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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第2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今年，我駐點河市鎮村。該村地處河市鎮西南方向，三面環山，總人口余人，耕地畝，山地畝，主要種植柑桔、龍眼等農作物。年經濟作物效益顯著，農村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迅速。隨著市場變化，農產品價格下滑，利潤大幅度減少，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多，農民增收困難。農業發展缺乏動力和亮點，現有的農產品科技含量低，產品結構單一、品種質量不適應市場對農產品日益多樣化，優質化和精細化的要求；受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的限制，當地優美的生態環境和外部工業區建設難以惠及農民；農民增收缺乏支撐，規模較大的產品增產不增收，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緩慢，村里現只有兩家小型鞋業加工場，經營困難，而相對優勢的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卻未能發展；農村富余勞動力因觀念陳舊、技術技能缺乏、就業信息不靈等方面的原因，難以向相關產業轉移。具體分析如下：

一、勞動力就業格局

年，全村勞動力總數人，（勞動力指歲－歲從業人員，下同），其中：男人，女人。勞動力中，小學以下（含小學）文化程度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從事農業、果林生產人（其中從事水果場承包人），農忙在家從事農業農閑外出打工人，長期外出從事其他行業人。××年全村勞動力總數人，其中男人，女人，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從事農業、果林生產人（其中從事果場承包人）在村從事手工加工業人，農忙在家從事農業，農閑外出打工人，長期外出打工從事其他行業人。農村歲以上的農民，由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未能掌握從事工業生產必要的技術或技能，勞動力轉移受到制約。又由于歷史原因，許多農民原來的收入都比較高，在開展勞動力轉移工作中，出現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①年歲的長期外出人員中，經過近十年的時間，有一部分人員回村從事手工加工業。②××年歲，在家人員比較多，他們受家庭和農活的約束，又沒有一定的勞動技能，勞動力大面積轉移，只能依靠技能的提高和本地企業的吸納。）

二、農民收入情況

年，全村農民柑桔產量萬擔，平均銷售單價元擔，每擔生產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擔盈利元，柑桔總盈利萬元。全村農民龍眼產量萬擔，平均銷售單價元擔，每擔生產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擔盈利元，龍眼總盈利萬元。糧食作物、蔬菜、畜牧業，外出承包果林場等盈利萬元，外出從事其他行業收入萬元，全村農民純收入萬元萬元，人均元。××年，全村農民柑桔產量增加到萬擔，平均銷售單價元擔，每擔生產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擔盈利元，柑桔總盈利萬元。全村農民龍眼產量萬擔，平均銷售單價元擔，每擔生產成本元擔（不含人工成本）每擔盈利元，龍眼總盈利萬元。糧食作物、蔬菜、畜牧業等盈利萬元，外出勞工（含小商販）等從事其它行業收入萬元，全村農民純收入萬元，人均元。由于村主要農作物只有三種，沒有相應的農作物深加工企業，農產品品種單一，規避市場風險的能力低，農民收入受市場價格變動大。加上農產品技術含量低，未能規模化經營，生產成本偏高，難以滿足市場對農產品的要求，出現增產不增收。此外，交通設施落后，也制約農產品的銷售渠道、生態型企業的入駐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全村農民收入來源情況單位：萬元（①農閑時外出打工人員，因流動性比較大，其收入未能統計。②其它產業指外出勞工從事各行業的收入。）

三、勞動力轉移動因

村農業屬粗放型，農村品結構單一，質量不夠精細，技術含量不高，難以滿足市場對農產品的要求，加上加入后，關稅下降，農業保護壘壁逐步消失，國外農產品（如進口優質水果）沖擊市場，國內農副產品的生產成本偏高，保鮮措施不足，未能形成農副產品產業鏈，導致銷售時間短，市場供過于求，產品價格下降，農民增產不增收，有的甚至出現虧本，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迫使勞動力轉向其他行業，為提高收入找出路。年外出勞務人員占總勞力的，勞務收入占勞動力總收入％；××年外出勞務人員占總勞動力的，勞力收入占勞動力總收入的％，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外出勞工人員不含在家從事手工業人員，收入也不含在家從事手工業人員的收入）

四、發展思路

面對村勞動力的就業格局調整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雙重壓力，增加農民收入和保障糧食生產的雙重目標，發展社會事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任務。我們認為，當前重點要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⒈抓好農民工勞動技能的培訓工作，首先要做好農村閑置勞動力的調查工作，了解他們的年齡、愛好、文化程度、就業意向，工薪要求等；其次要摸清我區產業工人的需求情況，做好企業和農村勞動力之間的橋梁作用，盡量培訓河市工業區所需的勞動力，使農村勞動力在今后一至兩年內在當地就業，（能減少住宿費用、伙食費用，又能關照到家庭）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形成勞動力轉移和企業穩定員工的雙贏局面。

