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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相對于以往教師比較常用的簡單、強制的沖突處理方式而言，問題解決教育哲學在實踐應用中有著自己獨特的一套沖突干預策略，包括積極傾聽、促進協商、轉移與分離等三個主要步驟。

（一）積極傾聽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個體成長的內在力量是動機，而動機又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要所組成，其中之一就是尋求被他人理解、接納、愛護、關注的需要，這些需要的滿足對幼兒學習的效果起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人本主義心理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杰斯也同樣非常關注師幼互動環境對幼兒學習的影響，并指出構成這種氛圍的根本要素是：教師的真誠、坦率、和諧一致，對學習者的感情和個人意義具有一種敏銳的設身處地的理解以及對學習者做出熱情的接受評價。〔6〕因此，作為問題解決教育哲學實施過程中的第一步，教師對幼兒情緒情感的積極傾聽能夠極大地滿足幼兒渴望被關注、理解和接受的內在需要，這對于營造良好的師幼互動氣氛并最終促成幼兒同伴沖突問題的解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外，諸多研究表明，4歲左右幼兒的社會認知能力迅速發展，觀點采擇能力迅速提高，他們開始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感受情境，理解他人的感情，這為幼兒同情利他行為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礎。〔7〕因此，如果教師把注意力集中在情緒情感上，用“看起來你很難過”、“太讓人生氣了，你一定討厭被這樣稱呼”等接納性語言肯定幼兒的感受，很容易使幼兒在情感上產生共鳴，進而在心情平復后自己想出用分享、謙讓等方法解決沖突。〔8〕教師在進行積極傾聽時需要遵循以下原則：1.教師對幼兒敞開心扉，要平易近人和善解人意，對待幼兒的情緒情感應像對待成人一樣給予同等的尊重；2.無論幼兒用言語還是非言語的方式所表達的感受都應被合理接受，教師不要試圖分散或轉移幼兒對感受的注意力；3.教師應使用諸如“這聽起來”、“我覺得”之類的句式和一種真誠熱情、富有親和力的聲音對幼兒的感受進行命名并做出回應，使其能夠感受到教師認同并支持他們；4.教師應充分表達對幼兒的信任，允許并鼓勵他們自己解決問題。

（二）促進協商教師實施問題解決教育哲學的另一個重要步驟是促進協商。在協商中，幼兒能夠平等地參與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并實施自己的決定。盡管不一定每次都能達成一個令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但協商的過程遠比結果重要，它能讓幼兒學習受用終身的社交技能，學習接受他人的觀點，學習專注地聆聽和清晰地表達，學習對自己的行為負責。〔9〕在推進協商的過程中，教師扮演的是支持者而非仲裁者的角色。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其促進作用，教師必須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班上每一個幼兒，以便于在發現沖突雙方勢力不均等（一個幼兒比另一個幼兒高大、更具攻擊性或更強勢）時，可以站在靠近勢力較弱的一方以給予弱小者更多的力量、自信和精神支持。此外，降低自身高度以保持與每一位幼兒平等的目光交流和不帶任何成見與傾向性的語氣語調也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當前多數教師在干預幼兒同伴沖突時會經常用到轉移注意法，即，將幼兒的注意力從一個沖突或問題中轉移開，或直接將導致沖突的物品拿走，同時引發他們對其他的人或事的興趣。這種做法雖不失為一種快速平息沖突的有效方式，但對幼兒學習與同伴形成親密、持久關系的技巧則毫無幫助，甚至還可能會讓幼兒養成逃避問題和責任的不良習慣。不過，如果教師僅僅是將其作為促進雙方協商過程中的一個建議來提出，如“我有一個提議，你們其中一個去玩別的娃娃怎么樣？”抑或是幼兒自己想出這樣的主意，效果自然就大不一樣了。總之，教師只有在促進協商的過程中，把轉移注意法作為多種可行方案之一來備選，才能真正有助于沖突的解決。教師在促進幼兒協商的具體操作中可參考以下做法：1.幫助幼兒弄清他們要解決的問題；2.鼓勵幼兒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什么主意都可以，并給予雙方足夠的時間來考慮，當幼兒實在想不出辦法的時候可以適當地給予建議；3.用積極的口吻復述雙方的想法；4.幫助幼兒決定最好的解決辦法；5.幫助幼兒實施這一方案；6.在問題得以順利解決時通過給予幼兒真誠的認可來強化這一過程。

（三）轉移與分離一般來說，前面兩步就可以幫助教師成功干預和解決絕大多數的幼兒同伴沖突事件，但偶爾也會存在一些特例。當幼兒之間表現出一定的破壞（踢、掐、抓、咬、拉頭發等）時，教師必須馬上擋在雙方之間并用類似于“用腳踢會傷人的，我不能讓你們互相踢”之類的話語予以制止。如果仍然無法阻止，教師可以使出最后的“殺手锏”———將幼兒從沖突情境中轉移并分離出來，讓他們有機會可以發揮其內在的自我控制力，從而以更安全和更平靜的心理狀態重新返回并繼續進行協商。轉移與分離并非一種懲罰手段，正如美國兒童心理學家德瑞克斯（Dreikurs）所說的，將幼兒從危險情境中轉移與分離出來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該幼兒，并進一步促進其自控能力的發展。事實上，這種做法有點類似于美國心理學家林恩•克拉克提出的“暫時隔離”，但又不盡相同。“暫時隔離”是指當幼兒發生不良行為之后，10秒之內讓他停止活動，以不超過10個字的言語將他送到衛生間、儲物室等安全但無聊的地方進行隔離，并按照一歲一分鐘的原則把握時間，隔離結束后再要求幼兒說出他被隔離的原因。而“轉移與分離”雖然要求當事幼兒離開沖突情境，但通常還是與其他幼兒處于同一區域，并未真正與他人隔絕。同時，分離的時間也是由幼兒自己決定，只要他自己覺得行了，就可以重新回到集體中來。由此可見，對幼兒自尊心和自我控制力的保護和重視是上述兩種做法的最大區別。

二、問題解決教育哲學與幼兒教師的專業素養

在教育實踐中運用問題解決教育哲學不僅需要教師秉持以幼兒為本的專業理念，關愛幼兒、尊重幼兒、信任幼兒，促進每一個幼兒生動、活潑、主動、全面地發展；而且還對教師在幼兒發展和保教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觀察、溝通、判斷、反思等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本文開頭所舉三輪車事件為例，一般的教師可能會采取一些比較直接、簡便的做法，如：轉移注意力，把亮亮對三輪車的關注點引向別處；大聲喝止，讓思思趕快把三輪車給亮亮騎；把三輪車推開或鎖起來讓孩子們誰也別玩了；威脅騎車的思思如果不讓給亮亮騎就會怎樣怎樣；許諾給予某種好處，如“你讓給亮亮，我一會兒就讓你發點心”；說教，給雙方都講道理；追究原因，追問誰先拿到的車，或為什么不給亮亮騎；強調成人的感受，如“你這樣做讓老師很失望、很難過”；以約定俗成的觀念來評判幼兒的行為，如向幼兒說：“我看誰是懂得謙讓的好孩子”，“思思，你一直都是懂事的孩子”；等等。

