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1. 由于漁船涉及到漁村漁民以及其他漁工的就業問題，而按農業部的計劃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減船指標，以及漁民轉產轉業，但在實際操作中難度很大，不易實施。

2. 許多以漁為生的傳統漁民的漁船和其他投資者的漁船，有很大一部分是功率較小的，這些漁船只適合在沿海作業。由于實行功率控制，他們難以增加功率指標來改造、改建漁船到遠海去生產，因而加重了近海、沿海的捕撈強度，嚴重破壞資源。這與雙控的目的背道而馳！

3. 由于“雙控”制度實施比較嚴格，功率往往精確到以1千瓦計，亦即超過1千瓦的功率增加都不能辦理相關的證件，這給船檢部門和船東造成很大的困擾。從柴油機設汁制造技術的角度看，柴油機都應有一定的功率富余儲備，因而柴油機標定的額定功率并非是一個絕對值！但對于“雙控”的要求就必須把這個不是絕對值的東西絕對化！從技術的角度看，嚴格考究功率多1千瓦或是少1千瓦是沒有什么實質意義的，只會增加工作上的復雜性，造成具體操作上的困難。

4. 一刀切控制主機功率不合理。對于拖網漁船來說，主機功率與捕撈強度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而對于燈光誘魚圍網漁船，主機功率與捕撈強度沒多大的關聯性，其捕撈強度與誘魚燈具多少即發電機功率大小具有關聯性。因此說燈光誘魚圍網漁船控制主機功率成為不合理和無意義。對于其他非拖網漁船來說，控制主機功率也是沒多大實質意義的。

5. 由于沿海近海漁業資源的衰，退迫使部分較小功率的漁船，到超出其安全證書核定的作業區域去進行生產，存在人命財產安全事故隱患，隨時都可能發生安全事故。

從上面所反映的問題來看，控制主機功率實際上不能有效地控制捕撈漁獲量，不能有效地達到保護海洋漁業資源的目的。與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控制主機功率，倒不如把精力放在直接控制漁獲量上。控制漁獲量，實行捕撈限額制度，是保護海洋漁業資源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并且也是法律上的要求。

<<中華八民共和國漁業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國家根據捕撈量低于漁業資源增長量的原則，確定漁業資源的總可捕撈量，實行捕撈限額制度。

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組織漁業資源的調查和評估，為實行捕撈限額制度提供科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海、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其他管轄海域的捕撈限額總量由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確定，報國務院批準后逐級分解下達；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撈限額總量由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或者協商確定，逐級分解下達。捕撈限額總量的分配應當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分配辦法和分配結果必須向社會公開，并接受監督。

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漁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加強對捕撈限額制度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對超過上級下達的捕撈限額指標的，應當在其次年捕撈限額指標中予以核減。

具體可以這樣操作：

1. 由農業部根據這幾年的海洋捕撈總量，結合有關政策確定一個數值，作為捕撈限額總量指標下達給沿海各省、市、自治區，再逐級分解到各個捕撈漁船。

2. 各捕撈漁船在指標限額內安排生產，用完限額指標后停止作業。若在最后一個航次超過了捕撈限額指標，超過部分在其次年的限額指標中核減。

3. 采取集中交易的方式，確定捕撈量，核銷指標。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走私行為發生。

4. 有關職能部門嚴格查處無證生產和無指標生產，確保捕撈限額制度的有效實施。

第2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集體行動；可持續發展；環境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經濟淵源及其模糊認識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低碳經濟是低化石燃料經濟，是最小溫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的經濟，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經濟、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一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經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1999)的《生態經濟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經濟的五大步驟》書中蘊藏著低碳經濟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一書明確提出：“減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溫。低碳經濟的系統觀點與行動，可追溯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京都協議書》(1997)。聯合國第35個(2008)環境日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號召全球聯合一致行動，改變高碳排放經濟，意味著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

雖然，白皮書沒有定義低碳經濟，但是對為什么和怎樣實施低碳經濟卻有詳實描述。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并沒有完全理解白皮書的精神：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自然資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并通過各國聯合一致的“減排”溫室氣體承諾(白皮書72次使用“減少”一詞)，以促進、倒逼(bottom－up)技術進步，或者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變一起實現可持續發展。事實是，一些研究人員沒有注意到低碳經濟“能源”背景或切入點，忽視能源與氣候、環境的關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經濟。白皮書使用“環境”、“可持續發展”超過50次，且設有環境專章，如，白皮書目的是通過“反省和強化我們更加廣泛的承諾，以實現可持續發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經濟把發展限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內(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環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認為：“直到現在，英國能源政策還沒有給予環境足夠關注”，白皮書希望政府以系統化政策確保：“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無獨有偶，溫總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把“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看做并列的行動，報告多次將“能源與氣候”一起闡述。

低碳經濟是可分割的、有市場的三大化石資源和公共的、無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轉化)的雙約束經濟，最終目的是限制人類對環境公共服務的加速、無序耗用，是可計量、可操作的可持續發展。它以數量化方式約束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對自身所處生物圈(環境)中的資源開采、耗用，即以碳排放為突破口，逆向約束人類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計量)開采、利用，倒逼技術進步，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轉向，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是資源和環境的雙約束，目的是可持續發展。此一思想，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布萊爾認為：低碳經濟與能源可靠供給、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關，即環境中可分割、可市場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資源過度開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環境公共服務、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可計量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低碳經濟而言，就是不能離開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約束及其溫室氣體排放約束。“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巴西低碳經濟之路》中也有相似觀點和政策，《BP世界能源統計》(2009)更是直接強調：“氣候變化與能源息息相關”。

(二)遠離環境公共服務約束的混亂低碳經濟觀

低碳經濟作為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沒有公認的定義。方時嬌認為：“各種定義和解釋還不盡一致”。低碳經濟成了各說各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釋，“隨時、全面”利用，低碳經濟的思想、實踐混亂不可避免，主要表現：(1)低碳經濟特定研究對象和淵源是什么?依據的一門學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對象之觀點，低碳經濟理論和實施對象、運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經濟與現有經濟學科的區別、聯系在哪里?這是低碳經濟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查閱已有低碳經濟研究發現，它似乎與所有時髦、熱點研究和學科有關，其外延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等，而這些學科各有其研究對象。人們在解釋低碳經濟時，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低碳經濟成了“超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科學。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方時嬌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經濟革命”和“低碳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來解釋低碳經濟。就中文意義而言，“實質”、“本質”意義區別不大，但能源經濟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因為能源經濟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規模連續供應、有限替代和規模報酬先增后減三個問題，而依據布倫特蘭公認定義，可持續發展經濟是要解決資源、環境的代際分配問題。兩學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為低碳經濟的外延，或者是淵源。(2)低碳經濟與技術的因果倒置。莊貴陽認為，是“技術支持低碳經濟”。技術發展了，低碳經濟也就實現了，這是倒果為因。因為，包括能源技術在內的人類技術一直在進步，低碳經濟不需要人類共同、額外努力和元自然資源約束而自動“生成”，這完全不對，更與布萊爾白皮書的“更廣泛的必須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明確主體及其承諾碳減排責任的原則相悖。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恰恰是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更多碳減排約束。布萊爾說：“盡管有過去5年的進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應對明天的挑戰。”布萊爾認為，實施低碳經濟將“賦予”英國機會(連續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決心走低碳經濟的路子。第一個機會，低碳經濟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產出，并減少污染排放；第二個機會，低碳經濟引導英國開發、運用和出口尖端技術，創造新商業和工作；第三個機會，低碳經濟為英國

導航，變革傳統的資本更新循環周期。此外，從生活方式來說，低碳經濟也可以低技術兼容，白皮書要求房子絕緣、通風(insulated，draughty)等技術，不是高技術，又比如植樹造林(reforestation)、與采伐森林戰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經濟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術。(3)低碳經濟測度及其標準。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模式。這里以“低”作為低碳經濟的標準，有問題。原因與上述錯誤的技術因果倒置相似。實際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經濟的標準。統計證實，截止2009年，美國、日本等國單位GDP能耗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統計》(2009)顯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消費出現了凈減少和相對減少(表1)。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京都議定書》、布萊爾能源白皮書所要求的“絕對減少”標準。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環境公共服務承載力內的“低”，這個低是絕對的，不能妥協(compromise)。碳排放相對降低而總量，尤其是累積總量增加，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當今人類恰恰面臨的是此難題。對于低，一些學者還不自覺地滑向“無”，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無碳”經濟。無碳經濟，看上去很美，卻違背自然規律。碳循環是生物圈內基本循環之一，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過度開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產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過其承載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環引起不可持續發展。地球綠色植物主要活動，就是以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人類努力發展的生物質能源是高碳循環，因此，高碳循環和低碳經濟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經濟不在于碳的“無”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經濟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導致行為方式錯亂。具體為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不分，這一認識誤區導致低碳經濟的操作困難，實施主體模糊，行動的成本無認識。布萊爾說：英國占全球碳排放2％，單獨行動不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代替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成了無行為主體、遠離低碳經濟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續發展初衷和實踐。在布萊爾看來，恰恰是資源與環境的雙約束的低碳經濟推動低碳社會及其高生活質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從能源(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難推知，低碳經濟是“碳獲得、碳排放”的雙約束經濟。現有的無自然資源約束高碳排放經濟及其造成的氣候、環境問題，是私人產品擠占公共環境服務而引起不可持續發展。邏輯是：生物圈非約束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累積――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阿倫尼烏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會引起溫度上升理論――溫度上升造成氣候問題引起環境公共服務不足，人類不可持續發展。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戴維?帕克說：“作為新西蘭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做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

二、低碳經濟確定主體與實施路徑

低碳經濟的對象有兩個，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競爭性、有市場的資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競爭性、難市場的整體性的環境公共服務。高碳經濟，從競爭性、可分割有市場的資源看，就是資源過度、非約束開采耗用；從公共性、不可分割、難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看，就是向環境塞進了過度的碳，環境公共服務功能喪失，經濟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低碳經濟涉及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產品問題，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才能提供該公共產品。持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奧爾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書認為：低碳經濟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僅僅是市場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來實現。

(二)“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與“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獲得路徑。市場手段不等于低碳經濟形成。朱迪?麗絲(Judish Rees)認為：“很明顯，對全球有限的環境資源容量進行價格競爭時，發達的富國總能比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出更高的價格”。戴利對環境無約束市場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沒”為比喻，他說：“即使一條船的負載是最佳分配的，隨著絕對負載量增加，它的水位線最終也會達負載線。超出負荷的最佳裝載的船也會沉沒――盡管它將以最佳的方式沉沒!環境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設計出類似負載線標志的經濟標志――以防止經濟的絕對規模，即經濟負載，沉沒我們的生態方舟”。

斯密“看不見的手”經典地描述了傳統經濟主體間接提供非市場、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產品)。但是，他的公共產品，說到底還是私人產品，也因此，市場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共產品難題，而且他的公共產品供給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強調主體，完全是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不自覺”的副產品。斯密說：“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會利益所能夠得到的那一種更好”。羅默稱其為：“成員無意識的集體打算來推進社會福利”。

