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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關鍵詞：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灰色模型；馬爾可夫預測

作者簡介：劉 芳（1983－），女，湖南岳陽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應用統計學。

中圖分類號：F293.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7-0025-03

一、上海房地產業發展現狀

上海作為我國的重要經濟中心，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競爭力不斷提高，極大地吸引了外國投資者，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和范圍也與日俱增。據國民經濟統計資料顯示，2007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資達79.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1.4%。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對上海經濟的增長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和帶動效應。房地產作為一個重要的投資工具，也受到了國外投資者的廣泛關注。統計資料表明，外商投資上海房地產的狀況受到上海市經濟狀況和房地產市場狀況的雙重影響，在變動的市場環境下，房地產業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在發生波動。

自1995年以來，上海市房地產業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

1995－1999年，外商房地產投資快速發展期：1995年上海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來源中外商直接投資為34.87億元；1997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外商直接投資額達64.82億元，比1995年增加了近一倍；在此后的兩年中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5億元以上的較高水平。

2000－2004年，外商房地產投資調整期：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政府開始限制甚至停批房地產開發項目，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上海房地產外資受到很大影響，市場投資開始萎縮，自2000年后，房地產市場的宏觀治理政策開始收效，國內房地產和外商房地產投資都明顯下降。2000年，上海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來源中外商直接投資只有16.24億元，2004年甚至降低至不到15億元。

2005年至今，外商房地產投資復蘇期：2005年以來，隨著上海市商品房價格的不斷攀升，房地產業成為一個具有高利潤回報率的產業，大量外資滲透到上海房地產業，并呈逐漸膨脹之勢。2006年，上海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來源中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大幅度增長，上升至51.3億元。

海外資金的大量涌入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解決房地產市場資金來源渠道單一、融資難等問題；另一方面，如果監管不當，極易引發金融危機。因此，對上海房地產外商直接投資采用合適的統計模型進行科學的預測，為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決策提供依據，對于促進上海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乃至我國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灰色馬爾可夫模型的建立

灰色馬爾可夫模型（Grey Markov Model）是指結合灰色預測和馬爾可夫預測而建立的一種應用范圍更廣、預測精度更高的預測方法。灰色馬爾可夫模型不必羅列影響其考察對象的因素數據，而是從自身時間數據序列中尋找有用信息，探究其內在規律，建立模型進行預測，具有所需信息較少、計算簡便、精度較高等特點。采用灰色馬爾可夫模型進行預測時，首先建立灰色模型（Grey Model），然后以此為基礎進行馬爾可夫修正，以彌補灰色模型預測對隨機波動大的數據序列預測準確度低的缺陷。灰色模型中最常用的是GM（1，1）模型，兩個參數1分別表示系統有一個變量，使用一階微分方程求解。

灰色模型的建立是利用微分方程給出系統生成序列長期、持續的變化過程，這一過程通過生成序列轉換得到，還原生成序列就得到系統趨勢作用。對灰色模型進行馬爾可夫修正，是通過將序列劃分成若干狀態，然后通過估計狀態轉移概率矩陣，計算預測值。對灰色馬爾可夫模型還需進行檢驗，主要是進行殘差檢驗和關聯度檢驗，若小誤差概率P和標準差比C滿足P＞0.7且C＜0.65，則殘差檢驗通過；若關聯度η滿足η＞0.6，則關聯度檢驗通過。

三、上海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灰色馬爾可夫預測

（一）數據的來源及預處理

本文選取了1995－2006年上海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來源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作為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衡量，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上海統計年鑒》。為了提高估計精度，本文對數據進行了對數平滑處理，文中的計算均采用SAS軟件完成。

（二）實證分析

由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計算得到灰色模型參數值如表1所示。

從而可得累加生成序列的預測值 X（1） （k） =-117.0047e-0.0342（k-1）+120.5563，進行累減還原可得到原始序列X（0）的預測序列X（0），即X（0）（k）=3.9385e-0.0342（k-1），X（0）（k）即為k時刻按GM（1，1）模型求得的原始數據的預測值，X（0）（k）曲線反映原始數據的總變化趨勢。

根據樣本數據的實際情況，選取擬合效果相對較優的狀態空間如下：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估計出一步狀態轉移概率矩陣如下：

在以上計算與估計的基礎上，可組建灰色馬爾可夫模型GMM（1，1）得到序列的灰色馬爾可夫預測序列，估計得到灰色馬爾可夫模型GMM（1，1）的模型檢驗統計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灰色馬爾可夫模型GMM（1，1）的小誤差概率P＝0.8333＞0.7，標準差比C=0.5445＜0.65，關聯度η=0.6907＞0.6，殘差檢驗和關聯度檢驗均符合要求，可見，灰色馬爾可夫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效果。

最后，采用灰色馬爾可夫模型對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進行預測，得到2007年的預測值為24.8273億元，2008年的預測值為20.7130億元。

四、結語

本文應用灰色馬爾可夫模型，對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了實證預測分析。該模型兼有灰色模型和馬爾可夫預測的優點，既充分反映了系統的宏觀發展趨勢，又通過狀態轉移概率刻畫了系統的微觀波動規律。實證結果表明，將灰色馬爾可夫模型應用于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預測是切實可行的，可以得到較高的預測精度，這也為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定量分析提供了一種值得探討和實踐的新途徑。本文對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2007年的預測值為24.8273億元，2008年的預測值為20.7130億元，預測結果表明2006年后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進一步分析不難發現，近些年來，許多外國投資者出于對人民幣升值匯兌效益和房價上漲增值收益的考慮，大量外資投資于上海房地產市場進行投資套利，導致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增加了我國金融體系的風險。為了控制上海房地產業外資，避免房地產市場過熱，以保證上海房地產業更加健康穩定的發展，我國政府在2006年前后相繼出臺了許多宏觀調控措施，如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及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加強外資進入上海房地產行業的管理等。這些調控措施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短期投機性外資流入上海房地產市場，本文的預測結果表明，上海市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將在2006年后將回落到接近歷史平均水平，政府的宏觀調控效果是比較有效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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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國祥．統計預測和決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202-225．

The Application of Gray-Mardov Estimation Model in the Predic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Real Estate Market

Liu Fang

(Economic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Electronic Machine College, Shanghai, 200245)

第2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關鍵詞】系統GMM 裝備制造業 空心化 江蘇

一、引言

產業空心化，是伴隨對外直接投資而出現本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非工業化現象。伴隨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進一步深入，制造業因為技術、市場、人力、需求等因素紛紛外遷其生產基地，把專業化分工納入了全球價值鏈。那么不可避免的出現對外直接投資增加而國內制造業不斷萎縮的現象，從而產生產業空心化問題。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的核心組成部分，占整個工業的近一半水平，是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安全提供各類技術裝備的戰略性基礎產業，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科技進步和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志，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體現了該區域的制造業綜合發展水平，能夠體現該區域的綜合競爭力，裝備制造業如果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現象必然會對區域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研究區域裝備制造業的空心化問題顯得尤為必要。而江蘇區域是我國制造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是我國最重要的裝備制造業和高端裝備制造業生產基地，本文以此為背景重點研究江蘇區域裝備制造業的空心化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及現實意義。

二、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江蘇省2000～2014年數據，選取影響江蘇裝備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的指標，通過系統GMM模型來驗證江蘇裝備制造業是否發生了產業空心化。所有數據均來自歷年江蘇統計年鑒整理所得。

（一）指標選擇

本文自變量選取影響產業空心化的因素作為指標，其中從生產者角度影響產業發展的是從技術、投資和人力，從購買者角度影響產業發展是需求，因此，本文將從技術、投資、人力和需求四個角度選擇影響裝備制造業空心化的因素，具體影響因素的分解見下表。因變量選取工業增加值（ZJZ）指標，因為工業增加值能反應裝備制造業發展的質量及內涵。

表1 影響影響江蘇省裝備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的因素

（二）模型構建

本文選取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建立回歸方程，并采用動態廣義矩估計法（Dynamic GMM）對回歸方程加以估計。GMM估計方法的優勢在于它不要求擾動項的準確分布信息，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所得到的參數估計量比其它參數估計方法更合乎實際。

面板數據的基本回歸模型為 （1）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Xit為解釋變量及其他控制變量，μit為區域的固定效應，εt為模型的殘差。靜態模型一般假設被解釋變量處在一個穩定的路徑。考慮到靜態模型的缺陷，可能存在模型設定有誤，故采用動態模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一個重要優點就是它能夠揭示被解釋變量的動態變化。為了克服公式中存在的個體固定效應，Arellano-Bond采用了GMM方法（Genera lised Methods of Moments）。對公式（1）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得到：

（2）

考慮到變量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本文進一步處理了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Arellano-Bond強調運用GMM估計時還應判斷工具變量和模型設定的有效性。因此采用Sargan檢驗和Arellano-Bond檢驗來判斷工具變量及模型設定的合理性。

