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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1文化規劃的內涵

文化規劃是一個含義寬泛的概念。在我國，它常常與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業發展規劃糾纏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規劃，有特定的涵義，它作為城市規劃的子系統，雖然與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業發展規劃有密切聯系，但兩者并非相互涵蓋的關系。國內研究文化規劃問題的學者一般認為，“文化規劃”（culture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城市規劃界。1971年，美國規劃學者哈維•佩爾洛夫（HarveyS.Perloff）從社區層面將文化規劃描述為“社區了解并運用其文化資源進行發展的途徑”[1]1979年他在《用藝術提升城市生活》(UsingtheArtstoImproveLifeintheCity）一文中又將其作為一種方法推薦給社區建設，以達到社會文化認同和社區文化資源運用的雙重目標。

從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隨著與大批量生產與工業都市擴張相聯系的福特主義（Fordism)，向以滿足個性化需求為目的、與彈性生產方式相對應的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轉型，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與消費社會的興起，西方社會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澳大利亞學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Stevenson)認為，這種社會轉變，其結果是導致了城市中物與符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符號的吸引力日益成為消費焦點，而城市文化的本質與潛力更多體現在其多樣性與創造力方面。同時，伴隨生活方式的體驗與旅游觀光業逐漸成為服務經濟新的軸心，城市的特色與城市的文化體驗日益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一直在嘗試創造獨特的城市元素，增強城市特色，而這些嘗試是構成一個城市在世界眾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礎。[3]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創意城市（creativecity）與文化經濟在歐美興起，許多城市開始將文化規劃作為一種包括城市、街區、社區和中心商業區復興在內的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策略，重視城市和社區軟環境的建設，重視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價值，將文化作為城市復興的催化劑和引擎。文化規劃的基本途徑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發展文化旗艦項目，興建音樂廳、美術館、博物館等地標性建筑；規劃專門的“文化區”；發展文化旅游活動；舉辦慶典活動或大型文化活動；將都市空間改造成為具有可參觀性的文化展示空間等等。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畢爾巴鄂市便是運用文化規劃重塑城市形象較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強調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一些歐美國家的城市為代表，特別注重社區層面的文化規劃，探索將文化元素有效導入城市社區的發展機制，即運用文化資源來解決社區層面的文化發展問題，鼓勵從社區參與的角度保護地方特色，促進社區空間布局優化與文化品質提升。

與此同時，相關專業人士針對城市美學品質，以及城市文化資源和文化需求的規劃方法與理論的探索也開始涌現，例如，倫敦城市大學城市研究院院長格雷姆•埃文（CraemeEvan）所著的《文化規劃：一種城市復興？》（CulturalPlanning:AnUrban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總體上看，雖然世界范圍內文化規劃的概念并沒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規劃已逐漸成為現代城市規劃、城市設計領域一個受到關注的專業分支。如果不限定使用過濫、幾乎無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圍，便試圖從“文化”與“規劃”兩個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規劃的文化導向、文化途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規劃的含義，將會因為“文化”內涵的復雜性與模糊性而導致文化規劃概念的混亂。黃鶴在總結了國外一些機構和學者對文化規劃的定義之后，提出文化規劃中的“文化”，針對的目標是城市的文化資源，即指那些能夠用以促進城市發展的可共享的物質和非物質資源。[4]在此基礎上，黃鶴認為：“文化規劃一方面是作為針對文化資源和文化需求的規劃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區發展中對文化資源整體性及策略性的運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區的競爭力，以及城市和地區的適宜性，它是城市規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規劃作為一種規劃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規劃設計的藝術，代表了以文化的觀念來解決城市問題的發展理念。”[5]黃鶴從城市文化資源運用的角度詮釋文化規劃，有助于為文化規劃提供一種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義。

本文將從較為狹義的角度界定文化規劃，即將文化規劃視為城市規劃中對城市文化資源的整體性運用，或者說基于城市規劃的文化途徑，綜合性、整體性地發揮文化資源的價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資源有機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和城市形態之中。對于歷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夠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資源，主要是歷史文化資源，具體表現為物質形態的建筑遺產、歷史文化街區以及非物質形態的傳統民俗、表演、民間技藝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點探討的是如何在文化規劃中整體性地利用城市歷史文化資源中的建筑遺產資源，有效地將建筑遺產保護與維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風貌、營造城市文化空間有機聯系起來，激活歷史文化名城豐富的建筑遺產資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間和城市形態。需要強調的是，我國很多歷史文化名城出臺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是針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問題的專項規劃設計，作為一種相對單一的文化規劃，它屬于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的一個層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因為，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是城市規劃中一種整體性運用文化資源的方法和途徑，旨在建構有明確文化導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體系，并協調處理城市文化發展的所有要素。

2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

在我國，長期以來城市規劃過程偏重物質空間規劃而缺乏對文化層面問題的關注。進入21世紀，城市規劃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的觀點，在我國規劃界和政府層面得到廣泛認同。作為公共政策的城市規劃，顯然也包含著作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規劃。換句話說，當城市規劃從偏重于物質空間規劃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設計轉變時，就意味著將文化規劃也納入到城市規劃的體系之中，文化規劃實際上是公共政策與文化資源之間的聯接。總體上看，我國的城市規劃編制體系之中，雖然早就將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之中，但主要任務是劃定保護和控制范圍，鮮有將城市主題文化、城市總體文化風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達明確納入城市規劃體系之中，并將文化規劃視為各個層次規劃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與其他領域的規劃密切合作以更為有效地發揮文化資源的作用，同時制定將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經濟發展關聯的整體規劃政策。正如單霽翔所說，在我國“從城市規劃的任務到城市規劃管理的方法，從城市規劃的編制到城市規劃的實施，內容可謂詳盡，但是卻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內容，無論是城市文化規劃還是城市文化建設均少有涉及。”因此，針對中國城市，尤其是對“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并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者具有革命紀念意義的城市”——歷史文化名城而言，應借鑒歐美一些城市文化規劃的成功經驗，通過涵蓋區域、城市、社區等不同層面的文化規劃途徑，使城市的傳統特色文化有機融入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的所有物質空間對象，并能夠得以強化和表達出來。具體針對建筑遺產保護而言，核心原則就是堅持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主要用于調整建筑遺產與城市風貌、城市更新的關系。作為具有一定價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建筑遺產是一個城市歷史文化最直觀和具象的表現，是展現城市風貌獨特性的核心元素。現代城市在走向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遺產與城市風貌的關系日益呈現兩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建筑遺產日益呈現出“孤島化”或“盆景化”現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傳統街區被拆除，僅靠少數文物建筑或標志性老建筑作為孤立的“島”或“盆景”支撐，它們雖使城市體現出歷史的痕跡，但所謂歷史文化名城的傳統建筑元素卻萎縮為形象單薄的幾個“點”，城市的傳統格局幾乎不存在，傳統風貌整體性喪失。第二種形態是通過城市規劃途徑較好地處理老城與新城、保護與更新的關系，營造建筑群的圖底關系，保留老城、歷史地段、傳統街區原有的空間場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脈的基礎上有機更新，歷史文化名城整體風貌得以有效保護和延續（圖1）。

無論是從文化規劃的視角，還是從城市建筑遺產保護理論的基本原則來看，上述第二種形態是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應該努力的方向。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的第一層含義便是通過城市規劃途徑實現城市建筑遺產資源的整體性保護。早在20世紀初葉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師，又是一位城市規劃師的古斯塔夫•喬萬諾尼（GustavoGiovannoni），在其所創立的城市遺產保護和修復學說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就是“古代城市‘片斷’應被整合到一個地方的區域的和國土的規劃中，這一規劃象征了古代肌理與現在的生活關系。”[8]可見，喬萬諾尼主張，應通過城市規劃整合建筑遺產與當代城市形態的關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現代城市生活。實際上，從相關國際組織和機構通過的一系列保護文化遺產的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建筑保護理論對建筑遺產本身內涵的擴展性認識，即建筑遺產的范圍既包括歷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歷史建筑賴以存在的歷史街區、歷史文化風貌區等能夠集中體現特定文化或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環境，已足以說明對建筑遺產資源整體性保護的重視。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和技師協會通過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第六條指出：“古跡的保護意味著對一定范圍環境的保護。”1975年歐洲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建筑遺產的歐洲》中指出：“多年來，只有一些主要的紀念性建筑得以保護和修繕，而紀念物的周邊環境則被忽視了”，因此，“歐洲建筑遺產不僅包含最重要的紀念性建筑，還包括那些位于古鎮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9]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比建議），提出了一個影響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護歷史地區并使其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是城市規劃和土地開發的基本因素”，同時，該建議還強調：“除非極個別情況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應批準破壞古跡周圍環境而使其處于孤立狀態，也不應將其遷移它處。”

