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20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教育家泰勒提出了一套以教育目標為核心和依據的課程和測驗編制原則，試圖以此把社會的要求、學生的需要反映在課程與測驗中。為了把這一思想與早期的教育測量區別開來，泰勒正式提出了“教育評價”的概念。根據泰勒的理解，教育評價就是衡量教育活動達到教育目標程度的一種活動。由泰勒等人發起的“八年研究”實現了從測定到評價的轉化，標志著現代教育評價的開端。泰勒認為，教育評價就是對教育結果進行客觀描述，判斷教學方案是否達到預期教育目標的過程。
196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家斯克里文率先提出形成性評價的概念。所謂形成性評價是指“對學生日常學習過程中的表現、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態度、策略等方面的發展” 做出的評價，是基于對學生學習全過程的持續觀察、記錄、反思而做出的發展性評價。其目的是“激勵學生學習，幫助學生有效調控自己的學習過程，使學生獲得成就感，增強自信心，培養合作精神”。形成性評價使學生“從被動接受評價轉變成為評價的主體和積極參與者。”形成性評價重視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評估和評判，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法收集、綜合和分析學生日常學習的信息，了解學生的知識、能力、興趣和需求，著眼于學生潛力的發展。它不僅注重對學生認知能力的評價，而且也重視對學生情感及行為能力的評價。形成性評價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不斷自我完善與提高的機會，有助于學生身心素質的全面發展。斯克里文和教育心理學家布盧姆提出應該把教育目標作為教育評價的研究對象。斯克里文的《評價方法論》標志著美國教育評價理論發展的轉折點。到了70年代，人們把目光轉向了對過程的評價，強調評價中的個體差異。布盧姆的《學生學習的形成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手冊》（1971）和《教育評價》（1986）都強調評價對個體發展的促進作用。美國的教育思想值得我們深入學習，他們重視對學生能力的培養，鼓勵探索，以學生的發展為評價的主要目標。
作為教育評價制度的發祥地，我國的教育評價研究水平正逐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984年我國正式加入“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委員會”，并參加了由該會組織的各類教育評價活動。2001年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會議的勝利召開和新課程標準的確定加快了構建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課程體系建設步伐，優化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學習，促進學生的身心發展。
形成性評價在高職大學英語教學中也得到了廣泛運用。采用形成性評價可以激勵學生學英語的興趣，保護學生學英語的自尊心，樹立其學英語的自信心。目前運用較多的形成性評價形式主要有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及教師評價。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高職學生英語基礎普遍比較薄弱，激勵學生學英語的興趣至關重要。如果教師不能緊緊抓住課堂45分鐘的時間激發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學生的新鮮感很快就會消失，從而失去對英語學習的興趣。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采取豐富多樣的教學活動來激勵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其中激勵法經過眾多教師驗證屢試不爽。教師應對學生的進步具備較高的敏感度，及時發現學生的閃光點并提出表揚和鼓勵，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樹立學生學好英語的信心。
教學中采用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及教師評價法能有效地促進課堂教學任務的完成，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形成有效的學習策略，發展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精神。學生自評法側重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在自評過程中教師應重視培養學生誠實做人的道德品質，通過實事求是的自我評價學會反思，改進學習策略，明確學習內容和方法，提高學習效果。
自評設計的內容可以包括學習情感與策略方面，如是否帶好學習用品，上課有無遲到、早退，上課是否認真聽講，是否大膽發言等；知識和技能方面，如是否能采用正確地語音語調流利地說出所學的詞組、句子，是否能準確地唱出所學的英語歌曲，語音語調準確等。
學生互評可以通過學生小組活動實現，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精神。教師應培養學生虛心的品質，特別是聽取批評意見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誠懇友善對待學習伙伴的品質。互評考量的內容也可以包括學習情感與策略方面，如是否高高興興參與小組活動，是否認真聽同伴發言，是否能公正評價同伴在英語學習中的優點與不足，能否虛心接受同伴的評價等；知識和技能方面，如能否快速看圖說詞，能否分角色扮演不同的對話角色并積極地參與表演等。
教師評價應重點強調對學生學習過程的監控和指導。在情感與策略方面，教師應考察學生能否不懂就問，能否認真聽講，能否準確地用英語表達；在知識和技能方面，可重點考察學生能否聽懂教師的課堂教學指令，能否掌握所學內容等。
第2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對種種環境倫理學理論稍作推敲就會懂得，“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在于它構成了其所有者即那些物種或生態系統作為“道德關愛對象”(moralpatient)balanceofnature的“道德資格”(moralstanding)換句話說只有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才是需要我們最終并直接給以尊敬的。同時如果不能證明自然物的內在價值那么環境倫理學就沒有超出傳統倫理學的全新視野及理論意義。可見內在價值問題對于環境倫理學有多重要。而在我看來情況未必如此。
事實上自然界或其中的各個物種即便不具有內在價值也應該而且可以得到保護。反之一定要將“內在價值”賦予自然界的物種或生態系統如果不是屬于概念的誤甩那么或者將陷于理論和實踐上的窘境，或者走向神秘主義甚至導致倫理觀念的倒退，總之未必有益于環保事業，因此我希望在這里把一些具體問題暫時放一放專門考察一下“內在價值’概念的問題。
環境倫理學家是如何使用“內在價值”概念的？
按照J?奧尼爾的歸納我們知道環境倫理學家們對這個概念起碼有三種不同用法。第一種用法，“內在價值’等于“非工具價值’（non—instrumentalvalue)其具體含義是說“如果一個對象自身就是某種目的(end)它就具有內在價值。”“內在的善（goods)就是作為其它的善之所以為善的原因的善。”奧尼爾舉著名生態學家奈斯為伊i奈斯說：地球上非人類生命的良好存在本身就具有價值。這種價值是獨立于有限的人類目的的工具有用性之外的。”①在第二種用法中，對象的“內在價值’是就其“內在屬性、特征”（properties)而言的。奧尼爾舉倫理學家G-E。摩爾的用法為例：“說某種價值是'內在的僅僅意味著當你問有關事物是否具有或在什么程度上具有內在價值的問題時只考慮該事物所具有的內在性質（intrinsicn^rture)”②奧尼爾意識到“內在性質’的說法并不足夠清楚他認為還有必要把“內在性質”定義為一事物所具有的“非相關的屬性”(non—relationalproperties)即一事物與其它事物所不同之處第三種用法“內在價值”是“客觀價值’（objectivevalue)的同義語。這里的意思是強調事物具有的不依賴評價者評價的那些價值。所謂不依賴評價者的評價又有兩種意見弱的客觀價值論認為這種價值在評價者不在場時仍存在；強的客觀價值論則認為這種價值根本就與評價者的態度、偏好等無關。
奧尼爾認為，環境倫理學家與這三種含義的關系是這樣：主張有環境倫理就要承認非人類生命存在具有上述第一種含義的內在價值。而為了給這一論點進行辯護，則需要引用上述第二或第三種意義的內在價值觀。因此這幾種含義的重疊使用或相互滲透也是不可避免的。
國內一些環境倫理學家也主張承認自然物的（內在。價值。如陳昌篤先生認為，沃斯特（Waster)所說人類必須加以尊敬的、自然界的秩序（order)格局（pattern)就是非人類生物的內在價值。④又如余謀昌先生主張“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并表示說：“我們就要承認不僅人是目的而且其他生命也是目的；我們不僅要承認人的價值而且要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在這里價值主體不是唯一的，不僅僅人是價值主體其他生命形式也是價值主體’。⑤這里作為“目的’或“主體’的價值顯然是指內在價值依我看奧尼爾提到的“內在價值’的三種用法第一種是問題的關鍵第二和第三種則是對第一種用法含義的進一步說明、補充或強化：既然你承認內在價值是自然物也具有的那就必須說明它是什么和我們如何可以了解它們。在對它們進行分析以前我想提示的是所有這些用法都具有一種自然科學的傾向，或者是在那種話語系統中才好理解的。而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這里似乎還有一種特殊的“禁忌，他們尤其怕與“唯心主義”劃不清界限所有的“事”不弄到“物質”層面心里就不踏實。所有這些使他們在談論價值問題時不太得心應手。
劉易斯的價值分類法可以給我們什么幫助？
有了前面的分析，我們就大致可以揣測環境倫理學家們在說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時可能是什么意思但這些說法是否合理我們還需再拿出一個分析框架，以對環境倫理學家的概念使用是否合適做出檢驗。我們先來看哲學家是如何處理價值概念的。
價值的基本含義當然就是“善”或者“好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人們所追求的東西。但要進一步說明什么是“好”或“善’甚至“至善”，卻的確不容易。哲學家們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劉易斯（C.I.Lewis)就把價值分為五種。⑥在劉易斯的劃分中，第一種價值是“功利性”(utility)或事物“相對某種目的而言的有用性”(usefulnessforsomepurpose)不妨稱為“功利價值第二種價值是外在價值或工具價值(extrinsicorinstrumentalvalue)即對于某種被欲求或好的東西具有手段意義的善；第三種是“固有價值’（inherentvalue)或“善f生’（goodness)，對其的進一步解釋是“例如當一件藝術作品被審視或傾聽時導致美好經驗產生的審美價值”；第四是內在價值(intrinsicvalue)或者作為一種目的或者就其本身就是善的或被欲求的事物（beinggoodordesirableeitherasanendorinitself)這種價值也是被前面第二和第三種價值所假定了的；第五種是輔助價值（contribu-toryvalue)或“一種經驗或一部分經驗對于其所屬的整體奉獻的價值（但不是作為一種手段或對象）。
保羅?愛德華茲（PanlEdwa4)主編的《哲學百科全書》“價值和評價’詞條不僅介紹了劉易斯的分類法，還舉例說明道：“一塊木頭對制造一把小提琴有用’（因此木頭具有實用價值)，“一把提琴作為手段對于一段美好音樂具有外在的善’（因此提琴對于音樂具有外在價值）“一段使人聽上去陶醉的音樂具有固有的善’（由各種形式要素構成的完整音樂作品對于審美的人具有固有價值）“而聽音樂的經驗具有內在的善或假如這經驗本身是愜意的它因此就是有價值的’（人的審美經驗才是內在價值是善本身）“而如果它還作為一個部分為一個夜晚或周末增色它就具有輔的善”（人的幸福感即內在價值是可以在量或質的方面給以強化的）這兒括號里的話是我的夾敘夾議或我的理解。
在劉易斯價值分類法的參照下我們現在就可以知道自然物除去經濟價值之外的其它價值并非一定就是內在價值僅僅證明自然物具有非實用功利價值還并不等于證明其已經必然具有內在價值了。比如不少環境倫理學家提到過森林有益于人類身心健康的休閑價值和審美價值這時森林就像一首樂曲，但它還不等于內在價值。可見奧尼爾所舉某些環境倫理學家在“非工具價值’意義上的第一種“內在價值”的用法是不恰當的。
奧尼爾所舉第二種用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所謂“內在屬性’如果是指某種物理屬性、化學屬性一類的屬性那么就與價值無關而只是一些事實問題而如果與人的感受、利害等有關它至多還是劉易斯所謂“固有價值’。例如我們把森林比作音樂那它必定含有某些與人類健康及審美心理相對應的規律或要素。而奧尼爾所舉第三種用法即“客觀價值”如果存在顯然也只能被理解為某種“固有屬性’。我們不得不承認按照劉易斯的分類法，所有環境倫理學家的“內在價值’概念的使用都是某種誤會。對自然物具有非工具價值、非功利價值、非經濟價值的強調無非是要人們更全面，更完整地認識這些“物，認識其外在價值結構的復雜f性而仍然無法使人相信它們具有內在價值。
語義的澄清可以消弭許多無謂的爭論，也才可以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如果所有的分歧都在含義的梳理、用法的統一后消除了，不僅討論可以停止而且結論就是環境倫理學的嶄新出發點根本就不存在。
劉易斯價值分類法的局限
劉易斯價值分類法的優點是比較全面，它考慮到人們在進行價值判斷時的大多數情況與之相比環境倫理學家們在使用內在價值這個術語時有些簡單化當然這里還不僅是一個概念內含“錯置’的問題即環境倫理學家們將某些意義的外在價值誤認為內在價值這里還有思維深度的問題因為劉易斯對價值分類時已明確表明第二和第三種價值是以第四種價值為前提的其實第一種價值又何嘗不是以第四種價值為最終依據的呢？這就是說，在價值的幾種用法間是有一種邏輯結構或相互關系的。甚至在我看來只有劉易斯所說的第四種價值即內在價值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價值。所以有關的環境倫理學家如果離開了上述第四種意義上的內在價值談論問題，那么他們的理論注定是有缺陷的、缺少說服力和感召力的。
當然，劉易斯分類法只是一種語言用法上的分類其中說的“目的”或“善本身”并不是對（內在）價值的定義而只不過是它的“同義谞’。在對劉易斯分類法的解釋性例證中可以看出，內在價值即一般所說的價值就是指人的審美體驗一類的積極心理感受這才是對價值所做的一種例證式定義。這種觀點在現代思想家當中，尤其是英美的倫理學家中居主流的地位。
人們也許會不贊成上述對內在價值的定義我們也不在最終的意義上贊同它，但是離開人的好惡利害談論（內在）價值的確是件離譜的事。