為了消除異方差，本文對各指標進行處理，對每個指標取對數，以平滑指數，使得建立的模型更加真實有效，根據所選指標建立系統GMM模型如下：

（3）

（三）回歸結果

借助于Stata12.0軟件，采用GMM估計對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

系統GMM估計模型如下：

Ln（ZJZ）t=1.09+0.067Ln（SD）t+0.13Ln（XQ）t-0.25Ln（ODI）t -0.08Ln（LP）t+μt+εt

模型回歸結果表明：第一，消化吸收國外技術的速度對工業增加值的影響不顯著，說明江蘇目前對國外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速度不夠，利用程度不高，這主要是因為目前國內裝備制造業競爭比較激烈，很多廠商還是在成本上下功夫，通過低成本優勢獲取市場，這就產生了對新技術的消化吸收不夠，因為消化吸收新技術需要時間、資金、人力等，所以不愿意去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這樣就可能導致江蘇裝備制造業技術長期得不到提高，從而使得裝備制造業發展緩慢，跟不上國際的發展，產生產業空心化的風險。

第二，市場需求水平對工業增加值產生顯著的影響，并且影響系數較大，說明目前江蘇裝備制造業的增值主要依賴市場的需求水平，這主要是國內市場巨大，推動了產業的發展，但是國內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層次較低，江蘇應為國內國際提供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以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否則容易出現長期在低需求層次上產品供給導致產業空心化的出現。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對工業增加值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會導致區域內制造業的萎縮，影響系數為高達0.25，因為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生產基地出現大量向國外轉移的現象，裝備制造業可能出現不斷萎縮的局面，而新的產業發展較慢難以支撐經濟的較快增長，而舊產業的主導力量已經衰退甚至進入停滯狀態，這種情況有可能產業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空心化，對外直接投資對裝備業產業空心化的直接影響比較明顯。

第四、行業勞動生產率對工業增加值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但是影響程度要低于對外直接投資。這與江蘇乃至全國的國情是有關系的，我國國民整體接受文化教育程度較低，大多勞動力處于較低層次，從而導致江蘇裝備制造業高科技人才投入不足，大量科技素質較低的人才投入，可能會降低行業的整體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勞動生產率是的整個裝備制造業失去的創新的動力，使得整個行業發展緩慢，長期在較低層次發展，從而出現制造業萎縮的局面，最終導致產業空心化。

三、結論與建議

從實證結果來看，首先江蘇省裝備制造業消化吸收國外技術的速度較低，影響了整個行業的發展，江蘇應該要大力提高裝備制造業技術研發能力，應加強對先進技術的引進和消化投入，提高消化能力和速度，同時要加強新舊技術的更新換代速度，加快新技術的研發，提高新技術轉化效率，提高產業的附加值，避免出現空心化。

其次，要提高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市場需求，提高裝備業產業需求層次，刺激企業積極實現自主創新，優化產業結構，提供高精尖環節的市場需求。

再次，對外直接投資對江蘇產業空心化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所以江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應從國情出發，不盲目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決定對外直接投資時應重點考察對方技術、經驗、市場對本區域產業的影響，充分調研是否值得對外直接投資，考察是否會造成區域內的產業空心化問題。

最后，由于江蘇行業勞動生產率對產業空心化有推動作用，主要表現為科技人才投入不足，江蘇應和企業合作，引進高新技術人才，提高人才質量的投入，不斷提升產業勞動生產率，從而從根本上避免產業空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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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進入模式

從我國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來看，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進入模式的選擇正經歷著從出口－合資和合作－控股－獨資這樣一條道路，這也是企業跨國經營發展的普遍模式。因此，FDI大致可以分為出口進入型、契約進入型、投資進入型和國際戰略聯盟四種進入模式。1.出口進入型。長期以來，出口一直被作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方式。從宏觀角度看，出口有利于增加國內就業、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提高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出口一直受到各國政府的鼓勵。同時，從企業的角度看，為了降低國內競爭所帶來的風險和進行自身擴張，它常被作為各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初始選擇。出口主要有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兩種形式。然而，出口進入模式也有一些缺點。如出口企業的收益易受匯率的波動和政府貿易政策的變動的影響；出口企業進退國際市場和改變營銷渠道的靈活性不足。2.契約進入型。即跨國公司通過簽訂合作性契約這一非股權合作形式進入國際市場。契約型進入模式雖然可以使企業無須在外國領土上進行大規模資金、技術投入也能在國際市場上分獲一杯羹，但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失控和沖突。3.投資進入型。跨國公司通過跨國并購或綠地投資擁有全部股權，以及參股、控股等股權合作形式進入東道國市場，主要包括獨資經營和合資經營兩種模式。投資進入型FDI具有控制與管理自由度較高，利潤較高等優點，但也存在許多缺點，尤其對東道國而言，當東道國對外依存度較高時，一旦跨國公司發生資金抽逃或技術轉移，則會帶動一系列的后續和連帶投資資金的抽逃，形成外資回流或抽逃的“多米諾”效應，易促發東道國貨幣的貶值和對外融資結構的惡化。

4.國際戰略聯盟。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有共同戰略利益和對等經營實力的企業（或特定事業和職能部門），為達到擁有市場、共同使用資源等戰略目標，通過各種協議、契約而結成的優勢互補或優勢相長、風險共擔、生產要素水平式雙向或多向流動的一種松散的合作模式。

二、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因素

現有的文獻中交易成本理論被用來廣泛地解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模式的選擇。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選擇主要依賴對控制與資源風險與回報的權衡，選擇企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進入模式。下面本文將主要運用交易成本理論解釋影響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模式選擇的因素。

1.東道國經驗。早期學者認為，東道國的環境因素以及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市場的認識和適應程度決定了跨國公司的經營方式的選擇和變化。Tse et al.(1997)認為東道國在吸引FDI方面積累的經驗有利于跨國公司選擇股權合作的進入模式。

2.區位因素。區位優勢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進行FDI必然要受到區位因素的影響,區位優勢不僅決定了FDI決策傾向，也決定了FDI的行業結構和進入模式。而這些區位因素主要包括四類：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以及投資氣候（Duning，1993，2000）。以我國為例，地區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使外國投資者認為中國的每個地區是一個獨立的市場。此外，中國同許多國家一樣，為吸引FDI提供了許多優惠刺激等等，如設立特別經濟區和沿海開放城市。這些都是影響跨國公司FDI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由于跨國公司認為在這些地區運作起來更容易且風險較少，因此，他們往往傾向于在這些地區采取股權形式進行投資。

3.資源承諾。資源的可獲性和控制需要也決定了FDI的進入模式選擇。對跨國公司而言，較高的資金密集度要求企業擴張需要更高的資源承諾。這種承諾不僅制約了企業的資金和人力資源，同時還增加了企業面臨的商業和政治風險。因此，當投資規模大，需要尋找合資伙伴分散風險時，跨國公司傾向選擇合資方式來回避風險。 此外，跨國公司在向國外轉移專用性資產時更傾向于選擇較高控制程度的占股結構。雖然交易成本理論認為資源承諾與高控制模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實證結論卻不總是支持這種觀點。如Taylor et al(2000)發現當資源（如資本）承諾較高時，日本跨國公司傾向于采取較低控制模式進入國外市場。

4.文化差異。地區或民族文化對FDI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是公認的，因為它對企業的影響是全方位、全過程的。Hennart和Larimo(1998)對此論述了兩派思想。一派是所謂的“民族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在心理特征上是系統地發生變化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子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反映了這些東道國的特征。

5.產業特有因素。產業特有因素影響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選擇。產業特有因素包括資產集中度（強度）、產品的多樣化程度、產品生命周期等。Scherer & Ross(1990)認為在一個產業中，企業需要大量資本投資才能獲得壟斷優勢和長期內的超額利潤。這是因為進入壁壘和退出障礙的存在將其他企業拒之門外。因此，如果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資產集中度越高，跨國公司為追求長期利潤越可能選擇獨資模式，這有利于獲得由于市場壟斷地位產生的可持續財務回報。從另外一個角度，企業的資本集中度越高，對資源的依賴性越強，反而增加了經營和政治風險。Agarwal & Ramaswami (1992)認為FDI進入模式的選擇通常是在這五個特征因素的一種折衷選擇。這些綜合因素影響各國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水平與方式。除了上述影響因素外，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還受到公司自身因素，如跨國公司的國際經驗、公司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的影響。

三、對我國企業的啟示

第4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在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中，國際投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際投資就其本質而言屬于國際資本流動，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方式其地位與重要性顯著增強。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明顯快于國際貿易和生產的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和總投資的比重不斷提高。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報告，自1980年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翻一番多。國際直接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顯得尤為重要，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國際直接投資在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應，同時也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度。改革開放后，中國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力度在加大。特別是在2001年后，中國連續幾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截止2004年底，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5600多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為直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國際直接投資效應的理論研究中，對國際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溢出方面的研究，國際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關系研究很少，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兩者之間的擠出與擠入效應。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深入一步探討經濟發展中外資與內資的作用以及兩者之間替代作用的可行性分析，并通過中國經濟的發展數據進行相關的實證分析。

