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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15-284-02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儒家繼承并發展了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自己也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儒家思想的本色。儒家思想自孔子創立以來,經過歷代學者的發展和統治者的改造逐漸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人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并對當代社會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中華民族上千年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其中庸思想,仁學體系,禮樂文化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仁義之德為和諧之基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思想范疇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充分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思想觀點具有差異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諧的前提下,攜手并進,團結起來一起做事。“和”的思想無淪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能起著積極作用,要達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講“仁、義、禮、智、信”,其中“仁”與“義”的思想觀念在創建和諧社會起基礎性作用。
“仁者,愛人也。”《論語?顏淵》儒家仁學思想中的“愛人”作為一個最基本的價值要求,這就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和諧社會構建的實質性基礎,其實質就是“修身”與“克已”。在儒者看來,無“愛人”就無所謂“和諧”;愛人,就要處處為他人著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作為處事做人的準則。子日:“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
“仁則榮,不仁則辱”是儒家哲學中世人的榮辱觀,不僅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而也是社會對個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滄語?靈公》)意思是,一個力求實現人生價值的人最引以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聲還不能被世人所傳頌。這種觀念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對平衡人生價值,調劑生命意義同樣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二、“非義不居”
“非義不居”是儒家思想實踐精神的代表,它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際關系、人物關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儒家哲學思想認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儒者們提出重義輕利、崇義貶利、以義代利的“非義不居”思想。
義與利是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的輕重取舍在人的生命過程,對人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儒學更強調義的獲取,強調義所賦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義。予臼:“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把義與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來,一個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應該是“義”,而 一個無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儒學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觀和道德境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儒學倡導“舍生取義”,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們完全放棄利而只顧義。只是說明,當義利發生矛盾激化時,人的行為要去追逐義而放棄自己的私利。正所謂:“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防義耳。”(《二程論?河南程氏外書》)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討’較利害得失的,只是盡力不做違背道德規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謂: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構建和諧社會不只是一種理論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操作。儒家“非義不居”的思想,為我們構建不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
三、禮樂文化的輔助作用構建
仁學中的“愛人”思想也表述一種最基本的實踐主義精神,它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與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孟子日:“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棄“禮”而只講“仁”,肯定無法建構和諧社會。所謂“禮”,是社會的道德規范、條規和人類生活準則。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功能在于調節人與人之 問的關系 ,使之和諧正如孔子所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以禮節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說得上“和為貴”《論語?學而》。
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以“禮”與“樂”的相互支撐來追求和諧的統一,并以此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儒家思想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別”(《禮記?樂記》)。“和”,意味著和合 、和諧;“序”意味著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沒有無序而又和諧的狀態,也沒有不和諧而有序的事物。“禮”規定了家庭、社會、國家巾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規范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提供給社會生活穩定的發展秩序。“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的總括,是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感,調節性情,感化人的心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樂記》)。所以儒家提出“和為貴”的思想,是以一個和諧社會狀態為根本指導原則的。而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和諧。“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愛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際和諧的基礎。但人際和諧還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如果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就必然會產生組織或社會內部的相互對抗,人際之間的和諧就會受到破壞。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官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人與社會的關系實質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儒家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為一體,通過人人“兼善天下”來實現“天下為公”,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
四、中庸思想為和諧之準則
中庸思想儒家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用巾”的標準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這個事物運動的準則。根據這個準則處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處,是一種“巾正” 的象征,而“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種追求內在的、實質性的平衡行為準則,一種勿過勿不及的狀態。“中”與“和”有著密切關系,東漢鄭玄對“中庸”解釋為:“名日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巾和”一詞的含義為按“巾”的標準去做事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和諧狀態是一種完美的表現,也可以說,“中和”是一種至善至莢的理想化狀態。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達到“中和”,不僅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這正是眾多儒者夢寐以求的為政之最高境界。《禮記?禮運》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對“大同”社會狀態的描述,也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明鮮久矣。”《論語?雍也》。
中庸準則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思想言行等各個方面,在為君治國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為端正,為人處事必求合乎“義”。在經濟上,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堅決反對“放于利而行”《論語?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須要做到“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中庸準則要求個人在履行道德職責時“無過無不及”,一旦過了應有的度,就會使原有的道德要求變質,所謂物極必反。掌握中庸準則,個人必須崇德徙義,但也必須兼德。所謂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補。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庸準則在樹立個人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論語》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12).
[2]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體育,體育思想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出現過眾多的思想體系和哲學流派,其中,儒家思想的影響最為深遠。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經其終生倡導歷代儒家的發展,使中國儒家學說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主流意識,作為中國人的指導思想逾兩千余年。我國現代體育精神與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共同之處。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是“仁”,歷來主張修身養性,重視人、自然、環境相互之間的和諧統一,它將修身養性、治國齊家、強身健體等各個方面結合在一起,體育文化思想融入在其底蘊深厚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思想中對于人的全面發展、內外兼修、文武兼備以及保健養生的觀念對我國體育文化的價值觀和精神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儒家思想在傳統體育思想文化中的體現
