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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我國FPI、FDI和外債流入的數量顯然具有非線性。FDI已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催化劑。我國FPI的波動則大得多，從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動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國FPI的波動與我國股市的波動有相似性，隨著我國股票證券市場的逐步開放，FPI的規模迅速擴大。由于中國漸進式改革及對證券資本流入的謹慎態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對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吸納能力。然而近幾年受全球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化浪潮的影響，我國也逐漸對證券資本流動有所放開，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著對證券資本內流的進一步開放，極大地鼓舞了國外投資者，但根據QFII制度實施的滯后效應，可以預見我國證券資本流入在將來不久即會恢復增長態勢。我國外債的規模一直不大，但近年來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日益高漲，特別是在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后，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導致海外套利資金通過外債形式大規模涌入。除FDI較為穩定外，FPI和外債的變動幅度大且非線性強，以外債為例：1985年的外債余額約為160億美元；1995年外債余額達到1066億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國外債余額達到4000億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國外債余額達到7852億美元，增長迅速。FDI、FPI和外債與經濟增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FDI、FPI和外債三者在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充滿著正負反饋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債之間的聯系也是多而繁雜，是一種典型的非線性結構。具體表現在FDI、FPI、外債與經濟增長存在正反饋機制，自我增長，自我擴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債與經濟增長系統之間可能存在互助機制，GDP增長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債，FDI、FPI、外債的進入規模也有助于GDP增長，兩者之間形成良性的關系。此外，FDI、FPI、外債與GDP的耦合效應，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債與GDP增長。為此，筆者決定以VAR模型進行四者之間非線性關系的辨析。

2我國國際資本流入變動與經濟風險關系的VAR模型構建

國外直接投資、國外證券投資和外債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是復雜的、非線性的，這四個要素之間不僅存在著因果關系，而且要素自身通過反饋影響其自身，使其整個作用過程極為復雜。VAR模型是以數據統計性質為基礎，把某一經濟系統中的每一變量作為所有變量的滯后變量的函數來構造模型的。它是一種處理具有相關關系的多變量的分析和預測、隨機擾動對系統的動態沖擊的最方便的方法。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債四變量中的互相聯系和自我反饋，筆者根據經濟增長的索羅模型構建四變量的VAR模型。

2.1變量選取

（1）FDI累積量（FDIS）

FDI從投資到產生經濟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時間，而經濟效益的全面展現根據行業的不同則需要4～10年。因此，當期的FDI流入并不對當年GDP的增長產生影響，當年的GDP應該是之前FDI等要素積累的結果。

（2）FPI累積量（FPIS）

在FPI的經濟增長的分析中，FPI自從進入市場到產生效益的時間雖然要短（略去了FDI審批環節），但FPI產生經濟效益的時間同樣存在延遲，因此采用FPI累積量。

（3）外債當年值（DI）

國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債，其經濟效益見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積效應同樣不可忽視。另外，由于外債分長期外債和短期外債，短期外債變化快，使用外債當年累計值已是最優選擇。（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標準，同時為了拋除經濟增長的慣性，GDP增量的選擇要更加合理。

2.2數據預處理

筆者考慮到1993年前我國兩次大幅調整匯率導致的數據波動，采用1993～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驗證，采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筆者對數據進行了預處理：

（1）凡以人民幣為單位的數據全部按當年的平均匯率折算為美元；

（2）所有數據均按GDP平減指數進行平減，以消除價格波動因素影響并獲取實際值；

（3）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有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所有數據取其自然對數值，以增強數據線性化趨勢、消除異方差，同時便于考察各變量對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債對GDP增量影響的重要性分析

筆者利用EVIEWS軟件對所構建的VAR模型進行了要素的關聯分析。中國經濟增長FDI存量的依賴巨大，中國經濟增長量的60%來源于FDI存量的帶動，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趨勢，這與已有研究結果相吻合；FPI存量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在15%左右，近年來略有小幅降低；外債的影響力在5%左右，近年來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資本慣性維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趨勢。FPI流入對我國資本形成及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已成為穩定的GDP增長的源泉之一，但遠沒有FDI的明顯。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債的規模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與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FPI大，外債對經濟的影響比FPI還小，說明當前利用FDI仍是我國主要的利用外資形式，這主要是由我國的經濟結構和比較優勢決定的，也與1979年我國自對外開放以后的政策有關。首先，在外匯管制、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條件下，我國引入國際資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債在國際資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顯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點決定了其流入雖然為我國增加了國內資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證券二級市場，而非流向國內實體經濟，由于FPI的短期圖利性，且流動性強，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會導致我國證券市場價格的波動，這種經常性的波動并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再次，隨著我國國內自有資本市場的不斷壯大，資金缺口在逐步縮減，再加之我國工業、農業等方面技術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國內流動資金的充沛，從而外債和FPI的范圍、投資額和投資空間都在逐步縮小，外債和FPI對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呈現持續降低。

4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動與GDP增長的風險分析

系統的穩定性是系統的重要特征。如果一個系統具有動態穩定性，系統具有一定的抗干擾能力。在實際應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它無須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是分析當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者說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這種分析方法稱為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被筆者用來解釋國際資本三種方式與GDP之間的互相影響。

（1）我國FDI變動對FPI、外債和GDP的影響分析

FDI存量的變化不僅能引起FPI存量、外債和GDP增量的變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變化，體現了FDI流入的資本慣性。由于我國FDI存量基數大，其影響力不容小視。FDI存量的變動對自身有著放大效應，這種表現為正反饋的放大效應在6到10年內達到峰值。FDI存量與FPI存量的變化呈現正相關性，FDI存量的增加變化會引起FPI存量的增長，FDI存量變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經濟增長效應顯現后對FPI存量的吸引會達到最大值，后期平緩下降。FDI存量變化在一年內對外債幾乎無影響，從第二年到第三年會呈現負相關性，FDI存量的增加會導致外債的短期降低；但是隨著FDI經濟效應的顯現，從第4年開始呈現正相關性，這是由于國內資金缺口的擴大，依然需要外債的流入來彌補國內資金建設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會對GDP增長產生正效應，這個正效應在4到8年期間的效應會達到頂峰，之后會平穩下降；反之，FDI減少對GDP的影響也是長遠且深刻的。

（2）我國FPI變動對FDI、外債和GDP的影響分析

我國FPI變動對FDI變動呈現正相關性，FPI存量的增加變化會在短期內引起FDI存量的增長，此反應極為靈敏；但是5年后開始下降，之后平緩下降使FDI存量趨于穩態。FPI存量對外債短期內具有負效應，由于FPI的投機性，在兩年后外債的需求同樣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彌補FPI短期投資性帶來的資金缺口；長期來看，FPI的偶然變動對外債影響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帶來的金融擾動應注意警惕。FPI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樣明顯。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對GDP增量有正效應，這種正效應顯現周期為4～6年，以我國數據來看，FPI的小幅變動對GDP影響不大。FPI存量的變化也會給FPI自身帶來一定的沖擊，這種沖擊表現為正相關性，類似與股市的跟風效應，但是衰減較快。

（3）我國外債變動對FDI、GDP和FPI的影響分析

我國外債的變動和FDI存量的變動具有正相關性，外債對FDI的吸引會在第2年達到頂峰。在第六年的時候會有第2個峰值的出現，之后穩態下降，趨于平緩。外債變動短期內與FPI存量顯示負相關性，外債流入緩解了短期資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隨著還款期的臨界，會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達到峰值，之后穩態下降，趨于平緩。外債的變動與GDP增量呈現正相關性，這種經濟增長效應在2年后開始顯現，在4到6年內達到峰值，這也是外債的作用發揮時間，之后趨于平緩，穩態下降。外債的自身沖擊表現的較為復雜，外債變化和外債存量短期內有負相關性，但是在第三個周期又開始有正相關，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歸于平穩。

（4）我國GDP變動對FDI、FPI和外債的影響分析

我國經濟的增長極大地促進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國國經濟的波動直接影響到FDI和FPI資本在我國的存量，其中FPI的反應更為敏感。我國GDP的增速每擴大一個單位，其吸引來的FDI增加0.3個單位，所以經濟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資金進入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魅力是FDI資金無法拒絕的誘惑。同時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變動在短時間內會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長期效益，雖然后期吸引來的FDI會逐步穩態下降。我國FPI存量對GDP增速也較為敏感，但是與FDI相比波動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擴大會在短期內吸引較多的FPI進入東道國，但是一個偶爾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長期投資，脈沖圖顯示在經濟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會逐步撤出；FPI的經濟增長效應顯現后，即4年到6年左右還會吸引FPI資金的到來，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國GDP增速對外債的影響最小，但是作用卻最為復雜，波動性極大，但恢復卻相當迅速。GDP增速突然擴大對外債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續2～3年，但從第4年開始由于經濟增長效應的顯現使外債會減少，同時外債數量會圍繞原來的水平震蕩，最后脈沖效應消失。GDP增速突然擴大會對GDP本身產生一定的增長慣性，也就是說上一年的增長的好，下一年如果沒有突發問題也會增長的不錯，其增長慣性保持的時間較長。

（5）同單位FDI存量，FPI和外債對GDP增量的變動比較

各個變量沖擊變量的廣義脈沖圖譜如圖7所示。從響應時間來看，FDI、FPI和外債分別變動一個單位，引起GDP增量變動的時間不同，FDI最慢，FPI與外債較快，這與FPI的市場性和我國發行外債的規劃性很強有關系。從響應幅度來看，我國FDI對經濟的投資效率已明顯低于FPI和外債，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響深遠，其對GDP增量的效益值約為3～4倍；外債投資對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結論

