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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① 資料來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2008。

摘要 政府研發資助是引導和調控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和門檻回歸方法，以2000―2008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行業數據為樣本，就異質企業假定下政府研發資助效果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我國政府研發資助有效激勵了企業研發活動，總體上對企業研發投入并不存在擠出效應；國有企業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性較強，三資企業在技術水平越高的領域研發預算剛性越強，受研發資助的激勵效應越低；政府研發資助因不同資助強度和技術外溢強度的影響而具有顯著的非線性門檻效果。

關鍵詞 政府研發資助 企業研發投入 企業異質性

一、 引言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多數創新型國家的科技發展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帶有政府主導的特征，即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一般要經過一段特殊的培育期，在此期間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研發資金以引導和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動，如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約半數的研發投入是由政府資助的，美、日、德、英在其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1987年）的政府研發資助比重分別為46.6%、19.6%、37.7%和19.9%①。政府的先行投入具有提高技術能力和形成研發資源的作用，企業研發實力經政府的大力支持明顯提升后，其研發活動再逐漸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格局。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已至成熟期，企業研發投入增加較快，但OECD成員國政府資助企業研發的比重仍穩定在8%―10%（Guellec et al.，2003），美國現階段政府資助強度約為9.22%。作為追趕型國家的韓國，情況亦是如此，正是因為1970年代政府率先對研發的大規模投入，才為1980年代研發活動的更大規模化打下了基礎。然而，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較弱的發展階段，政府研發資助所占比重卻相對較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來自政府的企業研發經費有逐年減少的趨勢，由1998年的7.9%下降到2008年的3.7%（詳見圖1）；且政府科技經費支出結構中用于支持企業研發活動的僅占10%左右，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20%―30%的比重。

圖1 政府研發資助強度趨勢圖（1997―2008）

注：柱形圖列示的是我國大中型企業科技活動經費中政府資金及企業自籌資金各自所占比重。數據來源于1997年至2008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現階段，我國企業作為創新主體對研發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企業研發尤其需要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但在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關于政府是否應當加強對企業研發活動的資助力度尚存在爭議，主要原因是政府研發資助可能會對企業研發投入存在擠出效應。那么，現階段我國政府研發資助是擠出還是激勵了企業研發活動？資助力度是否過低？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檢測和分析目前我國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的資助效果是非常必要的。此外，以往相關文獻為便于分析通常假設研究客體即企業是同質的，但實際上企業的異質性是不爭的事實。本文將政府研發資助效應的研究向深層次延伸，探討政府研發資助對不同類型企業的效果差異并探尋造成該差異的原因，這無疑對政府針對性地利用研發資助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 理論回顧

企業投資于研發活動能創造出新產品或新技術，為企業帶來一定時期的壟斷利潤流。然而，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研發成果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非排他性，由于其他企業的“搭便車”，創新企業的私人回報率低于社會回報率，抑制了企業研發積極性。因此，單靠市場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很難達到社會最優研發投入水平（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這就需要政府進行適度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缺陷。在政府研發資助政策下，政府通過支付給創新企業一定數額的資金使私人投資回報率與社會投資回報率相協調，以克服私人主體研發投資傾向的不足，從而使企業研發達到社會最優水平。然而，理論上，政府研發資助有可能對企業研發行為產生激勵和擠出兩種效應，長期以來尚未形成確切的結論。

（一） 激勵效應

政府研發資助不僅可有效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還能以少量“種子資金”引發和誘導企業的研發規模化。經過50余年的研究，西方學術界對政府研發資助有效性的評估取得了很大進展，大部分研究表明政府資助直接為企業研發提供了財政支持，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Levin and Reiss，1984；David and Terleckyj，1983）。

Hamberg（1966）為了消除不同資助來源造成的異質性，其樣本選用了接受過美國國防部研發資助的廠商，通過研究得出研發資助能促進廠商加大研發支出。Link（1982）則將廠商的研發支出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部分，發現政府研發資助降低了廠商進行基礎研究的強度，但對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有促進作用。Spence（1984）通過對歐洲的經驗研究發現政府研發資助直接減少了企業技術創新成本，降低了企業的研發風險，從而提高研發動機。研發資助還可使先前無利可圖的計劃項目變得頗有盈利，或者加速當前項目的完成，這都將激勵私人研發活動。而且，如果研發資助可通過創造、升級研發設備從而降低當前或未來其他研發的固定成本，這將進一步刺激其他研發項目。Czarnitzki等人（2004，2006）通過對德國企業的經驗研究均證實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正向作用，而且研發資助也提高了企業獲取專利的可能性。

（二） 擠出效應

雖然大部分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的創新投入有促進作用，但持相反觀點的學者也不乏其人（Toivanen and Niininen，1998；Kelette et al.，2000；David et al.，2000）。Lichtenberg（1987）考慮了政府研發資助的內生性，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發現政府研發資助存在擠出效應。但通過競爭取得的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支出能夠產生促進作用，非競爭性取得的政府資助才對企業研發支出具有替代效應（Lichtenberg，1988）。

政府研發資助的擠出方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如果政企間信息不對稱，政府資助了企業原本就計劃開展的項目，企業會直接用政府資助經費替代自身研發投入；如果政府資助的并不是企業原本要投資的研發領域，但企業調整了研發項目――開展獲得資助的新研發項目、放棄沒有獲得資助的研發項目，這樣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也會產生擠出效應（程華，2009）；政府研發資助的提高刺激了研發資源需求的增加，而短期內稀缺研發資源的供給是缺乏彈性的，經市場機制傳導就會提高研發決定性要素的價格，進而提高企業研發成本，企業會放棄部分研發投資而轉向其他盈利項目，這種擠出效果在科技資源非常稀缺的國家尤其嚴重（Goolsbee，1998）。

（三） 非線性關系

國內外許多學者證實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的作用效果會因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非線性關系，資助強度及技術溢出強度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影響因素。

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的促進作用隨著資助強度的變化而變化，通常呈現出倒U型曲線關系。Guellec等人（2003）通過研究OECD成員國技術創新的統計資料后發現，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的促進作用隨著資助總量的變化而變化，作用效果先是上升，當資助總量占企業研發費用的比例達到某一極值后（19%左右），作用效果開始降低，在資助強度超過25.4%才會產生替代效應。朱平芳和徐偉明（2003）將上海市政府撥款資助的樣本分為高資助、中高資助、中低資助和低資助4組，發現研發資助作用彈性最大的是兩個資助率中等組樣本，這說明政府研發資助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后效應反而會降低。

Hinloopen（1997）擴展了DAspremont與Jacquemin（1988）的合作研發模型，認為創新的溢出效應會使企業減少創新投資，因此政府有必要通過創新補貼等政策來刺激企業研發活動，從而提高創新產出及社會福利，且在不同的技術溢出強度下，政府補貼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Gelabert等人（2009）發現企業技術的專有性與政府資助效果呈負相關關系，在技術專有性較弱的企業，政府資助有較高的激勵效果，而在技術專有性較強（超過0.82）的企業，政府資助的激勵效果不僅不明顯，還有可能產生擠出效應。

由文獻回顧可知，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通常是在企業同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政府資助解決研發活動市場失靈的有效性，但異質性的企業特征往往對政府研發資助效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同質性假設下的實證分析結果不禁令人生疑。對此，本文放松了參數同質性假設，從異質企業行為視角重新分析和解釋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果，分別在以下方面進行了擴展和創新：第三部分考慮了企業技術水平異質、規模異質以及經濟性質異質，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分別對各異質特征下的政府研發資助效果進行檢驗，并對比分析了造成差異的原因；第四部分考慮到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的影響具有不平衡性，其影響力度因研發資助強度和技術溢出強度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通過門檻回歸思路分析了政府研發資助的非線性關系及門檻特征；最后是文章的總論和政策分析。

三、 異質性企業的政府研發資助效果檢驗

政府研發資助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可能會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另一方面有可能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本部分主要對企業異質性特征下政府研發資助的凈效果進行檢驗。

（一） 計量模型的設定

關于政府研發資助效果的經典測度方法是對企業研發投入與政府資助進行回歸分析，并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一些可能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控制變量。因此，將企業研發投入看作是政府研發資助、金融機構貸款、企業資金充裕度和創新收益等因素的函數。為了避免其他重要變量遺漏引起估計有偏，我們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做解釋變量，組建以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EKi,t、GKi,t和LKi,t分別代表i行業t期的企業自籌研發經費、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資助和金融機構貸款，同時將政府研發資助和金融機構貸款的滯后項引入模型以反映不同的長、短期效應。考慮到企業自身研發投入來自于其留存收益，而且企業從事研發活動必須考察研發成果所能帶來的收益，因此將企業上一年的主營業務收入（REVi,t-1）和新產品銷售收入（NPi,t-1）引入模型；企業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會在技術創新方面投人更多的資金，所以將企業的市場競爭程度市場競爭程度使用勒納指數衡量，通過考察價格偏離邊際成本的程度來判斷市場競爭程度。因數據收集困難，本文采用Aghion等人(2002) 改型的勒納指數，即營業利潤扣除資產的金融成本，再除以銷售額。（JZi,t）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對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很敏感，政府研發資助的穩定性（資助率標準差STDEVi,t）是影響資助效果的重要因素；此外，vi代表“個體效應”，目的在于控制行業的固定效應；ei,t為誤差項。

（二） 企業異質性分析及樣本選取

現實的經濟世界中，不同類型的企業對政府政策的反應程度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在對政府研發資助效果進行分析的時候必然要面對“多樣性”問題。而以往文獻的研究對象大都集中在國家整體、區域整體及行業整體，沒有將企業進行再細分，這樣得出的結論只是一個大范圍研究的概括。因此，本文將充分考慮企業的異質性，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更為細致的對比分析。

1. 技術水平異質

中國為應對危機在2009年相繼制定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其中重視自主創新是各項規劃共同的特點，被視為“保增長”發力點的十大產業除物流業外，其余九個都屬制造業。2010年9月8日，國務院又剛剛敲定了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扶持政策，從強化科技研發、積極培育市場、深化國際合作、加大財稅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了指導意見，而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科技創新及產業發展的方向，體現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由此可見，我國的科技資助政策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向工業科技領域傾斜，工業企業是一個國家科技投入的主要執行部門；二是向高技術領域傾斜，高技術產業作為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比較大，是各國政府資助的重中之重。因此，本文主要選取制造業工業企業和高技術企業作為對比分析對象。

2. 規模異質

企業規模與創新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規模較大的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稟賦是創新的基本條件，比小型企業更具創新的積極性（熊彼特，1934）。Galbraith（1952）則從創新具有風險和成本的角度出發，得出大規模企業資金相對充裕，能夠承受創新的高風險性，是“完美”的創新主體。且規模較大的企業能夠整合內部資源，形成創新和生產的規模效應，還有實力獨占創新收益（Cohen and Klepper，1996）。這些因素都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因素和必要條件。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企業約80%以上的研發力量主要來自大中型企業，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政府研發資助也主要傾向于大中型企業，Neary（1994）的研究也證實創新補貼傾向于重點扶持本國規模經濟企業。因此，本文選取大中型企業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3. 經濟性質異質

從經濟性質角度來說，不同所有制屬性的企業在獲得政府支持力度、企業制度文化、法人治理結構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因素影響著企業吸收先進技術及創新的積極性。因此，不同所有制屬性的企業所面臨的激勵和約束有所差異。而迄今為止，就本國企業所有制特征影響政府研發資助效果的研究卻一直缺乏關注。鑒于此，本文將著重對此問題進行分析。但考慮到中國私營企業的規模較小、經濟實力不足、期望生命周期較短，這使其傾向于采取短期經濟行為，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因而，本文主要選取三資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作為主要的對比分析對象。

