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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中國歷史文化；儒家思想；傳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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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發展與產生

孔子是我國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改變了傳統階級統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講學的主要基本教學模式傳播到了國家與整個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會中慢慢地發展起來，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時期是漢武帝時期，在那時甚至還出現了罷黜百家而獨尊儒家的基本場景。從此，儒家思想將作為治國的正統思想。在漢朝時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較大的普及，同時也出現了相應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也得到了迅速的解決。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禮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這也讓尊崇儒家思想的漢朝國家變得國富民強。直至西漢時期，國家也到了異常鼎盛的時期，為了對國家的繁盛進行維持與發展，則必須找尋與之匹配的思想體系來對應，所以，眾多思想政治家就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這對于西漢制度的實施與穩定起到了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占據首席地位。

二、中國歷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響

儒家思想在我國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即它為我國封建的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社會理論以及治理國家的思想體系，同時還讓我國的傳統的統治階級順利地運用于國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會的具體統治當中去，從而使得我國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人類發展史，它在人類的社會發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圍內開了歷史的先河，而且這也是我國中華民族無論是以往、現在還是將來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證與條件。在儒家思想中，有著一個非常大的特點，這就是“仁愛”，此思想在我國社會的發展歷史中有著較大的影響力與推動作用。“仁愛”思想是維護國家和諧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時還是加強人與人和諧相處以及人類素質提高的重要條件。“仁愛”思想不僅僅影射了人類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重要保證因素。封建社會的主要外殼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體現于國家的治理中，它更體現在對于我國歷史社會產生的相應倫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會出現了一定的論理觀，也讓國家從最初的統治階級的基本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實踐行為，對于通俗的語言也加以規范起來，并規范了人類的首先意思，這種規范思想將把人類的整體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倫理觀，而此觀念對于我國封建社會的人民群眾有著非常深遠的思想影響，它也逐漸成為我國古代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重要核心，以此來實現社會與國家雙重治療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屬于文化的集中體現，它影響著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建設，比如，理想價格在現代人的價格塑造中也產生著積極的引導作用，而“泛愛主義”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對當作生態環境保護同樣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將儒家思想所蘊含的積極精神資源詮釋出來，也只有對其進行深入挖掘才能讓儒家思想在我國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其積極的作用，這不僅關系著儒家思想在我國的生存與發展，同時也關系著我國社會轉型能否順利進行。

三、中國歷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響

盡管儒家思想對我國歷史文化的基本發展帶來了非常深遠的有利影響，但是因為儒家思想有著十分濃烈的封建主義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對于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也相應地伴隨著一些不利影響。

儒家思想在我國封建統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價值，可是它并未強調農業生產知識的學習，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著十分濃郁的封建主義色彩，因此，對于科學知識的基本學習也做得不到位，而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國家治理的特點。經驗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這一特性也會導致現實存在的邏輯性被忽略掉，同r會使理論與現實產生脫軌現象，這對于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著較強的阻礙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張的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對于真理的追求也會有所忽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人的個性發展進行打壓。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體思想為“統一”，這對于個人性格的發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并禁錮整個社會的思想，在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創新機制。我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國家沉浸在禮儀的風氣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人們越來越追求利益，對于相關禮節則會變得非常的繁瑣，這使得社會的進步受到一定的阻礙。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倫理，從而忽視國家法律的作用，這也將致使我國封建統治者對于社會的管理方式變得越來越單調。僅僅以道德倫理的基本教育來管理社會，這讓整個國家在控制與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穩定性與具體性。

四、結束語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國近代歷史文化的發展中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在具體的傳承過程中獲得創新，而在創新的過程中尋求發展，通過對儒家思想的重新審視以及對相關經典的解讀來展現傳統思想的積極意義。我們需要把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結合起來，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儒學社會主義道路，這能讓我國傳統的文化精髓得到傳承。

參考文獻 ：

[1]李芳萍.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研究[J].前沿，2013，10：55-56.

[2]趙小平.淺析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06：89-90.

[3]楊明霞，董瑋.小議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J].商，2016，06：134.

第2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渤海國；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學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類的早期文明。在黑龍江流域的歷史上，渤海國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渤海國宗法盛唐高度發達的封建文明，在與中原唐朝的頻繁交往中，逐漸形成了“車書本一家”的關系，渤海王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響深刻。

一、春秋戰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之中，儒學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漢武帝時期，經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在社會生活中，學習儒學、研究儒學成為無數知識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周邊諸多民族在與漢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榮，尤其仰慕經過長期歷史積淀，并對國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深刻影響的傳統儒學。

渤海國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遼所滅，在黑龍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時的中原正處于唐朝統治時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領先于世界，成為世界上最為文明繁榮的國度。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廣泛傳播，對周邊各民族和國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渤海國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積極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動著渤海王國的文明與繁榮。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冊封大作榮為渤海郡王，統轄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從此粟末靺鞨政權以渤海為號，成為唐朝版圖上一個享有一定自治權的羈縻州。接受唐王朝冊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關系日漸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斷被引入渤海國。受先進的中原文化影響，渤海王國對沿襲下來的靺鞨及高麗舊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學習和效仿唐朝的相關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規章制度。渤海國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專制政體，與唐朝一樣強化王權在國家的核心地位，在國家的政治建構中，國王是最高統治者，獨攬軍政大權，并以此為核心建立一套完備的封建等級制度和統治機構；渤海國仿效唐制，實行尊卑貴賤的品階勛爵制度，官階以品而論，與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級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著裝、佩飾均有嚴格規定，表現出等級森嚴的特點；渤海國還實行職事散位制，這也與唐王朝基本相同，職事官指擔當具體職務有一定差事的官員，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階而無具體職事的官員，這些是渤海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渤海還效仿唐朝，建立勛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標準進行官僚任免，大力強化中央集權；渤海國還借鑒唐朝司法體制，唐朝的司法體制不斷被輸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維護了渤海國的封建統治；渤海國還仿效唐制，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與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機構。三省分別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臺省，分別相當于唐朝的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地方行政機構也同唐朝一樣，分為府、州、縣三級，一般是府管數州，州管數縣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冊封對渤海國的政治建構作用明顯，唐朝的政治制度、機構設置和管理模式對渤海國的政治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二、渤海王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封建國家，在全面學習和借鑒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過程中，強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當時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羅、日本等地的社會生活中占有主導地位，對各地的政治行為、思想道德、價值取向等都產生深刻影響，其中對渤海國的影響最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成為渤海國統治階級追求的政治目標和行為準則，并在社會各階層得到廣泛推廣。

儒家思想對渤海王國的影響由來已久，早在王國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為整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輸入途徑有三：一是生活在營州一帶的粟末靺鞨人長時期與漢人雜居，上層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來，先后內附居于營州及遼西一帶的肅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長期與漢人雜居過程中，漢民族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不斷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很多上層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學教育，其他民眾也不斷地接受儒學灌輸，儒家思想改變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二是原高麗故地以及遼東地區居住著大量漢人，唐滅高麗后又派官吏和軍隊駐守，相當一部分后來變成渤海國的編戶齊民，這些人在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跡，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對當地各族人民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三是在渤海國居住的高麗人已經普遍地接受了儒學教育，他們后來轉化為渤海國居民，而在原高麗故地居住而又長期接受高麗政權統治的靺鞨諸部上層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許多人接受儒學教育。這些都對渤海政權接受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產生深刻影響。作為中原文化的核心內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國有著較為深厚的社會基礎。

三、隨著儒學在渤海社會的廣泛傳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日益成為渤海統治階級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和行為準則。渤海國以儒家思想作為治國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導思想，中央機構設置集中體現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執政理念，渤海國的“三省六部”設置完全襲用唐制，忠、仁、義、禮、智、信的“六部”稱謂，充分說明“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對渤海國政治的深刻影響，其他諸如司、監、臺、局之類的機構名稱，也多以中正、文籍、司賓、太長等字樣，打上了極為深刻的儒家綱常思想烙印，這些都表明渤海國統治階級已經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過當時一些文獻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國積極倡導忠貞、仁厚、禮儀、懷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層社會已經把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修身齊家的行為規范，可見中原的傳統儒學對渤海國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據《遼史·太宗記》載：“己亥，詔東丹吏民為其王倍姬肖氏服（喪）”。這里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渤海國尊親服喪的社會風俗，表現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記。渤海統治階級不僅用儒家倫理道德來約束自身言行，而且還以此作為教育和培養子孫的重要內容，這在貞孝、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師之教，克比思齊”，長大后“孰 詩悅禮、履慎謙謙”，出嫁后“六行孔備，三從是高”，丈夫死后“學恭姜之信矢，銜杞婦之哀悽”的生平經歷中，得到了生動而集中的體現，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對渤海國社會生活影響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國效仿中原王朝，還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儒學教育體系，儒家思想在社會各階層得到廣泛推廣，并日益成為渤海王廷統治民眾的精神支柱。當時的渤海國，中央設有國子監，地方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廣泛進行儒學和漢語教育，教育內容大體與唐朝學校相同。渤海國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寫儒學經典，帶回后成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據考古發現，在貞惠、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別出自數十種經、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國還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學生，據《渤海國紀》記載“武王所遣生六人，開元三年二月抵京師。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歸國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壽海。同年隨冊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趙孝朝、劉寶俊。”留學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員和貴族子弟，他們學成回國后，帶來了大量的儒家經典，為儒家文化的廣泛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很多留學生后來官居要職，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進士歸國后任國相的烏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統治者對歸國留學生的重視程度。中原文化不僅影響著渤海國的政治，而且還影響到文化和教育，影響到人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

