行為代表的市場中介的參與,而產權結構的不合理導致產權的流動性很差,交易定價不能由市場價格機制確定,使投資銀行參與企業并購的空間和余地十分有限。
——資本市場障礙:我國的資本市場規模小、融資渠道不暢,限制了投資銀行業務的開拓空間。
——投資銀行自身障礙:目前我國投資銀行的資本金規模小,難以承受業務的風險性,而投資銀行利用發行證券募集資金方式為收購公司融資又受額度制的限制,所以其融資安排能力有限。而且,投資銀行作為購并的顧問,還應配備一定數量的律師、會計師、資產評估師參與購并工作,以做好購并的審慎調查,目前我國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機構尚不健全,人才匱乏,也難以承擔企業并購業務的復雜性。
P鍵詞:企業并購 協同效應 資源配置
企業并購最開始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初期。Yasser Alhenawi(2015)研究了在1998年至2007年之間合并的企業,合并五年后的狀況。得出在市場運作增強,資本活動加大的情況下,企業合并是為了促進技術的提高,合并后每年產生的協同效應該是不一致的。在以案例為基準的研究方面,張旺峰(2015)以美的并購小天鵝為例,在得出的結論時,因假設條件和適用范圍限制卻存在較大的差異。門久久(2016)以華電國際為案例,研究了并購方連續并購績效變化情況,得出并購在短期內能夠獲得超額收益,并購的長期績效能夠不斷提高。
以聯想集團為例,近年來不斷發展擴張,先后兩次并購了IBM的PC事業部及x86處理器。雖然近期給企業帶來了收益,但沒有對其產生的財務協同效應做一準確的評估。對并購目標企業后財務整合不到位,并且在支付對價時存在風險,獲得的超額收益率波動也較為明顯,使其在今后的資本管理中存在風險。因此,如何促進企業經營,并結合具體現實完成財務整合工作,研究企業的財務協同作用,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從聯想并購x86的現金流量方面進行分析。
1.聯想集團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分析
由表1-1中可以看出,聯想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在2014年并購業務發生后開始回升增長,2014年跟2013年相比降低了83.3%,2015年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凈額升高了22.54%,到2016年中期已經超過2013年的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凈額。這說明聯想創造現金的能力有所加強。表1-1中可以看出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是聯想持續經營得主要現金來源。已收股息也較前期開始有了增長,聯想2015年已收股息比2014年增加22.7萬美元。
聯想近幾年開始發展移動業務逐步步入正軌,而且實體店也在呈擴張趨勢,整體處于擴張階段,銷售商品也不僅僅局限于PC業務,開始多樣化,在并購x86服務器后,x86服務器也逐漸開始為聯想的PC業務服務。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雖然在2013年至2014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為聯想2014年收購了x86服務器以及摩托羅拉公司,現金的主要流出額為支付并購的價款,屬于正常經營范圍。在2015年開始呈上升趨勢,說明通過合理的整合后,聯想開始逐步步入正軌。總體上說明,并購后聯想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水平有所提升。
2.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分析
聯想自2014年開始投資活動現金流入逐年增加,除去2014年并購業務的原因,截止2016年中期,聯想投資活動現金流入經額比2011年多出67021萬美元,主要增加項目為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大幅度增加,由2014年的-236600萬元,2015年增加至-7507萬元。由此說明聯想在并購后一年財務穩定性有了一定的增強。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凈額中出售固定資產收到的現金較多,這可以反映出聯想的現金流出現了緊張,需要靠出售固定資產來獲取現金維持資金的連續性。在聯想全球化并購的背景下,資金有了短缺也是不可避免的。總體來看,雖然聯想的投資活動現金凈額在2014年之后開始上升,但靠出售固定資產來維持現金流穩定,也顯示了出聯想在并購后資金不足的狀況,聯想的投資活動現金活動水平雖有了一定提高,但仍需關注財務的風險。
3.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2014年融資活動現金流入較并購前增長幅度較大,是因為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較2013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聯想集團在2014年并購前后融資的活動很大一本分屬于債務增加的方式,這對于債務人的確權益保障有一定的威脅,其并購業務所產生的財務協同效應并不顯著。在并購業務發生后,聯想沒有使融資的能力得到提高,反而在2016年中期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更多是因為聯想集團的資產負債率過高形成,其財務結構形成了高負債的模式,運營過程中風險也會隨之加大。
整體上看,聯想在通過合理的整合后,開始逐步步入正軌。通過并購其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水平有所提升,帶來一定的財務協同效應。但在2014年之后,聯想主要靠出售固定資產來維持現金流穩定,也側面彰顯出了聯想集團在其并購后的資金緊張。其投資活動現金活動水平雖有了一定提高,但聯想的財務的風險依舊很大,其并購所產生的財務協同效應不是十分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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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開始在世界市場施展拳腳,并購外國企業。但在美國市場,中國企業并購進展并不順利,其主要障礙是一個“神秘”的機構――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這一機構之所以“神秘”,是因為法律規定,它對并購案的評估可以保密,無需透露其調查的“信源和方法”。結果,有些企業并購順利通過審查,有些并購卻因“國家安全”原因受阻。