（三） 變量度量及數據來源說明

本文采用2000―2008年中國大中型企業行業面板數據進行經驗分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工業產業分類標準，全部工業企業分為40個行業，結合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475494），又可以把上述40個行業再分為采掘業，制造業，以及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三個大類。而本文選取的樣本為其中的28個制造業企業。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高技術產業共分為五大類，它們分別是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這五大類產業又進一步細分為17個部門，具體見附表。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及《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主要包括大中型企業科技活動經費籌集中的政府資金、企業資金和金融機構貸款；大中型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以及新產品銷售收入等。

為了消除物價變動對分析結果的影響，我們對所用到的價格數據以2000年為基期均作了消除物價影響的處理，具體處理方法是以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相應年度的各項科技經費來源數據進行平減；以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相應年度的主營業務收入和新產品銷售收入數據進行平減。

（四） 實證分析結果

考察企業異質性特征對政府研發資助有效性的影響可以遵循以下兩種思路：一是設置反映企業特征的虛擬變量，通過構造虛擬變量和政府資助指標的連乘變量來考察企業特征對資助效果的影響；二是按企業異質性對樣本進行分組檢驗，分別考察各組研發資助的作用效果。我們認為技術特征及所有制結構的不同也是其他控制變量，如企業自籌研發經費、金融機構貸款、企業銷售收入等變量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采用分組法估計每組企業中政府資助的有效性。

除了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內生關系外，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中，由于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有可能導致動態項與隨機誤差項相關也存在嚴重內生性。而且在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各種因素中，存在觀察不到的個體效應與解釋變量相關。因此，如果使用隨機效應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必將產生參數估計的非一致性，為了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GMM）對上述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系統GMM方法利用水平變量和一階差分隨機項的正交矩、一階差分變量和水平隨機項的正交矩，不但能有效地解決內生性問題，而且還可消除個體效應的影響。

GMM的核心思想是運用工具變量產生相應的矩條件方程，但當矩條件的個數大于待估參數的個數就會出現“過度確認”的問題，使得我們無法根據樣本矩條件求得唯一的參數估計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估計參數的一致性需依賴于殘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以及工具變量有效的假設條件（Hansen，1982）。從表1回歸結果中的過度識別Hansen檢驗可以看出，沒有拒絕方程滿足過度識別的約束條件，AR（2）檢驗也沒有拒絕殘差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的零假設，檢驗附加工具變量有效性的DifferenceinHansen統計量對應的P值也證實了系統GMM估計的有效性。且估計系數的聯合顯著性檢驗在1%水平上顯著，各變量的系數大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各變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由于控制變量的實證結果與已有研究沒有實質出入，我們將集中對核心解釋變量的情況進行分析。

總體來看，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主要是由于研發資助降低了企業研發的風險及單位研發成本，從而提高了企業對研發密度的最優選擇；其次可能是由于我國政府研發資助總體水平較低，還沒有達到最優的臨界值水平。因此，政府研發資助并未對企業研發投入產生擠出效應。

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政府研發資助每增加1%，將分別誘導制造業行業中的國有控股、三資企業追加研發支出0.519%和0.393%；誘導高技術產業中國有控股、三資企業追加研發支出0.420%和0.132%。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 國有企業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性較強

從回歸結果來看，研發資助對國有企業有較強的激勵效應，國有企業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性較強可能歸因于以下兩點。

（1） 國有化與財政資助一樣，都是政府干預和參與經濟的工具和手段，是政府針對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問題而代表公眾利益所采取的諸多政策舉措的一種。其以社會效益為首要目標，承擔著特殊的難以由非國有企業實現的重要社會任務。因此，在技術創新這種風險大、投資大、投資回收期長、缺乏私人資本吸引力的領域，以建立國有企業的方式可與財政資助相輔相成，有效激勵足夠多的私人資本自覺進入，促進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發展。而且，從現實情況來看，政府科技投入也主要流向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研發資助的主要對象。

（2） 國有企業因制度的過分保護和政府的多項扶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實際的和潛在的競爭并可享受壟斷利潤，使其不愿意在創建“核心競爭力”上下工夫，自身的創新意愿和創新動力明顯不足；國有產權的所有者缺位使得國有企業具有激勵不足和預算軟約束的特征，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國有企業缺乏完整的自主經營權，僵硬的人事和分配制度在根本上否定了創新活動的價值，如國有企業經理人會從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出發，不愿進行風險高、投資大、持續時間長的技術創新活動。以上這些原因均使得企業不是從提高技術水平去尋找生存發展之道，而是習慣性地以簡單的方法攫取制度租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其技術創新亟需政府的有效激勵。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變量顯著。

2. 三資企業在高技術領域研發預算剛性更強

Gorg and Strobl（2007）對愛爾蘭制造業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就跨國企業來說，政府資助規模對企業研發投入幾乎不產生任何影響――不論研發資助規模為多少，均不產生激勵作用也無擠出效應。從我們的回歸結果可見，研發資助對制造業三資企業研發投入存在促進作用，但在高技術領域激勵作用不顯著，且彈性較低。這可能是因為：

（1） 高技術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具有很高的技術領先性和技術復雜性，具有相對較高的技術含量和技術密集度。三資企業在我國高技術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為技術領先者的創新策略是借助母公司強大的技術后盾，始終保持其對當地企業的技術優勢。因此，相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三資企業更加注重企業的技術創新，在生產過程中對先進技術和科技人才的依賴大大超過國有企業，存在比較剛性的研發預算，所以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較弱。

（2） 三資企業一般采用母公司主導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及先進的、科學的、適合自我創新的組織結構，其控制力主要來自母公司。外部治理如東道國政府處于次要地位，在經理人員的任命上基本沒有政府色彩。尤其是1997年以來，外商獨資企業正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主流方式，控股后的外商可以在公司的經營活動中自由發揮。且有效的企業產權結構確定了技術創新成果的獨占權和剩余索取權，可以將企業經營者、技術人員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長遠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有效激勵企業技術創新。

3. 政府研發資助的擠出效應存在滯后

政府研發資助雖然在當期顯著地促進了企業研發動機的提高。但是滯后一期的研究結果顯示出不顯著的擠出效應。這表明政府資助大都具有計劃性、目的性、戰略性及長期性，長期而言會使企業認為政府的資助是理所當然，有可能使企業形成“不找市場找政府”的慣性，對政府資助存在一定的心理預期和依賴。

而且政府的研發資助很少會跟企業就創新方向和經費支持等問題進行充分協商，政府有可能資助了企業原本就計劃要做的項目，從而導致企業直接用政府資金取代自身投入；或者企業調整研發項目――開展獲得資助的新研發項目、放棄沒有獲得資助的研發項目，這樣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產生擠出效應；此外，政府研發資助的提高刺激了研發資源需求的增長，短期內稀缺研發資源的供給是缺乏彈性的，經市場機制傳導就會提高研發決定性要素的價格，進而提高企業的研發成本，影響企業研發動機。而以上種種擠出效應均不會立竿見影，都存在一定的滯后期。

因此，政府在資助企業研發時，除了在必要的資助項目上可制訂計劃外，不應該確定其他技術發展方向上的經費。技術的發展方向要靠市場選擇，引入競爭機制，采取競爭招標的辦法，若企業要想得到政府的資助，必須要求企業有一定比例的科技投入，政府資金只是起到“種子資金”的作用。此外，結合企業和政府資助之間的目標，增加企業參與決策的程度，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避免資源配置的扭曲。

4. 政府研發資助的穩定性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政府研發資助的穩定性對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企業增加自籌研發投入需要穩定的政府資助的保證，資助政策越穩定，資助效果越好，資助強度變化越大，資助效果越不理想。這是因為政府資助的不穩定給企業增加了風險，有可能導致企業因對未來資金來源的不確定性而采取審慎的方式進行研發投入。但是這種影響的顯著性會因樣本選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資助政策穩定性對高技術三資企業研發投入的彈性系數表明：政府研發資助政策越不穩定，三資企業自籌的研發支出反而會增加，這也可用三資企業較強的研發剛性來解釋。

四、 政府研發資助的非線性研究

從理論回顧可知，國內外許多學者證實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的作用效果會因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呈現非線性關系。本部分主要對不同資助強度及技術溢出強度下政府研發資助的非線性門檻效果進行檢驗。傳統檢驗手段基本上以構造連乘模型或傳統的分組檢驗為主，但這種方式難以探查到政府激勵企業創新能力的具體門檻水平，同時在處理非線性問題時，如果基于某個指標對數據進行人為的分類，以此將數據的非線性轉化為線性，很可能會導致模型設定偏誤。而門檻模型是解決非線性模型最簡潔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將采用門檻回歸思路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第三部分的經驗檢驗得出不同所有制結構的企業其政府研發資助效果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在此部分的研究中，我們選用工業總產值占比分別控制了國有企業份額（GYFEi,t）、三資企業份額（SZFEi,t）的影響。

（一）門檻模型的設定

門檻回歸方法實際上是分組檢驗方法的一種擴展，其突出的優點是對數據進行自動識別來確定具體門檻值。門檻面板回歸模型具體設定為：

其中相應變量的含義不變。Git為門檻變量；τ為特定的門檻值；ξit~iid(0,σ2)為隨機干擾項。I(*)為一個示性函數，當括號中的條件滿足時，I=1，否則，I=0。如果門限τ值的選擇使得該模型的分段形式是恰當的，政府研發資助效應出現顯著區間差異，那么模型會取得比較好的回歸結果。

上述模型假設僅存在唯一門檻值，而實際上卻很可能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門檻值，我們將雙門檻回歸模型設定為：

其中，τ1

Hansen（1996）的門檻效果檢驗要求解釋變量具有外生性，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我們根據Ho（2006）的思路，對（3）式進行一次差分，以一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然后用Hansen的方法進行估計。

（二） 門檻變量的測算及樣本選取

1. 政府研發資助強度

大部分研究認為政府資助的擠出效應是存在的，但如果政府研發資助維持在一個適當的規模，則擠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被消除（Grg and Strobl，2007）。政府研發資助在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資助強度存在較大的差異，且各行業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度不同，因此相同數額的研發資助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不同。所以門檻指標選取的是相對數而非絕對額，將政府研發資助占企業研發經費籌集總額的比重，即政府研發資助強度構建為門檻變量，并對其具體影響進行檢驗與測算，以期將資助規模控制在合理水平。

2. 行業內技術溢出強度

技術外溢效應會導致企業研發收益率下降、降低研發的積極性。而政府研發資助的目的就是彌補企業技術外溢帶來的損失，以刺激企業研發投資。因此，本部分將行業內技術外溢強度設定為門檻變量，檢驗不同的技術外溢強度下，政府資助的激勵作用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Grilicher（1992）將技術溢出解釋為“基于相似的研究而彼此互惠”。行業內技術溢出強度則指企業進行科研活動后所取得的新知識會通過各種渠道溢出到同行業其他企業，而接收溢出的企業卻不為此支付任何報酬的水平。迄今為止，技術外溢效應的測度在選擇指標上存在很大分歧，但由于企業間的技術差距作為影響技術外溢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已達成共識，而且，反向來看，如果技術溢出效應越大，兩者的技術差距就會越小。因此，本文技術溢出強度選用同行業三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技術差距（即同期投入產出距）來衡量。

