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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參考文獻：

[1]賈中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規律及發展趨向研究[J].現代商業,2009(21).

[2]賈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J].行政管理改革,2009(2).

[3]任碧云.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的技術路徑[J].中國經濟問題,2009(3).

[4]畢海霞等.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實踐研究[J].金融教學及研究,2006(10).

作者簡介：

第2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實施策略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二、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兩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準。過去我國對兩大政策的功能并未嚴格區分和界定，各自調控的對象重點與方式，調控中應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怎樣發揮作用均未能明確，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紊亂，宏觀調控失效。第二，兩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財政補貼，用銀行貸款維系虧損與日俱增的國有企業，用銀行貸款支撐巨額“自籌投資”，用銀行貸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納稅，財政信貸嚴重扭曲。第三，兩大政策的調控功能不到位。近年來社會資金結構扭曲嚴重，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資金規模急劇擴大與資金結構嚴重失調并存，資金供需失調與資金盲目流動并存。

2.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配合不默契。20世紀末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在這期間，財政部發行國債與銀行下調利率的步調并不一致。財政與金融配合的步調不一致，使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國債的成本大幅度增加。為了刺激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中央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向國有獨資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等政策，但這期間金融部門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臺，基本上實行的是通貨緊縮政策，使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加重，不僅影響了擴大內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國家財政的風險。

3.財政與貨幣政策更深層次上的配合問題。一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調控分工不明，責任不清。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更適合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合于結構調節，但在實踐中，財政政策沒有發揮調節結構的作用，導致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緩慢。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協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兩部門之間缺乏充分的協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難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兩大政策配合不夠。如在公債發行、利率調整、國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當的問題。

三、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建設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首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最重要的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其本質上具有經濟運行共同目標決定的協調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又都要服從和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戰略任務。

四、促進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對策與建議

1.繼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體來講，財政體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現行分稅制體制為基礎，進一步規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國家稅收征管機制，不斷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切實強化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能力；至于金融體系的改革，則繼續將精力放在非銀行金融機構調整、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方面，不斷開創國有商業銀行依靠市場競爭、自主經營的新局面，不斷消除影響貨幣政策發揮效用的種種不利因素。

2.宏觀調控中處理好兩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調整的主要任務各異。因此，宏觀調控過程中應該時刻處理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主次地位。當前，在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有經濟總量失衡和經濟結構弊病，而在一個時期又不可能同時有效地解決兩個問題。經濟總量問題上，應該運用貨幣政策來處理好貨幣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強調貨幣政策發揮效用；經濟結構問題上，則需要財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導。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必須考慮的兩個方面，因此，我們要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調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過分依賴貨幣政策調控而忽略財政調控的情形，努力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

3.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要與經濟形勢相適應。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

[2]蘇楊.“5.12”地震后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研究[J].經濟前沿.2008年（07）.

[3]賈康，孟艷.關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簡要認識[J].財政研究.2008年（06）.

第3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第4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基于經濟形勢的變化，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第5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摘 要]CPI和PPI均是反映一國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我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出現一正一負的狀態。面對“二率背離”出現的“剪刀差”現象，不應再僅僅抓住CPI不放，應同時兼顧近年來PPI持續緊縮的狀況，采取必要的措施，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緊密結合，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配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增長，同時警惕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現象。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由CPI、PPI的分化現象導致的我國政策的走向。

[關鍵詞]CPI；PPI；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7

[中圖分類號]F424；F7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0-0-02

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價格波動通常從由PPI所衡量的上游價格指數，向CPI所衡量的下游價格指數傳導，然而我國的價格傳導關系在近10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PPIq跌幅度遠遠大于CPI漲跌幅度，CPI和PPI的背離越來越大，PPI的波動不能及時向CPI傳導。鑒于此，本文從CPI和PPI的含義入手，一方面分析了近幾年我國CPI和PPI的波動特征，同時解釋了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并對如何適應未來經濟改革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議。

1 CPI指數和PPI指數

1.1 消費者價格指數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又稱生活費用指數，反映一定時期內普通消費者所購買的一組固定物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購買的食品、衣服、住宿、燃料、交通、醫療、學費及其他商品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活成本。

1.2 生產者價格指數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又稱批發價格指數。它是衡量一定時期內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用到的產品的價格變動的相對數。生產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產成品和原材料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產成本。