⒉積極研究農業集約化經營的措施。目前村共有水田左右畝，每戶平均畝左右水田地，許多青壯年不愿放棄賴以生存的土地，生產成本太高，同時也制約勞動力的轉移。若實行土地集約化經營，能降低勞動生產成本，把短期閑置勞動力轉化為長期閑置，促使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也可先進行勞動力的轉移，減少土地集約經營的壓力）。

⒊加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共有山地左右畝，年產柑桔萬擔，龍眼萬擔，占用大量農村勞動力，但這些產品質量不高，精細不夠，有的上市時間短，抵御市場風險能力低，難以適應市場需要，今后要加大對產品結構的調整力度和農產品的生產技術指導，積極爭取扶持政策，種植速生豐產林、野山辣、反季節蔬菜等農作物和水果高接改良，分散市場風險，努力促進農民增收，提高水源保持能力。

⒋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村水源嚴重貧乏，現有的兩個小五型水庫存在滲透現象，每年萬元的村財收入是難以解決水庫的維修問題，今后需積極向上級爭取資金扶持，解決水庫問題。

⒌村距鎮政府所在地約公里，生態環境優美，村級公路面窄，彎度大，嚴重制約農產品的外銷，生態開發企業的入駐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每天人的學生和大量村民面臨交通安全的威脅，要積極爭取政府扶持，拓寬完善現有的公里公路。

五、意見和建議

要改變村的現狀，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農村土地集約化經營是前提，鄉村公路、農業設施建設是基礎，大力引進各類企業，增加人氣商機是關鍵，產業結構調整，推廣訂單農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具體措施。為此，我們建議：

⒈出臺相關政策，扶持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首先要進行相關制度的改革，取消歧視性政策，避免出現類似干部下鄉“補貼”，農民進城“收費”，農村三級辦學，城市包干辦學的現象。其次，要大力發展工業小區，壯大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陣地，對吸納和培訓本地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企業，要給予扶持和獎勵。再次要加大小城鎮建設力度，出臺針對入城農民工的經濟適用房或解困房政策，把城鎮流動人口（主要是農民）轉化為常住人口。（購房農民必須放棄農村土地承包權，有利于農村土地的流用和集約化經營，低價轉讓農村舊房，有利于農村的整體規劃和舊村改造）

⒉做好相關服務，幫助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首先要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宣傳力度，排除成年人學習勞動技能的心理障礙。其次，要充分發揮村、鎮、勞動就業中介機構的作用，建立健全就業崗位信息和勞動力情況信息，強化溝通協調，加速勞動力的轉移。再次要做好勞動力的培訓工作，一方面，要利用敬德職業學校，選擇好就業方向，采用校企聯辦的方式，積極培養農村初中畢業生，使他們具有技術技能的勞動者。另一方面，要針對富余勞動力的現狀和企業用工的需求，采取鎮村組織，勞動部門協調，企業培訓，政府扶持的方式，做到邊學邊用，培養實用型勞動者。

⒊根據實際，積極實施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綜合開發涉及到農業基礎設施，農產品結構調整，農業規模化經營等，是解決我區農業生產水平低、成本高、產品質量差、市場風險大的有力措施，是解決農產品結構性過剩的重要方法，鑒于我區的現狀，在符合區整體規劃的前提下，將農業綜合開發的重點放在山地開發，選擇一至兩個較有條件的地方，建設水利設施，山地給水灌溉，果樹高接改良，產品結構調整，農業技術指導，實行多種經營分散市場風險，要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積極引進扶持生態性開發企業，努力發展訂單農業，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

第3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一、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把產業定位確立好.選擇和確立科學的縣域經濟發展戰略，一要眼睛向內，先把自己的“家底”盤點清楚。盤點的目的在于盤活，盤活則需要以戰略眼光從不同角度去審視現成的“家底”，去謀劃它的未來。近兩年，我們對我縣的國有集體企業資源、知名品牌資源、勞動力資源等方面和領域全面盤點，通過盤點，從而找到了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縣域經濟發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要跳出縣域看縣域，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進行資源整合，營造縣域經濟發展新優勢。實踐使我們認識到，發展縣域經濟，沒有現成模式，也不應該都是一個模式，只有突出個性，盡快培植出特色突出、優勢明顯、影響力較大的主導產業，縣域經濟發展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我們既要對縣情的一種梳理盤點、客觀認定，也要面向國內外市場和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科學選擇。在發展主導產業上，必須堅持三點原則：一是培植特色產業要有韌勁，要像經營百年老店、打造跨國公司那樣，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只爭朝夕，不斷推進。二是堅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樹立“求特”、“求精”的特色經濟新理念，用世界的眼光、全局的思維來審視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從全省、全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新趨勢中找準自己的特色經濟定位。三是在選準“特色”產業的前提下，要千方百計促其擴張、裂變、規模發展。提升縣域經濟的競爭力，說到底就是要提高特色經濟的競爭力，而提高特色經濟競爭力的根本出路在于使特色經濟產業化，形成由幾個特色產業為主導的縣域特色經濟構架，最終實現用幾個特色產業帶動縣域經濟社會的整體大發展。