應該說在環境倫理學中，“動物解放論”（如P?辛格等）與劉易斯的理論最接近因為他們是將動物具有的感覺能力，尤其體驗痛苦的能力與人的類似能力相比照希望人也能將心比心慈悲為懷。這種想法的確與佛教的思想有近似之處，但是這種倫理學的基礎依然是很脆弱的。即使是在被廣義地稱作享樂主義（hedonism)的倫理學當中，也有一些理論認為，純粹的（pleasureorenjoy?ment)不足以作為善的標準或規定性，只有幸福、滿足（happinesssatisfaction)等更高級的情感體驗才可以作為價值的底藴而幸福或滿足涉及更多社會生活內容，涉及更加社會化的評價尺度。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除了劉易斯外還包括杜威、帕克（Parker)、賴斯(P^B^Rice)等并且這些新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其近論傳統（休謨、邊沁、J°S。穆勒等）的修正。這樣一種修正已經使享樂主義的倫理學與反享樂主義的某些理論（如F°H°布拉德利的“自我實現”論）在一定程度上靠攏了。
也許，一種經驗主義的哲學只能以一種經驗作為價值、善或好的定義無論劉易斯還是上述詞條的撰稿人弗蘭克納（W。ICFrankena)以欣賞音樂獲得的美好經驗來論及內在價值的確是相當聰明的。但對我們來說經驗論哲學的心理主義局限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無論是以還是幸福、滿足等對善或價值進行最終的規定都是不夠的這里或初級或高級的個人情感只是一種伴隨性的心理活動。
在經驗主義哲學之外觀念論的哲學提供過關于價值、至善的其它一些方案。如亞里士多德認為至善是“卓越的活動”(eu^daemoniaexcellentactivity)圣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納認為至善是“與上帝的溝通，斯賓諾莎認為是知識；布拉德利認為是自我實現；尼采認為是權力等等。
還有的哲學家認為最高的善或價值是多元的(pluralistic)這些并存的至善可能有、知識、審美經驗、美、真理、美德、和諧、愛、友誼、正義、自由、自我表達等等。這些相互沖突的理論導致了認識論上的懷疑進而其中的大多數被今天一些主張“分析”的哲學家當做“形而上學”加以拒斥。然而無論在私人生活還是在公共生活中，這些價值觀念顯然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對于國內許多環境倫理學家甚至價值哲學家來說，主張“內在價值”在經驗或觀念當中是危險的；在他們那里一切重要的東西首先都必須是“物質的”，內在價值也不例外。人的創造、幸福與尊嚴在他們那里不能成為最高的價值；他們也難以參與國外學者在價值哲學方面的對話。他們比較容易承認劉易斯分類法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種意義上的價值并因此甚至沒有考慮過真正的價值即內在價值的問題現在我希望正面地談一談自己對價值本質的看法。
到底什么是內在價值？
要理解內在價值并不僅僅是要理解人們說“好”的時候的內心感受也不僅僅是不斷地了解“好”的種種形式而是要回答最終什么才是“好的”？從根本上說人為什么可以說“好”?這時你才是在談論價值或內在價值的問題上述劉易斯，或亞里士多德、阿奎納、斯賓諾莎和尼采的談論是關于內在價值或價值本質的。
對價值進行說明和進行價值判斷是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是要說明、描述價值的本質；后者只是應用特定的價值尺度具體評價、度量事物。尤其價值判斷是一個可以不斷外推的過程呈一種輻射狀的結構。所謂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分別也適用我們現在的討論。內在價值是無條件的就是目的本身，就是至善就是終極的價值或價值的源泉、價值尺度就是所謂價值的本質；而外在價值則是有條件的是需要說明原因的相對價值或內在價值是有直接間接、遠近親疏之分的也可以說是價值的表現。
外在價值有容易討論的一面。它的判斷往往表現為一種條件句(“因為P，所以Q”）如：馬是一種食草動物所以草對馬的生長有利；由于“馬不吃夜草不肥’，所以夜里的草價值更高；蚊蟲叮咬使馬無法安寧、休息，影響第二天耕地所以蚊蟲是不好的等等。但這里也有困難的一面假如我們再給出一組價值判斷說：“蚊蟲靠吸人或動物的血才能生存因此人對蚊蟲的生存是有價值的“濃煙、蚊香或各種殺蟲劑使蚊蟲正常的生物功能無法發揮甚至是致命的因此蚊香等等是不好的”，人們聽上去總會感到不對勁這是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判斷總是盡可能簡潔的并不用把每一個價值判斷都推到底比如草對馬的“好’是建立在馬對人的“好’之上的我們今天要求保護生態環境和臭氧層歸根到底是保護人類的存在和發展更何況事物的（外在）價值屬性也是復雜的難免碰到兩難處境如殺蟲劑可以殺滅害蟲但不免也殺滅益蟲甚至在蔬菜瓜果上殘留，對人產生危害。而在聽到上述后一組價值判斷，人們稍加思考就會感到其中的“基本立場”出了問題。
內在價值的討論與外在價值的討論很不同：外在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是邏輯推導問題，而內在價值則是約定問題、說服問題我們這樣說明顯有一種意思即不贊成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不認為偏好問題甚至趣味問題是完全屬于私人性質的問題價值作為社會的約定俗成不僅勢必具有歷史性的特征，而且其約定形式也包括了某種程度的沖突和戰爭。詹姆士有一句話叫：“文明是在屠宰場上建立起來的。”①這的確令我們在回顧歷史時感到赧顏。然而文明和歷史畢竟是逐漸成型了，人們也就基本價值形成了一些共識。
但必須承認在對價值進行描述和解釋時人們又可能有不盡相同的認i識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價值或最內在的價值實際上是人對自身及其歷史的認識、總結和斷定；就是對人之成為人社會成為社會，歷史成為歷史的基本條件的認定。這一基本條件就是一種意志和相應的行動能力，即實踐能力或者叫主體性。或許我們可以說所謂（內在）價值就是人的實踐能力（創造）及這種能力的自我肯定（幸福）具體地說，這種主動性或意志行為是人所獨具的。迄今為止只有人打破了自然的進程將自己的意志加在了自然之上他在自然界發展的各種可能性當中進行選擇讓自然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發展。他籌劃了一切實施了一切也充分體驗了其中的甘苦與幸福。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在人際交往關系上取得了一些經驗。
我們把這種價值稱之為內在的，這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意義上的價值具有終極的、普遍的和歷史地構建的特征而且也因為價值在這個意義或層面上還過于抽象需要依賴人們理性的思索和充分的對話，而不是說它僅存于人的意識或腦海里。對于從全部歷史經驗中抽象出來的這一點點精華人們才說它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就是至善。這樣說很“絕對”，很“獨斷’嗎？不。這種具有內隱特征的價值是一種真正的內容而所有真正的內容一定會以特定的形式呈現出來人們可以看到（內在）價值有其表達自己的三種方式。
首先它表達為廣義的外在價值（功利價值、工具價值、使用價值、經濟價值等)。外在價值是內在價值的對象化物是人的創造，也是人的創造性的確證與象征一旦人具有了某種實踐能力，對象世界就具有了相應的外在價值不論人是否真的觸動了這部分外在世界；這時外在價值就是人生活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是整個屬人世界的創造者；歷史是一個創價的過程；屬人的世界因此是不斷增值的；如果說事物真的有某種承擔價值的客觀屬性那么它就必然是不斷增加著的、逐漸豐富著的。與此同時外在價值是可衡量、可量化和比較的，相對于終極的價值（至善）它們是有遠近親疏可分的既有比較直接一些的功利價值也有間接的功利價值。
其次，從（社會）現實性的角度看，這種價值將在其所屬共同體所有個體之間進行分配或共享表現為（每個個體對于所有外在價值和所有其他成員所享有的、平等的）權利與義務；這時它采取的是道德和法的形式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內在價值（其實它只是分享的內在價值)。這時每個個體根據資格受到絕對的尊重；一些法則是絕對不可違背的違背了的話將對整個共同體的實踐能力造成缺憾或災難一些重要的權利甚至是不可讓渡的讓渡了的話這個個體作為人的資格和其余個體的尊嚴將受到冒犯。
第三，內在價值在實踐和交往過程中通過符號化的形式展示為可認知、可理解、可體驗和可解釋的所謂“價值觀”。這就是人們在狹義上所說的文化或精神文化包含了人的語言、神話、宗教、哲學、藝術、科學、歷史等各個方面。這是人類對自身實踐能力的自我意識。
對于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關系以及外在價值自身的復雜結構我們只能另外討論。簡單地i兌價值是歷史地形成的，從其不斷被否定了的形式中，人們覺悟到其肯定的內容從對歷史悲劇的勇敢回顧中人們意識到其生活中未來、理想或目的的維度；原本由外在價值承載著的“生活的意義’也改由哲學、科學與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對話與交往成了人類生活中比生產更重要的方面或叫生產的前提。
同時（內在）價值就像一把尺一方面它是有內容的（是正值的）即所謂以人為本的以人類為中心的；同時它又是一種形式它向所有事物賦值給它一個或正或負的標示盡管這個尺度是歷史地變化著的（辯證法）在歷史性的生活中，尤其是一種有思想和理性的生活中，人們完全可以感受到并且確信有這樣一種尺度的存在，它的長度就是“一米，而且他們可以也樂于斷言它作為“一米’是件很好的事。有了它，人們可以知道人類是靠著什么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才使我們每一個成熟的人如此珍惜自己的生命眷戀這個遠不如“天堂’的塵世上的生活。
從我們的價值觀看某些環境倫理學理論的缺陷
一些環境倫理學理論主張承認非人類存在和自然界各種事物的內在價值而根據我對價值的認i只覺得他們這樣做有兩個比較主要的麻煩。其一是對他們自身來說有個認識論的困場其二是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是否會造成道德上的倒退我們來看看這是兩個什么樣的麻煩。
首先上述價值的三種外在化方式實際是缺一不可、相互聯系的。價值是社會借助符號使其在個體層面被意識到的，是以反思的形式加以認定的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超越和進步著的。這也使文化具有了選擇性特征和不同文化發展中的差異。這種差異更是首先表現為語言的差異上這里符號化、可反思和不斷超越的價值外在化過程的特征是我們在人以外的所有物種那里所看不到的。盡管動物學家和一些符號學家也在動物種群中發現了某種簡單的信號現象和信息傳遞行為，但無論如何在任何動物物種中都無法找到意識活動、反思和符號系統的存在；盡管也有一些動物社會學家對動物的所謂社會性行為進行研究但在動物物種的長期繁衍過程中也迄今未見到進步現象的發生。以為人的實踐與動物的行為能力只有量上的區別而無質上的差異實在只是一種固執。
借符號進行反思從而造成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異與張力和價值觀的超越，造成發展目標選擇和生活意義解釋的差異就使人類歷史具有了目的論特征。而無論在其它物種或是生態系統、自然界或宇宙，我們均無法實證地看到或邏輯地推論出這方面的特征與跡象。我們無法知道這些動物或整個自然界以為什么是好或者善無法知道它們行為或運動的道德含義如誰能回答恐龍的滅絕究竟是一種犧牲還是一種天懲？！又如人的產生是否出于天意；人大規模地改造自然是自然自身的安排還是將人引入歧途從而達到最終審判人類的目的？這些問題都與基督教關于亞當夏娃被逐出樂園的神話、一個針尖上可以站幾位天使等難題一樣只能導致許多經院哲學的無謂爭論。
我們可以看到1無論是動植物或生態系統它們的內部沒有什么“目的”的存在自然界及其物種總是隨遇而安的。人們在對動植物的研究中雖然也以“喜.…?”、“耐……”、“趨……性，描述其對象的習性，也談論“……對于……的生長是有利的”，等等。但所有動植物物種的棲息地都遠無法和人的棲息地之廣泛相比。人可以通過種種手段調節溫度獲取能源追求幸福從而生活在地球的各種環境當中并還在探索在外層空間生活的可能。這時我們才可以懂得什么叫“選擇，而“物競天擇’是十足的宿命。
從比較令人慚愧的方面說惡或不道德行為的發生也從負面說明了價值對意識、反思等的依賴一位哲學家曾提出過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問題：“狗為什么不會撒謊?’一個物種是否擁有內在價值也可以以一種負面方式（“惡”)加以驗證即看它是否可以對自己的興趣、目的等加以“掩飾”。如果我不那么人道地說，有限的暴力有時也是一種符號行為，即傳達某種信息希望制止某種行為的話人對動物的“暴力”卻起不到這個作用。你打死一只蚊子，其它蚊子置若罔聞；你一下子沒打著這只蚊子，它也決不思改悔。所以我總說“大自然的報復”是一種比喻。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希望向動物授予某項“權利’的建議也將毫無意義。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想一下，為什么環境倫理學家們在說明自然界或非人類存在的內在價值問題時那么困難。當人們問他們自然界或動植物物種的內在價值怎樣可能被人了解時他們的說法總不外乎兩種。一是訴諸專家判斷（expertjudgement)二是訴諸直覺（intuition)。而我們在文章開始的地方已經看到一些專家用比較清楚明白的語言講出來時不過是將自然界的某些“屬性”當作它們的“內在價值’。至于“直覺’的說法更像是某種神秘主義這種認識論的要求真是讓不少環境倫理學家頭疼。
第二點神秘主義作為一種信仰也許不是靠說理所能立刻解決的，如果某人或某些人、某個群體或某種文化具有某些神秘主義的信念而這些信念的確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不妨聽之任之但如果任意向自然界“授予’內在價值會造成道德上的倒退人們就需要認真對待了。同時我們還要看看這種新的倫理規范是否現實可行。
比如為了證明某種“動物解放”的環境倫理觀的合理性就將人與某些動物的共同性下放到“有感覺能力”或所謂“對苦樂的體驗能力”的水平這就忽視了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也極大地貶低了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和尊嚴。又如當相當多的動植物物種被放到同一個倫理地位上之后，又難以解決它們在“食物鏈’上相互“蠶食”的道德問題，于是進一步將“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當成這個放大了的“共同體’中的道德法則或者將某種形式的“等級制”重新合法化這勢必造成人類社會內部道德水準的退步和社會失范，尤其是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日益對生活占據主導地位國際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南北方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關系亟待進一步調整的時代有意無意地鼓吹“弱肉強食”的原則都是不應該得到鼓勵的。要知道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人的尊嚴還并沒有在多大的范圍里得到尊重。
