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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

關鍵詞：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C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7—0079—02

一、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現狀

2002年到2009年八年間，我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60%以上。08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突破了500億美金大關，其中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了406.5億美元，同比增長117%。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當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過日本、美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2011年，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對外投資407.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2.5%。

1.投資地區雖向多元化發展，但仍然相對集中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亞洲、非洲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或低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非洲地區集中了境外企業的71%。2009年，亞洲和拉丁美洲成為了我國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地區。

2.企業跨國經營的行業

經營行業覆蓋面逐步拓寬，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農業合作和研究開發等國家鼓勵的領域。目前，采礦業、商業服務業和金融業所占比重較大，其中采礦業85.4億美元，占40.4%，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商務服務業45.2億美元，占21.4%；金融業35.3億美元，占16.7%；交通運輸倉儲業13.8億美元，占6.5%，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

3.企業跨國經營的進入方式以并購投資為主

近年來，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投資方式多樣化，已從一開始的合資發展到并購國外企業，從投資項目來看從單個項目向整個產業鏈進軍。

同時，由于與當地企業合作有利于利用原有的資源和市場，減少進入新市場的風險及可以彌補中國企業的資金不足，所以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多數采用了與當地公司或集團合資的方式，獨資公司并不多見。

二、跨國經營中的問題

中國跨國公司經營實踐始于1979年，經過萌芽、自發、試點、初步發展和穩步發展五個階段，現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中國企業在嘗試跨國經營的過程中，隨著國際市場的變換，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政策以及企業本身的情況復雜性的增加，機遇與挑戰同在，利益與風險并存，如資金匱乏，投資規模小、經營分散化、品牌競爭力弱等問題。

1.資金、財務結構問題突出，融資困難

由于一方面國家對外匯匯出的限制及給海外企業貸款和融資額度的不足，另一方面，企業與金融業的融合進展不大，沒有金融業的支持與參與，企業海外貸款和項目擔保的風險較大，使得海外企業融資能力有限、融資方式單一。

2.企業進行跨國經營的觀念有偏差，企業目標不夠明確，總體規劃布局和投資結構欠合理

在我國“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業中，不乏有影響的企業，但是“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對于眾多企業而言，當“走出去”上升為國家戰略后，既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外在壓力，也使部分企業認為“走出去”一定海闊天空，因而許多企業在“走出去”時缺乏明確具體的發展目標和規劃，缺乏對投資項目、環境分析、合作伙伴選擇、地點選擇等方面細致分析，導致對自己核心競爭力，企業自身認識不足，最后使自己負債累累。

3.企業研發水平低，缺乏技術優勢

我國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企業的差距還很大。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我國企業的先進技術引進來源于發達國家，而只能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一些較低的技術設備；二是許多高新技術，在我國企業中還是從無到有，而在發達國家企業早已成熟。

由于發達國家企業對高新技術的保護及對技術轉讓的限制和高額的價格，使我國企業引進真正的先進技術困難重重，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企業憑借掌握的高新技術實力進行跨國經營。

4.境外投資規模小，抵御風險能力差

與中國引進外來投資的規模相比，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總體投資的規模較小。據商務部數據統計，2010年1月，我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866家，同比增長24.73%；合同外資金額125.54億美元，同比增長20.3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1.29億美元，同比增長7.79%。而同期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7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3.6億美元。從數據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只占我國吸收外來投資的18.79%，并且我國90%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在300萬美元以下，境外加工貿易項目平均投資金額為220萬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在100萬美元以下。而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單項平均金額在600萬美元左右；發展中國家在450萬美元左右。

5.我國對企業跨國經營的宏觀管理體制落后

近幾年，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單位仍是國有企業，因此行政管理色彩較濃，企業在資金調配、人事調動、收入分配等仍受到很大束縛，另一方面，由于我國進行跨國經營的認識較晚和國際經營的不足，我國對于跨國經營沒有完善的同意管理體制，也沒有權威性的管理機構，致使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管理比較混亂，這些因素影響了辦事效率，嚴重制約了我國企業跨國經營業務的發展。

第2篇：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

香港知名律師謝曉東博士無疑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可以說是香港第一位擁有中國大陸、英國和香港三地律師資格,又同時持有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且系統接受了中西方法律教育訓練的法律業者。多年的學習和實踐,造就了他全面的知識結構體系,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他盡稔熟;多年海內外律師從業經歷,他經手了許多的成功案例,在各種經濟交互中建樹頗多。

在維護經濟關系的有序和公平之余,謝曉東博士還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參政議政,并擔任廣東省云浮市政協委員、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以及《中國評論》月刊之法律總監。在忙碌的工作中,雖難以“時時刻刻”服務社會,卻能夠抱著“人總要有點精神”的信念,真心實意幫助到他人,謝曉東博士始終腳踏實地,低調做人,務實做事。

學習實踐,碩果累累

在法律界,謝曉東博士是為數不多的同時擁有內地、英國和香港律師資格的人。謝曉東博士祖籍廣東汕頭,198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山大學法律系法學專業,并以全年級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在學期間,他還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擔任多個學生干部職務,為學生活躍分子。四年之刻苦學習,他獲得免試留校攻讀國際法研究生的唯一名額。獲得繼續深造的機會后,謝曉東先生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他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知識的養分,為著理想之花點滴灌溉。

在讀研期間,為了開闊視野,謝曉東先生遂萌生了去海外留學的念頭。功夫不負有心人,讀研第二年,他獲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的獎學金。機會總是青睞于有準備的人,而每當機會來臨時,謝曉東先生都能很好的抓住它,從而為自己的理想而拚搏。在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邁出步伐,在對外的經濟活動中,中國的很多公司企業對于國際上的一些法律慣例、術語等知之甚少,在經濟活動中經常處于被動。正因如此,他很早就有學習國際商法的念頭,希冀著在提升個人專業學識的同時,亦能為國家爭取利益。

“選擇國際商法專業,一來是我比較喜歡,二來將來能夠為國家的對外開放盡點微薄之力。”正是因為將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謝曉東先生才會學無止境。抵達英國后,他一如既往地勤奮好學,一步一步地從碩士讀至博士畢業,分別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在負笈英倫的歲月里,為了將理論知識加以升華,謝曉東先生經常到當地的律師事務所學習實踐,并嘗試將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幫助中國企業在英國當地的經營中。海內外數年的艱苦學習,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謝曉東博士在法律上的修養早已是學貫中西了,這也為他的職業之路開啟了精彩的帷幕。