從VAR模型結果看，FDI是我國GDP發展的主動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資本慣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輕微作用，在我國現有體制內起的作用是積極的，而外債流入較FPI對GDP增量影響效果明顯，但也不是特別顯著，值得注意其對自身的影響波動很大，是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金融市場的一個不穩定要素，脈沖響應圖也更加進一步的說明了這一點。GDP增長率的提升會在一年內帶來總資本流入變動的增長。GDP增量對FDI、FPI和外債的響應最為強烈，我國經濟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流入我國的國際資本能否獲取預期收益，充分說明了系統的內因才是事物的主動力。FPI對FDI、外債和GDP增量的響應次之，由于FDI的長周期性和FPI投資的強流動性、強變現性等特點，故而FPI存量對我國經濟波動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債的波動雖然會在很短的時間穩定下來，這與我國強大的外匯儲備和經濟繁榮有關，舉債不難使其穩定性很高，但是外債的強流動性會給我國經濟和金融帶來巨大的沖擊，其波幅變動之大，變化之快，需要在國家層面予以重視。這和我國外債的構成有很大關系，短期外債超過長期外債占據我國外債份額的大部分。

第2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作者簡介：文小才（ 1970-） ，男，河南尉氏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博士后，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財政研究所研究員，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主要從事財政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5-0150-06收稿日期：2014-03-07

一、 文獻綜述

關于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較早分析了投資對資本積累的影響以及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資本是經濟增長最基本的決定因素。1936年，凱恩斯提出了投資乘數理論，試圖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解決經濟增長和失業問題。哈羅德、多馬提出了加速原理，認為經濟增加能夠有效地導致投資的增加，投資是經濟收入增加的引致效果。美國學者Summers （1992）通過統計證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李京文（1992）通過對我國1953年～1990年間的經濟情況的研究發現，這一時期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75.07%。胡春（2001）通過對1981年～1999年我國固定資產和經濟增長之間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在我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程度偏高，并導致了經濟的不穩定增長。蔣曉華（2007）通過對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分析，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用格蘭杰驗證了固定資產投資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李朝鮮（2007）通過研究也得出：投資波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一個原因，并且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增長存在著顯著的單向格蘭杰關系。劉金全等（2002）通過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分析得出：實際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之間有較強的當期相關性，在經濟增長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對于實際GDP具有單向顯著的格蘭杰影響；在經濟下行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和實際GDP之間具有雙向的格蘭杰影響。陳朝旭（2005）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格蘭杰關系檢驗得出：當因果關系檢驗的滯后期超過1年，存在實際GDP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單向格蘭杰關系。這說明經濟的增長為投資規模的擴大提供了物質基礎，導致投資率的上升。何慶光（2007）通過協整分析得出：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 GDP就會增長0.86%。

本文用1981年～2012年間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樣本數據，對其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并進一步分析了固定資產投資波動與經濟波動的關聯性，總結出了固定資產投資的波動效應規律。

二、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

（一）數據分析

一般來說，固定資產投資與國內產出都是時間序列變量，如果直接用傳統的經濟計量研究方法（回歸分析）會使得研究結果出現較大誤差（偽回歸），我們將在傳統計量研究方法基礎上對兩變量之間的關系用協整檢驗等方法進行研究，考察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著協整關系，即長期均衡的關系。下文主要探討固定資產投資FI與GDP之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

我國在 1981 年以后才進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數據統計，所以這里主要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期間為 1981年～2012年，此期間內我國FI（固定資產投資）與GDP及其增長率、FI、GDP 數據見表1所示：

對表1數據運用eviews 6.0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用Y表示GDP，X表示FI，我們得到計算結果的標準格式：

yj=28292.34+1.428628xj

S=（5189.970） （0.043754）

t=（5.451350） （32.65150） R2=0.972631

F=1066.121 DW=0.312986

SE=24269.12

可以看出，FI和GDP的相關系數約為0.97，兩者存在高度的正相關性，對FI和GDP進行一階差分后再計算兩者相關系數為0.92。如此高的相關性很可能是由于時間序列的不穩定性或者高度相似

的時間趨勢造成的。因此，要檢驗FI和GDP時間序列的穩定性。

（二）平穩檢驗

一般來說，對兩個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首先要檢驗兩者的平穩性，如果不平穩或者不是同階單整的就不能進行協整性分析。在穩定性檢驗之前先繪制Fl和GDP 的時間趨勢圖，如圖1所示：

圖1 1981年～2012年中國FI與GDP時間序列對比圖

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出，FI和GDP 存在明顯的時間趨勢，應該是不平穩的，需要對兩者的一階差分進行穩定性檢驗。運用Eviews 6.0 對數據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對FI、GDP進行ADF檢驗，可以看出在水平情況下和一階差分情況下是不平穩的，但在二階差分情況下，LnFI檢驗的tstatistic的值為-6.090382，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LnGDP檢驗的tstatistic的值為-5.685360，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因此，可以認為這兩個變量在二階時，有95%的可能性是平穩的，所以兩個變量是二階單型。由于原序列是二階單型的，不能對原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只能對原序列的一階差分進行協整檢驗，來研究GDP和FI的增量之間長期存在的關系。

（三）協整檢驗

進行協整分析主要是對離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離差平穩，那么變量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不平穩，則不存在長期均衡。

用OLS估計回歸模型：LnGDPt=a0+a1LnFIt+ut，從而得出殘差序列E。利用Eviews6.0，對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如下OLS模型。

LnGDPt=2.841353+0.816033LnFIt

t=（23.15845）（66.79762）

R2=0.993321 F=4461.922 DW=0.339057

計算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值，并對殘差序列E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檢驗的結論。LnGDPt與LnFIt是（1，1）階協整。說明了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回歸方程回歸系數看出，LnFIt對LnGDPt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

（四）誤差修正模型

上面協整檢驗的分析表明，殘差是平穩的，說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相互協整關系，LnGDPt和LnFIt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誤差修正模型則是為了分析LnGDPt和LnFIt之間的短期變動關系。誤差修正項用ECMt-1來表示，以協整方程的殘差序列Et為基礎。接下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LnGDP=34286.50+1.377882LnFI +1.165785

t=（6.618542）（31.89722）（2.370363）

R2=0.978643 F=595.7103 DW=0.169022

說明從短期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FI對GDP的推動作用具有一定的時滯。這是因為固定資產投資的效果并不能在短時間內體現出來，因而有一個滯后的過程。接下來通過 Granger 因果檢驗來進一步證明。

（五）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對于滯后期的選擇有時很敏感，不同的滯后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檢驗結果。對確定滯后階數的信息準則進行分析，得出最佳滯后階數等于2。利用Eviws6.0，對變量實際固定資產投資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進行Granger檢驗，分析結果如表4：

從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國民生產總值不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而固定資產投資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格蘭杰原因。短期內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大，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從長期來看，固定資產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與上面分析結果是一致的。

（六）FI 對 GDP 增長的拉動率分析

投資對GDP 增長的拉動率可采用以下公式計算：

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當前固定資本形成年度實際增量/當年GDP實際增量）×100%

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拉動率=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率×GDP增長速度

計算結果用表5和圖2表示。

圖2 1981年～2012年投資對GDP 增長的拉動率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總的來說，投資對 GDP增長都表現出較強的拉動作用，并體現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1953年～1990 年資本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 75.7%，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源泉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異。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投入物使用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遠大于投入物數量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在我國正好相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要素投入物使用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所提高，但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量支撐，而不是投資效率。我國投資貢獻率高于發達國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國儲蓄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為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追求數量擴張。

三、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波動效應

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很多，既有外生因素，又有內生因素。經濟波動是經濟系統內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總需求角度看，投資、消費、出口是影響總需求的三大因素。其中，消費是長時間相對穩定的因素，出口由于受到國際經濟影響，作用相對較弱，而投資所占比例雖不是最大卻具有明顯的乘數放大效應。因而經濟波動往往是由投資波動引起的，投資是經濟波動的直接原因。1981年～2012年中國 FI 增長率與 GDP 增長率的周期變化如圖3所示：

圖3 1981年～2012年 FI 與 GDP 增長周期變化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1981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率存在著3個較為明顯的周期波動：第1個周期：1981年～1990年，歷時10年；第2個周期：1991年～1999年，歷時9年；第3個周期自2000年以來，目前歷時12年。這里的周期指短周期（周期長度為兩年時則將其與相鄰周期合并）。其中，第1個周期中包含著兩個波動，即1981年～1986年的波動與1987年～1990年的波動。1981年～2012年中，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波動也存在3個周期。第1個周期：1981年～1989年，歷時9年；第2個周期：1990年～1999年，歷時10年；第3個周期：2000年以來，目前歷時12年。第1個周期包含三個相鄰的小波動，分別是：1981年～1983年的波動，1984年～1987年的波動，1988年～1989年的波動。第二個周期包含著兩個波動，分別是：1990年～1997年的波動，1998年～1999年的波動。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波動和固定資產投資波動呈以下特點：

（一）固定資產投資波動與經濟波動周期發生頻率相等，波長基本一致。 從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波動來看，1981年～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產投資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三個變動周期。其中，我國經濟波動和投資波動在前兩個周期中僅相差一年，即經濟波動的第一個周期為1981年～1990 年，投資波動的第一個周期為1981年～1989年，兩者僅相差一年；經濟波動的第二個周期為1991年～1999年，投資波動的第二個周期為1990年～1999年，兩者也是僅相差一年；從目前來看，投資波動和經濟波動的第三個周期完全一致，均為2000年至今。

（二）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波動幅度逐漸平緩，投資波動幅度明顯大于經濟波動幅度。我們將每個周期波峰、波谷間的落差加以比較以考察波動幅度。縱向看，我國經濟增長率在1981年～1990年的第一個周期內經濟波動較為頻繁，包含兩個波動，波動幅度是三個周期里面最高的，高達11.4%。第二、三個周期經濟波動波幅降低到7.1%和1.8%，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由起落較大逐漸演變為平穩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波動方面，在第一個周期（1981年～1989年間），波動比較頻繁，一個周期包含著三個小波動，但波幅不大；第二個周期（1990年～1999年間），固定資產投資波動較為頻繁，內含兩個小波動，波動也較大，波幅達到59.4%。由圖3可知，我國198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7.2%，1993年卻創下61.78%的高點，峰谷落差高達69%。在第三個波動周期，無論是投資波動頻率還是波動幅度都大為將低，波幅由69%降為17.4%。橫向看，三個周期中，固定資產投資波幅遠大于經濟增長波幅，如第一周期內，經濟增長波幅為11.4%，投資波幅為46%；在第二個周期，經濟增長波幅為7.1%，投資波幅高達59.4%；經濟增長在第三個周期的波幅僅1.8%，投資的波幅為17.4%，仍比經濟增長波幅高出15個百分點。

