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集體管理風險防范與危機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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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作權集體管理較強的壟斷性與數字出版的“去中介化”需求存在沖突，使得數字出版高效管理的目標難以實現。前網絡時代的版權集中許可模式也已無法滿足數字出版時代的版權保護需求。解讀2020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第八條對數字出版的影響發現，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革新能促進數字出版大規模許可交易，但互聯網商業模式下著作權集體管理與權利人自治界限不明，數字出版對許可合同類型多元化的需求與單一的合同類型設置的矛盾也亟需調和。對此，集體管理組織應找準自身角色定位，重塑與權利人、使用人的關系，厘清集體管理制度在數字出版領域面臨的新風險與新挑戰，在此基礎上探索科學的完善路徑。
考察歐美數字出版行業現狀發現，利用區塊鏈技術在暢通出版渠道、優化收益機制和版權治理等方面的優勢，歐美數字出版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出版的新特征：一方面，出現了以著作權人為主導的自助出版模式，著作權人得以越過傳統出版中間商直接與消費者交易，從而提高交易效率，節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以哈希計算與時間戳為標志的信任機制和比特幣激勵機制強化了版權管理的取證優勢。［1］相較于數字出版行業發展比較成熟的歐美國家，我國數字出版物的智能化交易與數字版權監管尚處于起步階段，區塊鏈技術在數字出版行業中的應用還不成熟，［2］短期內難以建構以著作權人為主導的自助出版新模式。當前我國數字出版模式單一，高質量出版內容欠缺，數字版權侵權行為頻發，為改變這種局面，應當貫徹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推進數字經濟產業化發展”以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的要求，抓住區塊鏈技術發展的政策紅利，利用2020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契機，吸收數字版權治理的有益經驗，確保著作權集體管理能有效應對數字出版時代的制度風險。
一、問題的提出——數字出版時代著作權集
體管理面臨新的風險與挑戰2021年某衛視跨年晚會上兩個節目被指侵權，再次引起學界對網絡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爭論。某衛視事前已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簽訂“一攬子”協議并已支付相關費用，但仍無法規避版權侵權的風險。根據2020修改的《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報酬”，但該條款只適用于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不包括電視臺“制作”的節目。面對數字出版領域版權侵權行為頻發的現象，集體管理組織的表現不夠積極，維權效果有限。
（一）集體管理的強壟斷性與數字出版的“去中介化”需求存在一定沖突
互聯網時代，幾乎零成本的復制與持續升級的盜版技術嚴重沖擊著我國數字版權市場，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速發展，已成為著作權人控制其作品傳播、遏制盜版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削弱了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在互聯網領域的制度優勢，［3］凸顯了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中存在的收費不透明、維權效率低等方面的問題。數字技術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功能的替代在數字出版領域體現為對“去中介化”的需求，這與長期以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強壟斷地位發生沖突。
（二）現行體制的運行狀況難以保證數字出版
產業高效管理目標的實現《2019—2020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收入規模超過9800億元，2019年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為文字作品著作權人收取的著作權使用費只有1931萬元，會員總數為10046人，2020年收取的著作權使用費為2230萬元。迅速崛起并占據重要市場份額的數字出版產業已經成為帶動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力，而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由于運行成本高、費用管理機制不透明、版權許可交易量低、技術落后等問題長期處于低效率運行狀態，數字出版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不斷降低版權交易成本，提高許可交易成交量，確立公開透明的費用管理機制，并配備先進的技術支持。
（三）版權集中許可模式無法滿足數字出版時代的版權保護需求
隨著互聯網成為作品傳播的主要渠道，產生于前網絡時代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難以適應著作權商業模式的更新。近年來，著作權人與集體管理組織在許可方式與版稅標準方面的爭議表明著作權人意圖擺脫集中許可強制規則的約束。面對數字出版作品傳播方式與商業模式的變革，應反思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立法目標與價值定位，調整集體管理組織的市場支配力與權利人自治之間的關系，慎重考慮互聯網商業模式介入著作權大規模許可產生的影響，促使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能在維持抑制壟斷與激勵競爭基本價值目標的基礎上，實現數字出版時代的版權保護目標。
二、新修改的《著作權法》重塑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對數字出版的影響解讀
（一）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革新能促進數字出版大規模許可交易《著作權法》（2020）第八條銜接我國《民法典》的有關規定，在明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非營利法人地位之時，還增加了集體管理組織的調解權能，允許集體管理組織與使用者協商收費價格，充分尊重市場運行規律。2019年以來，我國數字出版產業逐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出版業融合發展持續深入，網絡文學的主流價值引領作用日益凸顯，數字教育加速走向智能化和規范化，知識付費呈現專業化與大眾化雙向平行發展趨勢。“十四五”期間，為促使我國從出版大國邁向出版強國，充分發揮數字出版在我國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中的作用，亟需完善以市場為導向的數字出版大規模許可制度，加快數字內容產業的解構與重塑。
（二）數字出版的著作權集體管理與權利人自治界限模糊