1993年,謝曉東博士來到香港。在加入夏佳理、方和、吳正和律師事務所之前,他在一家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工作近十一年,并僅用七年時間就從一名普通的律師晉升為為數不多的合伙人之一,為該所主要負責中國和企業融資業務之主要合伙人,這在當時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是很少數的。多年學習實踐中,謝曉東博士精于企業融資、私募股權交易、收購合并以及與中國有關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對上市公司、企業改組、收購合并以及有關中國的監管事宜方面具有廣泛的經驗;從業至今,他曾成功完成多個上市項目(包括主板、創業板、紅籌股,H股、B股和在美國上市的項目),以及大量與中國有關的私募股權交易、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并購項目。近年他還積極地向外國推介香港的金融市場和法律服務,以吸引更多外國公司來港上市、來華投資。

腳踏實地,天道酬勤

在2003及2004版《亞太法律500強》的刊物中,謝曉東博士被列為香港“資本市場”類知名律師。此外,他是中國委托公證人、香港證券專業學會會員、英國及香港律師公會之會員,并擔任《中國評論》月刊的法律總監等等,種種榮譽不一而足。他在香港的法律服務行業中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聲名。

正是“無千里之才,不以千里稱焉”,“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謝曉東博士所獲之榮譽和承擔,皆源自于他在本行業的精深造詣。自古“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謝曉東博士的律師生涯,是用心血和汗水來鑄就的,是以勤為徑、苦作舟的旅程。

“由于工作的特性,每接手一個委托或者案件,我們都要認真、嚴謹,集中全部注意力投入其中,不能有絲毫馬虎。特別是我們以資本市場為主,往往工作強度非常大,工作時間長。有些時候,為了完成任務,放棄周末雙休,加班加點,甚至通宵熬夜。”謝曉東博士非常嚴謹細致,工作中更是一絲不茍,錙銖必較。在忙碌的時候,他曾連續三天三夜,直到工作完成。“‘古語說‘失之毫厘,謬之千里’,經我們處理的金額都不是小數目,有的高達幾百個億,即便是小的數目也有幾千萬,如果出現了一點小紕漏,損失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謝曉東博士的成功哲學里,一個有擔當的律師,除了要有豐富的學識之外,更主要的是有日積月累的實踐。他打趣道:“律師好比中醫,經驗越豐富能力越強。我始終認為不管我擁有多少證書、資質,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實實做好每一件小事。干我們這一行,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每一件小事的處理妥當與否,卻往往影響廣泛。”

“踏踏實實做好每一件小事”是謝曉東博士的工作準則,亦是他的人生座右銘,是一種責任承擔,更是一種人生態度。這樣做,為的不僅僅是金錢和名譽,也是對社會的奉獻。

因此,對于有志加入律師一行的青少年,他寄語道:“踏踏實實做好每一件小事,是對客戶的一種責任,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責任。要踏踏實實,真心地與客戶溝通、磨合,在保障客戶的利益的同時,還要考慮社會影響,每一次案例都有可能成為別人以后援引的先例。考慮到各方面的影響,這是在工作,亦是在做人。”

和諧人生,赤誠奉獻

謝曉東博士為人友善,崇尚和諧,身為律師,卻不主張動輒與人打官司。偶爾遇到一些訴訟爭端,他都力主和氣解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法庭之外可了之事絕不主張訴諸法庭之上。這在很多人看來有點難以理解:只要糾紛訴訟多,律師才有用武之地,才有收入。對此,他總是澹然一笑:“做人一定要對社會有責任感,律師更應如此。不能只顧著個人利益,而浪費社會資源。”

在一開始入律師行業起,謝曉東博士就選擇好了專攻資本市場的方向:不管財富如何,最重要的是能發揮自己的學識、經驗,為社會、為國家、為市民做點實實在在的事,對于社會能盡到一份責任。他回憶從業多年來,感受較深的是當初在國外的律師事務所時,他往往代表國外的企業與國內的公司進行談判,出于職業道德,他必須為受委托的國外企業爭取最大利益,而處于民族情感,他又不忍心與祖國同胞唇槍舌劍。當時,國內的很多律師對于國際法律不是很懂,在交涉過程中往往很被動而處于弱勢。在那段時間里,他常常陷入矛盾之中。為了平衡職業道德和民族情感,謝曉東博士將業務重點轉為幫助國內的企業“走出去”,為活躍并填充國內的律師業務空白而盡力盡智。

謝曉東博士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與當時的大部分國人一樣,早年受過不少磨難。他說:“我們那個時候出生的人,其實都有一個‘苦難’情結。當看到國家實力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喜悅之情會油然而生。而當這其中也有著自己的一分力時,就更加欣慰了。”在他的印象中,成功幫助包括中國電力、廣東高速公路公司等眾多的國企和民企成功上市集資,讓他最為難忘,因為他幫助祖國招商引資,為國家的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其實,在他的職業生涯,這樣的案例又豈是能屈指數盡的呢?

愛國之心,人皆有之,值得感動的是,謝曉東博士不但擁有這份心,更擁有這份力。在律師行業,他經驗豐富,碩果累累。在工作之內,他盡力為國為民;工作之外,他于百忙之中,亦兼顧社會公益活動。雖然參加的社團不是很多,但他一直奉獻在路上。作為廣東云浮市的政協委員,他帶領青年團去訪問,募資捐建圖書館。現在,他正在組織一個香港和云浮之間有助于促進學生們的交流活動,并且積極捐資助學,協助在老家的中學母校設立獎學助學金,每年獎勵青年教師和優秀學生。

不久前,夏佳理、方和、吳正和律師事務所與內地業界巨頭金杜律師事務所正式合并,成為其在香港的分所及辦事處。作為其中主要的合伙人之一,謝曉東博士的事業也迎來了新的篇章。

一直以來,謝曉東博士都以自己專業的知識、嚴謹的態度,腳踏實地盡力獻智。如今,踏上金杜律師事務所這所“巨艦”,謝曉東博士一定會乘風破浪,直掛云帆濟滄海。

(胡 煥 程書香)

第3篇：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我國經濟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2）05-0076-2

自從我國實行一攬子貨幣政策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處于高速增長態勢，自2005年的8.24∶1一直漲至今天的6.34∶1。人民幣升值問題目前已成為國際經濟生活中的焦點問題。目前，美元仍然處于下降通道，長期低位運行的趨勢在短時期內難以改變。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本文將從內、外兩方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原因進行具體闡述，進一步分析中國經濟因此將受到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并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原因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急速增加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直接原因。近幾年以來，我國生產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逐步增強，出口創匯能力增強，出口貿易產生高額貿易順差。同時，由于我國政局穩定，并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外商直接投資增速迅猛，形成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雙順差”的局面。因此，我國國際收支方面收入大于支出，形成了數額巨大的外匯儲備。外匯供大于求，促成并加劇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根本因素。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家，必然面臨著本幣升值的壓力。比如二戰之后的德國和日本均面臨過同樣的問題。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世界各國同期的經濟增長率。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我國經濟的相對高增長率，是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根本因素。