到底哪些問題屬于“國家安全”范疇,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又從何判斷一起并購案應該通過審查還是不通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駐所研究員西奧多?莫蘭在最近的政策簡報《中國投資與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是時候更新(并改變)思路了》中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他認為,期望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改變其程序并不現實,但中資企業可主動適應該機構的審查要求。
中企受審列第一
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起點較低,但發展迅速。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可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杜大偉的測算,中國對美國的FDI投資僅占其FDI投資總額的7.7%左右,而其它國家對美國FDI投資平均占比在19%左右。中國對美FDI投資嚴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過,未來中國對美FDI投資有望快速增加。這兩年的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一半多來自中國的FDI發生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別為140億美元和120億美元。
盡管中國對美國的FDI投資數量少,但近幾年中資企業并購美國企業被審查的次數卻不少。2007―2009年,中國企業僅13次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調查,可2010―2012年,這一數字增長到39,占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審查案的12%。2011―2013年,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審查的中資企業并購案達54起,被審查數目位列第一,其次是英國(49起)、加拿大與日本(均是34起),法國(29起)。所有54件被審查的中資企業并購案中,24起屬于制造業,17起屬于采礦、基礎設施或建設,另外13起在金融、信息技術或服務領域。
事實上,FDI投資可產生生產力溢出效應,有益于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根據莫蘭的研究,1987―2007年,12%的美國生產力增長應歸功于FDI投資的生產力溢出效應。這一點在來自中國的FDI投資上更為明顯,因為比起其它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中國投資者通常更愿意將更多的研發工作放在美國進行。
中國對美國FDI的投資額少,而且中國的FDI投資比起其它國家的FDI可能更有益于美國經濟,那么,為什么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反而對中國企業并購美國企業發起審查的次數相對較多呢?
杜大偉認為,一是中國并購海外企業主要是為自然資源;二是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進行審查,嚇退了很多中國投資者。莫蘭則認為,不能天真地期待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能不帶歧視地公開透明地審查。對于中國、俄羅斯以及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國家,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審查肯定會更嚴格,而國企尤甚。不過,如何更順利地通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實際上是有“門道”的。
三種“國家安全”威脅
莫蘭曾于2007―2013年任職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與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對接,對這一機構的情況比較了解。據莫蘭披露,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基本分成兩派:來自美國財政部、貿易代表辦公室以及一些其它機構的工作人員及官員認同FDI對美國經濟的作用,希望推動FDI投資;而來自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機構的工作人員及官員則希望以最壞之情景來對待外國企業在美國并購,對FDI投資進行嚴格審查。 比起其它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中國投資者通常更愿意將更多的研發工作放在美國進行。
莫蘭認為,中國企業如果了解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評估過程,企業就可在并購前先自我評估,從而更準確地預測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結果。他總結了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評估某一并購案是否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三種情形。
第一,并購發生后,外國企業可能對被并購者的產品具有主導權。而認定此種情形是否為國家安全威脅需再經兩步分析:首先要評估這種產品有多重要,如果沒有這種產品會發生什么后果;其次要評估被并購公司所在的行業是否是國際市場中集中度較高的,替代品是否豐富,替代的代價是否高昂。如果并購者生產的產品類似品或替代品廣泛,替代成本低廉,那這起并購案就談不上威脅國家安全。