1.3 CPI與PPI的關系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1.3.1 CPI和PPI的關系

PPI作為CPI的先行指標，對CPI產生傳導作用，當前的PPI走勢會決定以后CPI的大致走向，但從2008年5月份開始，我國的CPI走勢和PPI走勢出現了相反的變動，甚至自2012年3月，PPI與CPI便開始出現了一正一負的變動，且這一變動持續了近50個月。

1.3.2 CPI和PPI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CPI與PPI兩者一般呈同向趨勢，只有當經濟走勢發生變化時才會先后發生變化。變化蘊含的一般經濟含義是：CPI和PPI上漲，意味著通貨膨脹上升，經濟增速加快；CPI和PPI下跌，意味著經濟放緩，下跌幅度過大，導致通貨緊縮，經濟陷入衰退；CPI上漲，PPI下跌，意味著企業利潤增大，經濟將進入一個擴張期；CPI下跌和PPI上漲，意味著企業利潤減少，經濟有衰退的危險。

2 CPI、PPI變化趨勢分析

2.1 分析變化趨勢

CPI和PPI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出現了交叉后，PPI出現明顯的下滑，形成走勢分化的局面。且在PPI走勢低迷的情況下，CPI也逐漸形成了下行的趨勢，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形成了“剪刀差”的現象。

2.2 從變化趨勢分析我國目前經濟形勢

CPI和PPI均可以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狀況的指標，一般而言，CPI更為廣泛使用一些。然而在PPI長期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只研究CPI指數的變化顯然不合理。盡管CPI仍維持在2%左右，但依據眾多其他指標及跨國經驗，基本表明我國經濟狀況已進入輕微通貨緊縮階段。

3 針對CPI和PPI分化的政策及建議

3.1 財政政策

3.1.1 財政政策的建議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促進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防止通貨膨脹，實現穩定增長而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變動調節社會總需求，進而影響某些經濟總量的政策。在我國出現經濟輕微通貨緊縮，國內出口受到抑制、國內消費不足、投資需求帶動不了的情況下，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3.1.2 財政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凱恩斯曾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過剩的產能和不足的需求，然而供給不會自發的創造需求，只有需求才能繼續生成需求。財政政策工具有較強的填充需求缺口的能力，這是貨幣政策望塵莫及的。財政政策不僅能有效帶動消費和投資，且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可直接成倍增加就業和產出，而后者則是以利率為中介向市場傳遞信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然而，財政政策并不能取得理想中的好效果，原因在于它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越大，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差；擠出效應越小，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好。

3.2 貨幣政策

3.2.1 貨幣政策的建議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整個經濟，以達到一定經濟目標的行為。在我國目前輕微通貨緊縮的經濟形勢下，應采取適當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息率，從而達到刺激投資，刺激總需求的效果。

3.2.2 貨幣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貨幣主義論者認為，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會導致“滯脹”問題，而貨幣政策不僅可以通過利率渠道引導經濟，還能直接作用于信貸量等變量，進而刺激需求。且與財量相比，貨幣供應量與消費水平的相關性更高。

貨幣政策存在的不足是當央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會被貨幣流通的速度所抵消，且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3.3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由文中兩種政策的局限性可知，單方面使用一種政策來調節經濟并不足夠，為了使政策更好的達到預期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將兩種政策結合起來使用。從根本上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使供給與需求在變動中保持一個最優的結構，進而使社會經濟維持在一個長期穩定的狀態。

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使用時，可能會損害各自的獨立性。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需要預防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

4 結 語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將構成我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發展的真正基礎，尤其是在目前經濟已經進入增長速度“換擋”、市場化改革“陣痛”加劇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多重背景下，摒棄原有的思維模式，徹底告別非常規刺激政策的時代，對經濟增速的減緩持包容與克制的態度，且政府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縮小CPI指數與PPI指數之間的差異。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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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一、文獻綜述與國際經驗

在現代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下，經濟體系的有效性將最終被其所提供的收入再分配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所衡量。Richard Musgrave 認為：為達到福利最優，公共部門應執行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價格穩定三大職能。無公共政策的競爭體系的收入分配取決于各種資源投入的所有制、價格及產出的整體結構，其最終導致福利最優僅僅是一種巧合。因此，為實現福利最優經濟體系需要公共政策來實現在社會經濟個體之間的收入再分配；同時公共部門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實現經濟以穩定的價格保持高水平的產出和就業。 Musgrave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在不同的財政體制下研究財政問題的理論出發點。

