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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不是什么深奧的學問，但是對于那些缺乏獨立思考，習慣于只是照搬新古典教條，而不能一般化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人來說，的確是不容易想到正確答案的。

新古典教科書講：如果人為地把價格管制在低于市場均衡的水平之下，那么需求量會增加，供給量會減少，需求量與供給量之間的差額就是短缺；反過來，如果人為地把價格維持在高于市場均衡的水平之上，那么供給量會增加，需求量會減少，供給量與需求量之間的差額就是過剩。然而張五常教授不同意這樣的解釋。他認為世上沒有“短缺”和“過剩”之說。他的意思，之所以有“短缺”和“過剩”之說，是因為經濟學家缺乏想象，沒有正確認識價格之故。

事情是這樣的：所謂價格，可不是我們簡單看到的名義上用貨幣標示的價格，而是我們要得到某種東西需要支付的真實代價。沒有錯，假如真的能夠將工資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那么勞動的供給量會增加，勞動的需求量會減少，就會有“過剩”出現。可問題在于，在這最低工資制度下，那高出來的部分就是“租”了，那些“過剩”的勞動難道不會競爭以獲取這些“租”嗎？一定會的。由于最低工資法限制了價格競爭，所以引來的一定是非價格競爭。為了得到工作機會和獲得這些“租”，排隊應聘、請客送禮等非價格競爭就會發生。排隊應聘、請客送禮，這是代價，也是價格，非貨幣價格罷了。假如把這些代價加到名義工資之上，那么在這總價格（代價）之下，勞動的供給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也就沒有所謂的“過剩”之說了。

一般來說，在這個新的總代價之下的均衡就業量是低于沒有價格管制情況下的均衡就業量的。這是因為，在最低工資法下，工人支付的排隊應聘、請客送禮等非貨幣代價并不能成為其他社會成員的收益，至少不會全部成為其他社會成員的收益，價格管制導致了租值消散。

假如把價格人為地壓制在低于均衡的水平，那么需求量增加，供給量減少。表面上看，供給量小于需求量，“短缺”就會出現。但是，消費者同樣不會漠視這個“短缺”的，排隊購買或者送禮托人情購買就會出現。這種排隊購買和送禮托人情購買也是一種價格，非貨幣價格是也。假如把這些代價加到名義價格之上，在這總價格（代價）之下，商品的供給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沒有所謂的“短缺”之說。

一般來說，在這個新的總代價之下的均衡交易量是低于沒有價格管制情況下的均衡交易量的。這是因為，在價格管制下，消費者支付的排隊購買、請客送禮等非貨幣代價并不能成為其他社會成員的收益，至少不會全部成為其他社會成員的收益，價格管制導致了租值消散。

應該清楚，我們能夠改變的只是貨幣價格和名義工資，改變不了的是實際價格和真實工資。至少，不可能完全改變實際價格和真實工資。把名義工資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表面上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資收入，但實際并非如此。價格管制產生的是非貨幣價格對于貨幣價格的替代，而且這種替代一定伴隨了租值消散，因而經濟的總福利一般來說是下降的。在價格管制之下，當然會看到排隊購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請客送禮、積壓滯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贈送促銷等現象，但是如果我們將排隊購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請客送禮、積壓滯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贈送促銷理解成為是“短缺”和“過剩”，那就是淺見了，就沒有做到一般化，就沒有理解價格的本質。高明的、一般化的、理解了價格本質的見解是，排隊購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請客送禮是價格，積壓滯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贈送促銷也是價格，代表的無非是一種非貨幣價格支付。

是的，價格的功能之一就是調節供求。既然我們能夠控制的只是名義價格，并不能控制實際價格，價格調節供求的機制就總是在發揮作用，那么怎會有“短缺”和“過剩”之說呢？

價格是有真實含義的。人的偏好千差萬別，充滿主觀性，但是當千千萬萬充滿主觀性的個人在市場上匯聚，就形成價格，這個價格即是個人的主觀偏好在邊際上的客觀表達，價格代表了個人的邊際支付意愿。價格對于買者來說是獲得的代價，對于賣者來說則是放棄的報酬。價格、成本、收益其實是一個東西，這是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了。價格被人為改變，那么成千上億的人就會因此而調整自己的行為，這個社會成本雖然我們無法計算，但一定是不可低估的。

價格絕不是可以隨便干預的，更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說小了，價格管制會導致租值消散，減少社會福利；說大了，沒有價格經濟活動根本不可能被有效組織，經濟社會就會民不聊生。

眾所周知，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與軟預算約束是大有關系的。所謂軟預算約束，通俗說就是不考慮財務約束，亂花錢。軟預算約束的成因之一是救助體事后向陷于財務困難的預算體提供救助。知道事后遇到困難會被救助，自然預算體事前要亂花錢了。但為什么救助體事后要向陷于財務困難的預算體提供救助呢？有產權的原因：我是政府官員、國有銀行或國有企業的老總，反正不是自己的錢，救助就救助唄。也可能是不完全信息情況下的動態不一致問題：救助體事前承諾不對陷于財務困境的預算約束體提供救助是有效率的，但是這樣的不救助承諾事后不再是最優，因而承諾不可置信。這就是為什么在私有產權經濟下也會有軟預算約束的原因。

不過在我看來，計劃經濟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救助體事后要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而是救助體根本就不知道誰是盈利的，誰是虧損的，因而沒有辦法，只能出手相救。

第2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知識經濟； 高等教育； 機制創新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297（2008）07-088-02

知識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創新。創新是靈魂，創新是動力。目前，我國正在實施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規范高等教育辦學行為，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這有利于高校改善教學條件、提高教學質量、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完善教學改革和提升辦學水平。高校要以此為契機，建立適應未來創新人才培養的新機制。

一、建立合理的人才使用機制

穩定而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保持學校聲望與地位的重要因素。教育的發展和教育創新的實現離不開優秀的人才，高校吸引優秀人才的機制創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創造公平環境，優化競爭機制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高校應以人才引進為契機，政策激勵為導向，以競爭保活力，促進教師隊伍在競爭中的優化，優者勝，劣者汰，合理配置人才資源，盤活高校人才市場。高校要真正建立起公開、公平、公正的用人機制，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讓”之氛圍，在競爭中力爭上游，占領學術水平、辦學質量的制高點，實現教師隊伍構成多元化的機制。