上述總體上強調的是通過保護建筑遺產的周圍環境，或者說通過對建筑遺產環境的控制來實現對遺產的整體保護，這是實現建筑遺產資源整體性保護的底線要求。從城市發展和文化規劃的視角看，對于有著豐富建筑遺產資源的歷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遺產資源的整體性保護原則還要求充分發揮建筑遺產的綜合價值與整體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間中傳統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線”被切斷，通過“整體保護”與“重點保護”相結合的規劃策略，將建筑遺產有機整合到城市的空間形態和結構形態之中。以北京為例，近些年來已初步構建了片狀保護與線狀、帶狀保護與開發相結合的整體保護模式。若不算舊城外的1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在北京舊城區域內共有33片歷史文化保護區，面積共1967公頃，占舊城面積的31%，此外還有風貌協調區183公頃，占舊城面積的3%，正是它們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肌理、建筑景觀資源與濃郁的歷史文化氛圍，構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狀保護，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時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建設規劃》提出“一軸”、“一線”和“一帶”的保護概念，堅持舊城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文化北京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這其中，“一軸”（傳統的中軸線）和“一線”（從朝陽門到阜成門的朝阜路沿線）和“一帶”（長安街-前三門大街帶狀區域）是舊城的核心景觀帶（圖2），必須進行更為完整和系統的保護。歷史文化區空間要素的整體保護與線狀、帶狀開發，有利于突顯北京傳統城市格局和歷史文化建筑的獨特魅力，使之成為北京文化記憶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不僅強調文化規劃必須從空間維度上將建筑遺產單體和周邊環境、空間格局的整體保護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還應處理好建筑遺產保護與城市更新之間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動態保護城市發展各個時期形成的建筑遺產，處理好新老建筑之間的關系。物的衰敗與消亡，一如其更新與發展。在歷史文化名城發展過程中，即便在舊城風貌區，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許新的開發，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舊城風貌的基本載體，但不同時期、不同時代的新舊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種和諧的層疊關系，恰是一些歷史文化名城的魅力與活力之源。簡•雅各布斯（JaneJacobs）認為，好的城市形態是充滿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樣性。維系城市多樣性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處理好老建筑與新建筑的關系，使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筑能夠并存。雅各布斯特別強調，她所謂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館之類的標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復雜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歷史文化風貌區，可以在符合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要求的基礎上，循序漸進更新或建造一些體現時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這些新建筑能夠尊重周圍的環境氛圍和空間尺度，不以自我為中心，破壞空間環境的整體審美品質和文化特征，如《內羅比建議》所說：“應特別注意對新建筑制訂規章并加以控制，以確保該建筑能與歷史建筑群的空間結構和環境協調一致。”

目前在我國，不少歷史文化名城所制訂的保護條例和保護規劃中，對保護規劃范圍內的新建筑風格和體量有一些強制性要求，如現行《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第20條規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積率等控制指標，違反建筑體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壞歷史文化街區內保護規劃確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這些規定僅適用于保護規劃范圍內的新建筑，從城市整體風貌保護的視角看是不夠的，應在城市總體規劃層面對新建筑的整體風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訂具體的新建筑設計導則，從城市規劃層面對歷史風貌區及建控地帶的城市開發形成有力的控制。

3強化傳統建筑文化認同基礎上的適宜性開發原則

雖然在建筑遺產保護問題上“開發”這個詞如同“文化產業”一詞一樣，由于與市場化、商業化緊密相關，而常常遭致批評。但實際上，在現代城市的建筑遺產保護工作中，不可能僅僅只對建筑遺產實施保存、修繕和環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遺產的內涵在不斷擴展一樣，對于何謂“保護”，也有新的拓展性認識。1979年，澳大利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巴拉會議上通過的《保護具有文化意義地方的》（《巴拉》），不僅突出強調遺產的文化價值，還提出“保護”的概念包含保護性利用（conservativeuse）、展示或闡釋（interpretation）等更為廣義的內涵。西班牙學者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SalvadorMunozVinas）認為，今天的保護是一項綜合性的活動，狹義的保護是相對于修復而言的保持性活動，而廣義的保護還包括再生、復興、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關活動在內的行為的總稱。同時，現代建筑遺產保護運動的發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拓展，便是對建筑遺產的價值認識從內在價值走向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相結合的綜合價值觀，即將建筑遺產不僅僅視為一種珍貴的文物，同時還視為一種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culturalcapital）。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通過對建筑遺產的適宜性再開發（包括重建、改造、擴建、再利用等活動），更好地保護其綜合價值，尤其是挖掘和發揮其蘊含的獨特公共文化價值功能，也是一種保護。那么，何謂建筑遺產的適宜性開發原則？文化規劃視角下的適宜性開發原則秉承文化價值的保存與提升不僅是建筑遺產保護的首要目的，也是保護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強調任何對建筑遺產的開發性保護，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損害遺產的文化價值的話，則是適宜的。其中，建筑遺產的文化價值具有豐富的涵義，它至少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文化教育價值。法國文化部建筑和遺產司總監阿蘭•馬里諾斯（AlainMarrinos）認為，“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21世紀，保護歷史遺產不再是孤立地保護古建筑，更多的是保護一種文化認同，是一個與人息息相關的議題。人們需要文化根基來平衡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沖擊繼續前行，這就是如今我們保護歷史遺產最重要的意義。”[14]馬里諾斯的觀點實際強調，不能僅僅為了保護而保護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遺產保護的實質是保護一種文化認同，考慮如何讓這種建筑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存續下去。馬里諾斯的觀點也折射出當今遺產保護理論中的一種價值轉向，即真實并不是保護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應從保護“真實”走向保護“意義”。建筑遺產與其他文化遺產相比，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公共性文化意義，因此如何通過保護性再開發途徑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眾對建筑遺產的興趣以及對其價值的認知和鑒賞水平，使之成為一個城市地方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說是對建筑遺產最好的保護。1975年歐洲建筑遺產大會通過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遺產只有得到公眾賞識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賞識才能得以存續。”

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只要有利于增強公眾對建筑遺產的了解、賞識和文化認同感的開發性保護，同樣也是適宜的，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作為文化發展和教育策略的遺產保護途徑。英國社會學者貝拉•迪克斯（BellaDicks)曾經從“可參觀性”（visitability)的生產這一視角，探討了當代城市公共空間被展示出的文化價值。她認為，“1980年代以來，可參觀性已經成為規劃公共空間的一項關鍵原則”，而可參觀性取決于對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將場所變成展覽，使場所具有“可讀性”（legibility)，讓文化被銘刻在物質層面上，使某些文化價值被視為某一場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這是促進城市文化消費的重要路徑。“可讀性”、“可參觀性”同樣也可作為建筑遺產資源規劃與開發的一項原則。基于文化規劃的城市有機更新與建筑遺產保護，可以通過對一些建筑遺產和傳統都市空間進行改造、再開發，并介入一些闡釋性的公共藝術，使之成為具有可體驗性、可參觀性的文化設施或文化展示空間，讓建筑遺產更好地傳遞意義，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僅能“觀看”建筑遺產，而且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閱讀”建筑遺產、體驗建筑遺產，以此激活建筑遺產的公共文化價值，培育公眾的傳統文化認同感，發揮建筑遺產有助于展示與體驗城市獨特性的重要功能。例如，在當代，側重于與社會文化與藝術需求相結合的普通歷史街區、產業建筑遺產再開發模式，業已成為保護并活化建筑遺產的重要途徑，中外許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開發較為成功的歷史文化街區，往往在保護真實的歷史信息基礎上，以地域文化脈絡為主線，根據建筑遺產的不同特點，將其修復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間，探索傳統建筑遺產與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徑，有效發揮其公共文化功能。還有一些產業遺產豐富的歷史文化名城則結合自身情況對產業遺產進行改造再利用，將其改造或擴建成主題博物館或展覽館、社區文化中心、藝術區、景觀公園、工業遺產展示游覽區等各個層次的文化空間（圖3）。基于城市文化規劃的歷史街區和產業建筑遺產再開發利用模式，不僅可以通過其營造的文化空間展示和傳承城市文化，而且還可以給予衰敗的街區和廢棄的建筑以新的生命。需要說明的是，通過建筑遺產的再開發途徑提升其“可參觀性”，多數情形下只適用于具有一般保護價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遺產中具有突出的文化價值的重要紀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宮、天壇，其建筑遺產本身便具有獨一無二的“可讀性”與“可參觀性”，這類建筑不適合開發性保護。對這類建筑遺產的保護，除了堅持原真性和歷史完整性原則之外，面對人潮洶涌的參觀者，還有必要采取法國學者弗朗索瓦絲•蕭伊（FrancoiseChoay）所提出的調節游客人流、設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護原則。由此可見，適宜性開發原則并非適合所有建筑遺產的保護，它主要針對的是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中具有一般保護價值的普通建筑遺產。

第2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市規劃；文化規劃；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整體保護原則；適宜性開發原則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11-10（6）