渤海國在黑龍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關于它的文獻記載較少。通過僅有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渤海國與中原唐朝的密切關系，中原文化對渤海國的社會生活有著深刻影響，中原文化推動著渤海國的文明與發展進程。

參考文獻：

[1]魏國忠，渤海國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東北歷史與文化[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東亞崛起；文化獨立性；儒家思想；“內圣外王”

一、緒論——東亞文化構建的重要性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東亞地區社會經濟的一體化也日益成為必然的趨勢。①任何一個區域的穩定與強大都需要統一完整的文化體系為其思想支撐；一種新的完善的文化體系的建立，是維護社會發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這里的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海納萬象，既包括社會普適的倫理觀、價值觀、歷史觀，也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東亞一體化和東亞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建立適合東亞地區的文化體系。

崛起的東亞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在發展中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是我們當代的東亞人必須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沖刷著太平洋西海岸，傳統價值觀面臨解體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的今天，這個問題顯得愈加迫切。

二、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補

（一） 東亞文化構建中的民族獨立性因素

東亞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二戰后持續至今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這場由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在為古老東方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夾帶了來勢洶涌的商品經濟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這股強勁的文化颶風所經之處，各國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強烈的沖擊與震動。這種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與盲從背后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如果長期迷信西方強勢文明，對西方文化全盤接受，而不加以辯駁和思考，東亞文化會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獨立性。

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堅持民族獨立性的原則，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為主導。這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是東亞各國保持國家與區域獨立的根基，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也是東亞地區悠久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離開其所依存的社會土壤。西方人本主義思想文化發源于歐陸，其產生和發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為特色的歐洲古代城市社會②，商業經濟發達，人口流動頻繁，重視自我意識和個人權利，相對漠視集體與社會觀念的人本主義思想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品經濟意識正順應了歐洲大陸的社會情況。東亞古代社會文明則長期以農耕文明為主，直至今日，絕大部分的東亞人口仍生活在鄉村，人們世代在一塊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遷，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保障。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要適應東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文化獨立的保障。歐洲歷史上，古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們的武力，第二次用他們的宗教，第三次用他們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維持長久，法律的頒布未必讓人甘心臣服，文化的進攻卻能在潛移默化中破壞民族的向心力，保證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永久順服。民族文化的淪喪實際上遠比經濟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來的危險的多。對于整個東亞地區而言，要想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繁榮，享有永久的獨立與和平，除了發達的經濟成就，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健全的法制體系，還不可缺少獨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東亞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點，東亞各國的傳統文化都是對中華文化加以發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國間的理解友諒與交流合作。同時，中華文化是一種“和為貴”的文化，重視睦鄰和諧，反對擴張戰爭，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東亞人民古來就有熱愛和平的傳統。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區域內部的沖突，尤其是中日兩大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建立區域的共同思想文化體系，提倡主張和諧思想的傳統文化，是實現區域和平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有豐富的本土資源作為根基。悠久輝煌的歷史，燦若繁星的哲學流派，孕育了東亞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是屬于東亞人民的獨一無二的寶貴財產。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東亞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們的對手來自一個與我們如此不同的世界，他們的歷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視它們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實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發出了這樣的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兩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視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本土資源中找尋適合當代東亞需要的文化形態，是我們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的最優選擇。

（二）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當我們確立了構建東亞文化要以本土文化為主導的觀念，再回頭審視東亞本土的文化資源時，我們會發現在東亞歷史上，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各種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種思想曾脫穎而出，跨越國界成為古代社會東亞地區共同的顯學，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中長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經是東亞古代社會穩定的根基，在現代社會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現實價值。

作為一種思想行為規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等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綱常關系，強調人際關系中的長幼尊卑，倡導社會的和諧。作為一種價值觀與道德論，“與自由主義者以權利為基礎的道德論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論。這種以德行為基礎的道德，強調的不是合法的主張和自己權利的要求，而是成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會不是一個人人都要求個人利益的集團，而是由與別的社會成員保持和諧關系的有德者組成的社會。因此儒家強調：德行先于權利，實質的正義先于程序的正義，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個人利益。”④與自由主義者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義核心地位的是德——即為增加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工業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加大，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和冷漠，而儒家倡導的“君子”品質在避免人際關系緊張，維護社會和諧方面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實踐已證明，“儒家思想在東亞諸國由儒家倫理所發展的同情、公義、責任、禮儀、公心以及集體精神等‘亞洲價值’也仍然是工業東亞所自然認同的社會行為準則”⑤，在亞洲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歷史溯源——儒家學說在東亞歷史上的地位

東亞翻開歷史的長卷，我們會發現東亞歷史的每一個篇章都與儒家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東亞諸國，仁義禮智信已不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會道德標準，更內化上升為社會的每個個體對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歷史的進程。

儒家思想發源于我國黃河流域，創始人是我國古代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將其學說發揚光大，至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正式成為中國的顯學，在其后的中國歷史上，無論何朝何代，這一地位都沒有遭到動搖。中國儒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因其立場﹑觀點、視角、方法、師承的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學派。各學派之間相互論辯，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獨立的文化系統。儒家學派的流傳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深遠，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再加以創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這是兩國學者都公認的事實。公元284年（日本應神天皇時代），朝鮮半島百濟的王仁將《四書》《千字文》傳到日本，儒學圣火始在東瀛點燃。在中國的唐宋時代，日本通過多種渠道，輸入儒學。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國，實地考察研究中國文化。接著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國進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確立了中華式的社會體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進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時19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過程中，遣唐使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儒學典籍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9世紀初，在日本流傳的儒學典籍就達1579部、16790卷。孔子成為日本的圣人，儒學變成了日本的官學。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接，歷史關系源遠流長。在朝鮮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紀，孔子思想開始在朝鮮傳播。《朝鮮金石總覽》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圣莫如夫子，師莫如夫子，大而國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廟，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學成為朝鮮半島諸國的國學，是朝鮮規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這一點和古代的中國如出一轍。⑥

通過對儒家學說在東亞傳播與發展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儒學思想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構建東亞文化的過程中，堅持以儒學為文化內核，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歷史根基，更加符合東亞發展的實際需要。

三、結論——“內圣外王”

在肯認儒學為東亞文化內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將其放大適用于整個文化體系的所有方面。這是因為儒家思想雖然在作為社會道德倫理的指導思想方面有著其天然的優勢，但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卻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倫理需要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系統的規范與約束，而已經在東亞地區有著廣泛民眾與社會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權法制在這一過程中將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筆者認為，最適合東亞的文化是“內圣外王”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以傳統的儒家學說為精神內核，以儒家學說指導社會倫理與思想價值體系，為人們的行為確立一套“君子”的價值坐標系；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外部制度框架，為社會生活確立現代與民主法治秩序，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具體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內圣外王”，語出《莊子·天下》：“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內圣外王”之說雖首見于《莊子》，但卻是儒家的基本命題，就連現代新儒家的主張也仍然如此。從原始儒學到漢代的政治儒學，再到宋明理學以至現代新儒學，兩千多年里，時代在變，儒學的詮釋也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在“內圣外王”的模式里運思。“內圣外王”作為儒家的一種理想人格：它體現了儒家思想實則是一種入世的學問；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體現了道德與法治的直接統一。法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法治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法治，乃是惡法，這樣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在東亞的崛起過程中，無論于宏觀的社會政治觀、倫理觀的構建，還是于微觀的個人德品的養成，我們需要的都是一種內圣外王的文化。“內圣外王”，這一來自東方遙遠歷史的智慧，使東西方兩種文明實現了完美統一。

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勢，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協調西方價值體系與傳統的東方儒家價值體系的關系，使其共同服務于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是東亞諸國在新世紀的共同使命。

回歸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內圣外王。這是我的答案。

（作者單位：山東省農業干部管理學院）

注釋：

①不僅僅是東亞人對此滿懷樂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東亞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茲（Hofheinz）和柯德爾（Cald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合著的《東亞之鋒》中就提到：“歐洲與美國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它們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曾經紅紅火火過的近百年已經結束了，它們已不能在這個世界處于主導位置了。”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參見《社會變遷的法律解釋》，第10頁：“在希臘，最具特色的當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義就在于它們相互之間是各自獨立和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這些蕞爾小邦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是自給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③引自《東亞之鋒》，作者：Hofheinz，Calder，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出處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參見 李承煥《自由權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之日本韓國的儒學研究》，劉厚珍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89頁.

