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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美國的直接投資 制造業 吸收外資比例 中國 俄羅斯

中國和俄羅斯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狀況比較

俄羅斯(前蘇聯)和中國過去是兩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于1978年，遠遠早于俄羅斯。1992年正式確定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20年來，中國的GDP年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俄羅斯的改革開始于1992年蘇聯解體之后。前蘇聯解體后的激進改革，導致俄羅斯在一段時期內經濟大幅下降，經濟總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紀末，俄羅斯的經濟才止跌回穩。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達6%多，經濟總量增加了70%。同時，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的實際增長超過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兩國的改革，都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實行市場經濟就勢必融入世界經濟。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俄兩國存在著很大差別。

中國FDI流入量遠遠多于俄羅斯。1990年中國FDI流入量為35億美元，2003年達到535億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額是790億美元，2006年是870億美元。同時，2003年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僅僅10億美元，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隨后大幅增長，2005年是150億美元左右，2006年達284億美元。盡管如此，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仍遠遠低于中國。

De Mello(1997)指出，FDI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還包括政治穩定、政府政策的性質、貿易和投資的制度安排、接受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接受國的市場規模等。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定位于“改革和開放”，吸收外資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俄羅斯實行的是激進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沒有特別提倡諸如中國“對外開放”那樣的政策導向或“引進外資”的政績考核指標。

可以說，中國和俄羅斯在吸收外資方面，無論是金額還是政策導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正是由于這些差異，使得對兩國吸收的外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特點進行比較才有意義。

本文擬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變化狀況進行比較。這一比較是基于計量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諸如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產業，其他眾多的“非制造業”部門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國是制造業強國，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也一直占50%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中俄兩國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狀況基本可以反映兩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狀況，從而反映出兩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趨勢。

對中國和俄羅斯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直接投資的存量數據，全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歷年公布的資料。美國商務部公布它們時，已對數據根據歷史成本進行過調整，可比性更好。美國對中國制造業及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金額占美國對它們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比是筆者根據兩者的數據計算的。

首先研究美國向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向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彈性。計量模型如下:

ln MANt=α+βln 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對數符號，MAN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u是誤差項，t是時間序列的符號，α、β是參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回歸結果說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22%。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22%。這就導致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在投資總金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由于俄羅斯的數據是從1993年到2004年的，為了與這一時間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進行比較，本文從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間的相關數據來考察美國對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投資總金額的彈性。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的時間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也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09%。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9%。雖然制造業吸收的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沒有23年間的總體速度快，但制造業吸收投資金額的增速仍比投資總金額的增速快。

最后再來看看1993年到2004年間美國對俄國制造業投資金額和投資總金額之間的關系。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MAN是美國對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俄羅斯直接投資的總金額，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時間序列的長度是1993到2004。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較差，自變量前面的參數也通不過5%條件下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結果說明，美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和其對制造業的投資金額的變動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結論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及計量回歸的結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在1982-2004年間，中國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而中國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基本上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22%，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總投資的比例從1982年的22.45%增長到2004年的55.67%。僅制造業一個行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就占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從1993-2004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09%。而在俄羅斯獨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國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變動與美國對俄國投資總金額的變動基本上沒有相關性。

美國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對外投資的行業也很齊全。一國的不同行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該國經濟結構的真實情況。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中國的制造業接受的外國投資不斷提速，成為“世界工廠”的趨勢非常明顯。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吸收外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二是中國較低的工業水平和龐大的勞動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能與外資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羅斯的情況較之中國大為不同。在實證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國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額也有8倍的增長，但制造業吸收的投資金額上下變動很大，沒有明顯增加。直接投資總額的增加大多落實到了“非制造業”。因為俄國比較徹底的私有化使得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政府沒有明顯地提倡諸如“擴大開放、引進外資”之類的發展經濟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業所認可);再者，俄羅斯的制造業水平遠較中國為高，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未必比俄羅斯本地的制造業有優勢。這就限制了制造業向俄羅斯的轉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資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經濟的全球化。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開放政策倡導下以開放促發展，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主要是以徹底的私有化促發展。俄羅斯的私有化經歷了私有化股權證時期(1993-1994年)、債轉股時期(1995-1996年)和個案私有化時期(1997年以后)三個階段，其中雖多有缺陷，對私有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其最終的徹底私有化目的還是達到了。可以說，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因素來自大力對外開放，俄羅斯吸收外資的因素來自經濟的徹底私有化。外資流入兩國制造業的重大區別是否是由于兩國吸收外資的因素不同所致，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俄羅斯的制造業吸收外資的比重不隨吸收外資總金額的增加而增加，從一個方面說明俄國的產業結構比較合理，制造業并未擠壓其他行業—特別是代表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差別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的兩份報告，cn.bbs.yahoo.com.2007.1.29

2.唐以今.中國與印度利用外資之比較研究[J].現代財經，2005(5)

3.中國證券網，cnstock.com.2007.1.11

第2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引進外資　合理利用

一、 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我國吸引外資的主要形式，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1979年開始利用外資以來，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從1983年的9.15億美元到2008年923.95億美元，幾乎每年都呈上升的趨勢。

2008年是中國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第三年，吸收外商投資繼續保持平穩發展。?中國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07年，全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32.9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8%。截至2008年底，我國吸收外商投資金額已逾8400億美元。

2007年9月28日，世界銀行的《中國利用外資的前景和戰略研究》報告指出，2006至2010年期間，在預計流入發展中國家的25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FDI）中，預期中國將占到30％左右。

二、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1. 外資企業返銷比例較高

1990年～2008年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和出口額，兩者相除可得到外資企業的返銷比例，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返銷比例較高，近幾年一直在40%左右。雖然缺乏20世紀80年代的數據，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到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外國直接投資中，“加工貿易”、“補償貿易”和“三來一補”的形式較多，這一比例會更高。

2.外國直接投資以新設投資為主

在我國利用的FDI中，一直以新設投資為主。雖然最近幾年，由于政策的放松和全球跨國并購的發展，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并購有所發展，但比例仍然很小。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00-2008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并購額由0.08億美元增長到137.21億美元，例仍然很小。

3.外商獨資型FDI比例逐漸增加。

我國的外國投資項目分為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1995年到1998年間，隨著人民幣匯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獨資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斷增加之勢，而中外合資型FDI則不斷減少;1998年到2002年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期間，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型FDI則在不斷減少，而且趨勢特別明顯，只有外商獨資型FDI在不斷地加速增長，并于2002年超過其他類型FDI而占FDI總額的一半左右。自2002后，外商獨資型FDI占FDI比例逐年增加，截止2008年這一比例高達78.27%。

4. 產業分布不平衡

產業分布上，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投向存在明顯的不平衡性。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例偏低。2008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98.95億美元，占總額的54%；絕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集中于一般性的加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易使中國被鎖定在國際分工價值鏈的底端。