1.1重“仁”、“禮”的體育道德觀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孔子的基本觀念之一,其核心內容為仁愛、愛人、人與人相親。“禮”是儒家的一種行為道德規范和基本的生活準則,是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貴賤、長幼、尊卑的一種秩序。儒家思想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具有獨特形態的思想文化體系。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中國傳統的體育文化。儒家的體育教育思想也是追仁循禮的。 孔子在體育實踐過程中也是“揚禮”的,教育學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遵守禮,就是大不敬,儒家思想中類似言語和行為準則還有很多。
1.2德、智、體的全面發展思想
《論語?述而》曾記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人,游于藝。”意思是說,君子立志在道,根據仁德而游學欲于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之中。六藝當中的射和御就很明顯的屬于體育教學的內容。如顏元所倡導的“文武相濟”、“兵學合一”思想,希望教育的人才德智體全面發展。儒家教育著眼于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類似于如今素質教育所提倡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要求。
1.3仁者壽、內外兼修的養生觀
“養生”,一直就是我國傳統體育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仁者壽"的養生觀點不僅在中國古代的養生思想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而且成為儒學體育思想的重要亮點。孔子認為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仁”的標準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就能夠實現長壽。[1] 儒家思想注重修身養性,把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整體,強調“天人合一”;把神與形看做一個整體,強調“神形合一”。這些思想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在傳統的氣功、武術和養生活動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通過身體上的鍛煉活動,促進人精神上的滿足,從而調身養息, “坦蕩豁達”保持健康的心態、達到鍛煉意志的目的。
2儒家思想在現代體育思想中的體現
2.1“自強不息”與“奮斗拼搏”的體育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 [1],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因這種奮發向上,拼搏,反抗精神, 對民族的凝集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頑強拼搏,永不言敗的精神融入了現代體育運動中,奧林匹克精神已慢慢滲入在現代體育思想意識中,如儒家思想倡導的身心和諧全面發展,對真、善、美的追求,把超越、進取、公平、團結作為一種競賽原則,乃至一種競賽精神。
2.2“正己”與“至誠”的體育道德思想
為了實現儒學中“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就要培B出堅強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提倡了以射習禮。孔孟認為射箭必須先要“正己”,就像射箭一樣先有個“瞄準”的過程,盡管射者瞄準了目標,但仍有不中的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不要怨天尤人,應從自身找原因這個過程也就是“至誠之道”。在孟儒家學說里,體育的道德意義是自我形成和完善的過程。例如現代運動員們遵守嚴格的科學訓練和在比賽后的心態調整一樣,都需要正己和自省。
2.3“團結互助”與“共同進步”的體育思想
儒家文化所宣揚的“禮”與“仁”,現代體育傳承了儒家思想體系中強調整體性,團結互助和友愛的思想,注重集體利益,顧全大局。比如現在的很多體育項目就十分注重團隊的整體利益,在比賽過程中各位隊員團結協作,更需要一種大局觀念和團結互助的精神,體育參與者們能形成比較和諧的團結合作精神,為集體考慮,然后共同進步,這樣的配合與協作在集體對抗性項目中顯得極其重要。
2.4“大同世界”與“和平友愛”的體育思想
儒家理想社會的目標是“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大同理想的提出,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追求理想社會的美好愿望和對社會不和諧現象的批判。儒家所倡導的大同世界藍圖與現代體育思想密切相連,前者通過個體的努力,共同實現大同世界的和諧社會,這與奧林匹克精神中追求世界和平與民族團結的核心內涵所屬一致。儒家思想中有具體的實踐措施: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等,與現代奧林匹克精神中以文明的道德行為方式,公平、公正、公開地參與比賽的精神不謀而合。反之,面對體育界濫用禁藥,斗毆,賄賂等違反體育道德的不良行為,極力克制。正確借鑒儒家優秀的德育成果,培養人們的“仁愛、禮儀、誠信”等良好的道德素養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結語
儒家思想中的體育思想觀念仍然有著突出指導作用和借鑒價值,我們在競技體育、學校體育、保健養生等體育思想文化的演進和發展過程中,都能夠或多或少地尋找到儒家思想的存在,為中華民族的現代體育發展提供著豐富的精神營養。儒家思想體系中所蘊含的養生保健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養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他派別的養生保健思想以及我國傳統養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均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對于促進現代健身運動的蓬勃發展起著有利的促進作用。在當今的各種體育現象中,我們需要對經典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更好地體現并利用儒家的經典思想,并賦予其新時代的精神內涵,使其在現代體育思想文化中得到很好地繼承和發揚,才能夠進一步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王京龍.從《論語》看孔子的體育思想觀念[J].體育科學,2012,32(1):77-80.
摘 要: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儒家雖早已成為歷史,但其思想精粹所帶來的價值影響一直在不斷延續,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從天人合一生態觀、為政者修生觀和義利觀著手,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進行探討。
關鍵詞: 儒家思想 現代價值 天人和諧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精神文明建設隨之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儒家思想雖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其中提倡的諸如天人和諧等思想依然對當今社會人的價值觀、道德觀的樹立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筆者對相關觀點進行了論述,以求了解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一、儒家思想中“義利觀”的現代價值
中華大地歷經幾千年發展,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人們的價值觀都發生巨大的變化,但儒家思想中“義利觀”所提倡的先義后利的價值觀依然是人們價值觀的指向標。經濟高速發展,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有所抬頭,一些人在商品經濟洪流中逐漸迷失,“義利觀”中的先義后利思想就能對這類現象的產生有很強的抑制作用。
當前,市場利益最大化、經濟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性中求利欲望的增強,使得一些人們的享受欲、利益欲急劇增長。面對這種情況,比較迅捷便當的方法是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這種方法雖然有效,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解決不了最本質的問題。挖掘利用“先利后義”“見利思義”等價值觀,并大力倡導,提升民眾精神需求,從心理上遏制墮落思想的蔓延。
儒家思想中以義為上這種道德追求有利于民眾道德修養的提高和對個人思想的約束。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集體主義這一傳統,人作為社會的一員,只有通過對社會做出一定的貢獻才能體現個人價值,實現生命的意義。隨著近些年來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參與市場經濟的人往往在竭盡全力地追求最大化利益,其中某些人開始出現為了滿足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的情況。“以義為上”這種儒家義利觀中,把多數人的利益稱之為“義”,如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等。這種高尚的道德追求促使人們循義而行,應用到現代則能對當今個人思想蔓延這一現象起到抑制作用。
二、生態和諧中的“天人合一”道德觀
我們把協調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關系的行為準則稱之為生態道德,是我們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保障。“天人合一”這種生態和諧思想,從道德方面強調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就現代社會而言,“天人合一”思想立足于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互相協調,重點強調的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對后代構成危害的發展”。
儒家認為:天與人、天性與人性、天道與人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類相通的,因此可以達到一種和諧統一的境界。“天人合一”這種思想最早產生于先秦時期,儒家思想認為,天人關系實際上就是神人關系,天作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中的最高主宰,是具有人格和意志的神。《尚書?洪范》中提到:“惟天陰騭下民……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意思是說民眾是由天在保佑,因而上天賜給大禹九類大法規范人倫,使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這種觀點肯定了天與人之間的相通關系,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春秋時期,子產認為“禮”具有天人相通的性質,民眾按照“禮”行事是天經地義的。他提出:“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這種思想是把天道和人道聯系起來,反映的是天與人之間的相通性。