當地方政府運用財政政策來穩定各自經濟時，政策的有效性將會受到制約。在開放經濟中，當地方政府通過減稅刺激經濟時，由于個體部門可以從區域外購買商品和勞務，從而造成私人支出漏出，縮小了公共支出乘數，膨脹政策效應將會因此而受到削弱；當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的形式融通資金時，該地區將承擔外部債務，基于再支付規則和利率因素，實際收入會由區域內轉移到區域外。而當中央政府發行債券融通資金時，由于資本的外部流動性通常小于內部流動性，這種內部債務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刺激經濟并避免了社會未來收入向外部的轉移。同時，分散化的財政體系也不利于解決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問題。在一個勞動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大市場中，地方政府采取負收入稅的形式來實現更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會造成富人移出而窮人移入的效應。更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過程是伴隨著本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實現的。理性的經濟個體總是愿意選擇自己能從中多受益而又不必為之做出貢獻的負收入稅項目，即存在著'搭便車'現象。在資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公共產品適當產出水平的提供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體系也更為成功。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邊際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Mancur O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指出：這將導致'一個不充足的產出水平'，最終每個地區僅僅得到了任何公共產品利益的一部分，而付出了公共產品增加的全部成本。這就是說，聯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

分散化的地方財政體系在穩定經濟、實現收入最優分配及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方面具有內在的局限性，然而分散化的地方財政也有對經濟不可替代的貢獻。我們知道即使在一個共同的大市場中，公共產品的消費也會因地區不同而具有差異性，如果所有的公共產品都由中央財政來提供，跨地區的公共項目將是趨于一致的，這顯然并不符合對公共產品多樣化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性來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化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此外，分散化的地方財政有利于實現更經濟的公共決策機制，形成更為有效率的公共產出水平。如果一個地區需要通過征收地方稅來為公共項目融資時，該項目收益與真實費用的對比關系可以避免不必要項目的實施；而當地方公共項目基金完全來自于中央財政時，該地區由于僅承擔項目融資成本的很小份額，因而就有一種盡可能大地擴張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動機。因此，地方財政的存在可以在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提升公共產品提供的有效性。

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形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財政聯邦制是將這兩種極端的形式結合起來的組織形式，是在極端的中央財政與極端的分散化財政之間的一種妥協。在聯邦體系下同時存在著中央政府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履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的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建立一個理想的財政聯邦制體系，就是要解決在中央層次上應該集中多大的公共預算，中央和和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職能如何來進行恰當的劃分的問題。

Kenen7則強調了高水平的財政一體化所帶來的財政轉移支付能力有利于平抑一體化所引致的地區差異，能夠使經濟更接近于理想化的最適宜貨幣區。

二、現行不對稱結構的經濟效應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會對歐元區經濟未來長遠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矛盾不斷發展和激化的過程將會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步趨向對稱化。

（一）財政政策成為促進區內經濟增長的唯一重要因素，而在現行體制下，財政政策能力弱化，難以單獨承擔這一職責。

歐元運作和共同貨幣政策的執行，標志著歐洲一體化程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一個經濟區內，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有賴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綜合運用。對于貨幣政策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了貨幣主義的觀點：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能影響實際產出，而在長期則是中性的。因此，歐洲中央銀行賦予價格穩定目標以絕對的優先權，促進長期的產出增長不是其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失效，但在短期內在對稱性的政策框架下，各國仍能夠結合自己的經濟發展目標，選擇適當的貨幣政策工具來配合財政政策的執行，達到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由于歐元區目前還不是一個最優貨幣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一致，在貨幣區層次難于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來配合各自的財政政策；而在國家層次上由于貨幣政策的上交，使經濟增長的任務只能由各國財政政策獨立來完成。歐盟理事會8將未來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確定為：變歐盟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動態增長的知識主導型經濟，保持能夠帶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凝聚力的可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在現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對稱結構下，財政政策成為歐盟經濟增長戰略中的唯一關鍵因素。

為保證各國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歐盟也做出了許多的努力。比如強調財政方面的規則確立及制度建設，來保證各國預算約束和財政的可持續性，以此來穩定宏觀經濟和價格。不可否認，規則確立和制度建設將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公共部門的效率和財政政策的可預見性并通過對私人部門提供適當的激勵來實現長期的增長。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各國財政能力實際上隨著貨幣一體化的進展受到了削弱。各國稅收規模隨著鑄幣稅收入的再分配、通脹稅實施能力的喪失和各國稅收競爭造成的收益下降而下降了；同時對各國的財政約束的增強也使各國財政政策真正可以作為的空間縮小。可見現行體制下，各國財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在貨幣政策上交的前提下，讓其單獨完成促進經濟增長的重任，看來是勉為其難的。