總體上看，當前國內學術界對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關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類型建筑遺產的保護，卻未能有效地將建筑遺產保護與維護城市整體風貌和營造城市文化空間有機聯系起來，缺乏從文化規劃的整體視角探索建筑遺產保護與再利用問題。本文以歷史文化名城為主要考察對象，嘗試提出基于文化規劃的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

1 文化規劃的內涵

文化規劃是一個含義寬泛的概念。在我國，它常常與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業發展規劃糾纏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規劃，有特定的涵義，它作為城市規劃的子系統，雖然與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業發展規劃有密切聯系，但兩者并非相互涵蓋的關系。

國內研究文化規劃問題的學者一般認為，“文化規劃”（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城市規劃界。1971 年，美國規劃學者哈維?佩爾洛夫（Harvey S. Perloff）從社區層面將文化規劃描述為“社區了解并運用其文化資源進行發展的途徑”[1]1979年他在《用藝術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將其作為一種方法推薦給社區建設，以達到社會文化認同和社區文化資源運用的雙重目標。[2]

從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隨著與大批量生產與工業都市擴張相聯系的福特主義（Fordism），向以滿足個性化需求為目的、與彈性生產方式相對應的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轉型，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與消費社會的興起，西方社會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澳大利亞學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認為，這種社會轉變，其結果是導致了城市中物與符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符號的吸引力日益成為消費焦點，而城市文化的本質與潛力更多體現在其多樣性與創造力方面。同時，伴隨生活方式的體驗與旅游觀光業逐漸成為服務經濟新的軸心，城市的特色與城市的文化體驗日益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一直在嘗試創造獨特的城市元素，增強城市特色，而這些嘗試是構成一個城市在世界眾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礎。[3]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與文化經濟在歐美興起，許多城市開始將文化規劃作為一種包括城市、街區、社區和中心商業區復興在內的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策略，重視城市和社區軟環境的建設，重視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價值，將文化作為城市復興的催化劑和引擎。文化規劃的基本途徑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發展文化旗艦項目，興建音樂廳、美術館、博物館等地標性建筑；規劃專門的“文化區”；發展文化旅游活動；舉辦慶典活動或大型文化活動；將都市空間改造成為具有可參觀性的文化展示空間等等。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畢爾巴鄂市便是運用文化規劃重塑城市形象較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強調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一些歐美國家的城市為代表，特別注重社區層面的文化規劃，探索將文化元素有效導入城市社區的發展機制，即運用文化資源來解決社區層面的文化發展問題，鼓勵從社區參與的角度保護地方特色，促進社區空間布局優化與文化品質提升。

與此同時，相關專業人士針對城市美學品質，以及城市文化資源和文化需求的規劃方法與理論的探索也開始涌現，例如，倫敦城市大學城市研究院院長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規劃：一種城市復興？》（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總體上看，雖然世界范圍內文化規劃的概念并沒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規劃已逐漸成為現代城市規劃、城市設計領域一個受到關注的專業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過濫、幾乎無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圍，便試圖從“文化”與“規劃”兩個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規劃的文化導向、文化途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規劃的含義，將會因為“文化”內涵的復雜性與模糊性而導致文化規劃概念的混亂。黃鶴在總結了國外一些機構和學者對文化規劃的定義之后，提出文化規劃中的“文化”，針對的目標是城市的文化資源，即指那些能夠用以促進城市發展的可共享的物質和非物質資源。[4]在此基礎上，黃鶴認為：“文化規劃一方面是作為針對文化資源和文化需求的規劃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區發展中對文化資源整體性及策略性的運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區的競爭力，以及城市和地區的適宜性，它是城市規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規劃作為一種規劃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規劃設計的藝術，代表了以文化的觀念來解決城市問題的發展理念。”[5]黃鶴從城市文化資源運用的角度詮釋文化規劃，有助于為文化規劃提供一種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義。

本文將從較為狹義的角度界定文化規劃，即將文化規劃視為城市規劃中對城市文化資源的整體性運用，或者說基于城市規劃的文化途徑，綜合性、整體性地發揮文化資源的價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資源有機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和城市形態之中。

對于歷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夠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資源，主要是歷史文化資源，具體表現為物質形態的建筑遺產、歷史文化街區以及非物質形態的傳統民俗、表演、民間技藝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點探討的是如何在文化規劃中整體性地利用城市歷史文化資源中的建筑遺產資源，有效地將建筑遺產保護與維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風貌、營造城市文化空間有機聯系起來，激活歷史文化名城豐富的建筑遺產資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間和城市形態。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很多歷史文化名城出臺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是針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問題的專項規劃設計，作為一種相對單一的文化規劃，它屬于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的一個層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因為，歷史文化名城文化規劃是城市規劃中一種整體性運用文化資源的方法和途徑，旨在建構有明確文化導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體系，并協調處理城市文化發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

在我國，長期以來城市規劃過程偏重物質空間規劃而缺乏對文化層面問題的關注。進入21世紀，城市規劃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的觀點，在我國規劃界和政府層面得到廣泛認同。作為公共政策的城市規劃，顯然也包含著作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規劃。換句話說，當城市規劃從偏重于物質空間規劃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設計轉變時，就意味著將文化規劃也納入到城市規劃的體系之中，文化規劃實際上是公共政策與文化資源之間的聯接。

總體上看，我國的城市規劃編制體系之中，雖然早就將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之中，但主要任務是劃定保護和控制范圍，鮮有將城市主題文化、城市總體文化風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達明確納入城市規劃體系之中，并將文化規劃視為各個層次規劃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與其他領域的規劃密切合作以更為有效地發揮文化資源的作用，同時制定將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經濟發展關聯的整體規劃政策。正如單霽翔所說，在我國“從城市規劃的任務到城市規劃管理的方法，從城市規劃的編制到城市規劃的實施，內容可謂詳盡，但是卻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內容，無論是城市文化規劃還是城市文化建設均少有涉及。”[6]

因此，針對中國城市，尤其是對“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并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者具有革命紀念意義的城市”[7]――歷史文化名城而言，應借鑒歐美一些城市文化規劃的成功經驗，通過涵蓋區域、城市、社區等不同層面的文化規劃途徑，使城市的傳統特色文化有機融入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的所有物質空間對象，并能夠得以強化和表達出來。具體針對建筑遺產保護而言，核心原則就是堅持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

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主要用于調整建筑遺產與城市風貌、城市更新的關系。作為具有一定價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建筑遺產是一個城市歷史文化最直觀和具象的表現，是展現城市風貌獨特性的核心元素。現代城市在走向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遺產與城市風貌的關系日益呈現兩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建筑遺產日益呈現出“孤島化”或“盆景化”現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傳統街區被拆除，僅靠少數文物建筑或標志性老建筑作為孤立的“島”或“盆景”支撐，它們雖使城市體現出歷史的痕跡，但所謂歷史文化名城的傳統建筑元素卻萎縮為形象單薄的幾個“點”，城市的傳統格局幾乎不存在，傳統風貌整體性喪失。第二種形態是通過城市規劃途徑較好地處理老城與新城、保護與更新的關系，營造建筑群的圖底關系，保留老城、歷史地段、傳統街區原有的空間場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脈的基礎上有機更新，歷史文化名城整體風貌得以有效保護和延續（圖1）。

無論是從文化規劃的視角，還是從城市建筑遺產保護理論的基本原則來看，上述第二種形態是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應該努力的方向。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的第一層含義便是通過城市規劃途徑實現城市建筑遺產資源的整體性保護。早在20世紀初葉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師，又是一位城市規劃師的古斯塔夫?喬萬諾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創立的城市遺產保護和修復學說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就是“古代城市‘片斷’應被整合到一個地方的區域的和國土的規劃中，這一規劃象征了古代肌理與現在的生活關系。”[8]可見，喬萬諾尼主張，應通過城市規劃整合建筑遺產與當代城市形態的關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現代城市生活。

實際上，從相關國際組織和機構通過的一系列保護文化遺產的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建筑保護理論對建筑遺產本身內涵的擴展性認識，即建筑遺產的范圍既包括歷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歷史建筑賴以存在的歷史街區、歷史文化風貌區等能夠集中體現特定文化或歷史事件的城市或鄉村環境，已足以說明對建筑遺產資源整體性保護的重視。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和技師協會通過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第六條指出：“古跡的保護意味著對一定范圍環境的保護。”1975年歐洲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建筑遺產的歐洲》中指出：“多年來，只有一些主要的紀念性建筑得以保護和修繕，而紀念物的周邊環境則被忽視了”，因此，“歐洲建筑遺產不僅包含最重要的紀念性建筑，還包括那些位于古鎮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9]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比建議），提出了一個影響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護歷史地區并使其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是城市規劃和土地開發的基本因素”，同時，該建議還強調：“除非極個別情況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應批準破壞古跡周圍環境而使其處于孤立狀態，也不應將其遷移它處。”[10]