戰國時期,孟子再次把天性和人性聯系起來,他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認為溝通天人關系的橋梁是人的天性,要以道德規范自身行為才能實現天與人的統一。孔子明確主張敬天法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認為人類社會是依據自然界變化的本體建立尊卑秩序,協調天人關系的。《易傳?文言》提出了“與天地合其德”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人類與自然相互適應和協調就是與天地合其德。《易傳?系辭》中提到圣人的行事準則是“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從哲學角度表述就是一方面要尊重事物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最終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與之相似的是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觀點,他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這種觀點認為人類和自然所存在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人類需要對自然保持尊重,并順應自然規律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一直到張載在兩宋時期第一個明確提出“天人合一”這個命題,認為天地生人與萬物,如同父母。民眾是兄弟姐妹,萬物則是親朋好友,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關系,天人協調是最高理想。隨著時代的發展,雖然儒家對于“天人合一”有很多種表述,但是核心都是一樣的,都是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類只能順應自然規律利用自然,使其符合人類需求,絕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對其進行改造和破壞。把儒家天人和諧這種思想用作現代工業發展環境保護的價值導向,對于如何解決當今社會因為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天人和諧思想引導人們在享受物質生活和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重新認識大自然對于我們生存所存在的重大意義,啟發人類對于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和利用,才能為后人留下良好的生存環境,才能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保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走可持續發展路線。正是因為這些,“天人合一”這一儒家思想在當今社會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從政者修身的領導思想
宋朝趙普曾說“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可見儒家中所包含的豐富治國理政學問,一直到今天,儒家的領導思想與智慧仍然對發展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理論有借鑒意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系統主張在《禮記?大學》中被明確提出。儒家思想中治國理論主要為人治和德治。對于領導者有著非常高的道德要求,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從政思路,實際上就是把德治建立在人治的基礎上,最終通過人治實現其政治理念。所謂的“人治”中的人,就是各級官吏,在人治的時代,選擇的官吏必須具備良好的人格素質、道德素質、知識素質和政治素質。雖然當今社會已經進入法制時代,但是對于從政者來說,修身這一要求仍然對現代官員提高自身素質有積極的意義。這種思想仍然⑹鞠執社會的領導者增強執政能力和提高個人修養。各級官員需要明白自身的道德修養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國富民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各級官員在道德體系中納入儒家領導思想中的修身理念,就能有效遏制問題的發生,民眾對于政府會更信任和支持,整個社會都會進一步完善,最終推動整個社會大步前進。
四、結語
當今社會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快,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加之外來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這些因素造成了一些人對儒家思想現代價值的懷疑。對于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家思想,我們要摒棄其中那些不適用的思想,結合當今社會的實際情況改進和運用那些積極有用的思想,體現出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古人留給我們的遺產,是現代人的財富還是負擔?這需要我們自己把握。
參考文獻: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積極意義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學”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現代管理文化的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仁學”管理思想始于遠古堯、舜、禹、湯的先人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孔子只不過是中國遠古以來就已經產生了的道德統治和禮樂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換言之,道德管理文化產生于中國有文字記錄以來的遠古文明時代,經孔子加以弘揚和發展成為系統的“仁學”管理思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管理原則而延續到現代。“仁者愛人”、“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這樣一些范疇和管理原則,反映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和行為,其管理驅動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愛”之心去對待他人。從狹義講,“仁學”管理思想是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的管理原則。
1.2儒家管理思想彌補了科學管理以來的缺陷
“仁學”管理思想對于緩解現代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進人類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學”的管理思想,對于長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來說,無疑是極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學”管理思想為特質的東方倫理管理文化,對于變革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現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本構造,緩解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視人倫和諧”的思想可以創造企業良好氛圍
個體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倫和諧。其主要人倫思想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講求以和為貴,重視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為貴的思想,是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二是講求“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三是強調“五倫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要明確每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位置,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立下來;四是要求“知禮以立”“克己復禮”。“禮”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孔子認為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在驚嘆之余開始探索“東亞經濟奇跡”的原因。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思首先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加以解釋,并稱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為“新儒教國家”。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在分析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系時說,日本企業的組織原則為“集體主義”“終生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組織倫理強調忠誠,孝順、智慧,否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其中“集體主義”體現了“禮”“和”,“終生雇傭”體現了“仁”“孝”,“年功序列制”體現了“禮”“五倫十義”。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則認為,日本將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與戰后的美國企業引入的現代經濟觀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用,形成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源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這才是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關鍵詞:儒家思想;文化;語文教學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影響力極深的中國古代文化。語文教學常會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儒家思想的影響進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學生樹立文化觀。
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子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儒家學說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時期之后,中國文學都受到其影響。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的來源之一。
一、認識儒家文化對語文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
從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學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對孟子影響更深。這說明教師和學生之間應有思想的影響,教師所教學的目標對學生來說是很重要的,由《論語》里面中的詩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可以看出教師和學生也存在一定關系。
除此之外,論語里面的詩句,在語文教學中頻繁出現,有的成為千古名句,對學生的影響極其深。重要的是,教師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和意義,對學生因材施教,讓學生健康成長。
二、多背誦,了解儒家經典名句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習儒家經典名句,需要學生積極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點,學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學習需要積累,特別是需要不斷背誦常出現的名句,對特殊的名句要細品,并把名句的意境體會深刻,不斷積累同儒家文化相關的知識,形成良好習慣。
三、儒家名句的積累品讀
教師以校園文化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導學生關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語文教學中,以《論語》讀本和選修課為抓手,巧用課堂,拓展探究,分類歸納,適當地把儒家經典《論語》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學生的作文訓練中,以提高學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對于儒家名句的教學,教材要做到以下幾點,積極幫助學生學習:巧用課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誦,學以致用;分類歸納,豐富積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學中的傳承