（二）實行職務聘任制，打破專業技術職務終身制

強化崗位概念，淡化身份概念，著力消除論資排輩現象。目的在于讓高校教育有危機感、壓力感，自覺專注于自身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同時也可以使優秀教師脫穎而出。具體來講，可以采取向全社會公開招聘的辦法，增加高校優選人才的余地，克服“近親繁殖”，使人力資源配置由行政手段轉為市場手段。

（三）用政策吸引人，用事業留住人

高校應積極調整人才政策，進一步完善人才激勵機制，以能力論高低，以貢獻論大小。對國內外最優秀的人才還要制定特殊政策措施，通過創造好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放手讓他們挑重擔，委以重任，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真正做到“引得進，留得住”。

（四）建立有利于創新人才脫穎而出的評價指標體系

優秀教師的評選標準、評價制度，都要考慮創新意識、創新能力、自主意識、合作精神等因素。建立以業績為核心、由品德、知識、能力等要素構成的人才評價指標體系，形成專家評價和群眾評價相結合，發展人才測評技術，提高社會化的人才評價水平。管理人才的評價應圍繞任期制和任期目標責任制，制定對經營業績、社會貢獻和綜合素質的考核評價標準。如何對人才進行客觀、公正、科學的評價，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具有導向的作用，需要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且要有一個探索過程。

（五）養成一種寬松的學術風氣

構筑教育創新環境，達到創造性人才與學術性人才輩出，努力營造寬松、和諧的人際關系和風正氣清的科教環境，顯得尤為重要。要允許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討論，不要設置。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活躍學術空氣，容忍“標新立異”，以推動學術思想的大繁榮、大發展。要放松對專業設置、課程建設、教材選擇方面的限制，鼓勵教師開設新學科、編寫具有獨到見地的教材和學術著作。同時，要加強引導，輔之鼓勵政策，力求成效。

二、建立適應知識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管理機制

管理機制的創新是教育創新的保證，管理機制的創新不到位，教育創新就會孤掌難鳴。建立與知識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管理機制，可以為我國高等教育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提供充分的保障。

（一）轉變政府職能，使高等學校辦學體制自主化

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行政干預過多，造成學校的自很小，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對高校如何管理、管到什么程度，這有一個原則問題。政府對高等教育應進行必要的、適當和合理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由硬件管理轉為軟件管理，惟此才能使高校辦學自得到真正貫徹。政府在宏觀管理中，要根據社會發展趨勢對高校提出教育要求，把握高等教育事業的方向和質量標準，但不應直接管理和控制高校內部的運行環節與過程，不應干預高校內部的日常事務，不應在學術領域里使用行政命令。

（二）調整舊有的高等教育運行機制

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創造新科技知識的高等學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會或多或少地與勞動力市場、知識產權市場建立關系，并受到市場活動的直接調節。為此，高等學校也要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實體，擁有自我支配、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權益。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高等教育運行中政府、高等學校和社會市場的關系，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學校自主辦學，市場積極引導”。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計劃、行政、法律、經濟等手段，對高等教育的辦學方向、發展進程、教學活動及教學結果等方面進行調控。

（三）積極發展民辦高等教育，使辦學體制多元化

我國的高等教育要走出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擺脫經費短缺、缺乏活力和個性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辦學思想、辦學體制、辦學主體多元化的漸次改革，即以國家辦學為主，允許多種辦學體制客觀存在，鼓勵發展民辦大學、中外合作大學、私立大學，各種辦學形式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高等教育是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下難得的供不應求的市場，但教育投資嚴重不足，走辦學體制多元化發展之路，不失為良好時機。

三、建立健全的師資配置和培訓機制

高校教師的知識結構、教育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等方面必須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因而對高校教師的培訓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加強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尖端學科的培訓，撤除專業壁壘，實行文理滲透、理工兼容，促使教師擴大知識面，拓展知識領域，改善知識結構，加快知識更新。國外很多大學的師資隊伍完全打破了專業、學科之間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縱橫交錯，不僅對人才培養有明顯效果，而且對科學研究功莫大焉。教育是一項創造性活動，作為教育工作者，要樹立終身學習、終身教育的觀念。高校要加強人力資源的系統化建設，例行對現有的培訓體系和培訓狀況分析，建立健全培訓機制。當然，人事部門要充分發掘、利用激勵因素，從政策與制度層面發揮教職工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于關鍵人群的涌現，如果沒有優秀的教學科研骨干，就沒有優秀的學科帶頭人，就沒有高水平的成果。同時，一所高校的發展是建立在師資隊伍整體素質提高的基礎上的，失去群體優勢或沒有群體優勢支撐的關鍵人群，最終也只能是杯水車薪，不能形成燎原之勢。有的單位不惜重金聘到了一兩個水平較高的教授，就自以為其學科水平提高了，如不知其學科整體水平不高，最終也難以留住人才。因此，高校師資工作應立足于普遍提高，著眼于重點支持，從而充分做到點面結合，調動大家的創造性，形成發展的整體合力與動力。同時，進一步強化繼續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建設，有針對性地開展繼續教育，改善高校教育工作者知識架構，提高自身素質，不斷適應新的要求。高校在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的同時，要制定優惠措施，鼓勵在職人員攻讀學位。對骨干教師和優秀人才，要有計劃地安排到重點高校或國外做訪問學者。讓全體教師都具有主人翁的使命感，感到學校是大家的，每個人都是一分子，激發他們的參與精神，增強學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建立完善的競爭激勵機制

教育創新客觀上需要競爭機制，加大對優秀的創新型人才的激勵和落伍者的淘汰力度，迫切需要在人力資源的系統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惟此，可以拓寬用人渠道，選人、用人的方法和形式發生了符合規律的變化，有利于優秀人才捷足先登，走上重要管理工作崗位和教學崗位，打破了人才的部門所有、單位所有和用非所長的不合理局面，使每個人都能找到發揮作用的最佳著力點，有利于推動工作，提高效率。同時實行競爭，把管理、教學和任職目標公布于眾，促進在位者不斷進行自身素質的完善和提高。通過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和理順管理體制，強化崗位競聘，形成“能進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激勵機制，努力創造有利于優秀人才盡快成長和發揮才干的制度環境，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和管理隊伍，全面提高高校的辦學效益和整體水平。按照“因需設崗、擇優聘用、職事相符、責酬一致、嚴格考核”的要求，規范崗位聘任制度，使各類職務與崗位職責、人員待遇、考核獎懲緊密結合。以工作數量、質量、水平、崗位責任大小定酬，與履行崗位職責、工作業績和貢獻大小掛鉤，優勞優酬，重點提高學科帶頭人、教學骨干、科研骨干、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的收入水平。