上述總體上強調的是通過保護建筑遺產的周圍環境，或者說通過對建筑遺產環境的控制來實現對遺產的整體保護，這是實現建筑遺產資源整體性保護的底線要求。從城市發展和文化規劃的視角看，對于有著豐富建筑遺產資源的歷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遺產資源的整體性保護原則還要求充分發揮建筑遺產的綜合價值與整體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間中傳統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線”被切斷，通過“整體保護”與“重點保護”相結合的規劃策略，將建筑遺產有機整合到城市的空間形態和結構形態之中。

以北京為例，近些年來已初步構建了片狀保護與線狀、帶狀保護與開發相結合的整體保護模式。若不算舊城外的1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在北京舊城區域內共有33片歷史文化保護區，面積共1967公頃，占舊城面積的31%，此外還有風貌協調區183公頃，占舊城面積的3%，正是它們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肌理、建筑景觀資源與濃郁的歷史文化氛圍，構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狀保護，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時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建設規劃》提出“一軸”、“一線”和“一帶”的保護概念，堅持舊城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文化北京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這其中，“一軸”（傳統的中軸線）和“一線”（從朝陽門到阜成門的朝阜路沿線）和“一帶”（長安街-前三門大街帶狀區域）是舊城的核心景觀帶（圖2），必須進行更為完整和系統的保護。歷史文化區空間要素的整體保護與線狀、帶狀開發，有利于突顯北京傳統城市格局和歷史文化建筑的獨特魅力，使之成為北京文化記憶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不僅強調文化規劃必須從空間維度上將建筑遺產單體和周邊環境、空間格局的整體保護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還應處理好建筑遺產保護與城市更新之間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動態保護城市發展各個時期形成的建筑遺產，處理好新老建筑之間的關系。

物的衰敗與消亡，一如其更新與發展。在歷史文化名城發展過程中，即便在舊城風貌區，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許新的開發，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舊城風貌的基本載體，但不同時期、不同時代的新舊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種和諧的層疊關系，恰是一些歷史文化名城的魅力與活力之源。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認為，好的城市形態是充滿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樣性。維系城市多樣性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處理好老建筑與新建筑的關系，使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筑能夠并存。雅各布斯特別強調，她所謂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館之類的標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復雜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歷史文化風貌區，可以在符合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要求的基礎上，循序漸進更新或建造一些體現時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這些新建筑能夠尊重周圍的環境氛圍和空間尺度，不以自我為中心，破壞空間環境的整體審美品質和文化特征，如《內羅比建議》所說：“應特別注意對新建筑制訂規章并加以控制，以確保該建筑能與歷史建筑群的空間結構和環境協調一致。”[12]目前在我國，不少歷史文化名城所制訂的保護條例和保護規劃中，對保護規劃范圍內的新建筑風格和體量有一些強制性要求，如現行《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第20條規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積率等控制指標，違反建筑體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壞歷史文化街區內保護規劃確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這些規定僅適用于保護規劃范圍內的新建筑，從城市整體風貌保護的視角看是不夠的，應在城市總體規劃層面對新建筑的整體風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訂具體的新建筑設計導則，從城市規劃層面對歷史風貌區及建控地帶的城市開發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強化傳統建筑文化認同基礎上的適宜性開發原則

雖然在建筑遺產保護問題上“開發”這個詞如同“文化產業”一詞一樣，由于與市場化、商業化緊密相關，而常常遭致批評。但實際上，在現代城市的建筑遺產保護工作中，不可能僅僅只對建筑遺產實施保存、修繕和環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遺產的內涵在不斷擴展一樣，對于何謂“保護”，也有新的拓展性認識。1979年，澳大利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巴拉會議上通過的《保護具有文化意義地方的》（《巴拉》），不僅突出強調遺產的文化價值，還提出“保護”的概念包含保護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闡釋（interpretation）等更為廣義的內涵。西班牙學者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Salvador Munoz Vinas）認為，今天的保護是一項綜合性的活動，狹義的保護是相對于修復而言的保持性活動，而廣義的保護還包括再生、復興、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關活動在內的行為的總稱。[13]同時，現代建筑遺產保護運動的發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拓展，便是對建筑遺產的價值認識從內在價值走向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相結合的綜合價值觀，即將建筑遺產不僅僅視為一種珍貴的文物，同時還視為一種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通過對建筑遺產的適宜性再開發（包括重建、改造、擴建、再利用等活動），更好地保護其綜合價值，尤其是挖掘和發揮其蘊含的獨特公共文化價值功能，也是一種保護。那么，何謂建筑遺產的適宜性開發原則？

文化規劃視角下的適宜性開發原則秉承文化價值的保存與提升不僅是建筑遺產保護的首要目的，也是保護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強調任何對建筑遺產的開發性保護，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損害遺產的文化價值的話，則是適宜的。其中，建筑遺產的文化價值具有豐富的涵義，它至少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文化教育價值。

法國文化部建筑和遺產司總監阿蘭?馬里諾斯（Alain Marrinos）認為，“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21世紀，保護歷史遺產不再是孤立地保護古建筑，更多的是保護一種文化認同，是一個與人息息相關的議題。人們需要文化根基來平衡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沖擊繼續前行，這就是如今我們保護歷史遺產最重要的意義。”[14]馬里諾斯的觀點實際強調，不能僅僅為了保護而保護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遺產保護的實質是保護一種文化認同，考慮如何讓這種建筑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存續下去。馬里諾斯的觀點也折射出當今遺產保護理論中的一種價值轉向，即真實并不是保護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應從保護“真實”走向保護“意義”。[15]建筑遺產與其他文化遺產相比，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公共性文化意義，因此如何通過保護性再開發途徑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眾對建筑遺產的興趣以及對其價值的認知和鑒賞水平，使之成為一個城市地方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說是對建筑遺產最好的保護。1975年歐洲建筑遺產大會通過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遺產只有得到公眾賞識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賞識才能得以存續。”[16]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只要有利于增強公眾對建筑遺產的了解、賞識和文化認同感的開發性保護，同樣也是適宜的，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作為文化發展和教育策略的遺產保護途徑。

英國社會學者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經從“可參觀性”（visitability）的生產這一視角，探討了當代城市公共空間被展示出的文化價值。她認為，“1980年代以來，可參觀性已經成為規劃公共空間的一項關鍵原則”[17]，而可參觀性取決于對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將場所變成展覽，使場所具有“可讀性”（legibility），讓文化被銘刻在物質層面上，使某些文化價值被視為某一場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這是促進城市文化消費的重要路徑。“可讀性”、“可參觀性”同樣也可作為建筑遺產資源規劃與開發的一項原則。基于文化規劃的城市有機更新與建筑遺產保護，可以通過對一些建筑遺產和傳統都市空間進行改造、再開發，并介入一些闡釋性的公共藝術，使之成為具有可體驗性、可參觀性的文化設施或文化展示空間，讓建筑遺產更好地傳遞意義，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僅能“觀看”建筑遺產，而且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閱讀”建筑遺產、體驗建筑遺產，以此激活建筑遺產的公共文化價值，培育公眾的傳統文化認同感，發揮建筑遺產有助于展示與體驗城市獨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當代，側重于與社會文化與藝術需求相結合的普通歷史街區、產業建筑遺產再開發模式，業已成為保護并活化建筑遺產的重要途徑，中外許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開發較為成功的歷史文化街區，往往在保護真實的歷史信息基礎上，以地域文化脈絡為主線，根據建筑遺產的不同特點，將其修復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間，探索傳統建筑遺產與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徑，有效發揮其公共文化功能。還有一些產業遺產豐富的歷史文化名城則結合自身情況對產業遺產進行改造再利用，將其改造或擴建成主題博物館或展覽館、社區文化中心、藝術區、景觀公園、工業遺產展示游覽區等各個層次的文化空間（圖3）。基于城市文化規劃的歷史街區和產業建筑遺產再開發利用模式，不僅可以通過其營造的文化空間展示和傳承城市文化，而且還可以給予衰敗的街區和廢棄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說明的是，通過建筑遺產的再開發途徑提升其“可參觀性”，多數情形下只適用于具有一般保護價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遺產中具有突出的文化價值的重要紀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宮、天壇，其建筑遺產本身便具有獨一無二的“可讀性”與“可參觀性”，這類建筑不適合開發性保護。對這類建筑遺產的保護，除了堅持原真性和歷史完整性原則之外，面對人潮洶涌的參觀者，還有必要采取法國學者弗朗索瓦絲?蕭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調節游客人流、設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護原則。[18]由此可見，適宜性開發原則并非適合所有建筑遺產的保護，它主要針對的是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中具有一般保護價值的普通建筑遺產。

總之，本文從文化規劃視角，探討并提出了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即有機更新基礎上的整體保護原則與強化傳統建筑文化認同基礎上的適宜性開發原則。前者作為核心原則，既是歷史文化名城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規劃作用于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路徑，旨在推動綜合性、整體性地發揮建筑文化資源的作用；后者作為擴展性原則，旨在促進城市開發機構與建筑遺產保護部門緊密合作，充分利用現有的建筑遺產資源，使其與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娛樂休閑等功能有機結合，成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間，強化城市空間的文化特色與公眾的文化認同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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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松.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國際與國內法規選編[G].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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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當代保護理論[M].張鵬，張怡欣，吳霄婧，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153.

