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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是現代著作權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是著作權制度設計和著作權法修改的指南。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明確規定“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規定明確了著作權法要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保護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傳播者權），鼓勵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公眾的合理使用權利），在具體內容中專門規定了“著作權人及其權利”（其中以列舉方式規定了著作權人享有17項人身權和財產權），“權利的限制”（其中以列舉方式規定了12種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屬合理使用），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包括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權利）。著作權法這樣的制度設計就是為了解決相互交織的著作權人利益、傳播者利益與使用者利益之間的沖突，維持這些沖突利益的大體平衡。

著作權利益平衡總是體現為一種狀態和過程。作為一種狀態，它表現為著作權法在對著作權人權益分配、權利義務關系總體上的和諧協調。作為一種過程，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對著作權制度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這種協調平衡始終是一個動態的平衡。從印刷技術到廣播電視技術，再到數字網絡技術，著作權法與新技術的每一次遭遇，都會打破當時的利益平衡狀態，但通過對著作權法的修改，或者擴張著作權人的權利、縮小公眾合理使用的空間，或者擴大公眾合理使用的范圍、縮小著作權人的利益空間，使矛盾得到緩和而達到新的平衡狀態，這可以從20世紀末至今世界各國紛紛修改著作權法以適應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這一現象得到印證。因此，不論技術如何進步，社會如何發展，著作權法總是在各種利益沖突之中追求著作權人、傳播者以及社會公眾之間的動態平衡。

在出版領域，圍繞著作權作品的生產、傳播、消費活動形成了作者、出版者以及使用者三大不同的利益主體，作者希望自己的創作活動得到合理報酬，出版者期待傳播活動得到回報，使用者追求自由和廣泛地使用作品，因此維持作者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作者、出版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平衡，以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是著作權法追求的目標。正是在利益平衡精神指導下，著作權法通過保護著作權人權利、保護出版者權利，并對著作權進行限制促進創新成果不斷涌現，促進出版業創新、知識共享，從而推動出版業的持續發展。

新技術在出版領域的應用催生了各類新業態，數字技術改變了出版媒介和形式，傳統出版逐步轉型升級，“媒介融合”受到主管部門的大力推進，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并生成作品，網絡出版、知識服務等也正處于如火如荼的發展浪潮之中。在出版領域，既有新的技術對著作權進行保護，如數字水印技術、區塊鏈技術等，也有新的技術被用來為盜版侵權活動提供服務，如盜版技術、零成本復制技術以及秒速傳播技術等。其實，技術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但技術的產生、傳播與應用會受人類意識的干預，其應用目的及應用結果卻有好壞之分、善惡之別。我們既要看到新的技術為著作權法建設帶來的機遇，為完善著作權保護提供的路徑。比如，區塊鏈技術為著作權保護，尤其是數字版權保護，帶來了機遇，區塊鏈技術有利于降低著作權管理成本、解決版權登記和舉證問題、解決對第三方機構的不信任問題、促進著作權相關主體間利益的公平分配等，有助于解決數字版權保護、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和“孤兒作品”等著作權難題。同時，也要看到新技術的發展加劇了著作權利益的失衡，導致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出現，基于傳統出版模式下的著作權利益平衡被打破，給出版業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

因此，實現出版業的創新發展，可從制度設計和實施路徑上重構作者、出版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為出版業發展奠定基礎。在制度設計上基于著作權利益平衡精神，合理解決新技術帶來的矛盾、沖突，維持作者、傳播者、使用者之間的動態平衡。在實施路徑上，一方面合理保護作者權利、激勵作品創作，同時增強出版企業的主動性、促進作品傳播，積極推動出版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適當增加著作權權利限制的類型，保障社會公眾自由接觸和利用著作權作品的權利，同時提高全民著作權意識，合理使用作品，改善出版業發展的環境。這樣，既有利于構建出版業創新與知識共享的協同發展機制，又能服務于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

作者:黃先蓉 單位:武漢大學出版發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