第二,并購可能導致敏感技術泄露,使它國有可能利用此種技術反過來危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評估此種威脅是否為“真的”威脅同樣經過兩個步驟:首先,測算如果這種技術被用來危害美國利用,美國的損失將有多大;其次,評估此種技術在國際上購買的可能性,如果拒絕此并購,是否會令并購者轉向它國。因此,如果被并購公司的技術具有國際普遍性,那國家安全不能成為阻止并購交易的理由。
第三,某外國公司并購某美國公司可能會使并購者的母國滲透到美國公司系統,從而在系統中窺探、監視甚至在其中安置定時炸彈。但實際上,如果被并購的公司所在行業有許多其它競爭者,那么即使某一個公司被滲透了也不危及國家安全,因為消費者可輕而易舉轉向其它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價值鏈全球化時代,特別是在IT領域,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要評估這一威脅十分困難,因而可能審查結果會偏嚴。
一、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總體形勢和背景
(一)國有企業在海外的規模逐漸擴大
2002年,我國企業以并購方式對外投資額僅為2億美元,2003年達到8.34億美元,呈快速上升勢頭。2004年,僅聯想收購IBM個人業務一項交易金額即達17.5億美元。2004年我企業境外并購額達70億美元。而2009年僅中國鋁業集團注資澳大利亞力拓集團一項資金金額就達到195億美元,無論從規模上還是數量上都穩步增長。
目前來看,在海外并購中,并購主體主要由大型國有企業為主。走出國門對外并購的企業仍然是大型、超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國網通、首鋼集團、中信集團等。這些企業成為跨國并購的先行軍和主力軍,為海外并購的發展積極寶貴經驗。然而,它們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政府的支持。
(二)國有企業的海外擴張催生了并購行為
近年來,我國海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2012~2014年間,年均增長率54.2%,大大高于同期國際直接投資增長水平。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我國對外投資達到521.5億美元,比上年劇增96.7%。其中海外并購投資205億美元,比2002年的2億美元增加了100倍,中國企業已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力量。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是國有企業。據統計,2013年末,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占71%,再考慮在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所占部分,國有資產占據對外投資的絕對主導地位。尤其是在資源、金融等重要產業領域和大規模對外投資項目,更主要由國企進行。
目前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行業領域相對集中。目前,海外并購主要涉及兩大領域,一是資源類并購,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石化企業對境外油氣田權益的收購。二是國內礦產煤炭企業對境外礦區權益的收購等。三是家電、機械、電信、石化等優勢產業的國內名牌企業,對國外同行業企業的并購。尤其是第一類并購在整個海外并購中占97%的比重。可見,在目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主要以自然資源為主。
對于我國來說,國有企業相較于民營企業起步早,發展快,成為我國海外并購的主力軍。而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也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力量。據數據統計來看,近幾年來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金額和數量分別占國內企業總量的87%和55.6%。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也從最初的規模小、次數小,發展到規模大、次數多的海外并購。雖然民營企業海外并購的發展也逐漸提高,致使國有企業海外并購市場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認的是國有企業仍作為海外并購的主力軍。
但是我國海外并購并不是順風順水的。在如此大規模,次數頻繁的海外并購中,成功并購的數量確不是很多,也有很多雖然完成了并購,但是并購完成后的表現不如預期所想。例如,2010年中化集團與新加坡淡馬錫聯手收購加拿大鉀肥宣告失敗。2010年,華為收購摩托羅拉業務失敗等。
二、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融資需要分析
(一)融資是為國有企業海外并購提供資金的重要措施
從目前國有企業海外并購來看,資金投入量是巨大的,如果只是依靠企業自身資金,難以滿足企業海外并購的實際需要。結合跨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實際經驗,在企業海外并購過程中,合理運用融資手段,吸引外部資金參與企業并購過程,有效解決了企業并購中的資金問題,為企業并購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證,使企業海外并購能夠在整體效果上滿足實際需要。
經過對跨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實際過程了解后發現,在企業海外并購中進行融資,是企業海外并購的通行做法,不但緩解了企業的資金壓力,同時也引入了戰略投資者,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中,融資手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應用,雖然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融資金額較少,占總體并購資金的比重也不高,但是卻為解決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資金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參考。為此,我們應對企業海外并購中的融資有新的認識。