（二）現行不對稱結構下，各國財政預算有超支的內在動因，從長期來看，將對《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執行形成挑戰。

各國財政指標雖受到《馬約》規定的約束，但是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對稱的結構下，各國財政預算存在著超支的內在動機。歐洲中央銀行的成立以及共同貨幣政策的實施，使各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者不再擔心自身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會對本國的貨幣和物價的穩定造成不利影響；歐元區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發展，使各國財政融資范圍擴大，融資成本相對下降，各國財政融資的效率提高，這更加便利了各國政府以債務的形式融通資金；此外，在原來的財政體制下融資風險由各國政府獨自承擔，那時必須考慮自身的承受能力，而現在各國會轉而依賴超國家的貨幣當局的支持，這就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在這種激勵機制下，成員國財政政策會產生赤字傾向。為了避免這類道德風險問題的發生，歐盟在《過度赤字程序議定書》中規定對違規成員國實施金融制裁，要求違規成員國繳納一定不付利息的存款，如兩年內財政赤字情況沒有得到好轉，這筆存款就會轉為罰金。但是，針對這一規定也有例外條款，如在一年中實際GDP下降2%或更多時，允許為期兩年的暫時過度赤字，即使實際GDP下降不足2%但是超過了0.75%時，也可為過度赤字申請例外。《過度赤字程序議定書》中的免責與例外情況太多，處罰程序復雜繁瑣，實質上實施的難度很大，對于成員國的過度赤字并沒有很強的外部約束力量。

（三）各國財政政策實施成本將會產生外溢效應。

在貨幣政策上交的情況下，成員國為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主要依靠通過變動稅率和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就業和國民收入。貨幣一體化放大了各國財政政策相互溢出的效應，內部匯率機制的消失、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財政政策的正負效應溢出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霍爾伍德，麥克唐納9依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指出，貨幣區內，一國遭遇經濟蕭條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時，從商品市場來看，會使得本國的總需求增加，帶動國內國民收入增長，同時，由于區內資源的自由流動，該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拉動了其他國家的需求，短期超額需求使其他國家發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從金融市場來看，該國的擴張政策表現為財政赤字，在金融市場上融通資金，會使得市場利率上升，帶動整個貨幣區內的匯率出現非意愿性的上升，引起貨幣區出口競爭力下降。因此，貨幣區內，一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刺激本國產出增加，失業下降，但是也會引起其他成員國物價上升，貨幣區的匯率上升，出口下降的外溢效應。

（四）對抗不對稱沖擊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難以奏效。

歐洲貨幣聯盟下的財政體制安排主要是為了配合歐洲中央銀行推行共同貨幣政策，在區內維護價格穩定的需要。而反過來歐洲中央銀行卻不可能考慮個別國家財政政策狀況而在貨幣政策上予以配合。也就是說，宏觀政策不對稱結構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是單向的，即各國有責任配合統一的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各國財政政策的運行不能危及歐元的穩定，但反向配合是不存在的。所以，對各成員國而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對稱結構的宏觀層面不利之處在于：匯率政策工具的喪失與貨幣政策工具的讓渡，使得國家層次上的決策機構在應對不對稱沖擊時，由于政策工具選擇的約束而陷于不利地位，應對不對稱沖擊的能力下降。不可否認，隨著貨幣區內貿易的發展和各國經濟的趨同，一國源于區內因素出現局部沖擊的可能性減少了。如果有不對稱性沖擊的話，那更可能是局部性、產業性的或是來自區域之外的。當發生不對稱經濟沖擊時，區內貿易和投資就會成為經濟危機在各國間的傳播媒介。貨幣政策權利的上交使各國不能夠很好的運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來對抗非對稱的經濟沖擊，財政政策又受到財政紀律的嚴格限制，政策的自主性下降，可操作的空間減少。雖說歐盟的結構基金能向成員國提供的一定的財政支援，但在對抗不對稱性沖擊方面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當沖擊較大時，各國財政政策" 將難以為繼，歐洲中央銀行又將奉行中立的政策，在極端的情況下，這必然會造成一些危機國家不得已而選擇退出歐洲貨幣聯盟。

（五）在稅制和稅種協調統一尚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各國財政政策的競爭會導致公共產品供應不足。

歐元運行的微觀經濟效應使得區內資源要素的流動性進一步加強，信息更加充分。經濟個體可以依據個人偏好通過自由流動的方式在區內選擇不同的公共產品供給及各人納稅的水平。各成員國面臨著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對稅源的競爭壓力。在目前區內的稅制和稅率尚未完全統一的情況下，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各國當局有實行低稅率的傾向，這將導致貨幣區內某些稅種的稅率低于理想水平，造成區內公共產品的供應能力不足。

