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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環境的變化引發人才需求變化,進而促使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的調整。國外新聞傳播教育存在社會科學的導向,國內的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也呈現出轉向社會學的趨勢。社會學的學科基礎和中國社會學獨特發展路徑為充實和改善新聞傳播教育提供了可能,具體體現在理論、研究方法和相契合的培養目標上。
關鍵詞:媒介;新聞傳播教育;社會學;人才培養
新聞傳播學在1997年被確定為一級學科[1],據教育部高教司統計,截至2010年,全國已有460多所高校開設了新聞傳播類專業點661個,在校生達到13萬人,每年的畢業生人數達3萬多人[2]。這種“超常規發展”勢頭似乎是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傳媒市場的一種積極回應:為市場培養、輸送人才。現實并非如此,近幾年來,學界出現了大量對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的問題、矛盾的討論。這些討論是在數字技術的應用和網絡傳播發展的大背景下,討論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學科設置、教育理念中的問題,落腳于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和市場需求不匹配[3][4][5]。本文無意于羅列此前學界的一些聲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實踐,嘗試闡發一種新的趨勢,即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的社會學轉向,它既是趨勢,也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解決路徑,增強新聞傳播教育的“社會科學”分量,推動教育研究的多視角和多元化。
一、尋徑:西方新聞傳播教育
國外新聞傳播教育模式有歐洲或英國模式、美國模式、日本模式等。與我國相反,英國先有傳播學后有新聞學,英國高校對新聞系和傳播系的區分較嚴格,培養目標不同:新聞學注重過程和制作細節,而傳播學研究傳播效果,“傳媒研究從來就是社會學家的事業”[6]。英國高校很少專門開設新聞傳播院系,多從屬于社會科學類、社會學院、人文藝術類等院系;專業設置秉持“統合主義”理念,強調學科交叉,如與人文、藝術、社會學等學科統合,拓寬學生知識面的同時吸收傳統優勢學科的知識底蘊[7][8]。美國的新聞學和傳播學同步發展,學科界限不清晰,學界一般將美國的新聞傳播教育模式分為純粹職業化教育模式和強調通識理論教育模式,前者觀點是“最好的學習新聞與廣告的方法是實踐”,課程設置的目標是“確保操作與理論的合作關系”,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后者認為“職業培訓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新聞學要想在研究型大學立足,必須將自身定位于社會科學”,在其課程設置中,新聞傳播方面的課程只占1/4,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課程占3/4[9][10]。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和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第二種模式越來越受到關注。日本新聞傳播教育是在新聞傳播實踐中進行,報社、電臺、電視臺等媒體承擔了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學校教育主要以學理教育為主,與業界保持距離,學術研究應被置于教育目標首位。然而隨著數字化和互聯網的發展、社會對大眾傳媒的要求提高,對新聞傳播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傳統培養模式受到沖擊。變化的標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個培養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機構——日本早稻田大學新聞學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養高度專業化職業化記者為目標,但在提高職業性教育的同時,保持社會科學知識儲備,批判性思維培養等傳統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聞傳播教育有各種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聞專業主義和媒體素養教育;重視人文素質、社會科學基礎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聯系緊密,許多學校的新聞傳播學設置在社會學院或社會學系下;教育模式與時俱進,根據時展和社會需求調整人才培養模式[13][14]。
二、辟源:社會學視角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于西方,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創立,創立至今,涌現出涂爾干、韋伯、馬克思、哈貝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會學根本問題是“社會何以可能”,在這一問題引導下,衍生出:個體與社會、理論與實踐、宏觀與微觀、結構與行動等關系探究。社會學的視域廣泛,從關注國家與社會、社會秩序的宏觀結構主義視角,到關注家庭、社會制度、社會網絡的中觀組織和網絡視角,再到微觀的社會互動視角,而且微觀社會互動的研究成為新趨勢。傳統的新聞傳播理論如線性模式、控制論模式等傳播結構理論,魔彈論、第三人效果理論等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均基于“傳者—受眾”的單向傳播形式,近年來,新媒體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單向傳播模式。從本質上來看,溝通即社會互動,自媒體上的社會互動不同于傳統的線下在場互動。互動頻率和方式的變化,都要求新聞傳播理論有新的視域和面向,而社會互動的研究正是社會學創立至今一以貫之,且理論成果顯著的領域,運用社會學的符號互動理論解釋傳播者的行為、運用社會網絡理論闡述新型社交網絡關系是新的趨勢而且大有所為。