第2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追求終極的存在。本體作為自在的、至上的、終極的客體，始終處于天然的，絕對的支配地位。本體論以探求世間萬物的最高本體、第一原因、終極存在為根本目的。柏拉圖的“共相”（Uniber－sal）、“本體”（Noumenow）、“理念”（Ideas），亞里士多德的“實體”（Substance）、“存在”（Being）等一系列本體論概念都反映了人們絕不滿足于對現實可感世界的探索，而是要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現實世界，探求終極存在，努力尋求對世界的終極解釋。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具有預定性。本體論屬于一種極限研究，它預設了一個最高的存在，這種終極存在高高在上，它是世界的本原，派生了現實的感性世界。在早期的希臘哲學中，哲學家們將自然作為研究的對象，探求宇宙萬物到底從哪開始，而把某種有形體的東西，如水、火、氣等作為萬物的始點，宇宙的本原。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軟的、硬的、熱的、冷的都是通過轉化，從一個本原派生出來的。在傳統本體論哲學中，本體被當做最先存在的東西，找到了它，便找到了世間萬物的根據，便可推斷出世界的現在和未來。

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是一種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本體世界是這樣一個世界：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構成，最初都從其產生，最后又都復歸于它。在古希臘哲學中，柏拉圖首次將整個世界劃分為對立統一的兩個世界，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在可感世界中，最偉大的是太陽，可知世界中，最崇高的是善，要用理智來把握。這種熱衷于對原始發展的初始狀況的探究，不是立足于現在，審視過去，展望未來，而是從過去線性的推演現在和未來，這是一種簡化世界的思維方式。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都企圖為現存世界的運動尋找合理的詮釋與答案，本體論與辯證法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古希臘哲學家在探尋世界本原的過程中，大都包含了對世界萬物生成運動變化的追問。克拉赫利特認為萬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團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燒、熄滅，而火的運動是由火的內在性“邏各斯”（logos）支配的。恩培多克勒認為有形體元素在數量上是四種，即水、火、土、氣，它們都是永恒的，他們自身無分離組合的能力，愛與恨使它們混合、斗爭，發生多寡的變化，是它們運動的真正原因。所以本體論哲學始終都承認現存世界是運動變化的，并努力從運動變化的事物中去尋找運動變化的本原，并以找到這一本原作為自己的使命。

本體論哲學思維方式經歷了從感性具體思維層面到理性抽象的概念和邏輯水平的上升的過程。阿那克薩戈拉的本體論思想是種子說，他認為種子本身不生不滅，可結合分散，集合分散的外在力量是“努斯”（nous），也就是后來的“思想”（mind）。思想與感覺是對立的，我們的感覺是軟弱無力的，因而我們不能感覺真理，思想更重要，獨立的精神力量促進事物結合。種子說的貢獻就在于將物質本體論提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此外，泰勒斯認為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認為氣是本原，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本原，恩培多克勒認為愛與恨驅動“四根”結合分散，構成萬物……從希臘早期的哲學家的研究看，他們都把探尋萬物的本原作為本體論或哲學研究的任務，這些哲學家已經注意到本體論的任務不是要研究現象世界，是要探求現象背后的根源或本原，但是他們對于本原的探求是處于感性具體階段的，他們還沒有意識到現象與本體的區別，沒有從現象世界進一步深入到本體世界去探求世界的本來面目。從畢達哥拉斯哲學，特別是巴門尼德哲學開始，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逐漸變得理性抽象了。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萬物都是數”。數不僅被看做萬物的本原，而且被看做萬物的原型、世界的本體。巴門尼德則提出了比數更為抽象的存在作為世界的本體。他注意到，事物是形形的，而存在則是唯一的，宇宙萬物以及它們的屬性、動作等，無一不是存在。變化萬千的世界并不是真實的世界，只有這唯一的、不變不動的存在才是真實的世界，才是萬物的本原。巴門尼德認為，各種特殊性都由某一門具體的科學來研究，只有存在才是哲學應該研究的對象。后來到了亞里士多德那里，這種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被表述為“作為存在的存在”，并被明確作為第一哲學（本體論）的研究對象。

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在嚴格意義上說，經歷了由宇宙論向本體論的轉變。宇宙論探尋的是萬物的本原問題，尋找的是時間上在先的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古希臘的宇宙論總體上乃是對宇宙萬物的起源、生滅、構成、規律等的一種探究。而本體論探求的是萬物的原則和本質問題。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等人，他們在經驗觀察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自然界萬物本原的問題，也就是關于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以及萬物的生成變化和動力問題，他們的哲學因此被稱為自然哲學，也叫宇宙論。到了柏拉圖那個時代，哲學家們已經不再局限于對于萬物本原的追問，而是轉向了對世界本體的探尋，和對本體世界的邏輯構造的探尋。可以說在古希臘哲學中，前智者學派的古希臘哲學根本上乃是一種宇宙論探討，而不是本體論探討；亞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臘哲學也少有本體論的探究；只有在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鼎盛時期的希臘哲學中，才有較為嚴格意義上的本體論理論。

作者：田志 單位：遼寧大學

第3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一、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內涵

所謂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是指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所導致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存在意義的喪失。

回顧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建立和延續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從至今的學科范式歸結為二：其一是本人奠定的學科范式，它的特點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建立中國哲學史的結構框架，如宇宙論、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哲學或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哲學部門，以漢學功夫來甄別史料，以平實的語言來詮釋史料。其二是馮友蘭和牟宗三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學科范式，特點是不僅參照西方哲學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學理論和術語來剪裁和附會中國哲學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圖的“理念”來解釋朱熹的“理”，以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理氣關系。后者主要依據康德哲學來詮釋和改造儒學，尤其是陸王心學。相對于，馮、牟二人的范式對以后的中國哲學研究影響更大，成為中國哲學學科的主流。

然而，中國哲學史學科領域內這種“漢話胡說”的模式，雖然取得了看似輝煌的學術成就，卻導致了一種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尷尬后果：經過學者們的辛勤耕耘，中國哲學史被詮釋為新實在論、實用主義、生命哲學、意志主義、唯物史觀、現象學，直至后現代主義，惟獨成為不了“中國哲學”的歷史。國人對于中國傳統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親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遠了。到目前為止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實踐，只是使這門學科成為“哲學在中國”，而始終無法做到使其成為“中國底哲學”。更為可悲的是，我們已沒有能力用我們自己的本土哲學進行現代性的思考——當諾貝爾文學獎數次頒發給那些“用本民族的語言述說本民族的歷史”而獲得成功的作家時，我們卻發現我們的哲學家或哲學史家已喪失了用帶有本民族語言特點的方式來述說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的能力。一句話，回過頭反思為時不短的學科實踐，我們忽然發覺，這種“漢話胡說”的中國哲學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為標本的比較哲學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機問題的根源

這種危機局面的產生，是可以依著學科史的線索追尋其文化史根源的。我們知道，對于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社會而言，東方哲學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產物，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甚至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雖然中國古代不乏理論思維，但中國本無“哲學”這一學科，所謂“中國哲學史”也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來整理中國傳統學術的結果。在國人大規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階段，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一批學人，他們會通中西學術的主要特點，體現為以中學來附會西學，以期達到對于新鮮的異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馮友蘭等學者，有前人移植西學的文化基礎，又受到良好的西學訓練，他們在會通中西學術上則表現出明顯的以西學附會中學的特點。眾所周知，此時會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國近代的嚴重挫折為時代背景的。

由于中國哲學史學科是依傍西方哲學來建立的，這樣便發生了一個耐人尋味而無疑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傳統的“漢宋兼宗”，已讓位于“漢西兼宗”；宋學或義理之學，失去了作為學術史研究的理論依據。相對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已轉換為“華人洋魂”——以西化思維來理解和詮釋本土思維。作為前輩學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為歐風美雨所洗腦的我們，已經失去以本土思維來理解本土的理論思維的能力。于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使自己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不借鑒西方哲學，就不能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借鑒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史又不成其為中國哲學史。這種困難再次使我們反思：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克服

面對著作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錯誤性”文化后果，我們是否還有選擇？我們又當如何選擇？“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只能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未來繼續尋求這個學科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超級秘書網