其次又比如有的理論主張在不降低人的尊嚴的前提下對某些物種給予高規格的待遇。這種做法的不現實性就在于，我們本來就面對的是一個資源匱乏、生態平衡被破壞的自然界，在這樣的現實中再將某些物種放到與人一樣的“優先地位”，只會造成更大的環境問題按照自然法則，任何一個生命物種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總是盡量多地再生產出同類的個體。這就好比我們人要養殖某種動植物，而這時我們并不是將它們作為我們的食物或工業原料而是有意地或“善意地’甚至助長這些物種的無限增殖而這些物種自身又沒有任何“節育”意識（或別的什么意識）這種景象的想象也是令人恐怖的。而當一些環境倫理學家因此主張將全體物種或整個自然界、生態系統作為人“照顧”的對象時這除了意味著人放棄做人的地位又意味著什么呢？！除了拿人可憐的尊嚴和他的存在我們還可以做出什么奉獻以表達我們的善意呢？
簡單的結論
我們當然主張更加積極地保護環境恢復生態平衡。為此我也希望人類能建立某些新的倫理觀念希望人能變得更道德^但是我認為，環境倫理學理論的確需要思考一下，它首要地是解決什么問題：究竟是人與自然（無論個別物種或整個生態系）之間的倫理關系或道德規范問題還是面對生態、能源和環境的全面危機時的人與人的倫理關系與道德規范問題？我強烈地認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3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焦慮；職業期望；應對方式
一、前言
就業焦慮是個體針對就業問題表現出的不安、擔憂、恐懼的心理，以及伴隨著的一定的生理反應。適度的就業焦慮是必要的，可以激勵大學生，使他們抓緊時間學習各種技能和知識以完善充實自己，提高自身素質，主動參與市場競爭。但是過度的焦慮則會對學習、生活以及就業產生一定的不良作用。
新時期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高校學生人數急劇增多。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使大學生擔負著沉重的心理壓力。
縱觀大學生就業焦慮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就業焦慮的定義[1][2][3]、影響就業焦慮的因素、以及有效調節就業焦慮的對策探討等方面。
影響大學生就業焦慮的因素有很多，應對方式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有學者指出，大學生傾向于采用解決問題的積極的應對方式，那么他們的就業焦慮水平可能相對會較低；傾向于通過逃避的方式來處理就業壓力，即消極的應對方式，那么他們的就業焦慮水平可能會相對較高。[4]
一些心理學家發現，大學生在選擇職業時，最先考慮的是經濟收入和物質利益。[5][6][7]可以看出“經濟收入”這一因素已成為大學生擇業時最重要的條件。畢業生的就業期望過高，從而導致定位不準而坐失良機。[8]張思認為擴招后“就業難”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學生還沒有形成“大眾化”教育背景下的“大眾化”就業理念，對自我期望值過高，使得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9]楊紹文認為幫助畢業生將就業期望調整到適宜程度，是高校做好就業工作，不斷提高就業率的關鍵。[10]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降低就業期望，提高就業率。
鑒于此，本研究以本科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大學生就業焦慮的狀況，職業期望在大學生應對方式和就業焦慮間的調節作用，從而揭示影響大學生就業焦慮的內在機制，為有效調節大學生的就業焦慮提供切實依據。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測試對象來自山西省6所高校，共發放問卷1600份，回收1451份，得到有效問卷1397份，樣本的有效率為87.31%。其中大一學生317人；大二學生332人；大三學生420人；大四學生328人。
(二)測量工具
1. 就業焦慮問卷：本研究采用的就業焦慮問卷是自行編制的“大學生就業焦慮調查問卷”，包括32個題項，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在就業過程中對社會背景、家庭影響、自身素質、學校環境的焦慮。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問卷有較高的信效度，四個分量表的α系數分別為0.8148，0.5678，0.8402，0.8381，總量表的α系數為0.9084。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四因素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最佳，可以作為測查大學生就業焦慮的工具。
2. 應對方式問卷：本研究采用解亞寧編制的“簡明應對方式問卷”，包括20個條目，分為兩個維度：積極主動的問題應對方式、消極回避的情緒應對方式。[11]積極應對量表的α系數為0.89；消極應對量表的α系數為0.78。全量表的α系數為0.90，本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 職業期望量表：本研究采用吳諒諒、李寶仙論文中的職業期望量表，包含地位聲望、內在價值、外在價值三個維度，共21題。[12]本問卷具有很好的信效度。
(三)數據處理
采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
三、結果與分析
（一）大學生就業焦慮的總體狀況
從表1可以看到：大學生就業焦慮測查為4級評分，各維度均分及總平均分高于中等臨界值2分。也就是說，從總體上看，大學生的就業焦慮水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各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及分層回歸結果
由表2可見，調節變量就業期望各維度與自變量應對方式和因變量就業焦慮各維度之間相關較低，適合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從表3可以看到，在就業焦慮的三個維度，即對社會背景的焦慮、對家庭影響的焦慮、對自身素質的焦慮上，大一、大二、大三三個年級學生的得分均比大四年級學生的得分高。
在就業過程中對自身素質的焦慮程度上，積極應對與內在價值存在顯著的正向交互效應（B= 0.077，p
在就業過程中對學校環境的焦慮程度上，積極應對與外在價值存在顯著的負交互效應（B=0.049，p
四、討論
(一)大學生就業焦慮總體狀況及年級變量對就業焦慮的影響
從表1可以看到，大學生的就業焦慮總體程度偏高。從表3中可以看到，在對社會背景、對家庭影響、對自身素質的焦慮上，大一、大二、大三三個年級學生的得分均比大四年級學生的得分高。結合這一調查結果，我們還進行了大規模的結構式訪談。結果發現，對于一年級大學生，他們進入大學后，開始專業學習，但大一往往主要開設基礎課，很多學生看不到專業和就業的關系；大二、大三的學生還在專業課的學習中，開始理解專業與應用、專業與就業間的關系。另外，非畢業班學生雖未直接面臨就業，但是來自周圍非正式渠道的就業信息的傳播，特別是一些大四年級同學求職過程中階段性的心態起伏，會增加他們的緊張、焦慮，讓他們處于一種迷茫，不知所措的狀態。總之，大一學生多因缺乏學習動力而迷失方向，他們尚處于一片懵懂之中；大二、大三學生往往因“專業還是就業”而矛盾，精神處于一種浮躁狀態；大四學生雖然切實感受就業壓力，但相比之下問題情境比較明確，他們經歷的更多是一種狀態性的焦慮。
(二)應對方式對就業焦慮的影響——就業期望的調節作用
從表3、圖1、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應對方式與就業期望各維度的交互效應中，應對方式與地位聲望不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內在價值、外在價值與應對方式的交互作用顯著。這說明地位聲望作為一種長遠的追求，一種結果，更多是大家努力的目標，而內、外在價值作為學生求職過程中的引導力量，直接起調控作用。內在價值主要指期望中的工作能發揮自己才能、交通便利、信息流通、自主性大不受約束等；外在價值主要指期望中的工作收入高、福利好、晉升機會多等。從圖1、2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學生表現出低積極應對行為時，內、外在價值對學生就業焦慮的影響不明顯；當學生表現出高積極應對行為時，內、外價值對學生的就業焦慮影響顯著。綜合上述分析，在影響大學生就業焦慮的因素中，應對方式對就業期望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更多來自于積極的應對方式與內、外在價值的影響。積極應對的大學生，如果看重將來就業中的內在價值，他們更容易體驗到提高自身素質的迫切和焦慮；如果看重將來就業中的外在價值，他們更容易從外在環境中找原因，他們更看重學校的聲望、地位，希望得到學校方面的支持、引導。運用韋納的歸因理論，前者屬于內歸因一類，后者屬于外歸因。
五、調整學生就業焦慮的教育策略
(一)學校的教育引導
第一，全方位開展就業指導工作。在高等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中全面滲透就業指導、職業指導的理念和內容，全面實現以就業為導向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創新。這樣可以大大喚起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使其更好地樹立積極的職業意識，把握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這里不是唯就業率至上，而是要提升大學生的生涯規劃能力。
第二，將就業指導工作貫穿大學生活的全過程。針對不同年級的大學生，開設內容不同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大學生就業指導、大學生創業指導等課程，培養和提高大學生自我評價、職業定位與自主學習的能力，使大學生能自覺地將學習生活與未來的就業緊密聯系起來，有意識地構建合理的知識結構，通過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來增強就業競爭力，即在學生入學之初開始抓，分階段、分重點、分類分層地為學生提供各種就業指導服務。學校通過相關的就業指導課程，讓低年級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認真對待當前的就業趨勢，做到“不浮躁、不盲目、學專業、做準備”。對于大學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學校的就業指導工作不應僅僅限于開設就業方面的課程，而應該為學生提供就業信息和舉辦人才招聘會，積極開展大學生就業的心理指導和咨詢服務等。
第三，運用共青團、學生社團的力量，提升同伴群體的社會支持作用。大學生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與發展受到外界環境，特別是同齡群體的影響。運用共青團、學生社團的力量，吸引大學生實地或通過網絡參加活動，利用網絡論壇、專題辯論、專家或企業經理人講座等方式，獲取信息，交流經驗，拓展社會視野，在潛移默化中使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有效規劃自己的發展生涯，形成合理的就業期望，厘清專業、就業乃至職業的關系，為自身發展作好充分的準備。
(二)大學生的自我教育
第一，正確認識和評價自我。正如美國職業問題專家帕森斯認為，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影響明智地選擇職業的主要因素。學生都是抱著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走進大學校門，他們追求美好的未來是可以理解的。大學生需要適應中學升學為主的學業學習到大學專業學習的轉變和大學專業學習向未來就業的轉換。但現實中大多數學生存在著“升學無意識、就業無意識、發展無意識、生涯無規劃、學習無動力”的現象。學生應借助于專業學習、社會實踐，學校的職業輔導客觀地分析自我，調整自己的職業抱負，力求其與自身素質相吻合。在此基礎上分析自身的能力和期望職業的匹配程度，從而避免學習與就業過程中的盲目與沖動，減少就業挫折與失敗，做好儲備，達到順利就業。
第二，進行正確而合理的歸因。從調查中我們看到，當學生表現出高積極應對行為時，內、外價值對學生的就業焦慮影響顯著。積極應對的大學生，如果看重將來就業中的內在價值，他們更容易體驗到提高自身素質的迫切和焦慮；如果看重將來就業中的外在價值，他們更容易從外在環境中找原因，他們更看重學校的聲望和地位。歸因理論的最早提出者海德認為，如果把行為原因歸為外部環境，則個人對其行為結果可以不負什么責任；如果把行為原因歸為個人因素，則個人對其行為結果應當負責。大學生的學習、求職純屬自我責任，理應主動承擔責任。這一過程中，應善于協調自己的能力、需求、環境的關系，理性分析，對其進行正確而合理的歸因。傾向于內歸因的大學生全力提高自身素質的同時，應善于利用環境提供的支持；外歸因的大學生應客觀地分析外界條件，以積極的心態不斷提升自己的素質來面對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 張曉琴．江蘇省高校畢業生就業焦慮預測因素分析[D]．江蘇大學，2005.
[2] 蔡水清，李根平．大學畢業生就業焦慮及其心理指導[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07（7-8）：61-62.
[3]張輝.大學生擇業焦慮分析[D].華中師范大學, 2008.
[4] 李琦，潘芳，江虹，劉強，龔明亮，李海.大學生就業心理準備中影響其應對方式的相關因素的研究[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4，13（2）：217-218.
[5] 于海波，張進輔.從職業價值觀中分析當代大學生需要的特點[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9(2)：68-71.
[6] 凌文輇，方俐洛，白利剛.我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J].心理學報，1999，31(3)：342-347.
[7] 丁雪紅.大學生職業動機特點的調查研究[J].宿州師專學報，1999(3)：14-17.
[8] 王曉紅.高校畢業生就業期望值過高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4)：185-186.
[9] 張思.大學生就業期望值問題分析[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科版)，2004，21(3)：114-118.
[10] 楊紹文，鄭杰.關于降低大學生就業期望值的思考[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3：51-53.