技術差距的計算運用DEAMalmquist指數法，其原理是通過保持決策單元的輸入或輸出不變，借助于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相對有效的生產前沿面。所謂生產前沿面，指的是在一定的要素投入下可能達到的最大產出。但是，并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達到最大產出。技術差距便是用來衡量一個企業在等量要素投入條件下，其產出離最大產出的距離，距離越大，則技術效率越低（Charnes et al.，1978）。因此，本文就是將各決策單元投影到生產前沿面上，通過比較決策單元偏離前沿面的程度來評價技術差距。計算內外資企業技術差距時，產出選用對應的工業增加值Y，投入為固定資本存量K和勞動投入L。固定資本存量K采用永續盤存法Kit=Ki(t-1)+ΔKit計算，并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李平等，2009）。

（三） 門檻檢驗及分析

1. 政府研發資助強度

門檻效果自抽樣檢驗（表2）表明政府資助效果在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均存在三重門檻，各門檻值將研究樣本劃分為不同的區間，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激勵效果在不同的區間存在顯著差異（見表3）。

注：***、**、*分別代表1%、5%、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的數字是采用“自抽樣法”（Bootstrap）反復抽樣300次得到LM檢驗統計量。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分別代表1%、5%、10%的顯著性水平。

總體來看，雖然政府研發資助在不同的區間其激勵彈性有所差異，但均未擠出企業研發投入，只是到達某一最大激勵彈性后，激勵效果有所降低。制造業企業政府資助強度跨過0.7%后，激勵彈性從0.225增至0.306，跨過1.9%后，激勵彈性又小幅減弱；高技術企業資助強度跨過5.6%后，激勵彈性從0.060增至0.211，跨過11.5%后，激勵彈性又逐漸降低。

我們為更好地分析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將其激勵彈性曲線（e）和總效用曲線（TU）置于同一圖中，并根據其相互關系將資助效果劃分為三個階段（詳見圖2）。在第Ⅰ階段，政府研發資助的激勵彈性是遞增的，直到資助強度達到g1時，激勵彈性達到最大（E點），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最強，所以在這一階段，研發資助始終增加了企業研發投入；在第Ⅱ階段，雖然激勵彈性開始降低，但還是有效激勵企業研發投入量的增加，直到資助強度達到g2時，激勵彈性降為零，政府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拉動總量達到最大化（M點）；在第Ⅲ階段，激勵彈性降為負值，政府資助對企業研發投入開始出現擠出（替代）效應。因此，最優的研發資助水平位于第Ⅱ階段g2點。

國內外相關文獻也證實政府資助的激勵效果隨著資助強度的變化呈倒U型曲線關系，作用效果先是增加，當資助總量占企業研發費用的比例達到某一極值后，作用效果就會降低。但對于不同的樣本來說，這一極值有所不同（詳見表4）：Guellec等人（2003）對OECD的研究表明政府資助強度在11%―19%時激勵效應最大，跨過19%作用效果開始降低，超過25.4%才會產生擠出效應；朱平芳和徐偉民（2003）的研究表明0.8%―5%的政府資助率對于上海市是一個合適的水平，但預測我國政府資助規模還有提升的潛力，1.4%―5%是更為理想的水平；而本文的結論表明不同技術特征下政府資助效果有所不同，制造業企業在0.7%―1.9%時激勵彈性最大，而高技術企業在5.6%―11.5%時最大，政府資助強度均跨過各自的g1點（分別為1.9%和11.5%）進入第Ⅱ階段，研發資助的激勵彈性開始降低，但還是有效帶動著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因此，現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政府研發資助均未達到最優資助強度g2點，并未對企業研發產生擠出效應。由區間描述性統計（表5）也可看出，高技術企業主要集中在低資助水平，研發資助強度偏低。在企業研發活動中，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但其創新能力的提高不僅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還需要政府利用直接或間接手段的引導。

2. 行業內技術溢出強度

為維持自身的競爭優勢，企業會以專利等形式保留一定的專有性技術，防止企業技術外溢產生利益損失。Varsakelis（2001）通過使用跨國數據分析得出專利保護強的國家有較高的研發強度。在當前知識產權保護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對企業進行研發資助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動力是必要的。因此，此部分我們比較分析不同技術溢出強度下政府研發資助激勵效果的差異。

門檻效果自抽樣檢驗結果（見表6）表明制造業樣本是雙重門檻效果顯著，而高技術樣本是單一門檻效果顯著。和傳統的線性回歸模型相比，門限回歸模型根據技術溢出強度的高低，將樣本按技術溢出強度劃分為不同的區間，門檻回歸結果見表7。

注：***、**、*分別代表1%、5%、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的數字是采用“自抽樣法”（Bootstrap）反復抽樣300次得到LM檢驗統計量。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分別代表1%、5%、10%的顯著性水平。

在低溢出水平下，政府研發資助對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不顯著，且激勵彈性較小，僅約為0.055；當溢出強度跨過0.674時，激勵彈性增至0.119；當溢出強度跨過0.897時，激勵彈性增至0.215。對高技術企業的經驗估計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當溢出強度跨過0.63時，激勵彈性從0.095增至0.121。即技術溢出強度越高，政府資助企業研發的激勵作用越有效。這主要是因為研發溢出強度較高的行業，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很難有效發揮作用，技術外溢導致企業的研發收益率下降，影響企業研發投入，此時政府研發資助在一定程度上可補償企業研發成本，以引導和激勵企業研發活動。

為更直觀的評析我國技術特征異質下的政府研發資助政策，根據制造業企業和高技術企業的技術溢出系數和政府資助強度繪制圖3及圖4。我們發現制造業企業的研發資助結構不甚合理。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的非競爭性與局部非排他性導致的邊際收益遞增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正是這些特點保證了技術進步的內生化。但技術溢出使企業無法獲得研發投入的全部收益，從而削弱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因此，鑒于研發投入收益回報的較大正外部性，政府有必要給予技術溢出較高的企業更多的支持和補貼，以激勵其研發行為。然而圖3表現的制造業企業中技術溢出強度較高的企業并沒有得到較多的資助，這會有損企業的技術創新動力，政府研發資助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圖4的高技術產業顯示出政府研發資助強度與技術溢出強度呈正向關系，溢出強度較高的高技術企業獲得了較多的政府研發資助。但大多數高技術企業均集中在低資助水平。

圖3 制造業企業的區間分布矩陣圖

圖4 高技術企業的區間分布矩陣圖

注：縱坐標表示各行業政府研發資助強度（取2000年至2008年均值；單位：%）；橫坐標為行業內技術溢出強度（具體見附表）。

綜上所述，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資助應主要面向技術外溢作用較明顯、外部經濟作用較大的技術創新項目，在有效激勵企業創新活動的同時推動整體社會技術水平的進步；而技術外溢比較困難、企業研發動力較強的項目（如企業近市場研發活動），靠市場機制作用就可達到社會最優研發投入水平，此時過多的政府介入勢必會導致價格的扭曲，進而擠出企業研發投入。

五、 結論和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和門檻回歸方法，以2000―2008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行業數據為樣本，就異質企業假定下政府研發資助的有效性及非線性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

（1） 總體來看，我國政府研發資助有效激勵了企業研發活動，對企業研發投入并不存在擠出效應；國有企業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性較強，三資企業在技術水平越高的領域其研發預算剛性越大，對政府研發資助的依賴程度較弱。

（2） 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的激勵效果因資助強度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通常呈現出倒U型曲線關系；制造業企業在0.7%―1.9%時激勵彈性最大，而高技術企業在5.6%―11.5%時最大；且高技術企業的研發資助水平主要集中在低資助水平，資助強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3） 不同技術外溢強度下，政府研發資助對企業研發的激勵作用存在顯著的區間效應，外溢性越大，政府資助的激勵作用越強越有效。高技術企業的研發資助結構較為合理，技術溢出強度較高的企業獲得了較多的政府研發資助；但制造業企業的研發資助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技術溢出較高的企業沒有得到較多的政府資助，有損企業的創新動力。

本文的結論對制定政府研發資助政策有一定的啟示：激勵企業自主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力，需要政府加大對企業的財政支持來改變目前企業自主創新不足的局面。而政府在制定科技投入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異質企業假定下政府研發資助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不同的互動關系。在充分發揮研發資助效率的前提下加大企業的研發資助力度，防止研發資源的浪費。2010年9月8日，國務院剛剛敲定了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及扶持政策，提出必須堅持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與政府引導推動相結合，科技創新與實現產業化相結合，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增長機制，引導和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激勵企業創新動力的提高。

此外，政府資助的方向要集中在技術外溢較強、外部經濟作用較大的領域，主要包括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這些領域和項目都有很強的外溢效應，企業收益少于社會收益，在有效激勵企業創新活動的同時可推動社會整體技術水平的進步。需要指出的是，技術溢出強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不同的衡量指標體現了不同渠道的技術溢出。因此，本文所估計的具體技術溢出強度的意義并不在于確定其大小的具體程度，而僅在于其對研發資助效果的影響所揭示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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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物質主義價值觀；個人動機；社會動機；奢侈品

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已占全球的27.5％并首次超過美國，名列世界第二，僅次于日本。連續三年全球奢侈品消費增幅全球第一。預計未來五年，愿意消費奢侈品的中國人將從4000萬上升到1.6億人，中國奢侈品的年銷售額將超過115億美元，消費總額將占全球的30％。國內外關于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的研究一般都是從一種文化背景角度出發的，從跨文化角度來研究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的文獻尚少，從物質主義的角度來研究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的文獻更少。本文擬從港澳臺大學生和內陸大學生對Iphone的消費角度入手，來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費者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否存在差異，如果有差異這種差異對奢侈品消費的動機是否有影響。

一、文獻梳理

物質主義傾向最常被引用的定義是牛津字典所說“熱衷于物質的需要和期望，而忽視精神上的事物，為一種基于物質興趣的生活方式、意見和傾向”。Belk（1984）的定義為“非常重視世俗財物的擁有并以其為生活重心”。而Richins and Dawson（1992），則將之定義為“一生中對擁有最重要事物的一套中心信念”。Sirgy則定義為相對其他生活領域，物質生活領域被認為是高度重要的一種情境。Ward and Wackman（1971）則將物質主義界定為“個人強調以擁有金錢和財物來追求快樂及社會地位晉升之價值觀”。Burroughs & Rindfleisch（2002）則認為，物質主義可以視為是一種消費者著重于物質獲得與占有的價值觀。由以上論述可知，物質主義即是強調以擁有金錢和財物來追求快樂及彰顯社會地位晉升的價值觀，而高物質主義者會以消費購物來表達自己的與眾不同，以此贏得他人的注目、尊敬及自身精神上的滿足與快樂。在奢侈品消費的動機上，Ho（1977）提出，東方人很注重“面子”，面子在東方人的消費行為中起了很大的用；Tse（1989）和Eastman（1997）等人認為“東方人消費奢侈品是由于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是為了滿足其個人內在需要而進行的購買”；Wong和Ahuvia（1998）指出如果想真正理解東方人的奢侈品消費行為，就要深入研究儒家傳統的集體主義文化對其產生的影響。消費文化是引導和約束消費者行為與偏好的文化規范，消費文化受到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而中國的消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二、研究模型及假設