5.區域投資差異大

改革開發以來，東部地區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這種狀況的形成主要是受歷史和自然因素，地理區位，對外開放正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在改革開放之處，率先開發了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較好的東部地區。由于投資的聚集效應，使得東部地區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成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這種極不平衡的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擴大了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進而導致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地區協調發展。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

1. 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和外資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環境

（1）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是解決目前我國引資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根本保障。（2）重新審視我國外資政策，對不合理的外資政策進行撤銷或調整。（3）堅決制止對外商投資企業一切形式的亂檢查、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

2. 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合理引導外資流向

（1）充分發揮、利用已有政策、設施繼續引資，積極實施利用外資，多元化有戰略，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繼續引進港澳臺和東南亞國家的投資。（2）引導外資投向，進一步優化我國產業結構。（3）加大服務業招商引資力度，創造良性發展的服務業引資環境。（4）加快中西部的對外引資工作，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結構在繼續發揮東部優勢引進外資的同時，中西部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合理、有效地加快利用外資步伐。

3. 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競爭體制，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1）要建立完善我國市場競爭體制，為各種經濟主體建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2）要建立我國經濟安全指標體系，增強經濟運行風險的預警能力，提高風險防范機制的運作效率，確保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的安全。

4. 努力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

鼓勵外資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外溢。創建外資企業、內資企業、科研機構等共同參與的開放創新體系，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我國在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應加強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建立起面向市場、自主經營、具有較強技術創新能力的企業。同時應引導外資以參股、并購、再投資等多種形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

參考文獻：

[1]周祥生.第六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問題[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4年11期

第3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投資；外資；產業轉移

一、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新趨勢

自1991年以來，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持續增長。2000年全球國際投資達到最高點1.38萬億美元，此后經歷了三年下降。2004年開始回升，2006年達到1.31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8％。國際組織預計，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國并購已達5810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8％，預計全年總流量將達1.4萬億美元。國際投資出現新特點：

(一)發達國家仍是引資的主力。國際投資流量很多，錢都流到了發達國家。以2006年為例，發達國家吸收的外資增長了40％，國際投資吸收美國是第一名，達1700億，英國第二，第三名是法國，第四名是中國，全部資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發展中國家。所以說，不是有錢的地方往沒錢的地方流，是有錢的地方往有錢的地方流。發達國家既是外資的提供者，又是外資的吸收者，2006年發達國家提供的外國直接投資占總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來自歐盟。過去人們總認為錢多的地方往錢少的地方流，而實際上往往是跨國公司多的國家互相流動，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上升較快。近20年來，全球跨國公司投資更多面向服務業，其比重在不斷上升。到21世紀初，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流量已從50％上升到60％，特別是以服務外包為主要形式的跨國公司和跨國轉移，成為服務業跨國投資的重要形式。服務業外包市場容量不斷擴大，隨著電子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應用，這些領域越來越多的產品成為可貿易產品，這一行業也就成為可貿易的行業。因此，這一行業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引起了跨國公司的關注。服務外包的來源地主要是歐、美、日，美國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亞洲，約占全球外包業務的45％。上世紀90年代我國接受的是制造業的外包業務，特別是沿海地區加工貿易大量發展都是因為接受了制造業的轉移和制造業外包。新一輪的產業轉移是服務外包，承接最多的雖然是亞洲，但并不是中國，而是印度、菲律賓等國。在未來十年，我國面臨一個重大的挑戰，也就是在服務業外包中能不能贏得像上世紀90年代承接制造業轉移的成就，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三)跨國并購是國際投資的重要形式。國際投資主要通過兼并、收購的方式來實現，還可通過綠地投資，也就是新建一個企業，但這一比重越來越低。收購、兼并的兩種形式作為直接投資的形式越來越多，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并購投資占全球國際投資流量的份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國際流量上升的階段就是并購比重上升的階段，凡是投資流量下降的階段，就是并購投資份額下降時期。換句話，凡是國際投資流量上升就意味著跨國并購活動很活躍。現在正處在國際投資流量上升的階段，達到13000億－14000億美元，這意味著國際跨國并購活動非常活躍。并購的雙方有可能實現資源共享，能夠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幫助現有企業脫困，減輕失業壓力；通過收購兼并，原來的生產能力得到穩定，企業競爭力得到提高，企業也避免了下崗失業的風險。并購投資需要的基礎條件，一是東道國國內市場產能過剩；二是東道國產權交易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發育，存在支持并購活動的法律框架。跨國公司進行跨國并購不是在搞扶貧，不是解決弱勢企業的下崗問題，而是看到企業有某種優勢，甚至有的是好企業。跨國并購有可能是強強聯合，不一定是強兼并弱，有的是強兼并強。這種經濟現象必須這樣來理解，否則容易產生誤解。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情況

2006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630億美元(不包含金融類)，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過去是第二，美國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資額達230億，11月是616億，2007年可能會略微超過2006年。資金來源地結構沒有什么變化，外資的來源地結構亞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臺灣，還有日本、新加坡、東盟國家，接下來的就是美國、歐洲，美國有四五十億，歐洲也是四五十億，來源地結構一直很穩定。這兩年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自由港來的外資比較多，如維爾京群島、開曼等地。這些資金來源地較復雜，還有一些是大陸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冊又返回來，但這種情況很少。近兩年也引進一些資金與技術密集型項目，如，韓國的起亞汽車公司發動機生產線及歐洲空客總裝線在天津濱海新區落戶，英特爾、微軟、百事高公司在廣州投資，這些公司都是資金密集度較高的項目。

制造業利用外資主要集中在六個行業，主要是通訊設備制造、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業、電氣機械器材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專用和通用設備制造業。2006年，這些部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總額的5l％。上世紀90年代外資主要集中在輕紡、輕工業、消費品、紡織工業領域，現在明顯集中在資金和技術比較密集的行業。我國利用外資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利用外資占全球外資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資337億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來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國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國際投資流量在下降，但我國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國際投資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還會下降。2007年利用外資600多億，全球資金流量達1000億，利用外資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幾年，我國利用外資成績很大，但在全球投資金額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務業吸收外資比重較低。近年來，國際投資主要流向服務業，但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務業吸收外資這幾年都沒有突破。這兩年的金融業、房地產業比較活躍。從行業分布看，制造業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業吸引外資的比重達400億，服務貿易領域僅是160億，金融業是64億，這都是幾家大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國外銀行戰略投資，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商業銀行，通過股改吸收的外資，總共不超過10家，所以主要還是制造業的投資。