低碳經濟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公共服務，迄今為止，“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沒有完全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我們需要“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奧爾森說：“集團物品和非集團物品一樣，取得越多，總成本越高”，并且“個人通過經濟組織試圖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而得到的同樣的東西”。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要求有確定主體及其明確行動：確定主體有真實的成本增加，或約束行為以獲得公共產品。因此，就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關系，奧爾森理論從私人產品(約束，即人類對資源，主要是能源的約束)的角度闡述公共產品供給，即公共產品必須由確定企業以真實成本、實際行動來提供。受搭便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實施成本等約束，將公共產品分割并以市場方式解決，即使可行也不經濟。因此，公共產品不能從理性、自利的個人那里得到任何資助。如何獲得公共產品呢?他提出三條件：(1)就邊際成本增加而言，取決于公共產品收益該物品成本之比，與集團收益個人收益之比的關系；(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3)不同于集團利益的稅收、制度等外在約束。

我們僅分析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供給中的(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即低碳公共產品供給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京都議定書》為實踐例證，即碳減排，或者環境公共服務的獲得需要付出現實成本，而且必須有確定主體，或者聯合主體的一定份額為基礎。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規定：2012年前，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經計算，這需要占199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核準之后才能生效。此前，雖有126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該議定書，但它們的排放總量離議定書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國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對議定書能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后，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議定書》生效。

《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證明了奧爾森直接公共產品理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就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而言，必須是集體的一致行動，且要求集體成員單獨的份額占到一定比重，這需要透明化。

三、結束語

第3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三次產業 擠入效應 擠出效應

由于外商直接投資(FDI)是資本、技術和管理技能集合的載體，被視為直接資本輸入和間接技術溢出的重要來源(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因此，我國把引進外資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一直以來，我國在利用外資的絕對量上成績斐然。雖然自2005年開始，我國利用外資已經結束了快速增長的階段，進入了平穩、低速增長階段，但這并非壞事。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趨于優化、合理，統籌內外資的使用，實現內外資互動融合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一、內外資融合的模式

內資與外資融合發展有多種可行的途徑，本文將其具體歸納為四種模式：一是資本形成中的融合，要求一方面外資流入對內資發揮明顯的擠進作用，另一方面內資也為外資提供配套資金；二是內外資產業內的融合；三是內外資企業結合形成產業鏈；四是內外資企業結合形成集群經濟。

本文將對第一種模式――資本形成中的內外資融合進行深入的研究。根據全國層面和三次產業層面的數據實證分析FDI與國內資本形成的關系，如果FDI與國內投資互為因果關系，則可以理解為內外資是相互促進、互動發展的，即產生了資本形成中的內外資融合。

二、實證方法及數據處理

（一）模型的引入

國外不少學者構建了很多模型來考察FDI對資本形成的影響，在此筆者借鑒Agosin和Mayer（2000）所做的模型：

It=α+β1Ft +β2Ft-1 +β3Ft-2 +β4It-1 +β5It-2 +β6Gt +β7Gt-1 +β8Gt-2 +εt（2.1）

由于實證分析之前并未得到結論，因而式（4.4）只具有一般性。所以在利用該方程式做回歸分析時，應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滯后期數。本文不考慮GDP的影響，建立簡單的雙變量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即：

K= α+ βFDI++ ε（2.2）

α為 方程的截距項，β是K相對于FDI變化的彈性系數，ε是方程隨機干擾項。

本文采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選取的數據屬于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而宏觀經濟中的時間序列數據一般都是非平穩的，如果用非平穩的變量直接做回歸分析則很可能導致偽回歸。因此,在處理時間序列的數據之前先要對這些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平穩的數據序列才可以直接用于時間序列分析，否則要用協整的方法處理。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來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

（二）數據的處理

本文所選用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在研究全國總體內外資融合發展實證分析時所選取外商直接投資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樣本的時期為1992-2009年，而由于產業層面數據不全，在研究產業層面時采用1996-2009年的數據。一般來講，在研究資本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時，資本存量要比流量更為有效，因此，本文采用FDI存量和固定資產投資資本存量。

1.資本存量K

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資本存量，永續盤存資本形成方程表示為：

Kt=(1-γ)Kt-1+It （2.3）

其中， Kt、 Kt-1分別表示第t、t-1年的資本存量， It表示經過GDP平減指數調整的第t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y表示折舊率，本文采用宋國青（2007）計算中國資本回報率所確定的折舊率10%。初始年份的資本存量采用Hall-Jones（1999）的方法進行估算，即

（2.4）

其中,ρ 表示計算期內可比價格表示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平均增長率， γ為折舊率。以后各期的資本存量根據資本形成方程，代入經平減后的新增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和各年的折舊率逐步推算樣本期間每一年的固定資本存量，單位是億元人民幣，取自然對數后簡記為K。

2.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存量FDI

我國從1992年開始流入大量的FDI，因此本文選取1992年FDI累計額為作為全國層面基期FDI存量。由于產業層面的數據難以獲取，因此近似采用1996年FDI累計額為作為產業層面基期FDI存量。各年FDI流量經過匯率調整，再經過GDP平減指數（1992=100）消除價格因素后，得到各年不變價格的新增FDI。最后將新增FDI流量和基期的資本存量以及10%的折舊率（假設與上文計算固定資產存量時的折舊率相同）代入資本形成方程，得到1992-2009年各年不變人民幣價格計量的FDI存量值，以億元人民幣為單位，取自然對數后簡記為FDI。

上文所用到的GDP平減指數的計算方法如下：假如1992年的名義GDP為A，以1978年為基年的GDP指數為a，第t年的名義GDP為B，以1978年為基年的GDP指數為b，則第t年以1992年為基年的GDP平減指數=B/（A*b /a）。

三、中國內外資融合發展――基于資本形成的實證分析

本節通過對全國數據和三次產業數據分別進行OLS回歸和Granger因果檢驗，來實證分析FDI對資本形成影響的全國效應和產業效應。

（一）時間序列的平穩性ADF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前，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采用ADF檢驗，結果如下：

表1 FDI和K的平穩性ADF檢驗結果

說明：（1）變量FDI和K已取過對數；（2）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3）檢驗類型括號中的C表示ADF檢驗時估計方程中的常數項，為0則不含常數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為0則表示不含時間趨勢項；最后一項為自回歸滯后長度。

由表1可知，FDI和K在1%、5%以及10%的顯著水平下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它們都是非平穩序列；但這兩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在不同顯著水平下，ADF統計值小于相應的臨界值，即兩個序列均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說明變量FDI和K具有一階單整性I（1）。這也就是說，序列FDI和K符合協整分析的基本條件。

（二）協整檢驗

首先，根據全國和第一、二、三產業的時間序列數據，對式（2.2）進行OLS回歸。然后根據回歸結果進行協整檢驗來證明變量FDI和K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OLS回歸結果如下：

全國的回歸方程：

K=2.279872+1.007317FDI （3.1）

(2.295694)(9.417473) R2=0.847166 F=88.68880

第一產業的回歸方程：

K=-10.18129+3.342741FDI （3.2）

(-4.772870)(8.538478) R2=0.858667 F=72.50961

第二產業的回歸方程：

K=-5.613551+1.786828FDI（3.3）

(-2.917426)(8.615593) R2=0.860835F=74.22845

第三產業的回歸方程：

K=-16.15167+3.256834FDI （3.4）

(-7.667140)(12.99946) R2=0.933697 F=168.9860

上述回歸方程中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需要進行協整檢驗。對上述回歸方程的殘差項ADF檢驗結果如下：

表2 殘差項ADF檢驗結果

回歸方程殘差項ADF檢驗統計量小于相應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全國及三次產業的FDI與本地資本存量存在協整關系。

上述四個回歸方程調整的判定系數基本都不低于0.85，表明回歸方程擬合度較高。變量FDI的t-統計量均大于8.5，高度顯著，說明全國及三次產業的FDI與國內資本存量高度相關。方程（3.1）中FDI的系數為1.007317，即實際利用FDI每增加1個單位，導致國內資本存量增加1.007317個單位，表明FDI與我國國內資本之間不存在“擠出效應”，而存在微弱的“擠入效應”。方程（3.2）、（3.3）和（3.4）中FDI的系數分別為3.342741 、1.786828 和3.256834 ，表明FDI與國內投資K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且彈性系數大于1，存在顯著的“擠入效應”。

（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不過，到底是我國的FDI帶動了國內投資，還是國內投資吸引了FDI，我們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進行分析，具體結果見下表：

表3FDI和K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經檢驗可知，全國和第一、三產業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FDI存量不是資本存量的原因”，接受“資本存量不是FDI存量的原因”，即FDI增長是國內投資K增長的原因，但K不是FDI的原因。因此，就全國和第一、三產業來看，我國FDI與國內資本形成存在單向因果關系，沒有達到內外資相互促進、互動發展的效果。而第二產業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則同時拒絕了兩個原假設，表明FDI增長是國內投資K增長的原因，同時K也是FDI增長的原因，這從側面證明了近年來我國第二產業的高速發展大大得益于內外資的互動融合。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利用全國及三次產業1992-2009年的數據，實證研究了FDI與全國及三次產業國內投資的關系，結果發現FDI并沒有擠出國內資本，不同產業的FDI與國內投資的相互影響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結論和建議：

（一）就全國而言，FDI與國內資本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FDI對全國資本形成有微弱的“擠入效應”。 近年來我國存在雙溢出現象，于是有些觀點認為目前應縮小利用外資規模，但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需要更多資金，不少內資企業存在資金短缺問題，這與我國的雙溢出現象相矛盾。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減少外資，而是如何提升外資的質量，如何協調內外資的關系，促使兩者融合發展。

（二）就產業結構而言，FDI對三次產業國內資本形成都有顯著的“擠入效應”。但第一、三產業的FDI與國內資本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第二產業的FDI與國內資本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在FDI促進國內資本形成的同時，國內投資的增加也吸引了更多的FDI。第二產業的FDI與國內資本相互促進，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第二產業發展水平較高，可以為外資提供配套的資源，從而吸引更多外資，而第一、三產業FDI與國內資本并不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說明我國第一、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對外資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外商投資在產業結構的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外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其次是第三產業，最后是第一產業。與同期國際投資產業結構的一般趨勢相比，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外資比例太小，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因此，必須實施合理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進一步創造適合第一、三產業的良好投資環境。

參考文獻：

[1]Balasubramanyam Y，Salisu M，Sapford D.，1996.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1996，106(2)：92-105

[2]陸妙燕.試論我國內資與外資的互補機制[J].世界經濟研究，2004(1).