（三）經濟增長波動滯后于固定資產投資波動。1981年～2003年間我國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波動周期大致相同，但仍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滯后影響，滯后時間大約為一年。1989年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7.2%），1990年投資增長率開始回升，而1990年GDP增長率達到最低（3.8%），1991年開始回升，時間比投資晚一年。1993年投資增速達到新的最高點（61.8%），1994年GDP增長率于達到最高點（14.2%）；1998年投資增速又一次達到最高點（13.89%），而GDP增長率2000年達到新的最高點（8%）；2000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強勁增長直到2003年才在GDP增長中顯現出來，這些特點也基本上反映出了固定資產投資政策導向作用。

四、結論

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固定資產投資的不斷加大，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反之，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不足，將制約經濟的增長。首先，投資可直接形成GDP，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其次，投資通過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和生產能力，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再次，投資具有多級傳導和擴散功能，拉動經濟增長。從協整回歸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顯著，說明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和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但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檢驗分析，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不是很大，存在著滯后效應。由此在采取刺激投資的決策時應該多考慮長期投資而非短期投資，并且應該積極引導投資結構的優化，以提高投資效率。同時，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不同地區是不一樣的，具有區域差異性的特點。

針對固定資產投資拉動GDP增長的時空效應的上述特征，提升以下政策建議：

（一）投資在拉動GDP增長諸多因素中發揮著尤其重要的作用，也必然成為調控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在經濟疲軟時期，實施促進投資的政策，加大投資力度，加快經濟復蘇的步伐；在經濟膨脹階段，必須適時地調整投資政策，防止經濟過熱。

第3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作為該信托計劃受托人的華寶信托，同時也是長電科技的第二大股東，為了維護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在長電科技股改過程中，一直未同意向流通股東支付對價，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由長電科技的大股東新潮集團替華寶信托支付對價的方式推動了股改的進行，但新潮集團明確表示要因自己替華寶信托支付的對價保留對華寶信托的追償權，這實際上意味著信托受益人仍然承擔著潛在的清償風險。在這種背景下，華微電子的公告替華寶信托解決了難題，使得相應的追償責任由接受股權的第三方支付。

盡管信托產品的清償風險得到了化解，但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問題值得深思，如何認識這次潛在的信托清償風險的性質？未來是否有更制度化的安排來解決這類問題？本文擬對此進行討論和分析。

一、法人股投資信托――曾經產品創新的典范

法人股投資信托的產生，依賴于我國A股市場長期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的制度背景。作為非流通股不能通過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只能在法律許可的范圍，由特定的機構和部門持有，個人投資者是無法直接投資非流通股的。盡管非流通股不能流通，但是投資非流通股卻能獲得較高的收益。因為非流通股的流通限制使得其價格只能依據上市公司的凈資產為基準來確定，通常只有相對應的流通股股價的1/3或者更低，而根據“同股同權”的原則，非流通股可以享受與流通股相同的分紅權，這樣在收益一定的前提下，不同的投資成本，非流通股的股本回報率通常是流通股股東的3倍以上。

較高的股本回報率吸引了大量的投資人，當然也包括一些個人投資者，由于非流通股有國有股和法人股之分，國有股包括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法人股主要指社會法人股。非流通股的股權性質決定了個人是不能持有非流通股的，在制度的硬性約束與市場的潛在需求之間，信托投資公司發掘了其中蘊藏的市場機會，適時推出了法人股投資信托這一創新的信托產品，滿足了市場的需求。

所謂法人股投資信托是指由信托投資公司通過信托計劃集合個人投資者的資金，并代表個人投資人以機構投資者的身份進行法人股投資，獲取的收益根據信托合約的規定，在信托投資公司與個人投資人之間進行分配。通過這種方式個人投資者借助信托投資公司的幫助，獲得了一條合法的投資渠道。

從2003年中融信托推出首例“強生控股法人股投資資金信托計劃”以來，市場陸續推出了多個法人股投資信托，如下表所示：

應該說，從已推出的法人股投資信托來看，市場的反應是不錯的，因為個人投資者對法人股投資信托的收益率充滿了憧憬：

首先發行信托計劃的法人股所對應的上市公司的質地較好，其每年的股權回報穩定，成為了投資者獲取收益的基本來源。

其次法人股投資信托通常安排了法人股股權到期按照凈資產的一定溢價向第三方轉讓的機制。在信托存續期內，由于業績優良的上市公司會因為快速成長為股東帶來股東權益的增加，或者可以通過配股、增發等再融資方式為股東帶來資本的增值，從而增加法人股對應的凈資產，為個人投資者帶來收益。

最后也是最吸引個人投資者的收益來源于不可流通的法人股權實現了流通后，帶來的巨大收益。由于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之間存在的巨大價差，盡管不明確最終法人股流通的方式，但是其中的想象空間成為了個人投資者預期投資法人股投資信托最大的潛在收益來源。

但是2005年股改的正式推出，使得法人股投資信托預期的美好盈利前景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二、股權分置改革對法人股投資信托的沖擊

2005年4月29日證監會了《關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的啟動，而股改的推出不可避免使法人股投資信托面臨如下四個問題：1、法人股投資信托受讓的法人股是否參與股改，通過支付對價從而實現上市流通？2、如果參與股改支付對價，則對價標準應如何確定？3、該對價標準應由誰來主張和確定？4、如果股改方案不利于信托法人股的受益人，則信托收益該如何保證？

這些問題的產生與信托法人股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關。與通常理解的市場上的法人股相比，信托法人股特殊性表現為：1、信托法人股的定價通常是以受讓時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為參照標準，比如長電科技法人股投資信托的轉讓價為2.21，盡管低于2004年3季度每股2.38元的凈資產，但是遠遠高于原始法人股股東1元的成本價，這導致了在股改過程中，由于非流通股東在獲取股權的成本不一致，能夠支付的對價存在顯著的差異；2、在法人股投資信托計劃中通常規定了2-3年的信托存續期，這意味著信托委托人通常都是短期投資人，信托計劃到期后變現獲利出局。但是隨著股改，法人股作為非流通股即使獲得了流通權，但是通常存在一個禁售期的限制，這意味著獲得了流通權的法人股在信托到期后并不能通過變現的方式直接進行清償。

基于這些特殊性，解決法人股投資信托面臨的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計算參與股改的信托法人股的真實價值，只有知道了其中的成本收益，才能采取措施維護法人股投資信托受益人的利益。

為了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通過構建基于股票扣減率（haircut）的非流通股定價模型來計算信托法人股股東面臨的風險。所謂股票扣減率（haircut），原意是剪發的意思，在這里借喻將股票價值中反映風險的部分剔除掉，比如股票質押貸款中市價100萬的股票可能只能獲得80萬的貸款，其中的20萬就是剔除掉的股票風險價值。

對于獲得流通權的非流通股股東而言，支付對價后形成的流通股票的自然除權價并不是其真正能夠實現的價值，因為考慮到禁售期內股價的變化以及自身到期變現活動可能對股價產生的影響，最終非流通股股東的變現價格低于自然除權時的市場價格，這一差額稱之為股票扣減率。

形成股票扣減率的風險主要來源兩個部分：價格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借助VaR的概念，價格風險可以定義為：在一定的持有期，一定的置信水平下因股價變動可能承擔的最大損失，表示為：

該指標的設計考慮到兩個影響股票流動性的因素，即股票換手率和流通市值。換手率體現了股票交易的活躍程度，而流通市值則反映了可交易股票的市場容量。在這兩個變量構造的流動性指標中，換手率的倒數反映了一只股票在外流通的所有股份全部換手一次所需要的平均時間，而非流通股與總股本的商反映了需要變現的股票占所有流通股股份的比例，兩者的乘積可以看成是變現所持有的股票需要的平均時間，即變現時間，用于度量股票的流動性風險。

根據VaR的思想，在前面計算的個股日風險值和變現時間的基礎上，利用下式可以計算出股票的風險綜合度量指標――股票扣減率（haircut）：

該指標實際上就是股票持有期為變現時間的風險值，即在變現期間內，股票的價值在置信度水平下可能下跌的最大幅度。

在明確了信托法人股真實價值計算的方法后，我們選擇中融國投推出的“強生控股法人股投資信托”和華寶信托推出的“長電科技法人股投資信托”為例，具體計算法人股投資信托持有人在股改中的收益和成本。

“強生控股法人股投資信托”以每股4.15元受讓2595.78萬股強生控股法人股，共籌集資金10772.5萬元。截至目前，該法人股獲得上市公司的兩次股息分紅，分別是2003年末的10送3.5股和2004年末的10送2股轉增3股，信托法人股股數總計為5256.45萬股。根據信托計劃中對信托收益的約定，投資人將獲得5%―15%的投資收益，在這里我們不考慮投資者獲得的收益（否則投資者的虧損更嚴重），只考慮其收回本金條件下的盈虧平衡點。據此計算，則信托期滿法人股的每股轉讓價格應不低于2595.78×4.15÷5256.45=2.05元。假設現有股本保持到信托期滿（2006年10月）不再變動，按10送3.2的方案實行股改（參照長電科技的股改方案），則信托法人股的每股上市流通價格應不低于2.05×10÷(10-3.2)=3.014 元。

考慮到信托法人股支付對價后的禁售期，需要對股權的真實價值進行一定的扣減。在天相股票分析系統中，選取強生控股2005年4月30至2005年10月28日每日的收盤價和成交量，計算該股每日的波動率δ和日均還手率t，分別為2.89%和1.45%。再選取該股10月28日前20日收盤價的均價4.06元作為股價。根據股改前非流通股總數為29092.1萬股，按照10送3.2股的方案，可得非流通股股東預期減持的總股數N非流通為29092.1×(1×(1-0.32)=19782.63 萬股，按照95%的置信區間（置信系數為1.65），將以上參數帶入股票扣減率公式，可得強生控股非流通股的股票扣減率為0.58元。按照流通股股東每10股獲得3.2股的方案計算，以4.06元作為股改前強生控股的收盤價，送股后自然除權，這個價格變為4.06÷(1+0.32)=3.08元，在此基礎上考慮股票扣減率，實際上非流通股股東獲得的股票真實價值為3.08-0.58=2.5元，與信托法人股3.01元的成本價相比，虧損0.52元，虧損比例為17.32%。

