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學思想與古代建筑

回顧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發現哲學對建筑設計的巨大引導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藝術和建筑技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會地位成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點研究對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較量，或者說是宗教和世俗之間的斗爭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個西方古代建筑史發展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神性占主導的時期，宗教領袖作為神在人間的代表被無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壓抑的空間體現神的崇高和宗教領袖的權威;人性占主導的時期，建筑體現出世俗化的傾向，宗教神秘感和壓抑感明顯減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張揚和對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神以及神在人間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體量和簡潔精準的幾何形體反映出神權和皇權的威嚴和永恒。神廟建筑利用強烈的秩序感和壓抑的空間感體現出神的強大和神秘。

神權政治成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臘具有自由寬松的社會環境，創造了豐富的精神文明，是歐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臘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體現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優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實用化。而古希臘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細膩的人體雕刻都明確體現了古希臘自然哲學的思想。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數為萬物法則的理念與古埃及的神權建筑的精神內涵有著本質的不同。雅典衛城充分表現了這種世俗情懷和審美追求。古羅馬統治者通過宏大壯麗的建筑炫耀自己的豐功偉績和古羅馬帝國的空前強大。古羅馬城市中擁有巨大尺度穹頂的建筑和紀念帝王個人功績的廣場都強烈地反映了這種精神追求和需要。萬神廟、競技場、凱旋門、凱撒廣場、輸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進入中世紀后，神學再次占領了統治地位，建筑也變回了神權統治的工具。適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臘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適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頂因為降低了宗教領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壓。哥特式教堂體現了這一時期世俗精神針對宗教權威的抗爭。高聳的室內空間使人們對天的向往遠遠超過了對宗教領袖的關注。哥特式教堂成為建筑師和工匠們宣揚自身工藝、審美，歌頌世俗之美的載體，在神高闊威嚴的空間里頑強地表達人性的存在。文藝復興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紀的黑暗，帶來了智慧的復蘇和人性的光輝。擁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頂的佛羅倫薩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體現了人文精神的回歸。文藝復興之后建筑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波動性變化，古典復興、浪漫主義、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場，建筑特征不再統一，但各自都明確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

這一時期哲學思想不斷變化，建筑形式也隨之變化。建筑形式的變換印證了人們的思想上的變化;相反，了解當時人們思想的變化也更能理解建筑發生的變化。古代歐洲建筑如此，古代亞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國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學思想而產生的。中國古代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陰陽五行等哲學思想。例如，中國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與中國古典陰陽觀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卑宮室”傳達了儒家思想中不過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觀念。群組建筑內各單體的等級關系和空間序列表現了古人重宗法、重倫理、重社會秩序的世界觀。儒家思想長期處于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得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相對于歐洲哲學思想的階段性變革而言變化較少，也因此影響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速度。鴉片戰爭后，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逐步傳播，使得中國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很多適應工業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離宮體現了傳統日本哲學中的禪宗思想。桂離宮從整體布局到每一棟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個細節，都深深地烙下了禪宗思想的烙印。縱觀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隨著思想變革而產生的時代性變化，建筑明顯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人文歷史環境對人們建筑觀的影響甚至決定作用。

2哲學思想與近代、當代建筑

20世紀“現代主義”建筑大師的作品深刻體現了建筑師個人的世界觀對其個人建筑設計的影響。而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論戰的焦點不在設計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學上，也就是建筑觀的論戰。當代世界著名建筑師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個性的建筑思想。哲學因素在建筑大師的建筑設計中發揮了顯著的引導作用。關注當代建筑師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師個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學和建筑觀。當代建筑理論的發展呈現了多元化的特點，愈加明顯地體現了哲學的引導甚至決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構主義建筑和非線性建筑的出現。解構主義建筑是基于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發展起來的。解構主義哲學強調打破現有單元化的秩序，包括社會道德秩序、倫理秩序、個人思想準則甚至由人的內心抽象的文化底蘊所形成的無意識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構主義建筑則運用相貫、偏心、反轉、回轉等手法，具有了運動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態。非線性建筑植根于德勒茲的哲學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間”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長一樣，用自然的狀態實現建筑設計，而不是將建筑與自然對立起來。非線性建筑是非線性哲學的物質實體，而不是簡單的建筑視覺設計。也正是因為如此，業內將一部分空有其表而無其實的建筑定義為“偽非線性”。直接將哲學理論作為建筑設計理論是近一時期建筑理論發展的特點之一。這種理論上的哲學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達，給建筑設計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回眸最近半個世紀的建筑理論的發展，可以發現建筑師不僅從哲學思想中汲取靈感，甚至將哲學思想直接作為建筑設計理論的源泉和根基。哲學與建筑設計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哲學直接引導了建筑設計的進行。同時建筑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將實用功能與哲學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設計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學對建筑設計的引導作用