文化是有價值的東西,對人的精神會產生影響。在教學中,教師要用儒家精神激勵學生發奮圖強。思想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象征,也是一個民族不斷發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內涵,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事業。面對全球化文化浪潮的沖擊,人們對儒家文化現代價值的探討與思索也越發激烈和深入。教師要號召學生積極學習,把優秀文化傳播下去,并傳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價值
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發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好多大哲學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學的感染,特別是一些哲理性的問題。總之,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義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學生學習和體驗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崔大華;儒學;儒家傳統;現代命運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來,隨著我國學術界對儒學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統的論著問世,均為人們理解儒學以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其中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其66萬字《儒學引論》的基礎上,崔大華最近又發表了62萬字的新著:《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以其獨到的見解,豐富和深化了當今關于儒學及其現代命運的研究。本文擬從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獨到界說、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和生長、儒學對現代性的補益和超越三個方面,對崔大華儒學研究的成果作一簡要概括,并由此對其理論和實踐意義作一初步探討。
一、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獨到界說
崔大華認為,對儒學特質的判認,應該基于中國固有的先秦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類文化發軔時期的異質文化思想這兩個觀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開創的儒學,是在殷周宗教觀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觀念蛻變基礎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個以‘仁’、‘禮’、‘天命’三個基本范疇所體現的心性的、社會的、超越的三個理論層面構成的、以倫理道德思想為特質的觀念體系。漢代以后,逐漸成為附著有權力因素的君主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儒學的社會功能因此也有擴展,不僅有道德的功能,還表現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學強化了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性質。在國家的‘教化’政策推動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學凝聚成一種具有獨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內涵和特征的文化類型,一種生活方式。”①至于對儒家傳統的把握,基于現代闡釋的現實基礎和需要,崔大華則相對淡化儒學原先曾“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性質或維度,強調儒家傳統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生活方式,在廣闊的世界文化舞臺上觀察,以儒家傳統為主體形態、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華文化、中國文化。筆者認為,崔大華上述以倫理道德思想為特質,從觀念體系、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三個維度對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界說和區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項目:上海高校一流學科(B類)建設計劃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規劃項目。
作者簡介:陳澤環,男,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234)。
比較全面。從學界當前的儒學研究來看,比較多的是基于一個維度展開,其中對觀念體系層面的研究較多,盡管側重點有所不同,此外也有關于意識形態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從文化類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討則較少;比較起來,崔大華以倫理道德思想為特質,既綜合又有區分的三個維度研究確實是獨特而有創見的。
由此,在初步區分了儒學和儒家傳統概念的基礎上,崔大華觀察、研判儒學現代命運之視角是儒家傳統——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生活方式。就對儒學作為思想觀念體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倫理特質形成和社會功能擴張的過程之后,他關注儒學中兩個最重要的結構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個核心范疇——“仁”(個體心性道德修養)、“禮”(社會倫理綱常)、“命”(超越于個人和社會之上的某種客觀必然性),顯現其是一個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覺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社會(作為共同體的國家政治倫理制度和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超越(總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質的終極關懷)三個理論層面構成的、在總體上有完整結構的思想體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觀念是一個德目或道德概念眾多的復雜系統,可區分為歸屬于德性(仁義禮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溫良恭儉讓;廉恥)、道德行為的底線原則(絜矩)和最高標準(中庸)等不同層面,成為一個有內在結構的、有序的道德觀念系統。正是這一倫理道德特質和理論結構使儒學不僅為社會提供了行為的道德判別原則(人禽之辨、義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愛精神、倫理自覺、命之自覺)之標準,為儒家社會的法律提供了“禮”之依據,而且還能為人們提供人生意義,即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一種強烈的道德意識、倫理精神,彰顯了其主要社會功能——相對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這一認定,崔大華還特別強調了儒學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內涵:“儒學的根本精神是一種理性的、世俗的倫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內涵是:第一,徹底的道義論立場。道德的行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應當’,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當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絕功利)……第二,倫理認同。個體對高于自己的家庭、國家之倫理共同體,自覺地承載著不推卸、不逃避的倫理義務、道德責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終極理性自覺……這種終極的理性自覺,使儒家生活形態貌似平凡淺薄,實際潛存著厚重高明。”②
崔大華接著考察其儒家傳統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構的生活形態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歷史位置上觀察,儒家與先秦諸子百家的根本差別,在于它絕不是以一種純粹的觀念形態、思想體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種儒家傳統——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生活形態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質或最凸顯的特色可概括為二:其一,儒家以細密的倫理關系之網(家庭、國家、天下)和道德規范之網(“五禮”的典章制度、“五倫”的人倫行為規范、日常生活行為規矩)構筑了具有封閉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倫理道德為主要內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體民眾能夠實現自我認同,并成為具有悠久歷史的存在和內化為人們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會生活中也存在著儒家思想籠罩不住的生活空間,從而又是開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持續危機(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條吞噬,道德自律被權力扭曲)、內在沖突(孝與忠、禮與法)、差異或對立(異族即華夷、異教即儒釋道之間)和缺弱環節,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層面之外,特別是其在社會倫理層面上缺乏超倫理或非倫理的個人獨立存在空間、公共社會生活空間和公共道德行為規則。而對于這種內在緊張,“當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來消融這種緊張沖突時,一種寬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歷史地形成。這種品格的偉大貢獻和卓越表現是:民族融合的實現,持久不衰的儒家與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沒有文化障礙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倫理道德思想及規范為精神內核的世俗生活和寬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構的生活形態、生活方式”④。顯然,崔大華上述對儒家思想建構的生活形態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義、最重要特質或最凸顯的特色、最偉大成就和歷史貢獻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視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華就可以對“儒家傳統中活著的、已死的和缺弱的”問題發揮自己的見解了:“儒家思想以倫理道德的思想理論為其主體內容,它的具有久遠生命力的那個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堅定地守衛著人類文明生活的底線——要有倫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為組成儒家傳統一個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構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為珍貴的是它含蘊著和表現出的理性精神和寬容品格”⑤,并強調這正是儒家傳統中“活著的”方面,即仍然活躍在、發力于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和走出“現代性”困境道路上的東西。而儒家傳統中首先死去、消逝的東西,在崔大華看來,則是由于時代變遷,儒家的禮儀、典章制度中那些內在倫理道德精神隨著它產生時歷史情境消失而流失,變成程式化、形式化空殼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經喪失的部分。接著,漢代以后,儒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后,被權力觀念侵蝕、扭曲的儒學思想內容部分,也隨著君主專制的社會政治制度在中國現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終結而失去存在的基礎,其別是發端于漢儒的“三綱”觀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類現代社會發展水平和社會進步理念來衡量,儒家傳統的缺陷之處,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間,公共生活領域的行為道德規范、行為規則不足,不能實現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難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約”的轉變,等等。當然,這種缺弱只能視為是傳統儒學理論視域的歷史閾限的表現,而不能認定為是它的理論本質所致。儒學的理論本質是對人類倫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創造和維護。在面對現代化挑戰的過程中,儒學是可能克服這些缺弱并承擔起其偉大使命的。