因此歐元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對稱結構的內在矛盾是深刻的，也是無法僅靠各國政策的功能性協調就能夠就克服的。歐元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歐元區各國的凝聚力最終要靠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來得以保證。貨幣政策統一之后，財政政策逐漸趨于統一，這既符合一體化發展的歷史邏輯，又是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

三、對稱化的路徑分析：由漸進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創新

經濟政治一體化是歐盟各國所追求的長遠目標。貨幣一體化標志著這一過程進入實質階段。在歐元運作的初期，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的財政政策的不對稱結構是歐元區各國政治妥協的結果。從理論上分析并不是一種最優的制度選擇。在這種運作模式下，隱含著許多潛在的矛盾和危機。財政政策走向與貨幣政策對稱化將是歐元區未來財政體制發展的方向。從實現的路徑上來看，這將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各國財政權力逐漸弱化，超國家的聯盟層次上的財政能力逐漸加強，經政策趨同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創新而最終形成歐元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對稱格局。歐盟一體化程度也將隨之而繼續得以深化。

在目前分散化的財政體制框架之下，雖然中央層次所能集中的財力非常有限，但種種跡象表明：歐洲貨幣聯盟也并沒有坐視現行不對稱結構對歐元區經濟的不良影響，相反各國也在積極尋求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趨同。《馬約》和《穩定增長公約》所確立的共同財政紀律本身就是區內各國財政政策漸近和趨同的一種具體體現。歐元區各國在赤字的危害性和實行可持續的預算政策必要性方面達成共識，共同財政紀律作為政策的趨同無疑有利于各國財政狀況的改善。從中長期效應來看，對穩定歐元和各成員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非常有利。除共同財政紀律之外，歐元區各國繼共同關稅之后，也在積極的尋求稅種和稅率的協調和統一，以避免各國在稅收方面的惡性競爭，這些努力也是財政政策趨同的另一種表現。當然這些漸進和趨同距離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財政政策仍相距甚遠。歐元運行兩年以來，所幸國際經濟形勢較為平穩，區內各國沒有發生嚴重的不對稱性經濟沖擊，這使得不對稱的現行體制之下潛在的矛盾沒有被激化。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各國執行各自的財政政策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些問題能不能得到解決關系到歐元區未來經濟的穩定發展和貨幣一體化的走向。毋庸置疑，各國財政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狀態如何在沒有中央財政支持的條件下趨于平衡？各國能不能始終保持中性的財政政策從而實現歐元區內低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繼續財政約束便利貨幣政策達到價格穩定目標的同時，成員國如何解決好本國的經濟周期波動問題及應對不對稱經濟沖擊？ 面對歐元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成員國財政政策如何進一步穩固和進行結構調整？如何加強各國間的政策合作？僅僅依靠共同財政紀律和各國政策的功能性協調并不能使這些問題得到圓滿解決，這些問題最終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只能依賴于共同財政政策的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用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種制度的過程。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的變遷有兩種實現路徑：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和強制型制度創新。在制度結構的體系中，某項制度構建發生了變化會導致對其他的制度構建服務的內在需求，這是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需求誘致型路徑強調市場力量對不均衡的現行制度的自發突破和對改造的準備，當這種突破與改造的準備積累到一定水平時，就促成了以制度創新的形式將有關的成果法律化10.貨幣一體化對于歐元區各國來講，只是經濟體制發生了局部的變化而已，區內許多相關的制度要素并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意味著歐洲貨幣聯盟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仍存在許多制度不配套的地方，需要其他制度的創新與完善相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對稱是現行制度不配套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從本質上講，區內共同財政政策的制度創新將會由內部需求誘致而形成，是市場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過程的必然結果。來自統一大市場的內部需求是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 ；來自外部的沖擊將會是制度創新發展的助力。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歐盟研討了進一步加強內部政治行動能力的問題，計劃建立相應的決策機構，爭取更大的財政支持。這說明歐盟在邁向政治統一方面又走出了重要一步。任何一種新制度都需要逐漸磨合和不斷優化，經濟乃至政治一體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也需要逐步的完善和到位。這一進程的快慢及是否真正適應市場深化發展的需要將會直接影響歐洲一體化最終的成敗。這一過程因應貨幣一體化而開始了，并將隨著貨幣一體化的發展伴隨著新制度的不斷創新與確立而逐步走向深入。

