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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關鍵詞】 腹腔鏡； 經肛內括約肌切除術； 外翻技術； 超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

中圖分類號 R735.3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6）29-0045-03

doi：10.14033/ki.cfmr.2016.29.023

為了根治腫瘤，對于病灶下緣距離肛緣5 cm以內或距離齒狀線小于2 cm的超低位直腸癌，傳統上多采用Miles手術，其永久性結腸造口及部分男性患者可能在術后喪失等嚴重影響了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為既避免永久造口，又確保腫瘤根治性，隨著解剖學的進步，Schiessel等[1]于1994年提出的經肛內括約肌切除術（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治療齒狀線附近的直腸癌取得較滿意的效果。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如何在確保根治的同時，保留對排便的控制能力是目前關注的主要焦點之一[2]。本文通過對比兩種方法處理下切端，保留不同范圍齒狀線對排便的影響，為臨床合理選擇提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5月-2013年2月筆者所在治療組實施腹腔鏡下ISR手術治療超低位直腸癌56例，術前均經電子腸鏡檢查并病理確診為直腸癌；術前MRI檢查了解病灶情況均無外括約肌受累并行臨床分期均屬C-T1-3N0-2M0；術前無行新輔助放化療；術前檢查功能良好；不合并腸梗阻。

按手術方式分為兩組，研究組32例。男20例，女12例；年齡41～75歲，平均為57.5歲。術前MR測量腫瘤下緣距齒線≤1 cm者4例，1～2 cm者28例；聯合外翻技術后術中測量腫瘤下緣距齒線≤1 cm者4例，1～2 cm者12例，2～3 cm者16例。病變侵犯直腸周徑≤1/4者21例，1/4～1/2者11例。病理類型：管狀腺癌18例，狀腺癌13例；絨毛狀腺瘤癌變1例。TNM分期：Ⅰ期8例，Ⅱ期18例，Ⅲ期6例，Ⅳ期0例。分化程度：高分化17例，中分化15例，低分化0例。據齒狀線切除范圍分為三組：A組為完整保留齒狀線者16例；B組為保留齒狀線1/2～1者10例；C組為保留齒狀線0.05）。

1.2 方法

全身麻醉，取改良的膀胱截石位，主術者站在右側位置上操作。氣腹壓力12～14 mm Hg。5孔法；先臍環上作1 cm切口，10 mmTrocar建立觀察孔，探查確定無肝臟、腹膜及大網膜等無鏡下可視轉移性結節。再12 mm主操作孔于右腹直肌外緣髂前上棘水平建立；3個5 mm輔助孔于右腹直肌外緣平臍水平、左中腹、左下腹建立。女性患者，可用大圓針從近恥骨聯合處腹壁進、出針將子宮懸吊于腹壁。按照腹腔鏡輔助下全系膜切除（LTME）的原則，均“骨骼化”腸系膜下動脈、靜脈血管，根部切斷并清掃血管根部周圍脂肪和淋巴結。向下切斷骶骨直腸韌帶，辨清進入外括約肌環和腸管壁（內括約肌）間隙，繼續分離至皮下。注意保護雙側輸尿管和上腹下神經，保留盆腔自主植物神經；分離直腸前壁時注意保護膀胱后壁的精囊腺和前列腺上部或陰道后壁，將Denonvilliers筋膜一并切除，完整切除直腸系膜[3]。

研究組：研究組32例聯合外翻技術用直線切割吻合器切除病灶，腔鏡下病灶上10～15 cm斷乙狀結腸及相應系膜，擴肛沖洗后用卵圓鉗夾住結腸斷端將直腸及腫瘤經翻出外（如外翻困難，可先取下腹正中輔助切口4～5 cm，進腹，手法輔助外翻）充分暴露齒線，再次沖洗，用60～80 mm直線切割縫合器距腫瘤下緣不少于2 cm切斷，在保證足夠下切緣盡量保留齒狀線。絲線間斷縫合閉合緣兩側角。術中冰凍病理（標本下切緣）：未見癌。如為陽性，再次距切緣0.5～1 cm，再次閉合切斷，再次術中冰凍病理：未見癌。還納下切端。取下腹正中輔助切口4～5 cm，進腹取出乙狀結腸，近端置入28或32號管型消化道吻合器底釘座，荷包縫合固定后還納腹腔，縫合切口，重建氣腹。沖洗，經置入吻合器，行端端吻合，檢查切割腸管是否完整，經觀察吻合口是否有出血，沖洗盆腔。距回盲部20～25 cm回腸置帶經右上操作孔引出帶子。吻合口左、右旁置骶前引流管各一條，從左下、右主操作孔引出固定。擴大右腹直肌外緣平臍水平操作孔，行回腸造口術。術后2周后每周檢查吻合口1～2次，防止吻合口狹窄。

對照組：對照組24例腔鏡下用腔鏡型直線切割吻合器斷病灶下緣；指診確定腫瘤下緣并行鈦夾標記，擴肛后，于腫瘤下緣鈦夾標記以下2 cm處用內鏡直線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取下腹正中輔助切口4～5 cm，進腹取出直腸腫瘤和乙狀結腸，術中冰凍病理（標本下切緣）：如未見癌。吻合及回腸造口術等與研究組相同。原有1例患者因術中冰凍病理（標本下切緣）：陽性，改行Miles術，篩除入組。

1.3 評價標準

據文獻[4]將控便功能分為：（1）優，能夠對干便、稀便自我控制，對排氣及排便能自我區分，無夜間失禁，患者括約肌收縮能力正常，可以對大便控制2 min之上；（2）良，能夠對干便自我控制，對排氣及排便能自我區分，患者括約肌收縮能力不足較弱，偶有稀便流出，對大便控制不足2 min；（3）差，無控便能力，對排氣及排便能無法區分，括約肌收縮能力差。功能據文獻[5]提出的控制力、排便感覺、便意感、排便次數、排便時間5項指標以10分綜合評定。

1.4 統計學處理

對所得數據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兩大組術后結果比較

兩大組均無手術死亡；研究組術后切緣均陰性，無吻合口漏發生；對照組1例術后出現吻合口漏，采取保守治療2周治愈。原有1例因術中冰凍病理（標本下切緣）：陽性，改行Miles術，篩除出組。1例術后下切緣陽性，拒絕再次手術，選擇術后化、放療。兩大組術后控便功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A、B、C三亞組術后6、9、12個月比較控便功能，A組與B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與C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預后比較

兩組均行隨訪，平均隨訪38個月，研究組無局部復發，肝轉移3例（9.37%）；對照組局部復發1例，肝轉移1例，共占8.33%，肝轉移復況相近，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3年生存率研究組93.8%（30/32），對照組91.7%（22/24），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兩組患者功能比較

研究組與對照組術后6、9、12個月功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A、B、C三亞組術后6、9、12個月比較功能，A組與B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與C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在直腸癌的病理研究中表明直腸癌的遠端侵犯很少。Kwok等[6]和Andreola等[7]研究發現，直腸癌腸管遠端浸潤距離超過1.0 cm者僅占4% ～10%，末段直腸癌中，向遠端浸潤距離超過2.0 cm者僅2%，而發生遠端壁內轉移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是腫瘤的分化程度[6-7]。而向遠端擴散超過2 cm的多屬于高度惡性腫瘤的病例，因此遠端切緣距離2 cm被認為是安全的；對于超低位直腸癌，身體狀況良好，術前MR、病理檢查等示腫瘤分化程度良好，病灶范圍局限，排除外括約肌無侵犯，ISR術中通過切除直腸壁延續增厚的內括約肌而使手術獲得足夠的下切緣，達到根治性切除腫瘤，符合腫瘤學安全。根據切除內括約肌的范圍，ISR分為全部和部分內括約肌切除術。部分內括約肌切除可以齒狀線全部切除或保留部分齒狀線。理論上齒狀線部位有大量的感覺神經，臨床發現齒狀線部分切除后一般不會明顯損害功能；低位直腸癌通常有一側（癌灶處）向方向浸潤較多，癌灶對側（無瘤側）通常可以保留一部分齒狀線，從而盡量保留功能[8]。王振軍等[9]報告：保留部分齒狀線（特別是≥1/2者），術后功能恢復良好。完整游離直腸后，腫物距齒狀線距離較術前MR測量可延長，一般認為，內括約肌末端低于齒狀線1.0～1.5 cm，切除內括約肌可使遠端切緣延長約2.2 cm；研究組32例，齒狀線完整保留者16例；部分保留齒狀線1/2～1者10例；術后6、9、12個月A、B組功能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隨著功能不斷恢復，術后12個月其功能與Dixon術者相當。C組為保留齒狀線