二、模型的借鑒和拓展分析

在經濟增長模型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后的“新增長理論”模型中，在分別強調了技術、資本、勞動力等因素作用的同時，有將不同資本納入宏觀生產函數進行解釋的趨勢，本文首先對Barro(1995)提出的生產函數進行分析，然后探討內資與外資之間的替代性。

Barro的生產函數為：

式中A代表環境因素，L代表人力資本，K代表中間產品的集合，不同的中間產品用x(i)表示，當K代表資金投入時可解釋為資本品。假設中間品共n種，其中n1為內資企業提供，n2為外資企業提供。同時假設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主要來源于外資企業的擴散，而發展中東道國必須提供基礎設施等相關支持所付出的成本為F。設N為外資國中間品生產數量，F=F (n2/n， n/N)，則可知當外資比例越高時，吸收外資技術擴散所花費的成本越低;而東道國資本品占外資國資本品比例越小時，表明技術差距越大，則吸收與模仿先進技術的成本就越小，即:

1937年，Durand提出了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改進，允許要素的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即生產函數可以是規模報酬遞增的，產出彈性取決于參數的估計結果，本文也是基于此考慮的。

三、實證的方法、結果與分析

1.實證分析的計量檢驗方法

實證分析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進行時間序列或截面數據的回歸計算，這樣的計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分析我國經濟現象時，由于改革開放前數據統計的不規范與缺失，樣本顯得較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地區間經濟差異性大，單純采用截面數據不能全面和動態地反映經濟態勢。由于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具有控制解釋變量共線性問題等優點，且較好地解決了上述方法存在的問題，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本文選取1999年至2003年5年間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相關數據，這些單位包括：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廣西;中部地區：山西、內蒙、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區：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所有的原始數據都是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內容計算所得，計量運算是采用Eviews5.0軟件完成的。

本文的面板數據分析中由于考慮的主要是橫截面單位，所以采用的是固定效應模型。在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時通常要進行如下兩個假設：

假設1：截距(C)與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

LnYit=LnA+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i = 1，2，……，n;t = 1，2，……，T

假設2：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而截距(C)不同

LnYit=LnAit+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如果第一個假設不成立，則采納第二個假設，對假設的檢驗是通過F 檢驗進行的，即檢驗統計量 [(S1 -S2)/(n-1)]/[S2/(nT-n-k+1)]~F(n-1，nT-n-k+1)

其中：S1、S2分別是對假設1、假設2回歸后得出的殘差平方和，k為斜率的個數減1。

首先進行上述回歸分析檢驗，確定假設模型的最終形式。

2.計量結果

對模型分別進行檢驗、計量運算并整理后得到如下結果：

3. 結果分析

利用上述計算結果可以進行下述分析：

(1)從全國范圍內來看，模型的擬合程度很好，能從整體上解釋中國工業經濟的增長。而且，內資與外資的單個要素的解釋能力也很強，這說明內資與外資均對中國工業經濟的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內資的產出彈性明顯地小于外資，這說明內資的效率遠遠低于外資的效率。

(2)從東部、中部地區看，情況與全國范圍內狀況大體相似，但西部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產出彈性為負，盡管這負數很小，也說明在西部地區外資對工業產出有很弱的負面影響。

(3)依次從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看，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其產出彈性均呈下降趨勢。這說明東部、中部、西部利用內資和外資的效率有高、中、低之分。東部地區在使用資金方面有較明顯的優勢。

(4)對于西部地區的外資對工業產出弱的負面影響可作如下分析：Moschos(1989)在研究中提出經濟發展的門檻效應，說明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后出口擴張才對經濟增長有正面促進作用;何潔(2000)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在中國西部經濟較落后地區，國際直接投資對內資工業產出有抑制作用，說明外資在西部有“擠出”效應。本文研究也表明在中國西部地區外資對內資有負影響，從而整體上導致外資對西部工業的弱負效應。

(5)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工業部門的內資產出彈性雖有高、中、低之分，但差距并不明顯，這說明內資工業部門技術效率和管理效能并無地域上的明顯差異，這可能是國有工業整體效率的低下造成的。盡管我國東部地區民營經濟近年來發展迅猛，但內資工業整體效率比起中西部地區并不具備明顯優勢。而外資產出彈性在各地區間的差距明顯，這說明東部地區更早地采取了更加優惠靈活的吸引外資的政策，且在基礎設施、地理位置、觀念和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加上東部具有較高的人才積累和技術基礎，國際直接投資的優勢更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6)總體來說中國工業經濟增長中外資對內資并沒有“擁擠性”，外資主要從事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產業，是外資產業轉移的延伸。外資與內資均是中國工業經濟增長中的要素，外資與內資的投資仍是中國工業增長的主要原因，吸引外資中的高技術仍是引進外資的重要內容，而這彌補了內資技術水平上的不足。

四、結論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從全國整體范圍來看，外資對中國工業經濟增長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外資的效率高其主要原因是外資的許多產業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這種情況在東部地區表現的更(下轉第49頁)(上接第21頁)為明顯，因此，全國尤其是東部地區要將引進國外特別是跨國企業的資本與技術作為引進外資的重中之重，利用引進外資不斷縮小與國外先進技術的差距，利用外資不斷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外資進入中國的規模和速度來看，說明我們有許多有利政策和環境影響了外資的進入，勞動力成本低、市場巨大、包括優惠稅收等政策在內的措施到位，政局穩定，基礎設施較好均是吸引外資的原因。在繼續制定全國性引進外資優惠政策的同時，我們也要形成外資的競爭市場，保證引進外資存量的同時，以吸引多方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間的投資競爭為目的，從而不斷提高引進外資的技術含量。

第5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論文摘要:金融危機減少了江蘇省農業引進外資的數量，降低了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國際上，發展中國家農業引進外資呈上升趨勢，但中國也面臨著周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引資競爭;在國內，農業利用外資擁有良好的經濟、法律與政策環境。應當在充分認識當前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完善農業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提高農業企業創新能力，并對外資并購和訂單農業進行規范和監管，以增強江蘇省農業吸引外資的能力。

利用外資發展現代農業，不僅可以彌補農業資金缺口，而且外資還是資本、專利及相關技術的結合體，其對農業增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轉移現代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關聯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外資政策是中國經濟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探討金融危機對我省農業利用外資的影響，對完善涉農外資政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危機對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影響

(一)農業利用外資數量減少

2007年中期，美國發生了次級貸款危機，隨后危機又演變成為金融風暴，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均受到影響。2008年上半年，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下半年減少29%。2009年前9個月，全球并購投資總額為16200億美元，同比下降37%。據聯合國統計，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約21%，由2007年的1.83萬億美元減至1.45萬億美元，預計2009年還會下降30%左右。受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發達國家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比2007年減少了32.7%，降為8401億美元。2008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5177億美元，增長了3.6%，但增幅遠低于2007年。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數量也大幅下滑。2009年1-8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4131家，同比下降24.8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58.67億美元，同比下降17.52%。外資大省江蘇也不例外，2009年1-5月，江蘇省新批外資項目1391個，同比下降20%，協議外資154.5億美元，同比下降25%，實際到賬外資107.5億美元，同比下降18%。

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情況也因金融危機的暴發而發生逆轉。2007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資農業項目390個，增資項目114個，協議注冊外資27.87億美元，同比增長25.7%，實際利用外資13.12億美元，同比增長24.4%。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農業利用外資新批、增資項目同比減少，但項目質量、規模有所提高，協議、實際利用外資與去年基本持平。2008年1-12月全省新批外商投資農業項目290個，同比減少25.64%;增資項目89個，同比減少21.93%;協議外資27.58億美元，同比基本持平;實際利用外資13.32億美元，同比增加1.54%。但是2009年1-6月，江蘇省農業協議注冊外資7.2億美元，同比下降15.5%;實際利用外資1.9億美元，同比下降43.3%，下降幅度明顯加大。

(二)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降低

農業利用外資的目的之一，是促進外向型農業的發展，而農產品出口是外向型農業的一個重要方面。2009年1-7月，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505.2億美元，同比下降12.5%。其中，出口212.6億美元，同比下降8.2%;進口292.6億美元，同比下降15.3%。7月當月，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86.5億美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額、進口額及逆差分別為32.9億美元和53.6億美元，同比分別下降9.9%和4.1%。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也下降較多。1-8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為7325.29億美元，同比減少22.57%;其中出口4048.27億美元，同比減少22.23%;進口3277.22億美元，同比減少22.99%。

江蘇農產品出口形勢與全國一致。2002-2008年，江蘇農產品出口總量分別是6.56億美元、7.99億美元、8.74億美元、10.42億美元、13.83億美元、16.38億美元、19.79億美元，總增幅達210.7%。但是到2009年1-5月份，全省農產品進出口總額29.21億美元，其中，出口6.53億美元，同比下降17.6%;進口22.68億美元，同比下降11.9%。蘇南五市出口2.96億美元，同比下降19.47%;蘇中三市出口1.52億美元，同比下降21.12%;蘇北五市出口2.05億美元，同比下降11.55%。單月農產品出口連續第7個月同比下降，降幅14.96%。從市場看，1-5月份全省對日本、韓國、美國和歐盟等4大傳統市場的出口額分別為1.36億美元、5.102萬美元、1.2億美元和1.06億美元，同比增幅分別為-11.3%、-14%、-8.7%和14.2%，僅對歐盟的出口出現回升。農產品出口下降阻礙了外向型農業的發展，降低了農業利用外資的效益。