二、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和生長
在概括了崔大華對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獨特界說之后,有必要對其作一分析。眾所周知,關于儒學和儒家傳統的評價問題,當前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儒學已經“徹底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即主要強調儒學傳統意識形態功能的觀點。與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學”則堅持:“只有儒學才能救中國!”這顯然是一種要在當代全盤復興儒學,并使之發揚光大的主張。另一種相對平和的觀點則強調:儒學從歷史上看曾是中華民族發育、成長的根,并認為雖不能說儒學可以解決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但儒學在諸多方面可為人類社會提供有意義的、較為豐厚的資源是無可否認的。但問題在于,在上述三種看法中,似乎都存在著對儒學“倫理道德思想特質”的認識或強調不足的情況。崔大華以倫理道德思想為特質,從觀念體系、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三個維度對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獨特界說,對儒家傳統的兩個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對“儒家傳統中活著的、已死的和缺弱的”東西的確認,對儒家思想的久遠生命力就是堅定地守衛著人類文明生活的底線——要有倫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強調,等等,在當前我國學術界對儒學的種種理解中,確實是一種十分獨到的界說。
具體說來,20世紀儒學的新定位和新狀況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第一,之后,“儒學被從國家意識形態中剝離出來,并在新教育體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為、章炳麟、梁漱溟為代表的學者分別定位、詮釋為一種宗教、一種哲學和一種生活或文化。這三種定位都含蘊著對儒學的永久的肯定,不僅組成了此后儒學研究所展現的全部學術領域,也建構了此后儒學文化生命所可能擁有的全幅生存空間”⑥。同時,儒學認同了民主與科學,儒學形上學也實現了新的重建,并進行了儒學創新的方法論探索。第二,就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和貢獻而言,崔大華認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帶動、支持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動力因素,而構成這個動力的基礎——對國家的倫理認同、社會責任意識和勤勉品質,都是從個人對家庭、國家之倫理共同體承擔有義務責任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發育出來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家傳統的“大一統”政治理念、“義利之辨”的道德觀念對作為社會秩序之核心的國家權力重心的形成和社會生活中行為失范之危機的消解,具有明顯的助益作用;提供適應能力,在價值層面上,儒家注重倫理關系和義務與現代工業社會注重個人權利之間有內在的犀通,在制度層面上,儒家社會的政治體制、管理系統具有明顯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質,這也正是現代化社會制度的內涵。第三,就儒學的現代轉化和新的生長而言,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等級社會向公民社會、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倫理本位向權利本位轉變的過程中,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是其在法治社會的倫理秩序中、公民社會的個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長,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創造,即在儒家傳統道德表現的缺弱環節——超越倫理關系的、會發生認同障礙的公共社會生活領域里的生長,是走出傳統的宗法倫理藩籬,在廣闊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長。
鑒于崔大華在探討儒學的現代命運時,把儒學所建構的儒家生活形態、生活方式作為重點,這里就有必要對其關于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貢獻的觀點作進一步概括。在他看來,第一,中國現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動力:中華民族復興。這是一種倫理性質的認同,表現為從情感上和理智上認同國家、民族是高于個人存在的命運共同體,個人要和她休戚相關、榮辱與共,愿為她奉獻、犧牲個人的所有。同時,在儒家傳統中,這種倫理認同也會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種責任意識——由儒家倫理道德理念生長出來的一個人能自覺地將實現、維護國家、社會民眾的利益,視為是自己應有義務,應盡責任的觀念。此外,除了對國家的倫理認同、社會責任意識外,還有以“孝”為核心的勤勉品質。這種勤勉品質根基于儒學對現世的、具有物欲內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僅在現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終保持著道德的理性自覺,而且還會匯入到對國家的倫理認同和社會責任的意識中去。第二,現代化進程需要一個穩定、健康的社會秩序。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制度、體制轉換而衍生的社會控制削弱和價值追求多元化帶來社會秩序混亂的失范現象——普遍的、嚴重的背離法律、道德規范的行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矯治、消解失范行為危機的功能,也已經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第三,如上所述,經過長期歷史演變、發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社會生活,作為一種甚為豐富的觀念體系和復雜的傳統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實際上也存在著與現代化的具有普適性的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兼容、契合之處。
至于儒家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轉化即生長,崔大華認為,隨著150年來,特別是近30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已經從傳統農業的倫理社會逐漸走向現代工業的法治社會,儒家社會三個主要特質已漸蛻化、消失,包括等級性社會階層結構解體、經濟結構之變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這一現代化進程及其不確定性,成為儒家傳統道德新生長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現為新的道德自覺和成長。法治社會里倫理秩序中的道德義務責任意識,公民社會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觀念,都可以視為是儒家傳統在中國現代化社會轉型中的真實存在和新的生長,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現的缺弱處——超越倫理關系的、會發生認同障礙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里的生長,而其結果則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現和新道德精神的彰顯。總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社會轉型的中國公民社會和法治社會里,當代中國道德所堅守著的,也正是儒家傳統道德仍然生長著和發揮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遺產,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義論的道德判定原則。第二,在倫理認同和踐行中構建的精神家園。第三,私德規范向著公德領域——公共社會生活空間生長。
三、儒學對現代性的補益和超越
在儒家傳統——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生活方式之理論視角里,儒學現代命運問題包括三個方面:儒學如何發力于我國現代化進程?如何有新的生長?如何回應現代性的問題?從而,在初步回答了前兩個問題之后,崔大華還有必要探討“儒學與現時代:儒學的現代性回應”,即儒家思想對現代性問題(消極后果)的回應問題:“儒家傳統對現代性所引起的問題——現代化所帶來的具有負面后果引發的社會思潮、社會運動,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補益的回應。”⑦這些問題包括:對西方現代性人生意義失落的精神危機的救治和超越;對現時代的三個重要的、活躍的社會思潮、社會運動(生態倫理和生態運動、全球倫理即普世倫理、女性主義思潮和女性主義運動)的回應;對嶄露頭角的“后人類”文化思潮,形成與現代人類良知保持一致的堅守倫理底線、道德優先、社會公平的理論立場。
首先,對于在現代化已經完成,且有基督傳統的西方發達國家,由于理性“祛魅”帶來的衰退乃至喪失,以及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擴張,導致了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義失落的精神危機,崔大華認為,這些都是現代化基本價值觀念的負面呈現。在中國,雖然由于對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實踐喪失充分理性自覺,或者當這種理性自覺被權力扭曲而變成被迫屈從時,儒家的精神危機也時有發生,但由于我國現代化進程仍有廣闊的政治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空間,西方那種生活意義喪失的精神危機并不典型。就儒學的立場看,在儒家生活中,引發西方現代性的人生意義喪失的兩個根由都不存在。從而,相對于西方學者提出用宗教來“修復”人生意義或從生活中“發現”人生意義的兩種“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實踐對救治這一精神危機具有某種助益意義,其內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廣闊的人生意義空間,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責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經受苦難(辛苦、煩惱、貧困和災難),都表現著、潛存著或可詮釋出生命的價值,都是有意義的生活,它們共同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顯現著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義。
