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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打有準備之仗，是取勝的法寶。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脫貧理論是對我們黨的共同富裕理論的發展和延伸，開創了新時期脫貧工作的新思路新境界。“精準”就是打勝仗的“準備”。

如何做到“精準”二字，“知”和“行”則是其核心要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認知不清，則行無徑。

推進精準脫貧，前提是認知的精準。

要認知貧窮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不可輕易戰勝。聯合國的數字表明，有10億的世界人口目前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是世界社會動蕩不安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經過多年的脫貧工作，使數億人實現溫飽，走向富裕，目前，仍有7017萬貧困人口，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自然條件惡劣的西部地區和邊疆地區。他們的貧困程度更深，脫貧的成本更高，難度更大。解決這些人的貧困問題，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而且事關區域的社會穩定和邊疆的安全。無疑，西部地區成了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

要認知數十年的脫貧成就輝煌，使我們對實現未來目標充滿自信。更要清醒認知我們面臨的困難和艱辛。目前，西部地區致貧因素多，返貧壓力大，既有富民產業發展滯后、就業崗位需求不足、防災抗災能力弱的問題，更有因病、因殘的突出問題。破解這些難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又不能久拖時日。同時，還要認知具體工作層面的矛盾和問題，比如一些數字虛假問題，資金虛報冒領問題，扶貧人員不接地氣問題，尤其是優親顧友等不公平不公正問題，亟須加以解決，切不可懈怠，否則，脫貧工作將事倍功半。

要認知精準脫貧不是普惠性的社會福利，而是補齊全面小康的“短板”，必須做到脫貧對象的甄別和分類，才能有的放矢。比如什么是貧？貧者，“分貝”也，即“錢財從一家轉移到多家，家室空空”之謂也。從這種意義上說，貧與窮是有區別的，貧與弱的概念也有所不同。簡言之，“貧”是有潛在能力或現實能力的，是需要輔以一定的條件以使其實現轉化而已，“窮”則比“貧”的困難程度要深得多，是達到極限之意，多數是因為自身歷史原因抑或是自然條件不允許所致，對其扶助之力度比“貧”顯然要更大。相比于“貧”與“窮”，“弱”則是最深層次的，是近乎于無能或低能的群體。正所謂沒有區別，就沒有對策，既然要精準脫貧，當從區別入手，那種眉毛胡子一把抓兼口號連天是沒有多大出路的。

所以，只有認知精準到位，行動才能有所遵循，才能富有成效。比如給貧者以機會，給窮者以幫扶，給弱者以保障，就是行之精準的開始。

行之主要路徑，中央明確提出，是全面實施“五個一批”，各地應因地制宜，靈活施策。通過資金技術之扶持，給貧者以發展特色產業或轉移就業之機會，為貧者打造造血能力。通過異地搬遷安置，確保窮者挪出窮窩，斬斷窮根。或者通過生態補償，讓有勞動能力的窮者就地轉移為生態保護人員，增加收入。通過發展職業教育、技術培訓，提升就業能力，使貧窮者有更廣闊的脫貧渠道。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保障弱者這個最困難的群體，一個也不掉隊。

這是“行”的一方面，“行”還有更多更復雜的工作要做，比如，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脫貧的精準規劃，幫扶措施的扎實可行，幫扶項目的可持續性，幫扶資金使用的合理科學，幫扶人員的優選落地，考核管理工作的簡便有效，達標驗收的真實可信等等，都需要下功夫來梳理、安排和落實，都需要苦干、巧干和實干。

第2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一、以發展型社會政策為依托的內源發展觀

“內源發展”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出現，而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念進入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務領域，并引起各國關注的原因，是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一項研究計劃：“對促進適應各國社會實際和需要的內源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過程的社會文化條件、價值體系以及居民參加的動機和方式進行研究”。這一研究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總結二戰以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對各種關于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進行梳理，對它們的局限進行分析批判，特別是在各種現代化的話語系統下，后發現代化國家追趕型社會發展模式帶來的不良后果進行反思而提出的新發展戰略和政策思維。按照這種新發展觀，“一個社會不能完全照搬另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每一個國家都應根據本國的資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維結構和行動方式”，“找到適合其發展的模式和風格”［1］來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政策路徑，運用內源發展戰略來解決自己發展中的問題。而所謂“內源發展”的理念強調的是“發展是人民的發展。人民的發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創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們必須是來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從中形成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2］因此，“內源發展”的理念，是把發展看作“生長的人自己的一種行動（一種努力、一種創舉等等）”［3］，強調各民族在解決發展時，應該是一個“由人自己并為自己來完成的發展過程”，“把發展的各種目標、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術等方面的考慮都歸集到人的整體和統一體中去”［1］。內源發展觀的提出，將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焦點，集中到了人的主體性在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反貧困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哲學理念。對發展中國家擺脫他們對西方現代國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產生了重要啟示。但是，過于哲學化的討論，使這一理念往往陷入邏輯應然的理想狀態，而在實踐上限制了內源發展理論對人們開展政策思考的社會想象力。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的出版，以發展人的真實自由為目標的“可行能力”理論，使內源發展的抽象觀念能夠具象為由各種“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性保護所組成的個人主體性所需要的實質自由，使這一發展觀念的內涵得到了極大充實，其外延也擴展到實現人的主體能力的獲得所需要的條件。在他看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整體能力。”［4］而獲得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擴展人們的可行能力”，并通過它們的“相互聯系及互補性”而“相互強化”［4］，能夠增強人們應對現代化背景下市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挑戰的主體性。這將使我們在考慮發展政策時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并在建構以內源發展為內涵的反貧困行動體系時具有更深刻的實踐意義。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中，發展型社會政策形成了由眾多理論觀點和實際行動支持的研究譜系。這個譜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也包括了安東尼•吉登斯的社會投資戰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續生計理論、邁克爾•謝諾登（MichaelSherraden）的資產建設理論、艾倫•沃克（AlanWalker）的社會質量理論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會政策創新意義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論。這些理論的焦點都集中在以積極的社會政策干預窮人的生計過程，圍繞著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培育進行投資，消除對窮人的社會排斥，減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們的機會，增強他們的能力，形成可持續生計能力來促進他們的社會發展。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研究的譜系中，以梅志里為代表的整體性社會政策思維，在關于農村發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傳統上一般被主流現代化政策忽略的鄉村群體的利益置于優先考慮的位置”，將“焦點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決農村人群的迫切需要。”［5］這是一種把民眾置于政策議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種目光短淺和為實用主義所驅使的“民眾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義（或許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它是一種基于整體性社會政策思路的社會投資行動，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傳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的規范性社會政策的國家主義、市場主義或平民主義思路，而是融合這三種思路，針對個人、家庭和社區面臨的困境，建立國家、公民社會、民營商業部門和國際發展機構等政策行為人結合的共同行動，去增進他們的福利，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的競爭力，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抗擊社會排斥的能力［5］。按照這樣的政策思路，農村發展中的可持續生計策略應統籌考慮“所有與生計維持相關的機遇與制約因素”。既要強調受益人的參與，也要協調政府部門、營利性機構、發展機構、社區和志愿者組織等的行為。要采取社會投資的方式去發展農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他們增加各種資產性積累創造條件。“因此，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實行傳統的福利項目（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關鍵性的非福利部門（諸如農業和資源保護部門）進行社會投資的方式來實現。”［5］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框架的陳述中，梅志里也特別提醒到，盡管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單一機構來解決農村發展問題，而必須將多重行動者考慮在內。”但是，“善加組織”，注意協調不同機構、不同參與者的行為，以產生“整體大于部分”的結構性效果，也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歷史的經驗證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責任分擔的問題，不同的參與者和發展政策往往會相互競爭，彼此抵牾，導致農村發展計劃的失敗。譬如“有關受益人（或稱‘利害關系人’）參與的說法常常有高估現實的問題。”“要想把那些在社會層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間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納入發展工程和項目之中，會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難。”“一堆機構不恰當地湊在一起，各個組織以一種惡性的方式進行競爭并且毫無必要地重復行動（就像在‘整合性農村發展項目’的案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不僅會使扶貧計劃失去預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會破壞人們對發展的信心和對各種發展計劃及其行為者的信任，使農村發展失去社會基礎。因此，在可持續生計計劃的工具性運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國家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也應注意發揮非政府組織在服務供給領域“容易與草根階層打成一片”，調解他們與政府關系的作用。同時也應該看到，地方社區“經常擁有極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關于地方生態和自然資源的地方性知識”，發揮他們的作用對實現發展目標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國際發展組織對地方社區所提供的財政支持和服務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動了社會政策的變革。而私人部門作為可持續生計戰略的“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為農產品拓展營銷渠道，也可以通過特殊的安排為小農產生者提供貸款。”總之，組織協調各個行為體之間的行為，與受益人進行充分的協商，“確定正確的先后順序和建立最為恰當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關鍵環節。”［5］