[3]杜群陽，程慧芳.內外資融合理論及對浙江吸引外資的

政策建議[J].浙江金融，2005(1)．

[4]馬淑琴.內外資互動融合：浙江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新支

點[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5(5)．

[5] 薄文廣.FDI擠入或擠出了中國的國內投資么？――基

于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與檢驗[J].財經論叢，2005(1)．

[6]楊新房，任麗君，李紅芹.外國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擠

出”效應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6(9)．

第4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所謂政策營銷 (policy marketing)是公共部門利用營銷的觀念與活動使公共政策獲得公眾的接受和支持。我國鐵強化醬油項目的推廣采取的是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屬于政府政策行為的營銷模式。政府對具有鐵強化醬油生產資質的企業進行認定，然后給予相關推廣費用的支持，企業則根據自身的生產能力和銷售渠道協助政府進行推廣。

近年來，隨著調味品行業的不斷整合，調味品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具有很強的品類創新意識，以推出更多產品來獲得增長。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有的企業竟擁有多達近百個品項。這種模式造成調味品產品繁雜，相互擾亂，使得在今天商品種類過于豐富的市場上，消費者很難對這個鐵強化醬油形成整體印象，尤其是消費者在心智中還沒有形成標桿的情況下就要面對諸多選擇，比較的結果常常是感到困惑。

政策營銷之殤：鐵強化醬油營銷策劃力缺失

鐵強化醬油項目采取的政策營銷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很多大一些的企業總在擔心自己的大量宣傳，都只會是“為他人做嫁衣裳”。這種行業內企業間綜合性的“近視”癥狀和營銷迷茫也是當前鐵強化醬油項目難以推動的主要原因。這也使得部分企業不愿在鐵強化醬油產品上過多考慮營銷策略和產品策劃。 這在種觀念下，企業過多依賴政府的投入和政府行為，而從不用營銷的思維去做鐵強化醬油，不能跳出政策營銷的局限，從做產品做營銷的視角去考慮鐵強化醬油作為一種新的產品功能該如何進行營銷策劃。當前市場上的幾款鐵強化醬油普遍缺乏營銷策劃力。

市場上幾種常見的鐵強化醬油分析

海天鐵強化醬油

海天鐵強化醬油的產品名稱是：鐵強化（金標生抽）；鐵強化（草菇老抽），這兩款醬油最大的優勢之處在于產品自然屬性的賣點突出，并非補鐵的賣點突出，也就是說，海天鐵強化將鐵強化的概念附著在了消費者認知度較高的具體產品上，將鐵強化概念附著在了草菇老抽和金標生抽上，消費者不認可鐵強化醬油沒有關系，但是消費者認可金標生抽和草菇老抽這兩個產品，“買也是買了，多一項補鐵功能豈不更好，”消費者這樣說。說明了海天對待這項鐵強化推廣活動是謹慎的，將鐵強化醬油的概念建立在已有的產品基礎上，靠銷售較好的產品來帶動鐵強化醬油的銷售和消費者滲透教育，既不影響現有產品的銷售，也能繼續推動鐵強化的推廣宣傳，這一策略是很多廠家沒有發現的，但是，從產品傳播角度來說他是失敗的，沒有達到鐵強化概念的傳播和消費者心智模式的占據

巧媳婦鐵強化醬油

巧媳婦鐵強化醬油的產品名稱是：補鐵醬油，巧媳婦補鐵醬油的優勢之處在于通過規格劃分了消費者對產品的心理價位差，1.3L規格比500ml規格單升價位買的劃算（1.3L合計9.77元/L；500ml合計13元/L）。其次是較多的促銷活動拉動。第三點是產品名稱的直白，避開了鐵強化專業晦澀的名稱。

欣和鐵強化醬油

欣和鐵強化醬油的優勢之處在于兩個同規格產品價位差的區分明顯，一款是500ml欣和鐵強化（類似淑女瓶），一款是500ml小康鐵強化醬油，這兩款產品價格分別是：11.8元/瓶；4.3元/瓶，這樣的產品品牌的劃分策略顯示出了欣和在品牌產品定位上的區隔意圖，低端要銷量，高端要形象的策略。其中小康鐵強化醬油在同類同規格產品中，價位最低，所以，銷售較其它品牌鐵強化較好。欣和兩款鐵強化醬油也是失敗的，它沒有差異化區隔，就連醬油屬性的產品賣點都沒有提煉

玉兔女士鐵強化醬油

玉兔女士鐵強化醬油選擇的功能細分點是非常精準的，定位人群在女士，產品功能是鐵強化，產品屬性是醬油品類，定位相當精準，但是之所以推廣效果較差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多數消費者不理解鐵強化概念，只有通過閱讀標簽標識后才有了認識，但是物品豐富的超市很少有人仔細看標簽，二是消費者不明白該產品的作為醬油調味品的核心功能賣點，例如做什么菜使用，產品特點是香呀還是鮮等

通過對以上主要的鐵強化醬油品牌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對該款產品的營銷迷茫，對于鐵強化這款政策產品不知該如何操作，產品力缺失、市場研究力薄弱、營銷策劃力不足、品牌傳播力單薄……面對一個個硬骨頭上的軟傷，身處尷尬境地的鐵強化醬油該怎樣才能擺脫營銷迷茫？

筆者就長期的市場研究和實戰經驗，列出如下建議，希望能夠對鐵強化醬油的推廣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明確品類定位

以巧媳婦補鐵醬油為例：從消費者認知來看，“補鐵醬油”并非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消費者確實有“補鐵”的需求，也有人需要“強身”，但在人們看來，補鐵自然是專門補鐵的營養品最好，醬油也有海天、加加等名牌。巧媳婦“補鐵醬油”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是個好選擇。

“補鐵醬油”是個新概念，若要成功，就意味著要在補鐵品中確立“醬油”的新品類定位，或者在醬油中確立“補鐵”的新特性定位。這種搶先占位的前提，是目前的消費者，有著新品類/新特性的需求或需要。可是補鐵保健品的消費者，并不特別地需要一類“醬油”產品，吃醬油的顧客們，也沒不一定有專門的“補鐵”需求。因而無論在哪種消費者的心智中，都不存在“補鐵醬油”的潛在定位。 事實上，幾乎所有行得通的新概念，都是從更大的概念或需求中細分、深化而來，兩種產品“雜交”出來的新品種，常常只是聽起來美妙，而非真正實用有效。再來看巧媳婦“補鐵醬油”，既然兩邊都不“討好”，還是得回到醬油市場，看看有什么確切存在的定位。

二、占領消費者心智空缺

進一步研究消費者及競爭對手，了解到，補鐵保健品雖然多如牛毛，但就全國市場而言，人們心目中的強勢品牌也是幾乎沒有。而且，這類專門補鐵的保健品價格不菲。很顯然，巧媳婦要立桿見影地瓜分到醬油市場，主要從醬油市場的功能細分中切獲，應該結合消費者的認知和需求，剖析當前鐵強化概念的不足，予以新的更加突出的產品新特性予以滿足和填充，爭得顧客。

有目的地探究當前鐵強化醬油市場的不足發現，人們普遍不了解鐵強化的概念，對于補鐵醬油的概念也只是了解片面，不知道補鐵的真正含義是什么，而這一點，恰恰是巧媳婦補鐵醬油下一步需要占位的消費者空位階梯，可以給消費者以滿足。因為“補鐵醬油”含有充分的鐵元素，產品富含“生血因子”和“營養因子”(營養因子突出醬油特性，例如附以草菇老抽的醬油概念)，能有效持久地鞏固補血效果和改善貧血。

巧媳婦補鐵醬油提出“生血因子”+“營養因子”的補鐵新主張，切應市場消費者的新需要，形成自己“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鮮明特點，搶占醬油產品的新特性定位。 巧媳婦“補鐵醬油”品牌圍繞“雙效合一，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定位展開推廣。一方面，它老抽或生抽醬油的消費需求，能夠即時地切分市場；一方面，它堅持下去，可以讓關注缺鐵性貧血的人們知道有一個“雙效合一，功效持久”的產品，與普通的鐵強化醬油不同，巧媳婦補鐵醬油有自己的獨特價值。長此堅持，巧媳婦補鐵醬油會贏得“雙效合一，改善貧血，功效持久”的消費者認知，建立起強勢品牌。

生血因子產品賣點支持

1、中老年消費群體

據統計，老年人貧血發生率是50-55%，老年人生理功能下降，對膳食中鐵元素的吸收利用率降低，另一方面，老年人活動量減少，咀嚼消化功能衰退，每日進食的數量和品種受到限制，影響鐵元素的攝入量，血液是生命之源，對中老年人身體健康至關重要，關心老年人補鐵，顯得至關重要。

2、 女士消費市場

經、孕、產、乳，女性最容易貧血，俗話說：生個孩子三盆血，使產婦的真實寫照。月經期婦女每天大約損失18毫克生血元素；孕婦每天對生血元素的需求量高達30毫克；分娩時，女性250~300毫克的生血元素會隨著大量出血而流失，造成嚴重貧血；哺乳期，孩子要從母體中吸收大量的生血元素才能健康成長，所以，女性消費者市場的補鐵需求最為強烈。

3、 兒童消費者市場

兒童由于膳食結構不合理，經常會產生挑食、厭食的不良習慣，對于食物數量和品類的攝入較少，極易導致貧血。

營養因子產品賣點支持

調味品的基礎功能，產品富含人體所需的氨基酸態氮，涉及產品：味極鮮（生抽）：涼拌、蘸食、拌飯，草菇老抽（老抽）：富含草菇汁，熱炒、燉煮、烹調

消費者心智空缺定位點

生血因子+營養因子，雙效合一（定位）

低成本改善貧血（鞏固定位）

不添加防腐劑（鞏固定位）

通過補鐵補血，功效更持久（定位）

味極鮮：味道鮮美（鞏固定位）

草菇老抽：營養、醬香（鞏固定位）

減鹽產品（鞏固定位）

第5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臨床醫生個人工作總結1

  本人從事外科臨床工作**年來，在思想上與行動上時刻能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能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和院方各種規章制度。能單獨處理外科上各項業務工作，至今未發生一起醫療差錯事故。具體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全面推進的社會，社會主義事業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事業。在目前在市場經濟沖擊下，部分人思想出現腐蝕墮落，這是一種缺乏政治學習的綜合表現。通過“五心三滿意活動”、“三個代表學習”我個人從端正學習態度，結合個人實際認真作了整改，進一步在職工中樹立了良好的自身形象。

  基層醫院在條件設備及人員相對緊缺情況下，我作為一名業務帶頭人，身先士卒，接受群眾的監督，長年工作在一線，堅持又上行政班又上業務班，從不以任何理由推諉工作之事，沒有享受休息過一個好的節假日。記得去年大年三十晚上接診一例鞭炮炸傷腹部病人，病人當時因創傷面嚴重并發休克，通過積極組織醫務人及時搶救并給予手術治療，手術時間長達4小時，術后病人安返病房，經過13天精心治療，病人康復出院，此時我內心總算松了口氣，并沒因工作耽誤春節休息而產生任何怨言。

  近*年來在分管業務工作中，深感自己責任重大，自己在業務上要帶好頭，還要組織、督促好大家加強業務學習，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在當前這種市場經濟社會，各行業日新月異在突飛猛進，目前醫療糾紛頻繁發生。只有不斷加強業務學習，才能提高業務技術水平，從而避免醫療糾紛及差錯事故的發生。我曾多次外面培訓、學習，不但充實和完善自己。通過99年赴武漢學習回院后成功開展肝破裂修補術，醫學教，育網脾破裂切除術，膽囊切除術，腸梗阻，甲狀腺手術等，贏得了院方及群眾認可，為單位和個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曾多次被上級主管單位授予先進表彰。