第4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論文摘要：儒家道德文化對人們思想道德觀念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尤其是它所提倡的傳統美德，對改善特區的社會風氣、凈化特區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意義。深圳特區的現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吸收和弘揚其傳統美德和倫理精神，提高特區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實現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區的現代轉化。
千百年來，儒家道德文化與社會禮俗相結合，共同造就了中國人溫柔敦厚、和平禮讓的東方古典主義的人文品格，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穩定的價值支撐和理想認同。這種道德文化和倫理精神為特區的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資源。
深圳是我國最早建立的經濟特區，是體制改革的試驗場和對外開放的窗口。深圳特區的現代化建設正以其“深圳速度”突飛猛進地發展。然而現代化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包括精神領域，即思想道德觀念的現代化。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同時，如何實現人的思想道德觀念的現代化是當前特區思想道德建設面臨的重大課題。尤其是對中國傳統倫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進行創造性轉換，是特區思想道德和倫理精神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特區人的思想道德觀念現代化的重要環節。
儒家道德文化的現代價值
儒家道德文化對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的現代化究竟有何影響？關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現代價值，筆者擬概括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兩個方面。所謂內在價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對現代道德主體心性的修養、人格塑造的作用，是為了滿足主體的內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內在”的；所謂外在價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對協調和規約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營造和諧社會氛圍的作用，是外在于主體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統一共同構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現代價值。
儒家道德文化的內在價值具體表現在：首先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主張，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的情況下，把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作為人生需求中一種高層次的需要。他甚至認為，即使在物質生活條件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只要抱有一種高尚的追求，仍然可以生活得樂觀愉快、奮發有為。他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0。孟子進一步將這種人格理想具體化為“大丈夫”的人格楷模。他說：“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正是這種人格力量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在完善人格的道路上堅貞不屈、矢志不渝。現代人將從這種重氣節、重操守的道德觀中受到啟迪和教益。其次，仁愛品德的養成。孔子強調仁愛，指出：“仁者，愛人”。他認為，判斷一個人有無道德或道德覺悟的高低，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能不能“愛人”。“愛人”主要體現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吾不欲人加諸我也，吾亦無欲加諸人”；“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在這里，孔子把仁愛看作一種最高的道德準則和道德品質。而現代社會最需要的就是：讓世界充滿愛。再次，自強不息的精神。自強不息是一種自我超越、不斷進取的品質，它體現的是一種不屈不撓、頑強奮斗的道德力量。孔子提倡并努力實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的精神，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的人生態度，強調“日新”、“革新”，如《禮記·大學》稱贊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天天有進步，日日有創新。《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像天體運行，周而復始，剛健有力，君子應當效法這種精神，不懈努力，持之以恒，力求進步，改革創新。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增強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中華民族自信、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反抗壓迫、不屈不撓的品質以及不斷學習、不斷改革、不斷進取、不斷開拓的決心。
儒家道德文化的外在價值主要表現在：首先是天下為公的價值取向。儒家道德文化強調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統一性，主張個體生命的存在與發展，必須同群體、同整個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統一起來。這種整體主義精神，本質上是先公后私，個人私利服從社會公利的精神。《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正是這種“天下為公”的價值理想，培育了人們對社會、民族的義務感、歷史感、責任感、使命感，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仁人志士。其次，重義輕利的處世原則。孔子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在區分小人與君子中，孔子提出的“重義輕利”的處世原則，要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超脫功利，追求道德仁義。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他的“重義輕利”的思想，到孟子那里，發展成為“舍生取義”的精神，即當物質利益（乃至生命）與道德正義不能兼顧時，寧愿舍去物質利益（甚至生命）也要維護道德正義。孟子提倡的這種“舍生取義”的精神，激勵著一代代的志士仁人，為維護民族的整體利益，為了國家的尊嚴，為了堅持真理，奮不顧身，大義凜然。再次，普遍和諧的社會理想。《論語·學而》說：“和為貴”，主張人與人之間、人與家庭之間、人與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相互支持，共同發展。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實現家庭和諧；在與周圍人的關系上，要“和長幼”、和鄰里、和朋友，實現人我和諧；在人與社會群體之間，提倡“舍個人而就群體”、“舍小家而顧大家”，實現群己和諧；在民族國家關系中，提倡“四海一家”、“和諧天下”，推崇和平外交，反對不義之戰，以實現民族國家的和諧。達到這種普遍和諧的境界后，人便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論語·為政》"，實現與道和、與人和、與天地和，使社會成為理想社會，使世界成為完美的世界。
深圳的現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
深圳特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走在全國的前列，取得了內地所沒有的輝煌成就，同時深圳特區在現代化過程中也遇到了內地所沒有的新問題和新情況，出現了一些不良傾向，對特區的社會風氣、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其一是重金錢，輕做人。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深圳特區經濟的迅猛發展，有些人短期內變得富有，對金錢特別看重。他們衡量人是以金錢為主，不是以智慧和人格為主。這種“重金錢、輕人格”的思想觀念對青少年的心理產生了不少的負面影響。比如，在學校里求學的學生競相購買名牌貨，互相炫耀，以滿足其虛榮心。更可悲的是，在金錢掛帥的情況下，有些學生把自己當成雇主，把同學當成雇員，出錢雇同學寫作業，刻苦攻讀的精神已蕩然無存。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注重人禽之別和做人的道德準則。孟子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公孫丑下》"以此為出發點，進而提出做人的問題，他指出：人的生活不能只限于“食色”本能的物質生活欲望的滿足，僅限于此，則與禽獸無異；要真正實現人的價值，就要學會做人，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人格。顯然儒家道德文化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指南。
其二是重利益，輕道義。在商業氣氛濃重的特區，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普遍把利益的追求作為經濟生活的驅動力，金錢、利益成為衡量一切的“秤砣”；人們熱衷于講“經營之道”，而“做人之道”日益被淡忘；是非善惡，道德良心卻被拋諸腦后，“良心能值幾個錢”？成了不少人的口頭禪。依此，為獲利可以不擇手段，能掙會撈就是能人；坑蒙拐騙，貪污受賄，走私行竊，殺人越貨，等等，只要有利可圖，只要物欲得以滿足，便肆無忌憚，不以為恥；甚至暴利之下，鋌而走險，無惡不作，如此種種，嚴重敗壞了特區的社會風氣。而儒家道德文化強調“知恥”，孔子提倡為人要“行已有恥”《論語·子路》。孟子則從人性上強調人皆有羞惡之心，“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義”就是要有所不為，不做那些會使自己蒙受恥辱的事。這就是說，我們要懂得道德的是非善惡，在自己心中立起一桿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為秤砣。因此，要從根本上改善特區的社會風氣，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弘揚儒家的良心道德，喚起人們的道德意識，教育人們突破“值與不值”的狹隘功利眼界，在謀取利益之時，為自己樹起一個道德標準。
其三是重自我，輕他人。自信、自愛、自我奮斗、自我實現本是一種良好品質，但如果過分強調自我，而輕視他人，則可能導致個體中心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其后果十分嚴重。改革開放以后，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下，深圳特區“重自我、輕他人”的現象不在少數，尤其是在規章制度不夠健全的企業中最為突出。有的企業主和老板，只顧自我價值和自身利益的實現，而無視員工的基本權利，強迫員工超時超負荷地干活，一旦發生工傷事故則置之不理，不負任何責任地把員工趕走；對不服從自己的員工，任意呵叱、毆打和侮辱，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經常克扣、拖欠員工工資等等。這些現象的發生，都是企業主和老板只顧自我，缺乏仁愛之心的表現。而儒家道德文化強調仁愛精神，認為“仁者，愛人”，“愛人”主要是愛他人，即對他人表示仁義和慈愛。仁愛精神的具體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要改變當前的不良社會風氣，就要大力弘揚儒家道德文化的仁愛精神，培育特區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仁愛之心。 轉貼于
可見，在深圳的現代化過程中，儒家道德文化所提倡的傳統美德，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對改善特區的社會風氣、凈化特區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儒家道德文化可以為深圳特區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設，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對儒家道德文化中傳統美德的教育和弘揚，將有助于提高特區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思想道德素質，這是特區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區的現代化從前面的論述來看，一方面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巨大的現代價值，蘊含著豐富的人道主義和整體主義成份，蘊含著如何做人和如何處理人際關系的學問，為我們提供了導向現代化的重要資源，因此儒家道德文化的傳統美德完全可以和傳統制度相分離，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并且儒家道德文化只有與當代社會的道德實踐相結合，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得到弘揚和發展。另一方面深圳特區的現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它是中國社會的延續，而不是中國歷史的斷層，是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前沿陣地，因此它本身就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包含儒家道德文化）的現代化。同時，深圳特區的現代化需要與儒家道德文化相結合，吸收和弘揚其傳統美德和倫理精神，從而更有效地克服和遏制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不良思想傾向和社會腐敗現象。因此，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的現代轉化是特區現代化和思想道德建設所面臨的重大任務。筆者認為，要成功地實現這一轉化，必須做好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工作，即對儒家倫理和深圳實踐的研究。要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首先要深入研究實際問題，即研究深圳人的思想觀念和道德實踐。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與試驗場，同時也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城市，經過20年的發展與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毫無疑問，這是離不開文化底蘊與倫理精神作為支撐的，換言之，深圳人肯定已形成并實踐著自己特有的移民文化與道德觀念。因此，必須從理論上對這種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移民文化和道德觀念進行研究和整合，從而把握特區人的道德實踐和精神需求。其次，要對儒家道德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使其充滿仁愛精神的思想精華與有關封建等級制度的思想糟粕相分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總之，我們既要從現實生活的道德需要來研究，也要從儒家道德文化的影響、利用和改造的角度來研究，只有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從儒家道德文化中得到精華，成功地實現儒家道德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第二，普及工作，即對儒家道德文化中的傳統美德進行宣傳和普及。其一是社會宣傳。借助社會傳媒的新聞報道，宣揚傳統美德；在公共場所（如車站、機場、碼頭、超市、公交車等）張貼和宣傳美德標語，使人們隨時注意傳統美德，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傳統美德。像新加坡把孔子語錄帶進人來人往的地鐵站，以W培育人文素質，邊走邊受教育”為旨意，就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方式。其二是學校教育，這是普及傳統美德的主渠道。學校可以開設傳統美德課，編制傳統美德教材和課外讀物，對學生進行系統的傳統美德教育，從而提高學生的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如新加坡把《儒家倫理》放到中學課堂、首都師范大學開設《中華倫理》課、廣東編寫傳統美德普及讀物《新三字經》等，都是值得學習的做法。其三是家庭熏陶。家庭是普及傳統美德的第一場所，父母是最好的啟蒙老師。和諧的家庭氛圍、父母的表帥作用將使子女在溫馨的家庭生活中感受到傳統美德的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傳統美德的陶冶，在潛移默化中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
第5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案例：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
（1）帕累托的20/80法則，企業營業收入的80％是來自20％的顧客。如果能對這部分顧客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提高顧客的滿意度，他們就更有可能成為公司的忠誠顧客從而持續不斷地為公司創造利潤。
（2）爭取一位新顧客所花成本是維系一位老顧客的6倍。
（3）如果我們比以往多維系5%的老顧客，我們就可以讓利潤提升100%。
（4）如果你只為顧客提供一種產品或服務，那么顧客與你維系關系的幾率為15%；如與你與顧客維系關系的產品或服務增加到兩項，那么顧客與你維系關系的幾率上升至45%—60%；而如果有三項或以上的產品或服務作為與顧客之間的橋梁，那么顧客與你維系關系的幾率將高達90%以上。
所以，針對客戶進行市場細分，研究并分析20%有價值的客戶，企業營業收入就能增加80％。