二、“精準扶貧”中的內源發展戰略

“精準扶貧”是中國政府根據到2020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以及“到2020年讓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既定目標”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貧政策新思路，也是國家在總結以往扶貧工作的經驗，針對目前扶貧開發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如對貧困人口的“底數不夠清、指向不夠準、針對性不夠強”，“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現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針。它把“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必須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切實提高扶貧成果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③作為現階段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確了“精準扶貧”的目標和方法，成為各地開展“脫貧攻堅”行動的指導原則和行動綱領。在這一政策方針的推動下，全國各地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組織大量機關干部“入村包戶”，訂立目標責任制，舉地方財政之力，實施“脫貧攻堅”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精準扶貧”攻堅行動來落實中央決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顯的效果。但是，在這一重大的國家行動戰略的落實上，如何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實現“扶貧成果的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的目標，一些地方的做法卻需要進行反思。比如“誰來扶”和“怎么扶”的問題，許多地方采取的是領導干部做表率，干部職工總動員，入村包戶，一對一，面對面地開展扶貧行動。這些措施以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為特色，以政府機構為主體和行動者，在精準扶貧的力度上也顯得非常有力，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貧困人口的關心和負責任的態度。然而，我們知道，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有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到了脫貧攻堅的階段，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的中西部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絕不僅僅是靠政治行動和經濟干預措施就能解決貧困，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包括貧困群體在內的更多的行動者參與，以復雜的方式去應對復雜的問題，才能切實提高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實現現有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的目標。因而，所謂“誰來扶”的問題，實質是誰是扶貧的主體和行動者的問題，而“怎么扶”則是如何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讓包括貧困者和專業發展工作者在內的相關主體也參與到“脫貧攻堅”的行動中來的問題。按照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貧困行動是由多個行動者組成的行動體系。其中，政府和行政體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導地位，專業人員和專業隊伍的參與也是重要的保證。但是，“真正的扶貧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幫助貧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個過程”，要在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上下功夫”④。從這一基本的方法論要求來理解精準扶貧，我們必須明白，過多的政府干預，過大的物質、技術和資金投入而又缺乏貧困者在脫貧過程中的責任擔當，可能帶來的后果是使貧困群眾、貧困家庭、貧困社區產生依賴性，削弱他們自主解決問題的主體性和意愿。因此，“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繼續推進開發式扶貧，處理好國家、社會幫扶和自身努力的關系”的原則①，對于解決好“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具有從戰略到實踐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政策指向性。從內源發展的觀點看，“精準扶貧”應該瞄準貧困者的主體性培育，通過激發他們的內生性動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內源發展的主體，使之能夠參與到脫貧行動中，才能以內源發展的社會政策思維助力“精準扶貧”——最終實現可持續的脫貧發展。從發展可行能力的視角來理解“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我們首先要把主體看作是一個由個人主體和社會系統組成的社會主體。它的內核是由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思想觀念與價值觀組成的主觀世界。然而，這種主觀性又是來源于它所處的生活世界：一個由它所生活的環境、文化、習俗、教育、制度和體制組成的社會系統。個人主體由這個社會系統所形塑、改變和再造。因而，任何主體的發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應從其所處的生活世界的改變入手，通過制度體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區的移風易俗和文化創新、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資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動來實現。也只有如此，“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才不是單純樂觀主義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論的主觀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也才能成為貧困地區通往全面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又是和“扶持誰”這一前提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為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當前我國農村的貧困問題和貧困人口的構成及其特點。這是在精準扶貧中培育貧困者主體性，推進內源發展的前提。在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資源、機會和財富的分配不公帶來的城鄉差別、地區差異和個人家庭收入差距擴大變得越來越嚴重，農村貧困格局也發生了新變化。李小云最近提出，農村貧困格局的新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催生大量的貧困人口，從貧困特性上看，可見這種貧困稱之為轉型貧困”。這一部分貧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機會在轉型中獲得發展機會而擺脫貧困，另一部分則會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貧困，還有一部分則會落入貧困陷阱，形成貧困的增量。“二是原來一直沒有擺脫貧困的，而且處于貧困代際傳遞狀態”［6］。這兩部分貧困人群構成當前農村貧困人口的主體，增強他們的主體性，激活他們的內生發展能力，就成為精準扶貧的關鍵議題。在增強貧困人口的主體性、實現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內源發展過程中，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是兩項彼此關聯的實踐性議題。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工業化的沖擊下，農村社區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農民失去了社區依托，變成脆弱群體。近年來，國家加大對農村開發扶持的力度，出臺大量涉農政策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遏制了農村社區衰落、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和農民增收乏力的趨勢，一些區位、交通和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社區，在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中甚至反超城市，成為富裕農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較深、貧困人口存量較大的地區，社區衰落、勞動人口流失、資源匱乏，且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仍然是困擾社區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基本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社區建設來夯實基礎，借助“脫貧攻堅”計劃和“精準扶貧”措施，通過扶持農民合作組織、建立社區發展機構、發展農村教育、豐富農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等社區重建措施，激活社區潛能、整合社區資源，重建農村自組織體系來推動農民的組織化，增強社區、家庭和個人抗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各種生活風險的能力，形成以“社區能力建設為基礎的內源發展”［7］新格局。在這個過程中，貧困者的主體性將由個人主體聯合為社區主體，生存方式也將由原子化的個體生存轉變為組織化生存，自主性及主體能力將得到極大的提升。在農村反貧困的行動中，通過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來提升貧困地區農民經濟能力，一直是扶貧工作的主要議題。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通過提供政策、資金、技術，以項目化的方式扶持產業，建立專業合作社等方式來激活農業生產潛力，發展農村經濟，開發式的扶貧政策在實踐上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和國民經濟中第二、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越來越遠離貧困人口所能從事的產業……長期以來一直具有很強的減貧效應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6］，發展農業產業的減貧效果逐漸降低，靠開發式扶貧政策解決那些受脆弱性影響較大的貧困人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解決貧困人口生計能力不足為主要目標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就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作為發展型社會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續生計的發展思路，“其具體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諸如貧困、脆弱性、農場體系、參與性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5］它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生計維持系統包括人們所擁有的能力、資產和維持生活的各種活動。對于可持續的農村生計而言，它追求的目標是多重的，既追求人們收入的增長，也要考慮增加他們受教育的機會、減少脆弱性和規避風險的社會保護與能力提升。而要實現這多重目標，就必須對人們進行社會投資：投資于教育、健康、從事各種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技能，以及改善環境和改變生活態度的能力與方法。通過這種社會投資，形成對他們有實際意義的可行能力，即擁有自主開展生計活動的財政資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資產性資本，為推動他們的內源發展提供支持。但是，內源發展并不是僅僅由社區和個人單獨的行動構成的，尤其是處于困境中的貧困人口和貧困社區，其資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來激活內生動力，也需要有政策體制的支持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因此，內源發展戰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來幫助貧困人群和他們的社區改善環境，為他們的生計發展提供支持。通過外因激發內部活力，為農村社區的內源發展提供協助，就構成關于內源發展戰略的完整內涵。

三、通過農村社會工作推動“內源式”精準扶貧

農村社會工作是以“促進農村社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發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質，增強社區凝聚力，提高村民的發展能力，達到農村社區的公平、公正、生態、和諧的可持續發展”［8］為目標的社會工作樣式。專業化的農村社會工作是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引導下，以社區為基礎，以促進農村人們的自主發展為目的，運用社會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協助村民以自我發展的方式，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實現農村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方式在社會現代化變遷中的轉變與發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國的農村社會工作發展出一系列以反貧困和社區能力建設為基本議題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并在實踐中開展了以促進社區參與、改善社區治理、提升社區能力、發展社區文化、推動社區建設為內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圍繞扶貧、生計發展、能力建設、文化建設、城鄉互助、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社區服務、農村生態與環境保護等不同議題，為個人、家庭、社區提供服務，在所開展服務項目的農村社區產生了積極影響，極大地改善了這些社區的狀況。在這些實踐經驗中，堅持以人為本的社區內源發展，激活人的潛能及其身邊資源，支持村民自主發展，作為農村社會工作的基本經驗與核心價值，對反貧困及社區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實踐價值。總結這些經驗，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將對“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產生積極促進作用。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中，以促進農村社區內源發展的理念為指導的農村社會工作，首先將人置于戰略的中心地位，把精準扶貧的重點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發貧困社區、貧困家庭和貧困者的主體性與自我發展責任能力為基本著力點，關注他們的生活形態，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愿，發現他們的優勢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們的真實需要，用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助人方法去影響、改變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促進其發展動機的形成。我們之所以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精準扶貧的重要性，是因為在以往的“扶貧”實踐中，盡管也談“以人為本”的原則，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貧困群眾的物質需要當作工作的重點，把技術、項目和資金的投入當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視受助者的想法和內心感受，忽視生活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和制約，以及他們在面對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中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與知識，在各種壓力和挑戰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貧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從優勢視角的觀點出發，“致力于動員村莊及村民的力量（資源、智慧、知識、能力等）來實現他們目標和愿望，以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9］而社會工作者則以協助者、陪伴者的角色開展服務，運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發展貧困者的主體性，通過發掘他們的潛能，活化社區、家庭及個人的資源，來促成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格局。農村社會工作在反貧困中的另一個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設為重點開展精準扶貧。按照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觀，真實的自由是建立在人們所具備的可行能力基礎上的行動自由，即對生活中的挑戰和風險能夠做出積極的回應，從而使他們擺脫困境，得到發展。在這里，社會工作所倡導的能力建設，不是簡單地培養和發展某種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技能的問題，它也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觀和一種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與發展的過程。它是一個新的技術、方法和技巧的掌握與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世界觀的轉變相結合的整體成長過程。因而，在反貧困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必須把“精準”放在人的轉變上，以“助人自助”為出發點，“自助助人”為歸宿，把“授人以漁”和“授人以魚”結合起來，開展以能力建設為重點的精準扶貧，把扶貧的著力點放在社區能力、家庭能力和個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針對貧困社區的社會環境、文化特質、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經濟狀況，以及貧困人群個人和家庭的具體困難，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技巧，不僅給予他們資金、技術、信息、生產經營、市場營銷等技能層面支持、輔導和培訓，也針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適應農村發展和現代化的缺陷和不足，開展觀念更新和行為改變的社區教育、個別輔導。增強他們應對困難和挑戰的能力，提升他們抗御生活風險、發展生計的個人家庭能力和社區集體行動的能力。農村社會工作推進精準扶貧的第三種策略和方法，是針對當前農村社區組織化水平低，生產的個體化和社區生活的原子化導致的社區衰落，開展農村社區的組織建設。組織是人類應對自然和社會壓力與挑戰的最有效方法。通過組織化，人類擺脫了自然生存的狀態，以各種形式的組織聯合起來，進行合作交往，建構出形態多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對于貧困社區和貧困人群來說，組織化或再造組織化的社區及其個人的生產、生活形態，對實現他們的脫貧發展及政府實施的“精準扶貧”目標，具有關鍵戰略的意義。誠如德魯克所說，“現代社會，經濟和社區的核心不是技術，也不是信息和生產率，而是作為‘生產’成果的社會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組織機構。”［10］然而，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市場經濟不斷向農村擴張，農村地區個體化的生產方式和原子化的社會狀態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要求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區的組織化也愈加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貧困地區的農民不組織起來，會使他們“在面對有組織的市場力量和變化莫測的市場風險與社會風險時，變得非常脆弱和無能為力。”［11］因而，推動農村貧困社區的組織化，以有組織的方式去解決貧困問題，也就成為農村社會工作介入“精準扶貧”工作，協助農民脫貧發展的重要內容。從以往農村社會工作的實踐來看，運用社區組織的社區工作方法和溝通協調、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組織農民開展自助互助活動，幫助他們建立專業合作組織和社區協調組織，引進社會組織為村民提供解決他們生產和生活問題的協助和支持，對凝聚社區共識，激發社區活力，完善貧困治理結構，實現社區的內源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農村社會工作在參與“精準扶貧”的攻堅行動中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移風易俗，推動貧困社區的文化建設。

第3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農村扶貧工作心得體會1

 

用心扶貧

 

對貧困的群眾，我們心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同情，很多的基層干部也是從貧困中走過來，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更加增強我們抓好扶貧攻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這是用心扶貧的必要條件。在一家一戶的走訪過程中，太多的臥榻病床的老人、太多患有絕癥的病人、太多渴望走出困境的村里人，這些更加的驅使我們用心去幫扶他們。

 

扶貧攻堅對各村都有任務、有指標，還要納入最終的年終考核。如果僅僅把扶貧當作任務，為駐村而駐村，敷衍了事的填寫扶貧手冊;為入戶而入戶，表示我來過、我見過，然后紙上談兵，這些被動的扶貧、被動的工作，沒有一絲的責任感，如何能夠用心。在奮斗在一線上的黨員干部，從內心深處懷著對弱勢群里的關愛、對困難群眾的同情，堅持行善向善的信念，變任務為責任，變壓力為動力，充滿激情、充滿愛心積極主動地投身于扶貧攻堅戰中。

 

用新扶貧

 

扶貧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實施項目之初要尊重群眾，積極了解群眾的真實想法，了解他們對未來的規劃。站在他們的角度上思考問題，黨員干部要有扶危救濟的擔當和準確的自我定位，樹立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而不是自我標榜道德高地，高高在上、頤指氣使，不斷的反駁群眾的意見。

 