  通過業務上不斷學習，不斷完善。現開展的`新技術、新業務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兩個效益。于今年從山東省肛腸研究所學習高新科技做痔瘡技術后，回院對開展近43例痔瘡病人跟蹤隨訪，絕大部分病人反映該技術術中及術后的確痛苦小，術后恢復快，彌補原傳統手術方法不足。

  衛生工作過硬的技術是保證質量的前提。服務質量好壞能直接影響治療效果，在日常工作中，接診任何一名病人我本著認真、仔細并采取跟蹤服務。在接診病人過程中難免部分病人進院后不知診療常規程序，經常帶領病人進行導診，至到處理完畢后再給予詳細講解回家后治療注意事項，手術病人術后活動有些不便，為了方便病人，經常在病房巡回期間幫助病人給予正確講解活動方法及進行必要日常生活幫助，如：打開水、沖便盆、拿藥等，通過自己真實行動，感化了職工及病人與其家屬的信任與支持，得到大家一致良好口碑。

  近幾年來，雖然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績，感謝領導支持，群眾信任，但今后還需進一步學習，不但彌補自生不足，醫學是一門高科技并無止境學科，我還得續繼努力，從點滴做起，并發揚老一輩無私奉獻精神，為確保本社區人民身體健康，為社會發展進一步作出我應有的貢獻。

  臨床醫生個人工作總結2

  20xx年即將過去，總結過去是為了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繁重的臨床工作中除了順利平穩完成本職技術工作以外，注重醫德醫風的培養，提升自身道德水準，以關懷服務為榮，主要從醫患關系、醫護關系、護際關系三個方面入手，踏踏實實步步為營。

  “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們醫療行業的終極目標，正是因為有了這盞明燈我們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這份承諾社會對衛生行業肅然起敬。雖然醫患關系愈來愈緊張，但是在臨床工作中我始終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以人為本，病人首先是作為人存在的，文明禮貌、優質服務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權利，像對待朋友一樣為患者保守醫療秘密，贏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時遵紀守法，廉潔行醫，婉拒紅包、禮物，醫德醫風個人工作總結。

  醫生和護士本來就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構建和諧的醫護關系式整個醫療活動安全有效進行的基礎。全國各地的病人紛至沓來，五湖四海的繼續教育人員絡繹不絕，在臨床工作中顧全大局，團結協作，一切由臨床出發，一切為了病人醫生護士同心協力。在專業治療方面盡可能多參加醫生組查房交班深層次理解病情，同時對于新輪轉的同事竭盡所能幫助他們熟悉環境規范流程，醫生護士的關系和諧了，醫患關系自然就穩固了。

  優質的服務不僅僅是態度，更需要過硬專業素質作為堅強的后盾。過去的一年里我堅持本科課程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在臨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規范醫療服務行為，努力學習外語，并利用醫院圖書室資源定時查閱中、外文專業雜志，學習數據庫檢索知識，從而了解到本專業新動態開闊了視野，專業技術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20xx年即將過去，總結過去是為了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醫德醫風個人工作總結。 在繁重的臨床工作中除了順利平穩完成本職技術工作以外，注重醫德醫風的培養，提升自身道德水準，以關懷服務為榮，主要從醫患關系、醫護關系、護際關系三個方面入手，踏踏實實步步為營。

  “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們醫療行業的終極目標，正是因為有了這盞明燈我們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這份承諾社會對衛生行業肅然起敬。雖然醫患關系愈來愈緊張，但是在臨床工作中我始終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以人為本，病人首先是作為人存在的，文明禮貌、優質服務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權利，像對待朋友一樣為患者保守醫療秘密，贏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時遵紀守法，廉潔行醫，婉拒紅包、禮物，醫德醫風個人工作總結。

  醫生和護士本來就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構建和諧的醫護關系式整個醫療活動安全有效進行的基礎。全國各地的病人紛至沓來，五湖四海的繼續教育人員絡繹不絕，在臨床工作中顧全大局，團結協作，一切由臨床出發，一切為了病人醫生護士同心協力。在專業治療方面盡可能多參加醫生組查房交班深層次理解病情，同時對于新輪轉的同事竭盡所能幫助他們熟悉環境規范流程，醫生護士的關系和諧了，醫患關系自然就穩固了。

  優質的服務不僅僅是態度，更需要過硬專業素質作為堅強的后盾。過去的一年里我堅持本科課程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在臨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規范醫療服務行為，努力學習外語，并利用醫院圖書室資源定時查閱中、外文專業雜志，學習數據庫檢索知識，從而了解到本專業新動態開闊了視野，專業技術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20xx年即將過去，總結過去是為了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醫德醫風個人工作總結。 在繁重的臨床工作中除了順利平穩完成本職技術工作以外，注重醫德醫風的培養，提升自身道德水準，以關懷服務為榮，主要從醫患關系、醫護關系、護際關系三個方面入手，踏踏實實步步為營。

  “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們醫療行業的終極目標，正是因為有了這盞明燈我們的努力才持之以恒，正是有了這份承諾社會對衛生行業肅然起敬。雖然醫患關系愈來愈緊張，但是在臨床工作中我始終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以人為本，病人首先是作為人存在的，文明禮貌、優質服務是最基本的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權利，像對待朋友一樣為患者保守醫療秘密，贏得病人的好感和信任，同時遵紀守法，廉潔行醫，婉拒紅包、禮物。

  醫生和護士本來就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構建和諧的醫護關系式整個醫療活動安全有效進行的基礎。全國各地的病人紛至沓來，五湖四海的繼續教育人員絡繹不絕，在臨床工作中顧全大局，團結協作，一切由臨床出發，一切為了病人醫生護士同心協力。在專業治療方面盡可能多參加醫生組查房交班深層次理解病情，同時對于新輪轉的同事竭盡所能幫助他們熟悉環境規范流程，醫生護士的關系和諧了，醫患關系自然就穩固了。

  優質的服務不僅僅是態度，更需要過硬專業素質作為堅強的后盾。過去的一年里我堅持本科課程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在臨床工作中因病施治、規范醫療服務行為，努力學習外語，并利用醫院圖書室資源定時查閱中、外文專業雜志，學習數據庫檢索知識，從而了解到本專業新動態開闊了視野，專業技術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臨床醫生個人工作總結3

  曩昔的一年里，我正在院、科帶領及同事們的關懷取幫助下順遂完成了臨床各項任務使命，正在思惟憬悟圓面有了更進一步的提升，詳細總結以下：

第6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居民收入 通貨膨脹率 利率 居民儲蓄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居民儲蓄也因此而不斷增長。截至2009年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26萬億元（如圖1）。對于巨額儲蓄的存在，各方觀點不一。積極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一方面支持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國反腐敗的進程，因為有關學者認為的款項是儲蓄的來源之一（張力生,羅永進，2005）。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巨額儲蓄的存在也給我國各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儲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費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財政赤字、國家債務連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伸縮自如，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功能被削弱，僅能通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發揮效力，而根據羅伯特?蒙代爾的政策指派理論，這又使得我國對內的經濟調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儲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國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自身的經營狀況又連年處于虧損狀態，不能靠自身結余來補充資本金，而通過發行債券、央行貸款，畢竟不是長遠之計。不但會造成銀行債務的不斷積累，而且會造成社會通脹壓力。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國有金融機構乃至整個金融行業的經營風險。

已有的儲蓄理論將儲蓄的變動歸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應，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經濟效應，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應，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還有通貨膨脹效應、財富效應和國外儲蓄效應等。這些理論主要與各學者所考察國家的情況相適應。具體到我們轉型經濟國家，則需進行具體分析。對此，本文考慮主要從居民收入、通貨膨脹與利率三個角度來考察一下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以期得出我國居民儲蓄增長的相關解釋。

二、理論分析

關于收入增長與儲蓄增長的關系，眾所周知，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在此我們重點分析一下利率與通貨膨脹變化對儲蓄的影響關系。

（一）利率效應

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學界認為儲蓄與利率之間存在簡單的正相關關系。高利率可以使儲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儲蓄。但在現代經濟學中，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利率與儲蓄的關系并不簡單，存在利率對儲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對儲蓄的最終結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經濟學家們做的大量實證分析似乎也證實了這些觀點。在比較典型的實證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薩莫斯(Summers)(1982)、吉爾法薩(Gylfasa)(1981)、巴拉薩(Balassa)(1989)等人認為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正的，儲蓄的利率彈性在0.3-3.4之間。在賴待(Wright)(1967、1969)、韋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發現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負相關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國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影響很大，而且是正的影響。如謝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實證研究中，發現1978-1987年居民儲蓄對實際利率變動敏感，實際利率變化會導致儲蓄額同方向變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不大。如劉尚希(1992)，張文中、田源(1990)。在張文中、田源的實證分析中，發現1979-1987年實際利率對居民儲蓄的系數小于零但不顯著，同期利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的系數大于零。張文斌(1991)對同期居民儲蓄的研究也發現實際利率對儲蓄的影響較小，相關系數僅0.56，且為負相關。

以上研究雖然針對同一時期的居民儲蓄行為，但結論有較大差異。這與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數據不同有關。但無論怎樣，說明理論界早已意識到我國儲蓄并沒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儲，利少少儲，無利不儲，負利減儲”的簡單邏輯。進一步探索儲蓄與利率的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透徹解釋，無論對于理論還是實踐，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通貨膨脹效應

如同利率一樣，現實生活中通貨膨脹對于儲蓄的影響也是多重的，既可能產生收入效應，也可能產生替代效應，或者，無論哪一種效應均不顯著。

大量的實證分析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發現英國70年代高儲蓄率伴隨高通貨膨脹率，未預料的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正效應；莫迪利亞尼(1970)年的研究發現通貨膨脹對幾個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儲蓄率產生負效應；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對41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發現這種關系為不顯著的正效應。張文中、田源(1990)對中國居民儲蓄的實證分析發現1950-1978年間，通貨膨脹對儲蓄的作用為不顯著的負效應，1979-1989年為不顯著的正效應。

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較多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會抑制儲蓄。普遍的解釋是：當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們會提取存款搶購實物，形成儲蓄存款增長減慢，甚至形成負增長。顯然，這種觀點與居民提款購買實物，用實物儲蓄代替貨幣儲蓄有關。按照我國狹義的儲蓄概念，儲蓄僅限貨幣存款，實物儲蓄未列入儲蓄范疇，貨幣存款減少自然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如果按照廣義的儲蓄定義，上述觀點應當改為：通貨膨脹會使儲蓄的結構發生變化，儲蓄總額及儲蓄率不受影響。因為，人們提取存款購買的實物，多為耐用消費品，或需要長時間消費的日用消費品之類，這些實物量的增加均屬于儲蓄的范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對儲蓄的影響比較復雜，取決于通貨膨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程度、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多種因素。當通貨膨脹率超過名義收入增長時，實際收入下降。人們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會降低儲蓄。當通貨膨脹的速度低于名義收入增長，實際收入保持增長，儲蓄率可能不變其至提高。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低于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程度，人們將會在較大程度上調整預期，并調整消費和儲蓄，使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較大的影響，反之較小。

三、實證分析

在以上理論分析中，主要提及了與本文有關的利率與通貨膨脹效應。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引入收入因素，結合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一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問題進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數據選擇。本文選取居民收入（Y）、通貨膨脹率（Л）和實際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歷年數據作為影響居民儲蓄（S）變動的因素，分別從整體上及分階段對影響儲蓄各因素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選取國民總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代表變量；