二、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必須緊緊圍繞投入和發展這個主線，把起飛的平臺搭建好（一）民營突破。把民營經濟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壯大縣域經濟的重要基礎。民營經濟能否有大的突破，關鍵是政府能否出臺鼓勵農民放心、放膽、放手、放開發展非公經濟的具體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說有沒有一個好的政策平臺。近兩年，我們就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稅賦、土地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使大批農民進入國企改革、城建、教育、衛生等領域，由此改變了固有的所有制經濟格局，轉變了經營方式，膨脹了民營經濟總量。

（二）壯大園區。創辦工業園，發展專業村、鎮，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形成產業族群，促進行業、產業、產品之間優勢互補和集約經營的好路子。我們按照“民營企業園區化、園區城鎮一體化、鄉鎮經濟產業化、特色產業規模化、產品質量標準化”的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縣范圍內形成了10個特色經濟塊狀群體，這些塊狀經濟群體的形成，不僅提升了各個園區和產業的經濟運行質量，而且拉動和派生出其他產業，發展了配套經濟。今年，縣城工業園區要入駐20家企業，總投資要突破3億元。

（三）開放先行。擴大開放，外引內聯，是提速縣域經濟的明智之舉和必由之路。對此，我們努力做到：一是要把土地、資源、勞力、電價等比較優勢的“王牌”亮出來，促其轉化為招商引資、城市建設、承接產業轉移和發展民營經濟的優勢；二是要把特色產業的“王牌”亮出來，科學編制招引資規劃，使客商因利動心，迎利而來；三是要把優良環境的“王牌”亮出來，使人們感到異地創業的安全感和舒適感，敢來投資、愿來投資、主動來投資。

三、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必須增強緊迫感和使命感，把求真務實精神弘揚好發展縣域經濟的任務十分艱巨和繁重。必須增強四種意識：一是要增強大局意識。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事關全縣大局，沒有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群眾就會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吃虧落伍，同時還會因一個縣的落后影響到全市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局，我們絕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二是要增強憂患意識。像我們這樣縣域經濟相對落后的縣份，再也不敢按部就班，必須瞻前顧后，超常規發展。三是要增強機遇意識。國際新一輪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向加快，國內經濟發展正全面進入新的快速發展周期，這為我們進一步拓寬縣域經濟發展空間，提供了良好條件和機遇。失去一個機遇，就會落后一個時代，我們必須乘勢而上。四是要增強實干意識。實干興邦，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必須力戒空談，求真務實，真抓實干。我們一定要在全縣上下大力弘揚永不懈怠的奮斗精神，把壓力化為動力，堅定信心，勵精圖治，同心同德，實現縣域經濟新跨越。

發展縣域經濟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第一，發展縣域經濟要真正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一個基本的方針。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發現，在各地的縣域經濟的推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偏差在于后起的縣在先進的縣考察過程中僅僅看到它的一些皮毛，看到了它們的結果而沒有看到它們增長的過程。比如他們學到要建大房產、要修大馬路，卻把僅有的一點錢都用到這上了。所以我認為發展縣域經濟說到底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這個“建設”是指社會財富充分利用的概念，不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的概念。

第二，既然說要發展縣域經濟，就要實事求是，要以發展非國有經濟為主的企業。不明確這一條，縣域經濟很難發展。因為我們縣域經濟一個最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在縣里沒有多少國有經濟，以前的國資結構里面，縣一級有多少國有經濟？有也不歸縣管，比如銀行、電力、電訊這些。既然沒有國有經濟，當然就要努力發展民營經濟。但有的地方兩者都不發展，縣鄉的財政卻在增長，錢從哪里來？就只有加重農民負擔。所以民營經濟不發展，大言之，就是沒有了縣域經濟、沒有了縣的經濟支柱，小言之，它對于減輕農民的負擔，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增長級為不利。我們到浙江、廣州去看，農民富的地方，縣域經濟繁榮的地方，都是靠民營經濟為主導，打江山。不發達的地方，差距也是在這里。中西部地區的很多地方領導還局限于依靠國有企業、財政部，“跑部錢進”，認為靠國家給項目的那點資金能把縣域經濟搞起來，這是不行的，因為我們整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是市場經濟，財政支出要從經濟里面退出，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國家審計的項目會越來越少，國家直接投資的項目會越來越少，這點縣級政府一定要非常明確。