80%的收獲，來自于20%的付出；80%的結果，歸結于20%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夠知道，產生80%收獲的，究竟是哪20%的關鍵付出，那么我們就能事半功倍了。這就是帕雷托80/20效率法則。
企業與客戶之間的依存關系有二大關鍵需要把握 （1）、贏利/績效：贏利能力與績效提升我們與客戶必須要兼備。
贏利是一個企業生存的第一前提，無論是從我們自身考慮，還是站在客戶角度考慮都是如此。一個企業的贏利水平，必須建立在具備并持續保持市場競爭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離不開企業自身內部客戶與外部客戶的齊心協力。進一步說，內部客戶就比如企業贏利的‘基石’，這個是前提，也是根基所在，企業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不過，企業要想成長、贏利，最主要的還是要靠外部客戶的“磚與瓦”。一個企業沒有自己堅實的外部客戶資源，無疑是無源之水。所以說，一個企業要想具備并持續保持市場競爭力，必須牢牢抓住客戶。尤其是大客戶，區分開磚與瓦，差異化的對待他們，讓他們為企業贏利能力持續提高。當然幫助客戶提高盈利能力也是我們的任務。
績效是企業在考慮問題的第一出發點，也是公司內部員工、外部客戶聯系的第一紐帶。
一個企業要想持續發展，內部員工的績效帶來的整個公司的績效提升，是最根本的。而外部客戶的產生的績效，則是最為關鍵的。要想外部客戶產生和提高績效，必須切實給他們一些政策、一些支持、一些標準、一些更多。這里面有個特別重要的環節是，不要忘記了幫助客戶產生績效。如果一個企業沒有績效的持續提高和改進，那么這個企業的發展就是滯后、后退，甚至導致滅亡。 （2）、滿意/服務：客戶滿意度與服務水平互為促進。
我們的服務水平促進客戶的滿意度提升。客戶的滿意度提高需要我們不斷提升服務水平。上面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外部客戶的重要性，那么我們就要換個角度關鍵考慮到客戶的贏利能力、績效的提升。這個就是提升客戶滿意度的最關鍵地方，也時客戶的要害所在。這是很多銷售顧問容易忽視的。
客戶滿意度提升促進我們的服務水平改進。服務水平的改進依賴客戶的評價，服務水平有很多層次，我們不能只看到簡單層面上的服務。真正的服務還要講究服務點的數量與深度。服務點的把握隨著滿意度的提升在增加。因此，只有客戶滿意度提升了，我們才可能更加進一步改進我們的服務水平。
二、評價客戶三指標
評價一個客戶屬于哪個類型，一般有以下三種指標：
1、單一指標
單一指標就是企業單純從銷售額、利潤、回款金額、交易次數等數據指標來確立大客戶分類標準。單一指標存在很多弊端和副作用。
下面是一些企業確立分類標準，常用的價值指標（以供參考）
這些指標，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來進行篩選，從而選擇1-3個指標來進行確立細分客戶的標準。
2、金字塔模型（權重分析）
客戶價值金字塔的應用是根據價值指標和指標權重為每個客戶計算出綜合價值狀況，然后按照價值等級將客戶劃分為價值金字塔的不同區段，并進行可視化展現，從而形成量化的客戶價值體系。
企業可以選擇不同的價值指標定義多個價值金字塔模型，例如利潤價值金字塔、模版價值金字塔、潛在價值金字塔等，從不同的視角評估自己的客戶群和每一個客戶，明晰客戶的價值取向、價值分布及不同價值區間的客戶構成特征等。下面舉例，具體介紹一下如何應用客戶價值金字塔進行客戶價值評估、分析和管理。
根據設定的價值指標及權重，我們可以設置客戶價值等級的區段
3、客戶價值計分卡
這是最新的劃分方法，因為目前劃分客戶的價值大部分都是現實價值，舉例銷售金額或者收款周期等，然而有些企業的發展潛力比較大，舉例：十年之前沒有人認為互聯網行業的價值，現在許多門戶網站像SINA、163等公司都已經上市了，可以沒有綜合的衡量標準。
因此，根據客戶的價值分為潛在價值與現實價值，現實價值包括財務指標與銷售指標，這二個指標非常明顯直接可以看到；潛在價值包括客戶指標與服務指標，這二個指標可以根據客戶本身對我們企業的潛在價值來衡量，最后透過四方面進行加權平均來計分，所以，未來客戶計分卡一定會是一種趨勢。 三、經營大客戶五個誤區
有了20%的大客戶，衣食不用愁。因為20%的大客戶，能夠創造80%的利潤，所以，只要掌握20%的大客戶就可以了。但是，企業在大客戶營銷過程中，必須謹記以下五個區分大客戶的誤區。
1、單一指標風險高
企業在區分大客戶的時候，有單一指標、金字塔模型、客戶價值計分卡三大指標，上面已經提到。企業不能因為這些指標太復雜或者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單一拿出一個指標來判斷，這樣是很危險的。
大客戶不能片面從任何一個指標來區分，因為客戶對于企業很可能具備了某一個指標的要求，但是可能其它指標都不合適。如果我們只是拿單一指標來衡量，就會判斷錯了客戶類型。這不是簡單的分類問題，后續的大客戶發展與管理，就會出現很多風險。因此，綜合指標評價大客戶，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2、抓“大”放“小”
大客戶一般都實力雄厚，有自己的市場全盤考慮和戰略思維，而且大客戶擁有眾多的企業資源，它絕對不會為了某個企業而改變自己的整體策略，每個企業都只是大客戶手中的一顆“棋子”。企業則不然，一旦企業認定大客戶利益至上，拋棄了其它中小客戶，那等于是將自身身家安全系于一仞間，所冒的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不要因為客戶“大”，就喪失管理原則。企業為“維護”大客戶而過度地讓步、喪失商業利益原則，就會把大客戶變成企業的“包袱”，這個包袱甚至比競爭對手通過競爭導致客戶分流危害更為嚴重。
更不要因為客戶“小”，就盲目拋棄。在做出客戶取舍前，絕對有必要研究小客戶的潛力，或者說潛在價值，如果具備潛在價值就有必要培育，力爭把其培養成大客戶。否則，看似丟了一個“芝麻”，實際上則是丟了一個“西瓜”，這也是客戶管理的大忌。
在大客戶營銷中，企業應該切記廠商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害關系！
3、大額產品等于大客戶
企業在區別客戶大小的時候時常還犯這樣一個錯誤，大額產品等于大客戶，其實不然。的確，大額產品是大客戶的特征之一，但是，大額產品并不等于大客戶。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比方說單次銷售金額大，例如：泵車、客車、飛機、工程機械等，這是只能說大單銷售、大額產品銷售，銷售過程非常復雜，周期非常長；再就是一次性大額銷售，你想如果一個企業2005年2月交易了一個200萬的產品，但是，直到2006年12月還沒有第二次交易，就連一點耗材、其它服務都沒有。我們卻耗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在維護和他這個所謂大客戶的關系。得不償失。
這種客戶只能被稱作一次性大額客戶，是偽大客戶。
4、大客戶營銷獲量，中小客戶營銷獲利
許多企業為了博取大客戶的‘芳心’，往往將自己的總體營銷思路定為：重視大客戶營銷，但目的并不在于獲得利潤，而在于提高銷量，擴大市場份額；企業的主要利潤來源于中小客戶。
這個思路表面看來是沒有錯。據悉，在家電行業等許多領域，大客戶會對企業提出這樣那樣的無數的苛刻的條件，許多企業甚至根本進不了大客戶的賣場，即便進入，也很難獲得現實利潤。但是，一旦企業進入這些大客戶的賣場，那么銷量往往會有一個較大的提升。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不進入，等死；進入，找死！企業經過綜合考慮，往往最終會選擇進入大客戶的賣場，但是企業對利潤是沒有任何指望的。許多企業將自己的全部利潤寄托在中小客戶身上。
企業在大客戶營銷過程中，應該轉變以往那種靠大客戶獲量、靠中小客戶贏利的觀念，畢竟時代不同了，社會在不斷前進。企業轉變不了這種觀點，必定只剩死路一條！
5、企業給大客戶的優惠政策愈多愈好
企業非常清楚大客戶規模大、實力雄厚、銷量驚人，因此大客戶對企業的重要性要遠超出一般的中小客戶。于是企業在大客戶營銷過程中，大客戶會要求獲得比一般中小客戶更佳的營銷政策，而企業也會提供這種更優惠的政策。
但是，企業在給予大客戶營銷政策和市場支持時，必須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并不是優惠政策愈多愈好，“過猶不及”就是這個道理。優惠政策不是越多越好，越多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再不滿，要清楚測算出利潤的空間，更不能太放縱大客戶的變性。
大客戶營銷代表了未來商業流通領域發展大勢，但是，一個市場無論發展到哪個階段，總離不開少數勢力強大的大客戶和大量的中小客戶。企業重視大客戶無可厚非，但是，“一切為了大客戶”，拋棄所有中小客戶，這樣的做法是非常欠缺思考的，也是不應該的。
因此，無論是大客戶還是中小客戶，始終還是企業的客戶，企業只需要給予客戶適當的利潤，保障客戶經營風險，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就完全可以取得更好的市場業績。
四、三類大客戶
工業品行業的大客戶在類型劃分上大致可以分為：內在價值型大客戶、外在價值型大客戶、戰略型價值型大客戶三大類。
1、內在價值型客戶——價格敏感
內在價值型大客戶，即交易、產品價值型大客戶。對這些客戶來說，價值是就是產品本身。他們注重價值中的成本因素，并對產品有很深的了解。內在價值型大客戶知道如何使用產品。他們將產品或服務視為可以被競爭產品輕易取代的同質產品。他們希望費用價格能夠盡量合理，或在采購方面獲得便利。
內在價值型客戶往往比銷售人員還要熟悉購買的產品，是一個成熟的買家，所以他們認為銷售隊伍沒有增加任何價值。他們甚至為把時間花在銷售人員身上感到不快。銷售工作是客戶必須承擔的額外的費用，而且他們相信，如果沒有銷售環節，情況會好些。
典型的內在價值客戶是那些購買原材料或供應品的傳統的商。
在銷售中，類似這種“利益共享”的現象普遍存在。交易型大客戶尋找的利益是更便宜的、更方便的購買。
案例：IBM反方向推動交易型客戶需求
阿梅里奧說，在中國，交易型客戶（也就是指到專賣店或者商店去購買電腦的那一類人群）占到中國市場的70%以上。而在中國以外市場，交易型客戶只占到我們業務的30%左右，因此在國外發展交易型客戶會是我們未來一個關鍵增長點。
大家都知道，IBM一直關注的是大客戶和中型客戶，沒有花很多的精力來照顧中小企業客戶，在中小企業市場的拓展將來會在交易型客戶里成為我們的一個重點。我們原有的IBM大客戶和交易型大客戶的需求已經很穩定了，加上中小企業的增量，我們就能向上游供應商提出更穩定的需求。中小企業大客戶大多產生的是1到10臺電腦這樣的小訂單，在這些對性價比要求比較高的客戶身上，我們還可以很靈活地通過價格調整手段，來從反方向推動客戶的需求。
交易型的模式在中國已經進行了很好的實踐，我們有一個團隊，正在研究在中國這個模式的流程是如何組成和運作的，然后力圖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復制過來。作為實驗，我們已經把這個模式的精髓和具體的做法，在印度和香港進行了幾乎完全一樣的復制，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比如說，在印度，我們的增長率是行業的兩倍，并且取得了盈利。在香港，也是如此。接下來，我們會在歐洲和美國也進一步推行同樣的策略。
2、外在價值型大客戶——產品增殖
外在值型大客戶，即附加價值、顧問、咨詢型大客戶。這些客戶不僅注重產品，還包含產品的增殖服務、產品的價值或解決方案等等式外部因素。對他們來說，價值不是產品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存在于如何使用產品上。附加價值型客戶對產品方案和應用感興趣，認為銷售隊伍能為他們創造出大量的新價值，而他們也會為建議和幫助額外付費。他們希望銷售人員能為他們的需要和方案提供新的見解，并愿意為找出客戶化的方案而與銷售人員合作，并投入時間、精力和費用。
外在價值型大客戶往往與供應商建立起超出直接交易的關系。與那些認為將時間花在銷售人員身上是沒有意義的交易型大客戶不同，附加價值型客戶經常想要銷售隊伍投入更多的時間，以確保潛在的供應商對其業務上的需要和問題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供應商過早地推銷他們的產品或解決方案，而沒有了解客戶企業的情況附加價值型客戶通常會拒絕他們——即使某個供應商能以極有吸引力的價格提供優質的產品。對附加價值型大客戶來說，銷售人員能創造出真正的價值。
外在價值型客戶尋找的是更多的雙方能共享的利益，也就是說，用為客戶創造的額外價值換取供應商更多的利潤。
案例：讓客戶全面感受無差異、全方位的最高等級服務
2006年8月18日，一家世界500強企業——新加坡偉創力公司已簽約準備入駐望京電子城西區。北京偉創力科技有限公司投資總額為1420萬美元，首期辦公面積為7000平方米，為客戶提供包括生產工藝設計、制造、測試、采購和配送等諸項業務在內的專業研發設計服務。
此前，中國電信大客戶事業部與北京電信分公司攜手合作，快速反應，針對偉創力通信需求量較大、通信安全性、可靠性及穩定性較高的特點，向偉創力提供了雙路由的光纖接入、帶自動迂回路由保護的SDH傳輸系統等整體通信解決方案。9月12日，北京電信與偉創力北京公司成功簽約，為其提供DID語音、ATM數據等業務。
偉創力集團是全球著名的電子產品制造服務供應商，分支機構遍布四大洲29個國家，近幾年擴大生產規模，先后在上海設廠、北京投資。伴隨客戶的發展步伐，中國電信鋪路在前，全力為偉創力信息化建設提供服務。簽約后，中國電信集團大客戶事業部將積極協調各地電信公司，為偉創力各地分支機構和新進項目提供貼身服務，使客戶全面感受無差異、全方位的最高等級服務，零距離為客戶在信息時代的發展提供助力支持。
3、戰略價值型大客戶——資源互補
戰略價值型大客戶，即戰略伙伴、企業、資源互補、合作伙伴型大客戶。這些客戶要求非同一般的價值創造。他們想要的遠遠超過了供應商的產品或建議，還想進一步利用供應商的核心競爭力。戰略價值型大客戶對其組織內部進行深度變革保有準備，其戰略是與選擇的戰略型供應商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并得到最佳利益。在戰略價值型關系中，幾乎不可能分清誰是買方，誰是賣方，地位平等的雙方之間存在著更多層次的關系。雙方共同工作以創造超常水平的價值，而這種價值不可能由任何一方單獨創造出來。
而戰略型客戶尋找的是方方面面的利益——比產品或服務中所包含的利益多得多。與供應商提供的其它形式的價值相比，產品顯然是次要的。每一方都會借用另一方的競爭優勢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實際上，他們重新設計了他們之間創造新價值的界線。
案例：戰略同盟是這樣來的
2005年9月6日，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京簽署了全面合作框架協議。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田文果副總裁、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孫康敏副總經理出席了簽字儀式并致辭，大客戶事業部梁志平總監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營銷事業部曾學忠副總經理分別代表雙方簽署了《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全面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的簽定，標志著兩大公司正式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同時，也是雙方取得更好合作和更大發展的開始。
中興通訊是中國電信重要的合作伙伴。長期以來雙方建立了密切、穩定的業務合作關系，積累了豐富的合作經驗。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一直將中興通訊作為重點大客戶進行服務。
根據此次雙方達成的合作協議，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將竭誠為中興通訊提高全球內部通信水平和建立完善的銷售服務網絡提供全方位通信支撐服務，在美洲、歐洲、非洲、東南亞等地區的22個國家，為中興通訊海外分支機構構建國際網絡。同時，在資源共享方面，雙方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利用各自在海外的機構和網點，為其它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分支機構提供本地通信延伸服務，從而進一步增強雙方在各自領域的競爭優勢。
2005年是中國電信推進企業戰略轉型和實施精確管理的一年，中國電信加快了從傳統基礎網絡運營商向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的轉型，繼續致力于全面提升大客戶服務水平，優化工作流程，加強內部管控，統一服務規范，提供全方位高效快捷的端到端一站式服務。
中國電信愿意本著友好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堅持“用戶至上用心服務”的理念，認真落實協議的相關內容，全面推進和中興通訊各級部門的合作，支持和保證中興通訊信息化應用，共同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外在價值型大客戶往往與供應商建立起超出直接交易的關系。與那些認為將時間花在銷售人員身上是沒有意義的交易型大客戶不同，附加價值型客戶經常想要銷售隊伍投入更多的時間，以確保潛在的供應商對其業務上的需要和問題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供應商過早地推銷他們的產品或解決方案，而沒有了解客戶企業的情況附加價值型客戶通常會拒絕他們——即使某個供應商能以極有吸引力的價格提供優質的產品。對附加價值型大客戶來說，銷售人員能創造出真正的價值。
外在價值型客戶尋找的是更多的雙方能共享的利益，也就是說，用為客戶創造的額外價值換取供應商更多的利潤。
IMSC語錄：
案例引申：
第6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主題詞：民事訴訟 抗訴程序 價值重構 程序設計
抗訴乃是民事檢察監督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在我國現行的立法框架、司法體制以及審判實務背景下，民事抗訴制度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本屬不容置疑，但就是這樣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近些年來卻不斷地受到非議和責難，有觀點甚至主張從根本上將其取消，[1] 故而不僅由此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理論混亂，而且也使得民事抗訴工作處于一種日漸被動的“頹勢”狀態。[2]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原本不應該出現的尷尬局面？羅列起來，原因頗多，既有理論闡述不到位的問題，也有制度設計方面的缺陷，還有具體理解上的偏差與實務操作上的失當。
但我們認為，在以上諸種原因中，民事抗訴制度現有價值取向上存在的問題乃是最主要、最關鍵的原因。因為，價值取向所反映的乃是主體實踐活動所欲追求的目的或目標，它是一項制度獲得正當性的基礎所在。因此，若某項制度所蘊涵或反映出來的價值取向出現偏差，那么不論這項制度的設置初衷多么美好，其之實施效果均會差強人意，甚至“南轅北轍”。鑒此，我們擬就民事抗訴程序價值取向的重構以及完善該項程序的大致設計略作探討。
一、我國民事抗訴程序現有價值取向之檢討
程序價值，通常包括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也不例外。
我們認為，我國現行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取向在內、外兩個層面都存在偏差。