(二)國有企業海外并購融資,是資本運營的重要實踐
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既是投資的重要途徑,也是金融集團參與企業發展的重要機會,多數戰略投資集團都會重視與大型企業的合作,通過提供資金和參股的方式,參與到企業并購中來,在為企業解決資金問題的同時,也享受企業的并購和發展成果。
從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并購過程來看,從最初的全部使用自有資金,到目前的小規模融資,都體現出了我國國有企業對海外并購中融資行為認識的轉變。對于融資行為本身而言,融資是資本運營的重要實踐過程,對提高資本運營能力,滿足資金營運需要,提升資本盈利水平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由此可見,我國國有企業海外并購融資,是國內資本與國際資本合作的開始,也是我國國內資本國際化的重要發展步驟。讓國際資本參與到我國國有企業的并購中,對推動我國國有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國有企業海外并購融資,是降低企業資金壓力的重要方法
從我國國有企業海外并購的具體案例來看,國有企業海外參與并購的行業多數為能源、礦產和冶金等,這些行業的企業在并購中報價都相對較高,如果僅僅依靠國有企業自身資金去完成并購行為,其難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操作不慎,還會給企業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
基于國際跨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的成功案例,在企業并購過程中積極采用融資手段,不但保證了企業海外并購中能夠有充足的資金,同時也滿足了企業海外并購需求,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了有效的資金支持。從這一點來看,在企業并購過程中采用融資行為,對降低企業資金壓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國有企業做好海外并購融資的具體措施
(一)明確融資的主體,保證融資的規模達到基本要求
鑒于西方企業在并購融資過程中的成功經驗,我國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融資中要想提高融資效果,就要做好兩個方面工作:首先,我國國有企業應明確融資主體,合理確定投資范圍和投資方。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保證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融資中,在投資方的選擇中有所側重,合理確定投資方,最終達到提高融資效果的目的。其次,我國國有企業應對融資規模進行限制,避免融資規模過大,給企業并購帶來風險。此外,從融資風險防控的角度來看,控制融資規模也是降低企業風險的重要措施。
(二)控制融資規模,做好融資風險防控
從目前西方企業在海外并購融資過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來看,西方企業對融資規模通常都有嚴格的限制,換句話說,企業海外并購融資并不是規模越大越好。西方企業在海外并購融資中,采取了較為完善的風險防控體制,保證了企業的海外并購融資風險得到有效降低和控制。這一點對于我國國有企業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考慮到我國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存在的諸多風險,融資風險列為企業發展的頭號風險。只有吸取西方企業經驗,做好融資風險防控,并有效控制融資規模,才能保證我國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取得積極效果。
(三)細化出資方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對于我國國有企業而言,在海外并購融資過程中,不應眼光只放在資金規模和投資效益上,還要將保護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基于這一現實需要,我國國有企業只有積極學習西方企業經驗,在海外并購融資中,對出資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明確規定,才能降低融資風險,確保企業海外并購融資取得實效。從這一點來看,我國國有企業應以中石油為榜樣,在海外并購融資中,有效防控融資風險,并對出資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明確規定,保證國有企業海外并購取得積極效果。
[論文摘要]國有企業是國家資源的載體,是國家用以滿足自身需求的組織形式。國有資源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國有企業特殊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從而引發了國有企業在并購過程中的特殊風險——體制風險。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國國有企業并購中存在的體制風險及其成因,并提出防范和控制措施。
我國國有企業兼并與收購活動從1984 年在保定、武漢等城市開始至今,中國國有企業的并購從簡單的出資購買、承擔債務到買殼上市、借殼上市、委托收購,經歷了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發展過程。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產權制度基礎、企業治理結構還不完善,以及并購市場功能的缺位等,我國國有企業的并購既具有一般企業并購的風險,也具有一些特殊風險——體制風險。
一、我國國有企業并購體制風險的表現及其成因分析
(一)由企業產權問題帶來的風險