（2）居民儲蓄（S），選取歷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作為代表變量；

（3）通貨膨脹率（Л），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換算成歷年通貨膨脹率作為該變量的數值

（4）實際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代表該變量；

（5）存貸款利差（T），通過一年定期貸款利率減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數據分析。從居民角度來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收入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長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擴大盈利資金的來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而我國實際存款利率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顯示是波動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還出現過負利率。從這一點來看，存款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貸利差的擴大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據有關學者的觀點，相對于存款利率而言，國際上一般通行的銀行存貸利差大約是2個百分點，中國的銀行保本利差則需要3個百分點（王曉芳，2000）。我國實際存貸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個百分點，在1999年以后才開始大于3個百分點（如表1），如果說利差因素起作用，應該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國居民儲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卻一直在增長，這樣看來，我國存貸款利差并不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國儲蓄增加的主要影響因素。

從圖2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對居民儲蓄增長率的影響也是變化不定的。在通貨膨脹高的時候，儲蓄增長率有增有減，而在通貨膨脹率低的時候，儲蓄增長率也是有增有減的。似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都不是主要的。

（二）協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有一定的協同效應，實際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并無一定的規律性，而是變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的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進行協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穩性檢驗。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對一個趨勢平穩過程（TSP）來說，如果在單位根檢驗中選取了含時間趨勢的模型設定模式，那么，拒絕單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單整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絕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我國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在1%（或5%）顯著性水平下，ADF檢驗應拒絕接受的假設，故一階差分是平穩過程，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性。

2.協整檢驗。單整檢驗已經說明，S、Y、Л和R都是非平穩序列，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以避免虛假回歸。通過VAR模型確定滯后階數K=1。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因為LR=49.07>41.20（1%顯著水平），所以分別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S、Л和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過協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個樣本期間（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應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是明顯且主要的正向關系，利率效應次之，通貨膨脹率雖有正向影響，但是影響效果較弱。可以理解為，當通貨膨脹處于溫和狀態時，居民不但不會提出存款用于購物，反而會因為名義收入增長率快于通貨膨脹率等原因增加儲蓄。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看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收入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貨膨脹和利率盡管也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行為的兩個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響要強于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實際利率與存貸款之差對儲蓄均是正相關。鑒于以上分析，對于我國巨額居民儲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維持城鄉居民收入適度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城鄉居民及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儲蓄結構。因此需要維持居民收入的適度增長。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貨膨脹水平適當加一個比例來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階層工資的適度增長為標志，鄉村居民可以物價提高水平為基準的同時，不斷減輕農民經濟壓力，適當給予補貼或政策優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為西部經濟的發展提供優越的政策環境，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

2.保持適度通貨膨脹水平。在穩定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維護農民利益，減少收費項目，擴大商品供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限制，減少交通關卡，平衡東西南北物資的調運；居民收入水平維持適度增長，力求不低于通貨膨脹水平；當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者；維護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的信譽，嚴厲打擊違規操作，銀行資金挪用、偷盜以及相關詐騙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把握好宏觀調控工具，適度干預市場失靈現象；嚴格控制財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貨膨脹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內，是穩定我國居民儲蓄、避免資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進而才能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行。

3.加深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盡早實現由市場形成利率的機制。讓利率的變動來調節儲蓄的增減，充分發揮利率對儲蓄的正面引導作用，實現社會資金的有效配置與應用；同時，完善對社會資金的監測手段，嚴厲打擊社會游資的對市場操縱行為，維護我國市場的正常運行。

4.完善配套體系建設。積極促進金融工具的創新與引進，增加居民對金融資產的選擇種類，形成居民資產的多元化，消化巨額儲蓄；改善金融機構信貸環境，逐步完善銀行與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放寬信貸標準，鼓勵居民進行消費信貸，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以便消化巨額儲蓄，將大量閑置資金進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資金的閑置，消化金融機構的潛在經營風險；適當增加政府的社會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業支出，在帶動居民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費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減輕城鄉居民各方面的經濟壓力，從而形成居民收入對儲蓄增長的正面影響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曉芳.中國金融發展問題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國居民預防性儲蓄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D].吉林大學,2006

3.馬雙.中國居民儲蓄率的內生斷點分析:1953～2005[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蘭.經濟發達地區城鎮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研究――基于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6)

5.杭斌,郭香俊.基于習慣形成的預防性儲蓄――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9(3)

第7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盛松成說，2013年末，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110.65萬億元，同比增長13.6%。馬建堂說，經初步核算，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568，84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7.7%。這兩個數據一經公布，人們立刻發現：M2與GDP之比幾近2：1，M2增速依然遠超GDP增速與通脹率之和。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M2嚴重超發，超發量和速度都領先全球。但盛松成否定了M2超發的說法。今年2月，貨幣當局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3年第4季度）也說：“2013年，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合理適度，社會融資結構多元發展，信用總量繼續較快增長，貨幣金融環境基本穩定。”

對于廣義貨幣供應量——M2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各方如何解釋？他們的解釋依據是什么？這些問題在當下亟需深入討論。

貨幣當局的解釋

面對M2總量、增速以及與GDP比值的種種質疑，盛松成代表貨幣當局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會上解釋說，我國目前貨幣供給有三個層次，即M0、M1、M2。M0為流通中現金，目前余額為5.86萬億，M1狹義貨幣供應量約為33萬億，M2廣義貨幣供應量為110萬億元左右。M1等于M0加上企業的活期存款，因為企業的活期存款可以開立支票，它和M0一樣，流動性較強。M2等于M1加上企業定期存款、個人儲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現在，儲蓄存款余額接近45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30多萬億元，再加上其他存款和5.86萬億元（M0），這些加在一起就是110萬億元即2013年末M2余額。經過這番解釋，盛松成總結道：“M2是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所有的企業、個人，包括在座各位共同創造的。”

盛松成認為，一般而言，儲蓄率比較高的經濟體，其貨幣總量也往往會比較高。中國人比較重視儲蓄，國民儲蓄率超過50%（美國的儲蓄率只在5%左右）。貨幣主要是從銀行的各類存款統計出來的。儲蓄率高會增加經濟主體對存款的需求。此外，間接融資占比比較高的經濟體，貨幣總量也會相對較多。美國的直接融資大概占80%左右，他們的銀行貸款相對少，最后形成M2相對就少。中國是倒過來的，間接融資即銀行貸款相對較高。個人將錢存到銀行，銀行貸給企業，企業拿了錢又存到銀行，銀行再貸給企業。一方面是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一方面是企業存款增加，這樣一來我國的M2就相對比較高。

“我們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控制在14%以內，新增人民幣貸款控制在9萬億元以內，社會融資規模是17.3萬億元以內。可以說，我們基本達到了調控目標的要求。” 盛松成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會上說。

針對社會上有關“貨幣超發”的質疑，貨幣當局官員一直持否定態度，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他所著的《國際金融危機：觀察、分析與應對》一書中曾辯稱，在中國，“貨幣超發”這個說法，接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所謂“非經濟發行”的概念。非經濟發行指超過實體經濟需要量的貨幣供應，經濟發行則指貨幣供應量正好符合實體經濟需求。由于過去中國所統計的實體經濟只涵蓋物質部門，不包括服務業，所以，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及經濟快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很快就超過當時統計口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表現為超經濟發行，即所謂“貨幣超發”。但實際上，貨幣供應不僅是滿足實物經濟的需要，還需滿足服務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

周小川、盛松成的解釋試圖在說明“貨幣超發”的合理性。他們所說的理由，雖然公眾不大理解，但是一些經濟學家還是表示了贊同的意見。官方媒體更是站在貨幣當局的立場，以周小川、盛松成的觀點為依據，徹底否定“貨幣超發”的質疑。例如，今年1月，《經濟日報》發表《百萬億元貨幣存量并非超發而來》一文。該文認為，M2的增加并不是由“超發”造成的，央行直接發行的貨幣只有M0，廣義貨幣量的增加還與銀行、企業、個人相關。該文還認為，M2持續高速增長雖然會對通脹形成較大壓力，但并未導致物價大幅上漲。

貨幣當局和官方媒體的報道并沒有完全說服經濟學家，更沒有得到公眾的廣泛認可。因此，近年來，有關“貨幣超發”之聲還是不絕于耳。

貨幣還是超發了

從媒體報道來看，很多是以M2規模、增速以及與GDP的比值并在國際比較中，判斷貨幣是否超發。例如，有媒體報道，截至2012年底，我國M2余額為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約占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1/4，是美國的1.5倍，英國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個歐元區的貨幣供應量還多出20多萬億元。2013年3月末，中國M2為103.61萬億元，首次突破100萬億大關；截至2013年12月，中國M2規模達到110.65萬億，較2000年增長超7倍，與GDP之比幾乎達到2：1，在世界范圍內再創新高。媒體驚呼，中國“印錢”速度冠絕全球。

但有經濟學家質疑說，我國M2總量大，有其自身的原因。衡量M2體量不能直接與其他發達國家的M2比較，理由是統計口徑不完全相同，沒有可比性。面對這種質疑，也有經濟學家反駁說，盡管各國M2的統計口徑存在差異，但實際反映的都是貨幣供應量，只是結構有些差異，對比還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更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判斷貨幣是否超發實際上一個可靠的指標是看物價是否穩定。”但M2存量和M2變化率誰對通脹更有影響，還是有爭議。

周小川就說，由于多數研究和實證檢驗證明，調控貨幣供應量與中央銀行保持物價穩定的目標之間并無必然聯系，貨幣供應量這個指標，在西方學術界基本上已被棄用。

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王建曾經在《別拿貨幣存量占GDP比重說事兒》一文中也寫道：“影響通脹的是M2的變化率，不是M2。而貨幣供應變化率和通脹的關系非常不穩定。”

從通脹角度來看，近十年來，中國還是存在著階段性的“貨幣超發”。例如，2009-2011年是中國M2投放量迅速膨脹的階段，增速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隨之而來的是2010年前后面臨的流動性泛濫、資產價格飆升，不僅僅是樓市、股市，甚至藝術品市場等都出現泡沫化傾向。天量的新增貨幣是形成高物價和高房價的直接來源。

這是M2的變化率在起作用，還是M2總量在起作用呢？不過，無論如何，這也應驗了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經典名言：“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

然而，盛松成在新聞會上引用的也是近十年的數據，結論卻與“貨幣超發”的觀點相反。他說：“最近十幾年來，我們的物價漲幅平均在2-3%，而我們的經濟增長最近十年接近9-10%，可以說中國經濟實現了相對的高增長、相對的低通脹，貨幣政策為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創造了一個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

經濟學家們對盛松成所說的現象有更加專業一些的解釋。據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教授研究，近十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可能在快速下降。如果貨幣流通速度確實在快速下降，那么“貨幣超發”也不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這也解釋了過去十年我們總是“貨幣超發”，卻沒有引起持續高通脹的事實。

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創建了一個交易方程式，即：

MV=PY

其中：M代表貨幣供給量，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P代表物價水平，Y代表總產出（收入）。