三、認識國際產業轉移的新形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利用國際產業轉移，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包括我國，吸引了一定數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加快了自身經濟的發展。從21世紀初開始，國際產業轉移又有了新的發展動向，主要表現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術產業及服務業轉移。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成為產業結構調整轉移的重心。同時，發達國家的金融、保險、房地產及服務業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及發展中國家的商業、酒店業、交通業和通訊業等服務業成為多國服務業發展的主流。第二，國際產業分工向產業內分工延伸。根據工序分工理論，可將價值鏈增值環節劃分為技術環節、生產環節和營銷環節。國際產品工序調整和轉移表現為：在全球的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由生產環節向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環節轉移；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在生產環節中由下游生產環節(終端的加工組裝)向上游生產環節(關鍵零部件生產)轉移。現在的分工越來越細，產業轉移具有產品類分工的性質，要求更加專業化、集群化。原來條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資；原來條件不具備，分工不發達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資。第三，資本流動方向也更具水平性。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相互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2005年，發達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59％，且其中90％是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服務業。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也在相互流動，主要集中在汽車、電子、鋼鐵和石油化工等制造業。第四，跨國公司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的整合升級和轉移。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加速了國際間的技術轉移和擴散，使多國的相對技術優勢發生變化，強化了國際產業的集聚效應，并不斷提升產業結構的高度和虛擬化程度。跨國公司通過控制一項品牌的營銷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產制造研發環節轉移到別的國家，并促使原有產業在結構升級中整合轉移。第五，跨國證券投資和并購日益活躍。現在的跨國投資越來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購，兼并收購很大部分是收購股權。收購股權就離不開證券市場，因此，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間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說活動發生了很大的銜接性。如，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資，外資進來相當于收購了股權，中行、建行20％的股權賣給人家，賣完之后馬上在境內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資。第一步是直接投資，收購股權，收購資產，其目的也是希望該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資金就可置換出來，置換出來后又可投資。這種做法在國際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認識到這一特點，吸收外資的工作就無法做。

四、抓住機遇繼續吸引外資

第4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Abstract: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shows the abnormal and unique structure features: double surplus of the current account and 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or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s a hot research issue of theorist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featur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double surplus and proposes building measure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double surplus.

關鍵詞： 雙順差；投資

Key words: double surplus；investment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2-0145-01

0引言

國際收支是衡量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晴雨表，是一國經濟決策不可缺少的依據。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況及其構成狀況不僅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資源享賦、區位優勢等，還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尤其是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影響。

順差是指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來的貸方余額，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對外經濟往來的收入總額大于支出總額的差額。雙順差即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都呈現順差。其中，國際收支經常項目指貨物進出口收支、服務收支、收益項目收支、經常轉移收支等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指各種形式的投資項目，如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等。

1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呈現的特點

2010年，我國國際收支運行的波動性加劇。上半年外匯儲備增長達到194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少增長8億美元；下半年增加較快，增加3367億美元，比上半年多了1420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多增903億美元。上半年，受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全面下滑、消費需求不振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急劇下跌影響，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速放緩，其中進口增速下降更為顯著，貨物貿易順差增長較快。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速有所回升，進口迅速增加，貨物貿易順差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上半年由于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性增強，大量國際資本為求自保在去杠桿化過程中向母國回流，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放緩，外債余額下降較快，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出現逆差。下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快速擴大，外債余額大幅增加，資本和金融項目呈現順差。從總規模看，我國國際收支順差仍然較大，經常項目順差、貨物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均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對外部門表現仍然較為穩健。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勢和預期保持基本穩定，各界對我國貨幣的信心依然較強。

2我國雙順差妥善處理的對策構建

2.1 調整涉外經濟政策，推行平衡貿易戰略首在導致中國持續國際收支順差的諸多因素中，經濟增長、居民儲蓄偏好、內需相對不足等因素政府短期難以有效調控，鄭寶銀（2006）認為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狀況是與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任務、經濟發展水平、國際競爭力相適應的，這種狀況還將作為一種長期的趨勢而存在，中國政府所制定的有關經濟政策只是可以緩解這種狀況快速增長的趨勢。短期內可調整的政策和措施如下：

2.1.1 轉變貿易政策面對外貿結構的順差，必須轉變出口戰略，重視進口和國內市場作用，實行出口、進口和內需并重的平衡貿易戰略，完善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資源合理配置效率，拓寬和加深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寬度和深度。

2.1.2 減少出口減少、取消過度激勵出口措施，對資源性、污染性商品出口征收出口稅，提高出口稅率抑制高消耗商品的出口，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增加高附加值、高技術、低能耗、低污染商品的生產和出口，促進外貿出口由出口擴張型、資源浪費型、低技術附加值為主向質量效益提高、資源環保型、高技術高附加值為主轉變。政府和企業加大產品創新力度，樹立產品品牌，發揮品牌效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并逐步取消外資在某些方面的超國民待遇。

2.1.3 積極增加進口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能源、關鍵技術和重大設備的進口采取鼓勵政策，增加設備消化吸收預算，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但是增加進口要取決于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的效果，要有市場決定由企業自主選擇。

2.2 調整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調整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主要目標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改善投資的結構。

2.2.1 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這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應該帶來有比國內更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因為這樣的外商直接投資是不會平行替代內資的，否則由于外資的優惠政策而使得原有內資企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被擠出市場，那么這種市場結構是扭曲的。目前的關鍵是建立并購的法律環境和中介服務。

2.2.2 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結構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爭取吸引更多的大型跨國公司投資。二是在漸次開放的產業特別是服務業中，在總比率控制的情況下，爭取吸收高質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以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投資結構。比率控制有利于在初步開放的行業中建立起進口替代的機制或提高服務質量的目標，同時又不會產生外資控制的風險。三是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結構上不應該重復過去的優惠政策。值得提出的是西部地區利用外資不能采取過度優惠的辦法，因為對外資優惠就是抑制了民營經濟的投資欲望。西部地區可以從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上獲取與外資同樣或更好的效果。建議國家對西部地區的優惠政策放在投資環境包括生態環境的營建上。

參考文獻：

[1]段青.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成因及對策[J].金融經濟，2009，（2）.

[2]倪鵬.“雙順差”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Chinese Businessman，

2008，（15）.

[3]陳娜，杜娟.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成因分析[J].金融經濟?學術版，2009，（1）.