企業并購的本質是企業產權的轉讓,所以,產權制度與產權關系的明晰化,是進入市場交易的前提。雖然,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在不斷進行深化,但是,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仍不完善,在產權界定上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傳統體制的副作用仍在很長的一段時期繼續產生影響,并購中擁有企業資產所有權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參與進來。國有企業的性質對企業間產權交易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難以弄清誰是有資格的談判者。由于企業的國有性質和特殊的委托關系,企業的經理、主管部門的負責人、以至從當地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最高領導都不過是國有產權的人。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又往往是通過各個不同的部門進行的。很多想要合資或并購的潛在合作者經常不知道應該找誰談判,或者找不到所有者,或者碰到太多的“所有者”。即使開始了談判,也可能會由于政府不同部門的意見不一致而歸于失敗。天津電解銅廠與香港恒勝集團的合資計劃之所以沒有成功,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國有企業的這種性質。
其次,可能存在人出賣所有者的情況。由于我國特定的情況,國有企業的產權交易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有可能出現人出賣所有者的情況。因為在任何一樁國有產權交易中,實際的所有者不可能出場,只能由主管部門的官員或企業的最高領導談判。這樣,國有企業的人就有可能暗中收受賄賂,從而壓低其產權的價格,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如,中外合資時,少數外商利用中方急于尋求資金的心理,在對中方資產評估上討價還價,有意低估中方資產價值,以降低中方合資股率,提高外商所占股率;一些中方企業則為了追求當前政績,也在資產評估中迎合外商,低評或不評自身資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這類現象在國有企業改組過程中最為突出,而且涉及面廣。又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短期回報,把一些成長性好的合資企業出售給外商獨資經營,造成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人報酬假設” 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現代企業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委托—機制,企業的管理層作為股東權益的人,要為股東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同時也會顧及自己的利益。然而實際中,當他們與股東利益背離的情況下,人的經營目標首先是自身的利益與安全,股東收益最大化或企業價值最大化則淪為次要目標。于是從個人私利出發,企業的人往往傾向于并購,從而私下收受賄賂、低估國有資產價值,中飽私囊。
另外,因為并購對于擴大企業規模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企業規模的擴大對人而言至少有兩個好處 :一是企業規模的擴大往往與管理層收入的增加成正比,不僅如此,還可以同時獲得小公司領導不可能有的社會地位、知名度、成就感與滿足感等;二是企業規模擴大,就降低了被收購與接管的可能性,從而可以使公司的管理層的既得利益得到保障。如果并購方管理層僅僅出于個人利益的考慮來促成并購,而對并購后企業的整合與經營失去興趣,則由此導致的并購失敗不可避免。
(二)政府的不當干預風險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并購應以市場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展開,政府作為社會經濟行政管理者,其行為定位應當是政策引導和協調服務。而從我國國有企業并購的現實來看,政府推進方式占一定比例,并購的目的大多是為替虧損企業尋找出路,解決目標企業職工的就業問題,表現為政府部門出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考慮,勸說一些優質企業兼并那些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出現所謂的“拉郎配”, 從而造成大量的企業被動并購,其結果常常是“虧”沒扭成,原本盈利的企業也被拖跨。如四川攀枝花鋼鐵公司在政府干預下被迫兼并了渡口鋼管廠后,效益連年下降,最終形成了諸多不良后果。
證券市場的誕生開創了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產業重組的新的模式。但由于股權結構的原因,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依然很大。無論是國有股還是法人股,背后總有各級政府的背景,其轉讓都有政府的作用,政府操作的痕跡相當明顯。從近幾年的并購案例中也不難發現,越是上市公司密集的地區,比如上海、北京,跨地區的企業并購就越是活躍,而上市公司越是成為一個地方稀缺資源的地方,跨地區的異地重組就越是少見。考慮到控股股東的政府背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可以推斷。
(三)目標企業人員安置風險
國有企業有著一種特殊的債務關系,這就是對工人的義務。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對工人有一個隱含的承諾,即保證工人的就業。當企業產權易手后,新的所有者未必會繼續承擔這樣的義務,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保證工人的鐵飯碗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然而,在產權交易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原來對工人的承諾要獲得一個恰當的處理。這必然要反映在產權交易的談判中,使談判的難度增加。解決的辦法或者是由企業的出售方自行安置,其代價是索要較高的企業出售價格,或者是由并購方全部或大部的接收,其補償則是較低的企業出售價格。在現實中,后一種情況相當普遍,即由買方企業負責解決賣方企業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員,包括離退休人員的福利、社會保障等問題。如儀征化纖收購佛山化纖后,接收了幾乎全部原有員工,只是辭退了原管理層的人員。珠海恒通入主上海棱光后,也并未解雇工人,后來甚至還留用了原經理;一汽接管了吉林輕型車后,也幾乎留用全部人員。這顯然是當初與企業原所有者談判時作出的安排,它甚至是談判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有時甚至是先決條件。這種方式雖然可在一定時期內避免產生社會動蕩,但也為并購企業的良好運作和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一些并購企業在接管了被并購企業之后會發現,繼續承擔原來由政府承擔的義務是一個極為沉重的負擔。 (三)目標企業人員安置風險