MV=PY說明這幾個數量之間存在著恒定的關系。假定短期內V和Y穩定不變，那么，貨幣供給量越多，價格水平就越高。

但如果貨幣流通速度（V）不是一個常數，貨幣供給量對價格的影響就不同了。近十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就出現了劉煜輝所說的“快速下降”，所以，盡管在這期間貨幣供給不斷加大，但并沒有發生持續的高通脹，而是出現了盛松成引以為自豪、物價漲幅平均在2-3%的情況。

這里面的關鍵是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為什么這十年快速下降？劉煜輝說：“長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錯配，致經濟泡沫生成，貨幣流通速度變慢，特別是在泡沫臨近不可持續和已經進入破裂狀態下，貨幣層面的反映是周轉速度不斷變慢，總量雖然高企，但市場并不感到資金的寬裕。”

《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3年第4季度）也認為，“當前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尚不穩固，增長對投資和債務的依賴仍在上升，高投資模式以及資源過度向房地產等領域集中，容易導致債務水平上升，并可能對其他經濟主體特別是中小企業形成擠出，加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結構性問題也使總量政策的效果受到影響。”

增長對投資和債務的依賴在不斷地推高M2規模。如何遏制不斷高企的M2呢？劉煜輝認為，目前已基本形成的共識是流動性壓力源于經濟中旺盛的貨幣需求。“需求端未來狀態的改變主要看三件事情是否被允許發生：關廠、下馬和違約。即：地方政府允許一部分僵尸企業、過剩產能企業退出，地方政府緩建或砍掉部分項目，信用系統的剛性兌付被突破。只有這三件事情發生，才意味著減杠桿實質性開始。”

如果任由M2總量不斷攀登新高，不斷地以投資和債務來堆積GDP，最后，被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稱為“堰塞湖”水的、巨大的M2存量定將泛濫成災。

M2是怎么發出來的

關于M2的形成，盛松成回答得很清楚。他說，M2是由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所有的企業、個人共同創造的。央行發行的只是5.8萬億元的M0（流通中現金），百萬億的M2并非都是央行創造。

盛松成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會熱議。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仔細分析盛松成的話，雖然不能說全錯，但大有推卸央行責任之嫌。

一般而言，參與貨幣供給過程的有三個主角，即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儲戶（企業和個人）。盛松成把中國的M2增速過快歸咎于儲蓄率和間接融資比重高，這個說法有他的道理，但他沒有講清楚，儲戶的原始存款是怎樣在銀行系統創造出派生存款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事實上，在貨幣創造的過程中，央行雖然不直接對企業貸款，從而不能由此派生存款，但卻掌控著銀行創造存款貨幣的源頭——基礎貨幣。

基礎貨幣是銀行體系存款擴張、貨幣創造的基礎。它由公眾持有的通貨，也就是流通中的現金和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構成。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的乘積就是理論上的貨幣供應量。

通貨和存款準備金雖然都是基礎貨幣，但二者在貨幣乘數中的作用不同。通貨是創造存款貨幣的根據，但其本身的量，央行發多少就是多少。能夠引起倍數增加的只有存款準備金。央行在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再貼現率等貨幣政策時，都是通過影響基礎貨幣中的準備金來發揮作用。

央行如果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就會增加，基礎貨幣量則相應減少，信貸規模也隨之減少，從而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減少了貨幣供給量。央行如果在公開市場上買進證券，便是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此時商業銀行可動用的基礎貨幣增大，信貸規模也隨之增大，從而通過貨幣乘數效應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央行正是通過這些手段，縮減或增加貨幣供給量，從而穩定物價，實現抑制或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可見，儲戶雖然與M2有關，但央行才是創造存款貨幣的掌控者，所以，中國M2存量如此之大，還應拜央行所賜。

不過，在當今中國，也不是所有M2的增量央行都能控制。金融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82萬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5，097億美元。外儲余額及年度增幅均創歷史新高。在強制結匯制度下，外匯儲備越多意味著央行被動投放的外匯占款（基礎貨幣）就越多。3.8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少要發行20多萬億元的基礎貨幣。這與美聯儲的QE有很大不同。美聯儲是通過購買國債和按揭債券來印錢。中國則是通過發行貨幣來購買大量涌入的美元，以抑制人民幣兌美元的過度升值，維護中國的進出口優勢。但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外匯儲備越多，投放在此領域的基礎貨幣也就越多，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便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從而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有學者認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出口高增長以及累積的外匯儲備，已經嚴重改變了貨幣創造的機制和供給結構。”

除了外匯儲備引起的貨幣增發央行被動接受外，影子銀行規模的迅速膨脹也大量增加了中國的貨幣供給，對此央行同樣缺少辦法。

都是增長模式惹的禍

中國的M2高企不下，有儲蓄率高和間接融資占比高的原因，也有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內在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增長模式決定的。

長期以來，在政府的主導下，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形成了外需和國內投資“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從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投資驅動在我國一直最為重要。過去30多年來，在政府的主導下，用海量投資換來一個幾近10%的高速增長率，但過度的投資也導致消費嚴重不足。面對國內消費不足，政府一直用外需來平衡，因此，出口就成了中國GDP增長的另一個驅動器。雙輪驅動的結果是投資越來越大，平衡國內消費不足的貿易順差也越來越大。

中國經濟的這種循環，在2008年被全球金融危機打破。當時外需急劇下降，中國過剩的產品無處消化。外貿驅動的失靈，使中國經濟忽然跌入急速下行的軌道。面對企業大批倒閉、失業激增的嚴峻局面，政府拋出了一個4萬億的一攬子刺激方案，又放出了10萬億的貸款，結果暫時遏制了下行的經濟，但經濟結構更加失衡，投資成了經濟增長的惟一驅動。

馬建堂在新聞會上說：“去年（2013年）的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0%，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是54.4%，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率是-4.4%。”可見，凈出口成了負數，資本形成貢獻率一枝獨秀。

投資雖然一枝獨秀，但不幸的是投資拉動GDP的效果越來越差，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計算，2012年中國投資的稅后回報率已降低到2.7%的低水平。該數據從1993年15.67%的高水平持續下降。在2000-2008年還曾穩定在8-10%，但金融危機之后投資回報率水平大幅下降。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2013年的報告也顯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從2007年的4%下降到2008-2012年的-1%。

有經濟學家認為，高度投資依賴也是推動貨幣被動超發的重要原因，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國有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導致金融資源效率下降，維持經濟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信貸和貨幣投放。

吳曉靈曾直言，“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央行在《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3年第4季度）中說，現在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債務的依賴仍在上升”。央行強調，尤其是近年來地方主導的大規模融資建設模式進一步強化，在穩定了GDP增長率的同時，也增大了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

劉煜輝教授說：“從2009-2013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債務率上升了近71個百分點，2013年末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債務達到了GDP的2.01倍……從國際經驗來看，如果一個經濟體5年內杠桿率上升30個百分點，接下來5年就會出現明顯經濟減速、財務困難甚至經濟危機，這就是所謂的‘530’規則，境外一些機構通常以此作為看空中國的證據。”

投資大鱷索羅斯就認為，中國當前的政策中存在著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重新啟動經濟增長就必然會推動債務增長，而這樣的增長局面維持不了幾年。因此，在新年伊始，索羅斯就公開唱衰中國。

我們有沒有辦法解決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債務的嚴重依賴呢？過去，我們總是用一輪比一輪大的投資和債務，化解消費不足引起的產能過剩，換來GDP所謂的高速增長，同時M2的增長也冠絕全球。今天，這條老路走不通了。

當前，去產能、減杠桿勢在必行。但既要穩增長，又要去產能、減杠桿，這也是一個難題。穩增長意味著難以去產能、減杠桿，但不去產能、不減杠桿，生產過剩和通貨膨脹就會發生；去產能、減杠桿也不行，因為去產能、減杠桿很可能會導致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大增，債務危機。現實情況是，在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雙重失衡的情況下，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陷入空前的兩難選擇。

我們到了必須清醒的時候了，投資對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惟一。就目前中國的情況而言，短期難題要處理，但啟動創新和改革這些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更為重要。否則，短期問題不可能徹底解決。

第8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摘 要：健兒是唐朝一支非常重要的雇傭兵，他們個人及其家庭生活常為歷任執政者所重視，在經濟上較之于普通農民占據收入高支出少的優勢。本文主要通過對比健兒的家庭收入支出和普通農民的經濟生活兩部分說明在唐朝特別是唐后期，士兵家庭的經濟生活較之于普通家庭更為優越，以幫助大家對唐期“軍功情結”盛行的理解。

關鍵詞：唐代；健兒；家庭；經濟

據《新唐書?兵志序》記載，“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1]說明軍隊與國家的興亡治亂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軍隊而言，士兵的家庭生活穩定與否關系到軍隊作戰效率，加之以唐代復雜的政治軍事環境，各代君主對于士兵的家庭生活都是非常重視的。下面筆者就試通過對比健兒和普通民戶家庭收支的具體情況進行說明。

一、健兒的家庭收支狀況簡介

《資治通鑒》卷二二五大歷十二年五月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招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胡三省解釋說兵農既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謂之官健，猶言官所養健兒也。”[2]貞元初，陸贄《重原宥淮西將士詔》“將士衣賜節料并家口糧等，一切并準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3]上述史料均說明健兒是由國家供養的，可以獲得家口糧以供養家庭。那么這樣一個家庭究竟能獲得多少政府輔助呢？

兵士糧餉按月發放，又稱“官健月糧”或“月糧”。《資治通鑒》卷二三二記載，貞元三年，李泌“今歲征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4]也就是說士兵每人全年食粟12石。《軍資篇》提到軍人每人每年各支絹布六匹，共十二匹。唐代政府還常常發放家口糧等物質補助，以減輕其家庭負擔。據《唐六典》卷三：“凡在京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倉糧者，皆給貯米，本司據見在供養。九品以上給白米，流外長上者，外給兩口糧，諸牧尉給五口糧，牧長四口糧（兩口準丁，余準中男給）。”為了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唐政府還通過發放田地，鼓勵其自食其力的方式增加士兵收入。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詔就指出“取丁壯情愿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家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愿同去者、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說明唐王朝鼓勵健兒常駐邊疆，不僅給其家屬常例，免除租賦，徭役，而且對于隨軍家屬還予以土地，以供其生產。安史之亂后，陸贄為召集兵士，曾經奏請招募愿長期留守的戍卒即藩漢子弟充當邊軍，奏中提到，他們家屬：“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倍自給家，若有余留，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這一方面說明此時軍費開支不足，故而讓士兵家屬參加營田已解決自己衣食；另一方面說明唐代軍制中確實有給予士兵家口糧的制度。