二、應對危機應把握的涉農外資投資形勢

(一)農業利用外資的國際形勢

第一，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2009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在全球FDI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投資于農業領域的FDI卻一路飆升。從整體上看，當前投入農業的外資總量較低，但增長迅猛。20世紀90年代末，全球每年流入農業的FDI還不到10億美元，但是在2005-2007年，年流入量增加了2倍，達到30億美元。第二，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以及不斷加快的經濟衰退，不僅嚴重影響了全球FDI的前景，也改變了FDI的格局。2008年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外資流入增速有所減緩，但仍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在全球FDI流量中所占比例飆升至43%。而發達國家FDI流入量出現了大幅度下降，驟降29%，流入量僅為9620億美元。第三，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面臨著來自高低端兩個市場的激烈競爭:在低端領域，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外資正面臨來自周邊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在高端領域，中國難敵發達國家的競爭。

(二)農業利用外資的國內形勢

第一，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日益融合。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實現了全面的開放，許多世界品牌在中國出現，與此同時“中國制造”在全世界流行。在世界經濟的分工與合作中，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目前國內資金供給充裕。2006年外資占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僅為5.04%，已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008年8月，中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5萬億元，同比增長19.28%，居民儲蓄和企業存款分別超過和接近20萬億元，銀行資金充裕。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1.8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1位。第三，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快增長。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近期對241家跨國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仍然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排名第2-5位的國家依次為印度、美國、俄羅斯、巴西。從長遠來看，跨國公司仍看好中國，將其列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地。2009年8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99億美元，同比增長7%，自2008年10月以來首度正增長，引資形勢出現好轉。第四，利用外資的法制環境日益完善。為推進運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和管理外國投資，中國先后制定頒布了60多種外資法規，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一個由各種專項立法及相關的單行法律·法規相互聯系的外國投資法體系。第五，國民待遇取代了優惠外資的政策環境。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標志著中國利用外資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外資企業在華享受20多年的超國民待遇走向終結。此外，外資企業單獨享受的稅前扣除優惠、生產性企業再投資退稅優惠、納稅義務發生時間上的優惠等今后也將與內資企業統一。外資企業在城鎮土地使用上的超國民待遇政策2008年初已經結束。事實上，目前在國家層面上，外資在華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已經所剩無幾。

(三)外商投資的新趨勢

第一，從全球跨國投資的方式看，并購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跨國投資的主要方式。現階段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仍是“綠地投資”，即投資建廠。這主要是受中國相對低廉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以及中國資本市場不夠完善等因素所影響，但是，由于近年來中國自然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綠地投資”在中國的優勢已不如周邊其他國家，并購重組將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第二，跨國公司參與農業的形式不限于外國直接投資，還包括訂單農業，如外國超級市場或食品加工商訂立明確規定價格、數量、質量和其他要求的合同，來跨國采購農產品。目前，跨國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實施的訂單農業遍及11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涉及到的農產品品種很多，有些情況下占農產品總量的份額也很大。食品加工和超市等跨國公司投資訂單農業，使得跨國公司參與該行業的實際規模成倍擴大。2007年，農業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為320億美元，但2005-2007年，僅投入食品和飲料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就超過400億美元。

三、進一步強化江蘇農業利用外資的對策

(一)堅持吸引外資的基本政策

最近兩年，民間對于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和糧食領域的質疑比較多。由于中國經濟是一種投資驅動型經濟，外資對中國投資具有巨大影響。當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進一步推進投資自由化，以改善投資環境。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少數贏家之一，與中國采取的正確地利用外資戰略密切相關。目前中國國內資金供給較為充裕，然而跨國投資的實踐表明，資金盈缺并不是決定資金流向最重要的因素，發達國家吸收了全球2/3以上的跨國投資，美國和英國是吸收投資最多的國家。這是因為，資本流動中搭載著技術、知識、管理、觀念、人才、品牌、市場等要素，吸收外資與集成全球優勢要素往往是“一攬子”的過程。這個特性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也是我們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主要著眼點。

(二)繼續改善投資環境，進一步完善經營管理體制，建立和健全各項法律制度

從某種意義上看，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比實施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和稅收減免政策對吸引外資更為重要。因為跨國公司和大多數外國直接投資的戰略是從事長期投資和尋求穩定回報，不是短期資本流入尋求短期暴利和投機。對外資應重在實施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重視經濟和商業環境以及制度框架的形成，加強社會網絡和中間組織建設、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按照國際慣例建立、修訂、規范相關的法律制度等等。把引資轉移到主要依靠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技術開發機制等制度依托上來，轉移到主要依靠具有贏利性、開放性、公平性的國內市場及其競爭優勢上來。

(三)培育有競爭力的農業跨國公司，鼓勵企業自主研發創新

參與全球生產體系，獲取全球價值鏈上知識轉移和技術擴散的最終目的是能將自己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培育中國具有自主核心技術的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然后逐步建立自己的國際生產體系，成為分工體系中的主導者。要實現此目的國內企業應該迅速向技術密集的深加工階段轉化，并積極培育自己的R&D中心，爭取成為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所在地。同時，政府也應該出臺相應的政策對幼稚和學習階段企業的技術創新加以有效地保護。比如，制定縮小技術差距的政策，包括研發投資體制(比如國家技術創新體制)，鼓勵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建立研發聯盟等。

(四)對外資并購進行引導和規范

外商以并購方式對華投資有所增加，但投資規模還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對外資并購的認識還存在偏差，對并購交易的具體了解也不盡全面。并購的優點主要是:不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共享雙方優勢資源;困難企業可借此脫困，同時避免企業倒閉產生的集中失業壓力。然而，并購對投資環境有較高要求:產權交易市場有一定發育，具有規范并購行為的法律框架，企業質量相對較高，信息透明可靠。隨著國內市場競爭加劇和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可以預計，未來外資并購會繼續增加。以并購方式吸收外資存在特殊問題和潛在風險，因此要引導和規范外資并購投資行為。從中國實踐看，需要重點注意4個問題:一是防止壟斷。并購有可能減少企業數量或加強龍頭企業地位，導致壟斷。應抓緊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嚴格加以約束。二是確保國家對相關產業的控制力，對這些產業中的大型外資并購案要有審查程序和控制能力。三是完善并購價格決定機制，保證公開公平交易，發揮資本市場的定價作用。四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真正形成對資產收益和企業長遠發展負責的體制機制，這是利用外資達到雙贏的體制保障。對改革不到位·治理結構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的并購活動要加強監管，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損害職工利益。

(五)對訂單農業進行規范和監管

與傳統的直接投資相比，訂單農業顯示出兩方面的優勢，一是不涉及土地直接占用和長期使用;二是可以將數量龐大的農戶與全球農業生產鏈和世界市場對接。在中國，訂單農業已經被接受并開始發展，出現了“公司加農戶”的提法，但國內對訂單農業還沒有明確的概念，也沒有政府部門對此進行專門的監管，整體上缺乏政策體系指引。因此，首先要在農業領域吸引外資方面建立針對訂單農業的政策體系;其次，在這個政策體系下，制定措施推動訂單農業更好地發展;再次，應將跨國公司通過訂單農業對農業生產的介入納入國家對“三農”政策支持體系中，并制定競爭、研發、基礎設施等配套政策，在推動中國訂單農業發展的同時注重保護農戶利益。

參考文獻

1、陳錫文.農業不能對外資簡單地關上大門[N].經濟觀察報，2009-08-07.