同理可計算出長電科技的股票扣減率為2.12元，獲得流通權的信托法人股的股票真實價值為 4.8-2.12=2.68元，而長電科技法人股投資信托的受讓價為2.21元，2004年末每10股派0.4元（稅后），則除權后價格為2.21-0.04=2.17元，考慮到10送3.2的對價方案，則信托法人股的每股上市流通價格應不低于2.17×10÷(1-3.2)=3.19元，法人股投資信托持有人的虧損額為0.51元，虧損比例為16.1%。具體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通過以上計算，可以清楚地發現信托投資公司曾經開發的，被市場賦予厚望的創新產品法人股投資信托，在全流通的實施真正來臨時，卻由于股改的執行政策與預期的巨大差異，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中。作為受托人的信托投資公司，不得不為曾經產品設計中的不周延而品嘗苦果。截至目前，盡管強生控股的股改方案仍然沒有推出。

三、信托產品清償風險――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由法人股投資信托面臨的問題引出了信托產品清償風險，是整個信托行業不得不面臨的巨大挑戰，而且隨著前期推出的大量信托產品陸續到期，這一問題日益凸現。據估計，2005-2006年期間，整個信托行業面臨的兌付總金額將突破500億元的規模，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個別產品不能到期清償的風險。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截至2005年5月末，已有部分信托項目到期未能按時清算，其中股票投資業務占比11%，房地產類業務占比61%，有些信托投資公司對無法按時清算的信托項目采取展期，固有資金墊付、關聯交易購買、發新的信托計劃置換等方式將風險后置。這只會導致風險的進一步積累，從而引發信托投資公司，甚至整個行業風險的發生。金信信托在2005年末被勒令停業整頓造成的負面影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造成信托產品到期不能清償的原因很多，除了個別是因為信托投資公司惡意欺詐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以外，絕大部分是因為項目本身的風險造成的，以此次法人股投資信托而言，政策環境的變化以及產品設計過程中對風險認識不足是導致此次產品面臨清償風險的重要原因。在這一過程中，信托投資公司作為受托人，按照信托契約忠實地履行了相應的管理義務，而信托產品受益人在購買該產品時并沒有受到明顯的誤導或欺詐，在正常情況下，相應的投資風險應該由信托產品投資人自身承擔，信托投資公司作為受托人并不因此而面臨投資人追償的風險。

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對的，但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無論是監管層還是信托投資公司本身對于清償風險的出現如臨大敵，采取各種方式予以化解，期望實現清償零風險。對于二者的反差，值得深思。

信托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委托方基于對受托方的信任，以財產為紐帶，由受托方進行管理和處分的方式，信任是整個信托行為的基礎。在原先的民事信托中，這種信任是建立在對個人的品格熟悉基礎上的，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特定關系的信任。而在當前的商事信托中，由于受托方通常是法人機構，委托方與受托方之間的關系也不如民事信托中人與人之間特定關系那么緊密，所以信托行為涉及的關系更加復雜，需要一整套強制性的制度來保證這種信任關系得以維持，這些制度包括：受托機構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受托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要求、受托機構的信息披露要求等等，這些制度維系了委托人對受托機構的信任：受托機構會采取各種措施提高財產管理的效率，但是投資過程中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受托機構只能降低或分散風險，卻不能消除風險，只要受托機構基于誠信和謹慎原則，即使出現投資損失，委托人也愿意以財產承擔相應的損失，這構成了整個信托行為的邏輯主線。

現在的問題是制度的缺位，使得這種信任關系受到嚴重破壞。首先從已披露的違規案例來看，信托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混亂，控股股東利用關聯交易侵占委托人利益，導致嚴重的利益沖突。其次當信托公司由于以上欺詐行為需要以固有財產承擔賠償責任時，委托人發現信托公司資本充足率要求如同虛設，虛假出資、資本充足率不足使得委托人的損失不能得到有效彌補，第三信托行業信息披露制度不夠完善，信托公司不透明的經營管理在“慶泰”、“金新”、“金信”事件中引起了社會的重視，隨著問題信托公司的曝光，公眾在缺乏必要的信息的情況下對其他合規經營的信托公司也產生了懷疑，從而導致了整個信托行業面臨著信任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監管層以“嚴防死守”的態度對待信托產品的清償風險，如果不能從制度缺位上予以彌補，僅僅突出對出現風險信托投資公司的“一票否決”，盡管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在這樣的政策取向下，一旦信托投資公司出現投資失敗，從監管者的角度，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根本不能區分原因是市場、政策等不可控因素還是內部管理或道德風險因素造成，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采取誰出事誰退出的方式。但這種結果卻會導致這樣的現象：穩健經營的信托公司因為不愿意承擔這種“突然死亡”式的高風險而退出該領域，而激進型的信托公司抱著“博一把”的想法進入這一領域，其最終出現的結果可能類似經濟學所稱的“逆向選擇”，進入這個領域的都是風險偏好的經營者，這一結果顯然是監管者最不愿意見到的。

這一問題解決的關鍵不在于誰應該為最終的風險“買單”，而在于“買單者”對風險的預期與風險的承擔能力是否匹配。因為信托公司在整個信托過程中處于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角色，只要自身基于誠信和謹慎的原則處理信托事務，最終的結果所帶來的風險和收益都是由委托人來承擔，所以委托人才是真正的風險“買單者”。

對于委托人而言，其心甘情愿“買單”的理由只能來源于他對信托這一游戲規則的認可和理解，就像股民炒股一樣，“入市有風險，損益自己擔”。所以現階段監管的重點應該放在信托投資公司在產品銷售和運作中是否如實向委托人披露了相關信息，信托投資公司是否有完善的內控制度，防止項目運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和利益沖突，委托人是否滿足私募的條件，是否有足夠的風險識別能力和承受能力。

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籠統的風險才能細分，各個參與主體才會根據自身的預期和能力獨立承擔或回避這些風險，最終監管者也就不會為出現清償風險而犯愁了。

四、完善相關監管制度，構建信托行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創新是整個信托行業發展的原動力，但是信托產品創新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巨大負面影響使得信托投資公司處于進退兩難的窘境。在這一背景下，完善相關制度，培育符合信托行業特征的風險分擔機制，以此形成信托行業發展的長效機制成為了各方的共識。在這方面，結合目前出臺的監管政策，我們可以看出梳理出未來信托監管的總體思路，如下表所示：

總體來看，這些監管政策與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類型：

一是短期直接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督促信托投資公司提高風險意識，強化內部管理，避免在具體業務開展過程中的不規范行為可能導致的清償風險。作為針對當前制度缺位背景下的權宜之計，盡管對具體政策中的某些規定和可能的監管效果有一定的爭議，但這一做法本身是必要和及時。

二是長期和間接的措施，主要是從制度層面，彌補原有的制度缺位。這些措施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其核心就是恢復信托的本質，構建新的信托市場風險承擔機制，促進信托產品創新的持續長效。

在這類政策措施中，基石就是構建信托投資公司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健全的內控制度，這是信托投資公司作為受托人贏得委托人信任的制度基礎。這一要求直接體現在《信托投資公司治理指引》（草案）和《關于進一步加強信托投資公司內部控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所體現出來的明確的政策導向。在此基礎上，信托投資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作為其中關鍵的環節，配合擬推出的信托投資公司的評級制度，將直接促使行業的分化。這些政策的核心是向市場提供了受托人能力的識別信號，有利于市場據此建立自身的風險評價標準，并根據這一信號調整自身的行為，從而通過市場眾多投資者的行為形成了對信托投資公司的外部約束，促使其規范經營，而這一結果反過來也保護了信托投資公司，實現了投資風險由投資者承擔的結果，理順了目前信托市場失衡的風險承擔模式。

更重要的是，信息披露制度與信托投資公司的評級體系的建立，將為后續的分類監管提供基礎性的技術支持。分類監管將改變目前傳統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的監管思路，突出了差別管理、扶優限劣的目的。如果市場能夠對目前良莠不齊的信托投資公司進行區分，有利于迅速扭轉整個信托行業面臨的信任危機，有利于真正合規經營的信托投資公司迅速擺脫目前面臨的嚴峻的市場環境，正常履行其自身的金融功能。而且作為好的信托投資公司在業務經營過程中，將獲得諸如在200份突破、異地經營等方面的政策扶持，這無疑有利于形成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正向激勵”，促使信托投資公司合規經營，賺取陽光下的利潤。

第4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關鍵詞：免費政策；高速公路；運營管理；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54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1-00-02

我國的一些高速公路作為收費公路，有的是貸款性質的，有的是經營性質，但高速公路的運營管理是承載著國家賦予的道路經營權力，對通行于高速公路的行車輛收取通行費，是凸顯誰使用、誰受益、誰負擔的公路經營原則。

一、高速公路公司資本運營模式

1.實業資本運營

所謂實業資本運營，就是通常所講的生產經營，實質上是將資本直接投放到生產經營活動中所需要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中，運用資本投入形成實際生產經營能力，從事具體的經營活動，以獲取利潤并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實業資本運營是公司資本運營范疇中最為基本的運作方式，是實施其他資本運營的前提和基礎。狹義的資本運營雖有“以無盤有”的效果，但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實業規模基礎之上的。從我國高速公路公司本身來看，其資本運營首先是實業資本運營，公司始終要參與實際的生產運作過程。以公路經營為主業，把主業做大做強，為其他資本運營提供基礎和前提。