摘要:本雅明從語言哲學角度對翻譯的本質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他的“純語言觀”、“可譯性與后續生命”以及“意指方式與精英讀者”等核心觀點對一系列翻譯問題如翻譯中原文、譯文、讀者的關系、翻譯中形與意的關系、翻譯立場的選擇以及經典作品的復譯等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引發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翻譯界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本雅明;翻譯哲學;純語言;理論價值;實踐價值

瓦爾特?本雅明是20世紀翻譯界一位杰出的哲學家和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發展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在1923年為波德萊爾的詩集《巴黎風貌》所撰寫的序言《譯者的任務》一文對翻譯的實質、標準、方法等方面發表了獨到的見解，其觀點高屋建瓴，神秘獨特，將譯者從幕后推到了前臺，從邊緣推到了中心，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地位，一度被奉為“翻譯的圣經”。國外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了對本雅明的關注和研究。美國女作家漢娜?阿倫特，英國翻譯家保羅?德曼，法國解構主義創始人德里達、以及美國詩人、翻譯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對本雅明及其翻譯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達的名篇《巴別塔之旅》就是在他認真研究本雅明翻譯哲學思想之后的成果。國外學者對本雅明翻譯思想的研究注重從哲學及語言學角度的挖掘，認為本雅明的翻譯思想重點是從語言的角度揭示翻譯的哲學本質，即翻譯行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質與使命。然而，受長期以來的實用主義影響，我國譯界對交際翻譯理論、功能對等理論、翻譯目的論、文化翻譯理論等研究比較深入，對本雅明翻譯理論的價值認識還遠遠不夠。因此，本文擬從本雅明翻譯哲學的各個層面對其翻譯哲學思想進行再探討，并著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譯觀對一系列翻譯問題的啟示，特別是對歷來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的啟示，從而進一步揭示其翻譯哲學思想的理論及實踐價值。

一、本雅明翻譯思想概要解讀

(一)“純語言”觀

本雅明認為翻譯是一種追求“純語言”的方式，這一思想與他的語言宗教觀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論的卓越與非凡正是基于這個包括一切的語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語言構成的，最終的目標是理解世界的構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語言和上帝的語言間達成和諧。這種思想受猶太教神秘哲學思想影響很大，并在格爾肖姆?肖勒姆的宣傳下，被廣泛接受。為了體現翻譯的重要意義，一個前提便是首先要考慮語言理論，這是任何翻譯和可譯性概念的必要基礎。在《譯者的任務》發表七年前，本雅明曾發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學的文章《論本體語言和人的語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類語言中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的區別。本雅明假定了一個普遍的概念范圍，將其命名為“思想實體”，完全脫離且區別于“語言實體”。人的思想實體和語言實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但語言實體永不能包含整個概念范圍。因此，一種語言根本無法表達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因為各種語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據圣經的觀點，在天堂中曾經存在一種完整的語言，在人類企圖建造巴別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將這種語言分裂成不同的語言。因此，特定的單一語言便是起初純語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譯就是要使語言完整，要將分解的“意圖模式”拼湊起來完善被認為是不完整的源語言。由此可見，“純語言”是本雅明語言哲學和翻譯思想的出發點和根基，它擁有超越性，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語言”。在此意義上，譯者的任務就是把具有親緣性的各種純語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來，在目的語語言中把流放在原語語言中的“純語言”的可能性釋放出來，從而使各種語言相互補充、相互融合而趨于圓滿。