國有企業有著一種特殊的債務關系,這就是對工人的義務。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政府通過國有企業對工人有一個隱含的承諾,即保證工人的就業。當企業產權易手后,新的所有者未必會繼續承擔這樣的義務,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保證工人的鐵飯碗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然而,在產權交易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原來對工人的承諾要獲得一個恰當的處理。這必然要反映在產權交易的談判中,使談判的難度增加。解決的辦法或者是由企業的出售方自行安置,其代價是索要較高的企業出售價格,或者是由并購方全部或大部的接收,其補償則是較低的企業出售價格。在現實中,后一種情況相當普遍,即由買方企業負責解決賣方企業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員,包括離退休人員的福利、社會保障等問題。如儀征化纖收購佛山化纖后,接收了幾乎全部原有員工,只是辭退了原管理層的人員。珠海恒通入主上海棱光后,也并未解雇工人,后來甚至還留用了原經理;一汽接管了吉林輕型車后,也幾乎留用全部人員。這顯然是當初與企業原所有者談判時作出的安排,它甚至是談判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有時甚至是先決條件。這種方式雖然可在一定時期內避免產生社會動蕩,但也為并購企業的良好運作和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一些并購企業在接管了被并購企業之后會發現,繼續承擔原來由政府承擔的義務是一個極為沉重的負擔。
二、我國國有企業并購體制風險的防范
并購活動是企業一項重要的戰略活動,直接關系到企業未來的發展,而并購風險的存在,使得并購成功的幾率和獲取的收益大打折扣,因此,對并購風險進行防范與控制管理是十分必要的。筆者認為,對我國國有企業并購體制風險的防范和控制措施,主要有:
1.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既然有交易,就會形成市場。市場制度的基本邏輯是競爭。企業并購所最終反映的,是企業制度的競爭。一般來說,有著較優越的企業制度的企業就會在產品市場競爭中獲勝,反之則失敗。因此,我國國有企業首先應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為并購事先創造一個好的制度環境。而且,在并購之后,也要注意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有些企業在被并購之前已經有了董事會,但并購后,改組董事會往往會在實質上改變董事會的功能,例如在恒通入主棱光之前,后者已經有了董事會,但其11名成員中有8人是公司內部管理層的人,根本不可能監督作為人的管理層本身。在恒通收購棱光國有股以后,經過改組的董事會才真正成為了股東們的“治理結構”。
2. 管理者擁有企業適當比例的股份。企業的管理者動機源于委托—問題,而委托—問題則起源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管理者占有企業一定比例的股份,是促使其與股東利益趨同的一條最直接的途徑。管理者持有公司股份越多,他在日常工作中偷懶或不盡職盡責的動機就越弱。因此,讓企業管理者持有企業一定比例的股份,管理者出于自身長遠利益考慮,將會選擇對企業發展有利的決策方案;而且由于持有公司股票后,管理者還可以獲得企業的部分貨幣收益,這樣,管理者將會選擇對企業長遠發展有利的并購行為,而不僅僅重視EPS自展效應。
3. 建立一套有關國有企業產權交易的正當程序。國有資產的產權交易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人出賣所有者的問題。為了杜絕這種情況,中央政府曾經明令禁止國有資產的交易,但這種方法顯然使國家喪失了產權交易帶來的所有好處,堵塞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有效途徑。若想避免國有資產在交易中“流失”,關鍵問題在于建立一套有關國有企業產權交易的正當程序,只要交易符合這一程序,就應認定這一交易的合法性。這一程序應含有這樣的內容,即在有多個購買者時,應實行競價制度,出價最高者獲得競價標的;當只有一個買主時,也應實行信息披露制度,將成交條件及時公布于眾。為了吸引更多的競爭者,應在公開傳媒上提前公布出售國有資產的消息。
4. 建立和完善企業并購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實施“再就業工程”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企業并購中富余人員安置問題,從而推動企業并購的順利進行。
5. 轉換政府角色。目前的企業并購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但政府過度介入企業并購,則可能導致政府行為邊界的無限擴張、市場機制的嚴重扭曲和經營效率的極其低下。為減少行政干預風險,政府必須轉換職能,從直接干預轉為更多地建立和完善企業并購法律體系,進行政策指導、行政協調等。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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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5月份中國出口汽油16萬噸,進口汽油達到33.8萬噸。在此之前,中國一直以來都是汽油凈出口國,該數據表明,中國首次成為汽油凈進口國。同時,海關總署數據顯示,5月份我國進口柴油達到70萬噸,也創出歷史新高。進入5月以來,面臨國際油價持續走高、四川汶川地震自然災害影響以及“三夏”農忙用油等眾多因素影響,國內成品油供應嚴重吃緊,全國各地加油站幾乎無油可加,造成近幾年來最為嚴重的全國性“油荒”。
中美企業新簽署136億美元貿易投資合作合同/協議
