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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水資源供需矛盾逐漸突出。本文首先回顧了公共事務管理的經典理論，在對水資源管理相關文獻評述的基礎上探討了政府主導下的水資源管理模式成為主流的內在機理，得出了幸福導向是水資源管理研究重要思路的結論，并展望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水資源;幸福;公共事務

一、水資源利用情況概述

1977年UNESCO將水資源定義為:“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這個水源應具有足夠的數量和可用的質量，并能在某一地點滿足某種用途而可被利用。”這種靈活的定義說明想要對水資源界定一個清晰的邊界是困難的。但總體而言，水資源是有限和稀缺的。人類能夠利用的水資源占地球總水量的0．25%左右。水資源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加拿大人均水資源量超過8萬立方米，而科威特絕大多數用水需要從造價高昂的海水淡化處理廠得到。伴隨而來的是不同地區從對水的態度、用水習慣到水管理模式、水文化等等都存在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如何來處理越來越多的污水正在成為當今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論題。我們通常不會將水稱作不可再生資源，但是現在不僅僅是污水數量的增多，現代社會污染的加重正在將污水問題擴大化，這既體現在我們的污水越來越難以處理上，也反映在很多無法及時處理的污水對生態環境的二次污染上。地下水過度抽取、成分復雜的化學污染物、難以有效去除的重金屬元素等等正在將自然水循環過程擾亂。凈水器市場越來越火爆，時而發生的自來水事故讓家庭每天生活在憂慮之中。居民對政府的失職表達著不滿，農戶抗議著不斷上漲的水價，政府面對著水務部門不斷增長的赤字左右為難，水務部門對水源的干涸和各種各樣的污染束手無策。水資源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管理理論需要不斷創新與發展。

二、傳統水資源管理理論

人們對水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FrancoisMolle(2009)認為直至19世紀中期，流域逐漸成為生產主義者的一項“宗旨”，“水資源成為一種核心資源”。丘吉爾的名言“讓河流光榮地奉獻出全部，一點也不要流入大海”說明了20世紀初期人們對于水資源的認識依舊是直觀的。這時傳統的先占先得、依據河岸等慣例水權原則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1933年成立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被認為是流域統一管理體制的代表。地下水過度開采導致的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等問題使國家逐漸地下水也納入到水資源的管理框架中。時至今日，水資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被當作公共資源看待。政府仍被認為是對水資源管理起著決定性作用。水權的私有化、集體水權等可以看做是在公共水權下進行的二次分配。這種管理體制的自信一方面來源于對政府作為理性主體的客觀無私及行政命令的富有效率;另一方面，哈丁(1968)的公地悲劇模型提醒人們如果對水資源放任使用，最終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集體行動中理性個體僅依靠自主行動難以達到全局最優。奧爾森(1965)論證了即便是在組織中，不考慮強制力的情況下，人們的“理性”甚至鼓勵搭便車行動，除非能夠設計出一套完美的利益—責任分擔機制。懷特(1957)提出了流域開發理念，其以多目標大壩、控制流域、公共投資區域發展為特征。“現代神殿”式的大壩受到各國政府的歡迎，但很快被證明無法承擔起這一責任，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些工程所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以及人類活動的嚴重后果(Acremanet，1999)。多目標規劃方法受到了重視，水資源管理開始考慮生態治理、污染責任、可持續性、社會成本等多重因素。國際水文科學協會提出將流域內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統一協作的流域統一管理概念。其目的在于防止土地退化，保護淡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IAHS，2000)。全球水伙伴則將IWRM作為水資源管理的核心概念。綜合水資源管理(IWRM)被定義為一種促進水、土地和其他相關資源的協調開發與管理，以期在不危害關鍵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前提下，用公平的方式使經濟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水管理方法。(GWP，2000)而在另一方面，還有很多學者在進行著水資源管理思路和理念上的創新。傳統水資源管理理論中，水資源通常僅僅被當成社會發展的約束條件而被考慮。實際上，辯證地看待水作為約束性要素和驅動性要素的關系是必要的，將水資源根據其自然屬性或社會功能作一簡單分類難以對水資源做出全面性考察，這種方法論已經難以滿足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如何從傳統的還原論轉向整體論的視角中去是探索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新的方向。

三、水資源管理的幸福導向

近年來陳惠雄教授(2013)從幸福經濟學出發，提出基于流域差異的幸福水管理思路。程國棟(2011)等針對張掖市提出了面向幸福的水資源管理戰略規劃。這代表了水資源管理一個嶄新的視角———幸福導向。水資源作為人類社會一種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對其評估也應與其滿足人的目的的程度相關。人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說，人活著是為了什么?“人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的、未定型的、通過選擇不斷地超越“此在”的存在物”(羅敏，2001)。幸福論者將目的與手段結合起來，認為人追求幸福具有自明性，人的目的是幸福，而同時超越“幸福”同樣也是幸福。在這里，幸福的反義是不幸福，它與快樂或者痛苦等情感不同，也與欲望和需求等概念相異。幸福作為目的包含理性和感性兩方面。幸福導向的水資源管理的內涵同樣包含理性和感性兩方面。實際上，這兩方面是密切相連的，在諸如水量、水質、水文化水環境等方面，很難對其理性層次與感性層次進行區分，也沒有區分的必要。幸福導向的水資源管理最終要將人用水的“幸福”反映出來。具體到個人而言，令人注意的是微觀上主觀幸福與客觀幸福的關系。近年來幸福指數的研究成為風潮。伊斯特林悖論說明了幸福感影響因素的多元性，收入水平、激勵與創造、社會資本、意識形態甚至相對消費水平都會影響到人們的幸福感。這并不意味著主觀幸福的衡量是任意的，因為個人的主觀感受依存于客觀現實之上;而在另一方面，在對幸福的測量中將主觀幸福考慮進來并不意味著客觀幸福的度量不再重要，后者依然是衡量幸福的重要標尺。總之，幸福導向的水管理模式把幸福目標與水資源管理要素結合起來，將管理由單一的作為對象的水擴展到每一個人，綜合考慮了水資源管理中涉及的經濟、人文、社會、生態因素，完善了水資源管理分析的微觀基礎，其對水資源管理的決策支持系統和政策制定模式將產生極大的影響，對于提升社會的整體幸福同樣有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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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曉鵬 單位：浙江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