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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碩夫 單位：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西方宗教往往是絕對的一神教，認為神是絕對的、唯一的實在，反對崇拜其他神靈。雖然基督教有三位一體之說，但是圣父、圣子和圣靈只是上帝的三個不同位格，并不是獨立存在的;而伊斯蘭教更強調神的絕對唯一性，例如穆斯林在做禮拜時必須虔誠地誦念“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的清真言。《古蘭經》說道:“你們所當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絕無應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2］而“伊斯蘭”這個詞本來就含有“順從、服從和歸順”之意，就是強調對真主的絕對服從。不服從真主而信奉其他神靈的人就被稱為“卡菲爾”，意為“抹殺者”。而“一神信仰保證了整個宗教的宗教觀念的系統化和邏輯化，而系統化和邏輯化的宗教觀念是宗教行為標準化的前提條件，而只有有了標準化的宗教行為才會有規范化、嚴密化的宗教組織，宗教信仰者才會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在發揮宗教的社會凝聚與整合功能”［3］，但同時一神信仰也較易引起宗教沖突，例如當今基督教社會與伊斯蘭教社會的對立，以及歷史上不同教派間的敵對都反映了這一點。

神作為創造者和歸宿的區別

在西方一神教看來，神是世界的創造者，人是神的產物。在西方宗教的宗教經典中，都有大量的關于神造人的描述。例如《圣經•創世紀》中就記載上帝花了六天時間創造了世間萬物，而且還創造了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規則次序、倫理道德。《古蘭經》也強調世界出于真主之手，真主“創造天和地，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4］;真主是“永生不滅的，是維護萬物的”［5］。另外，神不是隨意地扮演創造者，而是根據一定的內在目的進行創造，體現了一種目的論的思想，這同時也展現了神的全能與偉大。基督教就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的過程中體現了它對于人類的無限的愛。

由于中國宗教普遍有多個神靈，因此很難形成神創世界的觀點。反之，在中國宗教中，神往往是信徒窮其一生踐行宗教活動希望獲得的終極目標，是信徒人生的終極歸宿，他們從事宗教活動的最高目的就是實現與神靈的零距離接觸，達到一種人神合一的完美境界。例如，例如佛教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背后沒有一個創造的主體，若執著于它就會陷入無明的深淵，因此修行的過程就是要反對住相，破除我執。道教也認為事物是由抽象的“道”演化而來，否認一個至高無上的創始神靈，神靈和人一樣都源自“道”這一宇宙的絕對本體。例如，《太上大道玉清經》卷二《慈悲方便品第六》說:“有情無情，稟道而生。”［6］吳筠《玄綱論》也說:“天地、人物、仙靈、鬼道，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7］而修道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按照一系列的道功、道術，使自己的身體擺脫塵世的束縛，最終白日升天，羽化成仙。例如，唐代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在《天隱子》中就提出了“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的成仙之道。

人神關系的區別

由于在西方宗教中，神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絕對主宰，世間萬物都出自神的手中，因此人相對與神來說永遠處于從屬地位，永遠是不完滿的，人和神之間的距離和鴻溝永遠不可消除，人和神是根本對立的。在基督教中，由于人運用自由意志，違背上帝旨意，偷吃了關乎善與惡的禁果，所以犯下了與生俱來的原罪，需要借助上帝的拯救，而自己無法將其消除，人只有信仰上帝，遵從上帝的旨意才能獲得“救贖”。但是，人的得救不等于他被創造地位的改變，不是使他成為上帝而只是使他仍然成為真正的人。伊斯蘭教雖然沒有原罪說，但伊斯蘭教徒必須踐行的“五功”和崇奉的“五信”，就表達了信徒對真主安拉的無限虔誠和絕對服從，同樣顯示出神的無所不能和人的無限卑微，體現了人的命運與神的意志息息相關，折射出一種人神對立的關系。而在西方語言中，宗教一詞“religion”源于拉丁字根“ligare”(粘合、捆扎)，因而宗教一詞意為“重新粘合”、“重新捆扎”。這就是說，人和神是彼此分離與對立的，需要重新獲得一種統一。

而這種統一需要神的救贖，單靠人的自身修煉無濟于事。而這種人神關系的理解更是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民族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在神的至高無上和人的不完滿性的對立中，西方人形成了人與世界二元分際的思維模式。世界具有神圣性和規則性，人是有缺陷的，那么就我們應該對其嚴格遵守和虔誠敬畏，因此促進了西方人對法制和規則的重視，同時也容易造成對人性的壓制;而人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下對神靈進行反思時，也會形成主客分際的對立，這樣就無形之中蘊含著主體性過分張揚的危險，從而破壞人和世界的和諧，以及引起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對立和沖突。《圣經》創世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讓人管理他所創造的宇宙世界。如《圣經•創世記》里記載，“上帝說:‘我們要照著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樣式造人，讓他們管理魚類鳥類，和一切牲畜野獸爬蟲等各種動物。’”［8］“上帝賜福給他們，說:‘你們要生養許多兒女，使你們的后代遍滿全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們管理魚類、鳥類，和所有的動物。’”［9］這些都表明，人從上帝那里獲得了與其他萬物有不同的責任和使命，主要就是管理、看守宇宙秩序的責任，人蒙受上帝隆恩，是高于自然界其他生物乃至異教徒的的。而工業革命的種種弊端和現代化的層層危機，加之各種宗教沖突足以說明這點。