6月16日,中美兩國的企業界代表分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和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市簽署了71項合同或協議,總金額約136億美元,產品涉及大豆、節能機電產品、通信化工產品、飛機發動機、機械設備、通信及網絡設備、半導體及電子器件等11大類。自美進口汽車約8.15萬輛。簽署對美投資協議3項,投資金額3.06億美元。
在華盛頓舉行的簽約儀式上, 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互利共贏是兩國經貿合作的顯著特征,加強中美經貿合作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美建交29年來,雙邊經貿關系迅速發展,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7年的3021億美元,增長了120多倍。2008年前5個月,中美貿易額1304.7億美元,同比增長13.3%。其中,中國自美進口349.6億美元,同比增長26.3%;出口955.1億美元,同比增長9.1%。目前,美國是我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第六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技術進口來源地。
6月新出口訂單指數接近臨界點
根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提供的數據,6月份伴隨著整個新出口訂單下降,部分產品出口不容樂觀。比如,6月新出口訂單指數比上月回落3.2個百分點。其中20個行業中,8個行業回落到50以內,這包括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鋼鐵)、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等。
最新一期公布的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中,6月份新出口訂單指數經歷連續3個月回落,本月處在50.2臨界點邊緣(一般PMI指數在50以上,反映經濟總體擴張,否則反映經濟衰退)。
6月份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已經表明未來的出口不容樂觀。6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為52,已經連續3個月回落,達到最近兩年的最低點。由于制造業占到工業經濟中最大的比重,這意味著未來的經濟增長也存在不確定性。
中國對外金融凈資產增長67%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07年末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數據顯示,2007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22881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39%;對外金融負債12661億美元,增長23%;對外金融凈資產10220億美元,增長67%。
國際投資頭寸表是反映特定時點上一個國家或地區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金融資產和負債存量的統計報表,它與反映交易流量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一起,構成該國家或地區完整的國際賬戶體系。
在中國的對外金融資產中,對外直接投資1076億美元,證券投資2395億美元,其他投資4061億美元,儲備資產15349億美元,分別占對外金融資產的5%、10%、18%和67%;在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7424億美元,證券投資1426億美元,其他投資3810億美元,分別占對外金融負債的59%、11%和30%。
全球企業并購顯露疲態
據湯姆森-路透公司6月27日公布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企業并購交易總金額為1.579萬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而今年下半年的前景也不容樂觀。
新華網報道,全球企業并購市場顯出疲態主要是緣于去年下半年爆發的次貸危機使企業對大型并購交易望而卻步,美歐經濟前景迷茫也使企業對向外擴張難下決心。
私人股權公司曾是推動此前一輪企業并購熱潮的主力軍,但初步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這類公司在歐洲進行的企業并購交易金額大跌66%,降至480億美元;在美國的交易金額更是銳減86%,降至420億美元。
觀察家認為,由于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以及美歐經濟短期內復蘇前景渺茫,企業并購交易難以很快恢復到2007年上半年的峰值水平。
世行醞釀新機制幫扶貧困國家應對糧食危機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6月24日在墨西哥坎昆說,世行正在著手準備啟動新的貸款及資助機制,以幫助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貧困國家應對糧食和原油價格急劇上漲引發的食品、燃料危機。
根據世界銀行在此次會議期間發表的報告,近2年來,全球食品價格整體提高了80%左右,與平均漲幅僅為20%的肉類產品相比,小麥、玉米、大米等主要糧食價格分別上漲了152%、122%和100%,這使得許多國家尤其是貧困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并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動蕩。
【關鍵詞】外資;問題;對策
一、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狀況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狀況
我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不均勻分布;反過來,從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來看,更多的跨國公司會在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地區投資。