我國目前實行的匯率政策對人民幣升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匯率是兩國貨幣的相對價格，當因兩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兩國貨幣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時，匯率也應當隨之發生變化。然而目前我國人民幣實質上采用的固定匯率制僵化了這種浮動的機制。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高，給金融調控帶來了很大的難度，造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分析：美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始終呈高速增長態勢。因此，美國一直將我國當作對其威脅最大的國家之一，并已將我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候選名單。美國的此種行為，不僅會進一步擴大雙方貿易摩擦，而且會將匯率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影響中美兩國的正常往來。

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極其相似。當時，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而美國經濟卻面臨著逐年增加的貿易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在美國施加的壓力下，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之后日元急速升值，之前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大量流出，日本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大蕭條，至今也未能走出陰影。如今美國又用同樣的方法打擊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遏制我國的發展，從而降低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威脅。

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平等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外部壓力的根源。國際貨幣市場的聯動與調整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體現，資金的規模與效益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其中匯率的直接作用與意義更為突出。美元兌主要貨幣的大幅貶值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也使各國駕馭匯率更為艱難。發達國家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撐，本應負責任的以全球利益為主，協調經濟金融合作，但它們卻從各自的經濟利益出發，轉移本國金融層面的問題，提出人民幣升值論，為世界經濟低迷尋找替罪羊。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下面將從正反兩方面分別進行闡述。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積極影響：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我國外貿出口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附加值高的高科技產品非常少。國外的企業控制著絕大多數的技術核心，國內的企業只能高價從國外進口核心技術，依靠廉價的勞動力進行簡單加工再出口。因此造成我國的外貿企業國際競爭力較低，主要生產高污染、高能耗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又往往被冠以傾銷的罪名。

我國外貿企業急需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模式轉變。而人民幣升值則是推動外貿企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動力，有利于促進科技附加值高和自主創新的企業發展，有助于國內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打破歐美國家的貿易壁壘。

進口產品的成本將有條件地降低。在進口產品價格的漲幅小于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前提下，人民幣升值會使進口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價格比之前便宜，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對于一部分企業而言，如果產品價格以人民幣結算，而原材料以進口為主的話，其生產成本將因人民幣升值而下降，企業利潤將得以提升。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消費進口產品的成本將有所降低。需注意的是，如果進口產品價格的漲幅大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那么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產生不利影響，所以人民幣升值對于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的積極作用是有條件的。

可減輕外債負擔。對于我國的外債而言，作為債務人，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到期需要償還的外債本息所需要的本幣數量將相應地有所減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國家和負外債企業的債務負擔。

第4篇：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

[關鍵詞]中國工業；技術創新；創新模式；韓國經驗

[中圖分類號]F4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801(2007)06－0053－07

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主要立足于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但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和國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上述優勢正逐漸減弱。要在變化了的國際競爭格局中實現中國工業的持續快速增長，就必須不斷增強中國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努力提高產業發展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而在工業技術創新領域，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韓國有許多成功經驗可以為中國所借鑒。

一、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的基本特征

(一)縱向地看，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明顯提高；但橫向比較，我國與工業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

由于技術創新的方式和效果的多樣性，直接度量技術創新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較大困難。目前國內外學者通常采用技術創新的投入和產出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小。考慮到指標的重要性和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以下主要采用研究與發展經費作為投入指標，專利作為產出指標來分析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狀況。

研究與發展經費是指用于研究與發展活動的實際支出，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個部分。2005年，全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為1250.3億元，比1995年增長7.8倍，年平均增長24.3％；從反映投入強度的相對指標看，2005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為0.76％，比1995年提高0.3個百分點。

專利是指專利機構依法授予專利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實施其發明創造的獨占權。作為研究與發展活動形成的無形資產，專利代表了發明或設計的潛在商業化機會，是不同國家對技術創新成果的一種同質測度。2005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受理數達到55271件，比1996年增長10.1倍：在相對指標方面，專利申請受理數占全部專利申請受理數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4.83％提高到2005年的11.61％。以上分析顯示，不論從技術創新的投入還是產出看，它們的絕對量和相對量指標都呈現出迅速增長的態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正在不斷提高。

但另一方面，如果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又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如果按現價PPP美元計算，2002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額僅為283.5億美元，只有美國制造業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的24.1％，高于英國和法國，但低于德國；而從制造業研究與發展經費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這個指標看，2002年，美國為7.8％、英國為6.9％、德國為7.7％、法國為7.4％，都遠遠高于我國2.7％的水平。再比較專利指標的情況。由于諸多國際科技統計資料中均缺乏按工業(制造業)部門分類的專利數據，所以我們只能就每個國家的全部專利數據進行國際比較。雖然用全部專利數據的比較來說明工業技術創新的情況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國的專利，不論其出自何處，真正實施起來最終還需要通過產業部門。也即由產業部門將知識形態或樣本實物形態的專利技術轉化為服務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最終產品或中間投入產品，所以一國的專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看成是該國工業技術創新的后備資源或支撐條件之一。從各國在美國獲得授權的發明專利數看，2001－2005年，我國共獲得1587件，雖然比1996-2000年的389件增長了3倍多，但遠遠低于同期美國的421372件，日本的169285件，德國的53774件，英國的18039件，韓國的20048件。這組數據表明，如果以國際標準衡量。盡管我國的發明專利增長很快，但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十分明顯的差距。

(二)企業技術創新在整個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強，但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支持力度還需要加強

在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科研機構、大學和企業各自都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研機構和大學側重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企業側重于產品和工藝的技術開發。根據工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在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大部分研發資源相對集中于產業部門的企業中；而科研機構和大學所占的比例較小。應該說，這樣的R&D結構是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按照科技與經濟的內在聯系規律，企業理所當然也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近10年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占全部R&D經費的比重已經有了較大提高，從1995年的40.6％提高到2005年的51.3％，已經超過科研機構和大學兩者之和，表明企業技術創新在整個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強。從各國制造業企業R&D經費占全部R&D經費的比重看，2003年，我國為46.8％，接近美國47.4％的水平，但仍明顯低于日本71.1％、德國68％、英國58％和韓國68.3％的水平。雖然我國的數字沒有反映全部工業的情況，但一方面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絕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型企業，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采掘業和電力行業的數字，因此其與工業發達國家制造業的數字比較所反映出來的差距是可信的。這就表明，在我國的技術創新體系中，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還需進一步加強。

技術創新是一項不僅具有經濟效益，而且也具有很高社會效益的經濟活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狀況，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重大影響。而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采取鼓勵和支持的政策，也是世界各國包括工業發達國家在內的通例。從我國的情況看，雖然政府在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支持力度還需要加強。政府資金占企業R&D經費的比重是反映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支持的一個重要指標。近年來我國的這一指標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到2004年，政府資金占企業R&D經費的比重只有4.8％，比2000年的6.8％下降了2個百分點。如果作國際比較，我國則明顯低于美國、法國和英國的水平，2003年這三個國家的同一指標值均超過10％。當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時期，市場體系還不夠完善，企業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相當薄弱，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加大