制度變遷的科斯中性定理認為制度變遷既影響收益的產出（即效率與增長問題），又影響收益的分配（即公平問題）11.貨幣一體化在總體上增進了公共體的福利水平，但同時也導致了時間上和空間上各國政府收益不均，甚至導致個別廠商、產業和國家的福利損失。各國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成本和收益空間分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各自的經濟規模、發展水平、產業與貿易結構的差異性。具體來講，各個國家經濟的異質性，導致其從中央預算中得到的好處是不均衡的。如果一個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話，它在共同體預算中就要擔負更大的責任，而從中獲得較少的利益，這些國家就不會積極地推動財政聯盟的建立。但當某些成員國受到嚴重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不能靠自身財力來解決問題時，貨幣政策上交，財政政策受到約束的條件下，是忍受經濟蕭條還是放棄共同貨幣，這種兩難選擇必然導致其要求退出貨幣聯盟的可能性。此時，其他成員國就會權衡成本和收益的，若讓這些國家退出而導致的既得利益的損失大于維持其在貨幣聯盟內的成本時，發達國家就會重新考慮中央預算的問題，愿意承擔起更多的責任。這就是制度選擇與制度構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過程。共同財政政策將會以轉移支付或再分配形式解決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問題，保證貨幣一體化制度的穩定和發展。

歐元的運作已使貨幣一體化的微觀經濟效率得到了初步的實現，在宏觀層面也進一步加深了區內各國經濟政策合作的相互依賴性。這些都為未來財政政策走向統一提供很好的外部環境。我們可以預見，財政政策走向統一只是一個制度創新的時間問題。反觀這幾年的運作，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也在積極尋求趨于協調一致，未來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走向對稱化是必然的趨勢。統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再到政治一體化，應該是歐元區未來發展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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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enen， P.（1969）：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in Mundell，R.& Swoboda， A'， From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7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關鍵詞] 財政政策 新古典綜合派

一、我國當前經濟背景

現階段，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嚴峻挑戰。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加速升值、美國經濟萎縮，我國當前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流動性過剩、經濟增長偏快、國際收支失衡等多重問題。

2008年，我國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階段的重點是突出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優化經濟結構、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深化改革開放和高度重視改善民生六個方面。特別要著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的盲目擴張，加強重要商品的市場供求調節，防止物價水平過快上漲。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觀調控中，我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將著力結構調整和協調發展，并加強與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調與配合，把控總量、穩物價、調結構和促平衡有機結合起來，努力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促進經濟既快又好地發展。

二、新古典綜合派概述

新古典綜合派產生于美國的現代凱恩斯主義。它試圖在凱恩斯的總量經濟范疇基礎上，用新古典的個量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構造一個和諧統一的新經濟學殿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來實現其宏觀調控目標。

在財政政策上，它主張政府通過調整總收入和支出的變動影響宏觀經濟活動水平，手段為改變政府購買、轉移支付及稅率。新古典綜合派認為，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應該多樣化，政策組合方法也應有所改變。20世紀50年代，漢森等提出補償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前期，托賓、海勒等人提出增長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進入政策多樣化時期。

三、當前財政政策評析

1.政策目標

新古典綜合派的經濟政策主張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實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標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穩健財政政策的目標“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符合新古典綜合派的訴求，對于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打破正統的平衡預算原則，財政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建立在“潛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充分就業預算”的基礎上。經濟政策不能僅僅以經濟是否擴張為標準，而應該以經濟是否達到了充分就業、充分發揮出它的潛力為標準。對任何經濟社會而言，保持充分就業狀態的宏觀經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行財政政策以穩定宏觀經濟為基本目標――保持國民經濟處于穩定的物價水平和充分就業狀態。

2.政策手段

補償性財政政策認為：在經濟繁榮時期，要壓縮財政支出，提高稅率，增加稅收，抑制社會總需求；在經濟蕭條時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率，減少稅收，增加社會總需求；繁榮時期形成的財政盈余可以補償蕭條時期的財政赤字。

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不足、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經濟問題。那么，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審慎地交替使用擴張性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來對商業周期進行人為的補償。當前我國的經濟處于繁榮時期，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可以避免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減輕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