其次,關于儒學對現時代三個重要的、活躍的社會思潮、社會運動——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倫理和生態運動、人類不同文化間倫理共識的全球倫理(普世倫理)、人類男女兩性間關系的女性主義思潮和女性主義運動的回應,第一,崔大華認為,儒家倫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德選擇,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識,更純粹的道德良知,是現代環境倫理思想所不會,也不能逾越的。當然,崔大華在此也沒有夸大儒學生態思想對于真正解決當代生態危機的意義,認為它畢竟還是更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更需要不同社會制度下政治意識形態的妥協和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經濟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倫理”是指在不同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之間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共識和規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議會明確提出,包括“一個基本要求”和“四項不可取消的原則”。對此,崔大華認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與“義利之辨”、“民胞物與”三個基本原則,是從個人行為、個人道德行為、個人與他人及與自然間道德行為三個層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僅可以作為儒家貢獻給未來全球倫理的主要資源,而且與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現存主要文化傳統中的基本道德觀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義是19世紀后半葉開始出現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為目標的思潮和運動,女性主義中一種富有遠見的觀點認為,女性主義思想和運動追求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男女兩性的合作、和諧。對此,崔大華認為,以儒家的視角觀察,在自然觀維度上,男女兩性關系是互補、和諧而不是對立的;在倫理觀維度上,男女兩性之間都相互承擔著等值的義務責任;在權力(男權)觀維度上,女性則屈從于男性,但還是譴責對女性的奴役。因此,對于女性主義爭取男女平等的斗爭,走向男女和諧的努力,儒學作為一個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長的道德思想體系,是有理論資源、道德動力表示歡迎和支持的。
最后,對于正在興起的后人類主義文化思潮,崔大華強調,儒學也應表明自己的立場。包括堅持倫理底線;倡導道德優先;追求社會公正。總之,面對現代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風險,儒學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轉化為、榫接上現代人類思想理念和社會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對儒學和儒家傳統的獨特界說、對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和生長的系統論證基礎上,崔大華還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儒學對現代性的補益和超越問題。從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對西方現代性人生意義失落精神危機、現時代西方社會思潮、社會運動和“后人類”文化思潮等廣泛和復雜的問題時,崔大華不僅表現出一個儒家學者的審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現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當代學者的見識和擔當:雖然儒學也有其歷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擁有一切,也不能夠判別一切,但研究儒學及其現代命運的意義,崔大華認為,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學及其現代價值、未來前景,在現代觀念背景下的闡釋,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自覺,會更加堅定我們對中華文明立足于未來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會為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的精神文明建設、公民道德建設、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提供學術的、理論的支持。而對于筆者來說,首先則是更加深了對被弗洛姆(Erich Fromm)稱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識和道德傳統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關于中國研究的理解:“中國倫理是人類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績。較之其他任何一種思想,中國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個將倫理視為一種以絕對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質中的東西,它也是第一個從其基本原則中發展倫理思想,并且第一個提出了人道理想、倫理文化國家理想——并且以一種適應任何時代的方式。作為一種高度發達的倫理思想,中國倫理對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賦予了愛還要涉及生靈及萬物的內涵。這種先進性和巨大的成果還來源于中國倫理采取的正確的對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觀,它以自然而細致的方式去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⑨
從總體上看,當前我國中學生的道德面貌還是以思想活躍、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為主流的。但在新舊體制、觀念、道德不斷撞擊、混雜的過程中,尚未成熟的中學生們缺乏社會經驗,對良莠不齊的社會現象分辨不明,常常因此表現出一些令人堪憂的道德現狀及趨勢。面對這一現實問題,雖然近些年對中學德育工作的投入不斷加大,但實際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我國中學德育所面臨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看來,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德育工作在中學教育工作中地位不高。許多學校仍以分數作為衡量學生的標準,忽視淡化了對學生個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與考核,使中學德育陷入一種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久而久之,勢必會導致學生的思想道德、心理素質和人文素質等方面日益變差,缺乏正義感、社會責任感和對國情、民情及法律的權威地位的認同感。二是中學德育內容、教學手段缺乏科學性。目前我國中學德育的目標設置大而空、內容枯燥,缺乏切實性。而過于理想化的目標內容下的德育活動對于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的中學生來講,只能膚淺的理解它,并不能從內心認同它,也極易產生逆反心理,再加上單調的、說教式的德育方法,導致教育成效不佳。三是中學教育外部環境紛繁復雜,給德育工作帶來重重困難。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國內外環境比以往更加復雜,各種價值觀念沖擊著中學生尚未成熟的心靈。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眾傳媒和網絡向學生們傳播大量的復雜信息,而中學生的是非辨別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選擇能力還不足以抵御網上不良信息的誘惑和侵害,加上他們好奇心旺盛、喜歡追求刺激,極易迷失自我甚至道德淪喪。
二、中學德育與儒家思想的關系
儒家是由孔子于春秋末期創立的學術派別,居先秦至漢初“九流十家”之首(《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對于儒家思想,吳光先生在《21世紀的儒家思想定位》一文中有如下的理解:儒家思想是一種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作為這種文化之核心部分的儒學,是由孔子創立并由歷代大儒學家豐富和完善的,是以“仁”為本的東方式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而作為儒家思想中重要內容的儒家德育思想,則指的是儒家學者關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統理論、主張以及方法、原則等的總稱,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古就是德育思想體系的主干,它為我們開展中學德育工作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經驗。即使是在當今社會,儒家思想仍舊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將儒家思想應用到中學德育的實踐中,符合中華民族的自身特點。當然我們應該認識到,儒家思想畢竟產生于封建等級社會,必然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歷史局限性。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堅持正確的教育方向,對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將經過提煉的正確的有價值的思想融入到中學德育中,使學生們熟悉、了解、掌握并最終化為一種自覺的行動。
三、儒家思想對當前中學德育工作的啟示
(一)利用優秀的儒家思想為當今中學德育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
第一,心懷國家、兼濟天下。儒家思想把個人的成長與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禮記•大學》)。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儒家精神逐漸成為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真正源泉。將儒家思想中的愛國主義精神融入到中學德育中,可以培育中學生的愛國情懷,使其明確自身的歷史責任,進一步激發學生們刻苦學習、報效祖國的愛國熱情。第二,剛毅自強,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奮發圖強、堅忍不拔的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儒家所積極倡導的人生理念。儒家思想的這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能激勵人們積極向上,是當前中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為此,在中學生中必須大力提倡、繼承和發揚儒家思想中的自強不息的人生格調,著力培養他們剛健有為、積極進取的人格精神。第三,仁者愛人,注重禮孝“。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入則孝,出則梯”(《論語•學而》),“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指父母兄弟之間的血緣關系,強調仁愛思想由血緣親情而生;二是“仁者愛人”,指血緣以外的社會的人與人關系,將愛傳達給社會上的人,推己及人,把“仁”由血緣親情之愛轉化成人與人的一般關系的準則。在高速發展的今天,這種“仁愛”思想對于凈化中學生的靈魂,凈化社會風氣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中學生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個人與集體、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第四,誠實守信、見利思義“。誠”“、信”作為做人做事的最基本道德原則和規范,為歷代思想家所重視,也是儒家一貫的主張。荀子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荀子•不茍》)“。誠”就是表里如一,堅持原則,不掩過失。對于“信”,揚雄把它解釋為“不食其言”(《法言•重黎》)。“義利觀”更是儒家思想中一項重要的內容。“義者正也”(《墨子•天志下》)“;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管子•心術上》);所謂的“義”就是道義、信義,是人與人交往應遵循和追求的準則。“利”,即指功利、私利。“見得思義”,指每有所得都要考慮一下是否正當,是否是不“義”之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金錢與道德之間的矛盾問題突現出來,指導中學生把握好義與利的辯證關系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特別是在人生的價值取向上,應該讓學生認識到,除了滿足物質利益的需要外,還應該追求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境界,保持人格的尊嚴和價值。我們要汲取儒家思想的精華,教導中學生做一個誠實守信、忠恕寬惠的人,為中學生形成樸素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奠定基礎。