相反，由于中國宗教認為神是人所追求的目的，因此人可以通過宗教活動發掘自身的神性，從而超越蕓蕓眾生。神和人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人人都能在修行中達到對神的逼近。小乘佛教雖然認為人無法成為佛陀和菩薩，但最后修成的羅漢同樣具有一種神性，是神靈的一個位階。大乘佛教更是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例如禪宗就說:“心迷，佛即眾生;心悟，眾生即佛。”人和佛的距離只在一念之間。同樣，道教認為人神同質同源，皆由道生，都具有道性，因此人神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而道教的煉養之法始終貫穿著一個“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認為人的得道成仙，完全取決于自身。而道教神仙信仰體系中本身就包括了許多往世的凡人，只是因為他們修煉得法，便有幸加入神仙的隊伍。由此可見，中國宗教的人神關系是融合和統一的。

相比之下，在人神統一融合的宗教觀下形成的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世俗性，神圣與凡俗的分野較為模糊，宗教也難以撼動世俗的權柄。而中國民族也隨之形成了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辯證思維方式和圓融應變的處世哲學，具有更強的整體感，更加重視個人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但這種思維模式對現代社會民主法治的健全和自然科學的深入研究也會產生某些不利因素。

神形象的區別

既然西方宗教認為人神是對立的，那么依照人的智力，我們無法設想神的形象，因此西方宗教強烈反對偶像崇拜，而是將人的美好特性集中抽象為一個異己的絕對精神實體，而不構造具體的物象。對于至高無上的唯一神，若賦予其具體的形象，就必然給其一定的外在規定性，著勢必造成對神的某種否定，從而增加了神的局限性，降低了神的神圣性。例如，在基督教中，我們看不到上帝的具體形象，基督教的各種人物雕塑只是反映了《圣經》中人物;而伊斯蘭教更是反對一切偶像崇拜，造像更是十分罕見。而反對偶像崇拜，使得西方宗教的神靈更為抽象，每個教徒都能描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神靈，這無疑便于宗教的傳播，使教徒更加注重內心的心理體驗，從而增加了宗教的普世性。

而中國宗教由于秉承多神信仰、強調人神統一和宣揚脫凡成神，就為造像和偶像崇拜提供了適宜的生存土壤。由于神靈眾多，唯有將各種神靈形象化，方能強化信徒的信仰意識和虔誠感受;而若沒有一個外在的具體物象作為宗教修行的指引和導向，那么信徒的修煉動力、修煉激情也會大打折扣。在佛教盛行的地方，佛教造像藝術可謂多姿多彩、美輪美奐，既給人視覺的享受，又給人心靈的震撼;佛教的神靈系統中，包括了諸天、阿羅漢、閻王、小鬼等各種神祇，它們被塑成各種模樣，豎立在佛教殿堂中間，供教徒禮拜。道教在與中國民間的信仰相結合的過程中，同樣塑造了各種具體的神靈形象供信徒頂禮膜拜。而將神靈信仰物化，神靈形象人格化，則有助于加深信徒的宗教體驗，縮短人身之間的距離和鴻溝，達到一種人神合一的宗教境界。

總結

總之，中西宗教在對神靈的理解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同，而這種差異又深刻影響了中西方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西方社會的社會文化。但是宗教是社會的產物，神靈觀念對根到底人與人之間各種社會關系的反映。因此，我們在比較中西宗教的神靈觀時，不應該只從神靈觀本身出發，或者單單把神靈觀還原成人本質的異化，還應結合中西社會現實，探尋其形成的社會基礎。具體說來，西方社會在古代長期處于分裂和戰亂的狀態，基本上沒有形成一個中央集權下的大一統國家，所以他們必然在宗教上呼喚一神教和神的至上性，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和穩定社會秩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在古代會出現教權高于王權或者政教合一的權力形式。

反觀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國家處于統一之中，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較強，教權很難撼動王權的地位，社會生活的的世俗性強于遠遠強于宗教性，人的主體性大大突出。因此，社會不需要強大的一神教和至上神來穩定社會秩序，神靈的觀念自然就帶有很強的世俗色彩和感性色彩，人和神的關系也呈現出相對協調的局面。所以，通過宗教神靈觀的不同反觀中國和西方的社會文化差異，便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不同神靈觀產生的原因，加深我們對中西社會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