要把好考核關。通過嚴格、認真的考核，可以使教職工客觀、辯證地分析和總結自己的工作。成績可以及時地得到領導的肯定和同事的認可，不足之處可以促使其冷靜反思，查找原因，確定改進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時，考核結果也為晉級、晉職、評優、選拔等工作奠定良好基礎。客觀公正的考評可激勵教職工奮發向上，在各項工作中力拔頭籌，相反，如果考核走過場且流于形式或辦法不科學，也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會嚴重挫傷教職工的積極性。因此，考核務必注意科學性、客觀性、公正性，還要有可操作性。制定各種獎勵制度、鼓勵辦法等激勵措施，要對教學、科研等方面成績突出的教師實行傾斜，以重獎激發全體教職員工投身于教學科研的熱情、干勁，力求在不短的時間內使教學質量、科研水平和教師素質得到整體提高。加強高校人力資源的系統化建設是一項復雜工程，創新機制需要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但關鍵在于學校自身。

五、建立科學的教育評價機制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是單一的，評價主體主要是政府，評價標準只以研究性大學為標準評價所有學校，這種單一的評價標準，已經造成了千校一面和人才結構嚴重失衡。全國統一的高等教育評價體系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也不利于現階段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我國高等教育從橫向類別上劃分，有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從辦學機制上劃分，有公辦高等教育和民辦高等教育；從縱向層次劃分，則有高職高專、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都是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層次、多類型的，我國的高等教育不可能都以多科性、綜合性、研究型的大學為發展的唯一戰略目標。既然發展多種形式高等教育是趨勢，那么建立多元化分層次的質量評價體系就成為必然。分類和分層次建立和完善學校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的評價制度，有利于促進高等教育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的提高。

參考文獻

[1]梁桂麟．知識經濟與高校德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第3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作為分析病灶抑或現實焦慮的“中國問題”來自哪里？領土爭端、經濟漏洞、社會不安寧，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賴癥、稅負的不均衡分布，正當性危機、邊疆民族分離傾向、核心價值觀缺席，政令不出中樞、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城鄉、貧富、地區、收入）四大差距、（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座大山，假冒偽劣、生產安全治亂循環，環保關切、、網絡謠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的選擇性執行困境，公共衛生事故、突發事件、緊急狀況、國際經濟危機的應對不力，以及基礎信息資源的部門分隔、各自為戰，種種問題究竟是治理問題，還是體制問題？何者為先？

“治理”問題不能被“體制”遮蔽

就歷史邏輯而言，治理先于體制，治理更直接，體制更間接。所謂“治理問題體制化”，就是說一遇到問題就撇開“治理”直奔“體制”，把治理問題簡單化為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意識形態立場選擇，這實際上是一種偷懶的做法，因為它同時忽略了治理問題和體制問題的復雜性。

近五十年前，亨廷頓以其一貫的冷酷現實觀尖銳指出治理問題體制化為什么錯了：“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說，關鍵不在于體制形式的優劣，而在于國家治理的能力及水平。亨廷頓幾乎是以一己之力，老辣獨到地反駁了當時流行的“放棄國家”理論傾向，其后的政治理論演化與世界政治秩序變化也證明了這一反撥極為成功。

二戰結束直至1970年代的30年里，行為主義成為西方政治學主流大行其道，傳統國家研究萎靡不振，國家概念的核心地位搖搖欲墜。阿爾蒙德和伊斯頓等比較政治學者用結構功能主義的“政治系統”取代“國家”、用“功能”取代“權力”、用“角色”取代“職務”、用“結構”取代“政府機關”，但這種“放棄國家”的學術努力在努力提高國家概念的可操作性的同時，也讓國家面目變得模糊起來，國家從自變量變成了因變量，國家的基本職能和正常行動不再重要，“國家中心論”讓位于“社會中心論”。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甚至不同發達國家的內部發展差異上，行為主義力不從心，國家本身再度受到青睞，從因變量轉變為自變量，國家治理研究重新回歸主流。這一轉變首先要歸功于“新國家主義”的領軍人物史考樸（Theda Skocpol），她針對“社會中心論”提出了“國家中心論”，強調國家不僅僅是社會經濟斗爭的舞臺，更是由行政權威領導和協調的一整套行政、治安和軍事組織。任何國家都首先并且主要從社會汲取資源，進而利用這些資源來建立和維系行政機構。因此，她主張應該把重心放在國家的自主行為、利益和偏好上，放在國家本身執行政策、實現預期目標的能力上，盡管國家的政策和目標未必與社會團體和階級的利益和需求相符。

史考樸希望用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這兩個核心概念，來豐富理論闡釋的可能性，強調二者對社會經濟、階級結構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國家治理研究的學術譜系獲得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國家治理研究嘗試更多地將國家作為自變量，從國家對社會經濟和個體生活的影響中觀察國家職能的轉變、國家行為的軌跡以及政治邏輯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國家治理”研究以去意識形態化為出發點，反對將“治理問題體制化”。其核心主張在于，國家調控社會經濟事務的外延范圍與有效程度是兩碼事，“管得寬并不意味著管得住”，所以有必要把“政權形式”與“國家（治理）能力”區分開來，不糾纏于意識形態化的政體優劣，不在民主制和權威制、中央集權和分權、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做簡單的二元取舍，不把弱政府視為民主制、分權制、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自然屬性，也不把強政府視為權威制、中央集權、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必然特征。

因此，國家治理能力是指以中央政府為代表的國家，通過發揮認證、汲取、強制、濡化、統領、再分配、監管、吸納、整合和學習--適應等基本職能，有效運用和分配社會資源，將自身意志和目標轉化為現實的基礎能力。王紹光指出，國家治理能力受兩個變量影響：即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范圍和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范圍越大，國家能力越弱；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越大，國家能力越強。

國家治理離不開國家權力譜系

第4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先市場”機制；“后市場”機制；收入分配；效率公平觀

1 現階段的效率公平觀不應忽略“先市場”機制

1.1 “先市場”機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個經濟生活中的問題，都離不開其所嵌入的社會生活網絡。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跨越，無疑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極為關鍵的一步，然而探討我國現今的問題，并不能在單純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間進行簡單切換，而是要認識到，這兩個階段之間存在著一種過渡狀態。盡管這種過渡狀態在不同的階段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卻能提醒我們在看待改革中的問題時，切不能將問題簡單化。首先應當看到的是，在這種過渡階段中，市場機制不斷得到培育。在市場機制中，只要競爭規則是透明公正的，那么先天條件不同所帶來的差距，便不能說是不公平。但何謂先天條件不同？這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假如說這種“先天不足”是由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資源占有不均，那么其所引起的貧富差距便不能歸結為“先天條件不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資源應指生產性資源，而非消費性資源。“關于資源創造和分配的含義頗復雜且絕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沒有某種最低程度的資源基礎，許多人將無法享有選擇不同行動方式的能力。沒有最起碼的資源，他們將極度脆弱和依賴他人，無法作出完全獨立的選擇，也無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機會。”雖然這一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進入市場前的階段，但為了將這種早在進入市場前就存在的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均區分開來，權且將其稱為“先市場”機制。“先市場”機制的問題不僅僅關系到生產要素分配本身，更會延伸至整個生產過程，并影響生產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減少探討效率公平關系時的偏差

