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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山石窟與龍山石窟

以石窟造像蜚聲海內外的天龍山石窟、龍山石窟即是寺廟古建筑文化典型代表之一。石窟寺就是指開鑿于河畔崖間的佛教寺院。形式上與普通寺廟不同，但是功能卻無不同。中國石窟寺起源于印度。隨著佛教的傳播，石窟寺這一既經濟又適于修行的寺廟建筑也一并傳入中國，并影響中國文化長達上千年。因此石窟本身就是佛教寺廟文化中的一個重點和亮點。天龍山石窟眾多佛教造像與龍山童子寺大佛、蒙山大佛等代表著太原佛教石刻發展的輝煌成就。明嘉靖年間高汝行所修的《太原縣志》曾對天龍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做出了如下評價：“此山松柏蒼翠，林木蔥茂，既具天然之生成，復有人工之修飾。勝境之佳，在環省諸山中實屬罕見，且峰巒秀美，泉聲淙淙，氣候清爽，幽雅絕俗，游者于此，輒有不忍即返者。”明朝時如此美景，在南北朝時期也必定佳景迭出。如此來看，北齊高歡父子于天龍山修建避暑宮、開鑿石窟、建造寺廟，實屬必然。

關于高歡時期晉陽地區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這樣的：北魏末期，朝廷動蕩，政權旁落，軍事重鎮晉陽地區為爾朱榮把持。公元531年，爾朱榮的部下高歡起兵晉陽，討伐爾朱榮家族，殺了爾朱兆，并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以晉陽為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從此高歡人生得意，逐漸掌控了北魏的實權。公元534年，高歡又立元善見為孝靜帝，建立了東魏政權，定都河北鄴城，并把晉陽作為別都，作為大丞相執政晉陽達16年。在當時北朝時期的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文化發展相對比較落后。對于佛教的信仰大多停留在宗教的層次，不太注重義理的研究，形成了與南朝佛教重義理而不重宗教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模式。高歡父子崇佛、信佛。末法時代，高歡也許是為了滿足自己時刻能得到佛祖庇佑的愿望，開鑿了天龍山最精美的第二、三窟。受到了南朝文化的影響，造像清秀飄逸，服裝著飾效法了南朝士大夫的行徑。這兩窟雕鑿精刻，手法洗練，文化特色、藝術特色極其豐富。高歡之子文宣帝高洋繼承父志，重修避暑宮，創建仙巖寺，繼續開鑿石窟，現在天龍山石窟第一、十、十六窟即為北齊時期所雕鑿。這三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洞窟主室前雕鑿有仿木建筑的前廊。前廊雕有兩根八角柱，柱下有覆蓮柱礎，柱頭上有一道大額枋，枋上雕一斗三升斗拱和人字形叉手。這種前廊后窟的洞窟形制是模仿寺院大殿建筑而來的，為我們研究當時的木構建筑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孝昭帝高演也于公元560年在天龍山創建了天龍寺，天龍山之名由此開始（也有人說，天龍山之命名源于易經乾卦，此事仍有待于考證）。高氏父子也因此成為了天龍山歷史文化的功臣而被載入史冊。實際上蒙山大佛、龍山童子寺大佛均為北齊時雕鑿，這也充分驗證了高齊王朝崇佛、信佛的程度。東魏、北齊以降，后世子孫紛紛效仿。隋、唐等朝代繼續在天龍山開鑿石窟，延續了這一優良傳統將近數百年時間。如今天龍山石窟共二十五座，分別坐落在東西兩峰的崖壁之上，成為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龍山位于天龍山之右，在龍山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全國惟一的道教石窟———龍山石窟。據研究其雕鑿最早應在唐代，元朝初期，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弟子宋德芳（號披云子）主持雕鑿修建了其余道教石窟。因為是全國惟一，所以就顯得異常重要，況且，雕鑿技藝和水平也是很高（此處暫不詳述，容后詳細介紹），自然更容易引起世人注意了。