外翻技術（everting technique）又稱經直腸拖出外翻；外翻切除對比內鏡下直線形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下端有以下優點：（1）部分盆腔狹小患者，實施腔鏡下內鏡直線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下端難度大，外翻切除可以避免。（2）腫瘤形態常不規則；外翻切除對腫瘤與齒狀線距離可以準確測量，直視下切除在保證足夠下切緣并盡可能保留齒狀線；而腔鏡下通過指診確定腫瘤下緣并行鈦夾標記，標記以下2 cm處用內鏡直線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下端難以判斷切緣是否充分，未能明確腫瘤與齒狀線距離的準確距離，切除后亦無法明確齒狀線保留范圍。（3）外翻式切除，標本下切緣冰凍病理如為陽性可行再次切除冰凍病理；而腔鏡下橫斷直腸下端，如切端陽性不易再次切取；原有1例因術中冰凍病理（標本下切緣）：陽性，改行Miles術，篩除入對照組。（4）腔鏡下閉合橫斷下切端常需2～3把內鏡直線切割縫合器釘，較之外翻式切除1～2把直線切割縫合器釘，不僅存在盆腔污染可能，經濟上也沒有優勢。（5）下切端直線閉合后，其閉合緣兩側存在血運不良“危險三角區”[10]，外翻式切除后可用絲線間斷縫合包埋，可能會減少吻合口漏發生。

腔鏡下內鏡直線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下端未能明確腫瘤與齒狀線距離的準確距離，切除后亦無法明確齒狀線保留范圍；因兩大組都行預防性腸造口可使一旦超低位直腸吻合口漏發生時不會出現嚴重并發癥，還能為患者在術后爭取更多的功能鍛煉時間[11]。本文例數少，對比12個月后功能，未能發現兩大組在此的優劣。對于兩大組患者術前Ⅲ期患者未行術前新輔助化和/或放療也存在不足之處。對于病變侵犯直腸周徑>1/2，腫瘤分化相對好，惡性度低者能否采用此手術方式也需進一步探討。

綜合上述，在腹腔鏡ISR技術超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中聯合外翻技術切除較腔鏡下直線切割縫合器橫斷直腸下端具有根治性好、操作簡單、費用更低等優點，直視下切除可盡可能保留齒狀線，從而盡量保留功能，特別是控便功能，值得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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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Abstrac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needs sustaining and stable propulsion for support. From the aspects of mode of action and element generating propulsion, the power supply of circular economy system, respectively, is registered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as well as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enterprises, public and government. Through different functions, these dynamic factors stimulate motive forc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關鍵詞： 循環經濟；發展；動力源

Key words: circular economy；development；power source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5-0131-01

0引言

系統論原理指出，任何系統的良好運行和發展演進，都必須首先獲得穩定的動力予以支撐。循環經濟是一個由經濟、技術、生態、社會等因素構成的復合系統，從經濟系統運行的客觀規律出發，就有必要對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進行深入的研究。

1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動力源是推動系統發展演進的動力要素的來源，循環經濟系統的動力源是指推動循環經濟主體發展循環經濟的推動力[1]。從不同的角度看，其動力源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從動力的作用方式出發，將其劃分為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企業追求循環經濟的經濟效益目標，企業、公眾、政府追求循環經濟的資源、環境、幸福指數等社會效益目標是循環經濟的內在動力；政策支持、社會監督、法制保障和技術支撐等是循環經濟的外在動力，二是從動力產生的主體要素出發，將其歸結為企業、公眾和政府三個維度。

2內在動力與外在動力

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是循環經濟發展中作用方式不同的兩種動力源。具體表現為經濟發展動力、社會發展動力、資源環境發展動力以及國際競爭環境動力。

2.1 經濟發展動力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市場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于通過向經濟活動參與者提供持續的經濟激勵，改變其行為方式，使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并最終推動經濟持續發展。

2.2 資源環境發展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追求生活質量提高和生態環境改善的愿望越發強烈，良好的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生產力，蘊涵著巨大的經濟效益。在這種形勢下，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綠色保障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排污權交易制度，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鼓勵企業研發環境友好型產品，推進清潔生產，促進企業之間的共生合作，形成工業生態群落。

2.3 社會發展動力循環經濟涉及面廣，影響巨大而深遠，從觀念到習慣、行為，從生產到流通、消費，從個人到企業、社會，都需要政府支持的促進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推動其快速發展。此外，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人才培養能力、人口文化素質以及循環經濟宣傳力度的差異往往致使對循環經濟的需求也有所不同，表現出發展循環經濟的最終效果也有明顯差異。

2.4 國際競爭環境動力首先，全球性的資源和環境問題，迫使處于粗放型增長階段的國家不得不重視發展循環經濟，提高有限資源利用率及環境、生態等社會綜合效益；其次，市場通過供求、價格和競爭機制的作用，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更新產品，對發展循環經濟也起到了推動作用；第三，“綠色壁壘”被廣泛運用到國際貿易活動中，從某種程度上講，只有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謀求一席之地[2]。

3企業、公眾、政府三維主體

循環經濟是一種經濟形態，它受著市場作用的影響和制約。在市場中，企業是供方，公眾是廣義上的需方，市場機制通過成本、價格、利潤等信息向供、需雙方提供持續的經濟激勵，以此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推動向前發展。同時，政府作為另外一維主體，在處理市場“失靈”方面也同樣有其不可或缺性[3]。因此，市場和政府構成了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市場上的供、需雙方――企業、公眾，加上政府部門是循環經濟發展動力產生的主體要素。

3.1 企業企業是循環經濟的微觀實施主體，也是循環經濟動力產生的直接有效來源。在現實和外界條件的作用下，企業面臨著雙重抉擇：粗放式的生產經營與清潔化、集約化、循環式的生產經營，企業最終按照哪種方式去經營生產，取決于哪種方式能夠實現企業經營目標的最優化。對企業來說，經營目標實現和循環經濟發展之間可能存在矛盾，要正確處理這一矛盾，必須著重做好兩點：一是轉變經營理念，從傳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現代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二是創新企業環境管理體系，在企業各部門、各生產環節中實施環境管理，使新的環境管理體系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需要。

3.2 公眾公眾是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廣泛參與的主體。作為市場中需求方的代表，其行為方式對于市場供給導向、政府政策取向乃至經濟發展走向有著深刻的影響。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在公眾認知及實踐方面予以恰當的引導和支持，發揮其社會監督職能，形成帶動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3.3 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進程中，政府最主要職責是“規范、引導、激勵、懲治”，尤其是在循環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這種外部強制的推動，積極作用尤為明顯。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制度安排來限制和規范經濟參與者的行為；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過制定激勵性的政策手段來引導市場行為向著循環經濟目標發展。

4結論

綜上所述，企業、公眾、政府構成了循環經濟系統的主體，它們通過各自不同的機能推動循環經濟向前發展。其中，企業追求循環經濟的效益目標及公眾、政府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實現資源和環境的社會效益最大化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公眾引導消費、履行社會監督職能，政府政策支持、法制保障和技術支撐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外在動力。從本質上看，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實際上是采用市場和政府兩種力量協調各相關方――企業、公眾、政府利益關系的一種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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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摘要]本文從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發展路徑及未來趨勢做了探討。知識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業走向社會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業由內在制度占主導到外部制度占主導的轉變是家族企業突破發展瓶頸，是實現社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途徑。

[關鍵詞]家族企業知識論制度經濟學發展路徑

家族企業都是當今世界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企業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出現問題最多，平均壽命最短的企業組織形式。既然家族企業是企業組織的主要形式，而其成活壯大的比例極小，特別對中國的家族企業來說。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家族企業如何能夠不斷創新，持續地保持企業競爭優勢，延長企業的壽命。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接著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中國家族企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對其發展方向進行探討。