第5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投資；外商；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背景分析

1.世界形勢

受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技術群體化、科技社會化和發展進程高速化這三大突出特點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經濟的飛速發展，部分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逐漸趨于飽和，而部分欠發達地區或國家經濟則剛步入正軌。于是，世界市場迫切要求世界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重新分配，借以滿足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

2.國內形勢

從國家建設初期到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建設的重心一直擺放在經濟建設之上。盡管通過這些年的努力，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可喜成效，但就目前我國發展要務而言，經濟發展仍是重中之重。于是，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下，國家出臺了多項規定及政策條款來促進國內對于國外資本的吸收。

二、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

1.滿足國內資本市場需求

就國內目前資本市場而言，所呈現現狀為：數額小、股份多、分散、難以聚攏，這樣的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國內依靠巨額投資謀求生存及發展的企業的發展，進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然而，外國直接投資的開始，國外大量資本以大數額方式涌入國內，解決了目前國內資本市場上對于大數額資本的需求。

2.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就目前國內產業結構而言，第一產業占據了我國接近50％的產業結構比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總體才占據了50％左右的產業結構比重。而在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比重僅占據不到30％，而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占據比重則超過70％。由此可見，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就在于產業結構與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相脫離。然而，就國外直接投資而言，其主要投資對象是具有發展潛力的第二及第三產業，這樣伴隨著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國內產業結構勢必將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為依托、第一產業為基礎的現代化產業結構方向發展，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長遠化、科學化。

3.促進國內生產技術提高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對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世界經濟發展動力源泉的追溯。可以說，在目前國際市場上，有超過70％的成功企業是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取得成功的。然而，就外國直接投資形式而言，有超過投資比例20％的投資形式是先進的生產技術，在這樣一定比例技術投資的影響下，國內各接受投資企業在生產技術得到迅速提高，進而促進了國內同行業領域內的生產技術的提高，實現我國依靠科學技術而帶來的經濟的快速發展。

4.緩解國內就業壓力

經濟的發展不僅僅直接表現為經濟效益的提高，還同時表現為與經濟效益提高的其他效益得到保護，如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等。而就我國經濟建設而言，與之相關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效益的保護，其中以民生問題為中心，而民生問題中又以剩余勞動力為最大難題。然而，通過國外資本的直接投資，大批企業在國內建成，這樣就形成了對于勞動力資源的強大吸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問題。

三、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1.不利于民族資產的發展

近年來，為了積極吸取國外資本發展本國經濟，我國在經濟政策上及稅收政策上等給予了外國直接投資以十分優惠的政策條件，這些條件的積極作用在近年來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然而，人們卻忽視了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由于這些政策的實施，外商投資享有了“超國民待遇”，這些投資轉化為商品的價格就會遠遠低于國內未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國內民族企業，于是國內民族企業在價格戰上占盡劣勢，不利于我國民族資產的發展。

2.地區經濟發展失衡

就外國資本對我國直接投資投資地區分布來看，東部地區占到全部投資比例的85％左右，中部地區占有約10％左右的比例，而西部地區則僅僅占有約5％的國外直接投資比例，由此可見。國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在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在外商投資的拉動之下經濟進一步發展，而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中西部地區則會由于資本欠缺而繼續保持低迷的經濟發展態勢，最終導致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

3.增加了行業壟斷危機

對于國外直接投資控股企業及國外投資獨資企業而言，其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威脅在于行業壟斷的危害。由于這些國外投資企業擁有著強大的經濟基礎為后盾，再加上他們所享有的一系列國內企業所不能享有的優惠條件，這一切，都為國外投資控股企業及國外投資獨資企業發展成為行業霸主營造了良好的環境。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4.增大貿易順差

據稱，我國貿易結構里加工貿易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占50％左右，還有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是58.5％。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FDI)保持了每年五、六百億美元流入規模。鄭京平說，加工貿易本身就意味著順差，因為我們進來的產品，通過在中國加工以后再出去，一定是出口的價值高于進口的價值。

參考文獻：

[1]沈坤榮：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管理世界，1999，(3)

第6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國際直接投資帶動了貿易量的迅猛提升。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其發揮的作用除了能彌補發展中國家儲蓄缺口的直接效應，更重要的是在當地會產生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效益。具體說來，東道國通過吸收隨外資一起轉移的技術、管理經驗，迅速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提升商品的技術含量，改善貿易的商品結構，增強其國際競爭力；促進發展中國家國家出口產業的成長，并可利用外商的銷售網絡迅速進入國際市場，進而擴大他們的對外貿易量。

中國從1978年出口的20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1.2183萬億美元，排名第2位，占到全球商品出口貿易的8.8%。

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方式的影響。跨國公司廣泛的海外直接投資行為使貿易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隨著跨國公司出現后，貿易中間商、商的地位相對下降。國際化生產方式及利用各國比較優勢的需要使加工貿易盛行起來，許多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因此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加工基地。除了加工貿易，補償貿易、國際分包合同等其他新型貿易方式也有所發展。

國際直接投資對定價機制的影響。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主要通過“轉移價格”（劃撥價格）來進行。“轉移價格”是跨國公司根據其全球戰略目標，在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間交換商品和勞務時采用的交易價格，目的在于逃避稅收，回避經營風險，加強公司的競爭優勢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有可能和實際成本沒有直接聯系，因而具有很強的人為性。“轉移價格”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行情更加變幻莫測，同時模糊了國際貿易的利益關系，使貿易利益的歸屬難以計算。

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商品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著重體現在東道國商品貿易結構的變化上。一般說來，過去發展中東道國引進的外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開發領域。隨著外國直接投資轉向東道國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東道國的出口就相應變為以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這說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發展中東道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促進。在進口方面，機械設備、原料輔料等資本品往往在東道國進口構成中占較大比重。隨著加工貿易的發展，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間產品在東道國的進口構成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日益融合及共同發展的趨勢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同步快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國際資本流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之與國際貿易規模的差距正在不斷地縮小，二者之間的發展同步性特征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目前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總量增長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兩大重要標志和表現。這表明國際資本不斷擴大的趨勢成為帶動國際貿易高速增長的原因，而國際貿易的高速增長又促使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相一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材料、初級產品在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制成品比例不斷上升。在制成品貿易內部，高科技產品貿易成長速度比低技術產品成長快。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表現出的特點是投資方式開始從以產業結構轉換導向型和資源開發導向型投資轉為向技術創新導向型投資和產業國際轉移型投資，表現為研究開發和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迅速增加，投資比例上升。

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政策的相互結合。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融合的趨勢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中已表現得越來越清楚。早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的“烏拉圭回合”就已經將投資問題列入談判議程并達成了協議。在此輪談判中修改和補充的《關貿總協定1994》規則涵蓋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問題，旨在進一步促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擴展國際貿易和跨國直接投資。

中國制造業貿易和投資關系研究

隨著中國企業綜合能力的提高，近年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業務逐的增加，單筆項目的收購金額也越來越大。同年我國境內企業共買下278家德國企業。可以看出，跨國并購正逐漸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仍處于探索嘗試的階段。

以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從傳統制造業逐漸轉變為先進制造業。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比較廣泛，13個大類基本都有涉及。由于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以及國內制造業生產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分布上呈現出從傳統制造業逐漸向先進制造業轉變這樣一種趨勢。所謂傳統制造業，一般是指其生產需要消耗大量資源，生產技術比較落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近幾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的分布上，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等先進制造業己逐漸成為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但是據商務部統計，截止2007年底，紡織業、鋼鐵業、造紙、木材加工等傳統制造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上占絕大部分。

第7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根據宏觀經濟模型的測算結果，1983～1999年期間，中國經濟總量（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綜合彈性比為0.121。由于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2％，照此推算，同時期中國經濟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間接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率為27.8％。中國政府提出的“十五”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目標是7％，如果在今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繼續保持與過去20年相近的貢獻率，則其年均增長速度至少應當達到16％左右的水平。