(二)可譯性與后續生命說

一、高職思想教育的科技哲學思想

《高等教育法》總則第五條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著力把對人、對科學技術的武裝看作是培養的目的，同時，對科技發展的反思也需要納入到人才培養體系中來，特別是對于高職院校的大學生。高職院校在思想教育中增加科技哲學觀教育是大學生正確認識科技發展的內涵和邊界的合理選擇。高職院校主要以理工類專業為主，如何讓學生樹立科技哲學觀的認識，正確對待自己所學專業，培養他們成為素質健全的社會人而不是機械的技術人是完成高等教育任務的必要條件。結合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課教育，解釋科技哲學思想的一些問題，如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的本質、科學理論與技術理論的結構、科學范式與技術范式的區別等，使大學生正確認識高職思想教育與科技哲學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實施科技哲學觀教學，目的是使教學內容更加豐富，教學手段更加多元化，學生視野更加開放，教學體系更加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過科技哲學觀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領域，正確認識倫理道德、思想政治和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和界限，正確引導大學生對現代科學技術的認識以及科學的態度。正確認識科學技術不僅僅是人類捕捉物欲的工具，更多地要關注科學技術與自己、人類、環境之間的關系。而今，“人們不但不能擺脫工具，還要不斷擴大工具的復雜程度。”[1]突破技術優先為人類服務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是人類更深層次認識科學技術功能和內涵的前提。這種思想在高職院校思想教育中需要得到正確認識，避免培養一批像馬爾庫塞所說的缺乏批判精神和對社會反思的“單向度的人”，以認識技術存在的合理性。人類通過科學技術創新幫助自身生存發展，人類進行自我超越也是必然的，甚至超越“人類”這一特有概念。科學技術是靠智慧發展的，但僅此還不足以讓科學技術發展到如此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代代“愛智慧”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等推動。他們繼承了人類科技文明的精髓，依靠“大科學”與“小科學”的融合，帶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整個生物圈因此獲益。

二、科技哲學觀在高職思想教育中的特點

現在高職院校思想教育還僅限于“五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與法制觀的教育。在教學中，由于教師專業不同，在課程教學中的側重點也有很大差異，但是絕大多數側重于思想政治的灌輸，沒有對學生的專業課程及教學內容進行反思。高職思想教育應結合高職特點，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科技哲學觀。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把握科技哲學觀的特點：合理性與普及性的統一。高職院校進行的人才培養，重在培養有科學技術的技能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是現代高職院校進行人才培養的重要手段，通過增加學生的實訓和社會實踐時間來積累經驗，并豐富學生的理性思維。培養大學生科技哲學觀不僅是為了增加對科技發展的認識，也需要確立對科學技術知識存在合理性的認識，因此，這種能力的培養應作為大學生的長期發展目標進行。匈牙利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喬治•盧卡奇認為，在當今社會形式合理性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基礎，而辯證理性支持的是社會主義社會。如今，我國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在形式上既有資本主義的成分，又有社會主義的成分，但是社會主義形式是基礎。這必然要求正確的科技哲學觀應該融入高職院校思想教育體系中，形成長效性、普及性的教學管理形式。傳統性與時代性的統一。人類科技文明自鉆木取火，觀天象知時節到如今已歷經數千年。我國的傳統科技重在關注民生民濟，重在實用。美國環境哲學家J.B.克里考特認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要向“東方轉向”，當然，指的是東方的傳統哲學思想。自上世紀中葉，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信息時代的到來，更是加深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競爭重點定位在科技的創新，這儼然已成為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一大特點。