一、家族企業的定義及中國家族企業的特征

1.家族企業的定義

美國著名學者錢德勒對家族企業下的定義為：“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也有的學者認同美國學者唐納利的定義，把家族企業界定為統一家族至少兩代產生能與公司經營控制權的經濟組織。潘必勝認為，當一個或數個具有緊密聯盟關系的家庭擁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經營權時，這個企業就是家族企業。

綜合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家族企業是一個或數個有緊密關系的家族擁有全部或部分產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的經營權，合法傳給后代的企業。

2.家族企業的特征

家族企業的特征，也即優勢和劣勢。其優勢是：降低市場契約或企業契約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少企業內部的委托成本。家族內部關系中的利他主義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問題。家族企業區別于其他企業組織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業的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利他主義和有關的義務確定的，這在企業成立初期資金技術缺乏的情況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勢是：不能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對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產權的封閉型，增加了企業的融資難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倫理代替制度規范，使企業管理制度扭曲；集權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確的戰略決策。其特點：家族企業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國宗族文化的影響很大，家族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業優缺點的主要根源。

對于如何對家族企業治理取長補短，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學者們多認為，家族企業的發展要實現家族企業的產權社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企業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社會信用機制的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建立、資本市場的完善等。應當說，這些研究觸及了家族企業變革的實質，但對于家族企業必須轉變的理論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圖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說明家族企業變革的內在原因。

二、“知識問題”是家族企業變革和社會化的本質因素

知識按傳遞方式可以分為可言傳的知識和不可言傳的知識，可言傳的知識可以靠語言記錄來進行傳遞，不可言傳知識需要學習者的親身實踐。新知識的獲得產生于邊際性適應和既有知識的變化，分為突變性的知識增長和適應性知識增長兩類。個人要作出決策，就要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獲取知識），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從一無所知變為無所不知的成本，極少有交易者能負擔得起這一過程。同時，信息收集的特殊之處在于個人在獲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獲取某類信息的預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識搜集成本必須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識獲取的成本是單個人或單個組織所無力承擔的，因此人們才會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來與他人和其他組織進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識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家族企業只依靠企業主或其家族的知識和經驗，是不可能使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企業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性是家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要打破這個瓶頸，家族企業只有使企業社會化，也即是股權的社會化和經營管理權的社會化、監督的社會化，這是家族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國外之所以有許多百年的家族企業，是與其企業的社會化，廣泛吸收社會的知識、智慧、資金分不開的。因此，雖然國外家族企業和中國家族企業都稱為家族企業，但其內涵和外延是有區別的，中國的家族企業主要處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創業期和成長期，企業的社會化還沒有提上日程。歐美的家族企業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權而基本不掌握經營權，中國的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完全由一個家族來掌控。所以歐美的家族企業家族的影響已十分淡化，事實上完成了由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型，完成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社會化。現代企業制度是各種契約和制度的集合，通過這些契約和制度，能夠迅速有效地實現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這也是歐美家族企業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國家族企業受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影響，同時，外部法律制度、經理人制度、融資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礙了中國家族企業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業發展，阻礙了企業社會化的進程。因此，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成本的高昂和對經理人機會主義與敗德行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資源約束，始終不能改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封閉性。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會已有知識，單純依賴企業創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識，最終造成了企業發展停滯或迅速破產。

三、家族企業內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轉變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途徑

有限知識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會存在的基礎，同樣也是企業治理的基礎。知識的有限性證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為減少信息收集和獲取新知識的成本而固定下來的經驗。制度可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群體內隨經驗而演化的原則，而外在制度則被定義為外在地設計出來并靠政治行動由上面強加于社會的規則。內在制度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外在制度則需要國家來制定。內在制度在構建社會交往，溝通自我中心的個人和實現社會整合上具有極其主要的意義。內在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內化規則、習俗和禮貌、正式化內在規則四種類型。

家族企業的制度大多屬于內在制度，是中國傳統家族倫理觀念的產物。血緣、姻緣、地緣、學緣、業緣、構成了企業的內在制度環境，這種內在制度是家族企業創業期和成長期的主要制度，企業主要通過這種關系進行治理。這種家庭與企業合二而一的治理機制在家族企業產生和發展時期，能夠發揮內在制度增強企業凝聚力、決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點，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義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結果。但隨著家族企業的發展壯大，家族成員的利己主義抬頭，容易發生利益摩擦。企業發展所必須的社會化也因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型而遲滯，無法引進外部智源和進行融資，權力的過分集中容易導致決策失誤，企業的整體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員的利益容易發生沖突。

要解決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也即企業的外在制度。這是因為內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適用范圍，內在制度往往含義模糊，彈性較大，不利于節省信息收集成本；企業主或家族成員根據內在制度管理企業，往往存在偏見和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開、競爭合作的企業秩序；內在制度的執行往往缺乏強制措施，處理結果難以服眾；內在制度不能強制企業成員做出可靠的契約承諾，使作為契約集的現代企業組織松散，缺乏競爭力；內在制度的執行和發揮左右往往依靠歧視和排外，區分內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規模是內在制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企業史表明，內在制度只能把企業推進到一定的規模，超出這個規模，外在制度也即現代企業制度就開始處于主導地位，這種制度和家族企業的社會化過程相輔相成，使家族企業成為現代的、開放的、公正、公平的企業。當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業占主導的前提條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實現依法治國，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完善，社會誠信機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實行還有待于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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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在當今物業管理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隨著“創優”，ISO質量認證的升級，特別是當我們邁向21世紀，面臨加入WTO，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時，我們的企業要生存發展，拓展市場，就必須學習和借鑒世界先進國家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經驗，形成品牌效應，實施大市場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名牌戰略；在發達國家，名牌戰略已經從企業管理的外圍進入到企業管理的中心，從研究開發到售后服務等各個環節都圍繞名牌戰略而進行。創名牌企業，建優秀物業管理小區，現已成為我國物管企業的管理目標和奮斗方向。那么，物管企業如何制定和實施品牌戰略呢？筆者認為，第一，要首先明確品牌戰略的特性和作用；第二，要確定品牌的價值戰略。

一、物業品牌的特性和作用

1、品牌可以是永存的

物業管理企業的品牌，體現在物業管理上的硬指標，就是創建和獲得國內物業管理最高榮譽獎“優秀物業管理小區”和“安全文明小區”以及ISO9002質量的認證；在軟件建設方面，對內主要是企業文化，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對外則是通過媒介擴大影響，宣傳企業精神，全面提升企業形象。美國揚和羅濱凱公司總裁彼德國.喬治蘇說：“精品是超越于具體產品的，它凌駕于實際產品之上。”物管企業的品牌作為物業企業的品牌作為物業企業（產品）的標記，是“產品”內涵的反映和“產品精神”的體現。一個品牌可以代表一個企業，一個優秀物業管理小區、示范大廈可以代表一個企業的實力；在一面“精品”的旗幟下，“產品”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生產發展下去，只要管理適當，品牌可以永存。同時，由于品牌是企業所生產和經營的，因此，品牌也就反映了企業的形象和精神，是企業“產品”的要素。優秀物業管理小區與物管企業緊密相連。優秀示范小區對于物管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關系重大，品牌的永存保證物管企業長期地生存和發展下去，對社會發展、經濟繁榮都有重要作用。

2、品牌是信任與承諾

物業管理企業與業主的市場關系，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原因在于一方面紛繁復雜的物管市場變化莫測，競爭激烈，這給物管行業提供的管理服務帶來較大風險；另一方面是一些無資質的物業公司一哄而上，管理不規范，搶過“獨木橋”，擠乘“一輛車”，使業主很難選擇，這給物業市場帶來一事實上的混亂和損傷。物業公司與業主的關系必須改進和提升。名牌企業、優秀物業管理小區表達著“產品”或服務與業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一種體現互利互惠、友好合作和信任的關系及其感覺；優秀物管“產品”就象商海中的“燈塔”，吸引著迷茫和優柔寡斷的業主客戶。優秀物管“產品”不僅能拉近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關系，而且是物管企業與業主之間非書面或口頭的契約。它雖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但卻具有超越于法律的神圣的效力。因為真正的物業品牌（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樓宇、安全文明小區）能體現出一種強大的信任和效益，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和力量。