2019年，我國以移動閱讀、移動音樂、移動游戲為主的移動出版收入規模達到2314．82億元，［4］互聯網商業模式下本土數字出版產業的勃興，使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安排失靈的情形日益凸顯。一方面，權利人不滿意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設立程序、準入門檻以及對許可條件的限制，其無法直接授權營利性法人成為集體管理組織；另一方面，著作權集體組織最初并非由權利人自發組織授權形成，而是由國家行政主管機關扶持而成，集體組織在著作權管理與維權方面的積極性不足。互聯網商業模式下，網絡服務提供者作為數字出版領域著作權大規模許可新的使用者加入，徹底改變了傳統出版領域權利人與集體管理組織的關系。網絡服務提供者試圖通過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簽訂“一攬子”協議，以非市場定價獲得作品的大規模許可，使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從抑制壟斷異化為維持現有許可對價的工具。［5］為防止網絡服務提供者與著作權集體組織達成壓制權利人的利益聯盟，市場化的價格協商機制與完善的權利救濟機制缺一不可。
（三）數字出版對許可合同類型多元化的需求亟需得到滿足
現階段在權利人加入集體管理組織后若允許其仍可自行許可或者有權撤回在網絡上行使的相關著作權利，將會導致集體管理組織失去在互聯網商業領域的廣泛代表性，數字出版領域大規模許可的成本將會不降反升，與我國出版行業融合發展與文化持續創新的目標嚴重不符。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改革使我國數字出版的權利人、使用人與集體管理組織在議價環節獲得了一定的選擇空間，而相對單一的許可合同類型已經無法滿足數字出版領域的多元許可交易需求。中國和美國面對數字出版領域商業模式的更新，在版稅標準與許可方式等方面面臨類似難題。美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對許可類型的區分性強制涉及兩類許可權限分配為我國完善著作權大規模許可合同類型提供了思路。［6］
三、數字出版時代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完善進路
（一）最優完善進路
無法科學應對數字出版領域利益失衡的局面，未能及時解決集體管理組織在信息透明、信任傳遞、作品傳播等方面的問題，是導致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運行不暢的癥結所在。這也就決定了集體管理組織應當找準角色定位，轉變制度功能，并重構其與權利人、使用人之間的關系，針對不同使用人使用作品方式的差異提供相應的許可合同，利用“著作權大數據管理平臺”等數字化手段為權利人和使用人提供支持，從而協調集體管理組織與權利人、使用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實現使用人合理付費與權利人精準獲酬的目標。故而，確保制度價值回歸抑制壟斷與激勵競爭，通過引入競爭理念與開放許可機制，逐步放開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的主體限制，豐富許可合同類型，暢通許可交易渠道，允許營利性法人在一定條件下參與著作權集體管理，便成為最優的完善進路。
（二）次優完善進路
拓寬“集體管理組織范圍”傾向的完善進路，雖能從根本上解決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在數字出版時代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但與2020年新修改的《著作權法》中關于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立法思路與制度設計有一定程度的背離。在不拓寬“集體管理組織范圍”的前提下，可以從立法、執法與司法三個層面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加以完善。在立法層面，推動區塊鏈技術及智能合約在著作權集體管理領域的運用，促使集體管理組織按照使用者使用作品的方式提供著作權許可合同類型，完善法定許可付酬保障機制，［7］以緩解集體管理的“強壟斷性”與數字出版“去中介化”需求的沖突。數字出版通過締結智能合約能在所有參與節點間建立一個去中心化、點對點的網絡，每個節點都能參與對每一筆交易的確認，即所有締約主體共同參與對每次著作權使用許可、收費、維權等方面的驗證、存儲及數據更新，能有效規避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許可中維權效率低、收費不透明、強迫一攬子合同等問題。在執法層面，明確著作權主管部門監督和管理集體組織的主要內容和程序。從內容上看，《著作權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使用費的收取標準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和使用者代表協商確定，協商不成的，可以向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申請裁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里的裁決在性質上屬于行政裁決，行政裁決程序屬于準司法程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行政裁決制度，強化行政機關解決同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民事糾紛功能”，此次《著作權法》修改將集體組織與使用者之間關于使用費收費標準的爭議納入行政裁決的范圍，正是健全行政裁決制度的有益嘗試。《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若侵權行為侵害權利人的民事權益的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權主管部門根據情節作出相應的行政處罰。實踐中，可以先由法院確定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再由著作權主管部門判斷其行為是否損害公共利益，［8］權利人在提起民事訴訟時也可將侵權行為損害公共利益作為訴訟請求或者事實依據提出，為行政執法提供線索。在司法層面，貫徹司法最終裁決原則，發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作用。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相關的版權糾紛在性質上大多屬于民事糾紛，對于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案情明確的案件，通過適用訴前調解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能夠提高糾紛解決效率，降低權利人的維權成本，節省司法資源。對于案情復雜、證據認定困難、事實亟待查清的案件，應當按照法定的訴訟程序一一查明。數字出版領域的著作權集體管理不僅涉及區塊鏈、智能合約的應用等技術問題，還要考慮算法對數字出版大規模許可交易的影響，需要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協助法官進行判斷。同時，根據《著作權法》（2020）第五十三條的規定，若版權侵權行為構成刑事犯罪，應當依法追究侵權人的刑事責任。目前我國對網絡著作權保護采取的是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并行的二元公立救濟模式，由于證據收集主體的不同所導致的證據轉化問題增加了刑事追責難度，未來需以問題為導向，推進著作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證據認定與轉化的有序銜接。
作者:趙沖 單位:河南瀛豫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