2.金融資本運營

所謂金融資本運營，就是指公司以金融資本（包括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為對象而進行的一系列資本運營活動。它主要以有價證券為表現形式，如股票、債券等，公司金融資本運營活動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有價證券的價格波動以及其本身的固定報酬收入，如股息、紅利等所形成的收益。它不是依靠公司自身的經營來獲利。公司從事金融資本運營，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控制自己所投資公司的生產經營權，它只是以金融資本的買賣活動為手段和途徑，力圖通過一定運作方法和技巧，使自己所持有的各種類型的金融資本升值，從而達到資本升值的目的。高速公路公司開展金融資本運營，一方面，可以為公司投資、融資活動拓寬渠道；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符合國際慣例要求的規范運作方式。

3.產權資本運營

產權資本運營是公司資本運營的重要方式之一。產權資本運營的對象是產權，其經營的方式是產權交易。高速公路公司通過產權的交易，可以使公司資本得到集中或分散，公司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優化公司的資本結構，增強公司實力，盤活閑置資產，為公司帶來收益。產權資本運營的形式主要有兼并、合并、控股和租賃等。

4.無形資本運營

無形資本運營是指高速公路公司對其擁有的各類無形資產進行運籌和謀劃，使其實現價值的最大增值的經營活動。高速公路公司通過無形資本運營，利用公司的知識產權類資產進行參股、經營許可證轉讓等形式，可以擴大公司規模，實現規模經濟目標，并且公司可以利用無形資本進行籌資，利用財務上的良好信譽，優先取得銀行貸款及金融機構提供發行公司股票、債券的方便條件，加快籌資速度，拓寬籌資渠道。另外，公司還可以利用良好的無形資本吸引外資。

二、免費政策給高速公路運營管理帶來的問題

1.沒有參考借鑒模式

我國今年“十一”的全國免費通行政策免費范圍廣、時間長，各地區具體情況差異也較大，因此細則制定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由于沒有參考借鑒模式，各省市難免處于“觀望”狀態。免費通行除了涉及交通部門外，還涉及發改委、交警等部門，各部門都有各自的出發點和考慮點，協商需要時間。

2.高速公路公司情緒抵觸

一些高速公路公司的管理人員認為企業筑路收費天經地義，政府如果想實行免費政策，應該首先收回經營權。在國務院的正式文件中，也要求各部門要切實做好與收費公路經營者的溝通，爭取其理解和支持。另外節假日免費通行政策不光是少收幾天錢的問題。大流量帶來的道路維護，工作人員是否增加等問題也相繼產生。

3.增加高速運營管理部門的管理成本

目前我國的高速公路上利用免費政策進行逃費的現象起來越嚴重，偷逃通行費的方法和手段越來越多樣化，高速公路運管管理部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越來越高，但這也未能有效阻止這類現象進一步蔓延。在一些惡劣天氣下，收費員有時要爬到車上去查看貨物真偽，極易發生人身安全問題，有些車主則賄賂收費員而出現腐敗問題，帶給運營管理部門惡劣的影響。

4.影響收費秩序

不同的高速公路相應的收費標準多是所在省級人民政府制定并出臺的，根據誰使用誰交費的原則和市場進行管理和收費。通常來說，絕大多數駕駛員都可以遵守規章，繳納通行費。但總有一些駕駛員為了短期利益而在收費現場侮罵收費人員，并伴以威脅和恐嚇收費，甚至有些極端人員使用兇器暴力抗逃，這些不容忽視的現實嚴重影響了收費員工作的積極性和，對其人身安全和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5.增加了高速公路公司的運營成本

近年來，由于融資門檻越來越高，高速公路融資成本也相應提高。而大部分高速公路公司采取的是BOT模式和BT模式進行高速公路的建設。所謂BOT融資模式是指政府通過簽訂特許權協議，在規定的時間內，將高速公路項目授予投資商為該項目成立的項目公司，由項目公司負責高速公路的投融資、建設、運營和維護，并通過收取車輛通行費收回投資、償還貸款并獲取合理利潤。特許期滿，項目公司將高速公路移交給政府。免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交通建設的信用體系，包括銀行信用和社會投資信用，可以通過政府多部門協調，放低公路公司的融資門檻，降低公司的財務成本作為對上市公路免費政策的損失。

6.阻止建設高速公路建設發展

各地的高速公路建設任務和建設工期都十分緊張和繁重，所占用的資金量大，雖然不少地區己經開始通過多渠道進行融資來建設高速公路，但必須要明確，融資或是貸款建設高速公路，其最終資金的償還還是要通過駕駛員繳納通行費，所以大量流失的通行費必然影響建設高速公路的貸款的償還，而無法如期償還貸款則影響建設單位的信用，使其無法形成良性的貸款償還循環，最終必須影響到我國高速公路建設的發展速度。

三、解決免費政策給高速公路運營管理的有效對策

1.明確細化“綠色通道”政策，提升管理水平

高速公路運營管理部門一定要細化相應的綠色通道政策，減少因為政策執行而產生的通行費流失，阻止假冒綠色通道車輛的偷逃通行費的現象發生。“綠色通道”政策是我國為了提高鮮活農產品的市場流通和農民增收的水平才出臺的，但綠色通道政策在平抑農產品價格方面的作用不大，所以要避免這些政策被一些運輸商利用而偷逃通行費，僅廣東假冒綠通每年產生的損失就大于100億元。

因為我國現在的高速公路運營管理在執行“綠色通道”政策時有著不少漏洞、執行相對困難，所以建議恢復原來的繳費政策，可在特定時期內由政府以財政或通過其他渠道直接把這些補助交于農民或相關企業手中，建立高速公路綠色通道補償機制，維護高速公路運營管理部門的合法權益。

2.建立多方聯合整治和執行機制

要建立起多方合力整治高速公路通行費收繳的執行機制，提高各級政府、公安、路政和交警等相應的執法部門聯合執法的水平，針對不同路段開展協作，頒布一致的檢查和收費標準，完善聯合整治逃繳通行費的長效管理機制，經由各個部門通力配合，開展多渠道、全方位地阻止偷逃車輛通行費的整治行動。要修訂相應的法規和規定，形成依法收費，違法必究的整治局面。在相應范圍內建立逃費黑名單，用以記錄偷費車輛的類型和駕駛員信息等，提高懲罰強度。

3.加強收費員的素質建設，提高高速公路運營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

高速公路運營管理部門要通過合適的途徑針對收費員進行培訓，以提高收費員工作責任感和收費技能，做到文明征收。只有提高收費員的專業素質，才能保證一些檢驗收費車輛的先進設備充分發揮功用，達到遏制偷逃費行為的目的。收費員在多年工作中能夠憑借其豐富的工作經驗有效地甄別并制止一些車主慣用的偷逃費行為，降低通行費的流失速度。各級運管部門還要加大稽核力度，—經查實收費員有違法行為必須嚴肅處理，嚴重的要移交送司法機關。

4.提升高速公路公司凈資產收益率

高速公路公司一直被成為暴利行業，毛利率作為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標，一直是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受指責的指標。高速公路公司要想提升自身的資本利用率，就要提升盈利能力和凈資產收益率。

高速公路公司要從以下方面著手提升凈資產收益率，經營環節，高速公路公司要考慮提高銷售凈利率，銷售凈利率=凈利潤/收入，高速公路公司應提高產品的銷量，降低成本，但是高速公路公司不能盲目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要做到可持續增長，這就要比較高速公路公司的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的大小；稅收方面，通過公式可以看出，所得稅與凈資產收益率成反比，所得稅多了，利潤就會減少，因此高速公路公司要做好稅收籌劃，這更有利于高速公路公司的健康發展；在資金管理方面，就要加快總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收入/資產總額，這就需要分析高速公路公司的銷售收入狀況；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的比例是否合理，對于長期投資，要做好事前的可行性分析，主要的參考指標有投資回報率、平均報酬率、凈現值、獲利指數、內部報酬率等；對于短期投資，要關注的是防止資金的沉淀與流失，比如合理儲備量的確定，加強日常管理等等。

5.降低高速公路公司的負債水平

高速公路是重資產行業，先期投入資金比較高，大部分是靠銀行融資，導致公司的財務費用高企，這也導致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負債不斷攀升，公司要想應對免費政策對自身的影響就必須降低本身的負債水平。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要加強銀企合作，妥善解決高速公路公司的銀行債務。從目前情況看，高速公路公司一半左右負債為銀行債務，要降低高速公路公司負債勢必涉及銀行和高速公路公司的關系，因此要加強兩者的溝通與理解，高速公路公司要制訂還貸計劃，銀行要理解高速公路公司的難處，不能一味地催、討、要，還應幫助高速公路公司渡過難關，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二要提高決策水平，提高投資成功率。造成高速公路公司高負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投資決策失誤，特別是重大投資項目，資金投入大，一旦失敗，使高速公路公司背上沉重包袱。為此，要提高決策者的決策水平，加快決策民主化和程序化進程，要加行業和市場調研，提高可行性研究的可靠性；三要給高速公路公司創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偏緊，高速公路公司產品銷路不暢，價格偏低的問題較嚴重，影響了高速公路公司的利潤。政府部門要多為高速公路公司著想，多舉辦一些展銷活動，努力為高速公路公司牽線搭橋，幫助高速公路公司促銷；此外，還要在用電、稅收、收費等方面給予適當優惠，以降低高速公路公司生產成本，提高高速公路公司利潤。

參考文獻：

[1]張麗.高速公路收費管理問題及對策[J].中國交通信息化，2010（06）.

[2]廖福勇，聶海洋.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費的方式、原因及對策[J].交通企業管理，2010（05）.

[3]王剛偉.高速公路運營管理中的企業文化建設探析[J].商業文化（下半月），2011（01）.

[4]張麗.高速公路收費管理問題及對策[J].中國交通信息化，2010（06）.