三、趨勢與可能:汲取社會學營養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傳統媒體受到沖擊,新聞生產的流程也發生很大變化,由“流程化”轉向“一體化”,發展出“融合新聞”;受新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的影響,“受眾”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傳播者;媒體用戶對媒介產品的閱讀要求也越來越高,一方面是快閱讀,一方面卻是對報道深度和廣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發了各類媒體在爭奪用戶上的競爭,更對媒體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作為新聞傳播人才最重要的培養場所,我國高校開始嘗試做出調整。過去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術至上主義”問題,通過單純的媒介知識教育以培養應用型人才,這種教育模式下的學生視野狹隘,往往只關注技術,而忽視媒介與社會、使用媒介的人之間的關系,無法滿足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改變教育理念的改革隨之而來[2]。2013年,在對國內18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調查中,大多數院系都提及加強通識教育,跨專業、跨學科培養復合型人才的目標,一些學校還在學制上做出了嘗試,如“2+2”模式,課題組形式[15]。新聞傳播教育界和學界對社會學重視是相輔相生的,以《國際新聞界》雜志為例,2010年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涉及社會學主題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達到22篇,且涉及的范圍變廣,社會網絡、社會互動、社會運動等話題越來越受到關注。且不論新聞學專業最初下屬于社會學,社會學在新聞理論和實踐中的作用逐漸顯現。傳播社會學從傳媒與社會視角出發,分析傳媒的社會功能,并探究傳媒與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構關系;從微觀上看,則包含媒體從業者的社會角色,媒介組織等議題。新聞實踐方面,新聞報道通過廣為傳播引導社會輿論,從社會學視角看,輿論是一種動態性社會意識,輿論形成后需要引導和社會控制和平衡;報道中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也需要從社會學的“個體與社會”“社會秩序何以維持”等發問出發,進而改善。在方法上,實證主義傳統從社會學創始人孔德開始,后經涂爾干、科爾曼等學者的發展,形成如今社會學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傳播效果的眾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聞傳播中的精確新聞、策略傳播廣泛運用問卷調查;傳播學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爾德倡導并確立“實地調查法”作為傳播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觀察法是新聞工作者的重要調查方式,新聞傳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聞采訪也是訪談法的一部分;內容分析法是社會學文獻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聞傳播的學者廣泛采用。社會學從誕生之初便被定義為一門“科學”,因此形成了較嚴密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目前中國社會學是“為人民服務的社會科學”,要求人文素養與社會科學素養結合,而新聞報道或是營銷策劃也要求從人的角度出發。此外,社會學強調批判性思維,無論是針對理論還是社會問題,這一思維方式對于處在瞬息萬變的媒介社會的新聞傳播學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兩類學科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契合的。總之,新聞傳播教育的社會學轉向是一種趨勢,同時新聞傳播教育能從中受益,包含理論和研究問題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養具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素養的綜合性人才目標的達成。
四、結語
新聞傳播教育必須緊跟傳媒市場和技術的變遷,培養行業內的急需人才。技術的日新月異和“信息爆炸”,使得豐富的知識儲備和社會科學素養成為對全球市場下新聞媒體從業者的普遍要求。而新聞傳播教育的社會學轉向是這一要求下的趨勢,社會學廣闊的研究視野和豐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標,更增強了社會學知識在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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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少林 單位:大學上海電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