首先，關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名稱。究竟稱研究中國理論思維的學科為“哲學”還是“思想”，抑或傳統的“義理之學”或其他，實質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見，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為一個無可回避的文化事實，“哲學”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學的專名，而成為世界范圍內各文明體系理論思維的共名，在中國也已約定俗成。因此，我們不妨仍用中國哲學史的名稱，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稱所引發的新的術語混亂。

第4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在進入對邏輯世界的探討之前，維特根斯坦首先構造出了一個可對象化的“世界”，即“實在”的“世界”（顯然，在開始部分維特根斯坦經常只是在相當隱含的意義上談論這個“世界”，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借用了傳統形而上哲學中的二分法的形式）。與傳統的存在論哲學中的那個屬于主客二分之一維的超離人的意識獨立存在的世界本體不同，在維氏的世界架構中，“實在”的世界與邏輯的世界從一開始就是“粘連”在一起的。即不可能有單獨存在的孤立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個事物能夠獨立存在，那么后來的適合于它的狀況看起來就是一種偶然的事情……如果我能夠思想在生態中結合的對象，我們就不能離開這種結合的可能性來思想對象”；而事物必然在對象化中顯示并獲得本質，“事物的本質在于能夠成為事態的組成部分”。同樣，“事態是構成對象（事物）的結合”，“發生的事情，即事實，就是諸事態的存在”，“世界為諸事實所規定，為它們即是全部事實所規定”， “世界是一切發生的事情”。即，在事實-事物的層面上講，世界的開端在于事物顯示其可對象化的本質，“事物就是能夠出現在一切可能的狀況而言是獨立的，但是這種獨立性的形式是一種與事態相聯系的形式，即一種依賴的形式”。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維氏構造的“世界”就排除了不可以事物的形式存在的所謂獨立自在的“物自體”“本體”等超驗的東西。

事物（實體）在世界的最邊界地帶，享有一定的獨立性（客觀性），是自行被給與的：對象是簡單的。但不能脫離可對象化的本質：對象出現在諸事態中的可能性就是對象的形式。“不變者、實存者和對象是同一個東西”，“它是形式和內容”。

二、圖式世界的結構與邊界

從實在世界這個“邊界”開始，對它的“描述”開始了。作為整體而言，“圖像是實在的一種模型”，而“在圖像中圖像的要素代表對象”， “圖像就是這樣依附于實在的；它直接依觸及實在”，即圖像可與實在直接相關，“它就像一把衡量實在的尺子”。

但是，在圖像與所圖式的對象之間，首要的問題是無論圖像對象還是圖像，都必然被先行納入到邏輯圖式形式當中，“圖像和被圖式者共有邏輯圖式形系”，即無論尺子還是被尺子所量的桌子，都首先被納入到“長度”這種“范疇”之內，邏輯圖式形式成為圖像與圖像對象所能“出現”的先行基礎。圖像可以正確或者錯誤地圖式實在，但不能脫離邏輯圖式形式；同時，實在“本身”（即未被納入邏輯圖式形式的“本身”，譬如，不可能違犯邏輯（語言的邏輯圖式形式）地說話（構造邏輯空間中的話語））并不出現在邏輯圖式形式所思考的范圍內，“圖像從外部表現它的對象”。可以被歸納為圖像的“天然合圖式形式性”、“某種程度上的外部性（如果考察整部著作的嚴整性，可得知，后面維特根斯坦所稱的“不可言說者”更有可能發生在邏輯圖式形式之外，實在之內的某個空間，而不大可能是柏拉圖時代開啟的那個超越性的更高級的實存；維特根斯坦的上帝，（從文本可得出），確確實實實在，但不可言說，不可圖式）”；同時，圖像有獨立于實在的意義（“圖像通過圖式形式表現它所表現的東西，而與圖像本身為真或為假無關”；“圖像所表現的是圖像的意義”），實在作為邏輯空間中的一種可能性而被圖像所圖式（而不是作為必然的“定在”）（“圖像表示邏輯空間中的一種可能狀況”），同時，“圖像的真或假在于它的意義與實在符合或者不符合”，“但從圖像自身看不出它的真假”，“沒有先天為真的圖像”，可被歸納為“意義的獨立性”、“真假的客觀性”。

然后，借助圖像理論，我們就可以“自己制造事態的圖像”，當然，前提是我們不能違犯邏輯。“在語言中不能表現任何“違反邏輯”的東西，就像在幾何學中不能用坐標來表現違反空間規律的圖形，或者給出一個并不存在的點的坐標一樣”。在語言這個圖像系統里面，通過記號元素的“符號化”使用我們構造出復雜的含表達式的“命題”，但意義在命題之外，“無需向我們解釋我們就理解命題記號的意義”，“當我理解一個命題，我就知道它所表達的情況，而且無需向我解釋其意義，我就理解這個命題”。命題自身構成其意義的表達：命題顯示其意義。命題顯示當它為真時事情是怎樣的，而且宣稱事情就是這樣的。

三、“世界是我的世界”的倫理意味

維特根斯坦運用最簡單、自明不與經驗沖突的規則構造的語言世界，清除了由于對語言的誤用而導致的含混不清、無法（正確）思考的部分，誠然是一種天才的構想，但畢竟仍是將語言與一種無心理學成分的符號系統對應起來，而未深入到日常（道德）言語的層面，因而只算是針對傳統倫理學的一個暗示。

在這個由邏輯和記號構造的“世界”里，傳統倫理學的成分并無法被安置下來；我-語言-世界的同一性實則不能用傳統意義上的唯我論視之。因為這里的“我”，并非存在論意義上的活生生的主體性的“我”，而是一個純粹的符號――“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我是我的世界”“世界是我的世界：這表現在語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語言）的界限就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不能承當任何倫理性的意味，因為倫理性的東西是超驗的。真正的那個主體，是“不能談論的”，“主體不屬于世界，然而他是世界的一個界限”。

第5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由于受近代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中心主義”的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體性理論的研究總是慣于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而對馬克思主體性理論的自身特性研究卻涉及不多，故本文認為，要對馬克思主體性理論進行研究，必須通過歷史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這樣才能真正闡釋馬克思主體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主體性理論的淵源

在馬克思以前，眾多的西方哲學家，無論是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曾經各自從不同側面、在不同程度上探討過人的主體性問題。盡管明確的“主體”和“主體性”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現，但凝聚于其中的思想卻是由來已久的。

(一)康德從先天具有的認識形式即“先驗感性論”，真下展開對于認識的主體性來源的探尋。康德認為，科學知識的獲得經過感性和知性兩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主體內部有不同的認識形式。認識從感性開始。在“先驗感性論”中，康德指出，感性認識兩方面組成：

1．是獨立于我們之外的客觀對象提供的經驗材料，是主體自身具有的整理這些材料的感性直觀形式。時間、空間就是感性直觀的純形式。至于感性直觀形式的來源，康德說：“所謂感性直觀之純粹方式——必須先天的存于心中。在康德看來，一切感性經驗的構成必須以它們為前提，離開了這種直觀形式，人們的感覺只能是一團雜多混沌的感性材料的堆積，感性認識也就無法形成。顯然，在這里康德正是通過闡述感性直觀形式在感性認識中的作用，揭示認識的主體性的。

2．然而必須使之上升到知性階段，用概念來思維對象，才能產生認識。因此，康德指出：“吾人之知識，發自心之二種根本源流：第一，為容受表象之能力(對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為由此等表象以知對象之能力(產生概念之自發性)。由于前者，有對象授與吾人，由于后者，對象與所與表象，此為心之純然規定)相關而為吾人所思維故直觀及概念，乃構成吾人一切知識之要索，無直觀與之相應之概念，或無概念之直觀，皆不能產生知識。這里所說的概念，就是知性思維形式。“無內容之思維成為空虛”，它本身不能產生思維對象，而“無概念之直觀，則成為盲目”。在知性形式中，具有綜合統一功能的便是純粹知性概念，亦即范疇，離開了這些范疇(即知性純形式)，任何科學知識都是不可能的。可見，康德強調了主體更深一層的認識形式：知性思維形式在認識中的能動作用。但是卻把它歸為純主觀的、沒任何客觀意義和效力的純粹理念。