第6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陳繼勇(1953-)，湖北應城人斌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_兼任中國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等職務，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地區非均衡增長現象由來已久。已有的研究表明，這種現象的產生與區域的地理位置、投資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文章在企業學習能力與區域創新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知識溢出與FDI增長的關系。研究表明。知識溢出的學習能力及區域創新能力是影響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區應著力提高自身經濟水平與自主創新能力，注重區域間溢出效應等政策與建議。

關鍵詞：知識溢出；區域創新；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3-0023-06　收稿日期：2008-11-06

一、問題的提出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FDI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穩步增長(圖1)。與此同時，中國FDI地區分布的非均衡增長也極為嚴重。據統計，1990年中國東部地區的FDI占全國總額的82.78％，中部地區占15.01％，西部地區占2.21％。2000年中國東部地區的FDI占全國總額的87％，中部地區占10％，西部地區只占3％。截至2007年底，東部地區的FDI占全國總額的76.80％，中部地區占18.19％，西部地區占5.01％。

已有的研究表明，FDI在中國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的主要原因被歸結為東部發達地區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優勢、地區之間針對FDI政策取向的不同、產業結構優化程度的差異等。隨著科學與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FDI所產生的知識溢出效應和知識溢出對FDI的影響正日益受到廣泛關注。知識溢出帶來的知識、技術、信息的交流和更新，能否通過“干中學”和“互動中學”增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FDI地區分布的非均衡增長是否與中國各區域知識溢出的學習能力、創新存在一定的聯系?如果存在聯系，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與影響的?本文擬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與分析，以拓寬對FDI在中國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問題的認識。

二、文獻綜述

(一)知識溢出與學習吸收能力

自內生增長理論的創立以來，國內外學者不斷地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知識溢出(Spfllovers)的效應研究也得到了部分學者的高度關注。Keller(2001)認為，國際知識的溢出與傳播渠道主要有FDI、國際貿易、國際專利、人口遷移以及信息交流等。

在知識溢出效應中備受學者們關注的是新增長理論所強調的技術外溢效應。如，Mcdougall(1960)將技術外溢效應作為考察FDI對東道國經濟福利影響的首要考慮后，Mansfield and Romeo(1980)研究了美國企業在英國所從事的研發活動對技術外溢效應的影響，Findlay(1978)設立了一個FDI動態技術轉移模型，檢驗了外資份額等因素對技術外溢效應的影響。大量研究表明，FDI對東道國企業存在技術外溢效應。

Caves(1974)、Globerman(1979)等利用截面、時序數據對加拿大及部分歐洲國家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FDI對東道國企業存在明顯的正向效應。Cohen and Levinthal(1989)在研究企業研發時首次提出“吸收能力”這一概念，他們認為企業在加大研發投入后會促使其技術進步，從而增強企業對外部技術的學習與吸收能力。因此，FDI對發展中國家企業是否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取決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學習與吸收能力。

隨著中國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外商在中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逐漸優化。FDI不僅促進了中國的資本積累，而且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促進了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增長等。而學習正是吸收這些溢出效應的最好途徑，通過“干中學”、“互動中學”等學習方式吸收并掌握這些溢出效應，更有利于提高區域的創新能力。

“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概念最早由新增長理論的先驅阿羅(K Arrow，1962)提出。阿羅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解決問題所積累的經驗就是一種學習過程，由此上升至一個國家在進行投資后，在生產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作為一種內生變量，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干中學”這一學習方式的特點是企業自身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進行學習和積累解決問題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符合自身特點的經驗將會保留。產業集聚對“干中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產業集聚更容易提高勞動生產率，產生更多的創新動力，從而會吸引或產生更多的新企業進入到集聚中來(MichaelPorter，1996)。這樣“干中學”在區域創新中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

“互動中學”(Learning By Interaction)即指在一個區域中，各個經濟行為主體由于資源、信息、技術等因素的存在而組成了一個經濟發展網絡(Hakansson，1987)，在網絡中他們所采取的一種合作與互動式的學習。包括“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capello,1999)“相互作用過程中學習”(Malecki,1990)。它是一種成本最節約的知識溢出學習吸收的方法，而這種知識溢出的學習方法是一種“環境敏感性”的社會學系方法，因此，該方法受到企業界廣泛的關注。

需要強調的是，學習是一個相互的概念，它不能被看做是一個個人的行為過程，而更應該被看成是屬于一個集體的行為過程(Kamann,1991)。那么一個學習性集體的形成便營造了一個合作與互動式的學習環境。“互動中學”的學習體系集合了學習性小組的構建、合作式的學習、協商等，它是對其他學習方法的補充，互動中學的主要優點在于它對體系中的學習個體能夠產生持續性的信息反饋，使他們對面臨的問題能夠有更好的理解并相應的作出決策。(Fred C，White，1997)。上述兩種學習方式是企業吸收FDI溢出效應的有效途徑，有利于企業提高創新能力。

(二)區域創新與中國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

在區域創新與中國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方面，國內外學者已做了大量的相關研究。在創新方面，Coughlin and Segev(2000)認為，市場化水平、基礎設施、勞動生產率、集聚經濟等因素與FDI的區域選擇存在正相關，而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勞動成本等因素與吸引FDI存在負相關。在中國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方面，江小娟(2001)認為，由于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主要以重工業、化工制造業、加工

業等產業為主，且國有經濟比重較高，區域創新步伐較慢，外資難以進入這些地區。而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具有多樣性，擁有寬松的投資環境，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力較強，地域因素的優勢比較突出，外資進入該地區的過程相對容易。張少軍(2008)認為，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于創新，而R&D是技術進步與創新的重要來源。王文治(2008)認為，加大對本國企業的R&D投入，一方面提高企業對跨國公司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刺激跨國公司增加技術轉移，擴大技術外溢的可能性。這樣不僅有利于中國進行產業升級，而且有利于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更有利于吸引外商前來投資。

值得提出的是，在國內已有的FDI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實證研究方法主要是以FDI的流入做為解釋變量，以吸收能力、創新作用等因素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來檢測被解釋變量對解釋變量FDI流入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比較客觀準確。如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賴明勇等，2005)、對企業技術創新作用的影響(冼國明、薄文廣，2006)，以及對企業的溢出效應分析等(平新喬等，2007)。有鑒于此，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方法，從知識溢出的視角，利用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990-2006年的數據來分析中國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與區域創新、知識溢出之間的關系。

三、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的說明

本文以最基本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為基礎，借鑒劉康(2007)在區域創新系統對FDI進入的影響研究中的指標GDP、R&D與P、H為本文指標，以FDI做為被解釋變量，以區域經濟水平(GDP)、區域創新水平(R&D與P)、區域人力資源(H)作為解釋變量來分析它們與FDI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之間的關系。用GDP代表經濟水平，科研經費投入與專利申請量(R&D與P)代表創新水平，每萬人中大學生人數(H)代表人力資源。那么本文的基本回歸方程為：

顯著相關，其它指標并不顯著，有的指標系數還呈負數。這是由于GDP包含的其他指標對吸引FDI所產生的作用，所以它屬于一個性質極強的指標，與其他指標構成了極高的相關性，從而造成誤差。而GDP與FDI顯著相關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進入中國后，會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提升中國居民消費水平，這符合國內外大多數相關研究文獻中的結論。因此在下述的檢驗分析中，我們將剔除GDP這一指標。

首先，對(1)、(2)兩式進行檢驗，結果如表2、3：

從表2、3中所得出的檢驗結果中看到，由專利申請量(P)以及R&D經費投入所衡量的區域創新水平的確對吸引FDI起到重要作用。表2中，P與FDI顯著相關；表3中R&D與FDI顯著相關。由此我們斷定區域創新水平的高低對吸引FDI有重要作用。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不同省、市之間的橫截面數據，并且通過協方差檢驗證明由(3)式代表的變系數模型的檢驗結果是最佳的，因此對(3)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

根據表4中的檢驗結果，首先我們看到東、中、西三個區域的R&D經費投入與FDI顯著相關，且東部地區最顯著，中、西部地區其次。說明東部地區在創新投入、創新能力上要強于中、西部地區，由此東部地區在吸引FDI方面更具優勢。

其次，以P代表的各區域衡量指標均不顯著，且中、西部區域前的系數呈負數。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區每年專利申請量數值的波動性‘較大。有些年份的專利申請量數值呈負增長，而東部地區專利申請量的數值較穩定，因此其系數是正數。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P與R&D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最后，在H代表的區域人力資源方面，中、西部地區的H與FDI并不顯著，且東部地區H前的系數為負，但其與FDI顯著相關。這說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如果在每萬人中所占比重越高，對FDI的吸引程度也就越高。根據陳飛翔、胡靖等(2006)在研究利用外資與技術轉移中，對FDI與中國受教育程度也做過與本文類似的實證檢驗，得出的結果與本文結果相似。這一結果說明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業，且一直追求的是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數量優勢，大部分外商在中國進行投資的策略主要是針對中國擁有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而低成本的勞動力則相應的多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此回歸分析的結果也符合我們得出的結論。

創新能力強的區域，其知識、技術溢出效應的學習吸收能力也就越強，在快速的掌握這些溢出效應的同時，更將這些溢出效應結合自身發展需要來進行應用，從而使得該區域在基礎建設、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均具有優勢，由于創新所給予投資環境上的優勢，使得這類地區更易吸引FDI。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本文通過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與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區域更易吸引FDI，兩者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二)由于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主要處于加工貿易地位，生產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和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產品，因此區域人力資源與FDI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區域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所占比重高更易吸引FDI，這一結論與中國現階段發展狀況存在著緊密聯系。

(三)在區域創新中研發經費投入更多的區域更易吸引FDI，這也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吸引FDI的創新效應不明的原因。

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　中、西部地區應著力提高自身經濟水平，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目前，中國東部地區的經濟實力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其原因與中國政府前期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實施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戰略，在東部地區的投資占到國內投資的6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僅占40％。這種分層次推進的開放與開發戰略，造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FDI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分布非均衡增長與其有著密切關系。

為此，我們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發展區域經濟。從長遠看，東部地區應提升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而中、西部地區應做好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承接工作。中央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使其硬件設施、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等得到優化，而中、西部地區應結合自身優勢大力提高經濟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只有擁有較高的經濟水平，創新能力的提升速率才會更快，投資環境的改善與優化才能更易吸引FDI。