第5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1．投資渠道狹窄，投資結構不合理。我國長期以來把保持基金的安全性作為首選目標，并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渠道和投資工具進行了嚴格限制。根據2001年公布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的規定，社保基金投資的范圍限于銀行存款、買賣國債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證券投資基金、股票、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企業債、金融債等有價證券。其中，銀行存款和國債投資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業債、金融債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10％，證券投資基金、股票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40％，且不允許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產共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風險小的銀行存款，占總資產的39％；第二類為風險較小的債券投資，占總資產的43％；第三類為有一定風險的股權投資，占總資產的7％；第四類為風險較大的股票投資，占總資產的11％。從資產分布情況看，風險較小的投資占總資產的82％，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主要投資于資本市場的基金投資結構完全不同（見表1）。這種投資安排一方面保障了基金運行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基金投資渠道過于狹窄，投資結構不盡合理，資產過于集中，長此以往，不僅基金增值目標無從談起，養老基金的償付能力無法保障，安全性目標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2．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主體存在“缺位”與“越位”現象。按照《暫行辦法》的規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其主要職責是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投資主體應為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即取得社保基金投資管理業務資格、根據合同受托運作和管理社保基金的專業性投資管理機構。我國目前有10家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資銀行），他們應該是社保基金的投資主體。但事實情況是，根據《2004年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年度報告》顯示，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全國社保基金資產總額1711．44億元，其中，社保基金會直接投資的資產1098．77億元，占比高達64．20％；而委托投資資產僅為612．67億元，占35．80％，投資收益率僅為3．32％。根據國際上養老基金的運作經驗，有效的基金運作應引入競爭，由多家非政府部門依法經營，而國家管制型的基金運作，因為權責不明晰，難以有效防范基金運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欺騙、侵吞、挪用及濫用現象。同時，也直接導致了基金運作的低收益率。我國養老基金投資主體的“缺位”與“越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管理部門直接投資比重過高的現狀是導致基金投資效益低下的重要制度因素，不利于我國基金投資長效機制的建立和運行。

3．高質量的投資機構和投資人才匱乏。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繼2002年評選出6家投資管理人之后，2004年又增加了包括易方達在內的3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共4家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投資機構過多使有限的養老基金投資過于分散，由于當前我國投資工具還比較單一，投資機構缺乏大規模、高質量基金運作的豐富經驗，容易形成重復投資或相反投資，從而降低基金投資效益。而且當前開放式基金尚在試點，基金行業發展還處于初步成長階段，制度結構尚未完善，運作行為尚未成熟，基金管理公司的評價體系目前也未建立，因此，理事會在遴選投資機構時缺乏統一標準，管理人的選擇上易流于形式。另外，我國當前無論是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還是這10家基金投資機構，在高級投資人才方面都比較匱乏，尤其是能夠運作大規模基金，懂金融、管理、社會保障、證券投資、會計、法律等相關知識和具有豐富投資經驗的復合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這也是當前基金投資效益不高的重要因素。

4．地區分割和行政干預削弱了養老保險基金的統一管理。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的是區域性分級管理，養老保險基金基本上處于三級地方（省、市、縣）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由于三方責、權、利職責不清，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擔和制約機制，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比較混亂，老百姓的養命錢時常用不到刀刃上。首先，盡管養老保險的收支由中央統一規定，但允許地方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繳費比例和支出水平。有些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隨意提高繳費比例，降低支出水平，既增加了企業和工人的負擔，又損害了養老保險受益者的利益。其次，有些地方政府違反專款專用的原則，隨意挪用、擠占養老保險基金，又無法按時償還，從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壞賬，極大地損害了廣大群眾繳納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增加了養老保險的“隱性債務”，提高了支付風險。最后，當前養老保險基金的地方虧空大多由中央政府“買單”，這種責權脫節的管理體制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財政的壓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恃無恐”，容易滋生等不正之風。

二、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效益的途徑分析

完善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投資效益，使有限的養老保險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以應對我國提前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充分發揮其“穩壓器”、“調節器”、“減震器”的作用，是我們當前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提高基金投資效益：

（一）拓寬投資渠道，優化投資結構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各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對象的范圍不斷拓寬，投資工具不斷多元化，資產配置和組合不斷優化。基于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性考慮，許多國家對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對象的風險程度進行了較為科學的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投資工具的控制比例。如比利時規定投資于政府債券的控制比例為15％；法國規定投資于政府債券的最低比例為34％；英國規定應將5成以上投資于本國的股票市場，約2成投資于海外股票市場；瑞士政府對投資于各種不同風險工具的比例設置了最高界限，即國內股票為30％、外國股票為10％、外國貨幣資產為20％。根據《暫行辦法》，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目前可以選擇包括從實業資產到金融資產在內的各種投資工具。2004年我國各類投資品種占社保基金總資產的目標投資比例情況為：固定收益部分，包括協議存款、國債和債券委托目標投資比例是70％，可上下浮動10％；現金等價物投資，包括普通銀行存款和國債回購的目標投資比例是5％，最高不超過10％；股票的目標投資比例由2003年的5．1％增加到25％，可上下浮動5％。和2003年相比，投資力度在不斷加大。因此我們的投資重點應當注重以下方面：

1．國債和銀行存款。這是我國當前最重要的養老保險基金的常規性投資渠道，由于有國家信用的擔保，它們在安全性方面較其他投資工具具有明顯優勢；尤其是國債，它一般可以認為是零風險的，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稅，在收益性上優于銀行存款，這也是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于國債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國現在的國債品種比較單一、期限結構不盡合理、并對利率風險很敏感，收益率也較低。2006年記賬式（一期）7年期國債的票面年利率僅為2．51％，遠遠低于同期銀行存款的利率。因此，我國應加大國債改革力度，充分發揮國債在滿足養老保險基金安全性上的特殊作用，并且將其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銀行存款也應只作為短期投資工具滿足流動性需要，投資比例更不宜過高。

2．養老金入市。2001年7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參與了中石化A股的申購和配售，業界專家稱此舉表明我國社保基金已“悄然入市”。2001年底出臺的《暫行辦法》規定，社會保障基金可以投資于上市流通的證券投資基金、股票及企業債券和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所占投資比例可達50％，這一規定為社會保障基金進入資本市場和商業化運作提供了法律依據。目前，社保基金在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額度不斷擴大。截至2005年9月底，全國社保基金總資產達1917億元，投資范圍幾乎覆蓋了中國資本市場所有符合養老金機構投資特點的投資品種，包括企業債、金融債、股票組合、回購組合、穩健組合、指數基金和參股非上市企業等。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有1150億元投資資本市場，占基金總規模的60％。全國社保基金已成為資本市場舉足輕重的機構投資者。根據國外經驗，謹慎地放寬養老金的股票投資限制，是提高養老金投資收益、保證其增值的重要途徑。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市場運行不規范，監督管理不到位，市場風險大大高于西方成熟股市的風險，且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全，可供養老保險基金選擇的投資渠道和投資組合種類少。因此，我們可參照國際慣例，采取由少到多、逐步推進的戰略，允許養老金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有條件、有步驟、有限度地進入證券市場，主要購買風險小、收益穩定的證券投資基金或新股。待條件更加成熟以后，再允許養老保險基金參與股票投資、信托投資、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以及股指期貨和股指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

3．加大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投入力度。我國正處于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隨著“十一五”規劃綱要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的實施，基礎設施建設急需大量資金，這為養老保險基金開辟了新的廣闊的投資渠道，可以為養老保險基金提供固定的資金存變量和長期穩定的收益。但是，我們這里說的將社會保障基金轉入國家長期基礎建設并不等于購買國債，因為購買國債的結果是基金投資的項目決定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經驗表明，大部分由政府主管的基礎設施建設效率極低，容易造成浪費，這對于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社會保障基金來說是致命的。因此，合理的做法是10家基金管理公司將基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基礎設施建設的整個過程。筆者認為，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要重點關注電力、通訊、交通、能源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這些項目的特點是建設周期長，規模巨大，投資回收周期長，且有國家政策資金的優惠，所以投資收益不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業，而且具有穩定性，投資風險較低，能夠同時滿足基金對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應該成為今后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重要發展方向。

4．國際投資。由于受信用風險、外匯管制、產業分布及養老金投資法規等因素的影響，大多數國家養老金都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才開始涉足國際投資的。在1970年，只有英國和荷蘭的養老金把少量的資產投資于境外。隨著全球資本市場的發展，出于分散風險和獲得更高利潤的需要，各國紛紛加大了養老金投資于海外市場的比例，主要是投資于海外股票和債券。在一份美國退休金的投資動向的調查中表明，1992－1995年間，投資增長最快的是國外股票，增長了2．3％，而同期對本國股票的投資只增長了0．5％。1998年，英國養老基金資產中18％為國外資產，法國為5％，德國為7％。在發展中國家中，2003年智利養老基金國際投資的資產比重已上升至18％。政府計劃在兩年內將國際投資比例的上限從20％提高到30％。而秘魯已經將養老基金海外投資比例的上限從10％提高到20％。這些數據表明，海外投資已經成為國際上養老金分散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效益的重要途徑。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雖然證券市場的回報率較高，但是我國的證券市場起步晚，投機性較強，風險大而收益率不穩定，因此，在保障基金投資安全的前提下，我國應積極穩妥地將一部分養老保險基金投資于海外，提高資產的整體收益率。

（二）明確投資主體，提高投資效益

社會保障基金屬于社會性公共基金，應由社會自治性機構組織管理，避免各級政府及任何機構對社會保障基金的影響和干預。而我國當前的投資機構主要是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因此應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采取委托經營方式（基金管理中心不直接進行投資），通過競爭，明確經過基金理事會資格認定的高資信、高效益的基金管理公司或銀行的投資主體地位，使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逐步退出投資領域。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基金規模大，是老百姓的“養命錢”，對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考慮通過市場化的競爭機制，專門成立養老保險投資銀行。為避免重復投資，國家應對養老保險投資銀行的投資工具、投資收益和投資渠道有一個不同于現有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性商業銀行的規定，并在稅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優惠，以促使其努力開發新型投資工具，積極吸引國內外優秀的投資管理人才。還可以考慮引進外資，與發達國家有經驗的投資機構聯合，擴大海外投資的比重，從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整體投資效益。