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工業技術創新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按不同引進方式劃分的技術引進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化通常起源于引進、吸收和改進國外技術。但隨著技術能力的不斷積累。其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會逐漸下降并開始自主創新的歷程。技術依存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對國外技術依賴程度的指標，可以用技術引進經費與R&D經費之比來衡量。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技術依存度較高，表明該國技術創新對技術引進的依賴程度較強；反之，則表明該國技術創新中的自主創新成分較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的技術引進經費與R&D經費之比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1995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依存度為2.55，2000年下降到0.69，2005年進一步下降到0.24。技術依存度的持續下降，表明我國工業技術創新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

一個國家進行技術引進的目的，一是為了提高本國的技術能力，然后利用自身的技術能力生產產品來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二是為了增強本國的生產能力，以便直接用這種生產能力生產產品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技術引進的目的不同。引進技術的種類和結構也會有所不同。以提高技術能力為目的的技術引進通常以引進軟技術為主，也即著重引進專利、專有技術和工業設計等，即使是引進硬技術也是為了當作技術學習的樣品，而主要不是為了當作生產能力使用；而以增加生產能力為目的的技術引進則主要引進硬技術，也即成套設備、關鍵設備和生產線。統計數據表明，近10年來我國技術引進的結構也經歷了由以硬技術引進為主向以軟技術引進為主的轉變。在1995年技術引進合同成交金額中。軟技術(包括技術轉讓、技術許可、技術咨詢和技術服務等)引進合同金額只有17.8億美元，僅占引進項目總額的13.7％；而硬技術(包括成套設備、關鍵設備、生產線等)引進合同金額達到112.5億美元，占引進項目總額的86.3％；到2005年，軟技術引進合同金額達到118.1億美元，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到62％，顯著超過硬技術引進合同金額所占比重，后者下降為28％。

(四)技術密集型行業在工業技術創新中的地位十分顯著，外資企業已經成為工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

根據國外通行標準，所謂技術密集型行業就是指那些R&D強度明顯高于平均水平的行業，這些一行業一般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醫藥、通用設備、專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及器材、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等8個行業。2005年，我國上述8個行業的R&D經費支出占整個工業相應指標的比重高達66.6％，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兩個行業合計占工業總量的比重就達到36％。從專利申請數指標看，8個行業合計占全部工業的比重為78.7％，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兩個行業合計占工業相應指標值的比重達到57.3％。工業技術創新的投入和產出高度集中于技術密集型行業尤其是居于前兩位的行業，表明這些行業在工業技術創新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的技術創新狀況直接影響著整個工業技術創新的狀況。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到本世紀初期，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中已經占據重要地位。與此相適應，外資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和產出也構成整個工業技術創新投入和產出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外資企業的R&D經費支出占整個工業相應指標值的比重已超過1/4，其技術引進經費的比重接近1/2，新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超過1/3，專利申請數的比重接近1/3。這組數據表明，外資企業已經成為整個工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更進一步看。外資企業技術引進經費所占比重明顯高于R&D經費支出比重，又顯示出外資企業技術創新以技術引進為主的基本特征；而在技術創新產出方面。外資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所占比重高于專利申請數所占比重，則反映了外資企業更加重視對技術創新直接效益的追求。

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技術創新模式

根據以上基本特征并結合國際經驗判斷。我國工業技術創新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加快發展的新階段，創新的重點也將從對技術的應用轉向對技術的改進和技術創造。另一方面，我國建立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的確立和實施，以及技術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增強，又將在推動工業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給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模式帶來變革的壓力。因此，在當前環境下。如何針對我國的國情和技術創新的需求特點，選擇更加有效的工業技術創新模式，是我們在討論工業技術創新問題時必須關注的一個主題。

(一)影響工業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分析

與美、歐、日、韓等取得良好創新績效的國家相比，我國在產業發展基礎、資源稟賦條件和技術創新環境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由此決定了我國技術發展的路徑和規律也必然不同于這些國家。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技術創新模式，首先要對工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有比較全面、深入的認識。

綜合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影響我國工業技術創新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行業差異和產業發展階段。行業是影響技術創新活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許多針對我國工業行業的研究都表明，不論是研發強度、創新類型還是創新頻率等，都表現出明顯的行業間差異。之所以這樣，是由于行業的差異往往意味技術機會和市場特征上的差異，而行業間的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知識等要素稟賦的不同也會促使企業的研發行為呈現出內生化的行業差異。即使是同一個產業的不同發展階段，技術創新也會呈現出諸多不同的特點。例如，產業快速發展階段較之產業成熟階段，在創新類型上，前者通常集中于工藝創新和管理創新，而后者則往往側重于產品創新；從技術來源看，前者從外部引進的比重較大，而后者則會對自主研發給予更多的關注。

第二，市場需求規模和需求結構的多層次性。市場需求規模影響技術創新的機制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是分攤研發成本，提高研發贏利的預期水平。技術創新通常具有很高的失敗率和巨大的固定成本投入，較大的市場需求規模有利于降低技術創新的風險，分攤研發成本，為預期技術創新贏利提供可靠的保證。二是影響市場結構和技術創新的動力。從動態看，如果市場需求規模足夠大，由技術障礙造成的供給面壟斷市場結構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壟斷利潤將激勵更多的廠商增加研發投入，從而打破技術障礙，進入市場，形成競爭的市場結構。而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廠商又必須持續地進行技術創新，不斷推出新產品，這樣才能生存和發展。而需求結構的多層次性，又為技術積累和技術能力各異的廠商提供了多種技術機會。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迅速擴張的市場需

求規模和多層次的需求結構，十分有利于促進各個產業的技術創新實踐。

第三，國外研發資源的流入。國外研發資源流入對于經濟全球化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中國家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顯得日益重要。國外研發資源流入的路徑主要有FDI和進口貿易。就FDI對東道國技術創新的影響看，雖然存在“抑制論”、“促進論”和“雙刃劍論”等不同觀點，但有許多實證研究都證實了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FDI的技術外溢效應主要包括技術擴散效應、技術示范效應和技術配套效應等。除FDI外，進口貿易也是促進進口國技術創新的重要機制。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際產品貿易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二是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進而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我國作為一個引進FDI最多和進口貿易不斷擴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強調增加國內研發資源投入的同時，尤其需要發揮國外研發資源在促進工業技術創新中的積極作用。