2　中、西部地區應注重區域間溢出效應，密切結合自身優勢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長期以來。由于大部分外商選擇在東部地區進行投資，由此助推了東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提升了東部地區的創新能力。而中、西部地區較東部地區則落后許多。但FDI是否真的給國內帶來很強的創新溢出效應呢?從國內已有的相關研究看，對東部地區的溢出效應較小，而對中、西部地區的溢出效應較大。因此，在東部地區具有創新優勢的條件下，中、西部地區應密切結合自身優勢，注重區域間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將兩者結合起來用以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由于中、西部地區中的許多省份均為教育大省，如湖北、湖南、陜西等省份。這些地區擁有許多國家重點高校及科研院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在近幾年也興建了一批科技園區。在自身已有的發展環境下，中、西部地區應大力開展企業、高校、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科研開發模式，應主動承接東部地區的各種轉移產業，充分利用和發揮區域間的技術溢出效應，這既有利于中、西部地區改善產業結構與投資環境，也有利于政府加快職能轉變，從而更好的提升區域創新能力。

3　各省、市政府應轉變引資戰略，提升引資質量。

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各省市政府都將吸引外資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但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追求引資數量有余，注重引資質量不足。以東部地區為例，較中、西部地區，在外商投資的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但東部地區的大部分外資產業均屬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占的比例較少。而中、西部地區的外資產業本來就少，數量上沒有優勢，質量上更無優勢可言。

第7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理論綜述

(一)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John Dunning，1981)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延伸與發展。該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對本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實現以及本國區位優勢的狀況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該國直接投資的地位和狀態。

鄧寧將各國以人均GDP為標準的經濟發展水平分為四個階段，并指出在不同階段直接投資的流出入狀況：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由于沒有產生所有權優勢，因而沒有直接投資輸出，由于本國投資環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明顯增加，外資大量流入，但由于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對外資本輸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其發展速度有可能超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但凈對外投資仍為負值；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是發達國家，它們擁有了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凈對外投資呈正數增長。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對外投資，緣于它們自身不斷增長的所有權優勢。影響各國在投資發展周期中所處階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內資源稟賦的結構、對外開放的程度、國內市場的大小、國家的經濟制度、政府對吸引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的政策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所擁有的不同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不同國家吸引外資和引進外資的不同的產業結構，并最終決定了各國在某一特定時點在投資發展周期上所處的不同的階段。

(二)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Small―scale Technology Theory，Louis T.Wells，1983)

小規模技術理論的邏輯基礎來源于比較優勢論。該理論的中心思想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比較優勢來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這種小規模生產技術帶來的低生產成本等比較優勢能夠使生產者獲得比較利益。

按照威爾斯的研究結果，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緣于小規模技術的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一個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規模生產技術無法從這種小市場需求中獲得規模效益，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正是開發了滿足小市場需求的生產技術而獲得了競爭優勢；其二，傾向于當地采購。由于普遍存在的外匯短缺和收支逆差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種限制進口和鼓勵進口替代的措施，這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積極探尋用本地投入來替代特殊進口原材料的技術；其三，具有低廉的企業管理和營銷費用。調查顯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的薪金收入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同時，由于對企業形象的重視程度不同，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在廠房建筑方面節約了大量支出；其四，能夠提供特殊產品。發展中國家一部分對外投資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點，這些投資往往以海外同一種族團體的需要而建立，利用母國的當地資源，使用傳統知名品牌，具有生產成本優勢，并且能夠在僑民散布的世界各地投資經營。

小規模技術理論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它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來源與發展中國家自身經濟特征相結合，為后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空間。該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國際化的初期階段利用世界市場的多元化、多層次特性，通過技術創新和適當的經營戰略逐步獲得競爭優勢頗具啟迪意義。

(三)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

與威爾斯的分析視角相同，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旨在探究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所在。技術地方化理論的核心命題是，對成熟技術或生產工藝的應用和改進，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進而實施對外投資。同時，差異化產品和規模經濟在現實經濟中也廣泛存在。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對成熟技術的改進而形成其特有的國際競爭優勢。這些可能擁有的技術優勢表現在，通過對從發達國家進口的成熟技術進行地方化的應用與改進，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擁有更好地順應發展中國家的要素價格條件和產品質量要求的技術，可以生產更能夠滿足發展中國家市場需求和消費偏好的產品，可以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差異化產品。這些技術優勢還能夠通過與本國廉價勞動力、大型家族企業或國有企業的結合而獲得資金、管理和技術等方面的額外優勢。

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意義在于，它不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形成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可能性，而且強調了形成競爭優勢所需要的企業技術創新。在勞爾看來，正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進口技術的適應性改造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反映了一個共同點，即強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不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種相對優勢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而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二是相對于欠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有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具備了競爭優勢。與威爾斯相比，勞爾更加強調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對引進技術的再創新過程在競爭優勢形成中的作用，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尤為重要。

(四)坎特威爾和托倫惕諾(John Cantwell(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0)的技術積累――技術改變的演進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倫惕諾從技術進步和技術積累的角度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階段性動態演進過程。該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它們對外投資的累積增長直接相關的，技術能力的積累是影響其國際生產活動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也影響著其對外投資的形勢和增長速度。因此，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

根據坎特威爾和托倫惕諾的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深受其國內產業結構和內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在產業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然后是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

坎特威爾和托倫惕諾的技術積累――技術改變的演進理論表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是在引進外資和技術以及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利用自身的生產要素創造某些優勢，從而提高了競爭力和綜合優勢來實現的。該理論構造了一個以技術創新為動力、技術積累為基礎，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與對外投資結構在相互促動中不斷升級的動態過程。這一理論有力地詮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新興工業體對外投資的結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由傳統產業向高技術產業流動的軌跡，對于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投資來加強技術創新與積累，進而提升產業結構和加強國際競爭力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五)小澤輝智(Ozawa)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理論

該理論試圖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作用與開放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到一起。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這種階梯等級結構為發達國家創造了轉移知識和技術的機會，為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提供了趕超機會，他提出了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問題，這種選擇應能夠使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激發出來，并達到最大程度。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與工業化戰略結合起來，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按照這個理論，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要從吸引外資中提高本國的比較優勢并不斷增強自身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經濟的競爭力。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海外投資轉型階段；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貿易支持型向技術支持型的對外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

小澤輝智的理論是繼壟斷優勢論、投資發展周期論、產業選擇論、比較優勢論等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后，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要同國家工業化戰略結合起來，他的理論優點在于，不僅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而且還提出了選擇原則和實現的步驟，即要以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為基礎，以出口導向為條件，這是其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一大貢獻，進一步豐富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二、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經濟學界對于近些年來我國的海外投資一直比較關注，但注重的是現實狀況的分析和對策研究，很少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一般框架進行分析。通過以上對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理論的分析，中國的海外投資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歸納總結，一方面是從總量和地區分布上，第二方面是從企業構成和投資方向上，第三方面是從區域選擇和行業分布上，從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1.投資總量和地區分布。

2007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87.2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1億美元，占中國同期投資總額的32.6%。投資地區遍及五大洲160多個國家，其中對美國投資最多，55,898.73萬美元(項目個數也最多：329個)，其次是香港地區47,316.81萬美元、加拿大39,175.31萬美元、澳大利亞31，131.01萬美元、秘魯19,956.05萬美元、俄羅斯12,965.52萬美元。從地區分布上看我國在亞洲地區(包括香港)投資最多，達到113,361.56萬元，其次是北美、拉美和大洋州。

2.企業構成和投資方向。

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國有股占主導地位的股份制企業。這類企業生產經營規模大、技術力量雄厚、專業化生產配套，在行業中處于優勢地位，在政府的指導下，開始走向世界，主要在海外從事國內稀缺性資源的開發，并逐步建立起國際化生產經營體系。另一類是有實力的地方企業，主要是一些出口產品量大，在同行業中生產規模、產品性能和質量具有國內外市場競爭力，以及特色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利用自己的產品優勢，先以產品進入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而在東道國或大市場的臨近地區，重新進行生產要素的配置，建立帶料加工和本地化生產基地，取得經驗進一步擴張的經驗。

3.區域選擇和行業分布。

中國對外投資的行業比較多，由于我國產業規模大，行業門類比較齊全，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和企業不在少數，但是由于統計上的原因，不能全部反映出來，僅就了解的情況進行概述。自然資源開發(油氣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海洋漁業資源等)，主要在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秘魯等國。農業、商業(養殖、種植業的生產加工、商場、賓館、餐飲業等)，主要在獨聯體和一些東歐、亞洲、非洲國家。一般加工制造業(如紡織服裝、食品、電器、小型機械、摩托車、五金工具等)分布比較廣泛。高科技開發項目(如通信技術、光電技術、軟件開發、家電產品的研發等)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韓國。