3.組合方式

在面對“滯脹”時，新古典綜合派主張實行宏觀政策的“松緊搭配”和微觀化，以保持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的首要目標，同時抑制通貨膨脹。“松緊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以“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宏觀政策微觀化是針對單個市場和部門的具體情況制定區別對待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經驗說明，兩種政策不同程度的結合使用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政府追求的社會、經濟目標，可以減少單一政策運用給國民經濟帶來的負作用。當前我國的經濟狀況雖然不同于美國上個世紀經歷的“滯脹”，但是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抑制物價上漲已經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同時，美國經濟的衰退和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我國的出口行業正經歷著一場暴風雨。同時，流動性過剩依然不減，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幣升值加速等貨幣政策的實施帶來的效果卻是有限的。所以，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來配合從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達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貨幣政策而造成“邊際效用遞減”。這樣，一方面抑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緩解通脹壓力，另一方面鞏固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避免從緊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促進經濟的繼續發展。

4.具體措施

預算報告顯示，今年的穩健財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適當減少財政赤字和國債資金規模。在財政收支方面，穩健的財政政策收縮財政開支，以減輕當前的經濟過熱，避免資產泡沫化。二是積極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仍然具有問題。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成為世界工廠，但是加強產業結構的升級至關重要，加強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鼓勵企業走出去，完成從貿易大國向科技強國的轉變。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收入。與此同時，還將依法實施企業最低工資制度，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四是發揮財稅政策穩定物價的作用；運用財稅杠桿，支持糧、油、肉等農產品生產，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促進市場供求平衡和物價基本穩定。五是大力推進依法理財，抓好增收節支，引導居民理財，避免股市過熱，規范市場，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第8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財政、貨幣雙政策由過去兩年來的“積極與適度寬松”搭配變為“積極穩健”相配，這一改變意味深長。

“貨幣政策由兩年來的‘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是對當前流動性過于寬松、物價屢創新高等復雜形勢的積極應對。”交通銀行(5.70,0.11,1.97%)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在當前流動性過剩，通脹預期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意在讓經濟運行的貨幣環境回歸常態，有利于穩定價格總水平，保持經濟的平穩健康運行。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基調的變與不變間，凸顯出當前形勢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認為，“不再像兩年前那樣只需集中力量對付一個‘敵人’，當前宏觀調控的目標正由以往相對單一變得逐漸多元：既要反危機，又要反通脹，局面更加復雜。”

對中低收入者增加補貼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節分配、促進和諧”等方面的作用。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指出，與金融危機期間大幅增加投資規模、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不同，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重點將是“調結構”。

此外，為了配合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好管理通脹預期的作用，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劉煜輝指出，財政政策還要發揮其承擔供給的政策職責，一方面在民生領域保持擴張供給，如推進公屋建設計劃，推進醫改、教育、養老等民生建設等;另一方面則通過減稅等舉措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并增加對中低收入者的補貼，通過這些財政的配合政策，更好增強貨幣政策收縮貨幣的效果。

對明年的財政收支安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保持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下決心壓縮一般性支出，厲行節約。“這一部署的背后進一步凸顯明年財政收支情況仍然緊張，支出壓力很大，有必要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規模的財政赤字，并加快支出結構調整。”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說。

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繼前兩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分別實現34%和22.7%增長后，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幅降至12.2%。財政收入增長呈逐步回落態勢，勢必加大明年財政收支壓力。

會議還強調，要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堅決防止借“十二五”時期開局盲目鋪攤子、上項目。“從近年情況看，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已經暴露出很多。”馬海濤強調。

減少囤地囤房又囤物等投機炒作

第9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 貨幣政策 未來趨勢

一、引言

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了全球的經濟下滑，各國普遍面臨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的壓力，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各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避免了世界經濟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我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有效地降低了經濟進一步下滑甚至蕭條的風險。然而隨著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09年下半年起，我國物價水平持續攀升，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2010年起貨幣政策趨于從緊。為抑制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2010年開始，央行先后5次上調基準利率、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CPI漲幅持續上升的態勢仍未扭轉。截至2011年6月末，CPI漲幅已達6.4%，為2008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由于從緊的貨幣政策的調控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的配合，通貨膨脹在2011年第四季度得到有效抑制，之后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2012年前幾個月又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已經趨于合理水平，通脹形勢得到了徹底緩解。然而，當前我國在通脹水平回落的情況下伴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甚至有下行的風險。面對兩難的選擇，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應該趨于穩健，使經濟在平衡中發展，保持適度流動性并配合財政政策進行調整，隨經濟形勢適時而動。