(二)是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體系巾的一部分，即黑格爾在批判經驗論和先驗論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地闡述了主客體的雙向運動。他認為：“以為對象中似乎沒有什么東西不是放進去的，這樣來設想分析，是片面的；以為發生的規定僅僅是從對象抽出來的，這種想法也同樣是片面的。大家知道，主觀唯心論說出r第一種想……；第二種設想屆于所謂的實在論……。”¨j這也就是說，認識活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主體“接受了存在著的世界．使進入自身內”，即客體向主體的運動；二是主體“憑借主觀的內在本性……以規定并改造這聚集體”，即主體向客體的運動、主體對客體的規定和改造這也是黑格爾之所以認為康德所主張的先天形式把各種規定賦予對象及人為自然立法，是片面的原因所在。

(三)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確地揭示了人及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為人的全面發展問題研究指明正確方向。人的發展，一個重要的方砥便是人的主體性發展問題。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康德、黑格爾關于主體性原則的思想，即肯定了他們對直觀主義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他們對主體性原則的唯心主義理解。同時明確指出，所謂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就是要把對象、現實和感性當作人的感性活動、作實踐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批評貲爾巴哈哲學理論的直觀性時進一步指出，“世界決不是某種開人_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因此，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類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對人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馬克思的意圖并非要否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而是要說明，自然界對人來說是什么，取決于人的實踐活動。人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時亦是人對自身的改造。所以，馬克思說動物和外部世界無所謂關系，只有人與外部世界才有所謂的關系。可見，只有用實踐來說明認識的主體性來源，才能科學地回答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并最終科學地解決認識的主體性問題。

二、馬克思哲學中主體性思想的內涵

馬克思非常關注對主體性問題的研究，在總結了哲學史上關于主體性問題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了其優秀成果，最終創立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實踐主體性。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我們要弄清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這就必須與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的根本特征一一“歷史性”聯系起來，否則，我們談論的“實踐”就可能不是馬克思的概念。因為馬克思哲學中的歷史性是指：“現實性、具體性、條件性、暫時性和當下性，它革命性地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學的永恒性的幻想。因此，我們只有將歷史性原則作為一條根本解釋原則去理解馬克思哲學中的相關概念，才能理解它們的本來含義；脫離了這一原則，我們就失去了判斷的標準，也就有不可能準確理解馬克思哲學中的概念。

其次，實踐主體性中即有客觀性又有主體性。也就是說，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既不能被理解為可以脫離外部客觀條件僅僅決定于人自身的觀念和意志的單純的感性活動，也不能理解為作為一個自然生物的生命活動，而是指人的、在活生生的歷史過程中的具體活動。人的這種具體的歷史性活動也就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和外部環境之間的雙向互動過程，“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實踐的這種雙向互動過程“在本質上”就是人們能動的現實生活過程。“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人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就是馬克思運用主體性原則理解認識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堅持主體性原則，方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有效、更迅速地反映對象。

最后，用馬克思哲學巾的價值觀來把握實踐主體性巾的主客體關系的內容和尺度。馬克思曾指出：“當現實的、肉體的、站在堅實的呈圓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人一切自然力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已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這一論斷是指價值本身的特性所反映或昭示出來的主體性內容，即主體在確立和推進現實的對象性關系中所彰顯出來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也就是人總是從自己出發、按自己本身的能力、需要、尺度去理解、把握和改造客體與主體自身的特性。

三、馬克思主體性思想的意義

(一)馬克思主體性思想實現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根本變革

馬克思將實踐置于唯物主義基礎之上，堅持主客體相統一的思維方式，用實踐一感性的觀點批判地改造了費爾巴哈單純的“感性存在”原則，強調主體舶實踐本質即主體的對象性活動，重視人的實在性，確立價值主體性概念并對其展開了探究，對人的本質作出了科學的診釋，解構了傳統西方政治哲學家們對“人性”的一般假設，奠定了人類價值訴求的客觀性基礎，并以改變世界的“現實的運動”完成取代以往純粹的抽象的思維批判，沖破了長期以來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的束縛，實現了人類思維方式的根本變革：既克服了那種只想用客體本身的屬性來一勞永逸地解釋價值的“唯客體主義”式思維方式，又成功地摒棄了價值論問題中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并對西方近現代以來出現的價值相對主義與價值絕對主義等傾向具有一定的匡正和糾偏作用。

(二)馬克思主體性思想為人類實現自由與解放找到了合理、科學的途徑。

從馬克思關于人的主體性思想出發，面對主體性的多種歷史形態，也面對當代主體性的構建和對于未來主體性新質形態的期待，我們顯然需要持有這樣的一種理論主張：即主體性是流動的、多樣的。這就像當前學界主張流動的、多樣的現代性觀念一樣。但同時，筆者認為，局限于此又足不夠的，人的主體性的歷史建構還應遵循和符合一個根本的目的，即人類進步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最高目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更為合理地進行流動的、多樣的同時也是時代性的主體性的建構。

第6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目的分析影響血透患者干體重的因素，通過對在我院行維持性血透治療的70例患者是否達到干體重要求進行回顧性分析，結果其中40例患者達到干體重的要求，30例未達到干體重的要求。分析影響干體重未達標的原因包括攝入水分太多、季節變化、透析不充分、營養狀態、衣服的影響、大小便、是否進食等因素。針對上述原因設置干體重時應全面考慮及采取相應的對策，并以此來指導患者如何配合設置合適的干體重，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干體重是指透析結束后患者將要但還沒有發生低血壓綜合征,且感覺舒適的體重。目前雖然已有多種確定干體重的方法，但仍沒有確定干體重的金標準。而干體重受眾多因素的影響，針對這些原因估計干體重時采取相應的對策，并以此來指導患者如何配合設置合適的干體重，及控制體重的增長，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1臨床資料

在我院血液凈化中心2007年1月-2008年12月間新進入維持性透析治療患者70例，年齡22-83歲，每周透析2-3次，每次4小時，患者開始首次透析時即納入觀察。

2方法

上述患者經過3個月的充分透析及超濾，病人飲水控制，鹽分控制，判斷是否滿足下面的指標：病人血壓得到良好的控制,透析前血壓控制在18.67/12.00kPa左右；透析結束后,皮膚黏膜無水腫,皮膚上見輕微皺褶；四肢透析結束時四肢無活動異常,下肢可有輕度抽搐；自覺有輕度口渴、胃納佳、有饑餓感、水潴留小于體重3%,沒有顯著的液體超負荷體征。達到這些標準的即判定為干體重達標，否則判為不達標。逐個分析影響干體重未達標的原因并統計分析。