（三）加強制度設計，提高統籌層次，降低運行成本

針對當前養老保險基金區域分割和行政干預嚴重的現狀，我們應加強制度設計的力度，協調關系，建立養老保險基金垂直管理體系，統一管理，統一分配，提高統籌層次。養老保險基金省級統籌正是我國當前努力建設的一項制度。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于2006年1月13日透露，目前，全國已有12個省份實現和基本實現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提高統籌層次，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各地區繳費基數、繳費比例和享受待遇標準的統一，加大基金調劑功能，消除參保職工跨地區流動的障礙。同時，通過減少管理環節和管理層次，建立風險分擔和權利制約機制，可以實現集中管理，避免“隱性債務”的進一步增加，減少中央財政的壓力，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風險。同時，有利于打擊擠占挪用基金和騙保冒領的行為，維護基金安全。在推行省級統籌的過程中，要注意調動市縣兩級政府的積極性，建立有效的省市縣三級責任分擔機制，做到責任明確，各盡其職。

第6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關鍵詞：資本管理辦法；商業銀行；新舊資本充足率

一、 引言

本輪金融危機表明，現行的銀行資本監管國際規則存在一系列重大缺陷，導致所計提的監管資本不能充分吸收危機期間的損失。為此，2010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第三版巴塞爾協議（BaselⅢ），細化了監管資本的定義，強化了資本工具的損失吸收能力，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提出了一系列應對系統性風險的資本措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并設置了流動性和杠桿率監管的國際標準，以進一步增強金融和經濟環境不利情況下銀行體系的風險承受能力。為推動我國銀行業轉變發展方式和穩健運行，提升銀行業資本監管有效性，2012年6月8日，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 （以下簡稱《辦法》），作為銀行業監管新標準的核心內容，并從2013年1月1日起實施，2018年底前全面達標。它的實施將對我國銀行業經營產生重大影響。截至2013年6月末，我國商業銀行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2.24%，一級資本充足率達到9.85%，從資本充足率監管指標來看，多數商業銀行該指標的達標壓力較小，但是新的監管標準不僅設定了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敏感程度，同時還限制了資本對資產規模的敏感程度，這也是金融危機爆發前被各國監管層忽略的方面。與此同時，撥備覆蓋率標準直指信貸規模和不良貸款，流動性比率方面設計出的兩個新指標——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也從提高銀行優質資產和控制表外業務風險等方面嚴格要求銀行資本標準。

資本監管新規執行前，一些機構、學者關于《辦法》出臺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大小做了較多測算，普遍認為新規實施后，資本充足率平均下降約0.5個百分點～1個百分點。針對此問題，本文以2013年6月末數據對北京地區法人金融機構新舊資本充足率進行調查研究，結果表明：轄內機構新舊比率總體上均保持較為充裕的水平；但新規下不同類型機構資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波動較大，遠非1個百分點所能反映；外資法人銀行下降程度最為顯著，部分機構甚至下降高達100個百分點。

二、 新資本監管的主要標準及變化

《辦法》關于商業銀行資本監管要求、監管資本的定義、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銀行分類監管和資本計量高級方法等方面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訂。《辦法》設置了資本充足率過渡期內的分年度達標目標，系統重要性銀行和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最終達標時分別不得低于11.5%和10.5%，鼓勵有條件的銀行提前達標，同時對資產減值準備、操作風險資本要求、不合格的二級資本工具的處理方法設定了單獨的過渡期。

在新《辦法》執行之前，銀行業金融機構對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主要遵照此前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在該辦法中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為：

資本充足率=（總資本-扣減項）/（風險加權資產+12.5倍的市場風險資本）×100%，（不得低于8%）；

核心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扣減項）/（風險加權資產+12.5倍的市場風險資本）×100%。

新《辦法》中資本充足率的相關指標也有所調整，除了資本充足率指標計算有所調整外，還取消了核心資本充足率，新增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一級資本充足率：

新資本充足率=（總資本-扣減項）/風險加權資產×100%，（不得低于8%）；

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扣減項）/風險加權資產×100%，（不得低于6%）；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扣減項）/風險加權資產×100%，（不得低于5%）。

在具體指標計算上，《新辦法》的調整主要體現在：（一）擴大資本覆蓋風險范圍。除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外，將操作風險也納入資本監管框架。（二）在對信用風險的計量方面采用權重法與內評法兩種口徑并行的方法測算。（三）權重法下按照審慎性原則重新設計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和表外資產的信用轉換系數。其中：（1）取消對中央政府投資公共企業50%的優惠風險權重；（2）對我國公共部門實體的債權設置為20%（僅指鐵道部，不包括下屬分公司）；（3）對國內商業銀行債權的風險權重從“原始期限4個月以內0%，4個月以上20%”上調到“原始期限3個月以內20%，3個月以上25%”；（4）對符合條件的微小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從100%下調到75%；（5）對非住房個人債權的風險權重從100%下調到75%； 在對表外業務信用轉換系數的調整方面：對原始期限在一年以內不可無條件撤銷貸款承諾的信用轉換系數從0%上調到20%，對原始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可無條件撤銷貸款承諾的信用轉換系數維持50%不變；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額度的信用轉換系數設置為20% 和50%。

與舊辦法相比，新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具有四個特點：一是包含內容更全面，新公式首次將操作風險納入風險資本中，有利于反映操作風險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二是提供了多樣化的風險資產計量方法，有利于商業銀行根據自身情況更準確的測度風險資產大小。三是對資本扣減項制定了更加嚴格的規定，剔除了一些財務角度上屬于資本概念范疇，但對于銀行風險防范沒有意義的項目。四是調整了不同資產的風險權重與信用轉換系數，更加符合中國國情與信貸政策導向。

三、 《辦法》出臺對我國銀行業的潛在影響

1. 資本充足率和資本質量的要求提高后，短期內對商業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影響不大。各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升降，取決于單個銀行資產組合和所采用的不同的風險計量方法。此外，辦法首次提出了對銀行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且具體指標設定為總收入的18%，高于巴塞爾Ⅱ規定的15%，現行資本要求中并沒有針對操作風險計提資本金，這有可能平均降低0.5%左右的銀行資本充足率。操作風險和同業資產將使風險資產提高，為了降低銀行的關聯度，銀監會針對同業業務提高了資本要求，同業占比較高的銀行將具有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而貸款規模的持續快速增長也給商業銀行資本金的后期補充帶來較大壓力。

2. 《辦法》實施意在引導銀行轉變發展方式，更加注重資產質量和結構，促使商業銀行經營模式從做大改為做強，改變盲目擴大信貸規模，為完善資產質量加快向小微企業和零售業務方向轉型。

《辦法》將符合條件的微小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從100%下調到75%，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權重下調到50%，也體現了對小企業貸款和零售貸款的支持。除了過渡期安排和內部評級法之外，銀行還可以通過主動調整經營結構來節約資本，具體方式可能包括：壓縮同業業務規模，降低考核時點的同業資本占用，將富余資金更多地投向高等級的債券市場，增加個人貸款、小企業貸款，資本節約與風險定價相掛鉤，對資本消耗型業務進行更多定價補償。

3. 對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方式的影響。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結構比較單一，附屬資本占比較小，在《辦法》出臺之前發行次級債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辦法》出臺后銀行互持次級和混合資本債需要在二級資本中扣除，目前二級資本的補充渠道除了超額撥備以外，只有一些資產重估可以計入。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方式有國家注資、銀行上市、發行次級債，加大利潤留成，提高資產質量等。國家注資受限于財政赤字，上市融資主要存在操作成本高，耗時長等問題，且對于一些中小商業銀行來說上市還比較困難。因此，國家也希望商業銀行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改善經營管理和公司治理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盈利能力低，管理水平落后等問題，在資本補充方式上引進戰略投資者和采用混合資本工具將日漸重要。

四、 新舊資本充足率變動情況及原因分析

1. 新舊資本充足率變動情況。一是新資本充足率有不同程度降低。以北京地區為例，2013年6月末，北京地區法人金融機構的新資本充足率為11.79%，較現行資本充足比率降低1.66個百分點，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二是外資法人機構下降程度最為顯著。6月末北京地區外資法人機構新舊資本充足率對比，平均下降程度達到7.71個百分點。其中，部分外資法人銀行下降幅度分別達到100個百分點，其他多數外資法人機構下降程度在3到8個百分點之間，也遠超平均1個百分點的下降水平；三是新舊資本充足率總體保持充裕水平。雖然各家機構新資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與銀監會要求的非系統重要性銀行2013年末資本充足率8.5%的達標要求相比，總體上均保持較為充裕的水平，預計多數金融機構都能達到2018年底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

2. 原因分析。一是部分法人銀行資本凈額有小幅下降。一方面，資本新規下明確將無形資產和因經營虧損引起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列為核心資本扣減項，而現行辦法不存在此項要求；另一方面，少數以外幣為資本金計賬的外資銀行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需折合成人民幣，按照現行規定外幣折算差額部分不納入核心資本中，而在監管新規中被納入到核心資本。受人民幣升值影響，該部分外幣折算差額為負值，從而降低了新規中資本凈額的數值。二是信用風險涵蓋范圍擴大以及部分風險權重調整增加了信用風險加權資產。首先，新辦法增加了證券、商品、外匯交易清算過程中形成的風險暴露，包含了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加權資產，信用風險加權資產有所增加。其次，調整了表內部分債權主體風險權重，如調高商業銀行同業債權風險權重，現行規定中期限4個月以內風險權重為0%，4個月以上為20%；而新規中期限3個月以內為20%，3個月以上從20%調整為25%。這一規定對成立時間較短的銀行來說影響較大，因為成立時間短，貸款業務尚未展開，資產主要以1年內的商業銀行債權為主，尤其是短期債權，按照新規計算加權風險資產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第三，調整了表外項目中承諾與信用卡的信用風險轉換系數。新規將符合標準的未使用信用卡授信額度的信用轉換系數從0調高至20%，同時還將原始期限不超過1年的不可撤銷貸款承諾的信用風險轉換系數由0%調高至20%。三是交易賬戶閥值的取消增加了部分銀行市場風險加權資產。按照現行規定，交易賬戶總頭寸高于表內外總資產的10%或者超過85億元人民幣的商業銀行須計提市場風險資本，但在新資本管理辦法中，該閥值被取消，交易賬戶頭寸低于該部分的余額也需要計算到市場風險加權資產中，由此對一些原本不需計算市場風險加權資產的機構產生一定影響。