在扶貧工作的過程中，把貧困群眾當作親友，傾聽他們的訴求和想法，設身處地的謀劃、實事求是的規劃，維護他們的人格尊嚴，保護他們的脫貧愿望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以白塔畈鎮項沖村為例，鎮村兩級干部白天走訪入戶，在田間地頭、山場茶園等處與貧困戶交流，結合實際，與幫扶結對的萬盛集團制定養鵝計劃、發展光伏扶貧、通過村里種養殖大戶帶動群眾、與石料廠簽訂協議雇傭具有勞動能的貧困戶等切實可行地措施幫扶貧困群眾，同時以大病救助、民政救助、雨露計劃等方式幫助生病的群眾和學生渡過難關，讓貧困戶對生活充滿希望，充滿正能量去面對現在的問題，加大智與志的幫扶力度，永久脫貧、直奔小康才不會是一句空話，不是遙不可及的愿望。

 

用沒用心和新，群眾是有感覺的;被動扶貧和主動幫扶，群眾是心知肚明;有沒有將工作落在實處，群眾是看在眼里的。只有真心付出、真新幫扶，扶貧工作才會取得實效，而不是簡單的數字游戲，群眾路線教育的成果會更加鞏固，在攻堅戰役中會取得絕對的勝利，更加會體現出基層干部的自我價值。在四個全面戰略部署的引擎下，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驅動下，精準扶貧的車輪跋山涉水，深入基層，聯系群眾，開啟了十三五新一輪精準扶貧大計。

 

美麗婁星更是走在了精準扶貧的前沿。4月12日，區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部署全區精準扶貧工作，研究下發《婁底市婁星區關于開展千名干部下基層，解難惠民促發展統籌推進扶貧攻堅和群眾工作的活動方案》，力求經過在全區開展百個單位駐村、千名干部包戶、萬名貧困戶脫貧的百千萬活動來統籌推進扶貧攻堅和群眾工作。

 

扶貧是一項持久戰，更是一場攻堅戰。根據區委目標要求，要想在2016年實現婁星區12000多人脫離貧困，貧困群眾必須在弱鳥先飛理念的指引和滴水穿石精神的激勵下，開啟理解輸血、艱難換血、自我造血的奮斗歷程，經過授人以漁的智慧、技術、信心，真正讓困難群眾脫離貧困，掌握生存技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輸血先輸智。扶貧好比看醫生，對癥下藥必須精準到位。一是提升教育水平，從智慧的源頭上擺脫貧困。教育是強國之本，更是拜托貧困的根本，針對貧困地區，要完善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普通高中、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等全方位教育結構體系，針對貧困群眾，要結好教育幫扶對子，有的放矢。二是開闊群眾視野，培育致富意識，構建致富思維，增強支付本領，構建可持續內在動力。三是進駐專業團隊，精準識別貧困群眾、仔細研判貧困原因、正確選擇扶貧項目，因地制宜選擇適合本地區環境資源特征的特色產業。

 

換血當換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攻堅是一項系統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既要知民情，又要仔細分析，精準規劃，在全區貧困地區實現三個覆蓋：一是產業項目覆蓋貧困地區，抓住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的契機，將綠色、環保、生態新興產業想貧困地區傾斜，將產業鏈鏈接到貧困群眾家庭，解決貧困群眾無處可去、無處可發揮的問題，以興新產業的新技能帶動貧困群眾技術提升和創新;二是公路基礎設施覆蓋全村，要想富，先修路，僅有發動群眾籌資籌勞，共同把自家門口的道路硬化中單擔當起來，才能為當地的發展、當地人的發展掃除外部障礙;三是技能培訓全覆蓋，統籌農村資源，以黨建為龍頭，發揮黨員的優勢，帶動當地技能培訓的發展，開展農業技能和非農技能培訓，解決農民不會干的敢為和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難題，實現人人有一技之長，人人有用武之處。

 

造血當從心。心，最關鍵的就是信心。扶信心是扶貧的關鍵。僅有把貧困群眾的信心扶起來了，才能讓大家看到未來的期望，才有足夠強大的內因驅動有力的外部行動。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只要有信心，鐵杵磨成針，唯有在心靈的源頭改變人的思想，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原先等、靠、要的被動思想，才能真正幫扶群眾脫離貧困，逐步實現小康。

 

婁星區作為扶貧攻堅的先驅，干部群眾必須上下團結，齊心協力，艱苦奮斗，頑強拼搏，滴水穿石，久久為功，創新工作思路，因地制宜，精準發力，確保如期啃下全區脫貧這塊硬骨頭，確保全區民眾如期實現全面小康。

 

農村扶貧工作心得體會范文2

 

扶貧工作就是一項解決民生實際問題，聯系群眾最直接最根本的工作。開展扶貧工作，實現貧困地區脫貧奔小康，離不開黨的關心與支持，更離不開地方自身凝心聚力，不懈奮斗。

 

我是x年3月縣局安排到子良鎮銅鎖崗村參加扶貧工作的。子良鎮銅鎖崗村位于石門縣東北部緊臨xx松滋曲尺河村，屬典型的山區村落，山上樹木多耕地面積少，沒有工廠，環境優美。縣局給我分配有三戶扶貧對象，都是x年建檔立卡戶，其中1戶扶貧對象、二戶已脫貧的后扶對象。二年的對口幫扶工作其主要收獲有以下幾點：

 

一是帶著細心去走訪，做到有的放矢。走訪戶前，要認真了解全村的基本情況以及走訪的群眾類型(五保，低保，扶貧戶，勞動力情況等)，群眾對政策的知曉了解情況。記得第一次走訪扶貧對象康某某時的情景歷歷在目，40多歲的漢子一人操持這個家，土坯房，家中一90多歲奶奶生活還能自理，60多歲的母親癱瘓在床。由于要照顧家人原因，不能外出打工，只種2畝地，生活相當艱苦，不敢亂花一分錢，是一個大孝子賢孫，我深受感動。因病殘導致家庭貧困的現實在走訪時我都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并持之以恒開展幫扶。針對母親癱瘓幫助解決殘疾人輪椅;幫助申報房屋改造資金3萬元;針對農業生產缺少運輸工具，幫助銷售花生、油菜等農產品;幫助申報90歲以上人員高齡補貼、低保補助等，煥醒他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二是帶著誠心去走訪，做到將心比心。在走訪過程中，盡可能地到群眾家中看一看，聽一聽，重點了解群眾家庭生產、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如走訪后扶對象養牛專業戶向某某，我深入牛欄了解黃牛生長情況、飼料供應、疫病防治等情況，幫助打掃牛欄衛生、清理牛糞，老人很感動，同我拉起了家常。原來兩老身體多病，因缺少生產資金，空有一身養牛技術無處示展，兩個兒子40多歲了還單身。我同駐村扶貧組聯系，繼續幫扶。爭取產業獎扶資金3000元、小額信貸50000元、臍橙苗100株;帶著他的老伴到縣殘聯進行傷殘等級鑒定并積極幫助落實殘疾人補助。現在向某某一家干勁實足，養牛發展到50頭、養豬8頭、養雞30只、種地20畝、有一人外出廣東務工，他們一家正走在奔小康的路上。

 

三是增強對貧困山村的感情，提高認識，轉變工作作風。作為一名扶貧干部，要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去與村里的干部和群眾接觸、交談、拉家常，要抱著我是人民的公仆這種心態去工作，這樣才能接近群眾、融入群眾，使我們更好地開展工作。在處理困難群眾問題時候，要結合有關政策的基礎下，要有耐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一遍不行，要講兩遍、三遍。一次不在家，就走兩次、三次來調查處理解決問題。

 

看到扶貧對象家的變化，感受著他們對國家、對政府溢于言表的感激，我知道我這個幫扶責任人沒有辱沒黨的使命，我將更深入、更扎實為幫扶對象做實事、多做事，盡自己一分心，為黨的富民政策盡綿薄之力。

 

農村扶貧工作心得體會3

 

本學期我與**三位老師結對幫扶工作已經結束了。透過這學期的結對活動，我體會較深的是：這是一個同事相長的過程，在共同的教研活動中，互相學習，互相幫忙，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共同獲得很大的提高。

 

一、結合教師的原有水平，制訂師徒結對幫扶計劃

 

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特長、優勢，也各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我認真分析三位老師的特點，對于不足的地方，提出來一齊學習，使其在原有的基礎上能夠得到必須的發展、進步。最后根據這些，制訂出了本學期的結對計劃，并根據計劃開展一系列的活動。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很多地方還是需要虛心學習的。所以，本學期我把提高自身素質作為我本學期的工作目標之一。首先，我經常向其他教師請教，努力使自己在課題教學等方面有進一步的提高。其次，在其他老師上公開課時，我總是盡量安排出必須的時間前去聽課學習，并仔細記錄、認真評課，使自己在評課方面有必須進步。再次，在平時的休息時間里，我經常尋找有關資料、多看相關書籍，使自己的專業理論也有必須的提高。

 

二、結對幫扶，重點抓住這幾個方面

 

1、認真鉆研教材，對教材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概念，每句話、每個字都弄清楚，深入了解教材的結構、重點與難點，掌握知識的內在邏輯，明白應補充哪些資料;深入了解學生原有的知識技能的質量，學生的興趣、需要、方法、習慣，學習新知識可能會出現的困難，及時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精心設計教學方法，解決如何把已掌握的教材傳授給學生，包括如何組織教材、如何安排每節課的活動。

 

2、精心組織課堂教學，關注全體學生，注意信息反饋，調動學生的有意注意，使其持續相對穩定性，同時，激發學生的情感，使他們產生愉悅的心境，創造良好的課堂氣氛，課堂語言簡潔明了，克服了重復的毛病，課堂提問面向全體學生，注意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課堂上講練結合，布置好家庭作業，作業少而精，減輕學生的負擔。

 

3、要提高教學質量，還要做好課后輔導工作。初中的學生愛動、好玩，缺乏自控潛力，常在學習上不能按時完成作業，有的學生抄襲作業，針對這種問題，就要抓好學生的思想教育，并使這一工作貫徹到對學生的學習指導中去，還要做好對學生學習的輔導和幫忙工作，尤其在后進生的轉化上，對后進生努力做到從友善開始，比如，從贊美著手，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理解和尊重，和差生交談時，對他的處境、想法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4、用心參與聽課、評課，虛心向同行學習教學方法，博采眾長，提高教學水平。聽課是提高自身教學潛力的一個好方法，只有多聽課才能夠逐漸積累經驗。所以對每一次聽課的機會我都十分珍惜。這一個月，我聽了十多節課，逐步掌握了一些駕馭課堂的技巧。我聽完課之后，把那些教師上課時講到的記在聽課記錄上，然后對我自己的備課設計進行參考，將其他教師很多優點和長處應用到我的課堂教學當中去。

 

5、及時做好課后反思，加強課堂教學效果。所謂反思是指新教師應善于總結學習及實踐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現的問題，不斷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實踐方式，以獲得持續的終身發展，到達成長的質的飛躍。

 

三、做好示范，做好指導，共同提高

 

在這個學期里，我把每一節課都當成示范課，充分準備，不管是教具、教學過程都會精心設計，盡量把最好的方面展示。交流時，我們三人闡述備課的構思，備課時會個性注意圍繞授課目標安排教學活動。發現教學設計有問題及時改正，上匯報課或公開課時，盡力分析教材，設計出科學合理的教學環節，精心設計有層次有彈性的作業，并試教，盡量把優秀的教學活動匯報出來，以提高教育教學水平。另外，透過聽課、評課發現一些自己難以注意到的問題，及時改正。我評課時，會反饋很多她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優點和缺點。比如上課時和學生互動、小組討論、關注全體學生等比較好等優點我都給予肯定;對自己的缺點加以改正;還有一些，如重點難點知識的不夠突出、課堂上缺少激情，評價語言較少，整堂課時間分配得不夠科學等，我都直言不諱地指出來。