第4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固原；史姓家族；粟特人；多元信仰

[中圖分類號]K87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7）14-0023-04

一、史姓粟特家族墓概況

1982～1995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清理了固原南郊鄉6座史姓家族墓葬，其中，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史射勿墓是唯一一座隋代墓葬。其馀5座均為唐代墓葬，由東向西分別為：唐平涼郡都尉史索巖與夫人安娘合葬墓，唐司馭寺右十七監史鐵棒墓，唐游擊將軍虢州刺史直中書省史訶耽夫婦墓，大唐故左親衛史道洛夫婦墓，以及唐給事郎蘭池正監史道德墓①（圖1）。

在史姓家族墓中均有墓志出土，墓志內容直觀或間接記載了墓主人是遷徙至隋唐地域范圍內的中亞粟特后裔，即古籍所載“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國。羅豐先生根據墓志對6座史姓墓葬進行譜系排序，證明6座史姓墓是分屬于兩個史姓家族。雖然分屬于兩支史姓家族，但卻同葬于一處墓地，族源認同性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②

這六座史姓家族墓墓葬形制均為長斜坡墓道， 單室墓與多天井結合，天井數量2～7個不等，單墓室分為磚室和土洞兩類。由封土、墓道、天井、過洞、甬道、墓室等部分組成。雖多數墓葬都遭盜掘， 但仍保留了一些反映墓主人的文物。史姓家族墓中不同宗教文物的出現，反映了史姓家族內多元信仰存在。

二、史姓家族多元信仰的分析

（一）史索巖一系家族

在已發掘的6座史姓墓葬中，史索巖一系家族墓共有2座，為史索巖夫婦墓與史道德墓。盡管史索巖與史道德為叔侄關系，但是兩者的信仰截然不同。

1.佛教因素

在史索巖夫婦墓中有許多反映墓主信仰佛教的文物存在。

（1）棺床。在墓室的西側有一長方形棺床（圖2），長2.6米、寬1.26米、高0.53米，一面緊靠西側壁，三面用磚砌成，已被盜墓者所毀。棺床呈須彌座，上平砌三層磚，然后束腰，中有兩壺門，其下亦平鋪一層磚。③

“須彌”二字最早出現在佛經之中，隨著佛教的傳播，須彌座作為佛像的基座傳入中國后，逐步被接受并廣泛運用到宮殿、壇廟、陵墓、寺觀、石窟、塔幢、家具、古玩座等各類建筑。因其比一般的臺基等級高，因此成為重要建筑的臺基。在史索巖夫婦墓葬中出現須彌座棺床，無疑是遵從了墓葬主人的信仰意愿。

（2）石幢。 青石質。通體呈八棱形，下殘。頂上有一榫，榫呈四方形，稍殘缺。八面有紋飾，為纏枝卷云紋。通{70厘米、直徑30厘米、每面寬11厘米、榫高10厘米、榫徑為15×17厘米④（圖3）。

石幢是石刻中的一種，自唐初始起立幢用石，歷經遼、宋、金、元，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這種石刻的流行，與佛教信仰有著直接的關系。楊曉春先生不認同史索巖夫婦墓出土石幢的定名，認為該器物應定名為“石燈臺”，并以陜西蒲城開元十二年（724）睿宗橋陵陪葬墓惠莊太子墓出土的石燈臺為例。⑤但也指明石燈臺常用于寺院和墓葬。

總之，無論史索巖夫婦墓中出土的石刻為“石幢”或是“石燈臺”，其最初設立的本意與佛教息息相關。

（3）墓志。史索巖及其妻安娘各有一方墓志，均為青石|。史索巖墓志置放在墓門處，志蓋被盜墓者掀起另置一邊，墓志上有一層很薄的黑褐色木灰，約有3毫米厚。其妻墓志則被安置在墓道中，志蓋與志石合放在一起，基本上沒有移動，中間夾有一層褐色灰狀物，可能是絲絹之類的灰燼，志石上涂有一層墨。⑥

在史索巖墓志中有言：“唐故平涼郡都尉驃騎將軍史公墓志并序……長子法僧、次子德僧，爰及德威、神義等……”在安娘墓志里也有提到：“夫人諱娘，字白，岐州岐陽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子法僧、德僧、德威等……”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人的生命觀和生活態度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潛在地表現在人們為人處世的心態里，也有直接表現在個人的社會符號名字當中，但更多的是代表一種觀念、一種信仰。⑦從史索巖夫婦的墓志中可以得知其四子之名，分別為“法僧”“德僧”“德威”“神義”，這就直觀地反映了史索巖和安娘對佛教及其觀念的信仰。

除上述列舉的以外，史索巖夫婦墓還有一些佛教因素的裝飾，如壁畫以及石門等處大量繪制了忍冬纏枝紋樣，史索巖夫婦對佛教的信仰在其墓葬中得以體現。史索巖夫婦墓中出土了與佛教相關的文物，從而可知史索巖夫婦的。

2.祆教因素

與史索巖為叔侄關系的史道德，在他的墓中卻出土了與祆教相關的文物，如金覆面等。

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共有11件，因出土時覆面上綴連的絲織品已經腐朽，再加上人頭骨被盜墓者拋棄置墓門附近，所以覆面在頭骨上的位置已經有錯位。羅豐先生對其復原主要根據各部位的功用，并結合出土大致部位來進行。⑧出土的金覆面護額飾1件，護眉飾2件，護眼飾2件，護鼻飾1件，護唇飾2件，護頜飾1件，護耳飾2件。其中額飾為半月托一圓球的形狀（圖4）。

對于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額飾，當與史道德崇拜日月有關。日月圖像亦可從粟特考古發掘以及石窟雕塑中得到證實。位于撒馬爾罕以東60公里塔吉克斯坦境內有品治肯特城，應為粟特米國都城，中國文獻中稱為缽息德城。⑨品治肯特出土壁畫較多，是震驚20世紀的考古發現之一。前蘇聯考古學家在發掘品治肯特古城時，曾特別注意到“粟特拜火教的特點是它保留了當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體――太陽和月亮）”。⑩中亞人崇拜太陽、月亮的習俗也被帶到墳墓之中。在中亞托克―卡拉地區出土了一具納骨甕。11納骨甕是粟特祆教獨有的葬具，其上繪有哀悼死者的場面，而在畫面中門的上部兩片卷葉形中央便繪有半月托太陽的圖案（圖5），半月朝上，太陽以圓圈中間加點表示。這一圖案與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額飾極為相似。

除此之外，在一些具有粟特風格的墓葬中，也有帶日月裝飾的頭冠形象存在。西安發掘的安伽墓，12在其石棺圍屏雕刻的圖案中，建筑的正脊上有日月合抱的裝飾（圖6）。山西太原發掘的隋代虞弘墓，13在其石棺床上的圖案中也刻有這種中亞因素的裝飾，騎馬人物的冠上為日月合抱裝飾，兩身吹角武士的頭上裝飾有一仰月。

通過上述列舉可推斷，日月合抱的裝飾在粟特人的日常裝飾中運用比較廣泛。《舊唐書?西域傳》載：“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14此外，陳垣先生在討論祆教時提到：“銀白光又白日月星辰，中國人以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惟火祆教鬼清凈光明，故祠日月星辰及火”。15由上述可知，史道德墓出土帶有日月合抱圖案的金覆面，可推斷其為祆教教徒。

在史索巖一系家族內史索巖和史道德為叔侄關系，但是兩人的墓葬中所包含的元素大不相同，史索巖墓中出土了與佛教相關的文物，而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與祆教相關。所以在史索巖一系家族內有著不同的信仰。

（二）史射勿一系家族

史射勿一系家族共出土了4座墓葬，分別為史射勿、史訶耽夫婦墓、史道洛夫婦墓以及史鐵棒墓。

史射勿一系家族中4座墓葬為祖孫三代，以史射勿最長，為祖輩，史訶耽、史道洛為兄弟，屬于父輩，均為史射勿子。史鐵棒為史射勿子史大興之子，屬于孫輩，史訶耽、史道洛為史鐵棒叔伯。從他們墓中出土的文物來看，除了有明顯的祆教因素存在之外，還包含有儒家思想因素。

1.祆教因素

祆教是粟特人的主要信仰宗教，在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里就有很好的證明，除了史索巖一系家族墓中有關于祆教的文物出土，在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也有祆教因素的文物存在。

史射勿墓出土薩珊卑路斯銀幣1枚，直徑2.7厘米，重3.3克。銀幣正面為聯珠紋邊框，中間為薩珊王肖像。羅豐先生從肖像及飾物推斷，其為薩珊朝卑路斯Ⅲ式銀幣。背面亦有連珠紋邊框，中央為祆教祭壇。祭壇下部為兩級方座，上有圓柱，柱系帶。壇上燃有呈三角形的火焰。兩側為五星和新月，新月在左，五星在右，在已發現的薩珊銀幣中屬少見。壇左右有兩祭司拱手而立。在薩珊王朝時期，視祆教為國教，在薩珊王朝統治者所鑄銀幣上，都鑄有祆教祭壇，可見祆教地位之尊。此銀幣極富祆教特色（圖7）。

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也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作為入華粟特人，在史射勿一系家族中史鐵棒的墓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其信仰的影響。