第三，發展縣域經濟一定有一個開放的活力的市場，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開放的市場，不僅僅是指商品市場，不是說只想把自己的東西賣出去，還要不拒絕別人的東西進來。所以有些地方經常搞地方限制，限制他人賣啤酒，以為這樣能把自己的經濟搞好，保護自己的企業，實際是保護了落后，有朝一日害了自己。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開放的要素市場，資金、技術、勞動力的流動和重新優化組合，這是最關鍵的。這就需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才能形成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第4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0引言

 

農村的經濟發展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都有著很大的影響，保障農村的環境要從多方面進行加強。在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進一步深化下，農村的環境保護工作就愈來愈重要，只有從環境的問題上得到了有效解決，才能更好的促進“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

 

1 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影響“三農”發展的問題

 

1.1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分析

 

“三農”的發展是促進農村經濟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礎，在農村的環境保護方面的加強就比較重要。農村的環境主要是農村居民為中心的人工改造自然因素的整體，其中有諸多的因素，例如大氣以及土壤等層面，在這些方面進行加強，就比較有助于“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對農村的環境加強保護，能夠促進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發展要求，在農村的環境方面得到了保護對整個農村的風貌優化就有著積極作用[1]。

 

再者，農村的環境保護有助于促進新農村的生產發展，新農村的建設和環境保護兩者的和諧發展是農村生產發展的需求，只有將兩者得到有效的結合，統一化的發展，才能真正保障農村生產發展水平的提升。對農村環境加強保護，是農村村容整潔的一個重要內容，所以在這些方面要能得到有效加強。

 

1.2農村環境保護和“三農”發展的問題分析

 

從當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的發展現狀來看，在諸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對“三農”問題的解決也有著很大的影響，所以要注重對農村環境的優化解決。當前農村的環境字各個方面都正在進一步的惡化，其中的水污染現象比較嚴重，對農業的生產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水污染的嚴重性對農業的生產產量和質量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甚至會造成農作物自身含有有毒元素，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脅[2]。

 

再者，農村環境污染中的土壤污染也比較嚴重，以及草地的污染也比較突出。其中的土壤污染是對農作物有著直接作用的，由于農作物是依靠著土壤生長的，如果土壤的破壞比較嚴重，或者是土壤當中存在著有毒物質，就會直接作用于農作物上。還有是草地方面的破壞也比價嚴重，這樣就會對畜牧業的發展帶負面影響。

 

除此之外，農村的環境問題還體現在土地的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方面，這就會造成耕地面積的減少。這些層面的環境問題，對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會造成直接的影響。并且對農業的發展也會帶來很大的危害。所以對這些方面要能得到充分重視，要能充分重視，并要找到針對性應對的策略加以解決。

 

2 農村環境保護促進“三農”發展的優化策略探究

 

對農村環境的保護加強促進“三農”的優化發展，在策略的實施要從多方面充分考慮，要在環境保護的宣傳工作上進行加強。各地的領導干部要能充分重視農村環境保護的宣傳工作，并要能夠將帶頭作用得以體現，主動的對環境保護的相關內容深入到基層進行宣傳。在宣傳的方式上也要能夠多方面的加以體現，可以通過廣播以及電視和互聯網等技術的應用，讓農民能夠在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技術的學習上有更深的認識[3]。

 

再者，農村的環境保護工作的優化實施，還要能夠充分證實環境保護的監督機制的完善。從制度上進行規范，讓每個農民都能夠在環境保護的工作上做出自己的努力。還要能實現新農村和新環境的發展目標，構建環境保護的完善體系，將環境保護衛生以及綜合管理等系統得到有機的整合發展。

 

另外，對農村的生態環境系統進行有效優化發展，這就需要能夠對新農村建設的資源開發和環境容量兩者得到有機的結合，將生態平衡這一問題得到充分的重視。再有就是要能夠對農村的生態配置得到優化體現，要能將環境保護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基礎，如此才能真正的保障農村環境的良好發展[4]。要能對農民生態權益方面進行改善，加強其對農村生態環境的深化認識，政府的職能作用發揮要充分，并要能在環境保護的資金以及技術的投入上要能得到充分。這樣才能真正的保障農村環境的良好發展。

 

3 結語

 

總而言之，對農村的環境保護的措施實施，要能從多方面得到有效加強，只有從環境上得到了有效保障，才能有利于農村的“三農”問題有效解決。此次主要從農村的環境保護的問題以及重要性等層面進行的分析，然后結合實際探究了問題的應對策略，希望對實際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第5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一)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工作不到位農村改革制度后，由于合并等的原因，工作人員減少數量較多，使得專門從事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工作的人員減少，導致了監管力量的嚴重匱乏。