第4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關鍵詞：大數據；精準扶貧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5月20日

我國目前適用的貧困線是2014年確定的，即農村人均純收入低于2，800元可判定為貧困人口。按照此標準，我國仍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12.8萬個貧困村，很多貧困地區屬于歷史極貧地區。除京津滬3個直轄市外，其余28個省級行政區都存在相當數量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群眾。

2015年6月到貴州省進行考察，強調要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并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那么，如何在扶貧過程中做到精準呢？這就需要借助大數據來深度了解地區貧困狀況，做出精準的決策。

一、大數據概述

（一）大數據的內涵。“大數據”的概念最早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庫克耶在編寫的《大數據時代》中提出，指對采集到的所有數據進行分析處理，而不是用抽樣調查的方式對數據進行隨機分析。人類可以花費更低的成本，通過更加便捷的方式獲取數據中隱藏的價值和信息，也可以在分析數據的基礎上進行二次開發。大數據時代給人類深入探究事件的規律，獲取潛在知識，得到更有價值的商業信息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持。大數據有4V特點，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價值）。

（二）將大數據應用于精準扶貧的原理。在傳統的數據分析階段，我們一般是采用抽樣方式進行數據分析。這也就是說數據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樣本選取的隨機性，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是很難做到樣本選取的隨機性。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避免了數據樣本選取隨機的缺陷。“大數據”放棄了隨機抽取樣本的方式，而是將所有的數據充分利用進行分析。我們可以運用這種思維，在掌握所有貧困人口基本情況的基礎上對貧困人口選取多重角度進行分析，深入、透徹的研究貧困人口狀況，做出科學、精準的判斷和決策。

（三）將大數據應用于精準扶貧的技術支持。將大數據應用于扶貧，首先要有關于貧困地區的人口具體情況、經濟發展狀況、資源開發利用情況、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交通便利程度等信息。上述信息的取得則依賴于網絡、計算機和遙感測量等技術的應用。在信息采集過程中要求所收集的信息具有準確性、全面性，還要考慮到實用性和重要性。貧困信息采集工作結束后要將信息進行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以便后期使用時便捷。

二、利用大數據實現精準扶貧的過程

（一）利用大數據確定貧困對象。做到精準扶貧的關鍵點是確定精準扶貧的對象。粗放式的扶貧是通過樣本數據的分析，確定貧困標準后再選取合適對象，這種方式的弊端在于樣本的選擇不具有嚴格的隨機性，容易產生偏差。大數據下的精準扶貧避免了粗放式扶貧在樣本選擇上的弊端，其利用新技術摒棄了樣本分析的方式，轉向對所有數據進行分析，以數據的全面性和精準性為支撐。扶貧對象的確認原則是“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在傳統的粗放式扶貧階段，只有縣級或村級政府對扶貧對象才有了解。大數據時代下的精準扶貧可以為每一村、每一戶的貧困人員建檔，將貧困人員的基本信息、動態變化錄入平臺，建立動態化的貧困人員信息平臺。當然這種平臺的初設階段明顯存在工作量繁多的弊端，采集的信息全部需要錄入到平臺絕非輕巧。這就需要我們做好基礎準備工作：第一，建立信息錄入小組，按照層級分工進行數據的錄入；建立監督檢查小組，對采集的信息進行分析、核實，確保初始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第二，可以發動群眾的力量，形成自下而上的申報、監督制度。民眾可以按照國家頒布的貧困人員認定標準自行識別并確認自己、他人是夠符合標準，發揮民眾的自治性、監督性。這種監督管理可以提高信息錄入的精準性，也提高信息錄入的效率。

（二）利用大數據對貧困對象進行動態化監管。第一，利用采集的數據、信息建立貧困人員管理平臺并進行信息化管理，建立標準識別系統對貧困人員是否仍符合貧困標準進行動態化監管，提高系統的精確性、準確性，避免貧困人員認定的滯后性、靜態性的缺陷。在動態化的監管過程中，要做到對貧困人員的基本信息動態變化的全面把握與管理；第二，在平臺上建立資金管理系統，全面監督貧困資金的流動情況，確保資金的專項專用，確保每一筆資金能夠發放到每一個貧困家庭手中；第三，平臺要做到貧困人員有進有出，體現扶貧的動態變化。不可能每個貧困人員永遠都是貧困人員，平臺動態化的監管可以準確監控到已經脫貧的人員、仍處于貧困中的人員。實時更新或定期更新可以省去統計這項瑣碎的工作，也節省了人員設置。

（三）利用大數據對貧困人員進行預測。依靠對貧困人員的動態化監管可以做到工作重心從信息采集向信息分析的轉變。大數據的應用不僅僅局限于貧困人員的確定、平臺的建立，更重要的應用于對貧困人員的預測，這也是將大數據應用于精準扶貧的核心作用。將貧困人員基本信息、貧困地區基本情況運用數學、統計方法進行計算，對尚未發生事件進行可行性、可能性的預測。通過這種科學的預測，準確把握扶貧工作的實施效果，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數據的預測結果只是作為扶貧工作開展的輔工具，真正行之有效的扶貧政策和形式還有賴于因地制宜的政策設置和決策實施。

三、精準扶貧工作實施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建立工作責任制。2015年五中全會提出脫貧工作責任制理論，要求強化脫貧工作的責任考核制度，重點關注貧困地區脫貧工作實施效果。中央、省級政府加上財政支持，貧困地區積極進行商業性融資，整合財政支持和自籌資金研究開發和利用貧困地區的資源、為扶貧工作的進展提供新思路。工作責任制的建立不僅有利于脫貧工作的開展，還有利于上級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對領導班子工作的監督、檢查。工作責任制的建立有利于對資金的流向進行觀測，確保資金不得私用或濫用。

（二）調動貧困人員脫貧的積極性。有些貧困人員已經習慣處于生活的底層，也沒有積極性和上進心自我脫貧。這就需要領導班子鼓勵貧困人員積極采取一切方式進行自我脫貧，增強貧困人員脫貧的內在動力。首先領導班子應該鼓勵貧困人員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結合優勢進行互補；其次領導班子可以建立富足人員帶動貧困人員的互助制度。

（三）扶貧工作要徹底，切勿虎頭蛇尾。扶貧工作的開展不能一蹴而就，應該細水長流式的抓住重點堅持不懈。隨著“十三五”的到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迫在眉睫，扶貧工作進入了沖刺階段、攻堅階段。前期工作做得好，也需要后期系統的工作和政策來延續和支撐。政策制定要連貫，保障措施也要與時俱進，針對工作中出現的新狀況不斷地修正和調整。

（四）精準扶貧也要涉及到城市貧困人口。每當提起貧困人員，多數人想到的是貧困縣、貧困村，而忽略了在城市居住人口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貧困人員。城市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員、無業人員、殘障人員，他們雖生活在城市中，但依舊有可能生活在溫飽的邊緣，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生活都達不到。這就需要在精準扶貧工作中涉及到城市中的貧困人口。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設立專項基金，對喪失勞動力的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對殘障人口提供醫療救助保障，做到真正的精準扶貧。

（五）扶貧戰略思想的轉變。傳統的粗放式精準扶貧采取的戰略思想是普惠式，這種陳舊的方式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扶貧效果差。為了提高扶貧工作的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精準扶貧要求我們轉變普惠式扶貧為適度競爭式扶貧。這種方式充分調動了貧困人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貧困人口積極尋找致富途徑，使貧困人口自立門戶、自力謀生、自力更生，這樣才是幫助貧困人口脫貧最有效的方式。

主要參考文獻：

[1]公衍勇.關于精準扶貧的研究綜述[J].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5.3.

[2]羅江月，唐麗霞.扶貧瞄準方法與反思的國際研究成果[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第5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關鍵詞：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歷史文化名村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14日

一、概念剖析

（一）扶貧。“扶貧”即為“扶持貧困地區”，貧困具有相對性，是一個歷史和時代的概念。在我國，結合國家政策與當前國內環境，扶貧強調以政府行為為準，通過政府決策、資金下撥及基層援助等行為，對國內被判定為貧困的地區進行扶持，以達到貧困地區基本脫貧的目標。

（二）精準扶貧。1978年開始，我國開始進行貧困治理，貧困治理包括以農村制度改革減少貧困的階段、以貧困區域為主要對象的有計劃的推進扶貧、以解決溫飽問題的“八七扶貧”攻堅階段、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活，鞏固溫飽成果以及新扶貧開發綱要和精準扶貧的提出，歷經的這五個階段反映了我國扶貧任務艱巨，扶貧困難之大。

在我國，“精準扶貧”的提法發端于我國廣東地區。2007年，廣東結合本身實際情況最早提出扶貧要“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登記造冊”，明確要求集合全省的力量進行“精準扶貧”。

完整的“精準扶貧”內涵是提出來的，核心要義是“扶真貧、真扶貧”，改變過去粗狂扶貧的狀態，強調扶貧的精準度，從2013年提出的三個精準到2015年6月所提出的六個精準，扶貧政策是在不斷地走向精確化。精準扶貧是由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與精準考核構成的體系，四項內容有層次、有順序的開展。（圖1）

二、歷史文化名村的分布與發展現狀

（一）概念。歷史文化名村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紀念意義的、能較完整地反映一些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

（二）數量、分布特征及原因。到現今為止，我國已經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4年先后公布了六批歷史文化名村，每一批相比前一批，數目都有所增加，體現了國家對歷史文化名村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現總數目已達到276個，依據分布情況，將分布區域劃分為7個片區，現各片區中，以華東地區分布數量最多，東北地區分布數量最少。（圖2、圖3）

中國歷史名村逐年增加，從數據統計來看，在全國范圍內歷史文化名村的分布并不均勻，這里有片區所轄省市區比例不一致的因素，呈現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比重大，西部少數民族分布區相對比重小的趨勢。（圖4）

（三）發展現狀。村落被國家列為歷史文化名村，讓偏僻的村落走進人們的視野，部分名村利用現有的旅游資源開發旅游，如張谷英村、宏村等，但還有部分歷史文化名村是地理位置偏僻、缺少可發展的資源，空有一個歷史文化名村的虛名，如經濟水平、基礎設施等都是處于低水平層次，貧困問題成為部分歷史文化名村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精準扶貧對歷史文化名村產生的影響

自精準扶貧開始以來，現已在全國很多地方如火如荼地進行。歷史文化名村作為中國村落中有自己特色的一部分村落，在扶貧項目進行中，應當作為重點進行幫扶。精準扶貧對歷史文化名村產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扶貧中的十大工程來進行的，每一項工程都有一定的針對性。

（一）積極影響

1、對空間聚落分布的影響。精史銎墩攵云獨Т宀扇〉囊椎胤銎棟崆üこ袒岣謀涓妹村原來的空間布局，對空間聚落進行重新的調整。易地扶貧搬遷是指將生活在缺乏生存條件地區的貧困人口搬遷安置到其他地區，并通過改善安置區的生產生活條件、調整經濟結構和拓展增收渠道，幫助搬遷人口逐步脫貧致富。