第四，產品模塊化程度和獨立技術供應商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模塊化日益成為以IT產業為代表的許多產業的發展趨勢。模塊化的好處主要是：借助于模塊化結構，通過良好的分工，可以使更多的企業能夠處理和協調復雜產品的設計和制造過程，從而降低產品開發的成本和風險。較高的產品模塊化程度和生產環節的可分性，為我國的IT、汽車等加工組裝型企業提供了基于低勞動力成本和當地市場知識及分銷網絡建立競爭優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模塊化生產方式下，大量獨立技術供應商的出現，又會降低國外總裝產品供應商的壟斷程度，并提高當地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同時還有助于提高當地企業的進入可能性。

(二)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的模式選擇

經過長期努力，國外關于技術創新模式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Abernathy和Utterback最早研究了產業創新的模式，提出了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以研究與發展為基礎的技術創新模式(1978)；韓國學者Kim L.基于對韓國汽車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模式的選擇上有別于發達國家，需要通過技術學習實現從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引進創新模式(1995、1997)。近年來，國內很多學者也對產業創新模式問題作了探索性的研究。例如，謝偉對中國彩電工業技術學習的機制進行了討論(2001)；路風對中國汽車工業技術能力積累基本模式的歸納(2004)；吳曉波提出了基于全球化制造的二次創新動態模型(2006)，等等。通過對這些成果的歸納分析可以看到，適合現階段我國國情的工業技術創新基本模式主要有三種，即模仿創新模式、嵌入式創新模式和自主創新模式。我國工業的不同行業應該在充分考慮各自具體約束條件的基礎上。選擇切合自身實際的技術創新模式，才能期望取得良好的創新績效。

模仿創新模式是發展中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一條重要路徑。所謂模仿創新，是指在原始創新的示范影響和利益誘導下，通過進口設備、購買專有技術或專利許可等合法方式引進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做出改進的一種創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模仿創新并不是原樣仿造，而是有所改進和有所發展，其核心是通過在規模經濟、工藝改進、質量控制、標準化生產和市場營銷等創新鏈的中后期環節投入主要力量。生產出性能、質量、價格上有競爭力的產品，并贏得市場優勢。模仿創新模式的成功與否。與特定的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和生產范式有關。對于產業起點低、技術周期長、規模經濟顯著的傳統產業和生產范式，模仿創新模式是一種有效的技術追趕方式：但對于技術發展快、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難以預期、技術變化呈現非連續特征、反向工程困難、規模經濟不顯著的產業和生產范式，模仿創新模式的效果是有限的。實施模仿創新戰略應該注意的問題，一是要妥善處理知識產權保護與模仿創新之間的關系，二是要在實踐中不斷提高包括快速反應能力、學習吸收能力、技術改進能力、大批量生產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等在內的模仿創新能力。

嵌入式創新模式主要是通過參與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與跨國公司價值創造鏈條中的上下游企業合作，在跨國公司的某些生產環節和階段上實現專業化，并抓住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和技術轉移所提供的發展機會，不斷吸取跨國公司的創新信息，進而提高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新加坡和臺灣就通過成功地實行這種技術模式，建立起當地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嵌入式創新模式的核心是：在與跨國公司的相互作用中，根據基于本土市場需求特點的產品創新以及企業在技術學習和能力發展上的努力形成的動態比較優勢，不斷地提高當地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分工層次。實施嵌入式創新模式的重點是：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生產和技術開發體系：加強與跨國公司的技術聯盟，吸引跨國公司的R&D投資，并在國內建立起跨國公司的R&D分支機構。

自主創新模式是指不依賴國外的技術引進，而是依靠自身力量獨立研發新技術并實現商業化的技術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模式的基本特征不僅體現在知識和能力支持的內在性，也體現在技術與市場方面的率先性。通過成功的自主技術創新，可以在技術上居于領先地位，不斷地發明創造出新的產品和工藝。從而控制技術的發展方向，占據技術發展的制高點，最終建立起新產品的市場優勢并獲取豐厚的創新收益。正是基于這些優點，作為一個處于高速發展中的大國，在我國的某些產業特別是那些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中實施自主創新戰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自主技術創新的技術突破是內生的，而且創新的后續過程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推進，既需要長期的技術積累，也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并面臨很高的失敗風險，因此，對于我國的大多數產業而言，現階段還不宜過分強調從事自主創新。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重點是：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注意利用專利制度保護知識產權；重視對創新后續環節的投入，不斷根據市場反饋完善創新產品。

三、韓國工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一)韓國工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經驗

韓國的發展可以說是后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一個成功案例。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韓國僅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花費100年左右的時間才走完的工業化歷程，實現了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邁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歷史性轉變，并于1996年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進一步看，韓國經濟的騰飛又是與其在產業技術創新上的卓越表現緊密聯系的。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工業的技術水平與我國相差不大，許多產業的起步甚至比我國還晚，但經過多年的迅速發展。目前韓國在IT、汽車、造船、鋼鐵和機械等眾多產業領域都擁有了自己的核心技術，其中一

些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

概括起來。韓國工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經驗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選擇并推行正確的技術創新模式。對一個后發國家而言，技術創新模式或者說技術創新的路徑往往有多種選擇，而不同的路徑又會導致不同的創新績效。韓國的技術創新路徑是：充分利用國際技術資源，通過技術的引進一模仿一改進一創新，迅速完成技術學習過程，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韓國的產業技術創新是從技術引進起步的，經過“干中學”和“用中學”。在掌握生產技術并形成生產能力后，再對引進技術進行模仿。模仿創新給韓國企業帶來了寶貴的技術學習機會。而技術學習能力的積累，又為適應市場需求的技術改進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后，為了實現技術跨越，參與更高層次的技術競爭，韓國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和完善技術基礎設施，開始轉向并日益注重自主創新。總體上看，韓國產業的技術創新模式是適合其國情的，并取得了很好的實踐效果。

第二，著力培育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韓國產業技術創新中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在韓國，企業是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主體，技術的引進和創新活動由企業自主決定并承擔風險，但政府通過經濟和法律手段進行嚴格的指導、監督和控制。這種機制既保證了技術發展的計劃性。又保證了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主動性和有效性。從韓國企業內部看，也有一些有利于技術創新取得成效的因素。例如，韓國企業良好的組織和管理制度不僅能夠促進個人和企業的有效技術學習，而且有利于將這種學習能力轉化為企業能力。再如，韓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既是企業技術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同時也是技術學習環境的營造者。

第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在韓國產業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意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韓國政府在推進產業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通過立法為企業從事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制度保障。從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先后頒布了《科學技術振興法》(1967年)、《工業技術開發促進法》(1972年)、《特定研究機構扶持法》(1973年)、《技術評估法》(1973年)和《科學技術基本法》(2001年)等一系列法律，并以此為準繩出臺相應政策，以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二是對技術引進進行控制和考核。韓國政府只允許引進關鍵技術，并對每一項引進技術都提出相應的消化吸收目標，還利用技術引進的審批和評價系統對重大引進項目進行跟蹤考核，以期發現問題并及時解決。三是實行財政和稅收優惠政策。韓國政府的研發資源投入長期保持快速增長，2006年政府的R&D預算比上年增長14.2％，2007年的R&D預算達到8.9萬億韓元。在稅收政策上。推行了包括鼓勵技術開發、技術成果轉化和國外高技術企業發展的多項稅收優惠政策。