史鐵棒的墓志置放于正對墓門處，志蓋錯位，志石涂墨。在墓志中有載：“大唐故司馭寺右十七監史君墓志銘并序，……胄子孝忠、孝義等茹荼飲恨，泣血疚懷。感霜露以墜心，攀楓樹其何及。恭惟令德，方傳不朽……”由墓志可知，史鐵棒為其子取名為“孝忠”“孝義”。傳統“忠孝觀”主要源于儒家學派，“忠”指的是忠于君主，強調君權；孝指尊親，主要是以父為尊，強調父權，所以儒家中的忠、孝觀念本質上是“君父同一、家國同構”。史鐵棒用“孝忠”“孝義”為其子命名，反映了儒家思想對其影響。

根據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出土的文物，不難發現，在其家族內也存在多元的信仰，除了粟特人主流的祆教信仰外，中國本土的儒家思想對粟特人的信仰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史姓粟特家族信仰多元化的原因

（一）遷徙入華傳播祆教

祆教是粟特人主要的信仰宗教，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時，粟特人已經接受了祆教。16中國出現祆教的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祆教伴隨著粟特人入華而傳播。

在史射勿墓志中有載：“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故史府君之墓志銘……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國，俱為薩寶……”對于“薩寶”一詞，陳垣先生認為是祆教的宗教職位，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是官職。但在史射勿的墓志中表明其祖為本國（史國）薩寶，粟特商隊政教合一，其商隊首領同時也是商隊的祆教教長，故此，史射勿一系家族的祖先在來華經商的過程中，仍肩負著傳播祆教的使命，其家族中部分人保留粟特人傳統實屬正常。

（二）統治者推崇佛教

根據6座史姓家族墓中出土的墓志銘可知，無論是史射勿一系還是史索巖一系，均在朝廷為官。縱觀唐代的統治者，從高祖的沙汰佛道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再到武則天的“舉佛抑道”、玄宗的崇信密教，一直到隨后的武宗滅佛，唐朝對待佛教的政策態度，雖然是在不同的形勢下，依據其政治、經濟、軍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揚的變化。總體而言，把鞏固統治政權作為目的，將佛教作為除儒家思想之外的重要輔助工具，是唐代統治者對待佛教的總體政策。對于統治者的宗教推崇，在方面，史姓家族作為統治者政策的執行者，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響。

（三）接受儒家文化而漢化

儒家思想對于維護封建統治和社會的安定團結有著不可忽的作用，作為漢文化傳統，歷來作為統治者的政治根基，其有利于統治階級更好地進行思想統治，對上要求統治階級注重自己的修養，重民施德，體察民情；對下確立倫理綱常，要求臣民盡忠盡孝。

粟特人作為外來的少數民族，因經商而離土遷徙入華定居，為了更好地適應，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后，入華粟特人與本土的聯系越來越少，所以漢化的步伐也就越來越快。除了在史鐵棒墓志中反映為其子取名“孝忠”“孝義”外，儒家思想的影響還體現在所有史姓粟特家族墓中，他們摒棄了粟特人傳統的納骨甕，選擇墓穴的形式進行埋葬，這可以說是基于儒家所宣揚的“入土為安”的傳統喪葬觀念帶來的改變。

四、結語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經濟貿易異常繁盛，不少粟特人往來其間，活躍于絲綢之路沿線的各個地區，傳播著東西方的物質文明。在寧夏固原南郊鄉發掘的6座粟特人墓葬，出土了反映史索巖一系家族和史射勿一系家族中不同信仰的文物。無論是信仰祆教、佛教還是中原的儒家思想，或出于何種原因存在的不同信仰，都是唐代文明中的一部分。唐朝是在秦漢之后出現的穩固統一、國力強盛的封建王朝，唐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穩步發展，科學與文化繁榮昌盛，使得唐代的物質精神文明明顯提高，不僅如此，多元民族融促使了多元文化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唐代社會中出現的開放風氣，其不僅范圍廣泛形式多樣而且影響深遠，這是其他朝代所不可的。而史姓粟特家族墓中這些多元的存在，反映出了唐朝多元并包、開放兼容的社會狀況。

當然，史姓粟特家族存在的這些多元是依托于唐代統治者開明、包容的政策，使得他們所信仰的宗教都能在唐代社會得到了發展的空間。但總體來看，隨著他們來華時間的加長，特別是中唐以后社會大動蕩與大變革，異域色彩在逐漸減弱，漢化程度逐漸加深。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葬中所反映出兩支史姓家族不同的信仰，亦是唐代社會的一個縮影。

[注 釋]

①馬建軍：《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及其普遍價值》，《絲綢之路》，2010年第2期，第28頁。

②③④⑥⑧⑩11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頁、第33頁、第38頁、第43頁、第90頁、第104頁、第104頁。

⑤楊曉春：《固原南唐墓所出八棱形石刻非石幢辯》，《碑林集刊》，2006年第00期，第90～92頁。

⑦董志翹：《佛教文化對中土取名命字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50頁。

⑨孫武軍：《北朝隋唐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文化與審美研究》，西北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8頁。

12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 2000年第 6期，第31頁。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1年第 1期，第39頁。

14[后晉]劉d等撰：《舊唐書》卷198“列傳第一百四十八”《波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614頁。

第5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林語堂論中國文化的結構

姚傳德

對于儒家與道教、佛教的各自特點及其積極與消極意義，林語堂有過相當精辟的論述。

林語堂認為，儒家思想即便在現代社會，依舊具有很強的活力。在他看來，孔子的思想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第一，孔子學說的重點在人世間，是積極進取的。第二，孔子學說有一整套理性的思想體系。第三，孔子學說提倡知識。第四，孔子學說具有包容性。因此，林語堂認為，盡管西方現代思想對儒家學說構成了挑戰，但是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還會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

林語堂認為，道家的思想雖然消極遁世，但它滿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同時給中國文化賦予了浪漫的色彩。林語堂說：“孔子的人文主義能否叫古代中國人十分滿足呢？答案是：它能夠滿足，同時，也不能滿足。”如果它滿足了人們內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復有余地讓道教與佛教得以傳播了”。林語堂說中國中堂立軸和瓷器上的繪畫，有兩種流行的題材，一種是合家歡，上面畫著一家男女老少，正在歡天喜地過大年或慶豐收；另一種為閑散快樂圖，如漁翁、樵夫或幽隱文人，悠然坐在松蔭之下，體會天人合一的意境。這兩種題材分別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觀念。林語堂認為孔子的學說過于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由道家演變出的道教有之，道教代表神奇幻異的天真世界，這個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則付闕如。

總之，在林語堂看來，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偏好自然與直覺。所以，道家為中國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則為中國思想之經典派，中國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風的生活與藝術及文學，采納道家的哲學之思想者不少。

林語堂認為，佛教思想雖然也是消極的，但是在哲學上以及人生態度上同樣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在哲學方面，孔子的哲學，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卻含有邏輯的方法，含有玄學，更含有知識論。林語堂說佛教在中國影響之大，以至于改造了孔子哲學的本質，導致了理學的誕生，盡管它沒有改變中國學者的信仰；在宗教方面，“在一個混亂的國家，一個宗教以世界為空虛，可能是逃避塵世悲痛多變之生活的去處”。它可以使人們淡漠一切世事俗務，實現精神的寬慰和解脫。還有“佛教的態度”，諸如輪回轉世、不嗜殺生、提倡容忍、寬待一切等，對中國人的行為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林語堂說：“一個忠實的佛教徒確比常人來得仁愛、和平、忍耐，來得慈悲。”此外在今天的中國，由于佛教寺院多在高山名勝之地，燒香拜佛還可以給人們提供旅游、欣賞風景的機會等。所以，同道教一樣，它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都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補充。

林語堂坦承中國文化存在的缺陷，他認為中國文化固有優處，弱點亦多，同西方比，“我們的社會觀、人生觀，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所以會產生這種文化，他認為主要是由于理學吸收了道家與佛教的消極因素的結果。林語堂說，儒家學說在孔孟、墨子時代還是動的哲學，孔子本人就是“活活潑潑的世故先生、老練官僚”，少有靜觀宇宙的話，注重身體力行，學以致用。到孟子時代，更講求大丈夫之論，強調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是到了宋代，由于濂溪、橫渠、二程等人出入佛、道十幾年，深受道家“主虛、主靜、主牝、主柔、主無為、主不可見欲”的影響，再加上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無可為了。

所以，林語堂認為只要我們驅荀韓，直追孔孟，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與西方比較之，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就可以恢復中國文化的活力。

（選自《成才之路》2008年第3期，有刪改）

1.下列關于林語堂對道家思想的闡述，說法錯誤的一項是（ ）

A.道教在古代得以傳播，是儒家思想本身存在缺陷所致。

B.道教的人生觀念是一種享樂至上的人生觀。

C.道家為中國思想之浪漫派，因此道家偏好自然與直覺。

D.中國文化存在缺陷，道家的消極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

2.下列對文章內容的分析與概括，正確的一項是（ ）

A.作者認為，儒家與道教一樣都有積極與消極雙重意義。

B.林語堂認為，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依舊具有活力。

C.中國理學是在道家與佛教雙重消極因素影響下誕生出來的。

D.只有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才能恢復中國文化的活力。

二、閱讀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問題。

我國傳統武術的發展和演變

唐宋至明清，是我國武術進入了持續發展的高漲時期，它的演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武舉形成正式制度。武則天當政的長安二年（702年），下詔正式以考試方法來選拔武勇之材。從此武舉制延續至明清，它為習武之人開辟了仕宦之途。