信息時代的科技創新不但關注競爭的切入點，也重在關注人類生存與發展，實現了科技哲學觀傳統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海德格爾把技術看作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認為在現代技術中，人類和自然都已納入資源儲備，而現在人類不僅背叛了自然，還背叛了人類自己。而高職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單元，無疑要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這要求培養的學生應該是知識、技術和思想“三位一體”的創新型人才。局部性與全局性的統一。高等職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職業化的技能型人才，這種培養目標對于高職院校來說重在強化專業學科，增強個體自身競爭力；而對于未來的發展，更應該關注人類發展的走向。科學技術的發展定位是信息時代一個重要內容，教育決定科技發展的方向，教育定位有多遠，培養的人才就能走多遠。重新審視科技史，那些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家，沒有一個僅局限于狹小的專業領域而不顧人類的發展，都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感。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置于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發展的全局環境之中。對于科學技術的思考，不能僅僅局限于專業自身發展，更要拓展視野，反思人類的行為，關注人類和自然的根本利益。規范性與創新性的統一。科學技術的運用特別強調密切關注現實問題，諸如科學發展觀的貫徹、科技人才培養模式、環境保護問題等等。要深入細微地研究，立足對問題的思考和創新，特別強調注重提出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的新方法、新途徑、新思路，實現規范化與創新性的巧妙結合。無論對高職人才的培養，還是科學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我們都需要尊重傳統和規范，但不能局限于此，否則就會被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所湮沒。在高職思想教育中，運用新方法、新資料、新數據，力爭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圓其說。分析科技發展的規范性與創新性之間的辯證關系，促進大學生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正確認識。

簡單性與復雜性的統一。縱觀整個科技史，科技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提升過程，很大程度上呈現出上向因果關系（upwardcausation）。傳統科技多表現為一般系統的特性，而現代科技多表現出復雜系統復雜性的一面。科技創新是科技發展整個系統突現的重要表現，也是新穎性的重要表現。“對于復雜性的承認有助于面對一些重要的哲學問題，包括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哲學問題。”[2]對科技發展的系統認識能夠幫助大學生全面了解科技的特點、功能、結構和目的，重新審視科學技術、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不能只把科學技術看作簡單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科學技術放在一個復雜系統內理解。

一、中西方管理哲學的主要思想

1.1西方管理哲學的思想概述

1.1.1西方現代管理哲學的產生及發展

（1）管理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聯

西方哲學思想是現代管理哲學產生與發展的基礎。現代西方哲學派別繁多，但基本上可以歸入兩股：一是科學主義或理性主義；二是人本主義或非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一般都以科學認識論、方法論、邏輯、科學發展規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主張哲學應該致力于具體科學知識的綜合或對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與語言分析，以實現哲學和科學的統一。主要思想來自孔德、穆勒、斯賓塞的實證主義。人本主義認為哲學應該研究人的本質、自由、價值及與人相關的問題，研究人的意志、情感、意識、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始于叔本華、尼采的意志主義和克爾凱郭爾的哲學。所以，現代西方管理哲學也有兩個發展方向，一種把現代自然科學技術新成就運用于管理領域的“管理科學”和從人的側面來探討管理的“行為科學”，標志著現代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現代西方管理哲學的創立。現代西方管理哲學發展的另一個方向——人本主義。可以說，從科學管理理論的產生到現在，西方管理已經不僅是管理技術問題，而是更多地涉及人性、價值、方法論。

（2）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歷程

自泰勒發表《科學管理原理》（1911年）一書開始,圍繞管理應該重人還是重物,應該強調理性還是強調非理性的問題，西方管理理論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古典管理哲學階段與現代管理哲學階段。

本文作者：靳洪蓮 單位：綏化學院

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與藝術產生直接關系的是莊子的思想與禪宗思想，這在中國畫及中國其他很多藝術形式中常見，而在油畫中卻未能常見，這將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在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上，莊子以其深邃的哲學思想為基礎，給人們展現出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領域，他的思想包含著辯證法的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無為”，以天人合一、清靜無為為宗旨，他超越了任何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環中和人生邊上來反思人生。