基于以上定義，本研究著眼于下面的模型即假設。通過模型的驗證解決三個問題：首先，從物質主義價值觀來看，港澳學生和內陸學生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否一致。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不一樣，所接受的價值觀也不一樣，我們提出假設一：H0：港澳學生和內陸學生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顯著差異；其次，我們考慮到了奢侈品消費的動機問題，根據文獻我們知道奢侈品消費動機分為個人消費動機和社會消費動機。我們假設港澳學生和大陸學生的奢侈品消費都有個人消費動機和社會消費動機。即：H1：港澳學生的奢侈品消費具有個人消費動機；H2：港澳學生的奢侈品消費具有社會消費動機；H3：內陸學生的奢侈品消費具有個人消費動機；H4：內陸學生的奢侈品消費具有社會消費動機。本文擬從這物質主義的角度出發，來驗證這幾個假設。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樣本隨機取自武漢大學目前正使用Iphone手機的同學。共300份，除去不合格問卷，共有27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93％。樣本數和回收率達到數據分析要求。其中，男生152人，占54.5％；內陸學生173人，占62％。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也有54人，占19％。樣本數和回收率達到數據分析要求。問卷深度恰到好處，預試顯示被調查者都能很好地理解每個題項的涵義；收集起來的數據總體上質量高，為隨后的數據分析奠定了可信的基礎。問卷內容以奢侈品消費動機為主要目標，包括以下部分個人性消費動機、社會消費動機，物質主義價值觀以及一些基本的個人信息。以第1題為例，被訪問者通過填寫一個李克特7級量表來完成回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滿意”。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大致的分析思路是，先對問卷進行信度分析即可靠性分析；然后對Cronbach's系數大于0.5的部分進行因子分析；再對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然后，再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最后，將結合問卷數據資料進行相關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以解決前面提出的幾個問題。

1．信效度分析。經分析，整個問卷的系數為0.813，說明整個問卷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很好。再來看各共同因子組成項目的系數。除“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系數小于0.7以外，其他均接近或超過0.7，說明各因子組成項目的信度均在可接受范圍之內，內部一致性較好。

表1KMO檢驗和Bartlett球度檢驗

2．相關分析。數據分析顯示，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個人性消費動機的相關系數為0.299，與社會消費動機的相關系數為0.295。這個報告的數據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個人性消費動機、社會消費動機顯著相關。同時，我們還可以從表中看出，社會消費動機與個人消費動機的相關不顯著，說明我們選取的變量較為合理。

3．方差分析。由于方差分析比T檢驗效率要高，同時T檢驗僅適用于兩兩比較，方差分析卻不受此限制，因此我們這里選用方差分析來對消費者內部進行檢驗，即考察人口統計學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是否對奢侈品消費動機存在影響。考慮到人口統計學因素下的水平太多，如果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反而會使本已簡化的問題又復雜化，給企業操作帶來不便，所以我們只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把每一類人口統計學因素作為控制變量，把三個共同因子作為觀察變量分別處理，得出各F統計值和相伴概率如表2。

表2F統計值及其相伴概率表

注：*代表P

從表2可以看出，對于性別，在顯著性水平0.05下，所有共同因子的相伴概率均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即認為消費者的性別對于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物質主義價值觀上沒有顯著性差異。在可支配收入上，統計結果發現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消費者對于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奢侈品消費沒有顯著性差異。這種結果只有50％的可接受性，原因是大學生消費群中多沒有自己的收入，而能夠買得起Iphone的同學多屬于家庭條件比較優越的同學，他們對于價格的敏感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顯著。這在我們的調查中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我們正考慮以后改用效度更高的測量工具。在港臺地區與物質主義價值觀上，從表2可以看出，地域差異（是否來自港澳地區）對于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顯著的差異。這也與理論、實際比較相符。來自港澳地區的同學從小主要受西化的教育，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而內陸地區的同學主要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比較注意節制，因而兩者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會有一些差異。最后看看港臺地區與奢侈品消費動機上的差異，來自內陸地區的被調查者在社會動機上顯著，而在個人動機上不顯著；相反，港澳地區的被調查者在個人動機上顯著，而在社會動機上不顯著。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地域差異（是否來自港澳地區）對于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H0成立，這一點在上文的方差分析中已經說得比較明白。其次，港臺地區與奢侈品消費動機上也存在顯著的差異：來自內陸地區的被調查者在社會動機上顯著（H4成立），而在個人動機上不顯著（H3 不成立）；相反，港澳地區的被調查者在個人動機上顯著（H1成立），而在社會動機上不顯著（H2不成立）。本次研究通過對不同性別、可支配收入、來自的地區、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的廣泛調查，基本上彌補了以往較少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出發探討奢侈品消費動機問題的不足；本次研究同時還發現了一些有用的結論，對于我們以后繼續從事該領域的研究很有幫助。但是，受條件和工具的限制，本次研究還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如何使用更有效度的測量工具收集消費者的收入信息，從而確定消費者收入水平對奢侈品消費的動機的影響程度。從我們目前的調查情況看，這個問題沒有被很好地解決。由于本研究屬于階段性研究，因此樣本僅來源于武漢大學的在校大學生，但這妨礙了我們對另一個問題的深入探討：消費者對于奢侈品消費的動機有沒有年齡差異？消費者對于奢侈品消費的動機還受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們只能有待下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更廣泛的調查與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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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羅默；剝削；模型

一、羅默的非勞動價值論的剝削理論的模型分析

約翰·羅默是分析的的創立者之一和主要代表人物，他運用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的剝削理論進行了大量的修正，并提出非勞動價值論的剝削理論。本文將通過羅默的6個模型來論述他的非勞動價值論的剝削理論，文中把模型標注為A、B、C、D、E、F以方便理解。

1．模型A——微觀經濟均衡模型

假設1．一個由1000個成員組成的社會；

假設2．只存在一種商品——玉米，所有成員都喜歡消費它；

假設3．生產玉米需要投人勞動和玉米種子；

假設4．每一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擁有同樣的技能和生產能力，而且都掌握現有的生產玉米的技術知識；

假設5．每一個人都具有生存偏好：每人每周需要消費1單位玉米(讓我們假定這是生存的需要)；在滿足了這一需要以后，他寧愿選擇閑暇而不愿選擇繼續工作并消費更多的玉米。

假設6．每個成員都要求再生產出他一開始擁有的玉米種子儲備，如果他擁有的話，而玉米種子是這一模型中惟一的資本。

假設7．總的初始的有形資本為500單位的玉米儲備；

假設8．這一社會中存在兩種生產玉米的方式，或兩種生產技術，它們被稱為農場技術和工廠技術：農場技術和工廠技術的生產周期均為1周(7天)，生產量卻不一樣；

假設9．假設存在對有形資本的平等主義的分配，即每個成員都擁有1／2單位玉米——總的有形資本在全體成員中平等分配；

假設10．這一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即不存在交易；

通過這一均衡解，羅默提出了這一社會再生產自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也就是，在技術、作為資本的玉米種子和消費需要既定的情況下，個人生產1單位玉米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2天。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發，羅默對剝削的技術性定義是：“在既定的經濟中，如果某些成員必須從事超過社會必要時間的勞動才能掙得他們所需的消費品集，而其他人以少于社會必要時間的勞動就能掙得他們的消費品集，那就可以說剝削將會存在。”…前者是被剝削者，后者是剝削者。根據這一定義，模型A中不存在剝削，因為每個人的勞動時間都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資本的稀缺和對有形資本的不平等所有權引出后兩個微觀經濟均衡模型。

2．模型B——“勞動市場孤島”模型

在模型A的基礎上“假設9”換為，有10個人是富人，他們每人擁有50單位玉米，另外990人是窮人，他們不擁有任何玉米種子，而只擁有勞動力。“假設5”增加一些內容，模型B里每—個人的效用函數是玉米的嚴格意義上的增長。換句話說，如果他不付出額外的勞動就能獲得玉米，那他將希望如此。“假設10”改為存在勞動力的交換，也就是可以選擇出賣勞動和雇用勞動。可以其他都與模型A相同。

這時候要實現均衡(富人和窮人的最優選擇)，就要利用勞動市場，讓富人成為資本家雇傭窮人。羅默提出，實現均衡的關鍵在于工資率要維持在每天1／3單位玉米，也就是窮人在農場勞動的生產率，因為這樣每個窮人都不會在意在農場工作還是在工廠工作，因為實際收入是一樣的(工作3天，得到1單位玉米)。每個富人工作0天，被雇傭的窮人在工廠利用50單位玉米種子為他生產100單位的玉米，其中50單位玉米用來補償原有的玉米種子的資本，50／3單位玉米用來支付工資，剩下2／3×50—33．33單位玉米為每個富人的利潤。

依據羅默為技術性意義的剝削下的定義，可以得出在模型B中存在剝削。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沒有變，依然是2天，但是窮人勞動3天，富人勞動0天。所以，羅默認為用他的微觀均衡模型同樣可以描述馬克思講的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工人付出的勞動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受到剝削；資本家付出的勞動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是剝削者。

3．模型C——“資本市場孤島”模型

這里其他條件與模型B相同，只是“假設l0”改為沒有勞動市場，但是允許資本的借貸。也就是說，人們可以相互借貸玉米種子，但是只能為自己工作。

這時候l0個富人愿意把玉米種子借給窮人，利率是每周66，％，在這個利率下窮人向富人借3單位玉米，在工廠勞動3天生產6單位玉米，償還3單位玉米的本金及2單位玉米的利息，留下l單位玉米供自己消費。這種安排與在農場工作沒有差別，因此窮人對在工廠工作或者農場工作持無所謂的態度。此時，富人勞動0天，可以收回50單位玉米的儲備，并得到50*66 2/3％=33．33單位玉米的利息。可見，資本市場的模型在均衡狀態下也存在剝削。模型C是為了表明勞動市場上的勞動力和工資的交換不是剝削理論必不可少的部分，因為剝削也能在不存在勞動力與工資交換的資本市場上出現。

通過這3個模型，羅默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從技術意義上論證資本主義剝削的唯一途徑，因為他用西方經濟學的微觀均衡模型同樣可以表明這種剝削。同時他認為技術意義上對剝削的論證很難從道德上批判資本主義。因而，他提出了兩個從技術意義上是剝削但很難認為是不公正的模型。

4．模型D

與模型A只有“假設l0”不同，就是社會成員將自己分為兩個階級H和S，前者是雇傭者階級，后者是勞動出賣者階級。

S先在工廠花1／2天用自己的1／2單位玉米生產出1／2單位玉米凈產品，然后他以每天1／3單位玉米的工資價格(相當于在農場工作的收入)向3個勞動雇傭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花17天加工他們總共為17單位的玉米種子，生產出的l?單位玉米的凈產品中，1／2單位玉米是他的工資，剩下的1單位玉米每個勞動雇傭者得到1／3單位玉米的凈利潤。在這里，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看，每周為H勞動17天生產17單位玉米凈產品，卻只得到1／2單位玉米，他的剩余勞動價值被勞動雇傭者H剝奪了，也就是存在剝削。但是，H并不是完全不勞動，而是還需要的農場工作2天掙得他另外2／3單位玉米。從結果來看，H在農場工作2天，消費l單位玉米，S在工廠工作2天，消費1單位玉米。因而，羅默在這里提出從道德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存在的。

于是在模型E中羅默通過一個更直接的例子說明在技術意義上存在的剝削，在道德意義上并不一定被認為是剝削，因此通過技術意義的定義論證出的剝削，不一定在道德上具有說服力。

5．模型E

模型A中的“假設2、3、4、6、8”不變，但是初始分配是不平等的，卡爾1單位玉米，亞當3單位玉米，消費偏好也不一樣，卡爾偏好消費2／3單位玉米而不勞動，亞當偏好消費31／3單位玉米，和勞動4天。