(二)各部門農村集體“三資”監督不力司法機關、紀檢機關等監督十分乏力，群眾監督流于形式，使得民主管理意識淡薄。民主理財小組監督不到位，不能切實為農民群眾著想。

(三)思想認識不足，人員素質欠缺思想上不重視導致了農村領導班子對財務管理的認識偏差和錯誤。有些工作人員不熟悉財務相關流程和制度，嚴重阻礙了監管的有效進行。

二、加強“三資”監管，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職能和責任劃分明確農村集體“三資”監管中應有的職能。其中，村委會是農村集體“三資”監管的主體，上級黨委政府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監管組織者，財政部門主要對農村集體“三資”實行財政指導和監督職能，而審計部門則是定期進行審計監督檢查的主要部門，像是違規違紀等行為都要確定部門職責予以監督，這樣職責明確有利于統籌協調之余發揮各部門的優勢。農村集體“三資”的監管模式應該根據自身特點制定。我國廣大的農村區域決定了基礎條件和經濟狀況的巨大差別。對那些經濟較為發達，基礎設施較好，制度規范和民主機制完善的農村區域可實行“自管模式“，這樣能夠充分調動村民發展本村經濟的積極性，上級主管部門可實行必要的監管、服務和指導職能，以確保三資監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對于那些經濟基礎條件較差，不具備自我管理能力的區域可實行“代管模式”，由上級主管部門進行服務，代管農村集體“三資”，但是代管職能必須是在履行民主程序后，村民自愿進行的，應簽訂代管協議，明確權利和義務的具體細則，防止挪用以確保農村集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二)界定農村集體“三資”范圍，充分了解現有狀況資金上，應該由各個相關部門合理組成領導小組，對農村集體“三資”進行全面的，廣范圍的清理核實工作。將有關補助補償、集體租賃和經營收入等資金管理項目納入核算范圍，嚴禁挪用、私存等弊端的產生，真正做到及時結清，臺賬清晰的要求，確保其真實完整性。資產上，應該將集體的房屋、建筑、設備設施以及集體無形資產等納入管理范圍，進行分類管理，詳細記錄資產在使用、處置等各方面的情況，做到賬實相符，權責明確。資源上，應該將農村集體所有的耕地、水域等所有資源納入監管范圍，將資源分類管理，詳細記錄資源名稱、經營方式以及合同的相關情況，以便在農村集體資源流轉等各類情況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他債權債務管理上，應該尊重農村集體經濟原有和現有的復雜情況，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清理核實相關的債權債務情況，將由于各種原因未納入核算的依法納入核算，對已經完結的或者賬實不符的債權債務以及壞賬，應該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處理。通過以上清理核實逐步實現農村集體“三資”的狀況，摸清家底，有利于后續相關工作的展開和實施。

(三)建立健全相關監管的制度規范1、應該建立健全農村集體“三資”的民主監督機制投票選擇代表組成村級理財小組，村里的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等相關證明和原始憑證必須經過村級理財小組的集體審核后才有效，然后入賬。較為重要的或者重大的事項由村民代表民主討論后才能做出決定。對集體“三資”范圍內的財務狀況、設施建設等事項進行及時地公開透明。設立監督意見箱，及時掌握農民群眾對工作的意見或者建議，并經過討論通過根據有益的建議及時調整工作，建立財政、審計等部門的聯合檢查，有利于及時發現和糾正農村集體“三資”監管過程中存在的問題。2、建立健全農村集體資產資源交易相關制度農村集體資產資源的承包、租賃等相關交易行為，應該經過專業機構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評估并且制定合理的市場價格，確保過程中的公正公平，公開招標投標等。集體經濟相關交易行為成交后，應該立即簽訂正規統一的書面合同，用以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且將合同以及相關材料歸檔保存，上級主管部門和村民代表應該做好后續的監管工作，將所得收入納入集體，并且定期公開賬目。3、是要建立農村集體“三資”的管理機制提高對農村的管理人才培養意識，引進青年大學生等到村任職充實農村集體“三資”管理隊伍，加強與管理相關的各級人員的業務培訓和相關知識輸送，培養和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質高管理水平的隊伍。要積極研究開發集各種功能為一體的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系統，實現農村集體“三資”的管理電子化、信息化，以達到全面提升農村集體“三資”的科學管理水平。