二、我國通貨膨脹近期走勢分析

為了保持經濟增長，推出了2008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而隨著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由之前經濟下滑時的偏低逐漸上升，市場流動性逐漸注入。如圖1所示，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從2009年底開始逐步攀升，從不足100逐漸上漲到2011年7月份的106.5最高值。之后隨著經濟復蘇，通脹高企，抑制通脹的目標又使貨幣政策發生轉向，從2009年第四季度開始，貨幣政策轉向，開始對通貨膨脹進行控制，隨之物價總水平逐步回落，2012年前五個月份也持續回落，回落到2012年5月份的103的合理水平。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庫。

近期我國通貨膨脹趨于穩定，2012年前五個月只有三月份通脹有所回升，CPI同比上漲3.6%，漲幅比2月份擴大0.4個百分點。從圖1中也可以看出，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在3、4月份有所回升，但5月份繼續下行。當前通貨膨脹水平仍然處于下降通道之中，但已經趨于合理，不排除觸底反彈的可能，下半年也具有一定的通貨膨脹回升的壓力。

三、通脹后我國貨幣政策及其效果

2011年之前我國貨幣政策的基調是“適度寬松”，實際就是寬松，至于是否“適度”反而值得商榷了。2011年之后開始，我國貨幣政策在通脹的壓力下趨向“穩健”，實際上就是從緊。本文從貨幣政策的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也就是從貨幣增長率、存貸款利率和準備金率三個方面來分析貨幣政策在通脹后的走向。總體來說，我國貨幣政策在2008年危機之后的全年呈現寬松，一直到2009年底。從2009年底開始，由于通脹高企，貨幣政策轉向“從緊”，一直延續到2011年底。而從2012年開始，由于經濟下滑和流動性風險，貨幣政策又趨向適度寬松。

（一）貨幣增長率

本文選取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率月度數據進行分析，如下圖2所示。可以看出，從2009年開始，M1增長率一直處于高位，且從2009年10月的32%上升到2010年1月的39%的峰值，隨后逐漸回落，并在2011年1月達到13.6%之后保持相對穩定。

資料來源：2011中國金融統計年鑒數據庫。

可見，我國貨幣增長率在201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高位，在2010年1月份之后為了防止通脹進一步上升而逐步下降，直到2011年之后保持低位穩定。

（二）人民幣存貸款基準率

我國央行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2008年開始調整，我國2008年全年連續5次下調貸款基準利率，連續4次連續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反映了我國在2008年危機發生之后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2009年央行未對基準利率進行調整，主要是擴大投資的財政政策主導，而隨著4萬億之后通脹率在2009年年底開始攀升，2010年開始到2011年，央行連續5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貨幣政策轉向。而在2012年開始，由于經濟面臨下滑的風險且通脹下降到合理水平，央行在2012年6月8日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

（三）存款準備金率

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從2008年開始至今的調整，連續4次下調準備金。而從2010年開始，央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以抑制通貨膨脹。2011年底開始，由于通脹得到抑制和經濟下滑，貨幣政策轉向，又連續3次下調存款準備金。

四、貨幣政策未來調整趨勢

總體來說，我國近期貨幣政策趨于“穩健”，貨幣政策調控面臨兩難的境地，也就是說既有經濟下滑的壓力，又有通脹回升的壓力，具體如何實施貨幣政策央行應該密切關注未來經濟的走向，并配合財政政策發揮效用。對于我國貨幣政策未來的調整趨勢，本文認為是趨于“靈活”和“穩健”，原因有下：

（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

當前經濟形勢非常復雜，從國際形勢來看，全球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加劇，美國經濟疲軟，歐洲債務問題嚴重。信息網絡技術浪潮之后，世界經濟缺少新的增長驅動力。國內來看，經濟面臨轉型和結構調整，將進一步擴大內需并推進產業升級和革新。然而由于中國人口紅利和城鎮化紅利因素的減少，經濟缺乏強勁的后續增長動力，又因為政府更加注重經發展質量和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實施，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趨勢。因此，貨幣政策將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在“促增長”和“防通脹”兩大目標之中進行權衡，靈活應對。

（二）利率市場化改革

長期以來，由于利率沒有市場化，導致我國經濟中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完全發揮作用，價格發現機制和資源配置功能大打折扣。因此，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必然趨勢，然而在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必然要趨于“穩健”，尤其是存款準備金和基準利率不宜大幅度變動和調整。從歐美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來看，央行多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而對于存款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則保持相對穩定。因此，在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將趨向“穩健”。

（三）配合財政政策

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將居于主導。在財政政策的大力實施下，貨幣政策必然處于“配合”的地位，如果貨幣政策調控過于強力，將嚴重影響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將會趨于“穩健”，并配合財政政策，適時而動，靈活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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