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實施效果明顯，如山西太原市的北社鄉對秦家后7村共117戶進行實地調查后，面對交通條件落后、上學就醫困難等問題，展開搬遷工程，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易地扶貧工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名村空間聚落的布局，對部分存在地質災害隱患的名村而言，移民搬遷也是相對較好的出路，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2、產業結構的調整。精準扶貧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具體名村的調查，發現真正貧困的原因，從根本上提出發展之計。旅游扶貧、電商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訓等工程都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旅游扶貧是指通過開發貧困名村豐富的旅游資源，興辦旅游經濟實體，使旅游業形成區域支柱產業，實現貧困地區居民和地方財政雙脫貧致富。如湖南省會同縣的高椅古村，于2005年被確立為歷史文化名村，之前經濟發展狀況一直不理想，通過旅游扶貧，將該村建設為一個綜合性的旅游觀光休閑勝地，不僅當地人們順利脫貧，而且發揮了該村的旅游資源，進行了基礎設施建設，讓高椅古村走進了人們的視野。電商扶貧開發包括將名村建設為“淘寶村”、“電商村”等，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產品營銷，給偏遠名村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產業結構的調整主要是指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逐步轉化，提高產業值，讓歷史文化名村的村民逐步走出來，接收新信息，更好地在當地進行生產發展。

（二）消極影響

1、救急不救貧與返貧困現象的出現。精準扶貧政策主要是從物質上對名村進行幫扶，缺少對村民思想上的教育引導，物質的幫助只能暫時地緩解貧困。國家下撥的資金有限，在扶貧過程中，采取救急不救貧現象突出，不僅引發村民的不滿與不配合，還會導致后期貧困程度加深。返貧現象是指當政策力度減弱時，該村又會恢復原來的貧困狀況，只得到了暫時的改善，很大程度上無法根除貧困，扶貧工作的進行需要政府給予長期的關注與支持。

2、精準識別不足所帶來的不公平現象。精準識別是進行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提，識別的精度決定了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在識別貧困名村貧困戶的過程中，識別精度低會直接影響政策的推進效果，在某些實施地，不免會出現貧困戶未得到足夠的資金補貼，而脫貧戶得到資金資助的不公平現象。

四、精準扶貧在歷史文化名村實施中的問題與解決途徑

精準扶貧政策雖然已經在部分實施區域有所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實質性的問題，在政策推進的過程之中，不斷發現問題并及時解決問題，確保政策能真正地落實到人，落實到戶。

（一）問題分析

1、規模問題。貧困人口規模的確定不是基于科學標準識別出來的，而是基于省級扶貧部門測算結果自上而下分配的，在這種格局下，各地、縣、鄉獲得的貧困戶的指標未必與實際貧困人口規模相一致。扶貧部門分配的貧困戶指標與實際貧困人口不匹配，則會出現貧困人口與資金的問題，不利于扶貧工作的繼續進行。

2、識別問題。識別問題是指在扶貧之前，通過調查的各方面資料來判定該歷史文化名村是否成為扶貧對象的一個過程。識別問題主要分為過失識別問題與惡意排斥問題，過失識別問題是指在精準識別名村中的貧困村時，由于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問題而導致識別不準確現象的發生。惡意排斥問題是指承擔精準識別的負責人為了私利優親厚友，在識別過程中，不按照嚴格的要求進行貧困程度的判定，故意降低或者提高某地的人均收入，降低了扶貧的精準度。

3、資金問題。資金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源泉，包括資金投入的問題與資金用途的問題，隨著精準扶貧政策進行的白熱化，國家對扶貧資金的資助每年呈現上升趨勢，但在項目的進行過程之中，每村每戶具體能收到多少補助資金卻是不確定的。近年來，物價上漲，很明顯地消耗了投資的有效性，對特困村特困戶而言，暫時的資金補貼只夠人們用于一段時間的生活支撐。扶貧資金來源單一，主要是來源于中央和地方財政，沒有足夠的資金作為后勤保障，扶貧工作難以落實，微薄的補貼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二）解決途徑分析

1、因村施策。扶貧中的十大項目是要通過對各個名村情況進行精準調查，深入分析貧困的原因。項目的實施不能粗放漫灌，要強調針對性，主要是進行“扶農”，逐步依村落實幫扶項目、幫扶資金與責任人。精準幫扶是扶貧政策的關鍵，力求幫扶的準確性，遵循宜農則農、宜工則工的原則，切實深入改善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

因村施策的解決方案是建立在對名村了解的基礎上，從整體上去把握該村的貧困狀況，然后從細節上進行細化調查，貧困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現象，力求在短時間內發生質的變化，其可能性是不大的，只能從大的方向去把握，在政府的幫助與在村民自身的努力之后，貧困情況有所改善。

2、資金到位。經濟是扶貧的根本，多渠道的籌措資金會給扶貧工作帶來多一份的保障，如項目中的扶貧小額信貸正是為扶貧資金來源“造血”的一種方式。在住房建設上，對歷史文化名村現存的危房進行拆除重修，對破舊損傷的住房采取修復的方式；在教育的支持上，特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資助，適當增加教職工的工資；在產業發展方面，可以通過現金、實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補到戶。扶貧工作需要在“人”與“錢”兩個方面進行細化，確保實施的效果。

3、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精準管理是精準扶貧的保障，主要包括農戶信息管理、陽光操作管理與扶貧事權管理。農戶信息管理是指建立起貧困戶的信息網絡系統，將扶貧對象的基本資料、動態情況錄入到系統，實施動態管理。陽光操作管理是指建立扶貧資金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扶貧對象、扶貧項目公告公示公開制度，避免暗箱操作導致的應扶未扶，保證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在陽光下進行。扶貧事權管理是對各部門具體應該承擔的責任進行明確劃分，各部門應以扶貧攻堅規劃和重大扶貧項目為平臺，加大資金整合力度，確保精準扶貧，集中解決突出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1]王介勇，陳玉福，嚴茂超.我國精準扶貧政策及其創新路徑研究[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

[2]潘帥.新常B下我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研究[D].河北師范大學，2016.

[3]劉解龍，陳湘海.精準扶貧的幾個基本問題分析[J].長沙：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15.

第6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關鍵詞： 移民搬遷 扶貧 秦嶺大巴山區

目前我國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到2020年要實現全部脫貧，任務難度可想而知。目前偏遠山區農村的扶貧工作是脫貧攻堅工作中重點中的重點，本次調查報告以陜西省漢中市西鄉縣高川鎮秦嶺大巴山脈貧困區為例，經走訪調研、座談了解的方式對扶貧前沿陣地觀察，得到最新的扶貧信息。本文主要以移民搬遷這一扶貧主要方式展開敘述。

一、高川鎮基本情況

（一）地理環境

高川鎮位于西鄉縣東南部，距縣城73公里，北與茶鎮交界，東與馬家灣鄉接壤，南與五里壩鎮、鎮巴縣相連，西與石泉縣毗鄰。下高川集鎮是鎮政府所在地，是高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交通設施便利，通信用電完善。

（二）經濟模式

高川鎮主導的經濟模式以茶葉、生豬養殖、烤煙、勞務輸出四個方面為主。

1.茶葉種植。高川鎮地處高山，有連片的茶園，氣候、光照條件適宜茶葉的生長。高川鎮加大招商引資和融資力度，引進先進的茶葉生產和加工設備，提高茶葉技術加工水平。

2.生豬養殖。生豬養殖是高川鎮的另一發展支柱，然而養豬并未形成規模，養豬的人較少，活豬賣給殺豬匠，供應鎮上的村民食用。

3.烤煙種植。近幾年政府在大力發展烤煙種植業，烤煙成為一條農民致富的切實可行的方式，高川鎮成立烤煙新區，在各城鎮烤煙種植中名列前茅。

4.勞務輸出。高川鎮作為全縣勞務輸出重點鎮，輸出至經濟發達沿海地帶及直轄市。由于經濟不景氣，國內的外貿加工等行業紛紛下滑，薪酬很低。

（三）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方面，從西鄉縣到茶鎮的國道2006年開通，2011年修建茶鎮到高川鎮的公路，將來這條公路會加大加寬，公路修通了。近幾年基礎設施有了明顯改善，形成了以高川集鎮、八角樓居民點、下高川集鎮為重點，以茶鎮碾子亞路為主線，“三點一線”的小集鎮框架，基本消除制約高川鎮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瓶頸”。爭取籌措資金對薛河、紅廟、五星便民橋進行了修復，解決了三村245戶，632人的交通問題，完成了周家河飲水、五星大堰襯砌、集鎮供水等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了沼氣100口，小城鎮集鎮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

（四）災后重建

2008年汶川地震，受地震影響，上高川受損嚴重，主要集中在紅廟、老君、寶華、羅貫溝四個村。受政府重視，各村積極開展災后自救、災后重建，修建了一排排整齊的房屋，房屋外面也粉刷一新。全鎮災后重建292戶，房屋638間，涉及1160人；維修房屋541戶，房屋1131間、涉及1845人。經過幾年的發展，至2016年，高川鎮各村已經形成集鎮式發展社區，高川鎮的面貌也發生巨大的改變。

（五）人口分布

高川鎮的整體人口情況，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總人口是14672人，其中男性比例52%，女性比例48%，各年齡階段，14歲以下男性占12%，女性占10%，14歲至65歲的男性占34%，女性占32%，65歲以上男性占5%，女性占4.6%。總體來看，男性比例超過女性比例，女性少產生很多問題，青壯年比例相對較高，以外出務工和求學、在家務農為主。

二、調研情況反饋

（一）走訪移民搬遷村民

以高川鎮大樹村和五星村移民搬遷點為例，大樹村原住在河道及山腰容易發生不安全事故的村民，全部集中安置在位于大樹村道路兩側的新修建社區中。大樹村民在2012年至2015年三年時間，通過外出務工掙錢、銀行貸款的方式在道路旁新建了房屋。新建社區共集中村民30戶，共168人。房屋為一層兩間，有一個后院，院墻外是其他村民的田地。房子內部大部分沒有裝修，很少購置家具，經走訪了解大部分村民不愿意購置家具的原因，其一是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其二是常年在外務工，家具使用率低。房子多半為自己外出務工多年的積蓄所買，家庭貧困者也有在銀行貸款的。

（二）走訪大樹村黨支部書記

在2016年2月16日走訪找到了大樹村黨支部書記，了解了關于大樹村乃至高川鎮的一些移民搬遷及扶貧情況。近幾年國家扶貧力度比較大，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農民從較偏遠、道路不方便的山頂、山腰地點，搬到山下統一安置。總的說來，國家的政策是很好的，希望將農民集中在一起，脫貧致富。然而出現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農民可持續發展，挫傷農民脫貧致富的積極性。如集中安置起來，吃喝問題怎么解決，土地遠，怎么種糧食；無法發展養殖業，原有房屋廢棄，買什么東西要去鎮上買，沒有經濟收入；思想觀念沒有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也沒改變；移民搬遷后垃圾多。