[16] 張松.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國際與國內法規選編[G].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61.

第3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舊城改造；歷史文化遺產；城市化

當前，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及以及土地資源稀缺性問題的突出，舊城改造成為各級政府管理部門關注的焦點。尤其是最近幾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土地的有償使用，房地產業的發展，大量外資的引進，更進一步推動了舊城改造的發展。如此事實的發生盡管可以給出各種理由做出解釋，如“發展經濟、改善人居環境”，“經營城市、以地生財”，但究其實質卻是以犧牲城市的傳統文化換取城市經濟一時繁榮的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城市的現代化固然需要除舊更新，但搞現代化不能一味的“拆”字當先，而是要有選擇的“留”，留住城市原有的容貌和基調，留住城市的“根”與“魂――文化內涵。因此，在舊城改造中如何以科學的規劃做指導，正確處理城市發展和保護的關系，維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和環境特色，實現歷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舊城更新改造過程中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舊城改造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其實質包括硬件結構和軟件結構兩大系統的更替和提升。城市化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鎮）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鎮）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因此，面對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新區開發和舊城改造是適應城市快速發展、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兩大重要措施。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原有的城市無法滿足未來的發展需要，于是城市為了尋求發展，開始擴展城市空間、進行新區開發。然而由于受交通成本遞增現象的制約及城鎮集聚效應的影響，新區開發范圍不能無限制地擴大，且新區開發又受到城市邊緣地區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條件的制約，利用新區開發尋求城市發展空間到一定程度后不再經濟可行。另一方面，我國土地資源稀缺，真正可供利用的土地有限，新區開發過程中勢必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甚至耕地，開發規模越大，占用土地就越多，不利于土地的保護和集約利用。因此，新區開發并非解決城市化問題的最佳途徑，尋求新的城市發展空間成為城市化發展的迫切要求。通過舊城改造，不僅可以通過重新規劃整理挖掘已開發區域內的新的發展空間，滿足城市化的需要，同時也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資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由于舊城開發時間早，建筑基礎設施使用時間長，不少地區環境質量差、房屋年久殘舊、基礎設施很不完善、道路系統不通暢，不僅影響城市的整體形象，也給居民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隨著城市的發展，舊城無論是在功能上還是結構上都不再適于現代城市發展的要求，影響了城市整體功能的發揮。

因此，無論是為了滿足因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不斷擴大的城市空間發展的需要，或是為了保護有限的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的需要，還是為了改善舊城功能結構以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舊城改造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舊城改造中的歷史文化遺產面臨的沖擊

城市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每個時代都在城市中創造與留下自己的痕跡，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古跡是遺贈后人的文明精髓。對城市而言，歷史文化遺產是自己的品牌和個性，是財富，是創造與建設現代特色城市的基礎，任何割斷歷史，輕視本民族、本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想和態度，都是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

舊城區是大量的傳統文化及建筑遺產的聚集地，但同時也是房地產開發的集中地段，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也就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形勢。一些城市為了追求提高寶貴的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歷史文化遺產密集的區域進行開發；有些地方為了滿足現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機動交通的需要，改變歷史城市的格局和風貌，甚至直接拆除或遷移文物古跡；許多地方在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的區域進行建設時，不按程序要求先期進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取得科學資料，導致了永久性的損失。某些城市的總體規劃仍沿用單一中心的規劃布局和傳統的城市擴張模式，致城市中心區功能過分聚集，“單一中心”模式造成的城市“攤大餅”式擴張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使文化遺產及其環境保護狀況日益惡化。城市設計手法趨同，模仿嚴重，片面追求大規模的建筑群、大體量的建筑物，這種單一面貌的文化正大量吞噬以歷史城鎮、歷史街區、古老建筑為標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文化遺產多被淹沒于新建筑群中或成為孤立的陳列品，其歷史文化內涵無法得到突出體現。北京名人故居中已被拆除的比例高達1/3，其中包括部分市、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普查項目，與此相伴隨的現象則是各地對李白、曹雪芹、老子等人故地的激烈“交戰”……以上種種，給我們留下頗多遺憾的同時，更給當地政治、經濟、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三、舊城改造中如何做好文化遺產保護

(一)以城市規劃為主要依據

城市規劃是建設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據，是對城市空間布局和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與具體安排，是對于一定時期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舊城改造作為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必須符合城市規劃的目標，以城市規劃為主要依據、根據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確定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內容。要制定一個系統科學的舊城改造和建設規劃，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對舊城改造進行規劃控制，形成明確的評價體系、目標體系及控制體系，同時要與總體規劃、分區規劃及控制性詳細規劃相銜接，使舊城改造在展示現代文明嶄新風貌的同時，又突出城市特色。

(二)以詳細地籍調查資料為基礎

舊城改造是對城市中具有一定歷史文化沉淀、房屋年久破舊、市政設施缺乏、環境質量差的地區進行的改造。根據對象情況的不同，舊城改造一般采用再開發或改建、整治、保護等方式。規劃專家和政府決策者在作出決策前，須確認是否收集到了足夠的資料，是否完全清楚認識到包括保護對象在內的整個地區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如此，才能確定正確的保護范圍，正確選擇合理的保護或改造方案。

(三)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

舊城改造的目標和內容決定了舊城改造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首先，舊城改造的根本目標是解決城市老化問題，改善城市物質、結構與功能，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生活改善、環境保護的共同實現，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舊城改造所追求的正是社會――經濟――環境整體效益的最優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其次，就城市中心區的舊城改造而言，一般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及市政配套的改善、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城市中心區擴張和總體布局的調整。由于舊城改造內容的復雜性，在舊城改造中必須將經濟效益、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三者綜合考慮，力求綜合效益實現的最大化，片面強調其中之一，勢必會對改造效果造成危害。

在舊城改造規劃中堅持可持續發展為原則，要重點考慮以下兩方面內容：一是正確認識本區域的現狀與潛力，區分保護與發展對象，通盤考慮各片區建設開發力度與保護措施，明確與保護點相協調的改造面的建設要求，依據經濟實力，科學合理地安排舊城改造的工程規模，統籌安排時間、資金與資源，避免超越本地經濟承受能力和市場吸納能力的大拆大建現象，力爭取得最佳的綜合效益。二是強調政府、市場、社會力量三者的良性互動整合。而舊城改造中涉及到的土地征收、房屋拆遷補償、住戶安置、更新計劃的執行、日后的維護管理等諸多方面，均與市民的產權和生活居住權密切相關。且隨著市民維權意識的加強，市民亦迫切需要參與到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更新改造之中，因而強調推動公眾參與對城市建設尤其是舊城改造和歷史街區保護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市場化運作，鼓勵居民參與，不僅可以調動居民的積極性，而且政府在達到改造目標的同時，事實上也是順應了保護古建筑的需要，同時也緩解了政府的壓力。

(四)以新舊協調發展為手段

舊城改造中涉及到的歷史文化遺產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壞就不可能復得，因此，在舊城改造中必須充分考慮歷史文化保護問題，以保護為前提，尋求發展，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舊城改造的規模與幅度。而為了保護我國稀缺的土地資源，無節制的新區開發也不可行。舊城改造規劃應充分考慮新區開發的影響，把握好新區開發與舊城改造之間的聯系，適時調整兩者的組合配置關系，新舊結合，協調發展，實現新區與舊城資源的良性循環。

（五）加強立法，完善法律法規，規范舊城改造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第4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市現代化;工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合理利用

隨著我國工業現代化和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以及經濟和社會的迅猛發展,根據城市工業布局調整規劃,眾多工業遺產面臨保護或開發利用的選擇,一些有價值的工業遺產正在遭到破壞和損毀,其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如何與城市發展相互協調等問題,成為政府工作中既緊迫又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切莫錯過我國工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最佳時期

我國工業化時間雖短,卻經歷了復雜的發展演進過程。近代早期工業有外資工業、民族工業和洋務工業等。新

2.由于起步晚,相關研究與保護比較滯后,在國家和地方層面上,尚處于“家底不清,現狀不明”狀況,急需實施前期調研,分級摸清家底,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編制相關規劃。摸清家底可分幾步走,分幾個層次進行,采取從地方到中央,即從基層、從局部著手的做法,以縣為最基層單位,層層建立工業文化遺產檔案庫。采取收集信息、實地調查、記錄基礎信息、分析確定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工業遺產的具體名錄、進行分級分類統計等步驟,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為編制工業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利用規劃,開展評估、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提供依據。

3.在國家層面,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以及戰略和宏觀部署;在地方層面,在城市改造、擴建過程中,無法可依,缺乏整體保護方案和措施。