自從1995年以來，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結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平穩增長時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九五”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僅僅達到1.6％的水平（參見表1）。2001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9％的恢復性增長，預計“十五”時期正增長趨勢仍然有可能持續，達到年均5～10％的穩定增長水平。

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總之，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三、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第8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特點

（一）從投資額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是第三產業

從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第三產業投資占到76.5%，第二產業投資額僅為22.7%，第一產業投資不足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產業，如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同時表1也顯示出，這樣的對外投資產業結構近5年來幾乎沒有變化。第一產業投資占比一直穩定在0.8%-1%之間，第二產業投資比例基本上維持在20%-25%之間（2006年因采礦業投資額劇增，該年比例為29.8%），而第三產業投資的比例則在70%以上。

（二）從境內投資者行業分布以及所設立的境外企業行業分布來看，第三產業企業數量增長迅速，而第二產業企業比例逐年下滑

2006年我國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境內投資者中，第二產業投資者占比為65.4%，第三產業占比為30.3%。2009年，第三產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量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第二、三產業的投資者占比變為40.8%和55.8%。而第一產業的投資者占比則基本維持在4%左右。從所設立的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來看，境外從事第三產業的企業數量最多。2010年，第三產業企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53.2%，從事第二產業的企業占42%，從事第一產業的企業占4.8%。

（三）從對單個經濟體的投資結構來看，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較強的異質性特征

2010年我國對香港、歐盟、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和東盟這六大經濟體的投資占到了當年投資流量的76.3%，投資存量占到了總存量的76.1%。六大經濟體既包括了歐美發達國家，也包括了澳大利亞、俄羅斯等資源型國家和地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我國對歐、美發達國家以及香港地區的投資中，第三產業投資比例分別達到了70.8%、63.9%和86.6%，要顯著高于澳大利亞、俄羅斯和東盟。這說明，我國第三產業的對外投資區位選擇是偏向于市場環境成熟、基礎設施條件好、服務業消費能力高的區域。

在我國對俄羅斯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占26.8%。對東盟國家投資中，第二產業比例為53.5%，高出第三產業近11個百分點，形成了以第二產業投資為主的格局。而我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中，僅采礦業這一項投資就占到了總投資的81.6%。

（四）從我國對六大經濟體投資的具體行業分布來看，投資聚集度高的特征明顯

1. 我國對外投資的行業分布聚集性高。截至2010年底，在我國3000多億美元的投資中，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有六個，分別是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這六個行業的累積投資存量為2801.6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8.3%。

2. 我國各行業對外投資的地區聚集性高。表2顯示了截止2010年末我國對六大主要經濟體投資的行業分布情況。表中數字為我國對某經濟體某行業的投資在該行業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很顯然，我國第三產業中絕大部分行業都投向了香港。其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和交通運輸業吸收的投資都超過了我國該行業投資總額的80%。但香港在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這兩大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并沒有明顯的優勢。

與第三產業中多個行業的投資高度集中在香港的情況不同，制造業投資的地區分布較為分散。采礦業的投資則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亞和東盟，三地吸收的采礦業投資業超過60%。建筑業投資最多的地區是東盟，東盟各成員國近年來高漲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為我國建筑類企業提供了大量機會。另外，六大經濟體吸收的建筑業投資僅占總投資的35%，并不是我國建筑業的主要投資地。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投資主要分布在東盟，而且該行業較大規模投資基本上在2006年后才展開。

我國在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的投資總額非常有限，僅26.1億美元。主要分布在俄羅斯、東盟和歐盟三地，三地吸收了農業近58%的投資。顯然，我國在大農業領域的投資，尤其是對畜牧業大國澳大利亞、農業大國美國還有相當大的投資空間。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布局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投資規模偏小，利用境外資源穩定我國糧油供給的作用微弱

無論是從投資額還是從境內投資企業數量看，我國在大農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是極其有限的。截止2010年末，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26.1億美元，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0.8%。境內農業領域投資企業數量約為470家，平均單個企業的對外投資額僅在50萬美元左右。這種投資規模與我國作為世界農業大國的地位和實力不相稱，也不利于保證我國的糧油安全和農林牧漁業的長遠發展。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資源匱乏的狀況在長期內不會改變，隨著我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我國對農產品的需求還會進一步增加。而近年來全球氣候環境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加。世界糧食危機背景下，各國對農產品出口尤其是糧食出口的保護力度也越來越強。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農業對外投資和合作，建立穩定的境外農產品基地。

（二）采礦業投資區域過分集中，不利于分散投資風險

雖然采礦業投資區位選擇很大程度上受世界資源分布狀況的影響，但投資地也不宜過分集中。數據顯示，近幾年我國對澳大利亞的采礦業投資劇增。2007年末，我國對澳投資存量中采礦業占45.5%，2008年末這一比例達到73%，2009年末這一比例更是達到85.9%。截止2010年末，澳大利亞吸收了我國采礦業投資總量的14.4%，投資額達64.2億美元。而我國對資源大國俄羅斯的投資額還不足3億美元。由于自然資源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敏感領域，投資過于集中很容易引發東道國的反感與抵觸。2008年首鋼集團收購吉布森山鐵礦案、2009年中色集團收購澳大利亞稀土礦業公司股權案的失敗，與這幾年我國對澳大利亞礦業投資過于密集不無關系。而且采礦業的投資往往金額巨大、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較別的行業大。投資地集中更不利于分散風險。

（三）制造業對外投資水平不高，投資主體數量多、規模小，競爭力不強

作為世界制造大國，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產業基礎明顯優于商務服務等第三產業。但截至2010年底，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額為178億美元，僅占我國對外投資存量的5.6%。但從境內投資者的行業結構來看，制造業企業占比達35.8%，是企業數量最多的投資領域。由此可見，我國境內制造業投資主體普遍規模較小，缺乏足夠的國際競爭力。2010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50名的企業名單中，只有吉利、聯想等少數幾家制造業企業。

（四）服務業對外投資以勞動、資金密集型行業為主，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少

雖然服務業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但我國當前服務業的投資技術含量低，投資結構以勞動、資金密集型為主。2010年末，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三個行業的投資額約占服務業投資的70%。金融業投資雖然增長迅速，但80.8%的投資來自銀行業，而且以建立海外分支機構、開展資金結算服務等低層次運作為主。技術密集型行業，如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等，投資比例只有5.3%。

綜上所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存在很多不合理因素。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布局，是今后我國政府制定投資政策和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時需要考慮的重大命題。

三、對策建議

（一）發揮我國農業競爭優勢，加強對發展中國家農、林、牧、漁業的投資

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受一些國家（主要是土地、水資源短缺國家和人口大國）消費需求增加以及生物燃料需求增加等因素影響，1990-2007年以來世界農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以每年3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接受投資的東道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南-南”投資增長迅速，并且這一趨勢還將持續②。可見，農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會是未來全球投資的亮點。而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投資優勢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