(二)外資在華并購日益活躍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迅速發展,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投資者的同時,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全部展開,并購方式的投資活動日益頻繁。外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對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并購與重組,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合資控股和直接購買產權。外資并購中國的企業大多是一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市場份額較高的企業。
二、利用外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我國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相對于短缺,外商直接投資滿足了我國經濟建設對資金的大量需求。外商直接投資不但增添了我國的資本存量,并且間接推動了我國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從而明顯增大全部社會的資本規模。同時,也促進我國財政收入的增加。
2.提升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激勵著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了很多先進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推動我國產品和技術升級。經過與外商的合資與合作,我國很多產品的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升。從間接效應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示范作用,促使我國企業通過技術貿易的模式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創新采用較為先進的技術。
3.推動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國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通過吸收歐盟發達國家,日本和其他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從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借鑒,促進與中國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動了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和健全公司管理結構。
(二)消極影響
1.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二是外商在一些中國的支柱產業利潤率高的行業壟斷。憑借其國外品牌的產品質量和服務的優勢,加上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在激勵的競爭中使中國一些民族產品消失在市場里。
2.削弱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我國企業明顯處于弱勢。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實施本地化戰略,低價銷售,打垮內資企業;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與內資企業爭奪人才,致使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遭到削弱。
三、我國利用外資存在問題的措施研究
(一)法律環境優先的策略。加速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改善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第一要務。我國吸引外資的因素中,低廉的生產要素和市場潛力居于前兩位,還沒有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這是值得引起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近幾年來,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心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對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和透明,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二)大力促進并購的策略。大力推進兼并和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并購國有企業收購,作為一種重要的投資增長。國際跨國并購已成為全球FDI流動的主要模式,但中國作為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兼并和收購的指導思想,一直持謹慎態度,缺乏相關的政策和法規,所以幾年前國外案例,通過兼并和收購中國的投資是很少見的。近年來,外資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開始增加,核準或審批的國有企業并購跨國公司收購中國的案件逐步增多,案件已達數億美元的規模。外資經過控股、參股等進入國內上市公司的投資總額也在逐年增加。
(三)保持利用外資適度規模的策略。外資的適度規模,不僅可以緩解國內資金的不足,彌補了發展中國家外匯儲蓄,有利于國內資源配置。所以,我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應保持外資適度規模,減少對外資的技術依賴性,積極發展本國產業;防止外商壟斷市場,影響國內企業的發展和政府控制力甚至國家安全;防止因利用外資不慎而造成經濟發展倒退或通貨膨脹等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