(二)利用儒家思想進行中學德育的方法及途徑
首先,身教示范。儒家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視教師的躬行示范,強調道德榜樣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教師的言傳身教是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德育教師要首先善于從儒家道德教育傳統中吸取養份,加強自身建設,然后再言傳身教地去建構學生的品德美、行為美。同時,學校也要不斷推進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規范化,對教師師德提出明確要求,通過教師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來促進中學德育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其次,啟發教育。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的許多德育教師采用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學生學習十分被動,這有悖于教學規律。中學生的思想品德還處于發展的階段,其道德修養的形成離不開教師的引導與啟發。因此在今后的德育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注重學生的主動學習,啟發誘導、旁征博引,引導學生開動腦筋,積極思維,主動實踐,這樣才能使學生最終形成一定的觀點和思想品德。其三,學思并重。儒家思想強調學與思相結合,提倡受教育者在道德修養上的自學與深思。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孟子提倡的“反省內求”就是“思”的具體運用,荀子在《性惡篇》中,更明確地提出“積學而不息”的口號。因此,當前在對中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應引導學生在學習道德理論基礎上,積極思考倫理道德規范的深刻內涵。另外,如何正確地對待錯誤、缺點也是道德教育中一個重要問題。孔子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犯錯誤是難免的,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對和改正錯誤“,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過而不改是謂過也”(《論語•衛靈公》)。因此要積極引導學生經常做自我反思,并與同學、老師、家長及時交流,采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學習方式,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其四,注重實踐。儒家傳統道德教育特別強調通過身體力行,躬行實踐達到知行統一。儒家學者認為道德品質的優劣是通過實踐來衡量和反映的,也只有通過實踐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古今中外的教育經驗也證明,只有在實踐活動中學生才能充分發揮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當前我國的德育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須將德育與實際生活相結合,讓中學生在實際的生活中學習道德行為規范。學校要積極引導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使其從所參與的實踐活動中體會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在肯定自己的同時也能主動關心他人、家庭和社會,從而真正發揮道德教育的功能作用。其五“,三位一體”。中學生的成長主要受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個方面的影響,在開發與利用儒家思想的德育資源過程中,要努力把這三方資源結合起來,形成“三位一體”的互動機制。孝悌、慈愛、和睦、友善、尊老愛幼等儒家倫理觀念都通過家庭的感染和父母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育著中學生的。社區是中學生重要的生活場所,也是道德品質形成的實踐場所,在社區中形成良好的風氣和環境對中學生有深遠的影響。新聞廣播、文學影視和網絡等這些大眾傳媒具有很強的輻射功能和極大的影響力,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和發揮大眾媒體的作用,以優秀的儒家文化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幫助中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四、結語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管理;人本管理
1、現代企業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企業整體的離職率居高不下
根據2015年八月網易財經的調研報告,企業員工整體離職率平均高達17.7%,2014年離職率比2013年增加3.2%,員工主動離職率居然達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業的員工離職率仍然居高不下,達68.9%,個別企業甚至達到98%,遠遠高于平均水平。整體來看,據統計,之前員工離職的首要原因是對薪酬不滿,2015年采取調薪措施,調薪幅度為7.6%,以降低離職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離職率稍有下降,但仍處于高位。高離職率會給企業帶來諸多問題。第一,人力資源的管理費用增加,招聘單位的總成本增加。第二,企業的信譽受損。第三,公司業績受損。
其次,企業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盡可能去考慮員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業管理上缺乏人性,會影響員工對公司的工作態度。然而,今天的企業財務目標卻是在極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東財富最大化,高層管理人員只為股東利益考慮,忽視了中低層的職工利益,甚至耍領導范,不尊重低層員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對自己不利的事卻交給下屬去做,為難下屬,損人利己。上級都缺乏對待下屬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屬為你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員缺乏那種愛人愛民的素養以及中國自古以來的等級觀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員工主動性差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員工缺乏歸屬感、主動性差、執行力差的問題。員工缺乏歸屬感,便會消極怠工,主動性變差,影響工作效率,勢必會影響企業戰略的執行。在國企,工作人員不努力不上進也不會丟工作,因此其對工作的主動性更差。問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觀點是,公司不把員工當作人,而是把他們當作勞動工具,使得他們沒有動力為公司賣力,僅僅是為了生活而工作。這些不但影響公司的質量和產量,影響公司的工作效率,還會給常常進入車間參觀的客戶留下不好的印象,影響公司的整體形象。這是企業對員工的管理工作沒有做好,對員工的關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義盛行
這樣一個經濟騰飛的時代,難免會帶來功利主義,人們會為了掙錢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這些行為會引發更多的欺騙和不誠實。當今我國就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誠信缺失問題,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殘酷,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很緊張,人際關系得不到好的解決,那么何來團隊,何來團結!團結的力量對公司很重要,利己就會打亂團結,打亂隊伍,管理更加困難。企業之間若誠信缺失,為逃稅做假賬,為謀取私利而損害環境和他人,那么假貨充次市場,社會市場秩序混亂,不但會影響企業存亡,還會影響國家的發展進步。
2、儒家思想的時代性
儒家思想的發展歷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的“仁愛”思想、兩漢的獨尊儒術、宋明的程朱理學、現代的新儒學。在這期間也曾阻礙重重,秦始皇焚書坑儒、明末清初對儒學的批判、民國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運動。儒學總是繁榮一陣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總會再次崛起、繼續向前發展。經濟全球化,西方先進企業管理模式盛行的現代,人們批判儒家說其是封建禮教,只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然而,近年來市場經濟跌的風云變幻,美國遭遇經濟危機,而以儒家思想為首的企業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對今天的企業管理有著重要作用,并走出國門、走向國際化。跌倒又爬起的無數次經歷,讓儒學更顯其頑強的生命力,更具有時代價值。
3、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以“仁”待人,天下歸仁,管理者應該愛自己的下屬和所有員工。若盡可能去考慮員工的需求,把他們當作家人一樣看待,根據自己的財務能力給員工適當的調薪,滿足他們物質需求;常常給予他們關心和鼓勵,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積極開發人才,管理人才,對他們委以重任,讓他們有一顆為公司奉獻的真心。以“仁”治企,實現人本管理,以激發員工主動積極性。富士康跳樓事件頻繁發生,追究其原因卻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為了獲得財富而把人當作勞動工具。對待員工像對待機器,對員工管的過緊,待人不夠“仁”。
以“義”要求自己,君子“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這并不是說只講義不講利的清高,而是強調追求“利”應該建立在“義”的基礎上。面對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難免會追名逐利,一心為利己而損他人,克服利己主義,需要建立一種內心的覺悟,良好的個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質,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樣一來,大部分工人都對他尊重有佳。通過這樣的有效溝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禮相待,讓員工感受到愛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價值。
4、總結
儒家思想是我國的傳統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穿越歷史長河流傳至今,值得今天的我們傳承和發揚。任何思想都有其歷史性和局限性,我們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壞的丟棄,把好的傳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義禮忠信”,本是用于教一個國君如何治理好國家,也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還可以延伸其功能,將其用到企業的管理中,管理企業,可用“仁”來分工,用“禮”為規范,用“義”可約束,用“智”謀發展,用“忠”于職守,用“信”創和諧。儒家思想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彌補現代企業管理的缺陷,完善現代企業管理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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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大林.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J]中外企業家,2015(17).