有學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擴大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歸罪于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一方面，輿論對收入差距過大的批評，往往不僅是針對收入差距本身，而更是針對產生過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前提，即進入市場時機會的不均等，如果這些輿論被片面渲染，便容易出現將收入差距擴大簡單歸罪于改革本身，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也不能簡單歸結為改革應該付出的代價，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在我國這種過渡型的漸進改革中，付出代價可能不可避免，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場”機制的弊病，并使這種公平在進入市場后得到延伸，減少不必要的代價，是現階段必須考慮的問題。

2 “先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1）“先市場”機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如不能使各經濟主體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由此產生的“效率”將缺乏正義的根基、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對此的第一個疑問是，“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對進入市場后“效率”的影響是否被夸大？筆者認為，“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具有決定性作用，權利分配和資源占有的差異，將導致經濟組織間或個體間付出近似的成本，卻會獲得差異較大的酬勞，在這種情況下，“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終牽制著市場機制。第二個疑問是，解決“先市場機制”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何不放開這一問題，轉而在進入市場后的分配中進行彌補，以找到更加現實、可行的解決途徑。然而筆者認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這種解決思路可能導致忽視問題的本源，而將矛盾中心轉移至市場機制本身；另一方面，進入市場后階段所能進行的彌補是有限度的，如果國家能在分配權的行使中逐步賦予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起始的公平，才能帶來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變化。再者，如果僅在分配階段尋求解決方案，那么在“先市場”機制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將得不到及時扶持，缺乏終極關懷的制度，即使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將備受質疑。

（2）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采取系統的解決方案。除了運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對違法、違規現象的懲處外，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導性手段。即逐步從制度上破除市場進入條件的不等，也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首先，在企業等經濟組織之間，除了被賦予公共職能的企業外，其他經濟主體間的壟斷須被逐

大爭之世 網游之復活 煉寶專家 混在三國當軍閥 重生之官道漸破除，這同時也將影響不同經濟組織內部的收入分配。其次，在個體之間，需要培育和健全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以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種種障礙，為人們在參與收入和財產的分配過程中提供比較平等的機會。更加科學、人性化的勞動力流動體系，將賦予個體間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決了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表面的機會不平等那* 穿越小說網 言情小說網 免費小說網或許遠遠夠，因為種種問題都與其背后的許多話題息息相關。首先，應賦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導。對弱者的扶持并非應一概放在再分配階段慮，如對于中小企業等處在起步階段，并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效益的經濟組織，在現階段應給予其法律 、政策上更多的支持，并充分考慮其特殊性，為其獲得更公平的準入機會提供助力。其次，應完善人才培養體系。賦予個體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資源，破除一些僵化的體制，將會惠及眾人，并為個體進入市場創造更多平等的機會。

3 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3.1 對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業競爭力、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基礎

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問題時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市場機制的運行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場機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難以落實等綜合因素下產生，其與單純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區分先市場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對于市場機制來說，選擇市場就是選擇效率。效率不應成為權利分配不公、資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場機制中的競爭帶來優勝劣汰，帶來資源的優化配置，諱言效率無益改革。唯有尊重社會成員在競爭中獲得的勞動成果，才能引導整個社會走向更加寬闊的發展道路。故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市場機制中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的。有學者認為，“政府的職責是創造一個能充分激勵財富創造的社會環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堅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去激勵人們創造財富，到最后就沒什么東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解決貧富問題的一個方面，不是全部。”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1956到1976年，國家實行了工資和物價的“雙凍結”，這種僵化的分配機制導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勞動者積極性被遏制的情況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難免會成為一潭死水。

3.2 這一時期的調整應著重制度的完善，并確立理性的目標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似乎隱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義。第一，總的來說，進入市場機制后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目標的，而現階段調整的重點應放在相關制度的完善上，如確立各項標準和保障制度。因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部分主體現有收益的獲得也將缺乏保障。這種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因而具有過渡性質。例如相關報道指出，《工資條例》可望在年內出臺，其核心 內容 是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支付機制，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和欠薪現象。 第二，這里強調的公平應當是一種“適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切忌一刀切，應當在區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基礎上來“限高”、“擴中”和“托低”，從而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中逐步形成穩定的收入分配結構。舉例來 說， 目前，我國私營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5%-6%，如果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提高這些企業員工的工資，企業將有可能大量倒閉或裁員，這樣就會使得這種努力是得其反，也不利于產業升級。 其次，從生產單位等內部來看，“限高”、“擴中”和“托低”宜被處理成“一體兩翼”的關系，即著力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并在此基礎上合理限制較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的標準，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假如在內外都能理性地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那么其與效率目標的沖突便可以緩和，而這種過渡性的調整也將沖淡進入市場前資源占有不均、權利分配不公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3.3 效率與倫理觀的沖突與融合

在如今的市場機制中，“效率”目標日益被賦予了其他的要求，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金融法制中的“社會責任投資”、“綠色金融”等等，都從正面或反面要求經濟主體能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逐漸承擔主體內外的倫理責任。有觀點指出，效率與公平背后，實際上是商業社會、經濟活動是否存在道德的問題 ，比起“非道義理論 ”來說，“道德同一論”更值得贊同，即認為商業社會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故應遵守社會的常道，受社會倫理綱常的激勵和約束。 從經濟組織的角度來看，效率的獲取與其被賦予的倫理責任存在一定沖突，然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效率被賦予倫理責任或許確有其內在動因，并且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4 “后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第5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摘 要 金融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密切，研究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均衡關系及其發展模式，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東西部地區確立金融發展模式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證實區域金融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初步探討了中國區域金融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 區域金融 經濟增長 發展模式