三、結束語

第6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一、傾斜的國民收入分配與“三農”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因為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及優先發展工業的發展戰略,國民收入分配表現為農業向工業傾斜、農村向城市傾斜,國家以隱蔽的價格形式(即“剪刀差”)、稅收方式及儲蓄方式從農業提取大量剩余為工業化積累資金。據有關部門測算,1979年以前的29年里,農業部門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為4500億元。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確立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戶經營的主體地位得到承認,同時,國家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價格,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利于農業的局面有所改觀,可供農戶分配的財力大幅度增加。但是,國家分配政策調整的另一方面,卻是減少了財政對三農的支出比例,造成財政支農投入不足,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一)財政支農投入不足

1.財政支出中支農投入的比例趨于下降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預算內,下同)的絕對量從1991年的347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691億元,但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整體上卻呈現下降趨勢(見圖1),從1991年的10.26%下降到2009年的7.66%.其中,1998年支農支出比例提高到10.69%,這是因為1998年國家增發1000億元債券中有350億元用于與農業相關的長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黃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區建設移民建鎮和水利樞紐工程等,但實際上直接用于農業的只有20億元.

2.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遠低于農業GDP在整個GDP中的比重

從圖2可以看出,財政性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般只及農業GDP在總GDP中比重的1/2到1/3.也許有人會說國家稅收中來自農業的也就一般在4%左右,但須知農民對財政的貢獻還有鄉鎮企業納稅,這一塊占到國家稅收的不小比例。以2001年為例,農民通過農業、鄉鎮企業上交的稅收就占國家稅收的18.7%,高出當年財政支農比重13.6個百分點,上交的金額達2352.7億元,多出財政支農支出金額1388億元.

第7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摘要：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續增加農業投入是農業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由于農戶、農業企業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等經濟主體的自身積累能力較差、底子薄弱，我國農業資金投入長期以來主要依賴財政和信貸等外源型資金“供血”。在資源稀缺條件下，明確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的支農重點，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戰略的農村金融體系，更好的發揮財政、金融支農合力，對于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期，我們以東營市廣饒縣為樣本，對基層財政金融支農合作情況進行了調查。

一、當前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支農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部分財政支農職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財政、金融職能相互交織，財政支配金融，金融充當“第二財政”，扮演著財政的出納角色。近年來，隨著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基本構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部分商業銀行承擔的財政性職能相應移交給了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演變成溝通財政與金融支農合作的主要橋梁。以廣饒縣為例，該縣1994年設立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除保留小額農戶貸款、扶貧開發貸款等政策性業務，原承擔的糧棉油貸款購銷等政策性貸款業務均劃轉至農發行。支農再貸款？

（二）財政部門透過對相關“三農”經濟主體的貸款貼息。為促進“三農”經濟發展，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幅射帶動能力，財政部門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小額扶貧貸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補貼，以減輕農業企業財務負擔，促進了金融部門對農業貸款投放的刺激性。據調查，2000年以來，東營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貼息。2003年，廣饒縣委、縣政府制定出臺了《關于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縣財政每年拿出300萬元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補助、獎勵等方式，用于支持重點龍頭企業。

（三）財政部門出臺鼓勵金融支農有關優惠政策。為吸引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財政部門對農村信用社直接給予財政資助，出臺了減免三年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承諾分紅補貼等優惠政策。據調查，東營市政府為促進縣區農村信用社增資擴股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利津、墾利兩縣農村信用社的股東承諾，如信用社2年內達不到分紅比例，市財政將予股東補貼；并在政府權限范圍內，盡量減免農村信用社在抵債資產接收和處置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稅費。全市涉農資金和業務全部交由農村信用社辦理，所有農口部門在農村信用社開設基本賬戶，各級預算外資金按一定比例存放農村信用社，鄉鎮的國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各種行政收費由農村信用社，縣、鄉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由農村信用社，縣級財政集中支付中心設在農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清收盤活工作的具體意見。對過去行政干預的貸款和協調農村信用社購買的企業債券、各級各部門在農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貸款，由縣、鄉政府負責限期收回；對公職人員的貸款，采取紀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優質資產置換、整體“打包”等多種方式，幫助清收不良貸款。

（四）人民銀行助推，政府部門主導，積極優化縣域金融生態環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長多次在重要場合論述金融生態環境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面對金融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各級人民銀行積極向地方政府匯報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重大意義，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據調查，2005年，廣饒縣委、縣政府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縣任組長的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領導小組，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納入縣委、縣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開展了“金融生態示范縣”創建活動，出臺了《創建“金融生態示范縣”建設的實施意見》，研究設計了“建設金融生態示范縣”的具體指標體系，制定了《“金融生態示范縣”評價標準》，形成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規范化機制。截至2005年底，全縣已命名“文明信用鄉鎮”21個，“文明信用村”684個，“文明信用企業”61個，“文明信用戶”9.9戶，“文明信用工商戶”2333個，2006年力爭全市60%以上的村鎮、農戶達到文明信用標準。