3、品牌是對服務價值的最好詮釋

忠誠的根本理由在于價值，忠誠應廬是值得或有價值的。對于業主來說，物業公司的忠誠價值在于“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這就是能夠以合理的收費獲得良好的“產品”或服務。如果一個物管企業總能夠以合理的收費價格（這種合理收費價格是按照國家收費標準，而且是物管企業和業主都能接受的），提供優質的“產品”或服務，那么，市場就會認同于它，業主就會忠實于它。物業公司和業主的這種關系，是以經營“品牌”為紐帶的。“品牌”或“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是承諾和忠誠的象征。品牌表示物管企業給予業主以承諾。物管企業以履行承諾來維護其“產品”，作為對業主的奉獻和熱情，這樣，會使業主發現忠實一家物管企業是值得和有利的。

二、物業品牌的價值戰略

1、品牌價值與形象價值的統一化戰略。品牌是內在品質與外在形象的統一。物業管理企業一項精品工程（優秀物業管理小區或安全文明小區），不能只看重其“產品”的外在形象價值，只圖好看華麗，而忽視甚至糟蹋或破壞“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其一個層面是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性能及其效用，另一個層面則是企業的素質、能力和品行等。內在品質價值是品牌價值的根本，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是恒定的。而品牌的外在形象及其價值是內在品質及其價值的表現、流露和展示，是不確定和易逝的。所以，只注重“產品”外在形象價值會是曇花一現，那不是做物管工作，甚至也不是做企業，而是做投機，當然所管理的小區、樓宅的外在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它便于人們識記，會使人們產生聯想，甚至不會使人們賞心悅目和陶冶情操等，是有價值的。所以，實施物業品牌價值戰略，必須以“產品”的品質價值戰略為根、為本和為綱，而以品牌的形象價值為枝、為葉和為目。

2、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統一化戰略。物業品牌的內在品質價值和外在形象價值，從另一個層次和角度看，又都是品牌的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都是產品的成本對效用的關系。它對物管企業來說，是生產經營成本對經營收入的關系，是生產者剩余或利潤等；而對于業主來說，是購買成本或代價對物管企業效用或滿足的關系，是業主剩余。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區別主要在于：前者主要是物質性的，用貨幣衡量；后者主要是意識和觀念等非物質性的，是心理感受和觀念評估等。但是，兩者不能截然分開。首先，經濟既包含文化，又屬于廣義的文化；其次，經濟既包含文化，又屬于廣義的文化；其次，業主的滿足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物業品牌的經濟價值是基礎，而其文化價值可以說是關鍵或主導。這不僅因為物業品牌的外在形象價值是文化的，而且因為品牌內在品質價值也主要是由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決定的，它表達著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和卓越的民族精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價值會轉化為經濟價值，會提升經濟價值。物業品牌的市場價值與信譽價值的關系也一樣，它們是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特殊內容和形式。

第5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摘 要 制度經濟學為深入研究公司治理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包括契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和現代產權理論等。本文主要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公司治理效率的因素和我國現階段治理效率不高的制度性原因，并嘗試從中總結并給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 公司治理效率 制度性因素 制度缺陷 交叉持股

現代企業制度核心是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機制，“公司治理”也成為近百年的主題詞之一。而對于公司治理究竟是什么，現有理論研究并沒有給出無可爭辯的答案。而且，源于公司治理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本身都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股東利益至上”與“利益相關者”的爭論也未曾停歇，也引發我們的思考：能否尋找新的視角來對公司治理做出更貼切的解釋和整合？本文試圖從制度經濟角度得出一些啟發。

一、公司治理機制中的制度性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有觀點認為：制度是重要的且是可以進行分析的，恰當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復雜系統中的協調成本，限制并可能消除人們之間的沖突。在復雜的社會系統中，大量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是由內在制度規范的，但適當的外在制度可以更好地實現內在制度的目標，并有助于推動其向與外部政治經濟環境更為協調的方向演進。高效公司治理需要的外在制度應該是設計規范、精細，有懲罰性條款，并能被強制執行的正式制度。同時，穩定性的外在制度還必須具有前瞻性，代表未來發展方向。

二、影響我國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制度缺陷

我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現代企業制度，一出現就有了“一股就靈”的傾向，各個企業爭相改制上市。但低層次的簡單“復制”并沒有給其公司治理帶來預期的深層次變化。按理說，上市公司應是企業中的佼佼者，但顯然在滬深交易所掛牌交易的一千多家公司中真正的績優股卻只是鳳毛麟角。

一方面，國內的公司治理相關的法律法規明顯存在諸多缺陷。“刑不可知，威不可測”，自上而下的外在制度永遠是正式的，對違反制度的行為必然有強制性懲罰。我國目前立法還不能將高管人員真正置于民事責任的約束之下，缺乏相關的民事賠償制度等，僅靠行政處罰既不具威懾力，又不能給受損投資者以補償，導致中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法律法規對上市公司退市機制強制力不夠，致使監管中寬容傾向泛濫。

另一方面，更為嚴重的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歷史較短，高效的公司治理所需的內在制度同樣存在先天不足。在我國，正是缺乏這種與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關的文化傳統的軟環境，主要表現在：首先，我國缺乏強制執行和主動遵循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一方面強調執法者必須強制執行已有正式制度，培育市場主體對規則的信任。另一方面強調市場經濟主體對法律法規的主動服從和遵循，實現外在制度內在化，提高執行效率。其次，是我國缺乏健康的股權文化。一股獨大和公司治理水平低是我國公司普遍并存現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就有必然和內在的因果關系。再次，密切相關的是我國尚未形成有效的誠信機制。外無強制執行的文化傳統，內無健康的股權文化，公司管理者很難有主動服從法律規范的壓力和動力，給予了制度的具體執行者更大的相機抉擇權力，也使其機會主義行為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三、解決現存制度缺陷的一些建議

在今后改進公司治理效率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要健全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各自職責清晰，依法運作為了讓股東會、董事會和經理之間職責清晰。發達國家公司法中基本沒有像我國公司法這樣分別對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權力作出列舉的。我們必須從這種“分家分權”式的思維中跳出來。

2．全流通和整體上市可以完善公司治理。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現股份全流通，在打通通過資本市場改進公司治理的通道上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但是全流通本身并不能直接改進公司治理。通過整體上市，消滅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來完善公司治理。保證公平交易的治理機制，關鍵是法律上確定控股股東、董事和高管的“公平交易義務”。

3．交叉持股可以改進公司治理。多個友好企業之間交叉持股，長期持有，目的是抵御“外敵”，加強管理層對公司的控制。從股東價值導向的現代公司治理角度來看，這種交叉持股恰恰是阻礙公司治理，而不是改進公司治理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在制度的缺陷與內在制度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我國公司治理效率的低下。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滿足了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的前提條件，才有進一步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可能，否則，改進公司治理效率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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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關鍵詞：資本范疇人力資本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人力資本理論自創立以來，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中經驗應用最多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被應用到各個應用學科和研究領域,但由于對人力資本的內涵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于人力資本到底是什么，應該怎樣來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關領域的應用研究上就會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本文將根據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來探討人力資本的內涵，指明人力資本的本質，揭示人力資本出現的社會經濟條件。

一、理論回顧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資本”這個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資本觀》一書，在該書中，他從個人教育費用和個人收益相比較來計算教育的經濟效益。真正形成理論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爾的博士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對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之間存在的必然關系進行了認真研究。196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轟動了西方經濟學界。以此為標志，確立了人力資本理論，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1964年，貝克爾發表了《人力資本》，提出了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進一步發展了人力資本理論，使之成為系統而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疑西方學者對人力資本理論做出了開拓性的研究。但是對人力資本的內涵仍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從改理論傳入我國，興起了研究的熱潮，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國內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大致有兩派：