這是對他們來說最好的安排就是，假設卡爾提出以每天1／3單位玉米的工資雇傭亞當。亞當用工廠技術為卡爾工作1天生產1單位玉米凈產品，得到1／3單位玉米的工資。卡爾得到2／3單位玉米作為利潤供他消費，而且不用勞動。亞當需要用自己的3單位玉米用工廠技術勞動3天生產3單位玉米凈產品，加上為卡爾工作1天的1／3單位玉米的工資，最后得到供他消費需要的31／3單位玉米。這一結果令雙方都滿意，也就是實現了均衡，但是出現了剝削。卡爾不勞動，是靠剝削亞當的勞動生活。然而，卡爾是個窮人，亞當是個富人。因此羅默提出，在這種情況下，道德上的同情心應該給誰呢?顯然不會給亞當。

通過模型D和E，羅默認為從技術意義上講的剝削并不是一個道德的概念。也就是認為馬克思通過剩余價值來說明剝削的存在很難從道德上具有說服力。而由初始分配不均導致的剝削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如羅默所說的，“當剝削是一種不公正時，這不是因為剝削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而是因為在一個剝削的環境中所花費的勞動和所得到的收入是不公正的財產初始分配的結果。”

因此，羅默提出剝削應直接以財產關系來定義。為了通過徑直歸結為初始財富的不平等來重新定義剝削，羅默又提出了一個模型。

二、對羅默的剝削理論的評析

1．堅持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取向羅默對馬克思關于剝削的思想進行了重構，主張從道德上向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提出挑戰，譴責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不公正，對于堅定社會主義社會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信念是有意義的。

第4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Global vs. local brands: How home country bias and price differences impact brand evaluations

該項調研重新對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進行定義，建立了一個更全面的框架，幫助企業更好地思考品牌的地域分布和所有權決策。該項調研主要研究影響消費者品牌評估的主要因素，并探討種族中心主義如何影響消費者的品牌評估，以及價格差異對品牌評估的影響。

該項調研鎖定了四個目錄產品，調查消費者對品牌質量的看法，以及了解消費者購買意向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同時探討種族中心主義和價格差異對消費者品牌評估的影響。

調查結果證實了消費者對待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差異性。與非國際品牌相比，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評價更為積極，不管這個國際品牌是本土品牌還是外國品牌。而在各品牌產品中，種族主義和價格因素都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評估。

調研結果表明，對國際品牌的積極評價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評價。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強調自己的全球市場地位建立國際品牌形象。而本土的國際品牌，可以考慮創造產品溢價，具體情況因產品品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品牌必須突顯自己的全球化價值，這一點對于本土品牌尤其重要。

《國際營銷評論》

第5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藝術是什么，它的方向在哪里呢?我們通常所說的藝術，是一種較為簡單的定義，如直角三角形是有一個角是直角的三角形。還有一種發生性定義，例如:感冒炎是多種細菌造成的呼吸道感染疾病。它們依托于另一些定義而存在。如“三角形”、“呼吸道感染”等等。然而，當我們直接面對一些事物時，定義就會變得很困難，例如，我們能對一張床下定義嗎?藝術的定義也是如此。要想給它下一定義，卻是非常困難的。這是藝術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簡單的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描述性的，是指將人們所公認的藝術品的共同特點作一個描述。我們很快就會感覺到，這種做法是非常困難的，它的困難之點在于，在眾多的物品中，我們認定某些物是藝術品，然后根據這些物品的特點來為藝術下定義。于是，人們就會問，你的依據是什么，憑什么。摒除藝術品認定方面的任何主觀性，那么，我們又會出現新的問題。作為定義者的我沒有權利說某物是不是藝術品，那么，誰有這個權利?在藝術史上這種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種新藝術流派出現之時，都被人們說成不是藝術。抽象派、立體派、表現派等等，都有過這樣的待遇。但是，人們的看法改變了。這需要對公眾接受的藝術觀念作出描述。當我們說某物不是藝術時，我們是說它根本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實用物品，還是指它的藝術水平不高。用更直接的話說，壞的藝術還是不是藝術?這就帶來新的挑戰。僅僅用古老的審美經驗和提供享受來定義藝術是不夠的。藝術可以不提供美的享受，而提供美的享受也可以不是藝術。那么，藝術的定義是什么呢?西方美術史家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中說:“現實中根本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所謂的藝術家，以前是用有色土在洞窟的石壁上大略畫個野牛的形狀;現在的一些則是購買顏料，為招貼設計廣告畫;過去也好，現在也好，藝術家還做其他許多工作。只是我們要牢牢記住，用于不同時期、不同的地方，藝術這個名稱所指的事物會不相同，只是我們心中明白根本沒有大寫的ART其物，那么，把上述工作統統叫做藝術倒也無妨。”于是藝術家的作品就是藝術品。當我們再問什么是藝術家時。我們就必須要找一個出路，打破這個循環。藝術家是被藝術界所認定的。這時，藝術家用作品說話的信條的前面，就加上了一個前提，藝術家要用身份說話。這也許是荒謬的，但不幸的是，這種荒謬恰恰是事實。身份的建立在實際生活中有著與藝術品和藝術活動的復雜的、長期的相互作用過程。一是規定性的，所謂規定性的定義具有一種野心，要為藝術立法，說明合乎某種規定的是藝術，而不適合的則不是藝術。這是理論家干預藝術創作的做法，他們認定某些作品是藝術，而另一些則不是。所謂的藝術，是一個多種多樣的東西的復合體。即使在嚴格意義上的藝術，也至少具有三個部分:傳統藝術、先鋒藝術和大眾藝術。傳統藝術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人們不是根據定義來判定這種藝術是藝術，而是根據傳統藝術作品、創作、欣賞的實踐，這是以傳統藝術的體制狀況為根據來確定藝術的定義。先鋒藝術的情況則不同。它們有走出博物館，試圖破壞現成藝術體制，但它們的存在卻正是以試圖破壞現成藝術體制與博物館的對立而又隨時可能被博物館收容的關系為條件。一些現代藝術館成了非常矛盾的存在物，它里面存放著為抗拒這種存放形式而存在的物品。但是，更為矛盾的是，這種矛盾成為這些藝術家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做出抗拒被收容的姿態，另一方面，又盼望著有被收容的機會。一般來說，先鋒派具有反傳統的姿態，而今天的后先鋒派則對于傳統，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大眾藝術則構成了一種新的反傳統的力量。他們的存在與傳統或類似的機制無關，它們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生產而被消費。這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著的藝術欣賞活動，但是，它的藝術身份同樣被質疑問題在于，他們并不借助于這種藝術的身份而得以流傳，它的存在也不借助于與某種藝術體制的張力關系。只是在藝術家試圖改造這種藝術時，才突然被發現。

二

當下的中國藝術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全球化對我們的影響，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種不同的文化，通過不同形式、范圍、程度、途徑的交往、碰撞，互相影響、滲透、融通，從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達到統一，以往，我只承認有限范圍和有限程度的全球化，例如科學技術和經濟等領域里的全球化，而拒絕藝術和美學領域里的全球化，認為在這些領域只能是個性化、多樣化、多元化，只能保持民族、地域、流派、個人的獨特性，很難甚至不可能形成價值共識和價值共享，因而不存在全球化的問題。而現在，由于越來越頻繁的接觸到類似于李光耀轉向和活佛拍電影的現象，文學藝術全球化有其特殊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理解為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全人類共享;是價值共識，而不是排斥個性、多樣性、多元性。價值共識和價值共享是文學藝術全球化的基礎和核心。但不管文學藝術的這種全球化性質多么特殊，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全球化的方向恐怕是難以改變的。馬克思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按照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原理，馬恩在論及經濟領域、物質生產(物質文化)的全球化時，跟著必然也推及精神生產(精神文化)的。當然，他們在這里所說的“文學”包括了科學、藝術、哲學等文化的各個方面。不同文化并沒有絕對不可逾越的民族性、區域性鴻溝。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建構適.應藝術多元發展的現實。

第6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奢侈品 商品經濟 概念 定義

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時代，尤其是在經濟得到長期快速發展的中國，行將作為奢侈品消費大國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經濟在中國已日漸顯露頭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雖然奢侈品的經濟體量相對于其它重要的基礎產業經濟，占整個社會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小，但奢侈品消費中存在的許多獨特現象和特征，對于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和作用。

奢侈品消費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經濟現象，早已存在于現實社會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經濟作為一種新起的產業部門，還處在產業發展的初始階段。目前，對于奢侈品概念、定義、范疇、類型、屬性等基礎性的學術理論研究，業界、學界尚缺少統一或系統的研究闡述，已成為研究現代奢侈品經濟的理論壁壘。

奢侈品的概念與定義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類表意不一。“奢侈”一詞，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強的繁殖力或創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蘊以充裕、富足、精細、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優越、優雅、精致、精細的內涵;沃爾岡拉茨勒在《奢侈帶來富足》中認為“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費”。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義是“花費大量的錢財追求過分的享受”，其定義表達和哲學意境明顯要高于西方的含義釋解，從字面表意上看，它較為直觀地揭示出了這一概念內涵中，蘊含著財富和消費、物質和精神的兩種對立與統一關系，即通過對大量占有財富的物質化消耗，換取物質消費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某種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對“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許多人都將其與“奢華”、“奢靡”等同或混同起來，實則不然。雖然三者均含有“通過大量的財富消耗換取某種過分的享受訴求”之意，但究其本質，它們三者之間還是存在著內涵上的區別:“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務內在品質為重心的一種消費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行為或物品;“奢華”卻主要是以追求裝飾或環境外在華麗來裝裱門面為重心的一種炫耀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外在的裝飾或環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過過分地鋪張浪費來達到外界注目的享樂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生活狀況或狀態(沃爾岡拉茨勒稱之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層次，明顯要比“奢華”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僅需要大量的財富消耗，往往還需要更高的文化素養。或者說，只要財富充裕、富足，奢華、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應當具備相應富裕的財富外，消費者還需要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或精神品質。“奢侈”是人們自然追求物質與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種富足、高品質的生活方式，這也應是“奢侈”真正的經濟學意義。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個域外舶來名詞，同樣來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關于“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國內外學者作過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常見的定義如下:一是認為奢侈品是“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產成本或使用費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辭典中的詞義解釋，“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義中具有精神上獲取愉悅、使用中得到舒逸、價格上異常昂貴的特點。三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克里斯托弗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中認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輕易并毫無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實質指可廉價替代或輕易放棄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將“奢侈品”從“量”與“質”的角度進行闡釋，認為奢侈品就是在產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過對產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觀工藝的改良而進行再加工的產品。五是國際定義，認為奢侈品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這也是目前人們通常采用的一種定義。

以上各種奢侈品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內涵，但其內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屬性的某個方面，這無形中擴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無論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內涵均只是從生產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屬性。同時，根據概念定義中內涵與外延的反比關系，由于對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擴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義中，很難讓人區分一般低、中、高檔商品與奢侈品的界限，因為“生產成本”與“使用費用”原本就是商品價格的構成，這不僅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的定義中，其實質內涵也同樣只是體現在商品價格的成本構成中;至于“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義，其內涵概括明顯過于籠統與抽象。

對此，本文在借鑒和吸納有關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從奢侈品多屬性內涵的角度進行概括，以更為科學地明確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并從奢侈品的消費主體、消費客體和價值構成的角度，對奢侈品概念的內涵進行研究分析，從而明確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內容，即:為特定社會富有消費階層擁有和享受，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所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高于實用價值的珍貴稀缺商品或服務。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內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費主體只能是社會中極少數的特定富有群體;二是奢侈品的消費客體只能是具有珍貴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務;三是奢侈產品的價值構成主要由物品的實物價值(或可稱原始價值)和精神附加價值(或可稱引申價值)構成，并且消費主體在消費中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遠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實物價值。