但從有關抗訴規范和民事檢察監督實踐來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乃是在于以下兩個方面，即對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重視不夠和對該項程序價值實現的評價標準有欠科學。
過分強調“有錯必糾”，明顯忽視內在價值
所謂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是指其各項程序規范背后所蘊涵的“優良品質”和“抗病基因”，譬如程序的公正性、效率性、安定性等等。盡管這些“品質”和“基因”并不一定都能直接反映抗訴程序所欲追求的外在目標，但它們卻是形成該項程序制度的正當性所必須具備的特殊要素。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卻沒有對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給予足夠的重視。
從現行立法來看，《民事訴訟法》關于抗訴的4 個條文（即第185 條至第188條）分別就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的諸種情形、抗訴的法律效力、抗訴的提起方式以及抗訴后法院應通知派員出席再審法庭等問題作了概要的規定，但是，我們從這些條文中基本上看不出抗訴程序在內在價值上有什么明確的斟酌取舍。2001年9 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則》）中的有關內容，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檢察機關對于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已經有所考慮、有所斟酌。譬如，依照《辦案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五款的規定，原審違反法定程序，但未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抗訴的決定。我們認為，《辦案規則》之所以這樣規定，應該說主要就是基于對程序效益的明智考慮。
盡管《辦案規則》與現行《民事訴訟法》不屬同一“位階”之規范，故而無法而且也不應簡單地以《辦案規則》來取代《民事訴訟法》有關抗訴的程序規定，但若僅從這些具體規范的實質內容來看，前者已在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準確定位上較之后者有了一定的進步和改善。當然，客觀地講，《辦案規則》中能夠比較鮮明地體現出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規范也只是孤立分散的、不成體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規范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對“民事抗訴程序否定論”的一種零星“抵抗”和被動“應戰”。而且，從檢察理論層面來看，極少有學者能夠自覺地站在維護民事抗訴程序正當性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和系統闡述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相反，面對“民事抗訴程序否定論”咄咄逼人的質疑和挑戰，主流檢察理論翻來覆去一再強調的就是4 個字——“有錯必糾”，認為民事檢察監督的基本理念就在于“有錯必糾”，[3] 從而在“論戰”中將“糾錯”作為論證民事抗訴程序（制度）必要性的主要論據。我們認為，從表面上來看，這種固守“有錯必糾”理念的做法似乎“理直氣壯”，好象“一句頂一萬句”，但若仔細分析來看，則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有錯必糾”并非是用以證明民事抗訴程序（制度）必要性的可靠依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對“有錯必糾”的過分強調，才導致了立法上和訴訟實踐中對民事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普遍忽視。
眾所周知，民事訴訟領域中有一些獨特的原則和機制，[4] 用以體現和維系私法領域的“私權自治”以及由此出發在爭議解決方面所具有的獨特要求。在此基礎上，“有錯必糾”口號的提出和對民事抗訴實務的普遍指導，便成為一個略顯“武斷”的要求，乃至頗為“霸道”的操作。道理很簡單，一味堅持“有錯必糾”在不少場合是與民事訴訟的某些原則和機制直接沖突的。這方面一個較為典型的例證就是：某些生效民事裁判雖然在對事實的認定和（或）法律適用上存在不盡妥當之處，但這些裁判并沒有危害國家、集體以及案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各方當事人均對其不持異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檢察機關硬是要去“有錯必糾”，不僅不利于維護民事訴訟程序應有的安定性，有違民事訴訟程序效益原則之要求，而且顯然有侵犯當事人處分權的嫌疑；換一個角度來看，則民事抗訴程序自身的公正性與效益性也就蕩然無存了。
事實上，籠統地就民事訴訟領域中的生效裁判而言，其之所謂“錯”，也是一個相對模糊和寬泛的概念。具體分析起來，應有以下三個層面性質截然不同的含義：（1 ）因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所造成的枉法裁判；（2 ）純粹因審判人員業務水平上的限制而導致的失當裁判；（3 ）因檢、法兩家認識不一致而導致的所謂“錯誤裁判”。具體來說，由于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故有時檢察機關與審判人員在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或）法律適用上會存在不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的裁判也就有可能被檢察機關認為是一種“錯誤裁判”。
我們認為，對以上三種有“錯”裁判應作嚴格的區分：對于第一種即枉法裁判，毫無疑問必須依法提出抗訴，對其實施嚴格的檢察監督，以便堅決地予以糾正；對于第二種即失當裁判，原則上不應提出抗訴，而應通過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機制，依法糾正該項裁判中的失當之處（也即錯誤），但若檢察機關斟酌具體情況后認為，該項裁判之內容不僅有失當之處，而且已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且當事人對此持有異議，法院又不主動加以糾正的，此時則應作出抗訴的決定；對于第三種即完全是因檢、法兩家認識不一致而導致的所謂“錯誤裁判”，則應一概不抗訴，否則便有可能危及審判權之獨立行使。由此可見，如果對于上述三種情況不作具體區分，籠統地強調所謂“有錯必糾”，那么，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將很難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間。
失當追求“改判”結果，評價標準有欠科學
所謂評價標準，是指對各種事物進行價值評判時所應遵循的尺度或準則。關于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評價標準，雖然在理論上迄今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5]但就目前的抗訴實踐來看，檢察機關所實際看重的主要就是抗訴以后“法院是否進行了改判”。[6] 由此可見，“是否改判”不僅反映了檢察機關對民事抗訴程序基本功能的直觀認識與普遍理解，而且構成了當前檢察機關評價民事抗訴程序自身價值的“尺度”或實際“標準”。但我們認為，這個“尺度”或“標準”本身并非十分精確，因此其之衡量結果也就并非完全科學。
首先，“是否改判”并不足以準確地反映出民事抗訴程序的正當性。這是因為，“是否改判”（也即改判或不改判）雖然是民事抗訴最終引發的兩種不同結果，因此對于認識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是它們決不能反映出民事抗訴活動的全部。申言之，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85 條規定了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的四種情形，這些情形的落腳點均在于“原裁判確有錯誤”。
但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是，檢察機關對于原裁判（是否確有錯誤）的認識不可能總是準確的。有時候，原裁判本身實際上是正確的，但由于各種原因，某些檢察人員卻有可能會認為其存在錯誤，從而對之提出了抗訴，并導致法院進行了再審。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法院最后改變了原裁判，我們也不能據此認為檢察機關對民事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就是正當的；反過來看，法院最終沒有改判的，也未必就說明民事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本身一無是處。
其次，將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及其最終把握系之于法院的“是否改判”，直接使得檢察機關及其民事抗訴工作“自慚形穢”、“自陷被動”。這是因為，雖然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明確將人民檢察院界定為法律監督機關，故其“有權對（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但是與人大和黨委不同的是，檢察院與法院相比，目前在實際法律地位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另外，在長期的監督實踐中，法、檢兩家在民事抗訴問題上相互“溝通”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將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及其最終把握系之于法院的“是否改判”，無疑會導致民事抗訴工作陷入“看法院臉色行事”、“由法院評判優劣”的尷尬境地，并使得檢察人員普遍在監督“底氣”和抗訴的決心上均明顯不足。
最后，片面地以法院“是否改判”作為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并將這一標準的最終把握“拱手”送交法院“獨攬”，極易使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忽略民事抗訴程序的固有價值。也就是說，在以上所述之背景下，不少檢察機關往往將“改判率”的高低作為衡量、考核從事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檢察人員業績好壞的重要指標，從而進一步誘發了檢察人員在民事抗訴工作中一味追求改判的“蔓延性”效果。我們認為，這種片面追求“改判率”的做法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危害：一方面，為了達到改判的目的，并借以體現自身工作上的較佳業績，檢察人員“難免”會在民事抗訴工作中形成對某方當事人“一邊倒”的錯誤傾向，以致抗訴程序的開啟和監督機制的利用在各方當事人之間失去公正性；另一方面，片面追求改判的偏頗意識一旦在監督實踐中“受挫”，便有可能會“情緒化”地演變成一種“偏執”，從而使得民事抗訴“淪落”、異化為“專門與法院過不去”的意氣用事和賭氣活動，這樣也就使得民事抗訴從根本上失去了維護司法公正的本來意蘊。
上面我們粗略地分析了以“是否改判”作為民事抗訴工作質量之評價標準的諸種不足。客觀地講，對于這些不足，檢察機關并非全然沒有認識。但迄今為止的監督實踐表明，檢察機關似乎并沒有能夠在“是否改判”之外找到更好的評價標準。鑒此，我們認為，要想使這一問題得到相對徹底的合理解決，根本的途徑還在于轉換思路，即：檢察機關應該努力從民事檢察監督程序的開啟和運作本身之角度去規范、評價抗訴活動，而不是象目前這樣單純從抗訴的結果出發來“反推”民事抗訴工作質量的評價標準。
二、民事抗訴程序的應然價值取向
民事抗訴程序如欲獲得充分的正當性，就應使其價值取向在總體上與民事訴訟程序的價值取向相契合，而不是與之相背離，這也是我們重新構建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取向所應遵循的基本思路。
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
所謂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是指檢察機關通過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所要達到的社會目標，毫無疑問，這個目標就是司法公正。當然，司法公正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范疇，從不同的視角可以給出不盡相同的界定。我們認為，作為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司法公正的特定含義應該是指法官的公正廉明，亦即法官不存私心、不謀私利，忠誠于案件事實和國家法律。
之所以應將此一層面的司法公正界定為“法官的公正廉明”，是因為法官本身公正廉明與否與其所作裁判的公正與否有著異常密切的聯系，在相當意義上，它甚至是決定裁判是否公正的最關鍵因素。申言之，在訴訟實踐中，法院裁判的顯失公正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法官受業務水平的限制所致，但若法官不能做到公正廉明，而是存有私心、謀求私利、貪污受賄、徇私舞弊，則必然有違司法公正，而且必然導致枉法裁判。[7] 鑒此，我們認為，民事抗訴程序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對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之枉法裁判的監督與糾正上。
除此以外，是否應將純粹因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所導致的不當裁判納入檢察機關民事抗訴的范圍之內，顯然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認真研究和慎重對待的問題。限于篇幅，這里只能粗略地談一下我們的觀點：首先，從審判實踐來看，僅僅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失當的案件確實存在，但此類案件在全部“錯案”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至于僅僅是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顯失公正的案件，在所有“錯案”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其次，對于僅僅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失當乃至顯失公正的案件，一般通過法院系統的內部監督機制通常即能達到彌補或糾正的目的。當然，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法官的整體素質確實令人擔憂，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我國法官的法律素質和審判業務水平近些年來已經開始有了明顯而普遍的提高，故不應以法官素質不高為由來全盤否定法院系統的“自我糾錯能力”。最后，與法院相比，檢察機關在民事審判業務上并不具備令人信服的優勢，故對生效裁判是否確有錯誤而言，檢察機關所作的判斷未必就比審判人員更加高明。因此，基于維護民事抗訴程序正當性的考慮，我們認為，原則上不宜將此類案件納入檢察機關民事抗訴的范圍，至少不宜將其作為民事抗訴的重點。
至于對審判人員因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導致法、檢兩家對生效裁判正確與否有不同認識的案件，檢察機關顯然應該尊重法院的裁判，不應對之提出抗訴。
由以上分析可見，檢察機關的民事抗訴主要應該針對審判人員的“枉法裁判”。
其實，《民事訴訟法》及《辦案規則》的有關條文均已規定，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
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并沒有能夠為這類案件的抗訴過程提供具體而有力的程序保障，這也使得諸如《辦案規則》第18條第三款關于“人民檢察院可以進行調查”的相關規定因無所依托而形同虛設。
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
我們認為，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程序公正；二是程序效益。
1 、一般意義上的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設計和運作的過程中所應當實現的公正價值目標。從民事抗訴程序的特有結構來看，其公正性主要應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嚴守中立。民事抗訴之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處于完全中立的地位。而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之嚴守中立具體又包括以下幾項要求：（1 ）在抗訴程序的啟動上，除非“確有錯誤”的生效裁判涉及重大的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否則未經一方當事人提出抗訴之申請，[8] 檢察機關不得主動提出抗訴；（2 ）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均須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檢察機關之整體也好，檢察官之個體也罷，他們均不得接受和辦理與自己存在利害關系的抗訴案件，這是他們保持中立的前提和基礎；（3 ）檢察官須在情感上公平正直而毫無偏私。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民事檢察監督之抗訴權所特有的運作模式所致，很容易使檢察人員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置身于一方當事人的立場上，無形中成了該方當事人的“代言人”或“人”。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一方面，立法上有必要進一步規范和改良抗訴權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也應該擯棄片面追求“改判率”的偏頗做法。
其次，當事人平等。此處所謂之當事人平等，主要有兩層含義：（1 ）各方當事人應該享有平等地參與抗訴程序的權利，且在抗訴程序中，不論是申訴人還是被申訴人，都應該享有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2 ）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平等地對待各方當事人，并在抗訴程序中切實保障各方當事人平等參與和充分表達的權利和機會。
最后，程序公開。為了確保民事抗訴之程序公正，除極個別環節外，應該將抗訴程序的基本過程盡量向各方當事人公開，并避免檢察人員與當事人單方、私下的非程序性接觸。