四是操作風險加權資產的增加對新資本充足率的下降影響較為明顯。從操作風險加權資產總量和占比看，操作風險資產在全部加權風險資產的比重中超過市場風險資產的影響。2013年6月末，北京法人金融機構全部加權風險資產為49 931億元，市場風險加權資產為1 020.97億元，占全部風險資產比重比為2.04%，操作風險加權資產為2 986.60億元，占全部風險資產比重比為5.98%。不考慮其他因素變化影響，若剔除操作風險加權資產，將使得法人銀行資本充足率平均約1個百分點的提高。

四、 政策建議

1. 中央銀行應對商業銀行進行多維度監管和指導，確保宏觀審慎監管的力度和效果。《辦法》對銀行設定了逆周期超額資本以及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從橫截面和時間序列兩個方面降低系統性風險的蔓延，但中央銀行仍需進一步創新結構性宏觀審慎管理工具，形成穩健的金融市場，將市場力量與監管約束形成合力共同防范系統性風險；結合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中央銀行應根據不同資本規模、資本充足程度的商業銀行，采用差別的動態存款準備金，加強商業銀行存款穩定性；積極運用窗口指導等手段，確保商業銀行保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信貸規模及結構；密切跟蹤巴塞爾協議Ⅲ和我國監管部門關于銀行業資本監管的最新動態，及時研究應對之策， 尤其是加強對表外加權風險資產的監測表外項目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如表外不可撤銷的貸款承諾。表外項目一旦發生風險，將會使得資本充足率出現快速下降。

2. 金融監管層亟需明確資本監管目標、區別監管對象、把握監管尺度，達到切實可行的微觀審慎監管。金融監管層除了通過提高資本充足率，以保護存款人利益外，還應幫助銀行樹立風險資本意識，建立經濟資本的觀念，充分發揮資本管理在銀行內部經營管理和風險管控中的作用；金融監管層在資本監管的對象上，要在總體保持公平的前提下，分時間、分類型的把金融機構涵蓋進來，比如先商業銀行、后信用社和非銀行機構等。此外，還要充分認識到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特殊性；金融監管層在要求商業銀行滿足資本充足程度的前提下，也要關注資本充足程度與其盈利能力和流動性方面的一致性。資本充足水平高，不代表銀行流動性強，還需要保障商業銀行能夠持續穩健的經營。

3. 商業銀行要積極拓展表外業務，調整信貸資產結構，加快研究推進內評法。表外業務收入占比相對較低，業務創新能力不足，因此需統籌規劃，積極穩妥地發展表外業務；要適當改變目前銀行資產結構過于單一、集中在信貸資產的情況，而拓展多元化的金融業務，提高流動資產，如短期證券、短期票據、短期投資、信托等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率；調整信貸資產結構，多開展資本占用少的業務，加大對小微企業，個人貸款的發放，減少對政府投融資貸款、大企業的貸款，逐步降低信用風險資產權重；加快研究和逐步建立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的數據庫和計算模型，推廣內部評級法，通過內部評級體系對不同類型資產池的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以及違約風險暴露的估計和計算，有效降低信用風險資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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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長效投資與短期投資范文

伴隨著當前鐵路建設逐步擴大，使得資金集中管理的意義更加得到升華，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企業集團內部實現資金管理，有著很多成功的案例，并且逐漸向全球化和國際化同步。我國鐵路企業集團也開始逐步踐行產業化調整和改革，積極鼓勵企業建立完善的，適應企業發展的現代化經濟環境氛圍，才能不斷的適應新時代的資金管理模式。特別是網絡化的全面實施，可以幫助企業進行高效的資金管理，幫助企業建立資金集中管理模式，使之作為財務管理的核心內容，特別是資金管理中心的建立，其有利于提升整體的財務管理水平，實現內部資源的優化升級，特別是資金的運營和調配控制能力，以及控制資金風險的能力，這些具有實際的現實意義。

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鐵路企業集團的資金集中管理是時展的需要，能夠準確的反映整體資金的流轉狀態，能夠實現整個集團的財務效益最大化，特別是集中管理的資金模式，有助于幫助企業提高生產業績，有效實現整體內部資源的優化整合，逐步實現有效的內部資源優化配置，特別是當市場經濟的改變，為了適應快速發展的市場投融資、利率和匯率環境變化，企業就必須加強風險管控，加速資金的有效周轉，實現成本的有效降低，才能保證資金的運作及周轉順利，有助于實現整體資金的效益。

二、鐵路企業集團資金集中管理存在的現狀及問題

1.鐵路集團內部實施資金集中管理的現狀。資金的流量是企業經營的狀態，很好的反映出資源分配情況、生產經營質量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特別是一些集中統一控制的鐵路大型企業，不僅要加強集團會計的資金控制，還要充分的順應協同效應。由于當前鐵路的產業結構和組織設置的原因，資金的集中管理就需要順應時展，不斷實現實踐的客觀性，更是現代企業制度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應該建立的財務管理模式，適當的集中財權，加強資金的集中監管和監督，才能逐漸的健全內部控制，并且不斷在理論和實踐中進一步探索發展。

長期以來，鐵路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結構較為復雜，存在產權分離的現象，這樣的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利弊，特別是過度的集權現象比較嚴重，難以有良好的發展機會，難以將行業內進行有效的橫向聯合，整體的發展狀況來看，難以實現統一的管理，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加以管理。資本的管理不牢固，內部嚴重缺乏良好的凝聚力，難以實現協同效益和綜合功能的發揮。

2.鐵路企業集團資金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首先，鐵路企業集團的資金集中管理實質大于形式。由于鐵路企業多，分布廣，資金分散，資金結算中心比較集中，大部分銀行賬戶開立在外部單位，資金歸集困難，特別是新開通運營的合資鐵路公司越來越多，國有鐵路控股或參股，調動資金均需要通過董事會，對合資公司資金歸集存在較大困難。由于這樣多元的經濟管理模式，使得鐵路企業集團往往形成國有獨資，國有資產占有絕對的控股權。但是另一層面來看，會造成資金歸集及集中管理困難，資金的分配管理上，不利于企業集團的內部經營管理，鐵路集團內部資金分配不夠合理，形成內部資金調配不流暢的局面。其次，基建資金投入越來越大，運營資金越來越緊張，物價提升，人工費用上漲，資金面臨壓力越來越大，資金管理和使用效率比較低。缺乏資金流轉過程中的控制，特別是對基建過程中投入的內部貸款，如果沒有嚴格的審批控制，往往造成資金的借出沒有得到及時的收益，導致資金的拖欠現象，還因為在運營過程中沒有高效的內部考核機制，造成集團內部拖欠本息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直到鐵路企業集團的資金難以有效的正常運轉。

三、鐵路企業集團資金集中管理模式優化措施

1.鐵路企業集團實施多面發展的資金管理模式。由于鐵路企業本身業務實施的特點，企業要采取多種的資金籌集等管理模式。例如多幣種托收、短期投資、外匯交易和銀行借款等業務。需要鐵路內部各個業務單位進行嚴密的監控和管理，實現統一籌集和分配，最終達到資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鐵路集團內部建立與商業銀行的直連互通等管理手段，優化資本結構的同時實現資金效益，逐步的防范經營風險，內部實現集團化的調整，結合自身發展的需要來提升資金管理水平，增強綜合競爭力。

由于資金歸集困難，可以采用資金結算中心的核算模式，將財務的決策權歸屬于鐵路企業集團所屬的單位，激發各個鐵路成員單位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統一賬戶管理，統一資金調度，加強資金運作監管，統一資金信貸管理。鐵路集團公司還可以憑借各個部門的財務資金的流轉方向準確的把握市場的方向，制定完善和合理的資金使用計劃，準確制定相關決策。雖然該模式出現一定的弊端，但是近些年鐵路結算中心出臺了一系列的操作規程和制度辦法，使得鐵路集團內部的資金管理實現標準化和規范化，具體分析的同時還要統一管理，才能不斷的提升整體資金管理的工作效率。

2. 鐵路集團企業在資金集權與分權的選擇上堅持適度原則。善于把握集權的度，特別是重大的資金投向要集中管理、信貸集中管理、銀行賬戶集中管理。內部控制上集中的統籌管理，實現貨幣資金的集中監控，集中余缺調劑調撥，實現集中收益分配。資金銀行賬戶管理上確保資金的安全，進行統一的生產調度管理，保證資金運作的高效，信貸管理上要確保籌資效益和資金安全。鐵路集團內部統一信貸管理。有效的內部控制管理，能夠實現資金的有效利用率，加強外部資金利用的過程管理。

3.鐵路企業集團要建立資金監控體系，要堅持一定的行業原則。例如統籌運作、分級管理原則、全額預算控制全面管理的原則。樹立全面鐵路企業預算管理的意識，堅持安全高效原則。特別是在鐵路企業資金的管理上，要實現資源的整合，才能發揮資金的優勢，建立以資金管理為核心的監管體系，有助于保證價值增長，強化源頭治理。鐵路企業要梳理和再造資金業務流程，建立多種方式并存的管理模式，例如可以推進具有鐵路特色的會計委派制，如資金管理責任追究制度。加強鐵路內部審計，完善鐵路企業集團資金預算管理的措施。樹立鐵路集團公司資金集中管理的權威性。綜合平衡，保證生產急需，合理負債收支平衡，減少資金的無效沉淀。

4.保障基建生產前提下的資金運作，合理優化資金配置。鐵路企業要科學制定內部控制。 基建工程過程要提高全體職員的職業操守和風險意識。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意識，從審慎的角度出發，逐級別的進行高層管理，加強各個級別負責人的全面防范意識。加強基建內部制度的實施，建立內部評價管理制度，加強內控建設的步伐，定期進行內部管理總結，定期進行內部結構的調整，逐步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市場的調節， 并作為一項長效制度堅持下來。

5.加強內部系統管理，逐步建立資金監管責任體系，為規范資金管理。強化法規意識，重點規范重大問題決策程序。保證資金的有效運作，實現內部資金的有效調劑。例如做好資金總額控制，還要進行調劑后檢查。建立全面的風險控制系統。資金管理中心的建立，要加大資金的防范力度，提高理財主體素質，要強化服務意識，改進工作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