奢侈品的范疇與屬性

(一)奢侈品的本質屬性

哲學上的范疇是人的主觀思維對客觀事物普遍本質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潤等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一樣，研究奢侈品范疇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觀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內涵的普遍本質與屬性表現。從所有商品的實物生產和價值構成的對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確地找到奢侈品區別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處，那就是作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質屬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實物價值的稀有珍貴性。有形實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觀存在的物質載體，這是所有商品在實物生產過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實物生產中所消耗的基礎材料、加工流程、生產技術、人工成本等有形實物，必然具有明顯的稀有珍貴性。這可以從維爾納桑巴特的“量”與“質”的概括中得以說明，即相對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實物產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實物，通常表現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貴和制作工藝的精良。

內容摘要:本文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奢侈品經濟基礎理論中有關奢侈、奢侈品及奢侈品經濟的基本概念與定義，揭示奢侈品的范疇與屬性、劃分標準與分類，以及奢侈品經濟與現代商品經濟的關系。文章認為，奢侈是人們自然追求物質與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種富足、高品質的生活方式;奢侈品在現代生活中是一種高品質的特殊商品或服務;奢侈品經濟已經成為現代商品經濟體系中相對獨立的產業部門。

關鍵詞:奢侈品 商品經濟 概念 定義

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時代，尤其是在經濟得到長期快速發展的中國，行將作為奢侈品消費大國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經濟在中國已日漸顯露頭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雖然奢侈品的經濟體量相對于其它重要的基礎產業經濟，占整個社會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小，但奢侈品消費中存在的許多獨特現象和特征，對于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和作用。

奢侈品消費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經濟現象，早已存在于現實社會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經濟作為一種新起的產業部門，還處在產業發展的初始階段。目前，對于奢侈品概念、定義、范疇、類型、屬性等基礎性的學術理論研究，業界、學界尚缺少統一或系統的研究闡述，已成為研究現代奢侈品經濟的理論壁壘。

奢侈品的概念與定義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類表意不一。“奢侈”一詞，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強的繁殖力或創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蘊以充裕、富足、精細、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優越、優雅、精致、精細的內涵;沃爾岡拉茨勒在《奢侈帶來富足》中認為“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費”。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義是“花費大量的錢財追求過分的享受”，其定義表達和哲學意境明顯要高于西方的含義釋解，從字面表意上看，它較為直觀地揭示出了這一概念內涵中，蘊含著財富和消費、物質和精神的兩種對立與統一關系，即通過對大量占有財富的物質化消耗，換取物質消費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某種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對“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許多人都將其與“奢華”、“奢靡”等同或混同起來，實則不然。雖然三者均含有“通過大量的財富消耗換取某種過分的享受訴求”之意，但究其本質，它們三者之間還是存在著內涵上的區別:“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務內在品質為重心的一種消費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行為或物品;“奢華”卻主要是以追求裝飾或環境外在華麗來裝裱門面為重心的一種炫耀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外在的裝飾或環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過過分地鋪張浪費來達到外界注目的享樂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生活狀況或狀態(沃爾岡拉茨勒稱之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層次，明顯要比“奢華”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僅需要大量的財富消耗，往往還需要更高的文化素養。或者說，只要財富充裕、富足，奢華、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應當具備相應富裕的財富外，消費者還需要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或精神品質。“奢侈”是人們自然追求物質與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種富足、高品質的生活方式，這也應是“奢侈”真正的經濟學意義。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個域外舶來名詞，同樣來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關于“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國內外學者作過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常見的定義如下:一是認為奢侈品是“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產成本或使用費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辭典中的詞義解釋，“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義中具有精神上獲取愉悅、使用中得到舒逸、價格上異常昂貴的特點。三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克里斯托弗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中認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輕易并毫無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實質指可廉價替代或輕易放棄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將“奢侈品”從“量”與“質”的角度進行闡釋，認為奢侈品就是在產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過對產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觀工藝的改良而進行再加工的產品。五是國際定義，認為奢侈品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這也是目前人們通常采用的一種定義。

以上各種奢侈品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內涵，但其內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屬性的某個方面，這無形中擴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無論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內涵均只是從生產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屬性。同時，根據概念定義中內涵與外延的反比關系，由于對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擴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義中，很難讓人區分一般低、中、高檔商品與奢侈品的界限，因為“生產成本”與“使用費用”原本就是商品價格的構成，這不僅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的定義中，其實質內涵也同樣只是體現在商品價格的成本構成中;至于“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義，其內涵概括明顯過于籠統與抽象。

對此，本文在借鑒和吸納有關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從奢侈品多屬性內涵的角度進行概括，以更為科學地明確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并從奢侈品的消費主體、消費客體和價值構成的角度，對奢侈品概念的內涵進行研究分析，從而明確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內容，即:為特定社會富有消費階層擁有和享受，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所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高于實用價值的珍貴稀缺商品或服務。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內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費主體只能是社會中極少數的特定富有群體;二是奢侈品的消費客體只能是具有珍貴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務;三是奢侈產品的價值構成主要由物品的實物價值(或可稱原始價值)和精神附加價值(或可稱引申價值)構成，并且消費主體在消費中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遠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實物價值。

奢侈品的范疇與屬性

(一)奢侈品的本質屬性

哲學上的范疇是人的主觀思維對客觀事物普遍本質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潤等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一樣，研究奢侈品范疇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觀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內涵的普遍本質與屬性表現。從所有商品的實物生產和價值構成的對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確地找到奢侈品區別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處，那就是作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質屬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實物價值的稀有珍貴性。有形實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觀存在的物質載體，這是所有商品在實物生產過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實物生產中所消耗的基礎材料、加工流程、生產技術、人工成本等有形實物，必然具有明顯的稀有珍貴性。這可以從維爾納桑巴特的“量”與“質”的概括中得以說明，即相對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實物產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實物，通常表現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貴和制作工藝的精良。

實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可以通過有形實物的外在表現形態而存在的奢侈品，簡而言之，就是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車、游艇、珠寶、服裝等，一般傳統的奢侈品都屬于實物性奢侈品。服務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通過無形服務的外在表現形態而存在的奢侈品，這類奢侈品沒有特定的實物形態，其價值往往通過消費者接受服務消費時所獲得的無形體驗和感受而實現，例如健身、社交、休閑、美容、旅游、美食、體驗等，相對于傳統的實物性奢侈品，服務性奢侈品應當是現代生活中一類新興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實物價值載體

根據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實物價值載體的不同，可將奢侈品分為資本性奢侈品與資源性奢侈品。

資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過對物品的擁有可以實現保值或帶來增值的奢侈產品，消費者擁有這類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費，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寶首飾、金銀玉器、古董字畫等;資本性奢侈品可以通過占有、收藏方式擁有，并可進行估值抵押融資。資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產中過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會資源并最終用于消費的奢侈品，這類奢侈品的最終效用明確在于消費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車、時裝、腕表、箱包等。資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費的方式擁有，一般很難實現保值性融資，同時它們相對于普通商品，在生產制作中會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資源。

(五)使用和消費過程中的實物消耗方式

根據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的實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將奢侈品分為一次性奢侈品與重復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實物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費過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妝品等，這類奢侈品只能經歷一次性消費，其產品實物形態隨消費而消耗及消亡。重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實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多次循環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裝、皮具、鐘表、眼鏡等，這類奢侈品雖然多次重復地使用直至其實物形態的毀損滅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應該明確的是，這種分類方式從邏輯劃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復性奢侈品只是屬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級子概念，而與消耗性奢侈品相對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將其理解為可無限次循環使用的重復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關奢侈品的分類中，新興的服務性奢侈品是否已脫離了對奢侈品內在實物價值珍稀性的本質范疇或屬性范圍，應當值得關注。事實上，現代生活中出現和興起的康體、美容、健身、休閑以及太空旅游、極地觀光等服務性奢侈產品，消費者在體驗和享受中同樣會含有實物價值的體現，如專業器械、專業護理、精心服務、技術指導、優美環境等等，無不體現出服務性奢侈品中所含實物、資源價值的珍貴性與稀缺性。因此，服務性奢侈品同樣具有奢侈品在實物價值上的稀有珍貴性和在無形價值上的外在彰顯性兩大本質屬性。

奢侈品經濟與現代商品經濟

奢侈品是在一定經濟與社會發展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商品類型，它是階級社會等級制度環境條件下的一種客觀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態和社會現象。在現代市場商品經濟體系中，奢侈品與其他類別的商品或產業一樣，是現代商品經濟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由于行業尖端資本的聚合、私人物質財富的集中，以及人們對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顯的心理需求或對某種個性化生活品質的追求，這些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客觀存在，為現代奢侈品經濟的發展建立了穩固的市場供需關系，并且已成為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現代商品經濟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以參與各方互惠為條件、以勞動產品交換為目的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稱，而奢侈品經濟之所以可以相對獨立地作為現代商品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市場主導條件下的商品經濟產業或行業內部的專業化精細分工所決定的，同時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定商品營銷市場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經濟是一種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費商品或服務產業體系。由于市場需求的導向和產業分級的細化，以及客觀存在的商品與服務的不同檔次和消費層次的個性需要，使得奢侈品從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來，以其“質優價高，滿足尖端消費群體的個性需求”的鮮明特色，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商品產業體系。其次，奢侈品經濟的運行體系具有區別于普通商品的獨特運行機制。奢侈品的生產制作、營銷宣傳、包裝運輸、售后服務、消費體驗等商品運動過程與生產流通環節，均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質量要求，產品質量標準往往明顯優于行業或國家的相關質量標準，尤其在原料、工藝、技術和個等資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業的珍稀性、獨創性、領先性等特點。再者，奢侈品經濟具有相對獨立的產業經濟系統屬性。奢侈品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等經濟關系的調整與運行，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產業部門體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調整與運行的經濟規律和產業要求。

奢侈品經濟是集奢侈產品的生產制作、加工流轉、營銷宣傳、消費文化等于一體的系統產業運行集成，作為現代商品經濟系統中相對獨立的產業經濟部門，其特有的生產與消費的周期性形成了獨立的產業循環運行機制。同時它所帶來的促進產業發展水平、創新商品制造工藝、創造社會財富和提供就業崗位、滿足個需求、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導和推動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理論上而言，任何一個行業或品類的商品與服務，都有可能產生各自領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產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從原料選擇還是制作工藝上，以及在同類產品生產所需各類資源的優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著相應行業內的最高水平，同時在產品研發與創新投入上也要遠高于同行業水平，奢侈品生產中產品品質與工藝技術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適用的高新技術會梯度轉移推廣至其它同類產品的生產制造中，這必然有助于推動同類產品行業發展水平的改良升級。在奢侈產品的流通過程中，其在包裝、存儲、運輸、營銷等各流通環節上，較其它同類產品具有更高的品質和工藝要求，這些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的品質要求，無疑有助于促進奢侈品產業在社會經濟協作關系基礎上的專業化、精細化的分工發展，并形成系統的經濟運行機制。

在奢侈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奢侈產品的擁有和消費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務，它能夠更多地帶動其它相關專業性強的社會服務和產品消費的需求，如奢侈服飾消費帶來的服裝保養、專業洗滌、品質維護等方面的服務需求;奢侈豪宅消費帶來家政和生活服務方面的服務需求……，這些產生于奢侈品消費過程的衍生性社會服務需求，將會延伸奢侈品經濟的產業鏈條和范圍。