3結果

其中40例患者達到了干體重的要求，30例未達到干體重要求，未達到干體重原因見表1：

4討論

患者的干體重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受到患者攝入水分的量、季節、透析充分性，營養狀況、大小便、衣服、進食的影響。其中飲食不合理，水鈉攝入過多致透析間期體重增長過多，超濾率過大，透析后期因發生低血壓、肌肉痙攣等并發癥而終止治療，這是血透患者未達到干體重的主要原因。在南方，季節變化對血透患者的體重影響明顯，夏天氣溫高，體表蒸發及出汗多因此大部分患者都可達到干體重。但冬天體表蒸發少，同時冬天人也容易長胖，估計干體重時有一定的難度，高估或低估了干體重都使其未達到要求。某些患者對血透認識不足或由于經濟原因而減少透析次數導致透析不充分，使透析間期體重增長過多。有些患者營養狀況改善體重增加，干體重沒有適時調整致超濾過多；有些患者由于大量蛋白尿或蛋白攝入過少致營養不良而發生低蛋白血癥，膠體滲透壓低未能按預期的干體重來超濾。患者出現嚴重的腹瀉或便秘時體重會明顯地受影響，因此要詳細詢問患者的情況設置合適的干體重，尿量較多的患者磅體重時如未排空小便會低估了干體重。有小部分患者對干體重概念模糊或不夠重視，在磅體重時隨意增減衣物，或沒有考慮進食的影響，導致干體重設置存在誤差而未達到干體重。

準確地測定患者的干體重，正確評價患者的水合狀態，及如何達到合適的干體重是血透工作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患者的飲食是影響干體重的主要且最可干預的因素，尤其是飲水的控制。首先針對患者的病情、文化程度向患者講解血透的目的、有關干體重的概念、食物種類的選擇和控制水鈉攝入的重要性；講解監測體重及控制體重增長的重要性，磅體重時衣物應一致，排空大小便，減少人為因素對干體重的干擾。并向患者派發各類食物成分含量表，請營養師講授相關營養知識及進行指導。教會患者控制飲水的小技巧如口渴時可含些加了檸檬汁的冰塊，或含花旗參片。及教病人如何在家里較準確的記錄尿量，把24小時的尿用空的礦泉水瓶收集起來并記錄，根據尿量的多少選用瓶的容量，然后喝水時根據尿量來量出而入。加強醫患之間的溝通，醫護人員應深入了解患者的飲食、睡眠情況及主訴，觀察患者透析過程有無出現并發癥，同時監測透析前后的血壓、體重及透析間期體重的增長情況，體重突然增長過快的要分析是由于飲水還是便秘等因素造成的。設置干體重時要充分考慮季節對體重的影響。護士根據患者的情況，協助醫生設置合適的干體重。透析過程中血容量下降程度與超濾量及水分由組織間隙向血管內的再充盈速率有關。[1]因此對于低蛋白血癥的患者要改善營養，增加優質蛋白的攝入，必要時在血透過程中輸血漿或白蛋白提高膠體滲透壓，從而提高水分由組織間隙向血管內的再充盈速率，超濾量循序漸進，提高其超濾的耐受性，逐漸達到干體重。

干體重的設置是臨床中較為棘手的問題，據報道有25-50%的血液透析患者存在干體重方面的問題，導致并發癥的增加。[2]干體重設置過高，造成[來

體液超負荷而致高血壓和心衰的發生率明顯增高。眾多研究表明體液超負荷是導致血透患者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干體重設置過低，則導致透析中不良事件發生率增加，如低血壓、心律失常、眩暈和肌肉痙攣，影響透析依從性及透析充分性。[3]尿毒癥患者行血液透析治療的目的除了清除毒素外，清除透析間期體內的多余水分以恢復體內水分平衡也是目的之一，干體重就是主要的臨床指標，干體重也是透析充分性的一個指標。尿毒癥患者由于排水功能障礙往往會出現水腫、體腔積液、高血壓等，研究表明在血透患者中至少50%的高血壓是由于液體潴留引起的，低血壓是透析的主要并發癥之一，發生率20%~40%。[4]由于有些患者在水潴留或低血容量的情況下并不一定表現出相應的癥狀，某些患者常常在容量負荷比較嚴重時才會出現高血壓、肺淤血，或明顯低血容量時才會出現低血壓、肌肉痙攣。因此干體重設置過高或過低，會引起一系列并發癥，干體重的確定對于透析患者來說至關重要。雖然近年干體重的評估方法不斷發展，但直至目前尚缺乏簡便易行、經濟實用的有效辦法，干體重的設置主要還是醫生根據臨床經驗和患者的臨床表現來確定如患者的血壓、有無肺淤血、外周水腫、血透過程有無低血壓、肌肉痙攣等征象。因此確定干體重時要全面考慮影響干體重的因素，適時調整，確定合適的干體重減少透析的不適，提高患者透析的依從性及透析的充分性。

參考文獻：

[1]周福德，蔡紅梅，王梅.血液透析患者血容量監測的意義[J].腎臟病與透析腎移植雜志，2001.10（6）：528-531.

[2]周亦倫，劉惠蘭.血液透析患者干體重評價進展[J].國外醫學泌尿系統分冊，2004.24：261-265.

第7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 接受美學 文學翻譯 譯者 主體創造性

一、引言

譯者是翻譯的主體。翻譯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理解、表達和校對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翻譯活動都是與譯者的主體因素緊密相連的。譯者的主體創造性表現在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具體特性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譯者作為翻譯實踐中的主體因素，連接著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對翻譯過程和翻譯結果有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對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有兩種最有代表性的理解：一種是傳統譯論中所當作負面因素論述的“主觀介入”，要求譯者要服務好原作者，又要服務好讀者；一種是比較文學所涵蓋的譯者“創造性叛逆”。“創造性叛逆”是由法國文學社會家埃斯卡皮提出來的，他認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這兩種理解有一個共同點，即是文學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介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都不曾解釋譯者再創造的發生發展過程。本文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譯者在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再創造的兩個階段進行了探討，來說明創造性是文學翻譯的本質特征。

二、接受美學簡介

接受美學誕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聯邦德國，其主要理論代表是堯斯（Jauss）與伊瑟爾（Iser）。

堯斯是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其著作《文學史向文學理論的挑戰》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接受美學的基本觀點，建立起以讀者的閱讀活動為中心的接受美學理論。堯斯認為，首先，文學的目的為讀者，離開了讀者，就沒有文學。其次，在作家、作品和讀者的三角關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動的因素，不是單純地作出反應的環節。這就是說，閱讀作品的過程并不是作家與作品單向地向讀者灌輸形象與意義，而讀者只是被動接受的過程。讀者對作品意義有著獨特的理解與闡釋，其接受是闡釋性的接受。而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本身，不只是作者所賦予的，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還包括讀者閱讀所增補和豐富的。所以一部文學作品能夠不斷在它的讀者中激起新的回響。在他看來，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并非永恒不變的，而是在讀者的閱讀中才逐步得到實現的。因此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系統是一個無窮延伸的可變曲線，一個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的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動態實現過程。在這一系統中，堯斯突出了歷來被忽視的讀者（接受主體）參與價值創造的作用，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只有在讀者的創造性閱讀中才能獲得現實的存在與生命。

伊瑟爾是接受美學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伊瑟爾把文學作品看成是在閱讀過程中生成的、文本與讀者之間一種活生生的相互關系與作用。伊瑟爾指出，文學作品有兩極，可將它們稱為藝術的和審美的。藝術的一極是作者的文本，審美的一極則是由讀者完成的。而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文本，也不同于文本的實現，它必須被確定為兩者之間的中途點上。文學作品在被讀者欣賞的過程中才成為現實的審美對象。所以，只有文本與讀者的結合才形成文學作品。伊瑟爾強調文學作品乃是文本與讀者雙向交流的結果。一方面，他認為讀者的閱讀絕非被動接受，而總是以各自的經驗、趣味、傾向性去領悟、理解和接受文本的，因而閱讀過程實際上是讀者對文本的補充、豐富、再創造，從而使文本的意義趨于完整和確定。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文本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文本為讀者的再創造提供了若干潛在的形態與可能性，并最終決定著讀者欣賞理解的方向。讀者的創造是以文本提供的可能性為前提的，不可能不受到文本的種種制約。那么，文學作品作為閱讀行為的產物，乃是文本與讀者相互作用、雙向交流的結果。不能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既然文本的潛在意義是由于讀者的參與才得以實現的，因此，在伊瑟爾看來，文學作品的理解不是單一的，而是極為豐富的，是無法離開讀者的能動性與創造性的。而這種能動性包含著發現與創造。首先，伊瑟爾吸收了茵伽登的現象學理論，認為文學文本具有結構上的“空白”。文學文本只提供給讀者一個框架或輪廓，中間有許多“不確定性”和“空白”，有待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填補與充實。接著，伊瑟爾發展了這一觀點，指出所謂“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實寫出的或明確寫出來的部分，它們是文本已實寫出部分向讀者所暗示或提示的東西。這種“空白”是文本向讀者尋求把空缺連接起來的無言邀請，即請讀者自己把情節接上。“空白”是吸引與激發讀者想象來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種動力因素。接受理論對譯者的解讀活動的啟示，在于它對讀者（譯者）在文本解讀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揭示。