2 、程序效益與程序公正一道被并稱為現代司法程序的兩大價值目標。通常來講，程序公正是司法程序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程序公正的這種基礎性地位并不意味著它天然地具有優先于程序效益而獲得實現的必然性。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程序公正與程序效益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既沒有脫離程序公正的程序效益，也沒有不講程序效益的程序公正。具體來講，民事抗訴程序對于“效益性”的追求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首先，合理利用司法資源。從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實踐來看，自接受、處理當事人的申訴時起，經過必要的調查、核實與抗訴之提出，以及因為抗訴的提出而由法院進行的再審，均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即調動、投入大量的司法資源（檢察資源與審判資源）。因此，在抗訴案件所需列支的高額成本面前，檢察機關顯然有必要在考慮是否提出抗訴時作一番大致的“利益衡量”，既要考慮抗訴結果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也要考慮抗訴的社會效應，如果在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當事人合法權益均影響不大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仍然機械地提出抗訴，則很有可“得不償失”。
其次，科學控制審結周期。這是因為，抗訴案件的懸而不決，不僅不利于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同時也是對檢察機關抗訴效力的變相削弱。在此問題上，雖然《民事訴訟法》關于抗訴案件的再審期限已經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但在實踐中，法院對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仍然司空見慣。[9] 為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立法上有必要就抗訴案件的審結期限作出更加明確的限定，并應為之配備相關的保障措施。
最后，努力提高整體效應。此處所謂之整體效應，即指應該將民事抗訴程序及其具體運作放置到整個社會治理的宏觀框架中，而不是僅僅在民事審判與檢察監督相互關系的微觀考察下，來衡量其對維護司法公正之實際效應的大小。從目前情況來看，這一效應并不理想。就現階段民事審判領域中的裁判不公乃至司法腐敗而言，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審判機關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但外部監督疲軟乏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這其中，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作為維護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檢察機關在對自己所擔負的社會責任的實際履行效果方面，與社會的預期和要求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鑒此，為了提高民事檢察監督的實效性，檢察機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一步科學地確定民事抗訴所應針對的重點，將裁判不公和司法腐敗作為民事檢察監督的主要對象，以盡快提高此項工作的整體效應。
三、關于進一步完善民事抗訴程序的大致設計
眾所周知，程序設計乃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要考慮到某項程序在相關理論層面上的自圓其說（也即所謂“理論自治”），而且更要注意到其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基于上述對民事抗訴程序價值取向的認識，同時兼顧我國民事檢察監督的工作實踐，我們對進一步完善民事抗訴程序，提出以下幾點大致的設計思路：
第7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關鍵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價值基礎；文化基礎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7）36-0017-03
我們這里所說的“校”是指各級各類職業學校。職業學校的校企合作與非職業學校的校企合作有著重大差別。職業學校的校企合作，是職業學校主體與企業主體之間的一種合作模式。目前，關于職業學校校企合作的形式或模式在現實中有許多版本，諸如“引企入校”“訂單培養”“半工半讀”“工學交替”“校企互動”“產教融合”等。這里，我們既不必探討這些職業學校校企合作形式或模式的內涵或外延，也不必研究這些校企合作形式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而只關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歷史演進、價值基礎與文化基礎。
一、關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歷史演進
（一）職業教育都應是校企合作的教育
從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來看，校企合作的歷史悠久。我們可以想象，企業早期的存在形態或雛形應該是小生產作坊，與小生產作坊相適應的技術技能工人培訓培養形式是古代學徒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小生產作坊進化為企業，企業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需要更多更高質量的技術技能工人，這個時候師傅帶徒弟的培訓培養方式就不適應了。于是，就出現了早期的企業自辦職業技術學校或機構、企業與政府舉辦的職業技術學校或機構、公立的職業技術學校、私立的職業技術學校。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無論哪種性質的職業技術學校或機構，技術技能工人的培訓培養都是離不開企業的參與或合作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都是校企合作的教育。
（二）職業教育與企業關系的三個階段
職業教育原本就與企業有著不解之緣，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因為技術技能工人要掌握職業技術技能，就必須在企業里學習實踐，只有在干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學到生產所需要的職業技術技能。也就是說，職業教育僅僅靠教育部門來做是不充分的，企業參與或介入是必要的，由企業和職業學校開展全面深度合作是最合適的，無企業深度介入的職業教育是難以直面職場的。我們同樣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職業技術技能工人的培養培訓經歷了這樣的演進過程：第一階段，企業兼職業教育功能于一體；第二階段，學校職業教育形態出現，部分國家或地區的學校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畸形”并逐漸暴露出其弊端――遠離企業；第三階段，職業教育校企深度合作形態出現，“雙元制”職業教育是其典型形態。這大致經歷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二、關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基礎
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為什么會出現企業不愿參與或不深度介入的現時代“怪現象”呢？為了從根本上認識這樣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探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基礎問題。
（一）價值的概念與價值的性質
價值是標志主體與客體之間利害關系的一種哲學范疇。價值不僅有大小之分，而且有性質之別。在性質上，價值可分為正價值、零價值和負價值，通常將正價值簡稱為價值。價值不僅可以被發現、被創造，還可以相互轉化。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
所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是表征作為客體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與相應主體之間的一種關系，通常是指二者之間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肯定或否定關系，我們可以將肯定關系稱之為價值，而將否定關系稱之為負價值。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情形，既無明顯的利也無明顯的害，我們將這種關系稱之為零價值。
（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價值基礎分析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可分為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我們可以把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內在價值規定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本身對職業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價值，這種價值表現為前者對于后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外在價值規定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對于合作主體雙方（職業學校與企業）的價值，這種價值表現在：對于職業學校來說，這種合作是必要的；對于企業來說，這種合作是有利的，基于戰略的眼光來看，也是必要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價值的本質就在于這種合作能夠給作為合作者的職業學校或企業帶來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價值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種價值活動，是有價值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并不排除在一定的特殊條件之下產生的無價值和負價值的情形。因為從唯物辯證法來看，任何企業都有一個產生、發展壯大、衰亡的過程。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出于自身發展利益的考慮，其參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積極性是不同的，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也是有區別的。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合作是有利的；在另外一些條件下，這種合作可能是有害的（不合算、虧本）；在一些特殊條件下，可能既無利也無害（雖無利可圖但也未虧本）。當然，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還表現為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如教師、學生、行業組織、政府等。
現在我們經常說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吸引力問題，這一問題歸根結底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價值問題。只有弄清這一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根本問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合作雙方不僅能看到這種合作的價值（合作的可能性），而且需要看到這種合作的可實施性（現實性）。此即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價值基礎之本義。
三、關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文化基礎
（一）文化的概念與文化的功能
談及文化，人們總是覺得熟悉又親切，但是又難以說得清道得明。在筆者看來，所謂文化，就是為一定的人們所擁有的關于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自身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社會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自然與社會的關系的知識、技術、經驗體系，表現為一定的人們普遍認可的獲得性的價值觀、信仰、知識、技術、技能、制度、習俗、禮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等，以及蘊含這些文化存在或表現形態的物質性的存在的總和。文化是社會主體在各種需要的驅使下創造的，人們創造的文化又反過來驅使人們按照一定的文化程式去思考和行動。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文化與機制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實踐中出現的“學校一頭熱，企業一頭冷”以及校企合作深度與廣度不夠的難題，必須站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校企合作，有意識地基于一定的文化基礎來設計和培育合適的校企合作文化體系，形成一種企I自主介入和深度介入職業教育的機制。所謂“機制”，是指一個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過程或方式。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機制，應該是職業學校與企業之間互動、互促、互利的合作共贏的運行過程或方式。
正如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潘東標所認為的那樣：我們通過與德國企業的多年合作，發現“雙元制”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機制的建立。潘東標認為，德國企業之所以能夠做到深度介入職業教育，是因為具備了三個基本條件：他們的文化告訴他們，這是應該做的；他們的法律告訴他們，必須這樣做；他們的政策又告訴他們，這樣做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這才是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校企合作模式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文化基礎分析
第8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生態審美教育的提出并非概念的簡單置換與組合，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與學科要求。長期以來，我們在“人類中心主義”哲學思維的影響下，一直將自然視為人類的征服對象，所謂“人為自然立法”、“人定勝天”、“讓自然低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在這種妄自尊大的想象與政治口號的影響下，科學技術和人類財富雖然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工具理性泛濫、環境污染嚴重、心理疾患蔓延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如今，人類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這正如萊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所指出：“現在我們站在兩條路的交叉路口上，這兩條道路完全不一樣。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行駛的這條道路使人們容易錯認為是一條舒適的、平坦的超級公路，我們能在上面高速前進。實際上，在這條路的終點卻有災難等待著。這條路的另一個又路——一條‘很少有人走過的’又路——為我們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機會讓我們保住我們的地球”¨。
于是，處于經濟狂熱中的人們開始冷靜地思考自己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反思環境之于人類的價值與意義。1972年6月5日，國際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表《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境的塑造者。為了當代人類及子孫后代的利益，當今歷史階段的人們在計劃行動時，應該更加謹慎保護好地球上的各種自然資源。”與此同時，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了一股生態哲學的浪潮。當代環境理論家阿爾伯特•施韋澤于1915年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觀，強調“敬畏生命”絕不只是敬畏人的生命，而是敬畏所有動植物的生命。美國生態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于1995年出版《哲學走向荒野》一書，提出了關于哲學中的“荒野轉向”(WildTurningPhilosophy)的概念。受其影響，我國學者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生態美學”的建構主張。在這些倫理學家、哲學家們的闡釋下，“自然”、“倫理”、“價值”等概念開始慢慢越出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閾而走向“生態整體主義”。如在傳統的美學中，“自然”是自在無為的，其自身無所謂美丑，而在環境美學家艾倫•卡爾松看來，“全部自然界是美的”。