民間練武組織的出現，使武術在民間進一步扎下深根。如北宋初，由百姓自相結成的弓箭手已發展到24萬多人，成為北宋末年抗金的強大力量。明清之際，民間練武組織的活動更加活躍，如反清的白蓮教、及各種紅槍會、大刀會等組織，都極其重視練武活動。

武術套路技術發生變化，向成型化、完美化發展，武術專著的涌現，也使武術理論體系得以建立起來。唐代武術套路吸收了外來舞蹈中的姿勢動作及手眼身法等表現形式，并緊密配合技擊攻防的特點，豐富了武術套路的演練技巧。當時最著名的套路表演有開元年間公孫大娘的劍舞，據說書法家張旭看了她的劍舞后，草書都大有長進。明代套路技術更是趨于成熟，并明顯形成了體系。明代的大量武術專著中，還以圖文記錄了套路的動作招數及路線等。清代時整體觀的武術理論也已形成，各拳種都編有拳譜。

拳術和器械向多樣化發展。唐代已有氣功、硬功、輕功的記載，表明武術已著重在功力上發展了。拳術種類也日漸增多，唐代少林拳法名噪天下，十三棍僧救秦王傳為佳話；及至明代，拳種已有內外之別。內家拳在勁力擊法上有其明顯特點，它在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借力使力、寓攻為守、以氣運力及搏人點穴上與傳統的硬打硬拼的少林拳迥然不同。它雖比少林拳法出世晚，但也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以后如太極、形意、八卦等拳的創始與發展無不受其影響。明末清初，新出拳種更如雨后春筍，當時較大的拳系就有幾十個，有的本身又繁衍成幾個分支，如太極拳發展至近代，已由最早的陳式太極演化成楊、武、吳、孫氏等不同風格的太極拳種。各拳種間還互相滲透融合，彼此影響。當時還出現了各種分類法，如有將太極、形意、八卦劃為內家，少林等多種拳術歸于外家的分法；也有人按山川分拳術為武當、峨嵋、少林等派；更有人以地域區別拳種特點，如民間就素有“南拳北腿”之說。一般認為，南派武術多剛硬有力，講究小部位動作；北派武術則以腿法見長，舒展大方，躍撲激烈。除拳術外，器械武術也在唐宋后發生較大的變化，如唐代槍術、宋代刀術發展較快，軟器械如九節鞭等也相繼問世。元代戲劇中始有“十八般武藝”的名稱，明代時它已有具體的含義，此即弓、弩、槍、刀、劍、矛、盾、斧、鉞、戟、鞭、锏、槌、殳、叉、鈀頭、綿繩套索、白打十八般武藝。所包括的武器有長短、單雙、近遠、明暗、硬軟之分，其中打、殺、擊、射、擋器都有，也有帶鉤的、帶刺的、帶尖的、帶刃的，這也反映出器械形式的多樣化。

上述表明，傳統武術在唐宋后，特別是在明清時期，有了巨大的發展，從而奠定了今天中華武術的堅實基礎，并已成了我國人民引以為驕傲的文化瑰寶。

（選自《中國文化史三百題》）

1.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

A.大刀會、紅槍會和白蓮教、等武術組織都是在清朝出現的活躍練武組織。

B.書法家張旭是看了開元年間公孫大娘的著名套路表演――劍舞，草書才大有長進的。

C.內家拳在勁力擊法上明顯的特點是：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借力使力，硬打硬拼和搏人點穴。

D.通常情況認為，北派武術以腿法見長，南派武術則以拳術見長；北派躍撲激烈，南派則剛硬有力；北派舒展大方，南派則講究小部位動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

A.從唐代開始，中國武術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唐代關于氣功、硬功、輕功的記載，說明當時已經非常重視功力發展。

B.武術專著的涌現，有利于武術理論體系的建立；清代時整體觀的武術理論也已形成，各拳種都編有拳譜。

第6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一、 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

漢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經之地，印度、緬甸人到過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傳教游覽，有的還成為南詔王的“國師”；唐初，唐將梁建方率兵討松外蠻，招降河蠻首領楊斂，在大理地區游歷考察，他將耳聞目睹的大理地區的部落、特產、風俗等內容寫成《西洱風土記》；唐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元末明初，有幾個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圓寂后，還葬在蒼山龍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臺御使部松兩次到大理游覽，調查了大理的山川、風俗、物產、社會生活，寫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記》。民國初，英國人弗茨杰羅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華樓--對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書；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貶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楊慎，與大理白族學者李元陽結伴漫游蒼洱名勝，寫了《游點蒼山記》，明末清初，著名詩畫僧人擔當，走遍蒼洱之間，留下許多贊美大理的詩名；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學家徐霞客來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記》中對大理的蒼洱名勝、傳統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實的記述。清代，大理的蒼洱風光業已馳名，來大理游歷的人更多，陳鼎在他的《滇游記》中，對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勝古跡都作了詳細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劍川州牧張泓游歷大理，在《滇南新語》中記述了大理的龍女花。大約在四千年前，大理便進入了新石器時代。戰國時期，有大批移民從中原來到大理。早在漢代，大理就是古西南絲路的交通要沖。公元七世紀初，洱海地區出現了六個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詔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詔和許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從巍山遷到了大理，筑太和地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詔王皮邏閣為"云南王"，設"云南安撫司"，從此，大理成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聯絡滇東三十七部進軍大理，建立了"大理國"。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萬大軍乘革囊，渡金沙江，滅大理。大理國相傳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設立了中書行省，并將行省的治所東移到昆明，才結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歷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國為大理府，稱太和縣。清沿明治，民國二年改太和縣。1983年經國務院批準，原大理縣、下關市建制撤銷，組建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風情濃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著獨具特色的語言、服飾、風俗。還有許多具有地方特點的民族成會，如本主節、繞三靈、耍海會、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華麗典雅，別具特色，"家家養花"的美好環境令人流連忘返。

“文獻名邦”一詞在云南，常被人們作為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地區的稱譽。“文獻”二字的含義為：“文，典籍也；獻，賢也。”用現代的話說，文指的是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獻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獻名邦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豐富的能夠反映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譽為“文獻名邦”的歷史根據，就是高懸在大理古城南文獻樓上的匾額。匾額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圖所寫。偏圖是漢軍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圖以督標別將隨云南總督趙良棟征討吳三桂，第二年被提升為云南隨征夠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圖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門就設在大理。偏圖身居大理15年，深感這里的人文興盛故報請清政府頒發了這塊匾。大理被譽為文獻名邦的依據，在民間還有這樣的說法，是根據大理文獻村而來的。建于康熙年間的文獻樓樓上有一副長聯，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漢唐以還，張叔傳經，杜公講學，碩彥通儒代有人，莫讓文獻遺風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樓臺而望，鷲嶺夕陽，鶴橋小路，熙來攘往咸安業，但愿妙香古國常住于大世界中。”這幅長聯道出了文獻村的來歷。聯中的張叔何許人也？乃漢代大理文獻村先賢。據傳，漢武帝時，文獻村名叫南山村。當時，大理地區還不開化，特別是文化方面更處于迷蒙狀態。天資聰穎的張叔與同村好友盛覽一塊放牛時，深感不識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議出走學習。他倆歷盡千辛萬苦，到處尋師訪尊，終于尋訪到了漢代大學問家司馬相如，拜司馬相如為師學習經文。司馬相如授其經文，張叔、盛覽學成歸來，教化鄉人。因張叔、盛覽被后人尊為精通學問、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將南山村改名為文獻村。明著名白族學者李元陽《萬歷云南通志"人物》載：“張叔，葉榆人，天資穎出，過目成誦，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變其俗。元狩間，聞司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負笈從之，授經，歸教鄉人。”

二、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著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擁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產生以后，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獨占大一統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系，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于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于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漢朝以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大理“文獻名邦”的形成，與儒家文化的影響有著根本的聯系。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圣誕”定為“教師節”。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締造的儒學，自春秋起就開始書寫她源遠流長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里，隨著社會的發展的歷史的演進，儒家學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其社會功能也在與時俱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的文化內涵。孔子通過其經歷以及理論為后世的教育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其后，宋學家朱熹對儒學文化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與終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如他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去實踐。這種思想對于解決今天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相矛盾、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相脫節的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7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 儒家“五常”思想 現代廣告 道德倫理規范

作為現代社會中的一種重要的商業信息傳播方式，現代廣告傳播所遵循的早已不再是簡單純粹的單向傳播模式。由于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普通民眾接近和使用現代廣告的基本立足點――廣告傳播媒介的互動特性越來越強，這就意味著現代廣告運作所受目標受眾反饋的制約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之下，現代廣告就不能再僅僅滿足于單純向目標受眾傳遞有關產品或服務的信息，而是要在廣告的傳播過程中與目標受眾形成一種更為融洽的溝通。只有在目標受眾對廣告內容形成心理共鳴的前提之下，廣告才能更好地達到預定的說服目標。