（三）走訪大樹村外出務工人員

除去社區村民勞務輸出這一方式外，其他的如發展農業、副業顯得蒼白，務工常年在外，每年家里種地的人較少，因此發展農業不景氣。另外還有其他幾個方面因素，如地理環境原因、種地成本高、回報率低。每年水稻分兩次種植，先培育種子，栽小秧，再栽大秧。一畝水稻的每年產量是1000斤稻谷左右，計算成本每畝1330元，而每畝收益賣谷子在1400元，賣成大米收益在1610元，還不算平時管理費用。從數據統計來說，種植水稻，確實不能賺錢。據分析，目前制約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方式有城鄉二元結構、農業科學技術水平較低、涉農經濟體制改革，這里三者兼有。

三、思考及對策

陜南是國家集中連片的貧困重點地區，地處秦巴山區，包括漢中、安康、商洛三市。其地勢復雜、經濟基礎薄弱、自然災害頻繁、經濟發展不起來，貧困率較高。移民搬遷能夠有效緩減遷出壓力，降低貧困水平，對發展經濟、保護環境具有很大意義。移民與減貧的關系，不但決定移民工作的成效，還為其他地區提供經驗。精準扶貧，也是近幾年扶貧工作采取的形式，要反復思考“貧困者貧困的原因是什么”、“貧困者通過扶貧得到了什么”、“貧困者通過什么方式致富”這樣的問題，同時認識扶貧是一件復雜的事情。

（一）建立貧困檔案卡

目前黨和國家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概念，從基層來說，國家的好政策落實到困難的村民還是很難，真正精準扶貧意味著扶貧的受益群體必須是那些真正的貧困戶。要真正落實扶貧的名額縮減工作，當務之急是對貧困戶建立檔案卡。高川鎮扶貧的具體情況，要落實到實處，找到源頭。

（二）因地制宜搬遷

理論上移民搬遷對象要堅持“避災優先、扶貧優先”，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出現搬富不搬窮的問題，能搬出去的都是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社會資本，反而那些優先搬遷的村民卻得不到搬遷，因此盡可能防止扶貧不走樣，不要只注重搬遷的數量、速度，還要關注過程、質量和發生的問題。

陜南秦嶺大巴山區的移民搬遷，從山上遷到山下，配套基礎設施，是否就是扶貧，有待考量和研究。對于政府來說，搬遷責無旁貸，如果搬遷100戶，每戶的代價是10萬元，那么搬遷的總成本就是1000萬元，后期還應該有一系列的幫扶措施，而搬出后的村民未必滿意。這種搬遷工作不同房地產開發拆遷，需要巨量的凈投入。針對這種情況，或許更好的方式是不搬遷就不搬遷，因地制宜，如屬于自然保護區或確實不具備生存條件的，就要搬遷。如果實行大規模移民搬遷，中國人均耕地只有一畝多，安置是個大難題。山區新開田，代價高昂，地方的培育需要時日，所以在中國真正屬于移民搬遷的只占一小部分。

在整個扶貧中，移民搬遷遠非主體，應當綜合思考，因地制宜，適合用什么方式就采用什么方式。

（三）改善山區基礎設施

最重要的是，要改善山區基礎設施，許多深山區，在公路修通后，憑借山區的物產和資源條件，迅速變富的例子多的是。這些年，西南地區幾次大旱，靠新建的公路和鄉村公路和便道，山區的農民用打工掙錢的上千輛摩托，一邊掛一支水桶，在運水上起了關鍵性的大作用。絕大多數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的地方，并不是不創造生存條件，靠建小水塘、小水窖，在幾乎完露的石山上，一個村造出上千畝、幾百畝良田，大大改變生存條件的例子比比皆是。貴州苗嶺主峰的雷公山海拔1700多米高處的腳堯村，幾乎沒有什么水田，是苗嶺海拔最高的村，這個村靠種茶葉等由窮變富，每到采茶忙時，山下的人還要到山上去打工。由于種種原因，有些村取水點太遠，為一個村通電成本太高，即創造生存條件不如搬遷為好，才適宜搬遷，準確地說，搬遷是不得已才為之的方案。現在的村里，大批人員尤其是年輕人出去打工，客觀上減輕了山區扶貧的壓力。

（四）政府加強帶動引領

扶貧工作不是一時就能產生較大的轉變，當前的扶貧工作有一定的困難，因此，上級政府在審批重大項目時應重點向貧困地區靠攏，使得貧困戶真正受益。扶貧工作如果只指望貧困者自己發展脫貧致富是不現實的，貧困戶受到資金、觀念或者惰性的因素。要使他們擺脫貧困，需要加強指導和帶動。帶動和引領不是一對一的指導帶動，而是通過村干部或者致富能手發揮率先垂范作用才行，將貧困戶的脫貧需求、致富能手的發展需求和政府的領導支持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行。然而各方面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使得這三者不能恰到好處地結合，致富能手如果要壯大自己，肯定需要政府的幫助和群眾的加入，但是致富能手眼光的局限性，會不會利益獨享，是問題所在。當然，貧困戶受落后觀念的影響，生產經營的被動，需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但是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如果自我意識太強、不服從管理，也有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問題。另外，政府的項目幫扶有可能會浮于表面，不夠深入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強行完成任務，也是需要克服的方面。

參考文獻：

[1]馮明放，彭潔.淺析陜南移民搬遷面臨的幾個突出問題[J].特區經濟，2012.10.

第7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一、蒼溪縣旅游精準扶貧概況

蒼溪縣地處四川盆地北緣、秦巴山脈南麓、嘉陵江中游，幅員2330平方公里，轄39個鄉鎮、802個村（社區）。總人口79 萬，其中農業人口66.3萬。截止2015年6月30日，全縣有貧困村214個，貧困戶23196戶，貧困人口67946人。在貧困特征上，既有量大面寬、程度深的全省面臨的共性問題，也有邊遠分散、底薄災多、鞏固脫貧成果較艱巨的個性問題。

二、蒼溪縣旅游精準扶貧SWOT分析

（一）蒼溪縣鄉村旅游發展的優勢

1.區位優勢

蒼溪縣位于川東北深丘，跨東經105°43′―106°28′，北緯31°37′―32°37′，周鄰5縣（市）1區；處于廣元、綿陽、巴中、南充四市的中心腹地，三小時內可達到成都、重慶，四小時內鐵路、航空游可到達國內絕大多數省會城市，是四川旅游北環線上的重要節點。

2.資源優勢

作為紅四方面軍出發的紀念地、黃貓埡戰役紀念地的蒼溪縣，是全國百個紅色旅游景區之一和全國性的領導干部黨性教育基地和愛國主義示范基地，這里物阜天華，生態優良，特產富饒，具有特色的紅色資源、生態資源、農業資源和水利資源。

3.文化稟賦

古有“玉女鑿溪”、“火燒怪獸”的神話傳說；近有喚馬剪紙、川北燈戲的民間藝術；今有每年舉辦的 “中國?蒼溪梨花節”。在境內留下過足跡的有杜甫、陸游、張道陵等著名歷史文化人物，存有臨江寺、云臺山、西武當、白塔山等著名歷史文化景點，其中文化更是享譽全國。

（二）蒼溪縣鄉村旅游發展的劣勢

1.產品過于單一，特色氛圍不濃

鄉村有鄉村的氣息，有鄉村的人物，有田園的風光，有鄉土的風情，要充分體現出人文、藝術、風土景觀等鄉村特色，并以鄉村特色吸引客源，以鄉土文化促進發展，以鄉土風情提升魅力，推動鄉村旅游多元化發展。

2.認識片面，主體作用不足

在旅游業扶貧開發的過程中，人口的參與度直接決定了扶貧效果的好壞。蒼溪縣在鄉村旅游的特色資源和客源沒有正確的認識和評估，破壞了鄉村旅游特有的鄉土人情，失去了鄉村性和鄉村意識，更談不上積極性。

（三）蒼溪縣鄉村旅游發展的機遇

1.黨政重視，旅游投入逐年增大

2014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旅游產業改革若干意見》（國發z2014{31號）首次提出了“旅游精準扶貧”的概念；2015年5月，旅游扶貧被列入我國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近年來，蒼溪縣委、縣政府也把旅游工作納入全縣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資金的投入上，每年都預算一定數額的專項資金，除此，還會對群眾的投資采取獎代補的方式，充分激發農民的積極性。

2.消費觀念轉變

以前，人們追求的只是簡單的觀光旅游，現如今，更多的是向休閑與度假旅游、體驗旅游轉變。游客流向也已從過去的全部涌入大城市逐步向回歸大自然轉變，人們更多的是向往生態享受和精神滿足。

（四）蒼溪縣鄉村旅游發展的威脅

1.旅游競爭壓力大

廣元市的四縣中，劍閣縣有著國家AAAAA級景區劍門關；青川縣，唐家河、東河口、青溪古鎮發展勢頭良好；旺蒼縣，有蒼王峽、古城山等旅游品牌。三區中，朝天區有曾家山明月峽；利州區有皇澤寺、千佛崖；昭化區有昭化古城、平樂寺。而與蒼溪縣直線距離不到20公里的閬中市更是擁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四大古鎮之――閬中古城。

2.資源環境壓力大

目前，蒼溪縣鄉村旅游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壓力比較大。存在著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問題，所以要從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科學的開展鄉村旅游，精準的進行旅游扶貧。

三、基于SWOT分析的戰略制定

總體上來說，蒼溪縣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目前的發展情況是優勢多于劣勢，機遇多于威脅。因此要把劣勢轉化為優勢，抓住機遇，規避威脅，持續健康發展。

第8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一、扶貧工作的二重性

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絕大多數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邊遠地區。這些地區或是干旱嚴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滲透嚴重；或是高寒陰冷，有效積溫嚴重不足，不適合第一產業農業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災害頻繁。除此之外，貧困人口居住地義都較為偏僻，遠離經濟中心地區，交通受阻，缺水、缺電，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發達地區的自然條件衡量，相當多地區都被認為是處于人類不適合生存的環境。同時貧困地區文化，教育，衛生等基本社會服務水平太低。據統計，貴州自1949年至1987年的人口平均增長水平比全國高16.7％。河北省貧困山區1949年到1988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3％。貧困人口大多數居住分散、偏僻，辦學條件差，教育設施落后，加之貧困戶生活困難，無力支持了女上學，適齡兒童失、輟學率較高，青、壯年文盲比例偏大。許多貧困縣的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分別達到10％和0.3％，比全國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到100％，而在貧困鄉鎮和村莊，情況還要嚴重。

面對貧困地區的這種現狀，政府公共財政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從1986年-2003年，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2245.7億元，以改善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發展地區經濟、增加貧困人口收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扶貧工作具有公共產品特征

政府主導并且以公共財政資金投入為主的扶持工作，是基于扶貧工作是一項公共產品的認識。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認識：

1．對于全社會而言，扶貧工作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的特性，消除貧困能夠為全社會帶來更多的正效用。

2．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是扶貧工作重要內容。農村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是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性因素之一。調查表明，針對現有扶貧形式中修建道路、解決人畜飲水、解決農業灌溉、進行農業技術培訓、增加教育設施投資，解決通電、通話，通廣播電視信號等項目，排在貧困農民需求前三項的是：修建道路、解決人畜飲水、解決農業灌溉。以往的研究也表明，以工代賑資金投入的緩貧作用明顯，可見貧困農村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提供對緩解貧困有重要作用。朱乾字(2004)通過多元回歸分析研究表明：以工代販這種扶貧資金的投入對于增加農業總產值、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和、減少農村貧困人口和降低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比率所產生的績效最好。而以工代賑資金恰恰是為國定彷困縣提供了農村公共產品。