在傳統的倫理學中，“平等”只限于人際權利之間的平等，而在生態倫理學中，“平等”是生物圈鏈環中平等，所有生物均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利。“荒野”在傳統的哲學中是無價值的，而在羅爾斯頓看來，它是人類之“根”，是人類生命之源。這些哲學、倫理學思想雖不無偏頗之處，但警醒著人類的思維模式與教育模式，催促著生態審美教育的推行。生態審美教育的產生還有著藝術學科內部的發展要求。眾所周知，20世紀以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大眾傳媒的影響，藝術開始滲透于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內容。如今人們不必走進藝術館、博物館和畫室，就能夠欣賞到精妙絕倫的廣告和服飾。在這種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浪潮中，環境就很自然地成為藝術而進入人們的審美視閾，當今琳瑯滿目的藝術園地里就有所謂的大地藝術、環境藝術、工程景觀藝術等。美國著名的設計師帕特麗夏•約翰遜利用高低不同的地質結構，將一條周期性泛濫的河流設計成“洪水池和瀑布”，使這個工程既可作蓄水之用，亦可作噴泉景觀之用。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利用玄武巖和泥土創造了一條長1500英尺“螺旋型防坡堤”，將一條洶涌澎湃的河流馴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地藝術”。沃爾特•德•瑪利亞用400根長達6米多的不銹鋼桿，在新墨西哥州平原上擺成16根×25根的矩陣，接受電閃雷鳴，并稱這尊“大地藝術”為《閃電的原野》。從這些景觀藝術和“大地藝術”可以見出，它們已超越了傳統藝術的界限。從創造媒介來看，它們是以自然大地為基質的；從創造目的看，它們超越了傳統審美的無功利性，是以環境改造為前提的；從鑒賞的角度看，它們超越了傳統審美的靜觀，是一種身體感官介入參與的動態審美。因此，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拓展藝術審美的界域，正視人們的審美欲求，而不能為了遷就傳統藝術觀念的規訓而將自然天地排除在審美之外。
二、生態審美教育對現代審美教育的超越
眾所周知，席勒的審美教育思想體系是以康德的二元論哲學為基礎而建構的。在康德的哲學體系中，現象界與物自體是根本對立的，人的認識能力只能把握現象界而不能認識物自體，物自體只能憑借理性的意志能力去把握。這樣，在人的心理功能上就形成了“知”與“意”兩個相互隔絕的領域。席勒批判地繼承了康德這一哲學原理，提出了美育是溝通二者的中介與橋梁的觀點。“要使感性的人成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沒有其他途徑。”在席勒看來，美育不僅能克服人性的分裂，恢復人性的完整，而且還是獲得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徑，他在《美育書簡》的第二封信中寫道：“這個題目不僅關系到時代的鑒賞力，而且更關系到這個時代的需求。我們為了在經驗中解決政治問題，就必須通過審美教育的途徑，因為正是通過美，人們才可以達到自由”。在審美教育的實現途徑上，席勒受康德主觀唯心主義美感論的影響而推崇藝術教育，在他看來，美與藝術是同一的，雖然美是活的形象，藝術是活的形象的顯現，但二者的目的都是使人性完整。這樣，席勒就把社會美育、自然美育排除在了審美教育的實施途徑之外。
因此，席勒美育思想雖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光輝，但其思維方式是主客二分的，其出發點是想通過美與人性的教育實現政治上的自由，其美育思想由批判資本主義“人性”分裂現象為起始，最終又指歸“人性”的自由與解放，是十足的“人類中心主義”。不可否認，在工業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現代審美教育的確解放了人，提高了人的整體素質。世界各國競相以之作為提高國民素質的手段。1988年，美國藝術資助部門對藝術教育的現狀作出了評估，認為美國的人才荒蕪問題主要是由于缺少藝術教育而引起的，并指出藝術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藝術感和創造力。為此，美國眾、參兩院在((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中，將藝術增列為基礎教育的核心學科，并啟動了“零點項目”和“多元智能”理論研究。在日本，小原國芳提出了“全人”的藝術教育理念，將藝術教育作為情操教育的組成部分，并吁求政府向全民普及美術館的教育。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于1999年6月通過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明確將美育作為國民素質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從學科理論上闡釋，現代審美教育確具有培養和激活人的創造力，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的功用，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存詩性和道德神性日漸失落，工具理性和市場拜物日益盛行，全球自然生態加速惡化，現代審美教育的審美救世反而導致了世界非審美化的加劇。
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現代審美教育的“人類中心主義”在新的形勢下已慢慢演變成了個人物質功利主義和民族本位主義。因此，從現代審美教育走向生態審美教育成了時展的必然選擇。生態審美教育在哲學基礎、審美范式與目標任務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現代審美教育的特點。從哲學基礎看，現代審美教育思想是以康德哲學為邏輯起點而展開的。誠如席勒在《美育書簡》第一封信中說：“我對您毫不隱諱，下述命題絕大部分是基于康德的基本原則。”_2_1。而康德的基本原則是物自體與現象界二元割裂。生態審美教育則突破了現代審美教育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倡導生態整體主義，主張人與世界的和諧統一。以自然審美為例，在現代審美教育中，“自然審美的基礎是自然的人化。人在這個過程中是主要的、關鍵的、中一tL,性的。人是自然美的發現者、欣賞者和創造者。人對自然的欣賞是俯視的、高屋建瓴的、單向度的，是人對自然的情感投射和實踐的創造。”而在生態美學的視域下，人與自然是一種“此在與世界”的在世關系，“此在”以及這個在“世界”之中的對象與世界之問是一種須臾難離的機緣性關系。自然不能獨自成為審美對象，它必須依靠著人的參與，如果離開了人的參與，離開了“此在與世界”的在世結構，離開了人與自然緊密相聯的“生態系統”，自然審美的價值屬性將不復存在_4J。
從審美范式上看，現代審美教育在康德的審美超功利性的影響下，強調藝術審美必須保持適當的距離，認為太遠或太近都不利于審美。例如，一幅油畫從太遠處觀賞只是一些斑駁的色彩，從太近處觀賞則是一團混沌的顆粒。而生態審美教育由于將自然引入審美之維，就超越了傳統審美的距離限制。我們既可以在自然界中隨意走動，從中挑選任何事物作為審美對象，也可從微觀層面上使用科學儀器進行審美。羅曼•維斯尼艾克說：“人類手工制作的每件東西放大來看都是很糟糕的——拙劣、粗糙、不對稱。但自然中生命的一點一滴都是可愛的。我們越將其放大，細節越顯現出來，完美地構造出來，象盒子套著盒子，永無止境。”在傳統的審美中，視覺和聽覺是審美的專屬感官，而在生態美學的視域下，自然審美是一種目、耳、鼻、喉等感官全部介入參與的審美。這種感受，鄭日奎的《游釣臺記》有所描述：“山崗既奇，境復幽茜足不及游，而目游之。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飄至，則鼻游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則舌游之。返坐舟中，細繹其峰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恍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蹬，如振衣最高處蓋神游之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日：若嘗去登釣臺乎?山中之景何若，于是乎并以耳游。”傳統的藝術審美是一種靜觀的審美，而生態美學視域下的自然審美是一種動態的審美。
比如在自然審美中，無論我們是否在動，自然都始終在變化著，我們也隨之穿行于各種體量、質地、顏色、光和影構成的空問之中。“我們很難通過靜觀的方式，把環境當作與我們相分離的對象來欣賞；事實上，處于欣賞中的環境從來不作為一個對象。我們總是置身于具有各種指向性的動態環境之中，知道路指引我們向前，臺階暗示著向上或向下，人口邀請我們進入，長椅召喚我們坐下和休息，家和建筑意味著庇護或者至少作為給人以相對安寧的場所。”從目標任務上看，現代審美教育在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下，將“美”視為一種認知對象，執著于藝術知識的灌輸和藝術技能的訓練，妄圖以藝術教育來克服工具理性社會對人性的扭曲和割裂，恢復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即便是當下頗有創意的生態式藝術教育，也是通過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生態組合，通過經典作品與學生之間、作品體現的生活與學生的日常生活之問、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學校與社會之問等方面和層次的互補、互動與互生關系，提高學生的藝術感覺和創造能力。因此，從本質上看，生態式藝術教育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審美教育，只不過采用了有機整體的教育方法而已，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培養“文化人”與“智慧人”，仍帶有“人類中心主義”傾向。而生態審美教育以生態整體主義超越現代審美教育的工具論傾向，將審美教育的重心轉移到人的審美生存緯面上來，它著重培養的是一種“生態人”。這種人是那些“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處的人，產生所有自然現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時，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人。”_8由此觀之，生態審美教育的最終目標與任務是培養人的生態審美意識與生態審美理想，引導人類進入一個自然、社會與人自身和諧協調、普遍共生的審美生存狀態。
三、生態審美教育的特性
生態審美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教育。在現代審美教育中，審美主體對審美對象采取一種非功利的觀照態度，審美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審美主體自身情感的需要。而在生態審美教育中，審美情感則同時包蘊了倫理一道德情感和科學一認知情感，它不僅以情感人，而且還導向倫理實踐和科學認知；它不僅要喚起人們的生態情感和生態倫理，而且還讓人們在生態審美中感悟生態原則與生態規律，從而增強生態自我意識。從審美情感的對象上看，現代審美教育是為了激起人們對“美的藝術”的情感，通過藝術形象的感染達到“宣泄”或“凈化”人之情感之目的。而在生態審美教育中，審美教育之情感指向自然、社會與自身，其目的是為了喚醒人的生態本性，激發人們審美地對待自然、社會與自我。生態審美教育是一種價值教育。在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導的價值體系中，所有價值都是建立在人與對象的物質關系基礎上的，自然對人只有外在的工具價值而沒有內在的價值。而生態中心主義理論家則認為自然有“內在價值”，羅爾斯頓舉例說，野生動物能捕獵和嚎叫，能尋到適宜的生境和進行，能養育自己的后代；植物能夠生長、繁殖、修復自己的創傷和抗拒死亡就是自然“內在價值”的體現。但在面對“誰是自然萬物內在價值主體，誰又是價值的承擔者”這一問題時，“人類中心主義”者和“生態中心主義”者都拿不出較為公允的答案。
生態審美教育者則持“生態整體主義”立場，堅持自然界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統一。他們不僅承認自然具有外在的經濟價值、審美價值與科學價值，而且還承認自然具有內在的生命價值、多樣性與統一性價值、穩定性與自發眭價值等。在生態審美教育者看來，地球上的人、生命和自然界是一個互相依存的生態系統，某一方的存在既有著自己生存的目的，同時也有利于他方的生存。例如一顆松樹種子掉在地上，天長日久，利用地上的泥土、空氣和水慢慢生長發芽，最后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這是它自身生長目的的實現(內在價值)。同時，它又利用太陽能把水和二氧化碳等資源轉化為碳水化合物，釋放出氧氣，供其他的生物利用，成為他物生存的條件(外在價值)。總之，在地球的生態系統網絡中，一種生物的存在，既是它自身的目的，又為他物生長提供條件。生態審美教育強調這一點，意在告誡人們，人類要尊重自然的生長規律，保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完整性和完美性。生態審美教育是一種倫理教育。在傳統的倫理學中，倫理只局限于人際關系中，人對動植物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生態中心主義者則以人與動物智商同質為理由，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捕殺動物。英國著名小說家托馬斯•哈代甚至主張應該將《圣經》中的“金規則”——“你愿意別人怎么樣待你，你也要怎么待別人”運用到其他物種，特別是動物身上。
第9篇：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范文
關鍵詞：教育、學校管理；短期行為
一、前言
教育的本質在于塑造未來，而學校管理的本質在于促進教育的全面進步和學校主體自主發展。然而，在學校管理實踐中，卻存在著片面追求近期效應而忽視長遠利益的短期行為。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是指在學校內部的管理活動中，學校領導為了追求一定的眼前利益或表面的教育效果，不遵循教育規律、違背教育目的而采取的給受教育者的全面發展和學校教育工作的健康發展帶來危害的管理行為。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對人的管理方面，如對教師的管理方面只重“使用與控制”，輕“培養與規劃”，對學生的管理方面只重培優抓升學率而忽視成績差的學生；對物方面的管理，如只重物輕人；對事的管理方面大搞弄虛作假等。導致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的原因主要是學校官本位體制的原因和學校內外其他的客觀原因以及學校領導素質等。要克服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必須做好官本位體制改革方面的工作，政府轉變職能，實現“政校分開”；加強教育督導制度建設，體現政府教育宏觀管理；改革校長的選任制度，消除官本位體制的影響；建立學校短期行為防范機制，具體而言即實施校長問責制。
二、產生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的原因
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是指在校內管理活動中，沒有大面積的教育空間擴展，使教師和學生得不到更好的施展，從而降低學習效果和興趣，很多中小學領導只為了追尋眼前的教育效果，而忽略了后期源源不斷的教育碩果，罔顧了創新教育的理念，違背了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與學校、與領導的名譽、地位、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第一，偏失的教育價值觀影響。教育價值觀是對教育是什么、教育應干什么、教育能干什么、怎樣干更有效等觀點的理性認識，它猶如一只無形的手，左右著人們對教育的態度和行為，影響和調節著人們的不同教育需要，制約著教育實踐活動。當前，學校教育價值觀的偏失主要體現在二方面：一是忽視、甚至否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把受教育者看成是被引導、塑造、改造的對象，從而混淆了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根本關系以及社會是人的發展的大環境的教育價值關系；二是過于追求教育的外在價值，忽略了其內在價值的實現，即過于強調教育增進物的價值取向。由于主體不同，需求不同，因而出現了教育價值取向的多樣沖突。當今我國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以及“分數至上”的管理行為，正是與外顯的價值取向有關，從而導致學校領導在管理、決策活動中自然而然地去重視與考試分數有關的管理，使學校的一切教學工作都以此為重心，顧及不到學生的品德、身體、心理等基本素質的養成和今后長遠的發展。在這種極端狹隘的教育價值觀的支配下，“全面而豐富的教育價值，竟剩下幾個孤零零的阿拉伯數字，這是多么可悲的事！”因此，教育價值觀念的偏失是導致學校管理短期行為的主要原因。
第二，社會期望的影響。目前，許多地方政府要求每所學校的高考率要達到多少、中考數要達到多少，這些不切實際的行政性措施；勢必導致消極的短期行為。而公眾期望中的家長對自己子女的學習期望也是導致學校管理出現以升學為重點的消極短期行為的原因。
三、防范學校管理中的短期行為的策略
學校管理是一種培養人的使命管理，這一管理行為，不能僅僅立足現實的日常管理，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突破當前局限指向未來的管理。在學校管理中，應不滿足于對當前管理的消極適應，不從“過去”來推演“現在”而是以“未來”的要求去設計、規劃當前學校、教師、學生的發展，提高學校管理的層次結構，優化學校的發展潛能，使學校的教育事業和學校自身均能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超前適應”的強大優勢。學校管理體制的影響。目前，我國學校還未形成依法管理的體制，因而，在校長負責制下，無法避免“個人說了算的現象”。這種個人說了算，有的是有心把事辦好，有的則是為了把個人的事辦好，但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都易出現違背科學管理規律，背離長遠目標方向的自我功利行為，從而也導致短期現象的發展。此外，某些學校管理者素質不高、學校管理中的評價體系不合理也是導致短期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建立科學的管理工作評價方法和制度。長期以來，由于受不正確的觀念、方法的影響，在評價管理工作績效方面缺乏科學的方法、制度。這樣，不僅不能制止消極短期行為的產生，甚至還起了誘發作用，因此，要改變只注意外延發展的觀念及相應的評價方法，要確立科學的評價制度，這樣，學校管理中的消極的短期行為將會得到有效的遏制。一是成立中介性的教育評價機構。這一機構應獨立于教育行政部門，評價的主體主要由教育督導科的人員組成，還可聘請社會專家、學生家長等參加；二是在評價的范圍上，應該是全方位的教育評價，包括近期目標與長遠目標；三是為了保證評價結果真實，應科學地制定評價的指標體系，使指標體系能反映客觀現實的本質；四是要重視評價結果的運用。評價具有導向、激勵的功能，其結果不應只為學校所用，還應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依據。只要教育評價真正成為一種制度，并能經常地、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學校的教育管理活動就會日益走向規范、有序，管理行動中的短期行為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參考文獻：
[1] 陳敬樸.教育的功能、目標及其特性[J].教育研究，1990，（10）：8―11，48
[2] 趙敏，劉獻君.學校領導行為探論[J].華南師范學校學報（社科版），2004，（8）：113―116
[3] 毛亞慶，知識管理與學校管理的創新[J].教育研究，2003，（6）：5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