【關鍵詞】高中歷史 儒家思想 教學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國最偉大的思想之一。在古代,它指導君主治理國家;在現代,它教導人們的品行修為。儒家思想已經融進了中國人的血脈。在高中教育中,學生除了在語文課本上可以接觸到儒家思想,通過高中歷史也可以讓學生對儒家思想有所涉獵,學習儒家思想不僅是對中國古代學派的認識與了解,對學生優良品德的養成也有很大幫助。因此,老師在教導中國古代史的時候,就要注意向學生傳播儒家思想,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但是,儒家思想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僅僅通過歷史課本上的點滴不能表現儒家思想的精髓,反而會讓學生覺得儒家思想晦澀難懂,從而對儒家思想的學習產生反感。老師在儒家思想的教學中就要采用一些方法,讓儒家思想更容易被學生所接受。
一、以史實反映思想
在高中歷史的范疇中,《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這一單元集中展示了儒家思想以及百家爭鳴的歷史事實,老師在宣揚儒家思想的時候就能將儒家思想與課文結合,遵循儒家思想的演變進程和思想內涵向學生介紹儒家思想,讓學生形成畫面感,形象的感知儒家思想到底是一種什么思想。
1.儒家思想的發展進程
在學習《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形成》這一課時,老師可以利用史實,向學生講一講儒家思想的誕生和發展。儒家思想誕生于東周時期,當時周王室衰微,諸侯并起,與此同時出現了各種學說,旨在幫助各個諸侯國治理自己的國家,其中影響最大的學說當屬儒家、法家、道家等。老師可以繪聲繪色的描述東周亂世,讓儒家思想的誕生更具傳奇色彩,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不少學生都認為儒家思想就是孔子思想,這是錯誤的,老師可以借著這個時機告訴學生,孔子只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儒家思想的推動者,并不是創建者。
在學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課時,老師可以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講起,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決定消除儒家思想。之后老師再講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宋明時期朱熹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最后到明清時期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為儒家思想著書立說,自成流派。在老師講述過程中,學生會對儒家思想的進程有一個清晰的畫面,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儒家思想的教學中,老師要特別注意各個時期儒家思想之間的區別,比如在東周時期的儒家思想是正統的儒家思想,而在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結合了儒家、道家、陰陽家對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是集大成的思想,和傳統儒家思想不同。老師要告訴學生,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直接導致了以后的儒家思想都不是正統的儒家思想,而是結合諸家思想之后的產物。
2.儒家思想的內容
在我們的固有印象中,儒家思想包含了“仁義理智信”,這是從先秦儒家到孔子再到孟子一步步形成的儒家思想。那么要向學生傳達儒家思想的內容和內涵,就要清晰的表述出“仁義理智信”各方面所代表的意義。
比如,“理”代表的是唯物主義的思想,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的學說,這也是儒家思想發展到近代影響最大的一種學說,它的前身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客觀唯心主義。又比如,“仁”是孔子提出的思想,講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愛人”思想。如此,在儒家思想的教學中,老師結合一些歷史史實,讓學生將儒家思想分開來看,有利于學生更清晰的認識儒家思想。
當然,儒家思想遠不止“仁義理智信”那么簡單,但是教學的方式都是一樣的,以事實傳達思想,以思想指導行為,這就是學習儒家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二、通過對比看清思想
在東周時期就出現過百家爭鳴的情景,事實證明,只要是亂世就會有各種學說,在我們印象中最根深蒂固的當屬儒家、道家、佛家等等。針對這么多思想學說,如何讓學生從中準確找到儒家思想,是老師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老師可以通過圖表的形式,將各種學說思想以中心思想的形式記錄下來,比如說,在文化主旨上,儒家的文化是進取文化,道家的文化是規律文化,佛家的文化是奉獻文化;在人生觀上,儒家的思想是積極進取,建功立業,道家的思想是順其自然,自我完善,而佛家的思想是慈愛眾生,無私奉獻。與文化主旨、人生觀同在橫列的還包括做人標準、世界觀、價值觀、哲學傾向、物質與精神等等。在對這些內容進行圖表對比的過程中,學生就能清晰的看到各種學說之間的區別和差異,在記憶的時候就不容易出現混淆的情況,不僅方便了學生學習儒家思想,也讓學生在對比中了解了其它流派思想。
對儒家思想的對比學習,還可以表現在實踐與課本之間的對比上。比如,老師可以安排學生去博物館進行體驗學習,通過各種古物感受一下歷史的厚重感,通過一些詩詞等文化遺留體會儒家思想穿越歷史洪流的痕跡,再把自己的體驗與課本結合起來,做到知識和思想的雙重學習。
三、結語
儒家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經過數千年的不斷改進,已經成為中國最深入人心的一種思想,潛移默化的指導著人們的生活和學習。因此,高中歷史作為人文情懷較高的學科,就要擔負起傳播儒家思想的責任。在儒家思想的教學上,老師也要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愛人”為前提,讓學生在歷史的學習中接受儒家思想的感染。
【參考文獻】
[1] 逯成武. 高中傳統文化史教學研究[D]. 華東師范大學,2009.
[2] 馬其鳳. 史料資源在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開發利用[D]. 華東師范大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