一是默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其中根據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沿用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作相關方面的應用研究。另一種是從經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對于第一種思路：比如有的從企業的契約性質研究人力資本，認為“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里資本的特別合約”，并且認為“人的健康、體力、經驗、生產知識、技能和氣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權只能不可分離地屬于其載體”。（周其仁，1996）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并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風險的真正承擔者，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創造者”。（方竹蘭，1997）有的則認為“我國發揮比較優勢的關鍵是,將更多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王樹同，2003）加快人力資源的轉化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形成的資本。”(李寶元，2000)對于第二種，主要是引用經典作家有關人、教育等方面的論述，作為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以此說明人力資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最近才發展起來。比如有的認為“斯密敏銳地認識到,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能對社會生產有重要作用,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本。”（王建民，2002）有的從“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出發探詢了馬克思關于“人力資本在財富創造中的地位、產權特征、形成途徑、層次性、定價等”。（焦斌龍，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資本的提法，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比如有的認為“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提出“人力資本是指在知識、技術、信息同勞動力分離，成為獨立的商品參加市場交換，且這種交易在市場交換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由投資而形成的的高級勞動力。”(馮子標,2002)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個錯誤的概念”。（張海云，2003）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資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論：人力資本確認悖論、人力資本激勵悖論、人力資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論。”也對人力資本提出了置疑。（張兆國，2004）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前者并沒有去過多思考人力資本本身的內涵，作為既定的含義，搬來就用。后者盡管提出了質疑，但是并沒有說清楚人力資本的含義，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論述也存在問題。兩者都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做出很好的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人力資本的內涵。本文將利用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則，通過資本范疇規定性的分析來探討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揭示人力資本產生背后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二、人力資本范疇內涵的規定性

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是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其哲學基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的起點，也就是邏輯的起點；思維形式中概念又簡單到復雜上升的過程，反映著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歷史發展過程。根據這一方法論，任何客觀經濟關系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樣任何經濟范疇的出現都是客觀經濟關系的反映和歷史發展的產物。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范疇時，所應用的方法論值得我們借鑒。

下面就從資本范疇的規定性說起，首先澄清人們對資本范疇的誤解，進而分析人力資本范疇的規定性。

從資本到人力資本，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不是概念上的簡單擴展，而是生產方式演變的一次質變。這樣的認識，只有必須從資本的本質規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出現的經濟范疇，必然有其內在的規定性。從資本這一抽象范疇到人力資本這一具體范疇，從邏輯上來講，人力資本范疇必須包含資本范疇的規定性。所以要認識人力資本的內涵，必須弄清楚資本的規定性。

對于資本的規定性，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強調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它必須的載體。”（曾康霖，1990）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其社會形式，又有其物質承擔者。所以資本范疇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本所體現的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這是資本的本質規定；另一方面，是資本關系所賴以體現的物質的、客觀的和自然的內容和形式。這是資本關系的載體，是資本形式、運動和發揮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質前提”。（崔學蘭，2003）資本的本質規定和資本的外在形式是統一的，是不可分離的。

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奴隸。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所以資本不是作為單純的物質性存在，即作為進行新的生產手段而積累起來的物化勞動本身并不是資本，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一種社會關系。所以對于資本范疇來講，盡管有學者做了“資本范疇再認識”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見，認為“資本是本質規定和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把資本的內在規定分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和資本的特殊社會規定”。并認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物化的剩余勞動不斷吸取活的剩余勞動，從而不斷增加和擴大自身的關系”。這是一種“關系”，但是這并不是與一定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樣的認識把資本理解為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作為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關系。然后才是體現在一個物或載體上。

所以對人力資本范疇來說，人力資本也應該是一種內在本質和外在形式的統一體。馮子標在《人力資本參與企業收益分配研究》一書中指出“人力資本是其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統一體”。這無疑是正確的、有見地的。然而由于其沒有真正理解對于資本來講，資本的本質內在規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對人力資本含義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從而利用“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得出“勞動力是其內核和自然基礎，投資是外在約束，人力資本正是勞動力成為投資的產物。”混淆了本質與外在形式的含義和區別。當然，他認為“人力資本是一種高級勞動力”，這種把人力資本歸為勞動力的看法無疑是有創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對于高級勞動力的說法及對其原因的解釋是不能讓人接受的。但這其中已經暗含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的一種推動。侯風云在《論人力資本概念》一文中，嘗試用“資本”的概念來說明人力資本，但是其僅僅判斷資本的標準定義為“是否有超過投資價值的價值產生，這種超額價值是否為投資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從靜態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個增值額的產生，所以不能從根本上把握人力資本的含義。

所以對人力資本來講，它應該是體現了一種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新的資本形態。馬克思說：“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同樣，人力資本體現了一種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產生，在這樣的生產中，不是物質資本利用人的活勞動為手段來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勞動利用物質資本來不斷的增大自身的過程。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生產方式，體現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結構性變遷，是比物質資本更高一級的新的資本形式。

對于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資本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我們認為是體現在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根據馬克思“勞動力或勞動能力，就是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合。”的論斷，而體力的內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總是體現在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的擁有。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簡單勞動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復雜勞動將成為社會財富創造的主要方式。這時的勞動力已經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表現，而是蘊含著先進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復雜勞動力。所以，我們就把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界定為勞動力，這樣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就體現為勞動力，但是勞動力是在承載了一定的社會關系之后才成為人力資本的載體的，是人力資本內在本質規定的基礎。

我們這里所說的人力資本體現為勞動力，跟西方學者及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具有本質上的區別。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但是他只是將人力資本純粹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來說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沒有反映其本質的規定。而我國大部分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基本照搬西方對人力資本的定義的描述，“多數人力資本理論的文獻，也不過是將對（非人力）資本理論的一些原理推廣到對人力資源的分析上而已。當人力資本經濟學家把人的健康、生產技能和生產知識看成是一種資本存量，即作為現在和未來產出和收入的源泉時，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在形式上幾乎就沒有什么區別了。更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所形成的資本”。（李寶元，2000）“資本的概念不僅僅局限在于物質資本，而應該擴展到人力資本，即投資于人的智力、體力、和技能的資本成為人力資本。”（侯風云，2003）他們所說的人力資本不過是花費在人身上的貨幣（或價值）的另一個不同說法而已。根本沒有去仔細研究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僅是把資本概念在名稱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知：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它首先表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體現了以人為主導的社會生產關系中更高的資本形式，這是它本質的規定性；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為勞動力，以勞動力為載體。兩個方面統一，不可分離，共同構成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

三、孕育著人力資本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表現

任何一個經濟范疇的出現，必然有其復雜的社會形式，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社會生產關系的范疇，必然有其豐富的社會經濟背景。那么對于人力資本，是否具備了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呢?我們認為當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已經孕育著人力資本的出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根本改變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真正確立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紀70年代，美國提出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經濟”，引起學界的關注。聯合國研究機構和經和組織的專家提出了“知識經濟”，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種新經濟。

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自動化機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得勞動者不再是生產過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牢牢束縛其中,充當“會說話的工具”,而是徹底從生產過程中擺脫出來,站在一旁,通過遙控指揮工具系統進行生產,并對整個生產過程進行監督和管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跟工業經濟時代相比發生根本的改變。

由于知識越來越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所以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更主要地取決于知識的投入,知識可以擴大傳統生產要素的能力,還可以提供調整生產要素、改進生產程序、創造革新產品的能力。而這些知識的生產者和攜帶者不是別的載體，就是人本身。所以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創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勞動者在生產中確立了中心地位。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將催生出與其相適應的性的新的更高級資本形態——人力資本。

第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融合表征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轉換，預示新的經濟發展結構的出現，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和在生產關系中地位的改變。

在工業、傳統制造業為主導的工業經濟模式下，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很難的。但是在以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模式下，一方面，這些產業主要依靠智力活動或者個性化的個體勞動，這是傳統的機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深化”逐漸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然路徑。而以這一切都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從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正在經歷著這樣的變化。按照三次產業分類法，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從工業部門向服務部門的轉移早在20世紀二三年代就已經初露端倪，到20世紀中后這種轉移表現得更加明顯。到了1965年，在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降低到了3%、10%、4%、3%、7%，工業所占比重分別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產業的比重均已超過50%

伴隨知識經濟進程,出現了電信、廣播電視和出版等部門在數字融合基礎上的產業融合。這是對傳統產業體系的根本性改變,成為一種新的產業革命。

“隨著產業融合在整個經濟系統中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它將導致產業發展基礎、產業之間關聯、產業結構演變、產業組織形態和產業區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變化,最終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推動人的地位和經濟價值的提升。