參考文獻

1.[德]維爾納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譯.奢侈與資本主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爾岡拉茨勒，劉風譯.奢侈帶來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第7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文化商品；重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4

根據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為五類：文化遺產類，印刷制品類，傳播媒介類，視覺藝術品類，以及電影攝影制作類。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貿易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總體來說，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起著關鍵性的正相關因果發展作用，語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聯網的普及都有著顯著效應的推動發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對一個國家制定推動文化商品貿易的發展的戰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議，也對文化商品相關企業在日后的發展中有著引導作用。

一、文化商品貿易研究背景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各類商品市場的快速延伸與發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經進入了固定的循環經濟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費品以及能源類消費品。另一方面，隨著世界貿易的迅速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交流活動也在不斷增加，而文化商品貿易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戰之后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美國遭遇了經濟大蕭條之后，市場上民眾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資本家認識到，經濟效益不僅僅可以從工農產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價值同樣可以創造高價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實現產業化，實現文化藝術的產品化，文化單位和傳媒機構的企業化，文化藝術領域和多媒體現代娛樂集團的資源融合化，可以使規模化的文化商品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通過近百年的發展，美國文化產業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中地位僅次于軍事工業的支柱性產業，每年的產品出口超過了航天工業相關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出口創匯產業。而我們知道的，每年的美國文化產品出口不僅僅為美國傳媒資本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給美國政府帶來了相應宣傳的“硬實力”表現。

“文化”的定義非常困難，因為其涵蓋了很多虛擬的社會價值，比如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我們很難用一個框架來約束文化的定義以及其價值。而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更難去劃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國，具有許多相似性。在西歐和北美地區，也有很多文化價值觀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用“文化產業”的概念來定義文化的價值。文化產業最早產生于20世紀，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到，后來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用“創意產業”來加強了文化與政府間的相互依賴扶植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其定義為：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而這個產業所誕生的所有產品都是文化產品。介于文化的特性，關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對比較少，而研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很多。隨著各個國家之間信息與基礎商品的貿易增加，很多國家民眾的思想認知都被外國文化所影響甚至改變。特別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過了本國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國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和中國近年來接受了許多海外投資帶來的經濟協作有很大的關聯性。

文化產品的崛起發展是在二戰之后，和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是有緊密聯系的，一般我們判斷說人文發展指數越高的地區，其文化商品消費力會越強。按照傳統的消費觀念，人類的發展消費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的消費都集中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費，所以這個階段工農業發展迅速，和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時間相吻合；第二階段，人民的消費模式就轉向了自我滿足與表現，就會大量的購買生活消費品，比如餐具，廚具，書桌等等相對生活必需品，所以會帶來科技技術與相對稀缺生產要素的大量移動與發展；而發展到現在，很多人們的生活需求模式已經轉變到了第三階段，生活娛樂與文化精神層次的消費過程。據統計，現在在歐洲國家，精神娛樂消費的支出，包括視聽娛樂、電腦設備、CD、DVD等音樂設備，運動設施，玩具，新聞報紙讀物，看電影，買彩票等等行為已經占到家庭支出5%的比例，由此可證明，文化商品的貿易帶動了各地文化商品的消費增長。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協會統計，世界文化產品的總產值在2007年已經達到了13萬億美元，并且每年保持7%的速度增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組織成員每年的文化創意產業增長率都在5%至20%之間。世界銀行也預計在未來10年中，文化產品的生產值會占據到世界生產總值的10%左右。而當今的先進科技技術與數字技術也更加加速了文化產品的傳播與發展，文化產品所交易的并不僅僅是商業利潤的價值，也附加著一個國家的形象價值。

第8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公益旅游；定義；比較分析

一、公益旅游的產生背景

（一）大眾旅游帶來的問題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大眾旅游成為旅游的最主要形式，旅游業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以經濟利益為重心的大眾旅游還是帶來了很多問題：對于旅游者而言，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放松娛樂、考察探險、增長見識等等，均屬于利己動機的范疇。由于在享受旅游服務的過程中支付了相關費用，所以旅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要滿足其效用最大化；對旅行社、飯店等旅游經營者而言，通過為旅游者提供有形或無形的服務，獲得自身的利潤最大化成為其主要目標。這在經濟活動中是正常現象。但旅游活動不同于一般的經濟活動，旅游者過度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和旅游經營者過度追求利潤最大化往往會給旅游客體（旅游資源）的擁有者——旅游目的地居民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損害其利益。如，在很多旅游城市，旅游者亂扔垃圾的現象屢見不鮮；大量旅游者的游覽造成城市的交通擁擠，影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旅游者到旅游城市的消費會推高當地的物價，尤其是房地產價格，影響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1，2]。

（二）業態發展及其存在的問題

針對大眾旅游帶來的諸多不利影響，專家學者們以及實踐界不斷尋找一種可持續的替代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態旅游。生態旅游立足于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尋求一種對目的地環境損害最小化的旅游方式，是學界備受推崇的一種可持續旅游形式。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這一有益于環境的旅游很受旅游消費者關注。然而，旅行社抓住了這一需求，開始大張旗鼓地打著生態旅游的旗號開展規模化的大眾旅游。現如今，生態旅游已不再“生態”，與大眾旅游除名稱外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生態旅游傳入中國有一定的變異，專家們的理解不同，加上旅行社對大眾的誤解，生態旅游被很多人認作是旅游者到未受污染的原生態地區享受天然生活的旅游，從而受到追捧，生態旅游在中國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3，4，5]。

（三）公益旅游的產生

生態旅游由于大眾旅游的侵蝕產生泛化現象，其可持續性受到質疑。說到底，生態旅游仍然側重于旅游者，期望旅游者在對目的地環境損害最小化的同時滿足旅游需求。在生態旅游基礎上形成的公益旅游，則更加注重為目的地居民生活或環境帶來利益。

公益旅游的權威研究學者Wearing認為[6]，公益旅游對新殖民資本主義的大眾旅游以及很多由西方國家控制、目的地居民很少享受旅游利益的一些選擇性旅游形式，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替代方式。Wearing主要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居民到發展中國家旅游的角度來闡述，將大眾旅游看作是新殖民資本主義，很多選擇性旅游也是由西方國家控制，目的地居民缺乏應有的權益。事實上，如果把范圍放大，我們仍然會有類似結論：對一般旅游發展而言，旅游客源地往往是發達地區，或者說旅游者往往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強勢的文化背景，旅游目的地居民經濟水平低，文化相對處于弱勢，所以旅游發展會導致目的地地區的物價上漲，當地文化被旅游者文化侵蝕。而公益旅游的發展，則是更多地考慮了處于弱勢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是一種良性互動的旅游形式。

在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就斐然，國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旅游消費者。但經濟收入在地區間的分配差距明顯，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富人階層增多的同時，仍有很多人處在貧困線之下。貧困地區往往地處偏遠，可進入性差，不僅發展旅游不便，其他產業也由于交通瓶頸而難以發展。而很多貧困地區也有一些發展旅游的資源優勢：人跡罕至，基本未受污染；植被茂盛，動物種類繁多，具備生物多樣性；很多地區為少數民族居住，其服飾、語言、生活方式均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少人關注，很多已經瀕臨滅絕。基于此，我國公益旅游在借鑒國外公益旅游發展經驗和通過本土調整的基礎上應運而生。

二、我國公益旅游的發展

（一）與國外相比我們公益旅游的不同之處

公益旅游源于美國，由學者Stephen Wearing最早提出[6]。公益旅游最初是作為生態旅游的一個分支，強調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做出貢獻的志愿性。志愿性甚至是國外很多公益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動機之一。目前國外最流行的公益旅游項目為保護瀕危生物的多樣性及相關的科研考察。另外，在某地發生自然災害時，也有很多人前往公益旅游，為其提供幫助。

國外的公益旅游與生態旅游尤其是生物考察旅游息息相關。但這種形式的公益旅游在我國并沒有發展壯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外經濟發達，很少有人處在貧困線以下，而且有良好的福利制度和慈善事業做保障；我國經濟還不夠發達，大眾主要著眼點在提高收入，對生物多樣性關注不多，并不熱衷于考察科研旅游。相關科研考察多有經費支持，科研的助手不但不用出資，反而會有一定的費用補助。加上普通大眾缺乏相關的知識，往往不能參與其中。所以公益旅游在我國的發展有了新的側重點，即以改善貧困地區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以及保護當地特有的文化為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多背一公斤公益旅游活動和張曉松教授創辦的貴州鄉村旅游發展中心。

（二）我國公益旅游發展的代表案例

多背一公斤公益旅游是公益旅游在教育方面的一個分支，它由民間發起，倡導旅游者在出行前準備少量書籍和文具，帶給沿途的貧困學校和孩子，并強調通過旅游者與孩子們面對面的交流，傳播知識和能力，開闊孩子們的視野，激發孩子們的信心和想象力，最后，通過 省略給出的公益旅游定義（3）分為廣義定義和狹義定義兩方面，比較科學。廣義的定義可以看作是志愿旅行（不一定是旅游，如志愿者異地服務），狹義的定義強調志愿服務與傳統旅游要素的有機結合，這有點過于苛刻。在我國并非如此。比如“多背一公斤”組織的公益旅游，旅游和公益是兩個部分，并沒有有機結合。

第（4）個定義強調了公益旅游的公益性質，并把公益旅游看作是冒險旅游和文化滲透旅游的分支，還解釋了公益旅游者的目的（通過服務深入了解目的地社區以及社區居民），但并不是所有公益旅游者的目的都是如此。應該說大多數公益旅游者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旅游和幫助目的地社區居民的目的。

定義（5）的廣義定義和定義（3）的廣義定義一致，而其狹義定義無非就是定義（1）的另一種說法。

（二）文章對公益旅游定義的界定

我們認為，公益旅游是一種包含了公益活動和旅游活動的綜合性活動；公益旅游者參加公益旅游的目的多種多樣，可能是為了減輕目的地的貧困（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貧困），幫助災后重建，扶持弱勢文化遺產，以及深入與目的地居民交流等等（這里的目的強調的是公益的目的，與普通旅游形式相區別，當然還有普通旅游的目的）；參與的意愿可能是積極主動的自愿行為，也可能是“被組織”的被動行為。如，企業為了培養員工的愛崗敬業精神，組織員工到貧困地區開展公益旅游活動，讓員工意識到當前生活和工作的珍貴，更加熱愛本職工作。

另外，在很多新聞媒體中對公益旅游的解釋存在極度泛化的現象。如，（1）新華日報報道[14]：蘇州市2009年12月31日在省內率先啟用以12301為呼叫號碼的公益旅游服務熱線，提供旅游咨詢、旅游投訴、旅游提示、旅游救援四大功能，能滿足游客吃、住、行、游、購、娛等各方面的旅游服務需求，并可同時接受中文和英文咨詢。（2）大河網報道了“鄭州要發億元公益旅游消費券 可抵扣景區門票”的新聞[15]。很明顯，以上兩則報道的公益旅游是對旅游者的公益，超出了學術上公益旅游的范圍。我們認為，公益旅游是針對旅游目的地社區環境和居民的利益而開發的一種旅游活動，所以不贊成將公益旅游像新聞媒體中那樣泛化。

我們不贊成公益旅游概念的極度泛化，但也不認為要把公益旅游限定為一種帶有嚴格公益行為的旅游活動。在公益旅游的實踐中，有人認為公益旅游中應該是公益活動與旅游活動的比例是1：1，這未免太過苛刻。我們認為，公益成分大到完全的異地公益活動，小到將旅游作為一種公益，都應該屬于公益旅游的范疇。另外，以上定義并沒有把公益旅游的主要參與者列出，而是以旅游者的一種旅游活動來界定，這不太確切。僅僅旅游者參加的公益旅游難以保證目的地居民的利益，公益旅游的有效實行需要旅游者、旅游組織、旅游目的地政府及企業和目的地居民共同參與來保障目的地居民的利益。

由此，我們將公益旅游定義為：公益旅游是指在貧困落后等需要幫助的地區開展的，由旅游者、旅游組織、目的地政府、目的地社區居民和目的地旅游企業中的幾方共同參與的能夠保障旅游目的地社區居民利益的一種旅游形式。該定義要兩個最基本的要點，一是在貧困落后等需要幫助的地區，二是保障目的地社區居民利益，也就是說，在發達等不需要幫助的地區開展的旅游或者不能保障目的地社區居民利益的旅游都不能歸為公益旅游的范疇，而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可以是純粹的異地志愿服務，可以是志愿服務與旅游活動的結合，也可以是目的地發起的“旅游即是公益”以旅游提升當地居民福利的活動。我們認為，這樣定義公益旅游有利于其健康有序發展，同時為西部貧困落后地區開展旅游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1]保繼剛等著.城市旅游：原理·案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1：450-477.