此外，唐王朝還通過各種賞賜的方式來增加士兵收入，方積六先生在《關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討》一文中，就列舉了慶典常例賞賜、召募賞賜、戰爭賞賜、親兵賞賜、藩帥除替賞賜、叛藩歸附賞賜和捉“賊”賞賜七種賞賜方式，下面我就對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以幫助大家進一步了解這個問題。1.據《冊府元龜》等史料記載，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立伏等節日時，唐政府賞賜士兵，同時加賜于長期駐守邊疆的士兵。2.權德輿在東都召兵奏狀中說“招募之初，須有露賚”這句話說明權德輿通過賞賜的方式進行招兵，其他地區估計也是如此。3.通過眾多藩鎮史料，方積六先生得出結論，藩鎮將領常常為了鼓舞士氣取得戰爭的勝利，進行大量的封賞，甚至即使戰敗，也會對士兵予以賞賜，如魏博節度使田悅戰敗逃回魏州，“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余萬，以賞士卒。”另外，對于外出作戰的士兵，不僅有中央度支提供食糧，還“加給酒肉，本道之糧又留給妻子”，一人得三人之餉賜。4.在新舊將帥交替之時，新將帥為獲取將士支持，往往優賞將士，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全唐文》七四《禁私請賞設財物敕》提到：“又諸道戎帥除替后，倉庫便屬后人，賞設三軍，須待新使，近日皆有留別賞給，自行私惠，頗穩朝章，向后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后，并須待新使賞設，不得更有留別”這就公開認可了新任藩帥厚賞將士的做法。5.政府對于歸附中央的藩鎮軍進行封賞的數目是非常大的，據記載，魏博、盧龍和成德三道歸附后歸順后，唐憲宗賞賜三道高達三百五十萬貫。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唐朝的士兵獲得賞賜的途徑是非常多的，而且待遇也很豐厚。

在家庭支出方面，政府為了安撫士兵，常常采取減免其本人和家屬的賦稅的做法，這就大大的減少了士兵的家庭支出。陸贄《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也提到：“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寶歷元年四月“京畿百姓，多屬諸軍諸使，或戶內一人在軍，其父子兄弟皆不受府縣差役”。對于陣亡將士，則免除其家屬課稅，肅宗至德二年下詔：“宜令節度使與郡縣長官計會，悉收骸骨，埋葬致祭。仍勘責姓名。續行奏聞。將褒贈其官爵。優恤其妻子。仍仰本道使者、郡縣，勿差科其家”。[5]

二、普通農民的經濟生活概況

普通民戶非但不能享受以上的各種優待，相反還得承擔相對沉重的服役。據韓國磐先生在《隋唐五代史綱》對其家庭收入的分析：“唐代的租庸調制規定一律計丁收租，均田制下的自耕農大約一丁受田三十畝。當時的產量，據《通典》之《歷代盛衰戶口》所載：‘營公田一頃。’‘平均一年不減百石’則平常產量是畝收一石。三十畝共收三十石。以一丁男為戶主的一夫一婦五口之家，主要是靠這三十石來生活的。三十石中除去應向封建國家交納的租庸調等賦稅外，還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這五口之家每日所需口糧為七升二合，則全年共需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交租稅后還缺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每年缺少一個半月以上的口糧。何況吃飯而外，還需要生產的種糧，農具、肥料、生活上的衣著，以及養生送死、送迎往來。那只好省吃儉用，搞點副業，彌補不足，勉強維持。”[6]可知，普通民戶的生活并沒有因為受田而有很大的改善，實際上，這種勉強維持的狀況也只存在于收成較好的年份，一旦遭遇兇歉，無其他收入的農戶還得為官府做事來充當稅收。在狹鄉，受田較少的民戶更是凄慘，據《冊府元龜》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曾狩于鹿苑，見野人多襤褸。”

唐朝中后期，戰亂頻發，土地兼并嚴重，沉重的賦稅使得百姓生活更為困苦。“夫婦生五男，并有一雙女。兒大須娶妻，女大須嫁處。戶役差科來，牽挽我夫婦，妻即無揭裙，夫體無揮挎。父母俱八十，兒年五十五。當頭憂妻兒，不勤養父母。渾家少糧食，尋常空俄肚。男女一處坐，恰似餓狼虎。粗飯眾廚餐，美味當房去。努眼看尊親，只覓乳食處。”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唐朝，特別是在唐朝后期的時候，士兵的獲得收入途徑是非常多，其收入水平會比普通務農家庭要高，另外加上唐朝各種撫恤減免政策，對于丁口較少的普通家庭，其經濟環境可以說是不錯的。而其他穩定收入普通農戶，不僅收入不足，而且必須承擔較重的賦役壓力，生活較為困苦。（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新唐書》卷50《兵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23頁

[2] [4]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25《大歷十二年五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245頁。

[3]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122《重原宥淮西將士詔》，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650頁。

第9篇：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遼寧 民營企業 問題 建議

一、遼寧省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

據最新的省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4年遼寧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86萬億元，其中民營經濟總量約1.94萬億元，占全省GDP68%，同比上年增長7.2%。民營經濟提供全省64%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75%以上的就業率，成為拉動全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目前遼寧省民營企業實際數量約184萬戶，其中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16000余戶，中小微企業占比超過99%，龐大的中小微企業隊伍是遼寧目前乃至未來民營經濟加速發展的重要引擎，對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微企業在遼寧民營經濟中雖然發展勢頭強勁，但是相對于其他經濟發達的地區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從最直觀的數據顯示，遼寧的民營企業存在數量少、規模小、起步晚的問題。除去直轄市，全省民營企業絕對數值不及廣東、江蘇等發達省份的一半，且遠落后于浙江、山東、福建等省份，注冊資本金的規模也不及全國的平均水平。從相對值來看，一個地區每萬人擁有的企業數在數量上反映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水平；中小企業戶均GDP在質量上反映了中小企業運營水平。而遼寧的中小企業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也非常不足，這說明遼寧地區市場經濟體系不夠成熟完善，人民創業、創造財富的能力有待加強。另外中小微企業目前還是一個弱勢全體，相較于南方的發達省份，遼寧多數的中小微企業起步較晚，發展較緩，甚至還有許多的小微企業處于手工作坊階段，所以中小微民營企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在多方面給予支持和支助。

二、中小微企業發展的軟環境問題

（一）法律法規不健全

目前我國僅有的一部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文件是《中小企業促進法》，而這部法律是在2003年頒布實施的，與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內、外部環境存在較大的不適性。雖然遼寧這幾年相應的出臺了《遼寧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遼寧省中小微企業權益保護條例》等地方法規，且《遼寧省中小微企業權益保護條例》是國內第一部保護中小微企業權益方面的地方法規。但是相關法規的職責部門劃分不夠明晰、不夠細致，導致法律的執行力沒有后續保障。即中小微企業一旦出現問題，責任部門容易互相推卸責任。

（二）政策信息不對稱

政策就是資金，政策就是市場，政策就是管理。目前遼寧民營企業的政策專項資金支持項目較多，資金的涉及面較廣，符合相關優惠政策條件的企業也較多。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優惠的政策無法在符合條件的企業中得到普惠，只有極少數的企業能夠有幸享受到。原因有二：一是政策信息傳達的滯后性。目前民營企業獲知的政策信息的主要來源是遼寧省中小企業廳網站。雖然網站的信息平臺公開、透明，但是獲知渠道的單一，使得企業對政策信息的知曉率低、知曉滯后。再加上優惠政策信息填報的時效性短，導致符合條件的企業還未填報申請，就已過期失效。省內某相關機構做出統計：遼寧民營企業的政策知曉率是20%，然而據100份企業的調查問卷得到的結果是：對政策知曉的問卷只有3份，即從整體估算，民營企業的政策知曉率不足5%。二是政策信息掌握的偏差性。政策信息的晦澀難懂，是很多中小微企業面對政策優惠時都會遇到的棘手問題。企業對具體的政策信息理解不到位、理解有偏差，認定標準有異議，導致信息填報時有紕漏，進而錯過應該享受的政策優惠，甚至有些企業由于經常性被退回而徹底放棄再申請。三是政府行政部門之間政策口徑不一致。小微企業在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往往都會涉及到買地擴建廠房的問題。這其中就有企業反應，由于縣（區）與市里的土地審批口徑不一致，企業拿到區（縣）的土地審批手續，到了市里復核蓋章時卻被駁回。由于土地審批流程而耽誤的小半年時間里，企業大量的周轉資金既沒買到地，也無法投入生產，這大大降低了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浪費不少的時間成本。

（三）融資環境難成本貴

從目前來看，鋼鐵、煤炭等傳統產業由于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變化、政策的約束和環保的要求等原因導致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的風險利益考慮，對這些行業采取限貸、壓貸、收貸后不放貸等措施，使得企業的資金鏈緊張的格局進一步加劇。而且，縱然總行批準了相關貸款，企業要拿到貸款的融資成本也在15%以上，遠高于基準利率。如果想兼并重組，貸款融資更是難上加難。另外，我省中小微企業數量已經占到民營企業總數的99%以上，幾乎涵蓋了國民經濟領域的絕大多數行業，中小微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其對資金的渴求程度正相關。然而融資約束一直是制約我省中小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主要障礙。首先，融資環境難。從資金的供需雙方來看，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抵押品擔保、融資規模小、單位融資交易成本高。另一方面，正規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配置存在“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這決定了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服務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政府融資平臺及能提供充分抵押品的資信、財務狀況良好的客戶。

（四）顯性稅減隱形費重

據相關部門的數據統計，目前遼寧的民營企業平均稅費負擔超過本企業總成本30%，約占全年營業收入的15%。雖然營改增及地方財政稅收優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成本壓力，但是多數企業也反應在稅減的同時，隱形的費卻重了。據營口一位科技型小微企業負責人透露：“2014年，除去國家和地區的正規稅費，企業上繳與財稅相關的隱形成本高達9000余元。這其中包括稅控程序的升級服務費、財稅定點培訓費、統計員培訓費、財稅部門定點購置電腦、打印機、復印機、掃描儀等。”這些隱形收費是否合理企業心知肚明，卻無法不交。另外還有企業提出：“地方財政收取的河道維護費、價格調節基金、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費用，對于小微企業也是不小的開支，是否能在企業成立初期予以減免，希望地方政府能給予考慮。”這些民營企業的心聲在一定程度上為我省稅費收取提出了合理化建議，而這些問題對完善我省民營企業發展的軟環境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

（五）行政審批手續繁雜、費用不合理

黨的十報告提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雖然近幾年，遼寧的行政審批從削減事權、強化監管、規范管理、改善服務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現行的審批制度仍存在著流程不透明、環節繁雜、收費名目多、時間成本高等問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據某民營企業反應其第一次辦理項目的審批流程時，不能完整的了解行政審批的流程、收費標準和依據，本來可以一次性3-5天辦理的事宜，其往返周折兩個多月，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更有甚者某項目審核超過1年，這都是由于各審批部門之間缺乏最基本的協調溝通和對彼此業務的了解，導致企業在辦理審批手續時，各銜接部門連貫性差，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時間成本。另外遼寧各市、區的行政收費標準不同，依據不透明，金額不合理，缺乏統一規范的指導，企業負擔沉重。如：某外地駐遼的建筑施工企業，其已經按規定在公司注冊地為員工繳納了社會保險，但在遼寧各市（沈陽除外）異地施工時，非臨時雇工人員必須重復繳納社保費，否則不予辦理開工手續。但根據遼地稅發〔2012〕22號文件《關于進一步規范建筑施工用人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問題的通知》：“各級地稅機關對建筑施工用人單位的建筑工程項目實行屬地征收。對在異地施工的用人單位，如已在參保地全員參保且無臨時雇工的，可憑繳費憑證由建筑工程所在地稅務機關核準后不再征收該工程項目的社會保險費。”再有，對招標說明書明確“規費”中的“社保費”由建設單位繳納、準予施工中標企業于開工后返還的，現渾南、沈北、鐵西三區仍有不按政策規定返還的事宜出現等等。