第三、企業組織形式的深刻變革及其治理結構的變化反映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分工協作體系的日益發達，企業的組織形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理革命”------“專業經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為決策者”1932年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們合著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Modern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權從企業的所有者---股東手中，轉移到經理手中獲得趨勢。1941年，伯納姆（J·Burnham）在《經理革命：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ManagerRevolution:WhatitHappenningintheWorld》一書中，第一次把這種現象稱為“經理革命”。“經理革命”的過程，就是“經理式資本主義”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資本主義。此時，“資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給的東西，老式的“巨頭”已經不中用了，于是美國經濟領域中的權勢便有資本轉移到組織才能的方面。”所以“在這里已經不是‘消極資本’即純粹的企業財務資本的存在，才是個人、經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飯吃’,而是‘積極貨幣’的握有者——企業的人力所有者——保證了企業的非人力資本的保值、增值、擴張。這個局面底下，企業的人力資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資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逐步演變成一種與傳統的支薪制公司相競爭的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這直接反映了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一種變化趨勢。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一些傳統行業的大公司中，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潤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發展的廣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發展到91%，美國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員工分享額占公司利潤的比重在42-67%之間，而美國經理人員的報酬結構中，固定工資、年末獎金和股票選擇權的比例大體是4：3：左右。

并且，一些西方國家也逐漸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的這種變化趨勢，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設法鼓勵利潤分享和股權擁有。如英國政府1987年通過的2號財政法不僅批準了以支付現金為形式的利潤分享計劃，而且職工的利潤分享收入可以享受減稅待遇。而美國政府也從1974年開始，陸續通過了16項鼓勵推行職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稅的優惠政策為ESOP打開綠燈。到1986年，美國實行ESOP的公司大約為8000家，約有1000萬雇員參加到此項計劃中，約占全美雇員總數的8%。

以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說明了人力資本的產生所必須具備的相應經濟基礎，這種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將會隨著這種趨勢的推進，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經濟形態和生產關系的資本形式，歷史地登上舞臺，發揮其更大的作用，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認識的根本任務就是經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所以，對于人力資本我們要從大量的社會經濟變遷的現象中，來認識到人力資本的本質，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別人的東西，僅看到表面現象，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的結構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基于這樣的認識，就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在社會范圍內出現人力資本的經濟基礎。孕育人力資本產生的經濟結構變遷的種種表現也是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但這也并不是一種很普遍現象。所以在談人力資本時，我們不能無視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大肆鼓吹。

在我國目前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誤區，必須加以糾正，否則會產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資本談人力資本，而不管其真正含義是什么。對人力資本有時認為是指勞動者，有時是指勞動力，有時指投資在人身上的資本（價值）。含義混亂，依次作的相應對策必然出現偏差。

第二，人力資本與產權掛鉤，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資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圍內，將人力資本等同于職業經理人和技術創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勞動者。提出人力資本入股，也就是經理人和技術創新人員入股，分享企業所有權。而把普通勞動者排除在外，忽視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趨勢，對普通勞動者造成極大的傷害。這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三，脫離實際經濟條件，談經濟發展時，就講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其實“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并未過渡到以人力資本為主導性的生產要素的經濟發展階段”。“那種認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就是因為缺乏人力資本的觀點在真正了解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專家看來也是膚淺的，因為從另一角度看，人力資本缺乏毋寧說正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不發達的結果”。所以，我們要從根本上認清此問題，主要的任務是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忽視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資本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勞動力素質和人力資本也是不同的問題。其實教育的作用，一直以來都受到經濟學家和社會的重視，而不是因為有了“人力資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視，才應該重視。

注釋：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

他在該文中從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論證了市場中的企業是一個特別合約，并且默認了包含企業家和普通勞動者在內的人，甚至奴隸都是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但并沒有去對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作進一步深入考察，僅僅是借用了西方學者的看法。

方竹蘭.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J].經濟研究,1997（6）.該文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并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作出說明，這樣的判斷又能有什么意義？即使是把人力資本所有者認為是勞動者，也從根本上違背了“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原理。從而混淆價值和財富的區別。

焦斌龍.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J].當代經濟研究,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資本的名詞硬套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上，不加分析的把勞動力等同于人力資本，勞動力的價值等同于人力資本的價值。這是違背了馬克思資本論中勞動力的本來意義。

張海云.人力資本理論質疑[J].當代財經,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頁

本理論質疑[J].當代財經,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頁

崔學蘭，趙旭亮.資本范疇在認識[J].經濟問題.2003（11）.本文對資本的范疇作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資本范疇的社會基礎，并認為資本范疇是資本關系與資本載體的統一，也即資本內在規定和資本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認為資本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把資本看成是超越歷史的永恒范疇，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

同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頁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頁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

李寶元.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第18頁.

張素芬.知識經濟條件下勞動者情況變化探微[J].當代經濟研究,1999（4）.文中對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地位變化，作了分析。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正為人力資本的出現提供了背景條件。

莫志宏.人力資本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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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托馬斯·戴伊著.誰掌管美國----里根時代[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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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關鍵詞】 企業所得稅籌劃; 動因分析; 博弈分析

蓋地教授在《企業稅務籌劃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指出:根據組織行為學理論,可從行為人的內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環境因素兩方面分析企業進行稅務籌劃的動因。這一觀點為本文探討新稅法下企業所得稅籌劃的行為動因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企業所得稅籌劃的內在動因分析――“經濟人假說”的利益驅動

美國學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將“經濟人假說”歸納為三層含義:(1)“經濟人”是自利的,即策動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是追求自身利益;(2)“經濟人”是理性的,即人能夠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條件來判斷自身利益并決定行為方向,盡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3)人理性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為往往會無意識地、客觀地增進公共利益。

依照公共經濟學的理論,企業所得稅具有對“公共服務”、“公共物品”付費的性質,不具有直接返還性,即企業所繳納的稅款與它所消費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之間通常不具有對等性。這意味著企業即使不納稅也可以照樣享用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根據美國學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德“經濟人假說”,企業就難免產生“搭便車”的欲望,即希望通過所得稅籌劃來盡可能地減輕自身稅負甚至不納稅,但同時又希望盡可能多地享受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對企業而言,所得稅負無論怎樣公平、合理,但所得稅指出作為一項特殊的成本都是企業資金的凈流出,是企業經濟利益的一種損失。企業作為“經濟人”是以營利為目的,對所得稅進行籌劃,以謀求稅后利益的最大化會成為必然的選擇。

由此可見,所得稅籌劃的內在動因是源于“經濟人假說”的利益驅動,即經濟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企業所得稅籌劃的外在動因分析

內在動因最終能否通過所得稅籌劃的形式得以實現,還要取決于外在的動因。作者認為,所得稅籌劃的外在驅動因素主要包括邊界清晰的產權制度、企業所得稅各個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企業經濟活動的多種形式以及企業會計核算的多種方式。

(一)邊界清晰的產權制度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最根本的外在驅動因素

有關產權的概念,德姆塞茨可能是較早對其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他的《關于產權的理論》對產權的定義為:“所謂產權,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認為:“產權本質上是一種排他性權利。”本文在對所得稅籌劃的內在動因的分析是以邊界明晰的產權制度為基本前提的。根據產權理論推斷,只有在產權明晰的條件下,企業才會真正關心所得稅對其自身利益的影響,才會在利益的驅動下進行所得稅籌劃。因為,如果企業產權不明晰,那企業的經濟效益與企業所有者、管理層和員工就缺乏直接的利益聯系,企業就不會關心自己繳納所得稅的多少,就更不會精心地進行所得稅的籌劃了。所以說,邊界清晰的產權制度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最根本的外在驅動因素。

(二)企業所得稅各個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最直接的外在驅動因素

根據科學決策原理,有差異就會存在選擇。根據稅制學原理,稅收制度中設置了納稅義務人、課稅對象、適用稅率及稅收減免優惠等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根據企業所得稅各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的模型(見圖1)可知:企業所得稅各個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意味著企業在決策時存在選擇的可能,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會誘發企業通過事前籌劃,力爭在多種可選方案中進行最優化抉擇。例如,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復雜性,政府往往會結合實際情況,給予一些稅收優惠,這就導致了稅收差異。斯科爾斯和沃爾夫森等指出:“不管是好是壞,稅收優惠政策還是被世界各國的稅收當局廣泛地授予給各種活動。為實現各種社會目標而設計的任何稅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會刺激社會個體進行稅收籌劃活動。”