一是作為世界農業生產大國之一，我國在農業領域的對外投資具備良好的國內產業基礎。多年來，在國家農業發展戰略指引下，我國不僅基本實現了糧食自給，農業科技水平也得到迅猛發展。我國在育種、農業機械、病蟲害防治、生物農藥、灌溉技術等不少技術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競爭優勢。我們在農業生產上取得的成績和經驗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強的吸引力和借鑒價值。

二是中非友好合作、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為我國在非洲、東盟等地區進行農業領域的投資創造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從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提供的數據看，目前吸引外國農業直接投資存量最多的國家主要是非洲和東盟國家③。進入新世紀，中非友好合作進一步加速，而農業是新世紀中非合作的重要領域。在繼續對非洲國家進行農業援助的前提下，發揮雙方優勢進行投資和合作是今后的工作重點。截至2009年10月，中國已與十多個非洲國家簽署了農、牧、漁業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并與埃及、南非、蘇丹等國家建立了雙邊農業合作工作組機制④。中國的農業技術和裝備先進實用、簡單易操作、成本低，適合非洲現階段農業發展的需要。而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也會極大促進雙邊投資的增長。東盟國家中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印尼都是水、礦產資源、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并且這些國家都是吸引農業直接投資的大國。中國對這些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具有地緣、文化、經濟等多方面優勢。

政府應該針對農業領域對外投資出臺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推動中國農企到非洲、東盟等發展中國家投資。這樣不僅能在優勢互補基礎上與東道國共享投資合作帶來的經濟收益，也有利于保障我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增強我國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二）進一步加大采礦業對外投資規模，促進投資區位多元化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資源需求與供給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以石油為例，2009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達53.6%，能源安全受到極大威脅。今后，我國在石油和天然氣勘探與開發、黑色金屬礦和有色金屬礦采選等領域的投資還會進一步增大。在投資區位選擇上，應避免投資在某一區域的過度集中，防范投資風險。具體而言，應注重與非洲、中東、中亞、東南亞、南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在資源領域的投資合作。

資源領域的投資活動受政治因素影響強烈，政府首先應該通過政治、經濟、外交等多種手段與東道國建立良好的互信合作關系，并通過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投資者提供保護。其次，企業在也需要積極回應東道國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參與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社會慈善公益等活動，建立良好的企業社會形象，贏得東道國好感。

（三）細化行業和地區投資促進政策，推動國內制造業中的“邊際產業”向周邊國家轉移

在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中，美國學者威爾斯（L. T. Wells，1983）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在于小規模的制造技術。英國學者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J. A. Cantwell, Paz E. Tolentino，1997）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受其國內產業結構和內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在產業和地域分布上會隨時間推移而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然后是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從區位選擇來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受“心理距離”影響，其對外投資會遵循從周邊國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再到發達國家的投資路徑。上述理論都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必須立足于本國產業發展的現實，并以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基本導向。

當前，我國家電、食品、紡織、輕工、冶煉、化工、機械等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行業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目前面臨著競爭激烈、產能過剩、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等問題，已屬于我國的“邊際產業”。并且在我國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發達省份，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的任務更為緊迫。而我國周邊國家如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等不僅具有明顯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且近年來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潛力巨大。政府可以針對相關國家和行業，制定更加細化的投資促進措施，幫助企業向上述四國轉移。

從企業角度看，企業應積極利用政府主導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這一對外投資合作新模式，加快走出去步伐。目前，我國已經在東盟、非洲、墨西哥、委內瑞拉、俄羅斯等地建立了16個境外經貿合作區。政府提供信貸支持、稅收優惠、信息服務、人員培訓、保險、政策協調等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從已建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的運作來看，這一模式是很成功的。我國企業應該積極利用“境外經貿合作區”這一平臺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可以減少對外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成功率、確保投資收益。而且隨著合作區模式的進一步推廣，未來它的產業集聚效應會越來越明顯。廣大中小型制造企業可以借助合作區這一平臺，實現企業海外發展的目標。

（四）通過在國內市場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同臺競爭，提升服務業競爭力

我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歷史短、基礎差，入世的十年是我國服務業巨變的十年。在外資的沖擊下，我國服務業迅速實現了人員素質、經營理念、工作效率、服務網絡、服務技術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提升。可以說，國內服務業的迅速成長是服務業對外投資的產業基礎。我國要想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投資的技術含量，必須依托于國內相關服務行業的成長。因此，當前政府應從政策上對服務業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給予支持，而企業自身則要通過在國內市場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干中學”，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

注釋：

① 數據來自商務部等三部委聯合的《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后文中數據若無特別說明，均來自2006-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或經計算得出。

② UNITED NATIONS,《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9

第9篇：吸收直接投資的特點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推進，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據《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FDI）存量達8826.4億美元，在全球186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境外企業數達2.97萬家，投資流量連續三年位列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第三位，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是根據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的市場導向、效率導向、資源導向和戰略導向性理論[1]分析COFDI的區位選擇問題，包括對東道國市場規模、經濟增長、資源稟賦、開放程度等因素的研究[2-4]。Ramasamy等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具有明顯的偏好性，國有企業更傾向于投資自然資源而愿意承擔政治風險，但在政治風險低的國家，企業往往尋求技術創新型或戰略性資產；而民營企業則是市場導向型[5]。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勢，而現有理論難以很好地解釋其投資動機，賀燦飛等將經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經濟地理的“關系轉向”相結合，基于關系視角，提出與東道國之間存在密切的政治、社會、經濟關系是影響CO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6]。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具備良好的運營環境、龐大的消費市場、健全的法律體系以及全球領先的高新技術與研發能力，這些優勢成為吸引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原因[7]。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投資規模小，增長緩慢[8]，2000年以來隨著雙方經貿關系往來的不斷加深，中國對美投資進程也不斷加快，領域逐漸拓寬，方式日趨多元。從2012年開始，美國已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所占比重僅次于中國香港，而2013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已經超過了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在此背景下，有關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研究亦成為國內學術界和企業共同關注的問題。

目前，已有文獻大多集中于中國對美國整體的直接投資現狀、投資模式、結構特征及障礙分析等[9-13]，指出對美COFDI主要流向制造業和服務業，主要分布在美國東北部、西部和南部，以并購投資為主[14]；金融危機以來對美COFDI大幅增長，可能受到美國資產價格下降、政策鼓勵、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成本降低、國內市場競爭和轉型升級的壓力等因素的影響[15]；而當前對美COFDI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政治化[16]。亦有少量研究指出，COFDI在美國的空間分布與美國各州的綜合實力緊密相關，中國趨向于投資優勢明顯、開發歷史較早的州[17]，華人華僑的關系網絡效應大于各州稅率、工資水平、商業租賃率的影響[18]。