三、第一文本與第二文本和譯者之所譯

傳統譯論認為翻譯是翻譯原作文本，即是把原作文本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原作文本經過譯者中間人傳譯到譯語而生成譯語文本。由于這種對翻譯過程的簡單認識，多年來人們一味地追求譯者的隱形，以便原作能夠原汁原味地被翻譯成譯語，在理論上提出等值、等效、信達雅等，作為指導翻譯的準則。然而，翻譯實踐表明，人們賦予文學翻譯的目標與文學翻譯實際達到的結果之間始終存在差距，出現了要么譯作勝過原作，要么原作勝過譯作的現象。

接受美學觀認為，翻譯在本質上是一種閱讀。譯者首先是讀者，在對原文本的閱讀中，總會帶著自己的“前理解”對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確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體化。從這個意義上看，讀者／譯者的“具體化就是一種‘重建’活動，是一種心理加工、改造和創新活動”，“對本文的再創造。在翻譯的“重建”過程中，譯者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感情體驗、生活經驗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接受美學區分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就顯得十分必要。第一文本是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制品，第二文本是與讀者直接發生關系的審美對象。這一區分是直接服務于“讀者中心論”，但是在客觀上澄清了以往文論中對二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同時也為翻譯中的“不等值”現象做出了解釋。仔細考察翻譯的過程，不難發現，我們翻譯的并不是原作文本，而是譯者在和原作文本對話中在譯者心中產生的“第二文本”。譯者頭腦中產生的第二文本，是譯者與原作文本對話、達成“視域融合”的結果，但它并非譯者面前的由作家創作的第一文本。由于視域融合和讀者的個人歷史有關，因此不同的讀者在閱讀相同的文本時，不能產生完全相同的“第二文本”，只是和原作文本近似的文本群。因此要求翻譯中追求等值是不現實的。

四、翻譯中的兩個階段與譯者再創造

翻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活動，并非像人們想象那樣只是單向直線傳遞過程。翻譯活動中出現的主客體分別是：原作者、原文、譯者、譯文和譯文讀者。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讀者的譯者從原有的期待視野（前結構）出發，在與作品召喚結構的具體接觸、碰撞中了解原作意圖及意義，通過辯證的“對話”深入作品內部，達到譯者視域和作品的視域的溝通與交融，然后通過譯文將自己了解的原作意圖及其相關信息與讀者交流，從而完成一次跨文化語言交流活動。從過程上看，整個翻譯過程可粗略分為兩個階段：譯者對語符―意象化過程和意象―語符化過程。

1.語符―意象化

翻譯即是譯意，而文本的意義，堯斯認為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讀者的賦予。在接受美學看來，文本呈現為多層次、開放性結構，只是提供多種意義實現的可能，文本的意義具有不確定性和空白。讀者作為文學作品的闡釋者，一旦文學語言激活了讀者的感性經驗積累，讀者就會在既定的期待視野控制指引下浮想聯翩，觸類旁通，展開想象翅膀，甚至創造出文學語言所未提供的暗示的意象意境，或者超越文學語言的意象意境，這里更多夾雜著讀者自己的心理體驗與積累。這一過程，即是一個把語符轉化成意象的過程。這一過程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讀者的既定期待視野，一是讀者對文本不確定性和空白的具體化，即是在既定的期待視野下的具體化過程。讀者依據自己的前理解條件及能力所展開的視野，以及從該視野出發對文本產生預期，進入文本的世界。也正是從這一視野出發，讀者對文本中的不確定因素和空白進行具體化，他的理解注定要與文本世界的某些意義領域錯位，或者與作者的意圖錯位或發生偏差，正是這種不一致性賦予了譯者創造性的空間。這至少表現三個方面：文體層次，形象層次和意蘊層次。翻譯中的接收過程和單語的接受過程不完全相同，它涉及兩套語言、文化體系。語言符號的約定俗成性、文學語言的模糊多義性、意象特有的文化內涵等造成了語符之間轉換的許多差距、空缺。因此，建立在特定文化語境上的文學話語越是含義多重，意蘊豐富，留給讀者的想象空間就越大，其創造構建就越開放，譯者的創造性就越強。

2.意象―語符化

這一過程常常被忽視。一般認為，譯者對文本的不確定性和空白具體化完成后，即完成了對原文的再創造過程，實際上事實不是這樣的。譯者雖然首先是一名讀者，但不是一般的讀者。譯者在和文本進行對話，實現兩者的視域融合后，他需要把自己對文本的理解在新的語言體系中傳達出來。這一過程實際上是譯者頭腦中的意象向符號轉化的過程，即意象―符號化過程。由于兩種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思維習慣的差異，以及對目的語讀者的考慮，譯者要將自己對原文的理解（對意象的具體化成果）轉化成語符，并訴諸筆端，必須充分利用目的語語法結構再現原文的美感。也就是說，對譯文讀者的接受的考慮對譯者再現原作產生影響。伊塞爾提出的“隱含的讀者”概念，能較好地說明創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這種關系。他認為隱含的讀者“既體現了本文潛在意義的預先構成作用，又體現了讀者通過閱讀過程對這種潛在性的實現”。這一概念指出了讀者對創作的產品――文本的關系。對翻譯表達過程中的創造性作了很好的注腳。因為翻譯和創作一樣，其產品（文本）是給讀者看的，因此，讀者的接受模式會影響譯者對表達方式的選擇。而在兩種語言文化體系下，讀者的接受模式不可能相同，這就為譯者的再創造提供空間。所以，譯者在這一過程中的主體創造性不言而喻。同時，在這一階段，譯者對原文的語符―意象化過程實際上并沒有停止，“意象化過程還在繼續，只是同語符化過程扭結在一起，在尋找最佳表達語詞時，意象和意境也更為具體了。”換句話說，譯者在意象―語符化過程中并不是消極地轉寫對原文本的理解，而是積極地創造過程。因為譯者在表達階段總是在不斷地進行調整，對一般的、普遍的詞語進行獨特的組合，使之獲得個別、具體意象的整體效果。從另一個角度看，意象―語符化過程是譯者在創造性地使用目的語，是對表達方式不斷調整的結果。

參考文獻：

［1］羅貝爾?埃斯卡皮著.王美華，于沛譯.文學社會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A］.洪謙.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3］張中載，王逢振，趙國新.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讀［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

［4］朱立元.接受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夏仲翼.文學翻譯與批評理論［J］.中國翻譯，1998，（1）：13-17.