一、區域金融和區域經濟增長的概念

我國較早地提出區域金融概念的是張軍洲，他指出區域金融是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在外延上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和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這些區域的金融結構差異、差異互補和相互關聯構成一國的區域金融體系。狹義的區域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區域內的社會總財富的增加，用貨幣形式表示，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用實物形式來表示，就是各種產品生產總量的增加。廣義的區域經濟增長則還包括對人口數量的控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以及產品需求量的增加等。

二、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

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且各自有著不同的獨立構成因素[1]。

（一）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功能

第一，區域金融發展有利于加快區域資本的形成。資本的積累又很大程度上由儲蓄的多少決定的，金融系統越是發達，金融機制提供給人們的選擇就越多，金融服務就越便利，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欲望就越強，一些非生產性的或暫時閑置的資金就可能被吸引到生產性用途上來，從而儲蓄率就會提高，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加快。實際上，金融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融資方式能將區域內、外企業和居民的盈余資金通過儲蓄轉化為投資形成資本，從而就對區域經濟增長起著第一推動力的作用。

第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分工和合作。首先區域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分工。區域金融通過區域信貸、區域資本市場和引進外資等手段，支持地區性優勢產業的發展，促使各地區形成不同的主導產業部門，從而促進了區域分工的形成。其次區域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合作。一個按照經濟區設立的中心銀行體系，可以一定程度上減緩政府行為對金融系統的直接干預，這樣就提高了區域經濟有效合作的可能性。隨著區域性資本市場及產業集群的形成，資本市場將促使區域性主導產業帶動并促進區域經濟的協作。

第三，區域金融發展能夠推動科技進步。一個國家社會生產力體系中諸要素面貌發生重大改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和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均離不開科技進步。而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經濟增長力的主要障礙。金融發展過程客觀上推動了經濟貨幣化、金融化進程，一方面為金融產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強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幫助科技成果迅速傳播、普及，加速向現實生力的轉化[2]。

（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的功能

第一，區域的經濟的效率和結構決定了區域金融效率。首先，區域經濟效率決定金融效率。區域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會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資源供給者和金融資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和融資者的滿足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從而提高金融效率。其次，區域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區域金融效率。經濟結構的變化可以引起金融資源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改變融資結構，影響金融效率。此經濟結構的變化還可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而引起金融資源供給結構的變化，進而影響金融效率。

第二，區域金融創新環境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金融創新是金融資源分配規模不斷擴大、金融需求不斷多樣化和金融效率不斷提高的客觀要求，是金融經濟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金融創新的程度客觀上取決于金融創新環境，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環境作為區域創新環境體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市場化進程的區域差異影響到金融資源的跨區流動。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布置，很明顯，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才能隨著貨幣信用體系的發展獨立生成為一種非凡的資源，并在經濟資源分配中發揮著引導功能。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造成金融資源的供求在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假如是過度的區域差異，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

三、中國區域金融發展模式選擇

探求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的合理模式，要針對各區域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稟賦條件，按照其自身的金融發展規律，建設各區域適宜的金融環境。

（一）優化各個區域金融結構

合理的金融結構是金融體系高質量的體現，也是提高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配比度的重要環節。首先，區域金融結構的調整應選擇以銀行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市場協同發展的模式，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互補大于競爭。其次，盡快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出臺有關投資者保護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審計、會計和相關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此外，優化區域金融結構還必須改善各區域的金融環境，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貸款支持[3]。

（二）加強區域金融合作

首先加強資金融通合作。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逐步開展，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的同業拆借有了較為廣闊的市場前景。不管是從資金尋求效益的角度，還是從支持中西部金融發展的角度來講，東部發達地區的金融機構通過同業拆借市場進行資金融通均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強化管理技術合作。由于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的質量體系認證、信用認證等國際化、標準化工作已經起步，管理制度和技術方面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些都是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所無法比擬的。從某種意義而言，通過加強合作，東部金融一些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水平可以作為中西部金融最為直接和最為有效的借鑒[4]。

（三）中西部區域金融發展模式

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現狀表明，我國中部地區依然存在經濟發展相對遲緩和金融弱化的問題。中部地區金融發展模式可以從以下幾點考慮：首先，區域金融結構要與區域經濟相協調。金融體系本身亟需打破國有銀行在中部地區的壟斷地位，積極鼓勵新型商業銀行和非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在中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吸引民營企業和個體業者的金融支持。其次，以產業升級為契機，加強金融改革。企業的重組、并購和兼并等活動都需要完善的金融體系，而現有的金融體系在產業升級的壓力下不得不自我完善。再次，必須強化中部地區的金融功能機制。中部地區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層次、功能互補的銀行業金融體系，努力構筑一個高效穩健的金融平臺。另外，中部地區政府應該重視保險業在當地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5]。

對于西部地區而言，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應根據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和金融結構的特殊情況采取不同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的金融發展模式。西部地區金融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資金短缺。由于開發初期，長期投資風險高，商業性金融或私人資本往往止步不前。政府應通過各種政策性刺激，如實行優惠的稅收制度，創造寬松的金融環境，增強西部地區的開放程度等，逐步啟發西部地區居民的現代金融意識進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針對西部地區比較原始松散的金融活動形式，中央銀行應當采取比較寬松的調控政策并制定有差別的金融發展政策。當然還要建立西部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和信用保證體系。此外，開發性金融作為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形式，在西部開發中應首當其沖地發揮主力軍的作用，通過對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長期投資及提供相關咨詢服務，為西部奠定長期的發展后勁，真正體現政府“看得見的手”扶助開發欠發達地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意圖[6]。

參考文獻：

[1]周立.中國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沈麗.區域金融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性探究.經濟師.2006.2.

[3]郝忠等.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柱.經濟觀察.2005.9.

[4]艾洪德,徐明圣,郭凱.我國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04.7:26-32.