在國家沒有出臺相應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各地應根據本地實際,盡快制定相應的地方性政策法規,必要時采取有效措施,對工業文化遺產的拆改毀加以限制,防止重要遺產在尚沒有認定前被拆遷或損毀。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的工業文化遺產一經認定,應當作為文物保護單位及時公布,通過強有力的手段使其切 實得到保護。對于暫時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一般性工業文化遺產,在嚴格保護好外觀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審慎適度地對其用途進行適應性改變。在面臨結構性改造的工業區,要充分考慮改造對工業文化遺產帶來的潛在威脅,將保護與利用列入整體改造規劃,與區域改造有機結合。對于規模較小、無法再開發利用、必須拆除或搬遷的工業文化遺產,以建博物館的形式,收集保留有關文物,集中保護并展出,也可使公眾以及子孫后代更好地了解我國工業發展的歷史。

4.工業文化遺產分屬不同行業和不同層次的部門管理,由于體制所限,難以歸入文化或文物部門統一管理,管理部門各自為政,保護標準各行其是,不利于遺產的長期、有效保護。

建議工業文化遺產一經認定,應移交相應級別的文物部門,按照文物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統一保護和管理。尤其對于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和科技價值,但商業開發利用價值比較低的工業文化遺產,應盡快移交文物部門,由政府給予保護資金補貼。

5.史學專家在工業文化遺產保護中缺席,導致一些工業文化遺產在復原、展示上不能正確反映歷史風貌和完整的生產過程,甚至存在嚴重的錯誤。因此,特別需要在工業文化遺產調查、復原、保護、改造和開發利用過程中,請專家參與,聽取專家意見。要像重視古代文化遺產那樣重視近現代工業文化遺產,深入開展對工業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保護措施、理論方法、利用手段等多方面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完善的保護措施,建立科學、系統的界定確認機制和專家咨詢體系,指導工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合理利用。

6.缺乏統一的評估標準和科學的評估體系、專業的評估隊伍與人才,哪些該留哪些可拆,沒有依據,有些工業文化遺產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但在改造過程中,整體環境已遭破壞,大大降低了遺產的價值。

第5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論文摘要: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作為城鄉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從各方面解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概況。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原則、內容、層次等進行分析，提出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措 施，從而更好的解決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城市發展建設的矛盾。

0引言

城市是歷史文化發展的載體，每個時代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痕跡，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極大的改變著城市的面貌。然而，城市的建設會忽略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深人展開，關鍵是要讓社會各界更好體味與認同它的價值，歷史文化的價值同樣蘊藏著巨大的財富。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應是城鄉規劃的任務之一，同時也成為歷史文化名城城市政府必要的政務工作。

自19世紀中葉，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逐漸成為全世界的焦點問題。保護范圍不斷擴大，由單個文物的保護到歷史地段的保護，再至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且內容不斷深化。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來，我國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了較快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很多破壞城市文物古跡、歷史環境的現象。對此，要明確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各項基本問題，從而使遺產保護和城市建設協調發展。

1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原則

1.1原真性

要保護歷史文化遺存原先的、本來的、真實的歷史原物，要保護它所遺存的全部歷史信息，整治要堅持“整舊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則，維修是使其“延年益壽”而不是“返老還童”。修補要用原材料、原工藝、原式原樣，以求達到還其歷史本來面目。

1.2整體性

一個歷史文化遺存是連同其環境一同存在的，保護不僅是保護其本身，還要保護其周圍的環境，特別對于城市、街區、地段、景區、景點，要保護其整體的環境，這樣才能體現出歷史的風貌。整體性還包含其文化內涵，形成的要素，如街區就應包括居民的生活活動及與此相關的所有環境對象。

1.3可讀性

是歷史遺物就會留下歷史的印痕，我們可以直接讀取它的“歷史年輪”，可讀性就是在歷史遺存上應該讀得出它的歷史，就是要承認不同時期留下的痕跡，不要按現代人的想法去抹殺它，大片拆遷和大片重建就不符合可讀性的原則。

1.4可持續性

保護歷史遺存是長期的事業，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朝一夕恢復幾百年的原貌必然是做表面文章。保護古城不僅是為了保存珍貴的歷史遺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歷史傳統、建筑的精華，保護這些歷史文化的載體，從中可以滋養出新的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和城市來。

2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內容

法定的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雖未定級但確有價值的古建筑、紀念建筑物、民居、遺址遺跡以及反映城市發展階段的代表性建筑物、構筑物等;在歷史價值的風景名勝地;較完整的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歲月特色的地段與街區;能夠體現歷史上城鄉規劃成就及反映城市發展歷史的規劃格局。除以上建筑實體性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外，文化傳統也應是重要內容之一。傳統的戲劇、繪畫、音樂、手工工藝、民族風情、傳統物產等都屬于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之列。

3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層次

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政策，可以把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分為三個層析，即保護文物保護單位、保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這種分層次的保護方法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多年來的經驗總結，是解決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的有效途徑。

3.1保護文物古跡

包括古文化遺跡、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保護法》規定要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定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古跡是一般名稱，文物保護單位是法定保護名稱。

3.2保護歷史文化街區

關于歷史文化街區的確定，建設部在文件中提出要注意以下三點:第一，有真實的歷史遺存物，反映歷史風貌的建筑、街道等是歷史原物，不是仿古假造的。整個地區內會有一些后代改動的建筑存在，但應只占一小部分且風格上基本統一。第二，有完整的歷史風貌，能夠反映城市歷史上的典型特色。第三有一定的規模，視野所及風貌基本一致，能夠造成一種環境，使人從中感受到歷史的氣氛。

3.3保護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第一，保護文物古跡和歷史地段;第二，保護和延續古城的格局和風貌特色;第三，繼承和發展優秀歷史文化傳統。這里，對古城格局和傳統風貌提了保護和延續兩層意思，對現狀完好的應予保護，新的建設則要求延續，延續格局和風貌特色應成為古城地區的創作設計的一項原則，新建筑的形象考慮與傳統建筑的對話與聯系，做到既有時代感，又與歷史有所呼應。

4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

(1)要建立和完善保護文化遺產的法律體系。

(2)各級政府要把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同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結合起來，根據各自歷史和自然環境的實際狀況，對每一處文化遺產都要制定出相應的保護措施，規范保護程序，建立和健全保護機構，落實保護責任制，促使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健康有序地進行。

(3)洛級政府要加大對保護文化遺產的資金投人。

(4)要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

第6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布局

中圖分類號：E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背景

1、為確保我國歷史文化遺產得到切實的保護，使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規劃及其實施管理工作科學、合理、有效進行，出臺了GB50357-2005《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范》，并對新時期城鎮化快速推進提出了更新的要求，新時期歷史文化街區建設就要重視規劃布局，發展和諧旅游經濟型生態街區文化，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當地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

2、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內容應包括：歷史文化城鎮的格局和風貌；與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自然地貌、水系、風景名勝、古樹名木；反映歷史風貌的建筑群、街區、村鎮；各級文物保護單位；民俗精華、傳統工藝、傳統文化等。

二、現代快速城鎮化下歷史文化及古建筑等面臨的問題及分析

1、舊有街區規劃建設及布局不合理，調整和改造難度大，缺乏發展空間。

比如黃姚古鎮原有的城鎮布局較為封閉，交通規劃及住宅街區規劃不合理，不具備可拓展空間，既影響原有建筑的保存，也不易于新建歷史文化遺產遷移區，這樣既新城鎮布局調整增加了難度，也嚴重制約了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發揮。

2、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界限的劃定不規范，新區規劃建設嚴重影響歷史保護區風貌。

在邕寧部分古鎮村落城鎮化建設時，由于歷史文化節誒去保護界限的劃定不規范，文物古跡或者歷史建筑的現狀用地邊界不明晰。不重視街道、廣場、合理等視線所及范圍內的建筑物用地邊界和外觀界面的影響，興建了部分大型現代化建筑，嚴重破壞了歷史文化風貌的自然景觀邊界風貌。

3、交通瓶頸問題突出，缺少規模化旅游效益。

部分城鎮在進行城市道路規劃時，大面積拆除原有古建筑，對舊有道路格局大肆破壞。在城鎮內缺乏應有的交通管制和交通規劃，使得城鎮車流完全不經規劃混亂穿越歷史城區，汽車尾氣及載重車輛等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域內的建筑造成了較大破壞影響。

4、市政配套設施不完善，居民生活配套設施不足，旅游資源配套不充分。

歷史文化城鎮保護區域中，市政配套設施不完善，設計相應的污水處理廠、固體廢棄物處理站等與原有的城鎮風格不統一，部分樞紐變電站、配電站、高壓線路等隨意拉設，影響景觀效果。

5、，部分木質建筑容易發生火災等事故。

部分城鎮及歷史保護區域內，，比如鳳凰古鎮就經常發生火災焚毀事件，此外還有易燃易爆物品及有毒有害危險品，且附近的工業設施也會對歷史遺產保護區域內造成大氣、水體和噪音污染。