二、當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來，廣饒縣向“三農”累計投入財政資金69億元，投入信貸資金85億元。財政投入和信貸投入的不斷擴大，有力的促進了該縣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增強了農民收入。目前廣饒縣已形成以凱銀集團、馳中集團、華譽集團為首的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收入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統計，2005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4820元，同比增長14.7%。2001年-2005年，廣饒縣農民收入年均增長10.1%。收入結構中，純粹來自農林牧漁的增幅僅為5.93%，非農產業純收入增幅高達92.45%。

（一）財政金融支持重點“不到位”與“越位”并存。近年來，為發展農村經濟，地方財政不斷擴大了支農資金投入，市本級財政支農支出以20%的速度遞增。據調查，近四年來，我市投向“三農”的資金達50.7億元，2003年市級財政用于扶持“三農”的資金3.8億元，2004年達到了4.6億元，分別占這兩個年度市級財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財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改變，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的公共產品，財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現在對農村的基礎設施、供水設施及環境治理等社會公益性的投入相對較少。調查中，我們設計的“當前財政和金融對當地經濟的支持哪個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農項目管理部門龐雜，投資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由于各部門職責定位不清，沒能有效地建立起責、權、利相匹配的財政支農激勵和約束機制。既有爭項目、爭資金形成的投資越位現象，也存在互相推諉導致的投資額缺位現象。因此，項目和資金多頭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農項目涉及的部門眾多，部分項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現同一類型支農項目存在多個部門重復立項、實施的情況。

（三）財權與事權分離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得鄉鎮、村委成為財務空殼，不能成為有效承貸載體。城鄉財稅體制改革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但另一方面，資金鏈條長，管理困難。目前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級配套、層層下達、項目單位具體實施的做法，有些專項資金從上級財政下撥到實際使用，經過多個環節。資金在途時間長，影響了資金的及時到位，又增加了資金管理成本。一個項目，分級配套，每個級次都要考察論證，都要進行檢查驗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費用。縣級財政配套能力弱。停收鄉村公益事業金，使農民人均每年減少稅賦100多元。2004年降低農業稅率2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減負58元，今年全部取消農業稅及附加，由此所減少的鄉鎮及村級收入全部由市財政轉移支付。

四）財政補貼在流通領域消耗太多，輕生產領域。農發行貸款目前還僅局限在糧棉流通領域，雖然對解決農民“賣糧難”、“賣棉難”問題，穩定糧棉價格，保護農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國家的補貼基本在流通領域消耗，因此農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與商業性關系模糊。政策性與商業性并存是當前信用社經營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負金融支持“三農”的職責，這具有強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商業企業。并且，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商業性業務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當前信用社存在強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還不可能擺脫行政桎梏而真正成為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

（六）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不合理，供給范圍“越位”與“缺位”并存。財政支農管理的領域和事務不能隨農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時調整，造成很多部門和單位仍在占用財政支農資金，而應由財政資金供給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障。主要表現在：第一，隨著廣饒縣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三產”的比重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縣級農業服務機構仍然過多，職能沒有進行較大調整，是財政資金供給范圍過寬的主要原因。如：農口設有畜牧、農業、水產、農機等幾個服務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資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費現象。如：2002年財政安排幾個中心事業發展經費各100萬元，從財政檢查的情況看，各中心事業發展的效果不明顯。

三、政策建議

一方面，貧困地區公共財政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無法建立；另一方面，將農村金融機構作為支農的工具，進一步扭曲了農村的金融體制。分析表明，只有讓公共財政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進一步改革農村金融體系，形成商業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制。（謝平，公共財政、金融支農與農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農村公共財政體系。一是通過農村公共財政直接投資以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提高農村的技術水平和對一些經濟行為給予補助。二是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改變目前我國長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職工才能享受社會保障的狀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居民生活補助和救助、基礎的生產生活設施和文化教育支出，還包括對農戶個體生產及合作組織的補助。

第二，把財政和金融資源結合起來，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提高融資效率。財政和金融兩者相互補充、支持、促進，形成合力，就可以產生明顯的放大作用，極大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目前通過財政直撥或其他渠道下撥的支農資金千頭萬緒，開行要通過市場建設和融資推動的方法加以整合，改變長期以來支農資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確保資金安全運行。資金一旦整合，就能發揮集合效應，提高支農效果，產生“一個平臺、一個信用、一個賬戶”多種功能的貸款模式。即通過融資平臺賬戶管理、整合各級政府的支農資金、發放貸款、回收本息，形成統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管理模式。目前大部分縣域，特別是貧困縣機動財力很少，自身活力相當脆弱，開行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配合，盡快打開工作局面。