要使廣告受眾更好地融入到廣告所創造的語境之中，就需要從更深層次把握潛藏在受眾內心深處的情感和特性。作為一個有著燦爛歷史文明的民族，中華民族在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和傳承之后，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獨特特征的文化傳統。與當前流行的由西方文化占據話語權的變幻不定的流行性文化相比，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疑是一種具有較強穩定性的文化。而且中國的傳統文化往往是通過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等人際性傳播方式傳承的，所以其影響具有更為明顯的內在性、深層化的特點，會對受眾的廣告接觸心理、行為乃至廣告業的整體運作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把廣告運作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有極為深刻的意義。本文試圖以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思想為例，說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廣告之間的深層次聯系。

一、儒家“五常”思想簡述。

“五常”思想，即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具體地說，它是儒家所構建的道德規范體系中的重要原則性理念。儒家是一個注重人道，主張入世的派別，所以從其創始人孔子開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適應社會歷史需求的道德基本原則。孔子提出了恭、寬、信、敏、惠、勇、智等各種德目。之后，孟子從孔子所提出的諸多德目中間抽象和概括出來最基本的四個德目，即仁、義、禮、智。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①漢代的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系列改造，他在孟子提出的仁義禮智四個德目的基礎之上，把孔子所提出但被孟子所忽略的“信”補入，于是就構成了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思想，并在其基礎上確立了儒家的道德規范體系。

“五常”中的仁、義、禮、智、信，每一個都有著較為復雜的內涵，在此只作簡要介紹。五常中的仁，主要指處理人際關系的情感基礎，指以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道德情感為主要內涵的道德規范；五常中的義，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也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和人們行為的價值準則；五常中的禮，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模式，主要內容是社會等級制度、道德規范和禮節儀式，反映了人的精神風貌和文明教養程度；五常中的智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其主要表現就在于明辨是非善惡，克制泛濫等；信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精神紐帶，它的核心內涵是真實無妄、對人誠懇、為人可靠。

二、“五常”思想可以內化為現代廣告的創意源泉。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廣告開始走向復興算起，中國的廣告業已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開始漸趨成熟。這種成熟首先在廣告運作的核心部分――廣告創意的層面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今天消費者們所面對的廣告訴求早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國優、部優、省優”，而是開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根據產品的不同類型，品牌的不同層次，為其量身打造的廣告訴求的路線也各不相同。

但是，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看待，當前中國廣告的創意關注點還稍顯單調，其創意的來源主要還是來自日常生活或流行性的現代文化。誠然，日常生活和現代文化中存在著大量的創意點，但是，當絕大多數廣告的創意來源都過度趨同的時候，這些廣告同時也就失去了走向成功所必需的一項主要指標――新穎性。在廣告信息過分冗余的今天，新穎性的缺乏會使消費者喪失了解廣告所傳達信息的興趣，嚴重時甚至可能使消費者對整個品牌產生不必要的負面評價。要保證廣告訴求的新穎性，一個重要的對策就是把創意點的整個搜尋視野擴大，而悠久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成為廣告創意的不盡源泉。對近年來國內的一些獲獎廣告作品加以分析就能發現，把創意點聚焦在傳統文化之上的成功作品越來越多了。這一方面說明傳統文化確實是有寶可挖，另一方面說明業界對于創意的這一轉向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五常”思想與現代廣告創意之間存在著眾多天然的銜接點。在現實的廣告中運作中，也已經有不少廣告開始將自己的創意點放在仁義禮智信上，并取得了較好的廣告效果。

利朗商務男裝在其廣告中，就注意把創意訴求與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倫理思想結合在一起。比如流傳很廣的“進退之間，彰顯智慧”這一句廣告語，所體現的就是一種“智”的內涵，強調了一種有舍有得的處世方式。養生堂的龜鱉丸產品的廣告，所采取的是情感訴求的方式，其廣告語是“養育之恩，何以為報”，所強調的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特別強調的親情，而重視親情、發揚孝道其實也正是屬于“五常”中“仁”的范疇。著名企業海爾集團在進行廣告宣傳時，使用最為頻繁的一句口號就是“真誠到永遠”，不斷強調自己以消費者為中心、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這就是“信”的一種直觀體現。從廣告的效果來看，這些廣告都為所屬品牌的形象塑造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產品的銷售。這些例子都說明，以仁義禮智信等中國傳統倫理為廣告創意訴求點，是經得住理論和實踐上的雙重檢驗的。

三、“五常”思想可以外化為現代廣告所遵循的道德倫理規范。

現代廣告必須通過大眾傳播媒體進行傳播，隨著理論和技術上的日益成熟，現代廣告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目標受眾，并在深刻理解目標受眾心理及需求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廣告勸說。正是由于現代廣告的目標針對性比以往更強，它對特定消費者的影響力也就更明顯。在某種程度上，現代廣告在現代社會一些重要的話語方面起到了一種類似于“議程設置”的作用，廣告的內容、運作手法、精神風尚等都對現實的社會生活產生著極為重大的影響。所以在現代社會中，現代廣告的作用并不僅僅在于其傳播消費信息、促進市場流通這一方面，更應該體現在對相應社會責任的履行方面。

在中國現行的廣告運作模式當中，對于廣告的管理或監督主要是靠相關的法律法規來進行的，比如《廣告法》等。法律法規的監管當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單一的依靠法律法規的廣告監管模式對現代廣告而言顯然是失于片面。因為法律法規的規定較為具象，缺乏靈活性，所以它對現存的相當數量的一些不合理的廣告現象難以達到有效控制，比如各種鉆法律法規空子的球廣告、有違社會整體道德風尚的低俗廣告等。

根據廣告行業的特定屬性，“理想的廣告管理體制是實行政府法制管理與廣告自我約束相結合，又以自我約束為主的管理機制”。②但是，因為當前國內的廣告行業的管理體系尚未健全，尚難實現從政府法制管理為主向自我約束為主的管理機制的轉變，所以廣告業的自我約束及倫理規范就應當被放至更為重要的位置之上。正因為如此，從中國廣告業的現實出發，提倡建立起中國廣告所特有的廣告倫理規則就成了提高行業規范程度的必要選擇。

正是基于這樣的前提，作為儒家倫理思想精華的仁義禮智信“五常”思想就可以外化成為現代廣告所遵循的一種重要倫理規范。因為中國自漢代以來就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的，所以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導思想，它潛移默化于現代生活的各方各面。正因為如此，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才與現代生活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契合性。在“五常”思想的基礎上確立起廣告業的倫理規范，就可以對現代廣告的規范運作和和諧發展起到明顯的指導作用。

具體而言，仁可以代表現代廣告必須倡導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道德情感，弘揚中華傳統道德規范；義可以代表現代廣告在對一些社會現象的判斷與描述上必須明辨善惡與是非；禮則代表現代廣告必須遵循以仁義為本的行為規范和行為模式，以正確協調廣告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智則是要求現代廣告要具有必要的理性思維，減少廣告中的短視，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的長足發展；信則代表現代廣告必須堅持真實無妄的原則，履行該盡的社會職責和道德義務。如果說仁義禮智信能夠真正作為一種倫理規范而植入現代廣告中的話，那么它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現代廣告的品位，也就可以趨利避害，更好地發揮現代廣告的正面導向作用。

四、“五常”思想和現代廣告的結合可以促進整個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

作為儒家的綱領性思想，儒家的倫理思想發源于春秋戰國時期。孔子認為，春秋戰國已經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所以他試圖通過宣揚一套新的倫理價值觀念的方式來實現整個社會向文明的回歸。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孔子才提出了仁義禮智信思想的前身，并以此為主體，建立起了整個儒家倫理思想的雛形。客觀地說，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基本的道德規范，仁義禮智信對建立中國人所特有的行為規范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它既促進了中國古代整體社會的思想風尚及行為秩序上的穩定，又提高了社會個體的道德修養，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增添了一道極為絢麗的風景。

從文明秩序的重建或改善這一角度來看，現今的中國社會其實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有著些許相似之處。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日新月異，但是社會的精神文化方面的發展卻要落后于經濟的發展。文化層面的沖突也時有發生，較為明顯的就是外來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間的沖突、中西雜糅的現代流行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等。在類似的沖突中，中國的本土文化與傳統文化還處于一種不斷退卻的狀態。而且，由于精神思想層面上一致性的缺乏，在現代社會中，相當數量的民眾缺乏一種統一的文化認同感，這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就可能表現為社會文化的整體動蕩。

憑借著其背后強大的經濟實力及所使用的各種大眾媒介，現代廣告已經成為一種在現代社會占據著主流地位的文化行為。根據傳播學的相關觀點分析，廣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大眾所接觸的象征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種象征符體系也會具有相對獨立性，作為能動的力量作用于社會。換句話說，由于象征符體系是作為繼承性的觀念體系來確立的，它通過形成文化秩序也會反過來制約社會生活和人的行為”。③我國著名的報學史專家戈公振早在1926年就對廣告所具有的對社會文化的能動作用提出了相關看法：“廣告為商業發展之史乘，亦即文化進步之記錄。人類生活，因科學之發明日趨于繁密美滿，而廣告既有促進人生與指導人生之功能。故廣告不僅為工商界推銷商品之一種手段，實負有宣傳文化與教育群眾之使命也。”④可見，現代廣告對于整個社會文化的整合或調和都具有較強的作用力。而且，與直白的灌輸性宣傳相比較，廣告對普通大眾而言更加具有親和力，它更有利于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對大眾的教育或引導。不僅如此，在文化價值等方面對大眾進行正確的教育或引導也是廣告所必須肩負的重要責任之一。

正因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常”和現代廣告各自都能對現代社會文化產生一定的反作用，故此二者之間的聯合必將會產生一種更大的互補效應。如果現代廣告能在內容訴求上與整體運作中多與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倫理思想相銜接，就能不但為現代廣告的發展添磚加瓦，而且使整個社會文化朝著更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注釋：

①孟子?告子上.