第6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最終，廣東宇博電商園協助當地產業轉型的案例在2013年底參加暨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發起的“E戰成名”大賽，被評為優勝獎，入選學院的EMBA實戰案例。

很多人都說2014年是傳統產業轉型元年，但是根據目前我在江浙和膠東半島等地獲取的信息看，我對未來一年半傳統產業轉型速度有點“捉急”，總覺得時不我待！

因此，特擬此文，與諸位身處傳統產業和在(移動)互聯網風口中央急于求變的企業家共享。

【第一傷】

傳統產業轉型第一難，難在“思維”不易轉！面對挑戰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產業巨頭、行業驕子的思維要轉變很關鍵。經過了電商的“看不懂、看不起、學不會、攔不住、跟不上”的教訓和震動后，大多數傳統企業老板也會講“我們要轉型”吧啦吧啦之類的話。然而，轉型第一難其實就在企業主身上。我一直分享一個觀點，傳統企業主之所以提轉型，只是因為從上(政府)而下(公知)都在談，加上現在生存環境改變，迫使他們布局。然而，因為他們沒有被其他領域切入自己行業的“雷軍”兜頭兜面打上一巴掌，他們不知道疼。因為小米的幾巴掌，中興醒了，華為懂了，聯想也學乖了。也因為現在“小米”還不多，所以“狼來了”意識并不強。

同樣，基于意識，導致在轉型的過程中，容易和第三方服務機構或運營合作方產生磨合的困難。有一位新生代實業家曾和我交流過一個觀點：“在廣東，要改變一個成功過的實業老板，非常難！因為過去的成功讓他們太強勢了！”確實，任何一個地方的傳統產業(包括品牌企業)，改革開放前期的種種紅利(包括政治待遇)他們都享受到了。當過去的成功加上自己對轉型的理解和實際運作不一致時(很多人前期講愿意投入，但是對投入的理解沒有實際規劃或者預期太低)，我們可以發現，“三不管”(不攬權、不插手、不放心)成為“都要管”(不再是扶上馬，送一程)！這種現象的出現，在中國內地曾發生過兩輪家喻戶曉的事件。第一個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很多從外企或者知名企業出來的高級職業經理進入民企不久后落荒而逃。第二波就是2010年后期，很多傳統品牌企業進入電商領域燒錢請“電商運營高手”，結果多數鬧得不歡而散。其結果是出現了一大批TP運營公司，A家不接甲品牌，B、C兩家立馬搶得不亦樂乎。

有問題不可怕，沒問題才最難受。我的經驗告訴我：

1.上策是學會溝通和洗腦。面對比你成功的對象，搞定TA的唯一手段就是事前洗好腦，約法三章，一定要白紙黑字，落在紙頭。在執行過程中，要如同熱戀中的情人，讓對方知道你的進展和成效。否則，80%以上的轉型搞到一半一定會出現變故。

2.要想獲得平等對話的基礎，是獲得信任并展示你的賺錢能力。不要聽信傳統企業主對你拍胸脯說的話，信任永遠是講條件的。不賺錢就是耍流氓！記住：不會下蛋的雞永遠不是合格的母雞。

3.找對商業模型，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最終去哪里、怎么去，大概要花多長時間，需要什么工具或者相應能力的人。確定目標和執行點后，要快速形成以下幾“化”：內部管理制度化、可控化；業務產品化、成果可快速復制化；團隊分工化、可協作化、可擴大化。只有有了這三板斧，才有可能把既定的戰略執行下去。

【第二傷】

傳統產業轉型第二傷就在企業轉型定位的深刻研究，換句話說就是商業模型。商業模型的概念源于這幾年廣州暨南大學經管學院教導EMBA學生的一個重要方式，其強調的不是簡單的盈利模式(現在很多人把盈利模式=商業模式/模型)，關鍵是對整個商業模式邏輯和關鍵要素進行立體建模，做出分析判斷。

為什么說建立商業模型很重要，其實只要分析一下就了然于心了。傳統產業之所以要轉型的最大問題是時代變了，營銷工具、手段也進步了，同時，客戶越來越不好找到了。在計劃經濟時代或者改革開放初期，大量的制造企業或國內品牌企業(海爾、聯想、七匹狼等)遇上了最好的產品銷售時光。在供需不對等的年代，在改革開放前十年，國內老百姓是你給我什么我全都要。國外客戶呢，進入廣交會或到浙江、廣東等制造業基地一看，樂了，人工好便宜，東西還不錯，單子交給你們，放心。如果要套用理論的話，1964年西北大學杰瑞·麥卡錫教授的《營銷學》一書中就提出了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

到了改革開放第二階段，供應逐步多了，為了搶奪消費者，內銷企業開始做廣告、整CIS、搶終端、搞促銷。外銷制造企業開始主動走出國門找客戶、設立分公司、拼產品質量和信用。從2000年起，隨著電子商務興起，供需越來越透明，交易越來越便捷，利潤越來越低。所有人都認為是電商沖擊所致，企業開始拼供應鏈、拼價格，最后變成拼所謂的“互聯網思維”。

2012年我開始研究小米，但是當初我的關注方向錯了，我只看到小米靠微營銷起來了，我忽略了背后的很多東西。直到去年我在廣東利用電子商務方式，在推動當地傳統產業轉型的過程中，我才明白一個事情：我的產品誰在用？而小米，很聰明地把這關鍵的問題，藏在了所謂的互聯網思維7字訣中。很多人知道小米關注用戶需求、滿足用戶體驗，但是所有人都忽略了小米為什么能獲得用戶，而不是消費者(現在消費者這個詞已經不吃香了)。傳統企業、產業之所以患上轉型焦慮癥，核心是看到自己被莫名其妙的一群外來人(泛指非同行)打敗了，所以著急啊，我要突圍，我要讓我的東西(產品)賣掉。甚至于國內的產品不行，我們找國外的產品賣，但是，但是，怎么賣？賣給誰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企業永遠走不出被詛咒的怪圈。

商業模型是每一個傳統產業、企業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如果你解決了你的用戶在哪里，如何讓TA來的話，實際上你就成功了一半。而這一半，需要付出什么，怎么保障這條船能平穩地駛向最終目的地，非常考驗掌舵人的功底。所以，我要分享學界總結出來的商業模型九大關鍵要素。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即公司通過產品和服務所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價值主張確認了公司對消費者的實用意義。

消費者目標群體(Target Customer Segments)：即公司瞄準的消費者群體。這些群體具有某些共性，從而使公司能夠針對這些共性創造價值。定義消費者群體的過程也被稱為市場劃分(MarketSegmentation)。

分銷渠道(Distribution Channels)：即公司用來接觸消費者的各種途徑，涉及公司如何開拓市場，以及公司的市場和分銷策略。

客戶關系(Customer Relationships)：即公司與消費者群體建立的聯系。我們所說的客戶關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即與此相關。

價值配置(Value Configurations)：即資源和活動配置。

核心能力(CoreCapabilities)：即公司執行其商業模式所需的能力和資格。

價值鏈(Value chain)：為了向客戶提品和服務價值，相互之間具有關聯性的，支持性活動。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即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貨幣描述。