綜上，關于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研究多數集中在宏觀層面，基于微觀層面的空間視角研究鮮有涉及，且依舊缺乏針對COFDI在美國分布的時空格局及其演變的深入分析。另外，近年來相關研究側重運用空間計量方法，其中涉及FDI區位選擇的時空格局演變、規律及影響因素[19-23]、FDI區位演變及布局特征[24]，FDI時空擴散模式及動因分析[25]等方面，這些研究成果為本研究提供了借鑒。基于此，本研究運用地理集中指數和空間自相關分析法，從時間序列角度探討中國對美國FDI的時空演變特征，以揭示中資在美國各地區的空間分布格局及發展趨勢，亦有助于完善中國對美國FDI的時空格局研究。

1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美國50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作為樣本，研究期為2000年～2014年，數據主要來源于美國榮鼎集團（The Rhodium Group）的動態數據（http：//rhg.com/）、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http：//bea.gov/）、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網站（http：//us.mofcom.gov.cn/）和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1.2 研究方法

1.2.1地理集中指數

地理集中指數是衡量研究對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標，可以定量反映不同年份FDI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S為中國投資美國的地理集中指數，Yi為第i個區域吸收的COFDI，Y為美國全國吸收的COFDI總額，n取51。FDI地域分布越不均衡，越趨于聚集在一個區域內，S值越大，越趨向于100；FDI在各區域內分布越均衡，S值越小，越趨向于0。如果隨著時間的變化，S值變大，則表示中國對美國FDI空間分布向不均衡方向發展；反之，則向均衡方向發展。

1.2.2空間自相關分析

空間自相關是指一個變量的觀測值之間因觀測點在空間上鄰近而形成的相關性[26]，可分為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研究利用Geoda軟件對空間數據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為了檢驗COFDI在美國的空間分布是否具有顯著的集聚性，測算空間鄰近區域FDI的相似程度，引入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其計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i=1，2，3，...n） （2）

全局自相關說明研究對象在區域整體的分布狀態和集聚程度，當需要進一步探討是否存在FDI的局部空間集聚時，就需要應用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LISA）。局部空間自相關Local Moran’s I，可以定量描述每個區域單元與其鄰近區域單元間FDI的相似或相關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Local Moran’s I=■ （i=1，2，3，...n） （3）

（2）、（3）式中：n為研究區域個數；xi和xj分別為區域i和區域j中FDI的觀察值；為各區域FDI的平均值；wij為空間權重矩陣元素，表示各區域單元間的空間鄰近關系，當i和j為鄰近的空間位置時，wij=1，否則取值為0。I的取值范圍為[-1，1]，若I>0，表明存在空間正相關，即相似的FDI（高值或低值）趨于空間集聚，且越接近1，正相關性越強，區域集聚程度越高；若I

2 中國對美國FDI的時序演變

2.1 COFDI總量持續增加

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逐年遞增，2004年我國政府將對外投資的審批權限下放至省級單位，降低了準入門檻，同時不斷出臺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大大提高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在此背景影響下，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美國在投資總量上有一個小的飛躍；2009年之后，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一路下降，美國傳統跨國公司遭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亟須拋售非核心業務板塊以換取流動資金，同意將原本限制的產業部門開放給外來投資者，中國企業抓住此次機遇，大幅投資美國，投資上升趨勢更加明顯（圖1）。據Rhodium Group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中國企業總共對美國成功發起1029項投資項目，累計COFDI存量已達475.74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了近700倍，年均增長率接近75%，投資活動遍及46個地區。

2.2 COFDI分布范圍逐步擴大

為了反映總體COFDI流向變化，由公式（1）計算得到地理集中指數。總體來看，2000年以來各地區FDI地理集中指數呈現波動性，可劃分為以下兩個階段（圖2）：

第一階段為初始發展期（2000年～2004年），投資規模相對較小，截至2004年底累計吸收COFDI總額僅為4.76億美元。投資區域起初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北卡羅來納州等美國經濟發展較好、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的幾個州，之后FDI地理集中指數呈減小趨勢。表明隨著COFDI對美投資范圍的逐漸擴大，FDI集中程度減弱，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也有所收斂。

第二階段為快速發展期（2005年～2014年），當時投資驅動的國內需求促使全球大宗商品的進口價格飆升，國有企業出于保障供給和獲得利潤的動機開始大量增加對海外自然資源的投資[27]，同時也帶動民營企業的向外投資。其中2005年聯想集團以17.5億美元收購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部門，這是當年北卡羅來納州取得中國在美國的最大一筆投資，約占當年總量的71%，使FDI地理集中指數達到峰值；之后該指數持續下滑，于2012年觸底達到最小值28.56；雖然2013年出現小幅波動增長，但FDI地理集中指數總體呈下降態勢。表明在“走出去”戰略進一步的推動下，從2005年開始，COFDI總量急劇擴張，對美投資規模顯著上升，并且投資區域和產業呈現多元化趨勢，FDI州際差異逐漸縮小，空間分布也趨于相對平衡。

3 中國對美國FDI的空間格局演變

3.1 COFDI區域差異顯著，呈現由沿海向內陸，由南部向中西部擴散的趨勢

根據美國地理分區，將其劃分為東北部（9個州）、南部（16個州，1個特區）、中西部（12個州）、西部（13個州）四個區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各地區吸收COFDI的能力也存在優劣之分。由圖3可見，美國四大地理區域吸收COFDI情況差異較大，南部地區“一枝獨秀”，東北部、中西部、西部地區表現較為平均。

根據COFDI的時空差異變化，分為以下兩個階段（圖3）：

第一階段（2000年～2004年），南部與西部地區吸收COFDI份額縮減，東北部與中西部地區份額擴大。在投資發展初期，COFDI總體基數小，中國企業傾向于投資華人關系圈集中、經濟科技發達的地區，如加利福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投資產業集中在高科技信息技術業、金融服務業及消費產品與服務業，這四州吸收COFDI占比高達88%；同時少量COFDI分布在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主要投向金融服務業和汽車及傳統制造業，另外中國逐步加強對五大湖周圍印第安納州、賓夕法尼亞州的投資，東北部與中西部引資比重由9%上升至20%。