二、民營企業軟環境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健全政策法律環境，提高政策法律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執行力

（1）完善民營企業的法律體系，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具體來說，一是要細化法律條文的實施細則，采用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相結合，使企業可以根據指標、細則對號入座。二是落實“部門制”，明確法律的執行部門。發揮政策法律在解決民營企業困難時的強制性作用。特別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明確中小微企業的社會地位，確保相關政策的強制性、可操作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這樣中小微企業的各項政策才能有效的享受，權利利益才能根本的保障。

（2）清理不合理的稅費，促進財政稅費制度改革。目前遼寧民營企業的稅費成本負擔很重，政府需要采取適當的稅收減免政策，尤其是清理隱形的不合理收費、亂收費現象，規范稅收管理體制和監管體制，確保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經濟實力尚且不足、風險承受能力差，如果稅費超過了企業的承受范圍，或將導致他們抵制稅賦的繳納或者采取偷稅、漏稅的行為。

（3）完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優化營商的環境氛圍。進一步加大力度推行“負面清單”，放寬市場準入門檻，實現公平競爭；打破“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等隱形壁壘，激發民營經濟活力。另外，政府要著手制定并實施特許領域的準入辦法，打破行業壟斷，陸續將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等公共事業推向市場，走市場化的發展道路。

（4）加大政策專項資金的扶植力度，實現專項資金的普惠。目前由中小企業廳提供的政策專項資金有：大小企業配套、專精特新產品、新興產業、公共服務網絡平臺、創新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人員培訓等七項。其他廳提供的專項資金有：技改貼息、工業集群、科技專項資金、專利成果轉化、海外先進技術引進、企業并購、節能資金上市、中小企業政府采購等。加大政府專項政策資金的扶植力度和廣度，通過不斷完善服務體系平臺，使符合政策條件的民營企業得到政策普惠是我省軟環境落實程度的重要體現。另外，加大“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投入力度和宣傳力度。目前，沈陽已首期投入5億元“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扶植創新型企業發展，并保證今后陸續追加投入，促進基金良性滾動發展趨勢。但是這是遠遠不夠的。加大“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投入力度和宣傳力度，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科學決策、防范風險的原則，引導大量的社會資金參股運作，促進民營企業吸收社會就業、推動企業的自主創新、增加財政稅收。

（二）建立社會化、市場化、多元化的民營企業服務體系

遼寧省中小企業廳是政府官辦的民營企業服務中心，全面負責全省民營企業創辦、經營、指導和服務。但就目前官辦的服務體系來看，直接的行政化手段多，間接的市場化服務少；權益保障充足，專業化技術管理類服務不足；難以解決民營企業經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所以打破官辦民營企業服務中心獨大的格局，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的民營企業服務組織機構，構建具有引領性、實用性、包容性的服務體系，是促進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有效手段。所謂引領性，是指服務體系能夠根據國家的政策導向、居民的消費需求，結合我省的區域規劃和產業重心做宏觀分析，引領民營企業發展具有前瞻性的投資產業或項目，確保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穩定增長。比如：現階段與兩化融合相關的產業項目、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經濟新常態下的“互聯網+”產業項目等備受市場關注。所謂實用性，是指服務體系要能夠滿足民營企業關于政策、資金、管理等方面的服務需要，幫助企業解決生存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比如：對于有資格享受國家政策優惠或資金優惠的企業，服務中介在政策下發的第一時間傳達給企業，并輔助企業在填寫申報表中做必要的技術性處理，避免其因填表不當而錯失應該享受的政策優惠。所謂包容性，是指服務體系要能夠包容不同規模、不同特性、不同層次的企業，滿足異質性企業的服務需求。具體來說，一是引入民營資本和資源，官民合辦民營企業專業服務機構，通過改革管理體制、市場化公平競爭，促進服務體系健康發展。二是鼓勵大企業集團、大專院校等社會團體為民營企業提供盈利或者非盈利的專業化技術管理咨詢服務，引導豐富的社會資源向民營企業流動，促進服務體系形成網絡化格局。三是政府可以通過公開、公正、公平的機制購買民營企業所需的專業化技術管理咨詢服務，鼓勵和推動企業運營外包服務。在發達國家，民營企業可以自由選擇合適的技術管理咨詢服務。專業的服務機構通過公平機制獲得訂單，政府根據既定的政策部分或全部承擔訂單費用。即“你需要，他服務，我買單”。這種方式既確保服務需求、供給、政策扶植過程的全部信息公開，又能讓政府、企業、民間團體等通過評審記住并選擇那些品質更優質的服務。

（三）搭建新型的融資體系，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

（1）直接融資方式。加快遼寧股權交易市場的創新發展，鼓勵有條件的科技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目前，遼寧省只有遼寧股權交易中心和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兩個資本交易市場，遼寧股權交易市場作為我國由一板（滬深主板含中小板）、二板（深市創業板）、三板（北京中關村新三板）、四板（區域性股權交易）構成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剛剛起步，但是具有巨大的金融創新和發展空間。建議政府成立股權交易市場建設的專家小組，破解股權交易市場建設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問題；建立相關部門的相互促進機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意見和評價；加強民營企業征信系統與股權交易市場的協同發展，促進遼股權交易市場為企業增信融資提供更好的服務；支持以資本為紐帶開展區域股權交易市場建設，推動跨區域開展股權交易市場。特別是政府應該對民營企業的上市融資給予更多的關注，不僅省、市、縣（區）三級政府要給予上市企業股權交易市場融資補貼資金，而且政策上也必須給予優惠，制定具體可操作的企業掛牌前改制費用、改制中企業和個人稅收額度增減變化相關政策；改制掛牌企業財政、稅收、技改優惠政策；掛牌企業及相關保薦機構、中介組織獎勵政策等，促進更多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做強做大。再有，借助互聯網為融資租賃進行資金融通。盡快出臺融資租賃及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推進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挖掘中小微企業的網絡交易記錄、信用記錄、客戶評價記錄等數據并對其進行風險評估，完善中小微企業網絡信用評估體系，以解決融資信息不對稱問題。網絡融資租賃業務的拓展，不但提高了生產設備的引進速度，還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很多投資風險小、現金流穩定、投資回報好的項目適合通過租賃公司來籌措資金，政府在這方面也應該給予一定的支持優惠。

（2）間接融資方式。第一，引入“競爭機制”，鼓勵外資銀行與國有銀行在同等條件下公平競爭，為中小微企業創造一個容易貸款的空間。相較于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在貸款對象的選擇上更看重企業本身的發展潛力和市場前景，而不局限在硬性的嚴苛條件上。所以，外資銀行更愿意把中小微企業看作是潛在的客戶群，而政府需要做的是給予外資銀行和國有銀行同等的條件，促進國有銀行順應形勢改革，引入新的營銷理念，開辟新的業務范圍，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鋪路，同時帶動金融市場的繁榮。第二，明確民間金融機構的合法地位，并將其納入到金融業的監管體系中，支持民間金融與中小微企業的“關系型借貸”。銀行業存在一種基于規模的專業化分工，即大型國有銀行主要向大企業提供貸款，民營銀行、社區銀行、小微銀行、小貸公司等主要給小微企業提供貸款。一方面因為小型民營銀行等民間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小，出于自身資金風險性考慮，難以授信于資金需求較大的企業。另一方面，民間金融機構組織結構簡單、鏈條較短，使之在信貸決策中對“軟”信息處理具有比較優勢。而且具有地域性和社會性的民間金融機構與小企業往往存在長期互動的關系，這種關系更能有效的拓寬“軟”信息的收集渠道，讓“關系型借貸”成為可能。所以，政府要規范引導民間融資，放寬中小微企業進入融資市場的渠道，運用國家財政資金設立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專項基金，以參股、投資合作等方式充實民間金融機構資金實力，特別是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民間金融機構，給予所得稅減免、降低法定準備金比例等優惠，使民間資本走出灰色地帶，進入金融領域，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鋪路。第三，建立由政府直接出資和政府引導出資兩級信用擔保體系。第一級擔保體系是由政府直接出資成立中小微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政府為中小微企業出資，做社會、經濟風險擔保，切實解決了中小微企業融資的信用擔保問題；第二級擔保體系是由政府設立政府引導資金，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建立“種小微企業信用保險基金”，培植社會性的第三方信用擔保法人經濟主體。

（四）加快推進遼寧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一是要轉變政府的職能。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政府要淡出微觀領域的干預，切實落實簡政放權，通過市場的調節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堅持社會化的取向。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民間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政府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通過委托、授權或招標的形式，將一些服務性職能交予社會組織去承擔管理，政府要淡出行政制度的審批，尤其是投資審批權要精簡。二是規范審批流程，建立權力清單制度，實現審批權力的公正化、透明化。政府要完善政務公開制度，除了行政審批中的項目，其他的都要對社會公開，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結果公開。明確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做到法定職責必須做、法無授權不可做。另外，要深入基層調研，根據各地方的實際情況，按照“能減就減、能并就并”的原則進行流程“再造”，合理的整合優化審批環節，建立完善的審批機制，減少行政審批過程中的重復行為。而且必須對項目的審批內容、申報條件、適用對象、申報材料、收費標準、辦理時限、政策依據、辦事流程予以公示、告知，完善網上審批制度，對辦理熱門的環節盡可能采取集中辦公，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務”。三是精簡行政收費項目，合理收費標準，減輕企業的負擔。在政策權限范圍內，對全省的行政審批收費用統一進行梳理，不合理的、重復性的收費必須清理，必須性的收費重新制定減免標準，按適當的比例減免企業的繳費額度，杜絕各市行政審批收費口徑不一，做到省內一個標準。四是建立有效的監督制度和管理體系。立法監督，依法明確審批權限，對濫用或者越權使用審批手段的行政主體制定懲罰措施，造成嚴重后果的，要追究法律責任。指定專人負責流程引導、政策解讀和解答疑難問題。落實“問責”制。主管機關要嚴肅監督，明確監督的主體和責任人，不定期地開展巡視、檢查工作。發現問題，要及時問責，同等情況同等問責；上級主管部門監管不力，主要負責人和監督人要連帶負責。加強公眾監督，各級政府要充分尊重媒體和公眾的言論自由，鼓勵新聞媒體曝光違規審批現象；鼓勵公民通過檢舉揭發糾正審批過程的違法、違規行為，努力構建政府負責、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公眾參與的綜合監管體系。五是通過公眾參與，科學推進行政審批的標準化建設。公眾參與不僅是通過公告、征求意見、網上參與等形式使行政審批意見更具有群眾基礎，而且要讓行政審批事項的相關各部門參與進來，統一審批標準、規范審批流程、確保審批服務的質量。另外，聽取行業專家的意見也是十分必要的。行業專家可以從理論與實踐雙視角對行政審批改革提出中肯的想法，對審批的規則制定和流程盲點給予指導性和參考性的意見，提升改革決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