②陳培愛.中外廣告史――站在當代視角的全面回顧[M].中國物價出版社，2002：64.

第8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日本企業文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從文化意義上看，中日之間關系源遠流長，其中，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尤為明顯。本文以日本的企業文化為視角，試圖探討儒家文化在日本濫觴后，其基本精神對日本企業的影響突顯了哪些特點。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的濫觴及其基本精神

據歷史學家考證，公元6世紀初，儒家文化開始傳入日本。公元5 13 和516年，百濟分別派五經博士段楊爾、漢高茂前赴日本講學。而在當時，二位五經博士輪番講授的正是中國古典儒學。久而久之，儒家文化對日本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日本圣德太子正式以儒家文化來輔助日本政治。例如，圣德太子依照儒家思想的“五常之德”制定了“冠位十二階”官僚制度，同時又大量引用《周禮》、《禮記》、《論語》、《尚書》、《孝經》、《孟子》等典籍中的經典語句制定了《憲法十七條》。從這些制度及其文本背后，我們可以挖掘出其儒家語境下的基本精神：例如，“以和為貴”、“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所反映出來的禮治精神；“信是義本，每事必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不信，萬事悉敗”所反映出來的誠信精神；“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中央集權精神；“如身在帝國之籍，而其心欲化異邦之俗，則為國家盜賊。皇國臣民欲盡之本份，惟遵神之皇道，明報本反始之大義”的忠孝精神等等。這些精神宣揚對當時日本國家政權的穩定發揮了積極影響。因此，儒家文化在日本萌芽后，基于國家治理的進一步需要，其基本義理一直被各朝統治者所重視，以致慢慢演變、發展并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的各行各業并發揮著重要影響。其中，日本的企業文化就鮮明地體現出了儒家文化的若干特點。

二、儒家文化語境下日本企業文化的主要特點

儒家文化在日本萌芽并傳播后，其很大程度上對日本的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最為有效的例證是日本企業文化所突顯的基本特點。具體而言，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1、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特別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把“人”作為宇宙的核心。正如《大學》中說：“是故君子先慎乎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從中可以看出，儒家對人的生命、權利、意志、尊嚴和價值的尊重。因此，這在日本企業文化中則反映出，一切經濟活動動均應該以“人”的正當利益及其全面實現為根本。例如，日本的豐田公司在進行企業經營時就主張以人為核心，重視人、關心人，其口號是：“既要造車，也要造人。”再如，豐田公司的第三任總經理不田退三說：“謀事在人，任何事業要想獲得較大的發展，必須以造就人為根本”、“人事管理的真諦就是通過由教育得來的認識，去調動每一個職工的干勁。”[1]其實，在日本企業界，企業家們都深知，只有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才能造就更高的利潤，只有對對“人”進行企業文化、進行價值觀的培養與教育才能塑造一個具有文化層次的現代企業。

2、以“和”為“貴”的關系原則

儒家文化把“和為貴”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最高原則，它體現了和諧的基本精神。正如《論語學而》中“禮之用，和為貴”以及《孟子》中“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的“和”都揭示出了“和”在社會關系的調整、集體秩序的維護以及各主體間合作關系的強化等方面所起的重要啟迪意義。在日本的企業文化中，“和為貴”的原則已在各個大中小企業的文化建設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我們所熟知的三菱電機公司的“養和精神”、松下公司的“和親”以及豐田汽車公司的“溫情友愛”等都體現出了對儒家“和為貴”原則的運用。因此，日本企業界則有相關有識之士進一步認為，真正實行了‘和’的團體，才能帶來和諧和成功，在企業內部要形成一種“和合”的大家庭氣氛，要把企業看做是家族的一部分，不能過分強調企業內部的雇傭與被雇傭身份，而更多地應該強調一種“和為貴”的親情式關系。

3、以“義”為“先”的利益標準

儒家文化反映在“義利”觀上，即為重義輕利。如孔子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論語》又如，彭更曾問孔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孟子》再如，董仲舒要求以利導義：“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春秋繁露》可見，在儒家文化視域中，利可求，但是應該以義導利，通過“義”的引導求的正當的利益。在日本企業界，基于儒家“義利”文化的影響，大部分企業家們都是用“義”來謀取企業利益。例如，從表面上看，《論語》是一部闡述“應該如何做人和做事道理的書，與講究經濟效益的‘算盤’相背離，但是，日本明治時代實業界巨頭、被日本稱為是日本‘空前絕后’的創業家澀澤榮一卻認為，如果運用得當，兩者可以相輔相成。”[2]可見，從澀澤榮一的觀點中可以發現，日本企業文化中蘊含著經濟獲利與道德自律的“義利”標準。

4、以“集體”為“重”的價值取向

儒家文化以“家-國-天下”為集體行動邏輯，如《大學》里面闡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是儒家宗法集體主義精神的邏輯展現，它直接影響到了日本的企業文化，體現了其較強的集團意識。在企業政策的執行過程別強調相互與合作，每個人都把集體看得高于一切，每個人都以集體主義責任感為自己的企業奮斗。有學者曾指出，“在生產方面，日本企業不是只鼓勵某個員工提高效率，而是注重整個集體提高效率。這種集體主義成了日本企業中個人與團體、個人與個人之間行為的基本規范。它要求員工把個人利益置于團體利益之下，做到團體利益第一，團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同時要求把個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后，做到先人后己。當然，日本企業的集體主義并不完全排斥個人主義，只不過要求個人從屬于集體而己。”[3]因此，日本企業文化中體現了極強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裴毅強：中國儒家思想與日本企業文化[J]學習與探索，1995（1）81-85

第9篇：儒家思想傳播特點范文

關鍵詞 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 文化建設 實際

企業文化，是企業由其價值觀、信念、儀式、符號、處世方式等組成的特有的文化現象。是企業為解決生存和發展的問題而樹立形成的，被組織成員認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認知。集中體現了一個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主張，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行為。

在當前全球化風潮下，我國企業如何積極迎接國際挑戰，在有效提高自主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時，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企業文化概述

（一）企業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大對美國乃至西歐經濟形成了挑戰，在這種形勢下，人們注意到日美企業管理模式的不同，人們發現，理性化管理缺乏靈活性，不利于發揮人們的創造性和與企業的信念，而塑造一種有利于創新和將價值與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真正對企業長期發展起著潛在的卻又至關重要的作用。

20世紀八十年代，企業文化的研究以探討基本理論為主。198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內出版了他的專著《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該書提出了"Z型文化"、“Z型組織"等概念，認為企業的控制機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爾和艾蘭?肯尼迪出版了《企業文化》一書，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強有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的企業環境、價值觀 、英雄、儀式和文化網絡五要素。同年，美國著名管理專家托馬斯?彼得斯與小羅伯特?沃特曼合著《尋求優勢--美國最成功公司的經驗》，研究并總結了3家優秀革新型公司的管理，發現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為動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就是企業文化的力量。這三本著作與帕斯卡爾?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藝術》被合稱為企業文化研究的四重奏，也標志著企業文化研究的興起。

（二）內在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

縱觀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文化的研究，雖各有側重，但全世界學者普遍認為：“企業文化”是在一定條件下，企業與職工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共同培育形成的共同價值觀體系及其表現形式的總和。共同的價值觀念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包括企業經營哲學，價值觀，企業精神，優良傳統，行為規范等。企業文化的實質，是以人為中心，以文化引導為手段，以激發職工的自覺行為為目的的一種經營管理思想。

二、我國企業文化的現狀

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大潮，我國企業逐漸意識到企業文化在企業管理中所發揮的作用，紛紛致力于企業文化的研究與建設，一些企業企業文化建設已經初顯成效，但相當一部分企業的企業文化發展尚處于較低層次，“企業文化戰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企業文化培養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在實踐中表現為以下幾個誤區。

（一）無文化管理

一些企業，特別是一些小型傳統國有企業和新興民營企業，受傳統生產至上和企業管理者個人至上影響，對企業內在價值體系塑造重視不夠，對企業文化建設不屑一顧。由于沒有特定的企業文化價值觀念引導和融合，雖有十分系統和嚴明的各種規章制度，但企業組織與成員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沒有成型的符合企業發展利益的關系模式，成員之間以自發的交往為主，易形成有悖于組織目標的非正式團體，增大企業內部摩擦，而成員與組織之間接近純粹的利益交換關系，沒有組織歸屬感，也難以使員工具備較高的責任感。