《老莊》讓我們了解，莊子所追求的“道”，在精神上主張安時處順、逍遙自得，是一種生命意義與價值的解脫境界。“老莊”學說所論的“道”，在觀念上，他認為自然的比人為的要好，除掉人為的認知束縛，讓一切復歸自然。那么自然便成為一種具有對其他一切事物作評判的標準。莊子所注重的是生命本質上的自然本性。生命的意義在于順從自然的法則，任何人為后天附加的東西都是錯誤的，都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種扭曲，它只會給原本清晰的人生帶來困惑與迷惘。我們要做的就是不要因為后天認知的好惡而損害自己的本性。“莊子”所說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他認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最真實的我，只有回歸到原始、自然的狀態，才能去除掉外面世界的污濁對生命本質的干擾，才能得到本質生命的自我。為了能夠達到生命本質上的自我境界，莊子認為宇宙與人的關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兩忘”的，主張順從天道，摒棄“人為”，是“無何有之鄉”純凈的精神世界。他認為，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規定什么，教導什么，而是要忘掉什么，去掉什么。“無何有之鄉”不是客觀意義的自然界，而是無為精神所開拓出來的廣大的精神世界，它不是通過現實社會的實踐就能夠達到的，而是人們在自身的精神世界中無所想、無所求的無為狀態，它擺脫了任何后天世界的侵蝕與困擾。這一點與后期傳入中國，與“儒”、“道”共同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釋家文化不謀而合。莊子的人生觀是最為通達，束縛最少，同時也是最為接近藝術理想狀態的人生境界。中國藝術中的“氣韻生動”恰恰體現了莊子“通天下一氣耳”中所說的氣的精神世界，同時也是中國藝術在各方面展現的“道”無所不在的藝術境界與精神世界。中國的繪畫藝術是一個氣韻貫通的世界，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音樂式的流動起伏和舞蹈式的回旋變化的節奏。氣因道而實現了人與萬物聚則有形有相，分則虛無飄渺。于是“知白守黑”、“虛實相生”便成為中國繪畫藝術創作的辯證法則。在中國畫的表現意境中“無畫處皆成妙境”、“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意境，無不充滿了道家“道法自然”哲學思想。“老莊”學說認為，人類最高的智慧不在于站在客觀事物之上去加以分別思考，只有消除物我對恃，天人合一，才會昭示出世界的本來面目。這便有了中國畫家的“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的深邃藝術追求。

“老莊”的哲學思想是中國藝術的重要精神支柱。“老莊”的宇宙觀是混沌而神秘的，是難以琢磨的，是意像的。將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象和文化價值取向融入油畫創作中，會使它成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三大精神支柱。它們共同的美學意義在于審美式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這種影響正可以詮釋哲學與藝術間的相互滲透，歸根到底在于它們原本就是不同形式的對人生意義的詮釋。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儒家、佛家、道家三種不同的宗教形式都是在中庸的思想基礎上，開始其對人的自身精神世界的的探求。這種自身精神世界的探求過程出現在藝術表現形式中，從而淡化了宗教色彩，形成了一種自然藝術體現方式，一種內在的人格理想情操，一種收束心性的自我修養方式，一種恬淡清幽的審美情趣和空靈澄澈的藝術境界。

隨著佛學在中國廣泛傳播及其在思想領域獲得的勝利，眾多藝術家更加強調作者本身的主觀作用，強調藝術作品內在的精神意境。在這種藝術追求思想的熏陶啟發下，唐代“意境說”隨著中國山水畫的發展而步入高峰。“意境說”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思想，它是中國藝術和哲學在高度成熟基礎上的產物，它是在不斷地吸中國傳統儒、釋、道家各種哲學思想砂斷給予藝術大量營養的情況下實現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成為中國繪畫藝術最重要的理論基石。

中國藝術中的意境，其最高層次是禪境。“禪”，是在中國人學習了大乘佛法教義后，通過自身努力與實踐所認知的。禪既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二者合一，才能直達生命的本源。當其體現在藝術境界中，飛躍的生命與靜穆的觀照構成了藝術的兩元，這也構成“禪”的心靈狀態。用佛教的語言能夠詳實的描繪出中國繪畫意境的哲理意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意境說的產生和發展，使主張“意”派的“文人畫”迅猛的發展起來，在宋元時期，成為了中國繪畫藝術的主流。西方當代畫家巴爾蒂斯先生說的要畫出畫后面的東西，即精神元素，與此異曲同工。他極欽佩中國山水畫家的意境表達，這在油畫創作中應得以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