三、對歷史保護比較成功的小城鎮規劃案例

在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以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較為成功的小城鎮規劃有山西平遙、云南麗江、周莊、同里、南潯、烏鎮和西塘等古城古鎮的保護規劃。而由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負責編制的《南寧市揚美古鎮保護與發展規劃》近期也得到了評審專家組的原則通過，該規劃將為揚美古鎮的近期建設和長期發展提供依據。

在最新的揚美古鎮保護和發展規劃中，提出了構造荷塘月色景致的想法。揚美古鎮將打造為以古鎮街市、金灘碧水、奇石怪洞以及優美的田園風光和悠然的鄉村生活體驗為特色，以生活居住、旅游觀光為主要職能，集中體現古鎮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的歷史文化名村。通過保護揚美古鎮山水灘鎮相融的歷史格局，打造沿江景觀岸線，建設揚美老街傳統商業街區，發展特色旅游經濟，形成四大文化景觀主題。

四、新形勢下的新城鎮規劃建議及措施

1、明晰建設層次，落實保護規劃，嚴格控制古鎮建設區域內的詳細規劃方案審批。

比如美古鎮的規劃及建設將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揚美古鎮保護規劃，主要包括揚美古鎮本身的建設用地范圍以及村落周邊的部分農田、水域等用地范圍，規劃面積為69.41公頃。第二層次是揚美古鎮建設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方案設計，是在揚美古鎮保護規劃的基礎上，基于古鎮建設與發展的需要，對揚美古鎮本身及將來的城鎮發展建設區進行具體的規劃控制，規劃面積104.2公頃；第三層次是揚美古鎮重點地段修建性詳細規劃方案設計，是在第一、二層次規劃基礎上，對揚美古鎮中確定的核心保護區及周邊重點區域進行的詳細設計，規劃范圍主要包括揚美古鎮核心保護區范圍以及共和街、永安街、和平街、新民南街周邊，包括村落周邊的部分農田、水域等，規劃面積21.85公頃。

2、嚴格按照規劃方針，嚴格保護原有歷史建筑，并對危房舊房進行及時修繕，并設置相應的防火防災設施。

美古鎮含客家文化之奇麗、集明清民居之佳構、顯明清商埠之繁榮、具嶺南家園之風韻、古鎮保護規劃的主題特色。因此在規劃中主要保護揚美古鎮山水灘鎮相融的歷史格局，打造沿江景觀岸線，營造美老街傳統商業街區，發展特色旅游經濟。古鎮現存明清古建筑共700多棟，包括明代民居、進士屋、舉人屋、黃氏莊園等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特色濃郁的民居宅第多處。

因此，應對本區內保留的傳統民居建筑加強建設維修，在審批規劃及建設方案時，建筑色彩應取黑、白、灰、紅褐色及其他傳統民居的色彩加以同一控制。建筑功能主要為居住建筑或開發為民居展覽館和民居旅館。針對寺廟、祠堂、私家園林這幾類建構筑物的周圍，應控制為民居形式的平房或綠化帶防火隔離帶。

3、治理當地水域環境，嚴格控制建設邊界的生態自然保護。

在規劃建設過程中，應協調區內的水系建設保持原有的自然生態系統，周圍作為綠化景觀區域，嚴格控制新建設的發生與蔓延。嚴格禁止侵占水源地，保護美鎮田園之間的視線通率，突出古鎮的外部環境特色。

4、加強古鎮周邊道路網絡建設，水陸多渠道暢達，發揮旅游資源的最大優勢。

美座落在左江下游，三面環江。自南寧分別陸路、水路、鐵路到達揚美，其中公路兩條，一條是沿西鄉塘路經五里亭、西鄉塘、石埠、老口，擺渡后，經智信村到揚美，另一條是自南寧市區經沙井，江西鄉、智信到達揚美。水路是自南寧市區乘船溯江而上，經三江口拐至左江，再溯流而上即達揚美。

為了加強古鎮交通暢達程度，需要加強古鎮周邊交通網絡建設。例如美古鎮就應當加快南寧至扶綏二級公路建設，同時啟動從南寧至扶綏二級公路接江西鎮至揚美古鎮景區現狀的四級路提級改造項目前期工作。為打造邕江水上旅游，發揮揚美古鎮臨江水上旅游優勢，市交通局根據國家交通部批復的《南寧港總體規劃》，正在啟動規劃內的揚美旅游碼頭項目前期工作。該項目將進一步完善揚美古鎮景區水上旅游交通，豐富景區旅游內容

五、結束語

對原有的歷史文化結局布局進行合理調整，并且規劃新型的歷史文化街區，是新時期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重點研究方向。只有依托城市化發展以及遠景規劃的藍圖，充分考慮當地旅游經濟發展的潛力，以循環型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歷史文化古鎮的規劃，才能實現歷史文化古鎮實現環保、生態、和諧發展的建設目標。

參考文獻：

[1] 王景慧.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與規劃[J].城市規劃.2004年第10期

[2] 張祖群.漢長安城的文化、經濟價值分析與遺產保護[D].西北大學.2005年

第7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

保護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不僅是涉及民族命運的重要問題，同時是建設全人類文化、使人類文化得以多樣性發展的基礎。區分消費文化和認同文化，對于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意義。吸納外來文化和繼承固有傳統，二者所形成的張力對創造新的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優秀的非物質文化具有鮮明的共享性特點，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才具有了世界意義。

一、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

1.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缺乏普遍的民族自覺

許多地方對非物質文化保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非物質文化保護沒有擺到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沒有行之有效的規劃和措施，致使非物質文化不能得到積極保護，甚至遭到不適當開發，加劇了文化資源的破壞和毀滅。同時，全民保護非物質文化的意識不強，還沒有成為群眾的自覺行為。

2.非物質文化生態環境惡化

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非物質文化的生存屏障十分脆弱，文化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大批有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壞，依靠口頭和行為傳承的各種技藝、習俗、禮儀等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

3.非物質文化資源流失狀況極為嚴重

非物質文化資源大多分散存留或流傳于民間。最能體現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文物、工藝品和有代表性的民間文化實物，由于歲月的流逝和各種劫難，木來就傳世不多。近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有關機構和個人，通過各種渠道私下收購、倒賣非物質文化珍品，使這些文化資源大量流失。雖然各級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門以及相關單位做了大量保護工作，但由于缺少相關的法律法規、缺少懂行的專門人才、缺少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缺少經費的支撐，使得我國非物質文化資源的流失愈演愈烈。

4.非物質文化的繼承后繼乏人，一些傳統技藝面臨滅絕

許多非物質文化藝術屬獨門絕技，口傳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絕藝亡。目前，掌握一定傳統技藝的民間藝人為數不多，或年事己高，或生活困難，他們掌握的工藝技藝隨時都在消失，民間技藝的傳承后繼乏人。

二、開展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幾點建議

1.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應樹立的意識

（1）樹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危機意識和安全意識。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資源中相當一部分毀損嚴重，瀕臨消失。因此相關部門要通過各種方式，加大宣傳，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各級政府要結合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將文化資源的保護納入本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并對各地的非物質文化資源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普查、編目，從而有的放矢地依法對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管理。

（2）樹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意識。要實現對非物質文化資源的有效保護，就必須實施非物質文化資源的保護性開發戰略，建立良好的非物質文化生態環境。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正確處理好搶救、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關系，要及時搶救和保護損毀嚴重、瀕臨消失、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資源，同時，要把保護與開發利用結合，在保護的同時，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和利用。

（3）樹立可持續發展意識。要徹底拋棄傳統的發展觀、文明觀中的糟粕，樹立起新的可持續發展觀和生態文明觀，既要防止對非物質文化盲目的、無序的、過度的甚至是破壞性的開發，又要防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做法，還要特別注意保護好非物質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生態環境，著眼長遠，合理利用。

2.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隊伍建設

要加大培訓力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對各級各類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管理素質要求很高。在實際工作中，一定要抓好業務骨干和工作隊伍的培訓工作。培訓要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文化部負責培訓到省級文化部門，省級文化部門培訓到市縣，逐步形成比較完善的非物質文化保護工作人才培訓體系。

3.加強宣傳教育，在社會營造良好的保護意識和氛圍

加強宣傳教育，是提高全民保護意識的有效措施。人民群眾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者、傳承者，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者。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倘若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無論多么美好的藍圖，都只能是政府和官員們的一廂情愿。所以，搶救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只是某些部門、某些人的事，而是一個全社會共同參與，且常抓不懈的大事，這件大事應當成為全民的共識、全民的自覺行動。我們應通過新聞媒體，加強輿論宣傳，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使人人都懂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明了為什么要保護，以及怎樣保護，從而讓“保護”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全社會形成愛護、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風氣，使每一位公民都能為中華民族擁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而自豪，從而自覺地珍惜它。

同時，非遺保護要從小抓起。現在社會已經開展了“非遺進校園”活動，就是把學生作為非遺傳承的主體，不僅是臨時、短期地讓非遺走進校園展覽、展示、展演、做講座等，更在學校建立非遺傳承基地，由專職教師在學校進行持續性、常態化教學活動，把非遺項目植入校園生活，編寫出適合不同年級段學生的教材，并將它們與美術、音樂、體育、德育等課程以及鄉土文化有機融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園文化，讓非遺之花在校園綻放。讓“非遺”進校園，不僅能培養學生的動手動腦能力，而且能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非遺保護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改善。因此，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原則，以文化戰略的眼光來審視問題，從全局的、宏觀的、歷史的和人類文化發展的視角來思考和分析問題，我們所從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才會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參考文獻：

[1]陳華文.關于新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思考[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3：17-20.