收入模型(Revenue Model)：即公司通過各種收入流(Revenue Flow)創造財富的途徑。

營銷學大師菲利普·科特勒后來結合4Ps理論，升級了一個11Ps概念。我曾研究了一下，后來發現，所有的補充，其實是因應環境變化而來，核心還是4Ps。因為產品不是橫空出世，必須有人愿意用，不管是只服務一個人還是一群人。而價格需要考慮需求、產品周期、競爭和成本，所以即使我們可以使用所謂的免費策略，最終還是會從別的地方收回成本。而這種模式，來自于吉列的剃刀+刀片理論。至于促銷，TA不是一種單向行為哦。

SO，希望所有和傳統產業打交道或者正在轉型路上的傳統企業，請先想清楚你的種子用戶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們？如何把他們匯集在一起？如何用好他們？如何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把錢掏出來，塞到你的口袋里！

【第三傷】

前面談了轉型首先要看思維，其次看商業模型。最后讓傳統產業傷透腦筋的就是技術轉型難的問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初期，所有企業需要運用的技術是生產技術、產品研發技術。在精益制造管理時代，流水線、機器人、動銷軟件、ERP和OA系統開始逐步替代一些手工活時，技術還是尚能被理解和可控的，不會超出人類意識形態。然而，當以數字化為基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臨時，所有的傳統企業開始聽不明白也看不懂什么是“大(數據)云(計算)平(臺)移(動互聯網)O(2O)”了，因為好不容易他們才叫嚷著企業轉型要做電商才有出路，突然間新的名詞鋪天蓋地而來，徹底亂了。

最后，所以人們選擇了買服務器開發企業APP，選擇整平臺或開個微信商城賣自己的產品，逼著自己線下渠道要捆綁Online渠道一起玩O2O。所有人忘記了，核心是什么？

有兩個故事，和大家分享。

其一，2月底看到一則新聞，美國上市公司淘米網為旗下摩爾莊園的用戶定制了一款益智類玩具，消息一宣布，立刻有數百萬的成交。一個兒童社交游戲公司，短時間內推出一款益智玩具能迅速被用戶買走，這是為什么？國內那么多做益智類玩具的企業，都很難實現一天7位數的銷售業績(OEM或ODM不計算在內)。答案很簡單：因為淘米根據社區內用戶的交流關鍵詞提煉出用戶的顯性(潛在)需求，迅速提供相應玩具，引起搶購。

其二，3月底，阿里推出娛樂寶，網民只要出資100元即可投資熱門影視劇作品(有上限封底)，預期年化收益7%，并有機會享受劇組探班、明星見面會等娛樂權益。一下子，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內“我投資了XXX”、“我是幾部電影投資人”的炫耀貼隨處可見。

難道阿里沒錢嗎？難道僅僅是阿里在玩營銷嗎？絕對不是，這一次只是測試，測試的關鍵在于對電影制作方而言，娛樂寶不僅可以帶來資金保障，用戶們的“用錢投票”行為將成為評判對某個影視項目導演、演員、劇本的喜好程度，最終有可能打造出N部中國版的《紙牌屋》。

由此可見，如果傳統企業依然和過去一樣，不曉得誰買了自己的產品；TA們是點贊還是抱怨產品，危險將如影隨形。反之，如果你擁有種子數據，并能通過數據帶來新的數據，通過清洗和留存后，得出相應的因果邏輯，我相信，海量或精準的用戶訪問行為數據信息雖然看似零散，但其背后必定隱藏著必然的消費行為邏輯。企業只要通過數據分析產品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段的銷售情況和庫存情況，就可以以此為依據調整運營策略，從而成為傳統產業、企業的轉型利器。

1.意識為王。在IT互聯網圈內，所有的人都說技術很重要，但技術永遠不是最難的。真正的技術是要看懂和想清楚所有程序開發后面的達·芬奇密碼是什么，要拿到什么數據。

2.核心資產。后互聯網時代，數據基本上可以成為一個企業的核心資產。數據運營團隊應該是利潤中心，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成本中心，因為，他們是創造利潤來源的點。

3.核心價值。大數據價值不在廣度，而在于深度。只要理解數據的價值，小企業也能通過核心數據，創造出巨大的商業價值。

第7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文

關鍵詞：海外 勘探 風險 管理

當前，世界石油投資環境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和突發性風險依然存在，國際金融危機、恐怖及宗教沖突、日益苛刻的環保條例對石油勘探業的影響進一步加深。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刺激石油消費的持續增長，導致石油的對外依存度逐年攀升，尋找和發展多元化的石油供應市場迫在眉睫。在世界經濟可能經歷一段低迷和調整期的預期下，國內各石油公司以并購、參股等方式繼續積極餞行“走出去”戰略，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在此環境下如何科學評估風險、防止決策失誤、提高投資效益顯得更為重要[1]。多年的實踐表明，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在運作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可歸為三類：綜合研究類、工程作業類和經營部署類，每一類均涉及諸多問題，其中一些核心問題則直接影響管理者對現狀的判斷和項目的決策，進而影響勘探效益，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1.風險管理的問題

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從資源規模到勘探難度、從政治形勢到勘探效益，都蘊含諸多風險，這是一項投資大、周期長，政治和經濟風險較大的高風險事業[2-6]，況且我國石油公司目前從事的海外石油風險勘探項目大多是在經濟落后、社會動蕩、治安狀況欠佳、自然環境惡劣或財稅條款苛刻的國家或地區。在項目運作過程中風險勘探項目不僅面臨著資源風險，更重要的是面臨服務、市場、法律、環保及文化等風險。這些風險從范圍上講可分為外部和內部兩大類，外部風險因素主要包括地質風險、社會政治風險、商業經濟風險、投資環境風險等，內部風險因素主要包括工程技術風險、管理風險、財稅風險和人力資源風險[6]。風險管理是綜合、系統和全面的工作，既有“點”，又有“面”和“體”的風險管理。

對海外風險勘探項目來說，最大的“點”風險因素是地質風險所帶來的儲量價值風險，勘探獲得了商業價值的儲量，才能進入開發生產期進而獲得利潤[7-9]，或者以所獲儲量為籌碼進行權益經營進而獲得利潤，因此商業價值的儲量是海外風險勘探項目的核心目標，圍繞這個核心目標，不僅要開展有針對性的評價，而且需要提前采取措施規避政治、工程、財稅等風險因素。