(二)扶貧工作存在私人產品特性

擺脫貧困歸根結底是要貧困人口增加其自身經濟收入，絕大多數貧困人口的脫貧，要依靠其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增加收入。貧困人口要通過穩定的生產經營活動，可持續地獲得高于貧困線的收入，才能擺脫貧困，扶貧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我國扶貧工作的四個階段當中，1978-1985年的第一階段和1994-2000年的第三階段貧困人口的年均下降速度分別為9.43％和13.07％，明顯高于1986-1993年第二階段的5.43％和2000-2004年第四階段的3.42％。其重要原因在于第一階段由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村經濟出現了一輪超高速增長，農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第三階段則是政府采取了開發之扶貧新模式，改“輸血”模式為“造血”模式，在提供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等公共產晶的基礎上，促進了貧困地區具有競爭性的生產經營活動的發展，使得農村貧困人口出現兩位數的下降幅度。

以上分析充分說明扶貧工作具有公共產品和私人產晶的二重性，所以扶貧工作的機制也要圍繞扶貧的二重性構建。

二、反貧困工作中政府部門的職能

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但舊的計劃經濟模式和痕跡仍然處處存在，在許多經濟活動中還保留著一些原有的習慣，特別是基層政府工作當中，政府部門在一些競爭性的經濟活動中仍舊參與決策。長期以來，我同的農村扶貧工作是“政府主導”的扶貧工作。政府部門為幫助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增加收入，作了大量的工作，政府部門利用國家扶貧資金在貧困地區進行農村道路、人畜飲水、基本農田建設、扶持產業活動，甚至替代農民決策、落實扶貧貸款、為貧困人口選擇生產經營活動等。這些工作一方面取得了反貧圍工作的巨大成就，但過多地參與競爭性生產經營活動的決策，也抑制了貧困人口自身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影響了扶貧工作效率。

(一)現階段扶貧工作中存在問題及其不良后果

1．政府部門替代貧困農戶決策，抑制了農戶脫貧的主動性。我國政府為幫助貧困農村人口擺脫貧困，不僅通過以工代賑的模式投資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以無償的財政扶貧資金和貼息扶貧貸款的模式，為貧困地區競爭性的生產經營活動投入大量資金。中央政府不僅考慮了貧困地區公共產品的投入。還考慮到了生產經營性資會的投人，甚至還考慮到了貧困人口的生活費用支出。許多基層政府部門出于幫助貧困人口致富的愿望，主動積極地幫助貧困人口選項目、找資金、尋市場。久而久之，嚴重的抑制了貧困人口自身擺脫貧困的主動性，貧困人口，甚至部分貧困地區的干部產生了不思進取的“等、靠、要”消極思想觀念，一切等待國家和政府，一切依賴國家和政府，形成了越窮越懶、越來越窮的惡性循環。

2．大量的無償扶貧資金投入到競爭性生產經營活動當中，降低了扶貧資金效率。為搞好扶貧工作，扶持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生產經營活動，國家財政每年都有大量的無償的財政資金和貼息貸款投入 到扶貧工作當中。2003年國家扶貧重點縣得到的扶貧資金達到277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扶貧資

金39.6億元、以工代賑資金41.8億元、中央扶貧貼息貸款累計發放87.5億元。但是，在現有資金投入和使用的機制與模式上，上述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具體表現在：

首先，存在嚴重的資金漏出現象。焦國棟(2004)的調查認為大約有40％的扶貧資金沒有用于扶貧，而據另一估計，扶貧資會的漏出率超過50％，甚至高達70％以上。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2004年6月指出，審計署審計21個省(區、市))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扶貧資金，發現財政扶貧資金被擠占挪用問題比較突出，據國家審計署對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向全國592個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投入扶貧資金使用情況的審計，發現被擠占挪用、虛列支出、轉移資金和私設“小金庫”就達43.43億元，占被審計扶貧資金總額的20.43％。

其次，導致扶貧資金的嚴重不足。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征就是“短缺經濟”，由于價格約束機制，政府部門只能采用計劃分配的手段配置經濟資源，其結果就足長期的短缺與不足。我國當前的財政扶貧資金供給是無償的，信貸貼息扶貧資金利率遠遠低于市場利率，其結果必然是資金供給嚴重不足，雖然國家每年的扶貧資金總量在不斷增加，但永遠無法滿足貧困地區對資金的需求，各級政府職能采用傳統的計劃手段對資金進行層層配給。從而出現資金供給遠遠小于資金需求，影響了政府扶貧的效率；部門利益使政府扶貧開發出現多部門缺乏協調，降低扶貧工作效率；對扶貧資金的分配易出現平均化和權力尋租現象，從而導致國家在貧困地區投資重點不突出，難以形成生產上的拳頭，也常常使最貧困的人口無法得到幫助。

再次，資金使用效率不高。貧困地區貧困人口長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觀念使得貧困人口缺乏脫貧的主動性，相當一部分無約束的財政扶貧資金用于生活消費；投資于生產活動當中的資金也由于貧困人口缺乏決策參與，在遇到市場問題、技術問題等的時候，缺乏主動性。一旦項目失敗，不僅財政扶貧資金難以產生預期的效用，投入的貼息信貸資金也難以回收。中國農業銀行對河北省張家口壩上四縣(固定貧困縣)的調查表明，1999、2000年發放的扶貧到戶貸款到期收回率最高只有3％，最低僅為0.7％。

最后，單一的扶貧產業開發模式引起了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嚴重損害了生產者利益。在一些地方的扶貧開發工作當中，基層政府為求政績，片面追求“農業產業化”，追求“小生產、大規模”的生產效應，選擇某些單一的生產項目在區域內大規模推行，往往出現市場的供過于求、生產的大起大落，生產者利益嚴重受損。這種事例在國內屢見不鮮。

(二)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在于向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制定相關政策、法律調控市場，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凡是競爭性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應當有市場調控，市場競爭能夠調控的經營活動，政府就不應該直接介入。扶貧工作同樣如此。貧困人口能夠從事的牛產經營活動往往是分散的、小規模的、不具有壟斷性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在扶貧活動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應當主要表現在提供公共產品、為貧困人口從事的牛產經營活動提供幫助，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生產經營活動的決策當中去。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1．進行扶貧工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任市場競爭中，由于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人員素質，技術水平、經營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約，其生產經營活動競爭能力一般較差，因此，政府部門應當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方面向貧困地區傾斜，包括資金供給制度、稅收優惠制度、產業進入標準等，從而有利于貧困地區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2．基礎設施建設。2003年底，我國貧困人口的60.8％分布在592個國定貧困縣，在貧困人口聚集地，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嚴重落后，道路不通，缺水缺電、信息閉塞、教育落后、醫療衛生得不到最起碼的保障。政府要把大量的扶貧資金和精力投入到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既是最受貧困地區廣大貧困人口歡迎的項目，也是對脫貧最具散用的政府投資形式。因此，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扶貧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項工作不僅僅可以使貧困人口受益，還可以惠及項目區全體居民，促進醫域內經濟發展，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

3．提供技術、信息服務。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技術技能，經營信息閉塞，政府扶貧部門應當加大技術和信息服務的工作力度，為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提供幫助。

4．建立必要的社會救濟體制。貧困問題是一個相對概念，但也有一定的絕對性，在現有絕對貧困人口當中，有相當一部分老弱病殘貧困人口脫離于社會經濟生活以外，經濟發展以及開發式扶貧對他們毫無影響，其自身沒有任何脫貧能力，這一部分人口就需要完全的社會救濟。在我們的調查中，僅貴州一省現有的310萬貧困人口當中，鰥寡孤獨、呆傻癡殘的107.6萬特殊貧困人口，占絕對貧困人口的35％。同時，我國每年有相當一部分低收入人口因病、因災等問題返貧，臨時性的救濟可以有效的幫助他們擺脫貧困。

三、引入市場機制，促進競爭性產業健康發展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性經濟活動必須是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之上的，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必須如此。政府部門對貧困地區的產業扶持也要引入市場機制，依靠市場機制合理配置資源、調動貧困人幾脫貧致富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貧困入門的生產經營水平，起到緩解貧困，并最終脫貧致富的目標。具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必須自負盈虧，自主決策

在許多貧困地區，基層政府往往代替農戶選擇生產經營項目，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財政扶貧資金和信貸扶貧資金以支持這些項目，其結果大多數不盡如人意。一旦項目失敗，政府部門無法負責，作為生產經營￡體的貧困農戶無力負責。引入市場機制就要求農戶自主選擇脫貧的生產經營項目，并且要自主經營。政府扶貧部門可以為貧困農戶提高信息指導，技術幫助、市場咨詢，而不是大包大攬。

(二)減少對農戶生產經營項目的無償資金支持，培養其獨立的市場主體意識

國內現階段的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邊遠落后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這些地區長期以來經濟文化落后，基礎設施匱乏，文盲半文盲程度高，缺乏商品經濟的競爭意識。特別是在政府主導扶貧的情況下，他們對政府和基層行政組織的依賴，形成了一種對行政體系特殊的遵從心理和習慣，弱化了參與意識，并產生出對政府的強烈依賴和懶惰。同時，政府扶貧部門為完成上級部門任務，在政府扶貧資金的引導下，自覺不自覺地要求貧困人口的服從統一的生產部署，沒有調動起貧困人口的脫旋主動性。為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就要減少以至停止對農戶生產經營項目的無償資金支持，引導貧困人口樹直獨立的市場主體意識，參與競爭意識，逐漸培養貧網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促進貧困人口自主地發展商品生產，改善自身生活狀態。

(三)建立符合市場機制要求的資金支持體系

貧困人口擺脫貧困需要大最的資金支持，但是，我同長期的政府部門提供的無償財政扶貧資金和貼息扶貧貸款支持，根本無法滿足扶貧工作對資金的需求。對于基層政府和貧困農戶而言，獲得扶貧資金沒有成本，因而也就不去追求資金使用效率，導致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低。同時，這種扶貧資金的投入模式永遠滿足不了貧圍地區和貧困農化對資金的需求，使得扶貧資金永遠處于嚴重短缺狀態。政府應當建立一套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又必須自負因虧的貧困地區農村金融組織，廣泛地開展完全市場化的農村小額信貸，以滿足貧困人幾對資金的需求。茅于軾先生在山西的“茅式基金會”為這一問題的解決作了有益的探索，該基金會成功地解決了村民的信用基礎問題，確立并使得村民認同了游戲規則，他的做法符合經濟學以及金融學基本原理，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效果明顯，極具中國特色(鄒嘯鳴，2004)。

第9篇：脫貧攻堅概念范文

（一）主要做法

1.充分發揮群眾主體的作用。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其對象均是貧困戶，到戶受益也是貧困戶。因此，我縣扶貧工程堅持以群眾為主體，把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貫穿于整個過程。

2.注重整合捆綁資金。貧困村整村推進涉及內容多，要按照“渠道不亂，用途不變，統籌安排，集中使用，各負其責，各記其功”的原則，扶貧、財政首先把產業化扶貧、勞務扶貧、殘疾人扶貧等各類資金捆綁在貧困村內，其次縣鄉兩級都要協調水利、農業、畜牧等農口部門和國土、民政、教育等涉農部門資金共建扶貧新村，壯大了到戶資金規模。從項目的實施看，充分體現了各部門項目集中使用的扶貧效果，體現了大扶貧的理念。