(二)韓國經驗對我國的若干啟示

第一，處理好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規范企業的技術引進行為。韓國產業技術創新的發展歷程表明，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模仿創新是縮小與發達國家產業技術差距的一條捷徑。從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技術基礎看，產業技術創新的路徑仍然應該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即模仿創新為主。隨著資金、技術和人才的不斷積累，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進一步縮小后，再逐步增加自主創新的比重。要強調引進技術的重要性。不但需要繼續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獲得先進技術，而且也要增加通過技術貿易、逆向國際直接投資和與跨國公司建立戰略聯盟等方式獲得先進技術的比重。為了防止重復技術引進，提高產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國家應建立技術引進協調機制。對重大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項目進行統籌協調。要加強對引進技術的評審和條件管理，技術引進企業必須具有與引進技術相關的研發能力和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詳細計劃安排。

第5篇：外商直接投資成功案例范文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0773024)

作者簡介：

楊友孝(1960-)，湖南漢壽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資源管理與區域開發研究。

摘要：文章通過對愛爾蘭香農、美國丹佛、香港赤臘角、荷蘭史基浦等國際大型空港及其周邊臨空經濟發展的成功案例分析，提出臨空經濟發展具有漸進式、跳躍式、更新式和大型航空城等四種發展模式以及臨空經濟發展經歷的準備、成長、成熟、瓶頸和航空城開發等五個階段及其特征；劃分了我國大陸地區空港和臨空經濟的三種發展類型；并提出了不同階段政府應采取的政策措施。

關鍵詞：空港；臨空經濟；航空城：政府政策

中圖分類號：F5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0-0069-05　收稿日期：2008-08-21

伴隨著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航空運輸業迅猛發展。國際民航組織公布：其190個成員的航空公司2006年總體運營收入達到4524億美元，全球航空公司的運力增幅為4％，客座率達到76％，旅客運輸量提高了5％，為21.3億人次，特別是歐洲和亞洲地區表現更為明顯。大型樞紐空港作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交匯的增長極趨勢日益明顯，促使了臨空經濟的出現。臨空經濟是托于大型樞紐空港，以發展飛機的修理與保養、航空食品加工、航空供給、航空貨代物流企業以及機場建筑內部專門為旅客提供服務的產業等航空指向性產業為基礎，通過人力、信息、技術和資本等資源的聚集，對空港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起到調節和帶動作用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李健，2005)。大型空港與周邊的臨空經濟區，包括空港區、近鄰空港區、空港相鄰地區、輻射區等四個地帶是臨空經濟的空間載體。國外相關研究理論出現較早，近些年比較成熟的有卡賽德(John D.Kasarda,2000)的航空城理論等；我國對臨空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晚，主要有中國民航大學的曹允春教授研究的相關理論，涉及臨空經濟的形成機理、增長模式和空間結構等方面。

一、國內外著名空港臨空經濟發展模式及其階段性特征

(一)國際著名空港臨空經濟發展模式發達國家和地區臨空經濟出現較早，成熟空港很多。比如，北美地區的丹佛和亞特蘭大國際機場，亞太地區的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和韓國仁川國際機場，歐洲的愛爾蘭香農和荷蘭史基浦國際機場等，其發展模式各具特色。在此，我們通過對其中四個代表性空港，即愛爾蘭香濃機場、美國丹佛機場、香港赤臘角機場、荷蘭史基浦機場的發展歷程進行研究，發現他們分別代表著空港周邊臨空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

1　愛爾蘭香農國際機場：規模從小到大，漸進式發展模式。愛爾蘭香農機場是臨空經濟階段性特征最明顯的機場。香農機場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及其良好的避風性，1942年建成伊始即成為重要的航空中轉站，并于1947年開設了世界首家機場免稅商店，陸續吸引了大量航空公司將其作為培訓基地，使香農鎮發展成愛爾蘭二戰后唯一的新興城市。在政府的策劃下1960年和1968年香農自由貿易區、香農開發區相繼建立，表明香農機場步入利用機場發展貿易、吸引外資階段。其帶動效應影響至今，目前香農自由貿易區內外商投資的制造業企業、航空服務企業、國際金融及財務服務性企業超過100家，吸收了大量人員就業并成為愛爾蘭外貿窗口之一，年出口額約25億歐元。建立高科技研發機構、實現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是香農機場發展的第二三階段。根據臨空經濟的發展趨勢，政府要求開發區重點發展科技型工業，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并于1972年建立利默里克大學，使開發區擁有了自己的教育和科技研發機構，促進了開發區進一步發展；1984年，香農開發公司建立了利默里克國家技術園，借助高新技術很快實現了向技術密集型工業的轉變。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香農開發公司在政府的引導下逐步轉向以發展服務業和知識經濟型產業為主、全面規劃和綜合開發階段，并建立了凱里和提珀雷里兩個技術園、恩尼斯信息時代園和博爾技術中心。香農機場臨空經濟的發展模式是由小規模的中轉站，通過發展機場服務和航空公司的介入初步打造自身品牌，在政府的規劃下合理吸引、利用外資，關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最終成為國際臨空經濟發展的經典案例之一。

2　美國丹佛國際機場：政府統一規劃，跳躍式發展模式。丹佛國際機場發展模式是政府規劃最明顯的案例之一。美國早年在建造機場時理念比較保守，單純從機場設施的現代化、人性化人手設計機場主體建筑和規劃地理位置，但對臨空經濟的發展缺乏長遠眼光，不能充分發揮機場的帶動作用，且類似情況在美國早期的機場開發中非常普遍。丹佛政府從機場建造伊始即按照帶動周邊發展的增長極理念設計。打破傳統建設理念的同時丹佛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時人們關注的是“這座機場什么時候倒閉”。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機場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日前丹佛市每年經濟增長的25％發生在機場附近區域，吸引了大量的就業人口；房地產商不斷介入使得中高檔房屋價格迅速上漲(王旭，2006)。在機場的選址方面政府同樣規劃到位，機場附近有70號州際高速公路可連接北美各主要城市，其他基礎設施同樣十分完善。并且合理開發了長年受雨水影響的大面積麥田區域，達到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的目的。機場投入使用后政府采用了先進的經營理念。為了使其成為適于永久居住的地方，政府從“空港營銷”的理念人手，將機場周邊打造成一個高檔的現代化商業區，不斷完善辦公地點的基礎設施，成功吸引了大量資金和人力資本的進入。可以看到，丹佛機場從規劃設計到成為區域增長極，政府的不斷努力是其臨空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保證。