(三)企業經濟活動形式的多種選擇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關鍵外在驅動因素,是企業所得稅籌劃的切入點

企業具體從事的經濟活動是確立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及范圍的依據。經濟活動形式的多樣性表現在投資形式、組織形式、業務形式、結算形式等方面。如圖2所示:投資形式的不同選擇會導致企業在投資的法定稅率與稅收優惠方面產生差異;組織形式的不同選擇會導致企業在所得稅納稅范圍方面產生差異;業務形式的不同選擇會導致企業在所得稅課稅對象上產生差異;結算形式的不同選擇會導致企業在所得稅納稅時間上產生差異。正是因為經濟活動形式的不同選擇,會產生不同的所得稅涉稅差異;所以,它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關鍵驅動因素,是所得稅籌劃的切入點和主要內容。

(四)企業會計核算方式的多種選擇是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又一關鍵外在驅動因素

企業依照企業會計準則生成的會計信息既是企業經濟活動的價值反映,又是企業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重要基礎。應納稅所得額就是根據會計核算結果并調整計算出來的。企業會計準則和稅法都給企業留下了會計核算方式的選擇余地。基于不同的會計核算方式,其核算結果會有所不同,也會導致應納稅所得額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企業的所得稅負有所不同。因而,會計核算方式的多種選擇成為企業所得稅籌劃的又一關鍵外在動因。

綜上所述,以上四個驅動因素既相互獨立又密切相關。在邊界清晰的產權制度下,經濟活動與企業所得稅各個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相結合,構成了企業確立所得稅納稅義務和范圍的依據;會計核算與企業所得稅各個基本要素及其差別機制相結合,構成了所得稅計稅標準的依據。

三、企業所得稅籌劃動因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它是研究決策主體在給定信息結構下如何決策會使自身效用達到最大化,以及不同決策主體之間決策的均衡。也就是說,當一個主體,好比說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選擇受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均衡問題。而博弈理論在稅務籌劃中的應用,實際上是尋找“自利”與“他利”的最優安排。在所得稅籌劃動因的分析中,博弈活動通常包括以下要素:

參與人:是博弈中的決策主體。假設每個參與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所得稅籌劃的過程中,往往會涉及到企業和稅務機關,會出現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博弈和企業和稅務機關之間的博弈。

信息:是參與人在博弈過程中所了解的信息。在所得稅籌劃中,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表現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策略:是在博弈中可供博弈方選擇的行動方案。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所得稅籌劃博弈中,企業的策略空間是:籌劃和不籌劃。在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的所得稅籌劃博弈中,企業的策略空間是籌劃和不籌劃,稅務機關的策略空間是檢查和不檢查,并且在檢查時確認企業的所得稅籌劃行為是否合法。

行動的次序:是博弈中的每一個參與人在什么時候做出選擇。

收益:又稱支付,是每個參與人從各種策略組合中獲得的效用水平。在所得稅籌劃的博弈中,企業盡力實現稅后收益的最大化,稅務機關盡力實現稅收利益的最大化。

結果:是指參與者的行動所產生的每一種可能性。

(一)企業與企業之間所得稅籌劃的博弈分析

假設:(1)有同等條件下的企業A與企業B都面臨著是否做所得稅籌劃的選擇;(2)企業A和B的行動選擇是籌劃和不籌劃;(3)雙方在各自行動前都知道對方行動的可能性及其特征。

經估計得出:如果兩個企業都不進行所得稅籌劃,各自的稅后收益為N;如果他們都進行所得稅籌劃,各自的稅后收益為N+a(a為因進行所得稅籌劃所節減的所得稅大于所得稅籌劃成本的差額,否則討論沒有意義);如果一個籌劃一個不籌劃,不籌劃企業的稅后收益為N-c(c為因市場份額被籌劃企業搶占而損失的稅后收益),籌劃企業的稅后收益為N+b(b=a+c,假設市場份額不變)。可以得出如下的博弈矩陣:

通過對該博弈矩陣進行分析,求解納什均衡。對于企業A來說,無論企業B是否進行所得稅籌劃,理性的A企業都會選擇籌劃;同樣,對于B企業來說,無論企業A是否進行所得稅籌劃,理性的B企業都會選擇籌劃。所以得出最優解為(籌劃,籌劃)。

(二)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所得稅籌劃的博弈分析

1.模型假設

(1)企業與稅務機關都是理性的“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企業與稅務機關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

(3)企業的行動選擇是籌劃與不籌劃。稅務機關的行動選擇是檢查與不檢查;當檢查時,認定企業所得稅籌劃是合法的概率是β。認定企業所得稅籌劃不合法的概率是1-β。

(4)企業不進行所得稅籌劃時,繳納的所得稅為T;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時,所獲得的收益(即因進行企業所得稅籌劃所獲得節減所得稅的數額)為M;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發生的成本為D,且D

(5)除考慮以上所說的成本費用外,不考慮其他成本費用。

2.博弈模型構建與支付函數矩陣

(1)博弈模型構建

(3)模型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假設稅務機關進行檢查的概率為A;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概率為B。

當稅務部門進行檢查的概率A一定時,企業選擇進行所得稅籌劃(B=1)或不進行所得稅籌劃(B=0)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籌劃:EP(A,1)=A[β(-T+M-D)+(1-β)(-T-λM-D)]+(1-A)(-T+M-D)=A(β-1)(1+λ)M+(-T+M-D)

不籌劃:EP(A,0)=A(-T)+(1-A)(-T)=-T

其中:EP(A,1)代表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預期收益,

EP(A,0)代表企業不進行所得稅籌劃的預期收益。

令EP(A,1)=EP(A,0),A(β-1)(1+λ)M+(-T+M-D)=-T,得到稅務部門檢查的最優概率:A*=(M-D)/[(1-β)(1+λ)M]。說明當AA*時,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所得稅籌劃;當A=A*時,企業是否進行所得稅籌劃的預期收益相同。

當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概率B一定時,稅務部門選擇檢查(A=1)或不檢查(A=0)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檢查:EK(1,B)=B[β(T-M-C)+(1-β)(T+λM-C)]+(1-B)(T-C)=(λM-λβM-βM)B+(T-C)

不檢查:EK(0,B)=B(T-M)+(1-B)T=T-BM

其中:EK(1,B)代表稅務部門進行檢查的預期收益,EK(0,B)代表稅務部門不進行檢查的預期收益。

令EK(1,B)=EK(0,B),(λM-λβM-βM)B+(T-C)=T-BM,得到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最優概率:B*=C/[(1+λ)(1-β)M]。說明當BB*時,稅務機關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檢查;當B=B*時,稅務機關是否進行檢查的預期收益相同。

所以,企業和稅務機關進行所得稅籌劃博弈的混合戰略的最優解為:

A*=(M-D)/[(1-β)(1+λ)M]

B*=C/[(1+λ)(1-β)M]

由以上公式可知: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概率A與所得稅籌劃的收益M值、稅務機關認定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合法的概率β值成正比,與所得稅籌劃的成本D值、處罰力度λ值成反比。即企業所得稅籌劃的收益M值越大,企業越傾向于進行所得稅籌劃;企業所得稅籌劃的成本D值越小,企業越傾向于進行所得稅籌劃;稅務機關認定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合法的概率β值越大,企業越傾向于進行所得稅籌劃;稅務機關認定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不合法時的處罰力度λ值越小,企業越傾向于進行所得稅籌劃。

通過對所得稅籌劃中兩種博弈類型的分析,無論是對于稅收機關還是企業都有新的指導意義。一方面企業為實現稅后收益最大化,想盡辦法要進行所得稅籌劃;另一方面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措施,減少企業的偷逃稅,增加國家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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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立，而政府干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干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干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于優勢，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因而必須借助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后調節并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

——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采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量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干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于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于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并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NextPage]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exter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于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后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準及征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并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于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量（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并且這些變量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后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擊[NextPage]

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并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么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干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干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干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么，為什么政府干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么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干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干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里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