第二階段（2005年～2014年），南部地區吸收COFDI占比突增至“頂點”后波動下降，其余三大地區降至“冰點”后緩慢上升。2005年，南部新增投資18.99億美元，其中北卡羅來納州表現最為突出，吸收ICT產業投資18.34億美元，南部累計COFDI總額已達21.39億美元，而其余三大地區吸收COFDI總額僅3.22億美元，差距懸殊，故呈現出“頂點”和“冰點”。2005年是一個拐點，之后南部增長放緩，平均增速僅為37.32%，居四區域末位，占比也由2005年的86.92%降至2014年的50.03%；中西部、西部地區吸收COFDI增長迅速，特別是在2007、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區和太平洋沿岸區，投資重點分別為汽車、傳統制造業及高科技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產業；東北部地區表現一般，引資強度在四大區域中處于劣勢，引資額累計占比僅為14.53%，主要分布在紐約州、新澤西州和馬薩諸塞州，特別是紐約州的房地產與酒店業，引資額占東北部地區總額的55%以上。南部在2010、2013年出現兩個高點，呈現“凹形槽”，其中弗吉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于2010年分別吸引能源產業投資15.81億美元和11.42億美元，是當年中國對美國最大的兩筆直接投資，使南部占比升高；2013年，雙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總價71億美元收購位于弗吉尼亞州的全球規模最大的生豬生產商及豬肉供應商――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另外德克薩斯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當年共吸引能源產業投資31.26億美元，使南部當年FDI增量是其余三大區域的3倍，故占比達到另一個高點；之后FDI分布與金額逐漸趨于平均，占比也隨之下降。中西部在2012、2014年增長明顯，主要源于兩個項目，一是2012年大連萬達集團以26億美元完成對北美第二大電影院線AMC娛樂公司的收購；二是2014年聯想集團以29億美元成功從谷歌收購摩托羅拉移動，分別集中在堪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另外密歇根州仍然沿襲汽車產業的傳統優勢引資10.41億美元，截至2014年中西部吸收COFDI存量達97.31億美元，僅次于南部地區。

通過對比圖2、圖3可以發現，南部地區吸收COFDI占比情況與整體FDI地理集中指數變化趨勢大致相似，而中西部地區占比變化趨勢與南部近似相反，表明隨著中國對美國投資進程的加快，中國企業投資地域范圍漸廣，集中程度下降，南部引資優勢地位逐漸弱化并轉移至其余地區，其中以中西部地區增長最為顯著，占比由末位躍至第二位，但總體分布趨向平衡。從中國對美國FDI空間布局演變過程（圖4）可知，2000年以來COFDI空間分布由沿海向內陸，南部向中西部逐步擴散，并形成四個區域，即以加利福尼亞州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區域、以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為中心的五大湖區域、以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為基點延伸的大西洋沿岸區域、以德克薩斯州為輻射點的西南部區域，呈現為“以點帶線，多點成面”的時空演化過程。

3.2 COFDI整體集聚程度不明顯，局部區域形成“冷、熱區”分化

依據公式（2），計算得出2000年至2014年中國對美國區域單元FDI變化的Moran’s I指數（表1），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總體而言，檢驗期的15年間，Moran’s I指數的絕對值都不大，均未超過0.16，全局空間自相關性并不明顯，僅2002、2003和2004年顯示出存在較低水平的空間正相關，這表明中國對美國的FDI空間集聚程度并不顯著，即吸收COFDI較高（低）地區并不趨向于與吸收水平同樣較高（低）地區相鄰。具體來看，Moran’s I指數呈波動趨勢。2000年～2004年指數值為正值，說明這階段中國對美國FDI顯示出集聚的特性，即鄰近州吸引的COFDI具有較強的相似性；2005年～2009年指數絕對值很小，接近于零，說明這階段鄰近州之間相關性很弱或者說不存在相關性，COFDI呈隨機分布形態；2010年～2014年出現小幅波動，但指數值由正變負，并呈下降態勢，說明這階段投資分布存在一定的負向空間自相關，表現為FDI存量大的州被存量小的州所包圍，FDI相似的州趨于離散分布，這與前文分析的COFDI發展階段是相符的。

綜上，得出三點結論：一是中國對美國FDI處于發展初期，歷史較短，雖增長較快，但總量仍很小。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10年至2013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占美國吸引外資總額的比例不到1%，遠不及其他許多國家在美國的投資規模，同時也說明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還有很大的潛力；二是中國對美國投資分布不均，側重在某幾個州，雖然近年來呈現不斷向四周輻射擴散的趨勢，但鄰近州在FDI規模上還與之存在較大差異；三是中國對美國投資項目隨機性較強，且單筆投資額很大，整體在FDI存量上并不表現為趨同，全局的集聚程度尚不顯著。

Moran’s I指數概括了中國在美國整體范圍內FDI的空間依賴程度，局部空間自相關則描述一個空間單元與其鄰近空間的相似程度，并揭示其局部時空演變特征。根據公式（3），由Geoda軟件所生成的LISA Cluster Map匯總，在通過Z檢驗（p

從表2可以看出COFDI在美國的局部集聚分布：第一，各類型顯著性集聚區域數量很少，LL（低低）類型區最多，HH（高高）類型區分布最少，LH（低高）類型區鑲嵌在FDI高值區周邊且變動較小，HL（高低）類型區域少且分散，這表明FDI存量高和存量低的州交錯分布，互相包圍，還沒有形成高低值趨同的集聚效應。第二，檢驗期內HH與LL兩類具有空間正相關關系的地區數量始終多于LH與HL兩類具有空間負相關關系的地區數量，再次表明中國對美國FDI具有一定的空間集聚性，但程度并不顯著。

具體而言，COFDI在美國的局部時空演變呈現以下特征：第一，HH類型只有南部的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在大多數年份里表現出顯著性，但是在2010年之后就再未呈現顯著性；LL類型區年際變化不大，只有少量數目變化，基本分布于中央平原西北部和西部山地區域，其他類型區域零星分布于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區。表明了中國對美國中西部和西部的直接投資焦點在于發展成熟的五大湖區和太平洋沿岸區域，而對鄰近州關注少、投資也很少，從而形成一個“冷點區”；第二，LH類型區在2010年之前僅佐治亞州表現出顯著性，因為鄰近的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相較其吸收了更多的COFDI。而在2010年之后，南卡羅來納州由HH類型變至LH類型，說明其增長較慢，并未保持高值區的優勢；第三，HL類型顯著性區域主要以加利福尼亞州和德克薩斯州作為“熱點區”，而其鄰近州則對應成為“冷點區”。

綜上所述，中國對美國FDI的空間分布形態存在年際波動，目前尚沒有形成一致的趨勢，而且以LL類型集聚為主，互相鄰接構成多個“冷點區”；而處于HH、HL類型的州很少，基本位于南部地區，說明吸引COFDI的“熱點”州對鄰近州的拉動作用比較弱。同時可以看出，隨著中國對美國FDI滲透步伐的加快，局部區域的“冷、熱區”分化漸不顯著，投資分布趨向平衡。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地理集中指數和空間自相關方法，分析了2000年～2014年中國對美國FDI的時空演化過程，并對典型年份COFDI的空間格局及集聚性特點進行探討，研究發現：

（1） 從總體上看，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國FDI經歷了緩慢發展期后進入快速發展期，南部地區總量領先但增速較慢，東北部、中西部、西部地區實力相當但增速較快，總體差異在逐漸縮小。

（2） 在空間分布上，呈現由沿海向內陸，南部向中西部擴散的趨勢，構成以加利福尼亞州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區域、以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為中心的五大湖區域、以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為基點延伸的大西洋沿岸區域、以德克薩斯州為輻射點的西南部區域，表現為“由點到面”的時空演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