3　香港國際機場：空港自我完善，更新式發展模式。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赤臘角新機場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運費和貨運方式等便利條件，使其在國際航運競爭中優勢巨大，樞紐地位十分突出。由于老機場基礎設施比較陳舊并靠近居民區，加之航線和航班數量有限，逐漸不適應新時期香港的發展。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新機場管理層便在已有問題和優勢的基礎上總結經驗、不斷創新，從更新換代的角度出發對新機場實行整體開發和規劃，既體現了老機場的優秀傳統又體現了當代創新理念(Yonghwa Park，2003)，并依托其航運樞紐地位大力促進周邊臨空產業發展最終成為整個香港的增長極之一。香港國際機場非航空設施十分豐富，空港周邊多功能化、社區化和城市化特征非常明顯，包括購物、餐飲、娛樂中心、可租賃辦公設施、多功能會議展覽館、室內體育館、標準。洞高爾夫球場和傍海修建的五星級酒店。香港國際機場及其臨空經濟發展模式最鮮明特點是在老機場已經確立國際航運地位，通過政府統籌規劃和機場管理層不斷創新逐步更新完成的。

4　荷蘭史基浦國際機場：大型航空城發展模式，

阿姆斯特丹城西南部的史基浦機場年旅客吞吐量居全球第四，貨運吞吐能力列歐洲第三，具備很高的運營效率和整體服務水平。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商務區(Amsterdam Airport Area，AAA)被譽為“歐洲商業界的神經中樞”(Nerve center of The EuropeanBusiness World)，主要由阿姆斯特丹機場、部分阿姆斯特丹城區及其周圍地區三大部分構成(曹允春等，2007)。近年來，阿姆斯特丹機場商務區已經完全擺脫臨空經濟發展的瓶頸階段，成功吸引超過300家大型企業和公司的進駐。成為區域發展的增長極的同時航空城區域大、功能全的特點也日益顯現：第一，是一個集商務運營、產品開發、高新技術研發、信息與人才共享、企業合作等橫向關聯度極高的園區：第二，是一個從電子開發和電子制造業等核心產業出發，發展產品銷售、運輸和現代物流產業，擁有完善的商務環境的縱向產業鏈關聯度極高的園區；第三，周邊地區諸如購物、休閑、餐飲和住宿等服務產業的飛速發展的同時，空間擴散現象也愈發明顯，其中包括5平方公里的物流園區建立、與海港的密切聯系，發達的交通網，都促使阿姆斯特丹機場商務區發展成為一個系統完備的航空城。這樣的“機場城市”與城市互相促進，成為“雙核”增長極，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臨空經濟對地區的巨大帶動作用。

(二)臨空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劃分與特征分析通過對上述成功空港及其周邊臨空經濟發展模式的總結和城市化相關理論的引入，分析得到臨空經濟發展需要經歷的準備、成長、成熟、瓶頸和航空城開發等五個階段和各個階段的發展特征。

1　臨空經濟準備階段：空港建設的評估和規劃時期。準備階段不存在臨空經濟，但擁有比較突出的優勢產業。區域產業結構合理，三次產業就業人數應該基本滿足“二、三、一”結構。經濟基礎比較穩固，總體發展良好，經濟的快速發展要求與其他地區和國家聯系日益緊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對商品和原材料的進出、人才和信息的交流要求突出；城市化進程速度較快。依托的城市已經有能力成為地區城市群的輸出、中轉和接受終端，具備成為本地區城市群中發展極的條件或已經成為發展極。這一時期政府需要對城市和腹地的經濟水平進行評估、測算是否具備對大型空港的承載能力。

2　臨空經濟成長階段：臨空指向性產業迅速發展，初步實現產業集群。基于臨空指向性產業本身固有的特點，在本階段臨空指向性產業發展迅速并自發的聚集在緊鄰空港區內(李曉江，200I)。因為距離機場較之以前更近，使其原料和產品運輸的時間成本、運費都有較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企業的利潤，促使臨空指向性產業快速發展和聚集。由于臨空指向性產業聚集程度和數量都比較有限，無法實現極化效應和溢出效應，對周邊影響較小，與上下游產業聯系較少，產業鏈不穩定。本階段空間分布特點是空港建設完成，由于企業數量快速增加促使空間擴散速度很快，但是周邊沒有完備的臨空經濟園區，需要統一規劃。

3　臨空經濟成熟階段：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企業種類多樣化，集群效應實現。由于交通擁擠、環境破環、惡性競爭等大城市病問題日益嚴重，不斷加劇的擠出效應造成城市內部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并導致部分企業轉移出市區。擁有較強區位優勢的空港周邊地區對轉移出的企業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企業大量聚集于臨空經濟園區促使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鏈加速拓展；由于高科技產業的生命周期短、市場變化快、產品體積小、附加值高等特點，以及政府優惠政策，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聚集和研發機構的建立(夏占義等，2006)。柔性生產方式得以實現，促進這一階段產業鏈更加穩固、輔助產業多樣化。由于核心產業不斷聚集，對商務環境和輔助產業提出更高要求并吸引部分市區中相關企業的進駐，甚至引來大型跨國公司的進駐以及總部經濟出現。總部經濟帶來數量巨大的上下游產業，加強經濟腹地的發展同時為臨空經濟的進一步壯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并最終形成了一個集研發機構、高科技制造業、現代物流產業、臨空指向性產業和現代商務業共同發展的完備系統。

43臨空經濟瓶頸階段：部分企業轉移。經濟發展速度減緩。隨著臨空經濟的不斷發展，區內土地價格上漲迅速、空間擁擠、無序競爭，生產、生活質量下降等類似于城市病的問題出現，對所有企業均產生了強大的擠出效應。跨國公司總部或其生產基地普遍實力很強，在空港周邊從事生產活動帶來的正效應，如信息、技術的頻繁交流，創新能力提高，新技術的傳播，遠遠大于擠出效應造成的負面影響，外遷可能性不大；對于其他輔助產業來說，比如餐飲、娛樂、購物等服務業，本身企業實力不強，加之大量聚集在一起造成的激烈競爭，擠出效應造成的成本上漲已經超過了由于聚集獲得的正效應，所以部分企業開始外遷，并最終引起大量企業外遷。由于大量企業外遷，造成稅收的減少和人力資本的流失，降低了經濟發展速度以及影響了空港競爭力，導致經濟發展出現瓶頸。盡管企業外遷屬于市場自身調節的正常現象。但是不利于區域長期發展，就急需政府統一規劃，結束政府“守夜人”角色并通過積極的政策安排發揮調控作用。 ，