以上的歸納分析說明，無論是政府出于宏觀戰略思考有意識地引導國有大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還是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主動的海外投資擴張行為，都已經客觀地運用了國際直接投資的方法論。雖然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其固有的特點，對外投資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模式和步伐，但是我國海外投資的實際發展基本上遵循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一般規律。

三、加快構建我國對外投資促進體系

盡管理論本身仍然在發展與變化之中，我們也不可能機械式地照搬某一理論來解釋和指揮實際經濟工作，理論的適宜與否具有時間、空間的相對性，因此，在對外投資促進措施的具體運用上,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經驗，構建我國對外投資促進體系，應著重在以下方面改進和強化對外投資促進措施。

第一，規范信息服務,加強技術援助

我國在提供海外投資信息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信息的采集不規范，缺少信息資料的加工整理，信息服務沒有明確的機構，信息缺乏權威渠道。信息服務體系的不健全直接影響了信息的質量和數量，影響企業的跨國經營決策。信息服務的改善不僅可減少企業海外投資的信息搜尋成本，提高決策的科學性，亦可為政府提供海外投資援助提供可靠的依據，使有限的援助資源充分發揮作用。

第二，區別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不同需求

根據我國現階段對外投資的實力與目標，應鼓勵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而不同類型主體對政府援助的需求是不同的。培育中國大型跨國公司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大型企業自身往往具備對外擴張所需的信息搜尋、資金技術供應等商業條件，政府的作用主要應體現在為其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例如，加強雙邊政府合作，由本國政府出面，與外國政府達成市場準入許可；爭取國外的大型投資項目等，尤其是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政府的上述推動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廣大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則需要政府較為具體的扶持，例如為中小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政策性融資、貼息以及稅收等方面的優惠，為中小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人員培訓服務等。

第三，加強對外投資鼓勵的區域導向

發達國家雖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但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市場投資環境有所改善，在國際投資中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而且我國企業現有的特定優勢與這類國家的區位優勢的匹配度相對較好，能吻合雙方的利益與需要。因此，我國的對外投資促進政策應與外交政策與區域合作政策有機結合，采取區域、國別導向與協調措施，既實現重點布局，又要避免“一窩蜂”現象。應針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風險大、資金供應缺乏等具體困難，著重在投資擔保、融資等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目前，我國現有投資保險覆蓋范圍很小，主要只是針對直接帶動出口的境外帶料加工項目，尚未建立起海外投資保險體系。提供投資保險是促進海外投資的基本措施，除了加大政府擔保力度外，還應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如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O)的作用。MIGO是為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提供擔保的重要國際機構，可對不同形式的投資提供靈活的保險服務，保險期最長可達20年。

第四，建立健全投資促進機構，促進資本內、外流并舉

我國各地的投資促進機構(IPAs,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在促進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成效是顯著的。但迄今為止，其工作重點尚集中于促進內流投資。隨著我國利用外資模式的轉變，應加快整合投資促進的資源，增加投資促進機構的職能。事實上，內流與外流投資促進所需的資源雖各有所側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互補的，例如，投資促進的信息服務網絡、與政府及產業的聯系渠道、人力資源等方面都可共享資源，建立內流、外流投資相互融合的促進體系，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投資促進效果。

總之,無論是在提高國家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宏觀層面，還是在企業生存發展的微觀層面，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對外投資都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二震、馬野青、方勇等著：《貿易投資一體化與中國的戰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陳潔蓓、張二震：《從分歧到融合：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的發展趨勢綜述》，《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3]江小涓、杜玲：《國外跨國投資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世界經濟》2001年第6期。

第8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高新技術企業是國家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礎，在我國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推動產學研相結合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高新技術企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國家和地方都推出多項扶持和鼓勵政策，主要包括稅收減免、股權激勵、科技計劃、項目用地、金融保險、出口信貸等多種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我國已初步形成了培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和綜合政策體系。

所謂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是指那些所有權為國有控股或國有獨資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該類企業既有別于普通民營中小企業，也不同于一般高新技術企業，它的一大特點是其經營的非獨立性。作為中小型企業一般都具有靈活多樣的特點，但國有中小型企業有其特殊性，它們絕大多數是隸屬于國有企業或中央企業，雖然是獨立法人，但其經營管理各項活動都會受到上級單位或主管部門的影響。

2.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管理特點

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管理特點包括：

（1）主動性弱。首先，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受到行政指令的影響較多，自身進行財務管理籌劃的主動性較弱。其次，作為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會計和審計等事務性工作。另外，作為高新技術企業，更多的將精力投入到了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方面，容易將財務管理工作行政化，從而缺乏財務統籌規劃。基于這方面原因，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財務管理主動性相對較弱，外化管理較多而內化管理較少，財務管理的統籌能力較差，積極性不高。

（2）缺乏戰略規劃。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主要體現在會計管理和財務預算這些較為初級的工作，只要按照上級單位或主管部門的要求完成年度財務達標等工作即可。加之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的不確定性，該類企業往往缺乏戰略性的財務規劃和管理，從而出現財務管理與公司戰略的不匹配、財務工作與經營管理的不協調、甚至財務預算與財務決算偏差較大等現象。

（3）缺乏動態管理。企業發展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尤其是對于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本身也具有靈活多變的特點，企業經營隨著技術創新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而這類企業往往將財務管理行政化，財務工作主要集中在較為基礎的方面，因此缺乏隨著企業戰略和經營管理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的動態管理過程。

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進行財務戰略規劃的必要性：

（1）企業發展的需要。現代企業生存發展大都是使命驅動、戰略導向。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處在發展的上升期，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企業自身對于發展規劃設定了較高的目標。企業根據自身發展使命制定目標，根據發展目標制定發展戰略，根據發展戰略進行經營管理并對之進行監督和考核。進行財務戰略規劃符合企業進行戰略規劃和管理的需要。只有制定與企業戰略相匹配的財務戰略才能夠保證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下主動出擊，降低經營風險，提高經營效率。也才能夠適應企業長遠發展的需要。

（2）企業經營的需要。企業經營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問題，其中很多都與財務相關。對于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尤其如此，比如如何進行投資并規避風險，如何解決資金緊缺，如何利用和優化資產，如何進行利潤分配從而達到持續發展。企業需要在戰略規劃的基礎上充分規劃財務管理戰略，服務于經營管理的需要。

3.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管理戰略選擇

企業財務管理戰略按照職能可以分為投資戰略、籌資戰略、經營戰略和分配戰略等。按照企業發展階段可以分為成長型財務管理戰略、穩定型財務管理戰略、防御型財務管理戰略和收縮型財務管理戰略等。還可以綜合分為資本結構優化戰略、收支平衡戰略、低成本財務戰略等。

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管理戰略選擇可以從其自身特點進行分析：

（1）國有企業的相對穩定與中小型企業的相對靈活的協調。國有企業大多數環境相對穩定，發展處在平穩上升的狀態，對外合作尤其是股權合作相對慎重。這與國有資產的相關管理規定有關，企業要經營和管理好國有資產，避免因為經營失誤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作為中小型企業，本身會帶有靈活多變、經營方式多樣的特點。遇到新的情況和市場變化，中小型企業可以很快做出反應。作為國有中小型企業，既具有雙方面的優點，也帶有雙方面的問題。在進行財務管理戰略選擇時，要綜合考慮兩方面的優缺點，通過戰略選擇將兩方面特點協調在一起，趨利避害。如果企業太過求穩，則會喪失發展機會，在財務管理戰略選擇時可以考慮采取成長型戰略，加大投資和項目合作等。

（2）國有企業特點與高新技術企業特點的相互促進作用。如前所述，國有企業具有穩定的特點，與此同時，國有企業資產相對雄厚，管理規范，能夠為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工作的開展提供保障。高新技術企業是指利用高新技術生產高新技術產品、提供高新技術勞務的企業。它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的經濟實體。國家在認定時有多項標準，如企業研發投入須占到企業銷售收入的3%～5%；企業科技人員須占到企業的20%～30%；直接從事技術開發和技術研究的人員須占到10%以上等。由此可見，高新技術企業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這與傳統生產型企業有很大區別。另外，研發活動本身具有一定的風險，并非有投入就能生產出產品，因此高新技術企業在開展研發活動的過程中，尤其需要資金和政策的保障，而國有企業能夠提供良好的平臺。

4.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財務管理戰略規劃

企業的財務管理戰略規劃服務于企業戰略，不同的戰略規劃會有不同的財務管理戰略，財務管理戰略隨著企業戰略規劃的變化而變化。對于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在進行財務管理戰略規劃時，無論企業戰略如何規劃，都會涉及三個基本方面。

（1）籌資規劃。高新技術企業的投入產出與傳統生產型企業有區別。傳統生產型企業投入產出規律，有固定的經營周期，資金需求也相對規律。而高新技術企業投入與產出規律性不強，沒有固定的投入產出周期，容易出現突發狀況，這類企業資金需求規律性較弱。因此，充分做好融資籌劃十分必要。

首先，要科學預測資金需求量和時間點。在做資金量預測時要充分考慮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固定資產、流動資金等各項需求，根據公司規定或風險參數留足冗余資金，保證科研工作能夠順利開展。同時，還要確定資金需求的時間點。技術研發工作一般是分步驟開展逐步推進，配套的資金也可以分步投入，從而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節約資金使用成本。