3.拓展定點幫扶工作。以縣“掛、包、幫”工作機制為平臺，建立和完善市、區縣、鄉鎮機關、企事業單位聯系貧困村，領導、干部、黨員1+1幫扶貧困戶制度，把列入了年度扶貧解困目標的貧困戶作為幫扶對象。并主動向領導匯報，為今年啟動的每一個貧困村協調落實1名縣級領導聯系，1-2個縣級部門幫扶，有牽頭、有落實、有措施的明確了到戶機制。

（二）經驗

1.堅持扶貧首扶制。一是堅持“第一、特殊、瞄準、集中”安排扶貧項目資金，以貧困人口為首要對象，首先針對貧困人口的特殊困難安排部分資金解決；二把握首扶資金量和扶持貧困面。在落實首扶資金的基礎上，關鍵還要把貧困戶與一般戶同等對待規劃、落實項目資金。甚至在此環節也應充分考慮貧困戶的困難給予傾斜，甚至是全額補助。

2.確立重點和標準。即確立了財政扶貧資金規劃重點和標準問題，一是在規劃對象上，重點是到戶項目。新村扶貧資金重點規劃貧困戶到戶項目，其次是村級公益項目。二是在建設內容上，重點是生產生活條件和基礎設施。堅持解決貧困戶迫切需要問題的原則，尤其是重點規劃如：貧困戶危房、飲用水、連戶路、沼氣池建設項目。發展產業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區域布局、龍頭企業的覆蓋，新村扶貧資金對貧困戶生產發展需要適量補助，產業扶貧項目優先安排到村，協調農業、林業、畜牧等相關部門資金扶持。另外勞務扶貧培訓也優先選擇新村內的勞動力培訓輸出。

3.推行公告公示。推行3級公示公告制，即在媒體上公告新村扶貧的政策、對象、資金、建設內容等。村具體公示項目資金申請、申報、審核、審批程序；公示扶持的農戶和村級公益項目實施地點、建設內容、規模、補助資金，建設的標準等。入戶張貼到戶項目資金明白單。通過公告公示接受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督，真正做到全過程公開、公平、公正。

二、扶貧到戶工作取得的效果

探索完善了“扶貧首扶制”、“群眾參與制”、“競爭比選制”、“項目監理制”等一系列扶貧開發機制，其中，前十年扶貧開發到戶機制，客觀上引領了項目村通過參與扶貧新建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示范片的推進工作。

（一）實現了“水、電、路、氣、房”等基礎設施的提升及優美環境“六到農家”工程雛形在當地的示范。

（二）扶貧政策概念在一定范圍深入人心。例如，在前十年扶貧規劃中，代灣村屬省級新村改變最貧困、最閉塞的面貌，通過十年專項扶貧，交通有了極大的改善，基本實現了社社通泥結石路，基本消除了無房、草房等貧困現象，產業得到了發展，如小戶型水果產業、其它養殖產業等；中橋村更是受益于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僅水泥路份額占全鎮第一，關鍵是交通瓶頸的打開，也打開了群眾致富的門路與激情，群眾的精神面貌和前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形成以獺兔、柑橘為主的特色優勢產業，獺兔出欄數在全省居第一，是市級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三、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入戶調查63戶貧困戶（含扶貧戶、五保戶和殘疾人戶），涉及人口131人。以下是入戶問卷分析的結果：一是從經濟收入來源看，主要為種植業、養殖業、務工收入，經濟收入來源較單一。二是從收入水平看，63戶中有生產能力的48戶2012年的經濟總收入（毛收入，含生產成本和用功成本）每戶在2萬元左右，人均毛收入4400元左右，低于我縣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7600元），無法滿足正常的農業生產、看病、就學等需求，生活較困難。三是從家庭勞力看，有生產能力的每戶有2－4個勞力，人均耕地1.1畝，生產工具落后，淺丘地貌決定了勞動強度大，用工投入多，生產率低下。四是從文化程度看，主要勞力均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文化不高，觀念的落后，保守，不愿接受新技術，無技能資源，缺乏經濟意識，是導致貧困的根源。五是從生產條件看，“靠天吃飯”現象嚴重，又地處長江以北，缺乏水資源，蓄水條件差，常受旱。困難和問題表現在：

（一）產業發展特色不明顯，村級自我發展能力不強，家庭生產經營水平低。我縣不少地方缺乏擺脫貧困的特色農業項目生產經營未形成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緩慢，助農增收致富狹窄。由于生產經營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戶聯合與合作的組織化程度不高，規模化生產、專業化經營還在起步探索階段，直接影響到農戶家庭經營的水平與收入，若遇災害，農產品價格波動較大，農戶收益流失的問題相當突出。

（二）致貧返貧因素復雜，存在農民溫飽不穩定的問題。代灣、中橋村基本生產條件較為脆弱，僅靠扶貧開發單項投入和一般性投入很難形成脫貧減困的整體和持續效應。由于群眾的收入低且不穩定，一旦遭遇天災病患，極易返貧。據調查，正常年景下每年約有7%的農村低收入人口返貧，其中因病、因災、因子女上高中大學、建房和婚喪嫁娶返貧和舉債的占了大多數。

（三）勞動力輸轉水平低，勞務收入少。在我們走訪的63戶農戶中，60%的農戶都有一個勞動力在外搞勞務，工資性收入雖然占到家庭總收入的51%，但由于總體收入水平低，外出勞動力年均勞務收入僅在9000元左右。絕大多數勞動力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一定技能，主要以干苦力活為主，且輸入地和職業都很不穩定，經濟收入偏低。還有少數地方由于家庭生產離不開強壯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少。

（四）整村推進任務大，投入不足。中橋村正值整村推進項目村，代灣村是整村推進項目規劃村，根據目前進展，明顯趕不上發展的需要。同時從整體上看，由于整村推進點多面廣，村級項目需求量大，扶貧開發的效果有限，大部分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尚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難以為穩定提高貧困人口收入水平奠定良好基礎。

（五）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成為制約開發式扶貧的一個重要因素。大部分地區由于教育、衛生、文化等基礎設施薄弱，人才短缺，觀念陳舊，直接影響到社會事業的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在一些地方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許多“兩后生”未得到及時培訓，缺少一技之長。鄉村衛技人員數量少，技術水平低，服務能力弱，很難滿足群眾基本醫療和保健的需求。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比較普遍。不少鄉村各類文化設施幾乎是空白，人居環境臟亂差現象較為普遍，實現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的建設任務十分繁重。

（六）許多已建成項目后續管理跟不上，直接影響到作用效益的發揮。在過去10年的扶貧開發和各類建設中，實施了一大批與群眾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項目，一些地方存在著重項目爭取、輕管理服務，重完成任務、輕效益發揮的現象。同時我們還發現一些扶貧濟困的政策措施亟待完善。一些項目的實施違背了政策的初衷，比如農村危舊房改造，由于補助資金有限，特困戶自籌能力低，自設門檻，項目很難落實到特困戶。

（七）是扶貧開發工作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其它建設項目缺乏有效銜接，整合困難，全社會大扶貧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近幾年來，雖然社會各界對扶貧工作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但由于缺乏有效制度和工作機制的保障，實際工作中存在著單打一的現象。工作聯系、項目對接、資金整合還做得不夠，事關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如道路交通、農田水利、人畜飲水以及其它社會事業建設項目，時常出現各搞各的規劃，各確定各的項目，各下達各的資金，相互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往往造成有的項目幾家扶持而有的項目又無人扶持的問題，致使整村和整個片區推進效果不夠顯著。在行業、部門和社會扶貧方面，由于思想認識、重視程度和工作力度不一樣，扶貧效果往往差異性較大。

（八）是鄉村兩級班子建設需要加強，干部隊伍素質亟待提高。我們走訪的2個鄉鎮中，多數干部的事業心、責任心都較強，有為貧困群眾多辦實事的良好愿望，同時也發現一些鄉鎮領導思想業務素質不高，管什么的不懂什么，學什么的不搞什么。還有少數鄉村干部作風不扎實，一些扶貧項目的實施進度慢、質量差，后續管理服務跟不上，群眾意見比較大。不少鄉村干部存在著給多少錢辦多少事，單純依賴國家的思想，一些能夠動員群眾辦得了的事長期擱置，這也是影響扶貧工作成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對扶貧工作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的認識。當前扶貧開發已到了以重點貧困帶片為攻堅任務的關鍵階段，責任十分重大，必須將扶貧開發作為今后十年的重要任務繼續抓緊抓好。充分認識打好未來十年扶貧攻堅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制定特殊政策，采取切實可行措施，全力開展扶貧攻堅，有重點、分步驟地推進扶貧開發工作。充分發揮政治優勢，盡政府所能，傾全社會之力，多管齊下，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扶貧開發進程。

（二）結合我縣實際，科學制定十年扶貧《綱要》和“十二五”扶貧規劃，并制定好具體的分年度實施計劃。根據我縣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的實際，正確處理好全面推進與重點扶持的關系，做到區別對待，突出重點，保主保重，特別要注意由過去單一、零星的扶貧措施向集中扶持能帶動一方群眾致富的區域性主導產業轉變；由整村推進同時向特困片帶的整體推進（包括道路、農田、水利、人飲、水土保持、農村新能源建設等）轉變，集中力量解決好自然環境惡劣、基礎條件非常差的特困地區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切身的民生問題。

（三）把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放在扶貧開發工作的首位，其次加大整合力度。與貧困戶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始終是決定和影響我縣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必須把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農田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設作為打好扶貧攻堅戰的基礎性工作來抓。在規劃時，統籌各級各部門安排到縣的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在渠道不亂、用途不變的原則下，打捆使用、重點投放到產業扶貧項目實施區域，形成整體合力，提高使用效益，真正做到以扶貧連片開發促進支農資金整合、以支農資金整合推動扶貧連片開發。

（四）把黨在農村的各項惠民政策落到實處，認真做兩項制度銜接工作。通過開展兩項制度有效銜接工作，準確識別低保、扶貧對象，并對識別出來的貧困人口全部建檔立卡，實行動態管理。針對貧困人口不同的致貧原因，制定切實可行的幫扶措施，對扶貧對象切實加大直接扶持的力度，努力做到對低保對象應保盡保、扶貧對象應技盡扶。一是要嚴格按照中央和省上的各項政策規定，規范操作，增強透明度，提高公正性，堅決防止基層干部非法占有和優親厚友問題的發生，一旦發現堅決查處，從嚴處理。二是要科學劃分扶貧開發和社會保障對象，加快推進扶貧政策與社會保障機制有效銜接。

（五）瞄準貧困切實履行責任和監管。扶貧項目規劃必須瞄準貧困，根據年度項目區域、資金規模和其他具體情況和要求，按照一定比例或數量，由農戶參與公開評選，把原建卡而已脫貧的戶剔除，把新產生的貧困戶納入，經公示群眾無異議的戶即確定為貧困戶。這樣，才能瞄準項目區域“兜底”的農戶（貧困戶）扶持。扶貧實施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縣、鄉村和財政、扶貧部門要認真履職：財政、扶貧部門負責開展相應的培訓。村要加強項目資金監管，采取定期檢查（抽查）、村民內部監督、定期通報整改等制度，建立檢查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認真做到戶抽查，掌握農戶對項目建設的知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