5　航空城開發階段(Trisha Riggs，2004)：空間上極度膨脹，功能上完備齊全。這一時期內空間結構和產業布局均有很大變化，伴隨空間布局產業呈梯度擴散。由于服務對象、運輸方式、成本指向等特點，決定了航空指向性產業緊鄰空港布局的特點。加工制造業和科研機構與航空指向性產業聯系緊密，但航空指向性不強，分布距離較遠。輔助產業分布在最，主要包括以通信、金融、物流、會展、貿易、電子商務以及法律咨詢等為主現代服務業；以社區、餐飲、休閑、旅游、房地產、商品零售為主的個人消費服務業；以政府公共管理、基礎教育、醫療保健等為主的公益業。從而形成了同時擁有基礎產業、主導產業和配套產業的功能完備、空間布局合理的大型航空城，并成為最有利于發揮增長極帶動作用的發展階段。

二、國內大陸地區空港臨空經濟發展的現狀類型

根據對國際上空港發展模式的分析和階段特征的總結，聯系我國大陸地區空港發展的現狀，即影響力還不突出(曹允春等，2007)，臨空經濟發展速度較慢，郁未達到成熟階段，可以簡潔地將我國大陸地區空港分為三類：全國性樞紐型空港，臨空經濟處于成長階段后期；地區性樞紐型空港，臨空經濟處于成長階段前期：輔助型機場，臨空經濟處于準備階段。

(一)全國性樞紐型空港，其臨空經濟處于成長階段后期集中了國內競爭力最強的四大空港即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海虹橋、浦東國際機場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此類空港三方面的特點比較突出：第一，所依托的城市競爭力很強，都是比較有影響力的國際化都市，與國內外其他城市、地區聯系緊密，對航運服務要求很高，因此機場建設起步較早；第二，

當地政府很早就開始關注空港臨空經濟的發展，臨空經濟園區初具規模，已經成為區域性增長極，對于周邊地區的帶動能力和經濟貢獻比較突出；第三，同國外大型空港周圍的臨空經濟相比，存在諸如缺少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和基地公司的有力支持，產業種類單一等缺點。

(二)地區性樞紐型空港，臨空經濟處于成長階段前期包括大連周水子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重慶江北國際機場、南京國際機場，以及烏魯術齊、西安、武漢和鄭州等交通樞紐城市的附屬機場。主要特點有兩個方面：第一，競爭非常強烈，郁希望成為區域內機場發展的龍頭，以便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和稀缺資源來發展機場周邊的臨空經濟，增強城市競爭力。第二，優勢在于地理位置，比如大連機場是面對日本、韓國和朝鮮的門戶機場，到大連投資的日以及烏魯木齊、西安、武漢和資、韓資企業比重很大；烏魯木齊是中國和西亞、中亞的銜接點，不論是作為產品或原材料的中轉站，還是吸引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都有較大優勢。

(三)輔助型空港，臨空經濟處于準備階段石家莊、南寧、蘭州等交通樞紐城市的附屬機場屬于輔助型空港。這些空港由于經濟腹地和依附的城市競爭力較弱，空港服務條件有限，且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沒有特殊的優惠政策，發展臨空經濟的條件還不成熟，機場大多作為單純的交通樞紐進行運營，對周邊的帶動作用很不明顯。

三、臨空經濟各階段政府的政策安排與導向

從國際上成功空港及其周邊臨空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臨空經濟形成和發展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祝平衡等，2007)：產業聚集造成的極化效應和擠出效應是充分條件，主要通過市場自身調節實現；機場、臨空經濟園區等基礎設施以及合理的空間布局，對投資環境的營造等優惠政策是必要條件，主要通過政府調控完成。針對臨空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并結合我國臨空經濟發展的特點，分析得出政府的政策安排與導向。

(一)評估機場建設的可行性，合理布局并營造良好的融資、投資環境臨空經濟準備階段中政府需要從較宏觀角度出發測算經濟腹地和城市的競爭力，評估機場建設的可行性。如果具備建設機場的條件，需要統一規劃機場地理位置、占地面積、交通水電和噪聲污染處理等設施。基本原則是機場內部設施具備人性化、現代化，外部主體建筑堅持不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注重循環使用的環保理念，增強土地利用和保護機制(劉盛和等，2001)。在建造機場時政府可以通過“杠桿原理”采用多渠道融資方案，引進市場機制以降低政府風險，并繼續發展本地區主導產業，推行適合本地主導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使本區域經濟基礎更加堅實。

(二)完善空港服務體系，鼓勵企業進駐，出臺適合航空指向性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 由于臨空指向性產業發展迅猛，臨空經濟成長階段中政府應加大對其支持力度。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等手段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做好核心產業的同時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科研機構的建立，不斷吸收跨國公司的進駐和基地公司的建立，增強區域競爭力和實現品牌效應。政府還應從橫向、縱向兩個方而發展產業鏈、豐富企業數量，促進上下游產業間的聯系：注重空間上合理布局，根據產業的不同類型初步劃分臨空經濟園區，實現土地利用最大化避免浪費。

(三)促進產業全面發展的同時突出發展主導產業，扶持創新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引入市場機制以促進產業升級是臨空經濟成熟階段中的重要特征。產業集群和規模經濟的相繼出現，預示政府對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吸引工作基本完成，空間分布、產業結構逐步趨于合理都促使政府適當放開并積極利用市場機制完善資源配置。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政府應把管理的重點集中在控制惡性競爭方面，在把臨空經濟這塊“蛋糕”做大做強的理念下，協調各利益主體的關系以形成合力共同發展。充分發揮臨空經濟對周邊地區的帶動作用是最需要政府關注的。比如政府可以加強對本地區原材料供應企業的支持力度，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支持服務業和創新型產業發展，完善周邊地區產業結構促使就業結構合理轉變等。

(四)支持核心產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合理安置外遷企業，防止產業鏈出現斷裂臨空經濟瓶頸階段是政府最需要政府關注的關鍵時期。首先政府應該保護效益好、關聯性強、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產業。沒有航空指向性產業的發展就不存在臨空經濟，更沒有后面產業鏈的延伸，所以政府在各企業激烈競爭時應利用市場機制淘汰部分缺乏生命力的企業并保護核心產業。其次需要區分外遷企業，有選擇性地安置和扶持。尤其是與核心產業聯系緊密的配套產業，以及能夠帶來大量稅收和解決就業的產業，使其繼續發揮帶動地區經濟的作用。部分企業由于市場機制外遷。政府應該引入合適企業以填補空間上、經濟上的空缺，維護產業鏈的穩定，防止產業鏈出現斷裂。比如建立盈利性高新技術研發機構，既可以促使臨空經濟園區向高端產業發展，又可彌補稅收財政上的空白。最后應避免忽視合理規劃和利用土地資源問題的出現(姚士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