其次，多種籌資方式相結合。現代企業籌措資金的方式多種多樣，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主要是資金到位周期、資金成本和資本結構。企業可以選擇的資金籌措方式主要有：吸收直接投資、發行股票、利用留存收益、向銀行借款、利用商業信用、發行公司債券、融資租賃、杠桿收購。其中前三種方式籌措的資金為權益資金，后幾種方式籌措的資金是負債資金。對于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利用商業信用、發行公司債和杠桿收購三種籌資方式不太適用。這類企業可以采取以下幾種籌資方式：

吸收直接投資：資金到位周期較長，資金成本低，資本類型權益，五星推薦。

發行股票：資金到位周期長，資金成本較高，資本類型權益，三星推薦。

利用留存收益：資金到位周期短，資金成本忽略，資本類型權益，五星推薦。

銀行借款：資金到位周期短，資金成本較高，資本類型負債，四星推薦。

融資租賃：資金到位周期較短，資金成本較低，資本類型負債，五星推薦。

在吸收直接投資方面，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具有很多優勢。首先，國有控股或獨資企業吸收股東投資和增資比較容易；其次國家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政策導向使得大量財政支持的補貼資金流向該類企業；最后，財政支持和補貼資金享受稅收減免優惠，降低了企業使用資金的成本。在融資租賃方面，中小型企業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不具備投入大量固定資產的能力，采取融資租賃的方式解決場地和研發設備的需求是較為快捷、方便和實用的方式。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可以根據自身需要和以上提到的關鍵點，靈活選擇籌資方式。

（2）經營規劃。企業經營規劃主要包括經營目標的確定、預算管理、資產的管理和使用、現金流控制、成本控制等。經營規劃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持續發展，既體現企業對外部環境的適應和把控能力，也體現出企業內部管理的效果和效率。

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在做經營規劃時，首先要圍繞技術創新項目開展，做好預算和核算。同時有多個在研項目時，要充分評估，合理分配資源。其次，要將關鍵考核指標和多種財務分析方法列入經營規劃，提高財務管理規劃在公司經營中的地位，從產品導向延伸到利潤、EVA或股價等財務管理考核指標。再次，控制好現金流，避免出現短期內大量現金流出造成公司經營資金短缺的情況。最后，做好成本控制，與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相結合，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3）分配規劃。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在制定分配戰略時與傳統企業既有相似也有區別。傳統分配戰略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提取法定盈余公積，二是分配股利或利潤。

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除了完成以上兩項固定分配以外，還需要將留存收益與企業發展戰略相結合。首先，要考慮國有企業資產保值增資，可以將一部分留存收益追加為企業資本，改善資產結構，擴充企業實力。其次，要考慮企業的發展壯大，將一部分資金作為企業的后備基金，根據發展需要隨時投入。最后，要考慮作為高新技術企業的特殊需求，做好有針對性的分配規劃。

5.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戰略綜合規劃

企業的財務管理戰略規劃是一個綜合體，需要統籌分析。不存在一種適用于各種企業和各種情況的財務戰略規劃。隨著現代企業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企業戰略管理也是一個動態規劃的過程，財務管理戰略規劃也隨之不斷調整變化。無論是傳統的財務管理還是現代生產型企業的財務管理，都不能完全涵蓋國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管理戰略需要。

第9篇：吸收直接投資的優點范文

關鍵詞：高速公路建設資金多元化融資配套政策

1公路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

在國家“十一五”建設期間，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經超過3.4萬公里，繼續保持世界第二位置。雖然絕對數量不小，但是按照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計算的運輸網絡密度，我國僅為1344.48公里／萬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萬人，而美國為6869.3和253.59，德國為14680.4和65.94，印度為5403.9和21.6，巴西為1885.8和118.4。由此可見，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就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要改變目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滯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的狀況，必須加快建設速度，加大建設力度。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數量巨大，建設周期長，在建設中面臨資金投入需求大而實際投入不足的矛盾，這單靠我國交通運輸業的自身積累和國家投資，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在對公路交通運輸設施的融資政策上，必須進行改革，以增加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水平。

2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種主要模式及其特點

2.1目前公路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種主要模式目前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模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資、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政府控制下的投資運用影子受益來吸引民間資本、完全由私人投資、以資產為支持的證券化融資和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項目融資方式等六種。

2.2各種融資模式的特點在我國加入WTO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內部形勢下，運輸基礎設施融資政策的轉變必須適應內部和外部的現實條件與要求。建立起政府投資主體和其他投資主體并存的綜合投資體制，同時建立健全相應的投資決策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但必須看到，在各種投資中國家投資仍是交通運輸建設投資主渠道，其他多種投融資方式則起著加大投資力度、加強管理與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適應交通運輸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目前試行或可選擇的融資方式可分為以下幾類，應根據其各自的特點加以規范并綜合應用：

2.2.1政府直接投資這是傳統的政府投資建設政策，對于較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此種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優點是社會效益好，消費不受限制，國家的控制力度高。其問題則是普遍存在投資主體的目標模糊不清、責權不明確、激勵動力不足。同時，政府直接投資生產的品種單一、供給質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維修保養，損耗較為嚴重。在21世紀前的公路建設基本都采用這種投資方式。

2.2.2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對于具有明顯的外部性且投資盈利較低或風險較大的基礎設施，可以采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投資方式——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政府起著引導私人投資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資參股、提供優惠借款、提供借款擔保、無償或減免稅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團體共同投資的公共企業中，運輸和道路投資企業126家。07年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中，民間資本所占股份達52.25%，被譽為民資進入大型基建行業的破冰之旅。

2.2.3政府控制下的投資運用影子受益來吸引民間資本對于一些公益性的城市道路建設，投資方不能從項目本身的盈利而獲得受益，政府就可采用因此公益性項目的建設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而使各方面的收入的提高作為對投資方的利潤分配，或可以由政府授予企業特許投資權，從而吸引民間資本的介入。通過特許方式限制一些行業的經營者數目；通過規定利潤標準來控制企業的盈利水平。

2.2.4私人投資在政府允許的條件和范圍內，完全由私人投資，這種投資方式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費困難而且具有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因為此類設施便于私人投資，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資或進行經濟資助，收費標準由市場供求關系和競爭情況調節，私人投資完全受市場調節。比如采用BOT方式發展公路、電站及地鐵等。

總之，公路建設資本的來源要從單渠道轉變為多渠道，既可來自國家投資又可來自資本市場；既來源于政府又來源于民間；既來源于國內，又來源于國外，各種有效的新的融資方式都可以經過充分論證和研究后用于公路基礎設施的建設。

3融資多元化是現階段公路建設事業發展的方向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資金來源的渠道基本是單一的國家撥款。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和固定資產投資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固定資產投資貸款急劇增長，成為基本建設的一個重要資金來源的情況下，資金的籌集和管理日益成為項目建設財務管理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經濟發展速度較塊使資金來源從單一的國家撥款走向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融資渠道多元化成為可行，原因有：

公路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安全、穩定和持續期長的收益，較為適合吸引國家以外的資本，通過金融制度的創新實現投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既有利于銀行業系統性風險的緩解，也有利于公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金融支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字，截至2009年12月，我國儲蓄率接近50%，企業存款10萬億元，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突破26萬億元。

國際上的一些著名工程如英法海底隧道、澳大利亞悉尼港灣隧道、馬來西亞南北高速公路等工程采用的都是BOT融資方式。通過TOT模式引進外資或者私人資本，盤活了基礎設施存量資產，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這種模式可以更多地用于橋梁、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中。

4多元化融資政策中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積極開放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吸引各種投資進行開發建設，可以緩解經濟發展中資金不足的問題。但多元化融資，需要有相應的配套政策，以保障投融資各方的合法權益，引導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因此融資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決政府投資與各類私人投資之間的關系問題，可能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每一次失敗都會給我們總結經驗教訓的機會，高速公路建設總投資大，回收期長，眾多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之大多數民營企業對高速公路建設程序、有關國家政策的不熟悉，政府的宣傳力度不夠，使大量民營資本游離于公路基礎設施建設之外，不敢貿然介入。

在融資方式上，需要制定一個健全而明確的法律框架，規定怎樣組織和建立公私合營的伙伴關系。這可以增加合作關系的可靠性、公開性和透明度，成為吸引國際參與和引進長期投資的前提條件。如國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開發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許投資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擁有和經營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償還債務并收取一定的資金回報收益；特許期滿后，項目無償地轉移給政府；政府保持對公共物品的終極所有權，并最終能夠獲得正常運行的資本設施的經營權。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種投資（大部分是外資）情況下，減少政府債務，并借鑒和利用私營機構高效的經營管理方法。我國目前也已開始采用這一方式，而在實行“建設—經營—移交”的規劃以前，應在租讓法規中明確規定這個過程的各項原則與各有關方的責任，并且還要有更為詳盡的、操作性很強的、成套的規章制度，以保證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