寺廟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寺廟建筑及其形式演變是一個地區宗教思想發展、宗教文化傳承、社會文明積累的直接見證。寺廟的歷史延續與傳統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歷史煙云跌宕起伏，千回百轉，無論是其建造者還是修繕者他們當年所付出的艱辛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湮沒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僅給后世留下了許多個難以猝然解開的謎。據此我們可以相應做出如下判斷：寺廟建筑及其遺址的存在為我們留下了最真實且能深刻反映當時歷史的重要信息，是除了歷史典籍記載之外作為實物證據能幫我們還原關于那段歷史、提供給有心人解謎破霧的“金鑰匙”。因此對于想要了解與研究歷史文化的人來講，就單憑寺廟這種宗教信仰能密切聯系社會各種層次之人（尤其是達官貴人，這些人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這點，對寺廟等這些古建筑群體似乎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殘破不堪的寺廟建筑形式，歷經數年風雨，最終將會把人們帶入它的生活的輝煌年代。寺廟原本僅是指佛家寺院和建筑，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演變，釋道儒共處一室成為現實并長期存在人們的生活范圍，嚴格意義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建筑形式引領思想潮流，建筑風格代表了歷史與文化。中國傳統道教的逐步演變與成熟，東漢明帝年間隨著佛教的傳入，逐漸在中國大地的落地生根，再加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正統思想的長期居于統治地位，儒釋道三教經過多年較量與對立之后合而為一，成為了指導傳統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因此，對于晉源區寺廟的研究與考證不應該只停留在佛教這一塊，也應該把道家宮觀和儒家的孔廟與家祠甚至影響社會進程的特殊古建筑作為考察研究對象（甚至是后來影響中國發展的外國宗教，比如基督教、天主教等），把影響傳統社會的這些主流思想相關的古建筑及其文化內涵闡述清楚，就盡可能還給了歷史一個清白身，也可以給后人一個較為清晰而準確的答案。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分析，寺廟的價值似乎比我們所要估計的還要重要得多。這才是我們要進行寺廟等相關重要古建筑調查、保護、研究、考證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2011年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這是一次文化的盛會，會議吹響了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號角，給了我們從事文化行業之人極大的歡欣與鼓舞。在國家提倡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機緣到來之時，為了弘揚晉源區優秀的歷史文化，進行文化傳承，在晉源區政協領導以及文史委的提議與倡導下，作為對晉源區歷史文化感興趣的年輕人，幾年的工作經歷，幾年的深入思考，曾親眼目睹晉源不少現存寺廟，許多破敗不堪，深感痛惜。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現今很有必要進行晉源區寺廟建筑與歷史文化的整理與研究。要做好這個工作，首先就得大量搜集資料，進行實地調查，拜訪專家名流，找出寺廟文化發展之脈，進而追本溯源，列出提綱，把每個寺廟都盡可能放到它所生存的歷史環境中來寫，以歷史沿革的形式來描寫每個寺廟，做到實事求是，客觀準確。關于寺廟文化這個課題，其實早在公元2001年，晉源人張德一、姚富生歷時八月進行有關走訪與查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潛心研究，當時合著出了一本書《太原市晉源區旅游漫談》。這是一本具有現代意義的對晉源區旅游文化做了系統全面工作的好書，重點突出，優勢明顯。此書中共從晉陽古城、舊太原縣、晉祠、天龍山、王郭村景區、西山景區、晉陽湖景區等七個方面（63處旅游景點）詳細地對晉源區當地的旅游現狀與文化資源進行了一次很有效的梳理。書中歷史、古建、宗教、民間傳說、地方風俗、軼聞趣事各個方面協調一致，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書末的《晉源區古跡、古建存毀一覽表》為我們下一步進行有關走訪考察做了很有意義的參照。

結語

隨著時代的發展，晉源區寺廟文化特色愈發彰顯并會異彩紛呈展現在世人面前。散落在鄉村中、深山里的寺廟等古建筑同處在鬧市中的寺廟古建筑群體共同見證著晉源區曾經的輝煌，演繹著一幕幕感人的傳說故事和信仰。重新打撈這些歷史記憶，有助于我們發現古人的智慧，感知寺廟等古建筑不可替代的文化傳遞功能和心靈慰藉。（本文作者：吳鵬程 單位：太原市天龍山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