第8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非物質文化遺產遺產；保護；交流；大連

2013年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全面性的經濟合作開放戰略，這是一條經濟發展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作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然不應缺席交流，用交流促進發展，用發展強化保護。我們必須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創造性轉化。

一、“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與世界交流和對話的機遇。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藝術，是一個民族共同信仰的代表，是一個民族情感、智慧、思維方式的體現，具有民族性、獨特性、活態性、傳承性、象征性、標志性、廣泛性、傳播性等基本特征。“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為加強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又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將其統稱為“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是一個民族獨有的精神特質、審美意識和價值觀念的體現，如剪紙、音樂、舞蹈等項目，各國各地區的外在物質形態或表現方式有所差異，但內在的精神卻可以超越國界、超越民族、超越一切空間進行交流。

二、“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加強交流來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

在對外文化交流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各國和地區彼此傳遞朋友情誼、展示和傳播民族優秀文化、增強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在“一帶一路”的歷史機遇面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要將目光放遠、眼界放寬、胸懷放廣，通過城際間與國際間的交流，展示實力、釋放潛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座城市的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國家“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提出，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走得更深遠、更堅實提供了新的契機。一是國家的“一帶一路”的發展思路，既是一條經濟發展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然也要在其中有所作為。二是國家在“一帶一路”的認識上既有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有時念的創新，從文化交流角度深度思考，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而時念的創新說明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策略要有時代精神，盲從歷史、循規蹈矩、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要古今融通，全面的、深刻的領會歷史與現實的“一帶一路”的精神實質。三是“一帶一路”的沿途國家和地區加強文化交流將成為一種趨勢，將變得更加頻繁，既是互相學習，也是融會交流，沿線的國家和地區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迎來難得的求教四方、博采眾長的機會。

三、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以大連為例。

大連的發展是放眼世界的開放式發展，是海納百川的包容式發展，是吐故納新的交互式發展。大連與世界的交流不僅有經濟交流，也有文化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自然就包含了物質文化交流和非物質文化交流。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可以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而變得更加堅實。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目前已有100多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項：復州皮影和莊河剪紙；國家級四項：復州東北大鼓、長海號子、復州雙管樂、金州龍舞。另有金州皮影戲、大連新金民歌、復州鼓樂、普蘭店鼓樂、大連吹咔樂、金州古琴音樂、復州高蹺秧歌、遼南古詩詞吟詠等省級項目二十多項；遼南二人轉、大連新金大鼓等市級項目七十余項。從級別、數量、種類上分析，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完全有實力，借助天時地利人和走向國際舞臺，為宣傳大連、展示大連、發展大連做出貢獻。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傳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主席指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沿線人民互通有無、進行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一帶一路”構建過程中，不僅要加大不同國家間文化的交流，還要尊重和包容不同國家的文化、宗教和習俗，真正做到“親、誠、惠、容”。一座城市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步伐緊隨國際趨勢，在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理念上也要與國際同步。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要與世界同步，在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作繭自縛”。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的途徑可以概括為五種：一是由政府組織的非盈利性文化交流活動和對外宣傳活動，例如，我國在世界許多國家成功舉辦的“中國文化周”“中國文化月”“中國文化年”等活動；二是演出團體組織的非物質文化對外商業演出活動；三是外籍游客來華旅游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四是以對外出版的書報、電影等為媒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活動；五是以電子媒介為代表的新媒體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活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傳播都要借助政府的支持，利用對外交往的渠道和平臺。1因此，大連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帶來的發展機遇，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領域的合作，使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具有國際水平。

結 語

總之，大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備了沿著“一帶一路”走得更遠的條件，我們要用實力去爭取和實現與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交流與對話。

參考文獻：

1徐艷秋. 淺議國家角色理論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傳播創新[J].濰坊高等職業教育，2015年6月，第47-48頁.

第9篇：保護歷史文化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數字化網絡視頻技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技術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712 （2013） 14-0000-01

被各個群體、團體或者個人所認為的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各種技能等有關聯的工具、實物、工藝產品以及文化產所等被稱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下的定義[1]。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創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越來越重要。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述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述

我國有著上下午千年的歷史和56個民族文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分豐富，有戲曲、古琴藝術、長調民歌、臉譜、云錦、陶瓷、宣紙等，目前已經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引產名錄的有昆曲、古琴藝術、中醫針灸、中國書法、中國剪紙、端午節等，還有羌年、黎族的傳統紡染織繡技藝、活字印刷術等這些急需保護的已經被錄入世界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2]。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及問題

但是由于受到信息化技術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興起了各式各樣的文娛活動，這些生活方式的改變嚴重破壞了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到了瀕臨滅絕的境地。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亟不可待。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技術

（一）數字化多媒體技術

數字化多媒體是將視覺、聽覺等各種感覺媒體進行組合，把聲音、圖像、文字、數據、視頻等有機的結合起來的一種多媒體。多媒體技術具有多樣化、集成化和交互性等特點，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具有數字化、全動態、全視頻的播放、創作以及編輯等的信息功能和控制、傳輸等視頻傳輸功能，把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充分的應用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當中，能夠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的保護，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多媒體技術中的數字化信息處理功能能夠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多媒體技術中的虛擬信息處理功能能夠復活已經瀕臨消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媒體技術中的圖像、聲音、文字和數字等的信息轉化技術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了平臺和條件。

（二）錄像拍攝

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囊括了聲音、圖像、文字、數據等各要素。以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只限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拍照、采訪、記錄和收藏等層面上，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方面信息相互獨立，照片和文字記錄等經過時間的洗禮之后容易丟失，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無法完整和系統的保存下來。通過多媒體技術中的錄像拍攝技術，能夠把物品的形態、結構、制作工藝步驟、文字信息等全程錄入下來，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有信息更具體生動的展現出來。

（三）網絡視頻技術

數字化多媒體網絡視頻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技術，就是銅鼓先進的掃描和數字攝影錄像等在網絡上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三維模擬圖，該項技術還可以對這些圖像進行快速有效的處理。網絡視頻技術除了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品、制作工藝流程等通過視頻技術的方式將其展現出來之外，網絡視頻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技術方面，還包括了數字化的虛擬博物館技術、虛擬文物的修復技術、復原演變技術、物品的圖案技術和工藝品技術的設計流程系統技術、數字化的故事編排技術以及講述技術，以戲曲和民族舞等為代表的舞蹈編排技術和聲音驅動技術。比如，某大學對楚文化編鐘舞蹈的保護，該校以多媒體技術為基礎，在網絡視頻技術的支撐下，通過舞蹈的編排和聲音的驅動技術將編鐘音頻與日本的獅子舞中的動作視頻相結合起來[3]。

青陽腔融合青陽縣的民歌、九華山的佛俗說唱等民間藝術，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但是現已受到嚴重的破壞急需保護。某校為了保護青陽腔，在學校建立了以網絡技術、多媒體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等集為一體的青陽腔吸取藝術實踐教學基地。在這個基地中，他們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對青陽腔的表現形式進行了錄制，并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將青陽腔的發源、青陽腔的資料、青陽腔的唱法以及青陽腔的開發利用聯系起來，構建了一個以網絡視頻技術為基礎的青陽腔戲曲藝術陳列館。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將青陽腔這一戲曲藝術重現展現在陳列館中，一方面，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將青陽腔的所有有關資料記錄了下來，另一方面，利用網絡視頻技術也能夠推動青陽腔的傳承與發展，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將青陽腔保護起來。

網絡視頻技術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搶救的一種重要方法，是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溝通、交流和傳承的重要平臺和載體，網絡視頻技術是創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化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歷史和文化發展與演變的積淀，中國又是一直發展至今的著名文明古國，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傳承。通過網絡視頻技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有數據信息記錄下來，并通過網絡視頻進行推廣和宣傳，是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要手段。

參考文獻：

[1]劉堅.云南省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研究[D].北京體育大學，2012，04：2-3.

[2]王培喜.表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校傳承問題探究——以湖北地方戲曲、曲藝等為例[J].湖北社會科學，201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