[2]孫詩靚.資源保護型景區——社區開發中的矛盾與對策優化[J].旅游論壇，2007，18（3）：387-390.

[3]田園.我國生態旅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黑龍江對外經貿，2010（3）.

[4]李鳳娟.關于生態旅游的現狀及若干思考[J].長春大學學報，2010（4）.

[5]尚麗娜.心理學視角下生態旅游泛化問題新探討[J].傳承，2010（3）.

[6]宋聰.中國志愿者旅游開發研究[D].北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07年.

[7]多背一公斤官方網站[DB/OL]..

[9]Stephen Wearing. Volunteer tourism： experi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CABI Publishing， Wallingford， 2001，224 pages. By Ross K. Dowling. Book Reviews / Tourism Management 24 （2003） 116–118.

[10]MARK ROGERS. Voluntourism is on the Rise.TravelAgent. September 17， 2007： 20-24.

[11]Voluntourism官方網站[DB/OL]..

[12]Globalvolunteer官方網站[DB/OL].

http：//省略/faqs/default.asp.

[13]戴玉秀.公益旅游的概念探討[J].中國商界.2008（10）： 93.

第9篇：消費主義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更新　更美　更好　設計

1、認識工業設計基本屬性的必要性

工業設計的基本屬性是工業設計的規定性和存在的根據，是指工業設計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屬性，是工業設計區別于其它設計的基本特質。工業設計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工業設計理論研究、工業設計教育(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的制定)、工業設計實踐、工業設計政策制定以及決策、管理、評價、標準制定等，都需要一個相對明確的對工業設計的規定性。

我國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建立“工業設計”這一學科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全國各地高校陸續開辦工業設計專業，由最初的20多所發展到90年代末的100所，到了2010年，近千所左右高校開辦了相關設計類專業。有美術類的、藝術類的、文學類的、輕工類的、機械類的、電子類的、建筑類的等相關專業類的形形的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學科，因此對工業設計的認識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從1919年“工業設計”誕生就不斷解釋著、改變著的定義也證明了這一點。定義是認識主體使用判斷或命題的語言邏輯形式，確定一個認識對象或事物在有關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的位置和界限，使這個認識對象或事物從有關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彰顯出來的認識行為。工業設計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設計實踐活動，其定義必須能與人類社會的其他設計實踐活動相區分，即要明確設計范疇、設計對象、設計目的、設計任務、設計內容和設計目標。

2、工業設計的基本屬性概述

2.1　工業設計是針對工業產品進行的一種設計實踐活動

2002年由張乃仁教授主編的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設計辭典》對工業設計下的定義：“為工業產品進行設計就是工業設計”。甚至有更廣義的定義：工業設計就是設計，“就是參與創造一個使人們更加美好、合理、有效地工作、學習、生活的空間。”

該定義明確了工業設計是一種設計實踐活動，也確定了設計范疇限定在工業產品范圍，以與建筑設計相區分。但同時又將設計范疇擴大到了“參與創造一個……空間”，似乎又與建筑設計相合。因此，這一定義難以推廣。

2.2　工業設計是實現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

1919年德國魏瑪國立包豪斯藝術學校的定義：“工業設計是為了人而不是產品。工業設計是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實現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

該定義明確了工業設計的目的是為人，設計目標是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實現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定義明確了工業設計既包含技術，又包含藝術。這是我們制定教育培訓計劃及大綱的主要依據。

2.3工業設計是一種創造性活動，其目的是要處理好產品功能、結構與外觀的關系。

1964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在布魯塞爾年會上提出：“工業設計是一種創造，其目的在于決定工業產品的真正品質。所謂真正品質并非僅指產品外觀，乃在于決定產品的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以獲得一種使生產者與消費者都能感到滿意的整體。”即批量生產的產品的品質，是表面形態與其功能性的內在結構的統一。就此而言，設計師及其設計是生產者和使用者的橋梁。

該定義確定了工業設計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明確了設計對象、任務和內容是處理好產品功能、結構與外觀的關系。設計目的是使生產者與消費者都能感到滿意。

2010年7月，國家工信部等11個部委聯合發文《關于促進工業設計發展的若干指導意見》。《指導意見一》指出：工業設計是以工業產品為主要對象，綜合運用科技成果和工學、美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知識，對產品的功能、結構、形態及包裝等進行整合優化的創新活動。

工信部對工業設計的定義與1964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提出的定義基本一致。抓住了工業設計的主體和實質內容，是中國工業設計發展歷史的階段性成果和認識。只是將包裝與功能、結構、形態并列在層次上有些紊亂，因為包裝也有功能、結構、形態問題。

2.4gong 業設計是一項專門的服務型工作

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IDSA)的定義：“工業設計是一項專門的服務型工作，為使用者和生產者雙方的利益而對產品和產品系列的外型、功能和使用價值進行優選。”并解釋說：“這種服務性工作是在經常與開發組織的其他成員協作下進行的。典型的開發組織包括經營管理、銷售、技術工程、制造等專業機構。工業設計師特別注重人的特征、需求和興趣，而這些又需要對視覺、觸覺、安全、使用標準等各方面有詳細的了解。工業設計師就是把對這些方面的考慮與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要求,包括銷售機遇、流動和維修等有機地結合起來。”“工業設計師是在保護公眾的安全和利益、尊重現實環境和遵守職業道德的角度責任感的指導下進行工作的。”

該定義反映了工業設計與管理、技術、制造業、銷售之間的現實關系。特別為工業設計師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準確的定位：是為使用者和生產者雙方的利益而進行設計，要特別注重人的特征、需求和興趣。定義當中的優選主要的意義是設計之后的評價工作，這也應該歸屬于工業設計活動范圍。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對蘋果公司的最大貢獻就來自于擅長“進行優選”。

2.5gong 業設計是賦予批量生產的產品以新的、藝術的、好的品質與資格的設計活動

1980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聯合會對工業設計所下的定義是：“就批量生產的產品而言，憑借訓練、技術知識、經驗及視覺感受而賦予材料、結構、形態、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裝飾以新的品質和資格，叫做工業設計。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工業設計師應在上述工業產品的全部側面或其中幾個方面進行工作，而且，當需要工業設計師對包裝、宣傳、展示、市場開發等問題的解決付出自己的技術知識和經驗以及視覺評價能力時也屬于工業設計的范疇。”

該定義確定設計范疇限定在批量生產的產品、工業產品的全部側面或其中幾個方面。提出了對設計主體的資格要求：經過訓練、懂技術知識、經驗豐富及視覺感受好。明確了設計任務：賦予產品的材料、結構、形態、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裝飾。給出了設計目標：以新的品質和資格展現設計。定義同時對產品的營銷設計：包裝、宣傳、展示、市場開發等也委以工業設計。

這是一個確定工業設計在設計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的位置和界限、使工業設計從設計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彰顯出來的最為出色的定義。該定義對工業設計實踐、工業設計理論研究、工業設計教育、工業設計政策制定以及決策、管理、評價、標準制定等都具有指導意義。因而，這是一個被廣泛傳播和采納的工業設計的經典定義。

只是字數偏多，達170個漢字，難以背誦。而且，定義太多的限定詞造成難以拓展，特別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容易造成定義過時(因此，2006年國際工業設計協會聯合會對工業設計又有了新的、更長篇幅的定義)。

綜上所述，工業設計基本屬性的要點如下：

(1)工業設計是一項專門的服務型工作；

(2)工業設計是一種創造性設計實踐活動；

(3)工業設計的對象是工業化量產事物；

(4)工業設計的任務是要處理好產品功能、結構與外觀的關系；

(5)工業設計的目的是實現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

(6)工業設計是賦予產品以新的、藝術的、好的品質與資格的設計活動。

3、對工業設計基本屬性的簡化

3.1　工業設計的本質屬性和追求目標

通過對工業設計基本屬性的認識、分析和總結，可以得到工業設計的本質屬性表現在：創新性、實用性和藝術性三方面的有機統一。工業設計所追求的目標也通過上述三項本質屬性反映在下列三項標準的有機統一。

(1)更新——工業設計追求的目標必須具有新穎性。一方面，這是為了適應人的好奇、獵奇、追求新潮的社會消費心理。另一方面，新設計必須關注和反映最新科技成果。設計活動與生產活動不同，它不是重復，而是求解問題提供的新方案，設計活動自身具有求新的目的性。

(2)更好——工業設計追求的目標必須具有更好的品質，更好的工程應用前景、更好的商業價值。更好的功能、結構、技術性能指標，更好的經濟指標，更好的操作性、維護性，對環境更好的適應性，對業主和使用者更好的滿意度，這些都是工業設計追求的目標和設計的目的。

(3)更美——工業設計追求的目標必須具有更美的外形款式，更加藝術別致。對于更好的設計目標也是工程設計、技術設計、機械設計追求的目標。但工業設計同時還有另外的追求目標，或者說更加側重于追求具有更美的外形款式、更美的色彩、更美的質感、更美的做工、更美的比例與尺度、對消費者更有吸引力的視覺感觀、更完善、更有利于銷售的產品。

更新-更美-更好的工業設計整體屬性反映了工業設計的追求目標和目的所在。設計的目的和設計的對象決定了設計的行業屬性，也就決定了該設計。

3.2“更新-更美-更好”的設計活動

“更”有更替、替換、變更、變化、求新、更新、更科學之意義。

“美”是對事物感知的心理狀態的描述詞，是一種舒心和愉快的心理狀態。是對產品完菩、藝術和美觀的肯定。

“女子”是對事物品質、屬性和應用的描述詞，是對產品使用功能、工程量產和商業價值的肯定。

因此，可以將工業設計表述簡化為：

工業設計是一種使工業化對象獲得“更-美-好”資格與品質的設計活動。

所謂工業化對象指工業化量產的產品及其品牌、宣傳、包裝、展示等。所謂“更”是針對產品求新、求變、科技創新而言的。所謂“美”是針對產品結構形態和視覺外觀感受要求藝術別致而言的。所謂“好”是針對產品使用功能、產品操作方便高效以及工程量產化應用和商業價值而言的。資格與品質指設計對象內容與形式、本質與表象的有機統一。而設計活動則是指人類探尋滿足需要的視覺化活動。

主，呈現典型康熙民窯青花特征，與國內同類器相比，造型端莊，繪畫精細，青花發色艷麗，依然是當時民窯中的精品之作，體現出出口民窯青花的優良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