（二）文化空想現象

另一種具有迷惑性的現象是文化空想，突出的體現在中型國有企業和正在發展中的民營企業。這一現象從表面上看好像企業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理論體系，但其實根本不能對企業發展提供應有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現為：

1.企業文化理念空泛，遠離企業實際，給人以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

2.企業文化內容摻入了非企業的因素，不是企業經營特點與文化主體行為的提煉，而是從企業外部“賦予”了企業任務，超越了企業的承載范圍；

3.為了“文化”而文化，熱衷于空喊口號理念，設計形象識別系統，熱衷于所謂企業文化氛圍的創造，忽略了對企業實踐的總結，使企業文化喪失了針對性和生存基礎，華而不實。

（三）全盤西化現象

許多企業管理者認為只有西方企業管理模式才是最好的，致使企業文化建設走向了另一個誤區，主要表現在：

1.將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割裂，沒有看到傳統文化的精粹之處，僅僅看到了西方的企業文化的優點，盲目遵從，照搬教條；

2.對西方企業管理成功經驗的借鑒更多地集中在企業文化的最終表現上，沒有更好的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和機制，立足其成長的內在土壤和外部環境去分析和研究，重果輕因，難以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企業文化。

三、以傳統儒家文化為切入點，創建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

創建中國的企業文化模式，必須立足于三千年來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儒家文化基礎，按照批判、借鑒、吸收的要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立足中國實際，切忌全盤西化。中國企業文化最終是吸取了外來文化精華，且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亦即形成中外文化優化結合的企業文化模式。

（一）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切入點

企業文化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任何人都無法隨意的選擇一種文化異想天開的臆造企業文化。也就是說：企業文化是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是不可復制的。中國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著深遠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影響最深遠、最廣泛、也最重要的便是儒家文化了。因此，我國企業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傾向是不可避免的。

（二）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為企業文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儒家重視以人為本，從本質上說，每個人都有實現自我價值的愿望和能力，社會價值系統不過是個人價值體系的擴大，同時也為個人價值的實現提供社會基礎。因此，包括企業文化的價值系統，理所應當地能夠規范和調節個人在企業生產實踐中的價值體系。

縱觀工業文明，人的地位經歷了工具人-經濟人-社會人-綜合素質人的變化；管理思想由見物不見人轉到以人為本的軌道上來；企業文化的研究對象由個體到群體，由基層組織和技術到深層次的價值系統和道德規范。這一系列變化過程正是人本思想的回歸。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與人力資本理論和以人為中心的企業文化建設是吻合的。

（三）儒家的“人文關懷”是企業凝聚力的源泉

企業文化建設重在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提高個人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企業員工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行動目標。儒家認為：“上下同心，其力斷金”、“上下同欲者勝”、“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貴，人事而已。”突出強調了處理人際關系中互相以對方為重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對形成良好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強大的內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貴在人和，不忘人文關懷，同樣地應該成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企業家只有關心、愛護員工，尊重和發揮員工的個人特點，認同員工為企業的貢獻和付出，在企業發展中實現員工個人發展，才能受到員工的信任和愛戴，調動起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獎金、福利等所謂待遇問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四）儒家的“誠信”思想是提升企業價值的根本

中國是禮儀之邦，儒家誠信思想歷來受到世人推崇、儒商遵從。誠信原則，對企業發展是一種基本要求，更是管理價值的有效提升。”忠于誠信不僅能使人際交往更加長久和諧，而且能使企業間的合作更為持久深入。不講誠信的企業，依靠欺騙外部客戶和內部員工的企業，終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而融“誠信”于企業文化建設中，將誠信為本貫穿始終的企業，在復雜激烈的市場角逐中一定能立于不敗之地。從這個角度出發，海爾的成功與其說是企業經營的成功，毋寧說是海爾文化的成功。誠信是立人興業之根，是企業文化建設之本。當今成功的跨國公司如通用、微軟、沃爾瑪等，無不視誠信為企業生存、發展之根，進而以其優良的產品、優質的服務打造出優秀的品牌，創造出優秀的業績。

四、合理借鑒西方企業先進的管理經驗

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同時，我們必須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是開放的，文明是可以共享的，只有將全世界優秀企業文化有效吸收融合，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促進中國企業發展的企業文化。

（一）合理引入美國企業“英雄主義”式的企業文化

美國企業崇尚英雄主義，把其譽為美國企業文化的三大特征之一。韋爾奇、比爾?蓋茨的傳奇經歷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熟知，就是美國樹立英雄人物的成功案例。我國一直有喜歡樹立楷模、榜樣，并號召向其學習的習慣，雖然樹立的人物大部分不是商界的，但在這一點上卻與美國的“英雄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國的企業可以大膽地借鑒美國企業的做法，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時適時地樹立本企業的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是企業價值觀的人格化，通過這些英雄人物的言行來傳播企業的價值觀，而不是通常所借助的正規的書面程序來，他們的經歷會對企業的職工產生一種內在的激勵，這種激勵比物質性，外在性的激勵具有更大作用，能更大程度地激發職工的熱情，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二）合理引入學習型的企業文化

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提出了著名的建立學習型組織的理論，認為傳統公司是權威控制型組織，但是最成功的企業，是那些具有學習型組織的企業；真正出色的企業，是能夠設法使各階層人員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斷學習的組織。這與中華民族歷來提倡學習的思想相吻合。孔子作為儒學的鼻祖在傳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時，就是運用學習和推行教育的手段。因此，我國的企業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中如果能將二者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就會創造出一種融合東西方管理思想的全新文化理念，而且這種理念也易于被廣泛的接受。

五、堅持與時俱進，體現鮮明的時代特色

企業管理現代化建設在繼承儒家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應按科學管理的要求，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對傳統思想中一些不合時宜的價值觀進行更新，體現時代的進步以及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要求。

（一）儒家價值體系中應注入更多的理性色彩，正確處理義利關系

如何實現儒家價值觀念的現代轉化，即如何由單向的價值關懷轉換到兼顧效率原則？這是儒家在應付現代化挑戰時所無法回避的問題。這里的關鍵是通過價值關系的重新宣傳與觀念調整，以及用開放的心態去接受現代文明中的工具理性及效率原則。“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儒家思想對義利關系的根本觀點。盡管在理論上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利，但它所關注的利，主要是普通的整體之利，相對而言，個體之利，始終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整體之利被抽去了具體的內容，因而帶有抽象的性質。這種排斥具體的個體之利而崇尚空洞的整體之利的趨向，極大地限制了個體功利意識的形成。這是造成歷史上我國個人功利意識淡薄的思想根源。而在現代管理中，正是講求效益和注重利益的功利意識才有助于現代企業精神的形成。離開了利益杠桿，現代社會的經濟秩序便難以維持。面對今天市場經濟的現實，我們需要極大地調動每個企業、每個職工的積極性，因而注重對個人合理利益的確認，利用功利原則在現實管理中的杠桿作用，便顯得尤為重要。

（二）儒家“和為貴”思想應注入更多競爭意識，為企業提供內在激活機制

西方管理思想的顯著特征是突出個體的原則，強調個人的創造性是其基本要求。與個人創造性相聯系的是競爭意識。競爭的集體目標固然帶有功利性，但它同時又能激發個人最大限度地發揮自我的創造性。正是這種競爭意識，構成了現代社會內在的激活機制。而在群體原則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中，個體原則主要表現為自我德性的完善，與權利意識的淡化相應，儒家更多突出個體的責任、義務，而對責任、義務的強調又進一步強化了群體原則，抹煞了個性，表現為“和為貴”的思想。這種思想極易限制個性的獨立。當個體的權利意識為履行群體義務（責任）所涵蓋時，競爭機制便失去另外存在的根據。我國企業中的獎勵制度往往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就是極好的例證，儒家的這種突出群體的價值取向與崇尚創造與競爭的現代人格，顯然有難以協調的一面。因而，根據現代管理理論，倡導個人的創造性，培養對自我能力充滿自信，排斥對傳統的依賴，勇于開拓與創新的獨立人格，是建立富有競爭意識的現代企業精神的重要資源，這種資源是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的內在激活機制。

結語：立足本企業實際，創建具有鮮明企業個性的文化。企業文化建設必須體現企業自身特性，才能為企業管理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這就要求企業根據自身特點，塑造個性鮮明的企業文化，企業精神也是這種個性精確形象的反映。國內外一些著名企業都是根據本企業某一方面的特點，如傳統、行業、地理、先進典型、企業名稱、產品、商標、顧客對象等，來構建本企業的特色文化。索尼公司的“豚鼠精神”，松下公司的“自來水經營”，海爾集團的“日清日高管理法”，聯想集團的“辦公司就是辦人”，均體現了本企業的獨特追求與創見，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個性化了的企業文化，才是真正本企業的文化，才是管理的無形財富，否則文化與管理實踐仍是“兩張皮”。

要使企業文化具有鮮明的個性，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從企業自身具體條件出發，在認真分析企業屬性、職工素質、產品構成、企業環境等的基礎上，選擇和培育既體現現代企業特點，又能為每個企業成員所接受的價值觀來指導信念，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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