其次，政府干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干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干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干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干預成為可能（政府干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干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9篇：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范文

關鍵詞:環境會計;煤炭企業;環境成本

中圖分類號:F460.7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0-0154-02

環境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計量記錄環境污染、環境防治、開發、利用的成本費用,并對企業經營過程中對社會環境的維護和開發形成的效益進行合理計量與報告,綜合評估環境績效及環境活動對企業財務成果影響的一門新興學科。它是以自然資源耗費應如何補償為中心而展開的會計,通過有效的價值管理,達到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目的。環境會計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環境成本,它的確立,有利于加強解決煤炭生產環境問題的成本意識,有利于分析、評價環境保護工作的業績,有利于我國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煤炭企業環境成本仍處于起步階段,沒有很好地結合煤炭行業的實際情況,也沒有一套完整的相對成熟的核算體系。因此,針對煤炭行業生產的特點和規律,提出煤炭企業環境成本核算的方法以及成本控制非常重要。

一、環境會計產生的必然性

1.環境會計的產生是環境現狀提出的要求。我國正處于經濟在快速發展的時期,對各種資源的需求大,但受技術條件、經濟條件、國民素質等各種的制約,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非常嚴重,這些問題正越來越制約我國的發展。因此,消除環境污染、恢復生態平衡,使人口、環境、資源、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追求的目標。建立環境會計使會計突破僅僅對經濟活動進行的反映和監督,對大量環境以及生態事項進行會計處理。

2.環境會計的產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要求。隨著環境污染的日益加重,環境狀況的不斷惡化,各種災害也讓人們感到了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重要性。全民性的環境意識覺醒并逐漸提高,綠色革命浪潮不斷掀起,并更加關注企業對環境保護的參與情況及其作出的貢獻。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就應當注意自己的環保形象。企業在生產活動中存在著各種環境污染和環境保護。對這些活動需要進行反映、監督、管理,環境會計也就得以產生。

3.環境會計的產生是正確衡量國民生產總值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經濟高速增長是以自然資源的高損耗為代價換來的。環境問題已成為約束我國發展的最大限制因素。正確衡量我國經濟發展速度造成的環境影響,需要有合理的系統機構對其作出記錄,并予以披露,這樣,環境會計的產生是必然的。

4.環境會計的產生是改進傳統會計的需要。資源、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傳統會計并沒有把環境支出與收益納入其核算體系,沒有對環境項目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沒有提供生態效益方面的信息,而是把會計主體局限在沒有生態的環境之中,資源和環境的消耗沒有計入成本。原會計核算體系已面臨嚴峻的挑戰,將環境項目納入會計成本核算體系已成為必然。

二、煤炭企業環境成本控制的構成與影響因素

(一)煤炭企業區環境成本的特征及構成

煤炭企業環境成本是指一種“補償性成本”,煤炭在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表塌陷、水體污染、瓦斯積聚、煤塵和煙塵污染、有害氣體排放、粉煤灰、噪聲等各種污染。這就決定了煤炭在開采過程中,既要支付煤炭開采本身所必須的成本,又要對所造成的各種環境問題進行補償。

根據煤炭生產的特點,煤炭環境成本的構成可歸納為:環境管理費用、環境監測費用、排污費用、環境影響賠償費用、污染現場的清理和保潔費用、地面塌陷賠償、礦山占用土地、復墾復田費用、村莊搬遷費用、地下充填費用、防治措施費用、耕地占用稅、降低污染和改善環境的研究與開發費用、職工環境保護教育費、植樹及綠化等費用。

(二)煤炭企業環境成本的影響因素

1.煤炭開采條件因素。煤炭開采條件很差,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大,相對應的環境成本也很高。因此,煤炭開采條件與環境成本密切相關。

2.經濟發展水平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對煤炭資源的需要也愈來愈多,煤炭資源開采量和生產量越多,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越大,環境污染也越嚴重,為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的支出也越來越大,環境成本也隨之增大。

3.技術創新因素。技術創新對于礦區環境成本的影響表現為雙重性:一方面技術進步使得開采深度加深、產量增加,造成三廢排放量越來越大,環境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隨著技術的發展,煤炭環境污染的保護技術、洗選技術等越來越先進,這將使煤炭環境成本不斷降低。

4.礦井開采年限因素。隨著礦井開采年限的不斷增加,礦井開采的范圍越來越大,開采深度不斷增加,將加深地下水資源的破壞、地表塌陷面積增大、煤矸石等固體廢棄物的排放增加、空氣污染程度加大等,致使環境成本隨著開采年限的增加而不斷增大。

5.煤炭生產量因素。煤炭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開采一噸就會少一噸。過度的、不當的開采利用,會加速煤炭資源的枯竭。根據有關理論研究表明,環境系統的資源供應量存在一個閥值,這就是環境系統自凈力。一旦煤炭資源開采量過大,超過環境的閥值,就會使資源過早衰竭,引起環境質量的退化,進而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6.環境標準和環境意識因素。隨著人們對生活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社會對于生產活動產生的生態環境影響的約束增加,保護環境的法律法規日趨完善,致使環境成本越來越高。近年來,國際社會對環境治理的呼聲也越來越大,這些都將使得環境標準日趨嚴格,進而使得環境成本不斷增加。

三、煤炭企業環境成本控制對策

1.開展煤炭企業環境預評價

環境預評價是環境質量評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煤炭企業實施環境預評價,對煤炭企業環境成本事前控制起重要作用。事前預評價綜合考慮整個生產工藝流程,把未來可能的環境支出進行分配并納入產品成本預算系統,提出各項可能的生產方案,然后,對各項可能方案進行評估,從各種可行的方案中選出環境支出最少的方案來實施,以達到控制環境成本的目的。這種方法在企業有能力獲得環境信息以及企業各部門之間進行信息合作的基礎上,優化設計生產流程,提高環境支出的可控性,減少環境維護成本、環境損失成本,從而達到減少煤炭企業環境成本的目的。環境預評價能對環境成本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2.進行作業成本管理控制

作業成本管理,通過作業層次上對環境成本產生的動因深入分析,有效地追溯環境成本的來龍去脈并對之實施控制,不僅可以通過減少這些環境成本的動因來減少成本,還可以通過消除不增值價值的作業、改善必要作業的效率、加強對短期內無法消除的不增值價值作業的控制,從多個不同的作業鏈中選擇其中最佳的作業鏈。企業應結合環境成本和其他成本進行權衡,選擇最低成本的設計策略,增強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即作業成本是成本控制可執行手段,有很強的實際操作價值。

3.延長煤炭企業產業鏈

煤炭產品生命周期環境成本控制,要延長整個煤炭產業鏈,從產品生命周期設計開始,強調對污染的預防;緊接著在生產階段,強化環境負荷的抑減機制,進行清潔生產,加大對資源循環利用;最終在消費、使用階段,建立廢料殘渣回收體系,通過再利用、無害化的廢棄物處理環節,大量減少處理后的排放量。

4.把環境成本的外在化與內在化相結合

環境成本內在化,是指把企業的環境成本計入到生產或交換成本中,從而反映在價格機制中。通過“誰污染,誰負擔”的原則,污染者要付費,通過環境管理政策對企業的行為制約,對企業造成的成本增加都累積在生產成本中,反映在最終的產品價格上,進而通過價格機制調節經濟與環境的關系。通過市場控制環境污染狀況。

環境成本外在化,就是讓企業與環境責任脫離開來,從而建立一個獨立的環境產業集約化治理環境。環境成本內在化之前是被外在化著,但是,內在化之前的環境成本外在化,是資源被無償使用,環境被無償污染的外在化,而環境成本外化,是資源被循環利用,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外在化。

我國現今普遍要求各企業建立與生產配套的環保措施,而很多企業建立環保設施的成本可能在企業的生命周期中難以收回,造成企業經營的不經濟性。但可以通過增加我國環境產業的方式,由環境企業向生產型企業收購污染、廢棄物等,利用專業的回收再生技術和設備,對資源進行集中處理再生,產出有價值的新資源賣給生產型企業,從而創造利潤。在此過程當中,生產型企業能夠節約大量環境治理成本,只需支付更少的費用去購買環境企業的產品,從而實現了雙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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