第8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大學生；就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6-0174-02

隨著高校擴招規模的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如何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當今人們的熱門話題，其影響因素有社會因素，也有學生本人因素等多個方面。本文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分析高等學校各利益相關者在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探討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途徑。

一、大學生就業形勢

調查顯示，隨著高校招生數的增加，近幾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呈緊縮趨勢。從全國范圍來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吃緊情況更加明顯。2008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559萬，比2007年增加64 萬人，但今年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沒有明顯增加。2007年，全國495萬高校畢業生中，至今仍然有10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由于解決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仍然很重，新成長勞動力已進入高峰期，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近年增量多、壓力大，整個就業市場需求崗位的總體狀況相對趨緊。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越來越被關注成了不爭的事實。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沖擊，以及國內國有企業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成倍增加，勢必帶來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但是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畢業生就業“冷”、“熱”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實力相差較大，學校的專業結構、培養方式與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之間的矛盾等原因，重點院校畢業生、學歷層次高的畢業生和“熱門”專業的畢業生比較搶手，而一般院校、學歷層次低以及“冷門”專業的畢業生就業難度大。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產生于經濟活動和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概念。20 世紀70 年代，利益相關者概念開始在戰略規劃文獻中大量出現。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關者”一詞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要制定理想的企業目標， 必須綜合平衡考慮企業的諸多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沖突的索取權，他們可能包括管理人員、工人、股東、供應商以及顧客”。1984 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在其專著《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中給出了一個廣義的利益相關者定義。他認為，組織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任何能夠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公司目標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這個定義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的個人和群體也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受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影響的個人和群體看做利益相關者，正式將當地社區、政府部門、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實體納入利益相關者管理的研究范疇，大大擴展了利益相關者的內涵。

近年來“利益相關者”概念在公共和非營利部門也逐漸流行起來。根據前面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我們可以對高等院校的利益相關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關者指影響高等院校的發展和目標實現，或者受高等院校發展和目標實現影響的校內外團體和個人。高等院校同時肩負多種使命， 履行多種職能，與國家的強盛、科技創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個體成長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關系。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非常復雜，隱含著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雖然和企業發展所遵循的邏輯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公司治理有關利益相關者多元化及其通過一系列內、外部機制來實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時，就由原來的以企業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轉變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為核心，繼而維護各方面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為根本目標。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過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高校和學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諧共贏的新觀念為指導，完善制度、改進方式，不斷深化改革來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途徑

（一）政府

目前大學生就業壓力主要還是源于結構性的矛盾：一些大學生求職面臨一定困難，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崗位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當前，應當在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前提下，強化政府在促進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去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積極擴大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全面實施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鄉之間的過大差異，使大學生畢業生覺得在哪里就業都一樣，解決就業的后顧之憂。其次，政府還應加強對高校辦學的指導，在宏觀上加強人才預測和對專業設置的調整，以及對各類人才培養規模的調控，指導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專業設置。另外，政府還應發揮自制優勢，主動為高校和學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就業指導。協調社會、用人單位和學校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畢業生就業網絡聯盟這一網絡平臺的建設，積極培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無形市場”。再次，通過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記制度，所有需要接收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必須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門進行登記，然后由該權威部門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輸人信息庫，并實現與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單位的統一聯網，做到信息公開、資源共享，以發揮其最大的社會效益，使網上求職擇業作為一種全新的就業觀念和便捷的就業方式，成為我國大學生擇業的重要選擇和渠道。

（二）企業

轉變用人觀念，合理利用人才資源，既能發揮員工所長，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又能減少由于不合理的選人、用人給企業帶來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合理選擇吸收大學畢業生，切忌盲目攀比。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有目的、有計劃吸收部分高學歷、高層次人才，對提高企業技術含量和管理水平有著重要作用。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最大的優勢在于理論基礎扎實，而且學歷越高，理論基礎越好，經過幾年的生產一線的鍛煉，安排他們去搞科研、產品開發，或從事技術管理工作，對提升企業的層次和水平會起到重要作用。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品學兼優的應屆生，加上他的悟性和變通能力，不見得就一定比有幾年工作經驗的人差，也許還更好。

在歐美產學研合作教育已經成為常態，許多高校都與公司和產業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常常通過一種綜合的工程項目，使每個學生把三年里學到的各種各樣的知識、技能、技術都綜合的應用。事實上，在中國，產學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數集中在中職教育層次。研究生教育層次采取導師制，研究生可以參與導師的科研活動，也是一種產學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階段，每年大概有100 萬的工科大學生根本沒有機會進入真正的產業中去實踐。而且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大多數的公司、企業家還沒有意識到現在大學正在培養的人，是四年以后要進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業必須認識到產業和教育必須共同攜手合作的時候，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

（三）高校

1.強化內部改革。隨著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高校必須主動適應市場，根據自己現有的實力和水平，準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服務對象，適時地調整專業結構，加強基礎學科、應用學科的建設，不斷更新教學內容，重視教學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出高素質的畢業生;同時還要根據市場需求，開設新專業，靈活地調整專業設置，加強實踐教學，增強畢業生就業實力。

2.建立大學生就業工作的有效機制。許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業機制，就業指導體制不完善，大多將就業指導機構掛靠在學生管理部門，其管理幅度相對較小，其工作人員業務能力欠缺，對畢業生的就業指導質量不高，也沒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全過程，有的只是在學生大四階段開設。高校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生活的全過程，根據學生成長和發展規律，將大學教育過程分為幾個階段，分別確定工作重點，合理安排不同階段就業工作的指導內容;同時，還要根據學生的自身情況，加強對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設計；加強就業指導課程建設；采用多種形式，如請一些優秀企事業人士做報告，開設模擬招聘活動，并注意網絡資源的利用，組建網上論壇，讓師生可以在網上進行探討，讓學生了解所學領域的發展前景，從而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四）大學生

1.畢業生自身的就業觀念的轉變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學生就業的基礎。畢業生就業觀念的正確與否將直接影響畢業生能否順利就業。轉變就業觀念，一是要正確認識當前的就業形勢及需求狀況，不能錯失良機。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但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競爭依然激烈。二是要調整就業期望值，不能好高騖遠。近幾年，國家連續四年出臺重要文件，確立了包括畢業生到基層就業、到民營企業就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等各個方面的優惠政策，這就傳達出一個信息，這些政策的出臺，就是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和艱苦地區工作。因此，大的就業方向除了行業就業外，到國家倡導的到基層及西部地區就業是今后就業的方向。三是要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思想。一次就業定終身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獨立發展的空間，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動，市場經濟配置人力資源的特征是流動。

2.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目前就業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實際上是能力與素質的競爭，大學生要把就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學生涯中，大學生們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要充分利用高校這一平臺，不斷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的同時，還要注意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本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通”、“專”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受到歡迎，而僅靠單一的專業知識已不能適應社會需求。因此，大學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書本知識，還要重視對自己綜合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1]瞿振元.“十一五”期間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趨勢及對策[J].中國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楊建群.大學生就業困境的應對與策略[J].決策參考,2006，（9）：11-13.

[3]蒲建萍.對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若干思考[J].中國大學生就業，2005，（8）：17-18.