第8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第9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水土保持;“三農”問題;農民創收;解放勞動力;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如何選擇最經濟、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農”問題突破口,專家學者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觀點。論文百事通(1)農業產業化、農產品深加工、發展鄉鎮企業的農業發展經濟策略;(2)發展縣域經濟與小城鎮建設;(3)確保農民就業、發展勞務經濟的富余勞動力轉移策略;(4)增加農村投入、加大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稅費改革等惠農政策;(5)以新農村為契機解決“三農”問題。

本研究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鎮化),根據中國現有國情,這將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并可能將自始至終伴隨著社會安定問題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以往“三農”問題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慮過遠,要么一直在圍繞著經濟,卻極少的考慮生態環境的問題。水土保持將可能成為山地丘陵區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突破口,不僅能夠發展農業現代化、解放富余勞動力、促進城市化進程,并且保護了山區農村的生態環境,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1“三農”問題

在生態脆弱的山地丘陵區,“貧窮”是“三農”問題解決的最大障礙。農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業資本投入長期不足,農業技術停滯,造成了農民教育、技術和經濟的“貧窮”,農民剩有的財富只有土地,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提高生活水平,農民只有擴大開荒面積,增加勞動力,提高農業產量。然而,由于生產技術難以保障,土地貧瘠,人口壓力大,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貧瘠,人民只得再次擴大生產面積,形成“廣種薄收”的局面,導致“貧困-人口壓力-水土流失-生態惡化-貧困加劇”的惡性循環。

2水土保持是中國山地丘陵區“三農”問題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由于中國特殊的自然氣候和地理條件,水土流失十分嚴重,特別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資源的過度開墾,草原的超載放牧,亂砍濫伐,森林銳減,以及開發建設過程中亂采濫挖,對地貌植被的破壞,人為加劇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導致耕地減少,生態功能衰退;泥沙淤積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險情的局面,給防洪保安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水土流失已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中國頭號環境問題。

2.2水土保持提高農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態環境,從而增加人口環境容量,使群眾有了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條件,安居樂業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視水土保持工程,將水土保持項目建設成為“富民工程、生態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對對2003-2005年農業綜合開發水土保持項目進行了竣工驗收。項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慶、四川、陜西、寧夏7省(自治區、直轄市)45個項目區、57個縣。3年來,累計投入6億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區年均土壤侵蝕總量減少1227.99萬噸,年糧食總產增長41747.4萬公斤,累計減少貧困人口359877人。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是逐步實現“兩改一變”(改廣種薄收為少種高產多收,改單一農業經營為農林牧副業全面發展,變生態系統惡性循環為良性循環)的一項有效途徑。有機結合生物、工程、農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綜合治理,調整結構,提高效益,實現農田增產增收,經濟持續發展。2002-2006年實施的黃河水保生態工程烏蘭察布市項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積7018.8hm??2。項目區累計治理程度達到54.09%,林草覆蓋率達到39.58%,減沙效率為47.1%,保水效率為21.6%,水資源利用率40%,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勞動力,加速城市化進程??

中國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過程,農民變市民的過程,就是農村變城市的過程,亦即農業現代化過程。象中國這樣一個擁有8億農民的發展中大國,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安定人民與酷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戰嚴寒,修梯田,積累了豐富的梯田建設經驗。截至2006年底,全區累計建成高標準梯田10.26萬hm2,農村人均0.26hm2,基本農田達到12萬hm2,累計總投資約6.3億元(國家投資1.2億元,群眾投勞折資和自籌資金5.1億元),投工1.23億個,移動土石方6億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變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實現了大旱不減產,小旱保豐收。梯田建設促進了馬鈴薯、畜草、勞務三大產業的發展,農民年人均從馬鈴薯種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勞動力7.8萬人,年人均實現勞務收入780元。

退耕還林工程是林業重點生態工程中涉及面最廣、投資額度最大、政策性最強的一項生態建設工程,主要是解決重點地區的水土流失問題,在保證糧食生產的前提下,力爭25°以上坡耕地和嚴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還林。對寧夏南部山區退耕還林還草農戶家庭調查顯示,2002年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比剛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的2000年減少了13.7%,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的比重也從原來的80%下降到69%,農業中減少的勞動力主要流向建筑業,貿易、餐飲業,交通運輸業等非農行業。1998年以及2003年數據對比,與退耕前相比,全縣總人口增加了0.76%,農業人口減少了0.16%,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中的農業勞動力下降了20.67%,這說明退耕還林對人口資源的分布產生了明顯影響。

參考文獻

[1]劉麗明,趙敏.農業產業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9(5):4245.??

[2]宋亞平.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現代化[J].江漢論壇,20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