風險管理的關鍵是將識別出的“點”風險因素運用多種方法定性或定量地評價其發生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損失，進而形成對“面”風險因素的認識。前人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總結了許多科學有效的方法，例如專家打分法、風險調查表法、對比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及受險價值法等[10-12]。這些方法各有其利弊，實際應用中都需要特定的前提條件。因此僅僅依靠評價方法不足以評價整個項目的風險狀態，還應綜合考慮勘探階段、合同模式、公司發展目標等，形成“體”的風險認識。例如，當風險勘探項目鐘情于低勘探程度區塊時，評價指標的完備性、可比性和傳遞性缺乏邏輯一致性，評價結果可能無法反映真實的風險狀態；當風險勘探項目青睞高勘探程度區塊時，評價維度、評價指標高度集中，若干指標的傾向性賦值也會造成評價結果不夠敏感。因此，評價指標既要滿足歸一性要求，又要滿足邏輯一致性要求，且評價結果具有足夠的敏感性和導向性，能夠輔助決策者科學管理項目的運作。表1所示為某風險勘探項目風險評估指標表，隨著不同的指標取值，項目的綜合風險值的計算結果也隨之變化，所以計算結果只能依據決策者的職業素質參考使用。

“體”的風險管理是在充分認識并建立風險管理的外部環境體系、內部控制體系、風險評估體系基礎上進行內部控制和資源整合，形成符合項目實際條件的全面風險管理方法體系，從風險的識別、評估、應對和監控等環節弱化或消除風險。

2.經營管理問題

海外風險勘探項目不能依據常規項目對空間、時間、預算、任務、目標等進行實質性落實，實際工作中由于項目面臨的不確定因素較多，勘探決策往往以回收投資、收益最大化為目標，隨著勘探進程的推進而隨時調整勘探決策。項目運作中不僅要達到降低成本、有序推進、及時調整等常規任務，而且要達到化解勘探風險、推動開發早日實施的目的[13-15]。因此單純以勘探階段或勘探區域設立勘探項目不利于實現既定目標，一旦外界條件改變，項目涉及的時間、預算、任務等均會發生難以估量的變化，對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判斷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偏差（表2），所以勘探效益的獲得是主觀判斷和客觀實際共同作用的結果。

問題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

我國的大石油公司歷經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洗禮，多數具有上下游一體化的綜合服務能力，因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維在關聯服務公司的業務范疇上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導致很多項目在運作上即使符合國際招標的程序，最終中標的依然還是系統內的企業，形成“暗箱操作”的嫌疑。長遠來看，此種做法在獲得短期經濟利益的同時，弱化了公司項目管理的質量和效率，也不利于推進公司整體的國際化進程，長此以往將有損于公司的形象和信譽。例如，國內某石油公司在中東的地震項目招標中，法國的某服務公司突然宣布退出投標；在鉆井項目招標中，當地主要鉆井服務商明確表示不參加招標等[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或許在這種不參與態度的背后，懷有對中國公司不信任的成分。近年來，許多PSA已經明確提出涉及關聯服務公司的事項，這點應該引起中國石油公司的重視。

問題二：勘探決策的科學性

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從前期研究到最終獲得商業發現，涉及五個方面的19個決策點，是一個典型的不斷決策的行為（圖1），需要對每一個勘探目標（Lead）進行儲量規模、勘探成功率和勘探效益的預測，并用一致的經濟評價方法進行風險排隊，形成風險勘探項目的儲備目標（Prospect），此時的儲備目標應包括各自的成本、商業成功率、均值儲量、平均凈現值及風險系數等概念。

考慮這些條件，從有效的儲備目標中優選出來的勘探目標能夠極大地提高項目的運作質量，因為排在最前面的儲備目標能最大限度地為項目創造價值，結合均值儲量可靠預測可以客觀地預測勘探業績，指導地質技術工作，規劃未來的工作。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在運作中必須能夠激勵不同技術專家和不同個性人員，保持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儲備目標庫，使得項目能夠在不同的決策點決定投資、作業、出售部分或全部權益。

問題三：HSE體系的建設與實施

健康、安全與環境管理體系簡稱為HSE管理體系，或簡單地用HSEMS（Health Safety and Enviroment Management System）表示。HSEMS是國際石油天然氣工業通行的管理體系。它集各國同行管理經驗之大成，體現當今石油天然氣企業在大城市環境下的規范運作，突出了預防為主、領導承諾、全員參與、持續改進的科學管理思想，是石油天然氣工業實現現代管理，走向國際大市場的準行證。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存在高溫、高壓、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險因素，貫徹HSE理念是項目運行的必需，另一方面，當今石油公司的實力不僅體現在資本、技術等傳統指標，而且還體現在盈利能力、發展質量、HSE水平等多元因素形成的綜合競爭力。HSE水平已經成為海外風險勘探公司站穩市場、謀求發展的基本條件。

石油鉆井工程是海外風險勘探項目的主要環節，是一個多工鐘、多工序、立體交叉、連續作業的系統工程，也是隱蔽性很強的地下工程。近年來海外鉆井面臨的地質條件越來越復雜，深水井、高溫高壓井、大位移井等層出不窮，這對鉆井設備、鉆井工藝的要求越來越高，同時也蘊含著更多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加強鉆井工程作業中的HSE風險管理非常重要。

3.員工隊伍穩定性的問題

我國海外風險勘探工作者多來自石油系統內，這些人員多數是國內油田年富力強的專業技術骨干，具有國內項目的運作管理經驗。但在海外風險勘探項目運作過程中，往往對國際慣例、資源國法律法規或財稅條款不熟悉，語言能力也參差不齊，難以在工作中獨當一面，發揮應有的作用。而這些人經過實踐的鍛煉，成長為海外風險勘探項目的骨干人員，許多會因為待遇、家庭、升職等因素的影響而跳槽到外資石油公司，導致風險勘探項目人才隊伍的穩定性出現問題。

針對此問題，建議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通過多形式、多層次的培訓和選拔，培養企業自有人才，建立人才儲備庫，以備不時之需。其次，制度的完善促使人才愿意奉獻價值，與企業共同成長，海外風險勘探人員的職務升遷、職稱評定、待遇收入等方面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鼓勵更多的人員愿意去主動學習、主動加入海外風險勘探的隊伍中來。第三，加大國際雇員的招聘力度，目前國內石油公司的國際化程度普遍偏低，懂外語、精專業、會管理的人才十分缺乏，導致許多海外風險勘探項目的骨干人員在合作過程中由于不敢交流、不懂國際慣例或盲目套用國內模式而受到外方抱怨甚至處罰，因而時常處于被動地位。招聘專業技術類、石油法律條款類、項目管理類等方面的國際雇員不僅可以緩解風險勘探項目的人員短缺問題，而且可以通過雇傭關系提高公司的國際化程度，使海外風險勘探項目在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待遇標準、采購招標及財務核算等方面規范操作，為公司贏得的形象和信譽，推動公司進一步開拓國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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