第9篇：哲學問題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西方文學理論　讀者問題　高雅文化　大眾文本

論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以及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為對象，梳理讀者問題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產生和演變過程。本文認為，上述理論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業的出現和成熟。啟蒙主義作為思想資源，對于文化工業的解釋力日漸式微。如果說啟蒙價值的核心在于“對完美的追尋”，那么如何在它與民主價值觀之間求得一種和諧的狀態，已經變成了當代文學理論的難題。

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歷來偏愛作者與作品，僅僅把讀者當作消極被動的接收器。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變革，幾批不同取向的學派或研究者，不約而同地關注起讀者在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作用。讀者作為藝術鑒賞者的主體，在文學生產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強調。這種研究興趣的轉移，是文化工業在戰后西方世界的興起帶來的結果。文化工業特定的生產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種文化制品的批量生產。在這一狀況下，研究者們突然意識到，必須構造出新的理論來解釋文本、生產者、讀者之間的關系，透視文學生產循環的整個過程。

首先將目光鎖定在讀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爾等接受美學的創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為一名文學史教授，認為文學研究已經遭遇到了“方法論危機”：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論和俄國形式主義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后者過于注重文學的內部研究，兩者都“割裂了文學與歷史，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之間的關聯”。①因此，姚斯受伽達默爾的啟發，試圖從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的角度，找到連接兩種方法的突破口。“只有當作品的延續不再從生產主體方面思考，而從消費主體方面思考時，即從作者和公眾相聯系的方面思考時，才能寫出一部文學和藝術的歷史”。②

姚斯認為，文本閱讀絕非單純地“復制”或鏡子似的“反映”。這是因為，任何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以前，腦子里并非“白板”一塊，“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實踐中已經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包括鑒賞的實際需求與能力在內的審美境界，也就是對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將這種前理解稱為“期待視域”。他又提出，文學經常會打破讀者的“期待視域”，從而構成經驗的挑戰和審美的離間效果。本來熟悉的形象被顛覆、超越、改寫，諸如此類的創作手法，會造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審美沖擊。譬如說，《覺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對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國悲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作品對“美國夢”的重新闡釋，都會挑戰讀者原有的生活經驗。對于姚斯而言，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將“期待視域”客觀化，將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挑戰式體驗描述出來。我們由此可以推論，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分析不同時期的讀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時期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對待同樣文本接受方式的異同，這樣接受美學的闡釋方式就打通了歷史方法和美學方法。繼姚斯之后，伊塞爾進一步提出了“隱含讀者”的概念，認為每一個文本都具有潛在的意義結構，有結構性的空白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來填補。因此，當讀者閱讀并根據自身經驗填補這些空白的時候，他就進入了作者預設的結構。這個過程被伊塞爾稱為作品的“召喚結構”。于是，讀者閱讀的過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喚結構”捕獲的過程。

雖說伊塞爾和姚斯同樣是接受美學的理論大家，但他們勾勒出的讀者形象卻大相徑庭。姚斯以“期待視域”描述出的讀者形象，雖然面臨著文本帶來的經驗挑戰，但他們仍被賦予一種啟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擁有經驗對抗和經驗更新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在“召喚結構”的解釋里面，卻喪失殆盡了。這并不是說讀者變得不再重要，而是說，不斷受到文本召喚的讀者，因為參與了文本的消費而成為文本不斷再生產的動力。這條思路很明顯地帶上了結構主義的烙印。具體來說，作者在資本主義的文學市場中，是以讀者為衣食父母的，他們的寫作過程也不得不考慮如何設置召喚結構，以便吸引讀者。讀者對作者的這種影響，得到了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皮的高度關注。

埃斯卡皮是文學社會學的創始人。他提出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明顯地承接著伊塞爾的問題。埃斯卡皮說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讀者消遣解悶，產生聯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讀者的深思，能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都可以變成文學作品。”④這種文學觀很明顯地建立在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上，但他又敏銳地發現，讀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于文學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埃斯卡皮在此表現出一種頗為矛盾的復雜態度，一方面，他批評啟蒙以后的精英主義創作觀，認為作家被過分地塑造為一個圖騰般的神話，這不符合民主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當下的暢銷書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越來越被商業化為時尚明星與追星族的關系。他發現，被讀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暈”，日益成為作家創作的主要動力。假如作家在這種影響下寫作，就陷入了一個“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學創作者以丟棄與讀者間的必要審美距離來附和讀者的鑒賞眼光，而審美距離恰恰是伊塞爾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閱讀：一種是“文人渠道中的閱讀”，即以充實自己，提升自身文學、文化修養為動機的閱讀；另一種是“大眾渠道中的閱讀”，其中蘊藏著一種通過文學作品“療養”精神，緩解現實生活的壓力，擺脫現狀的動機。更多的時候，大眾讀者往往將書籍視為私有物品，僅僅為了炫耀、收藏、投資而購買文學書籍。譬如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就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蓋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間書房，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各國名著，但書籍的包裝全部完好如初，可見這些書從未被主人閱讀過，這些精美的書籍，不過是主人為了標識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眾讀者還會摻雜著一些實用性的閱讀動機，比如為了入睡、消遣、談資等生活需求而進行閱讀。總而言之，在這種閱讀方式中，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知識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針對這種情況，埃斯卡皮反過來倡導啟蒙主義的文藝精神，認為文學性的閱讀不該被視為一種功利性的手段，而應作為目的本身——閱讀作品是讀者試圖進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閱讀是一種同人類社會地位的荒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評啟蒙主義的精英意識，另一方面在面對大眾的文學消費時又不得不從啟蒙主義當中撈取資源。但這種撈取很明顯地屬于一種美好愿望，大眾讀者的閱讀方式當然不會因此而改變。埃斯卡皮的難題是否意味著啟蒙主義文藝理念遭遇危機了呢？

有意思的是，費斯克提供了一種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費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業中生活得更長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論家。他完全放棄了啟蒙主義的精英立場，文學的商品化和消費化已經不再讓他感到苦惱。換句話說，他不再熱切地推崇那種可以“引起讀者的深思”、“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的文學，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費化的文學的讀者，試圖論證這些讀者不會因為被這種文學包圍而落入“召喚結構”之中。從這個考慮出發，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雖然大批文學作品是作為文化商品生產出來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眾文化，它們只不過是大眾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眾文化，是大眾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意義。因此，大眾文化是一個矛盾體，其中既包含社會體制一體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眾的反抗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費斯克重新定義了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借用巴特對作者（可寫）式文本和讀者（可讀）式文本的區分，發明了“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來描述大眾文化文本。所謂作者式文本要求讀者不斷去重新書寫文本，創造新的意義；讀者式文本則并沒有對讀者提供這種參與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個消極被動接受意義的、被規訓了的讀者；生產者式的文本與這兩種文本都不同，它經常以雙關語的方式“誤用”語言。讀者從雙關語的運用中，產生了雙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養”的語言，即資產階級的“高雅”語言，另一方面生產了生產者式的閱讀，即具有革命主體的反抗式閱讀。正如巴赫金所說，大眾文本以低級的口語切斷了官方禮儀的言語，它雖充滿了冒犯、偏離了法則，在文本中充斥著的過剩的意義、淺白的言辭及陳詞濫調，在戲仿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嘲諷性地影射了意識形態規范的荒謬性。費斯克進一步談道：大眾文化是在大眾文本的初級文本，傳媒宣傳等的次級文本，以及大眾接受方式的三級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組正在發生著的意義，是文化工業的生產和大眾讀者的參與互動的產物。⑤

費斯克式的文化理論的產生，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和高雅文化的邊緣化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從接受美學理論家，到艾斯卡爾皮，再到費斯克，高雅文化被關注得越來越少了，理論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到大眾文本的接受狀況。所以說，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演變軌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和審美大泛濫的時代，廣告、服裝、建筑等各種社會領域都充溢著文學性。它們可以帶給我們舒適的審美體驗，然而，那些承載著更加豐富的、深刻的人類經驗的文學作品，卻被文化市場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甚至難以為繼。對此，我們究竟應當像接受美學的理論家一樣滿足于躲在學院內部玩弄學術范式的更新，還是應當像費斯克那樣樂觀地接受告別優秀的文化傳統這樣一個事實？說到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埃斯卡皮的那個難題？值得思考。

注 釋：

①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頁.

②姚斯.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的文學史［M］.遼寧出版社，1987年，第339頁.

③朱立元.評論小輯（一）——關于接受美學的斷想，文藝鑒賞的主體性［J］.上海文學，1986年05期.

④［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頁.

⑤［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參考文獻

［1］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M］.遼寧出版社，1987.

［3］［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