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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曉哲 單位：太原電力高等專科學校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發揮著主導性作用，擔負著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的設計、引導、組織和控制的任務。可以說，思想政治教育的既定目標能否達到，教育效果是否理想，教育者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應該說，在長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無論是相應的管理部門、教育機構還是廣大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員，對這個問題還是高度重視的，但有一點目前關注還較少，這就是筆者所言的文學素養，文學素養應該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質的一個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活動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主要取決于如下三方面因素：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深刻理解和掌握教育內容，如果教育者本人對教育內容理解不深刻，就談不上去教育他人。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具有一定的表達溝通能力，能夠用適宜的方法把教學內容傳遞給教育對象。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具備人格魅力，促使教育對象認可和接受其教育。從以上這三個方面來考察文學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對思想政治教育者提高其教育的實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具備文學素養能加深思想政治教育者對教育內容的理解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列舉了人類掌握世界的幾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即哲學或理論思維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和實踐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藝術列為掌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充分顯示了藝術對于人的根本意義之所在。藝術不僅具有怡情悅性的娛樂消遣功能，而且還是對世界的認識和解釋。具體到文學而言，其掌握世界的方式具有整體性、深刻性、預測性等優勢。

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情感的外在體現，而作為一種社會產物，也是人的主體性、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對象化。文學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處，在于文學對社會人生的反映是綜合性、整體性的，是“百科全書”式的。比如，政治學是從政治權力關系方面反映世界，哲學從世界觀方法論角度反映世界，倫理學從道德關系反映世界，這些學科都從某一個角度反映了世界。而我們從文學作品中所能看到的，卻是對社會、人生尤其是人的內心世界的全面整體的反映。作家王蒙在一次講座中這樣評價文學，他指出“，當你鉆到文學里以后，你會覺得文學的方式實在是太好了，用文學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打造人生，實在是太好了。……文學的方式是總體的方式。到現在為止，我只知道對于文學家來說，一切經驗都是有意義的，一切觀察都是有意義的，……文學的這種總體性特征，我覺得它是其他各種方式無法相比的”〔1〕。

文學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僅是全面整體的，還是一種深層的把握“，它能揭示現實中被遮蔽但卻是重要的東西，揭示平靜的水面深處涌動的潛流”〔2〕146。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有深邃的意境和深刻的思想。因為對藝術精神的掌握，同理論精神、宗教精神、實踐精神的掌握一樣，都是對思維著的頭腦的掌握，所掌握到的世界都是被人的頭腦思維著、理解著的世界。文學作為一種掌握世界的專有方式，蘊含著作家本人的人文精神、思想傾向和價值觀念，體現其對人生、社會、歷史的理解和認識，而那些能經得起檢驗的經典文學作品，首先在于這些理解和認識都是符合本質規律的認識。恩格斯在致拉薩爾的信中曾提到“：您不無根據地認為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3〕。這里恩格斯所說的“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指的就是能夠反映歷史本質規律的認識。這種認識的意義在于它體現出了作家的主體性。什么是主體性呢？馬克思認為，隨著人的本質力量在對象中的實現，對象也就成了人自身。在對象中實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和人的個性，就是主體性的形式。文學就是人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來表現自己的主體性。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以生動的形象和剔透的分析，揭示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等級制度對人性的異化和剝奪，《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等作品，通過對人身境況中種種裂變、悖反、畸化情景的描述，深刻地剖析了國人扭曲和變異的“國民性”，目標直指“吃人”的封建歷史。昆德拉認為，“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去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一部不去發現迄今為止尚未為人所知的存在的構成的小說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4〕。

文學掌握世界的方式還是預測性的，我們從文學作品中往往能感受到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優秀的文藝家，始終密切地注視著最本真、最直接的現實生活，始終保持著對現實脈動的敏感，文學家通過自己對現實社會生活深刻的洞察力和極為敏感的感受力，能夠正確地預見并刻畫出代表社會發展趨向的藝術形象。文學家關注現實，但他更要求超越現實，追求理想，審美世界的想象性又給他們提供了縱橫馳騁、追求理想的無限空間，他們的超越性和想象力往往使他們能在現實中注意到那些處于萌芽狀態的東西，能展望現實的發展趨勢，或者在幻想中建構未來社會的理想秩序和理想人格。可以肯定地說，那些對社會生活具有強烈推動力和變革力的藝術作品，其預見性都是極為強烈的。康定斯基指出“：還存在著一種能夠繼續發展的藝術，它同樣也發源于當代人的感情。然而它不僅與時代交相輝映，共鳴回響，而且還具有催人醒悟、預示未來的力量，其影響是深遠和廣泛的。”〔5〕

文學具有把握世界的整體性、深刻性、預測性特征，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標、內容體系和教育規律是相符合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關于人的思想認識、政治觀念、道德水平的教育，盡管其教育內容中往往也涉及一定的知識和理論體系，但使受教育者掌握某一領域的知識并不是其教育的目標。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鮮明的價值目標取向而非科學取向。比如說物理學的虹吸原理，學生看過實驗，聽過講解，學會了，懂得了，教育目的就達到了。但一條道德規范，比如要誠信待人，考試作弊可恥，受教育者卻需要經過反復的體會甚至是實踐中的教訓才能認可并踐行，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獨有的內化外化規律，內化外化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其中蘊含著諸多的價值取向，這是用任何一門知識性教育都無法實現的。而文學恰恰以其整體性，陳列了古往今來的眾生百態，剖析了形形色色人物幽深的心理世界，揭示著復雜卻蘊含著規律性的命運軌跡。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內容進行總體把握，提高其對世界、人生、社會的總體認識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說在知識性和技能性教育中，教育者和教育對象之間容易保持一種信息資源的落差，而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這種落差是很難保持的，因為受教育者獲取這方面信息非常容易，有時候他們在這方面的所聞所見，甚至超過了教育者。在這種形勢下，教育者的優勢不在于對知識的量和各種信息的掌握，而在于對信息的處理和對教育內容的深刻理解，并且善于揭示規律性的東西，預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文學掌握世界的深刻性、預示性特征，能夠幫助思想政治教育者提高思想水平，提高對社會、人生、歷史、心理的認識能力，加深他們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理解程度，并且提升他們的預測能力，使教育更能把握規律，更具前瞻性。正如馬克思所說：“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6〕

二、具備文學素養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文字表達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方的交流和互動中產生效果的，即使教育者本人對教育內容理解準確、認識深刻，還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才能把這些理解和認識傳遞給受教育者。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能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文字表達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需要把一定的教育內容形成文字，著書立說去闡述某種認識、闡明某種理論或宣傳某種觀點，這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學素養。我們了解和學習古今中外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的理論和觀點，大都是通過閱讀他們的書籍文章獲得的。我們在讀這類文章時，其立論之新穎，觀點之敏銳，論理之清晰，會讓我們從中獲得思想的啟迪和認識的提高。而與此同時，聞其言如見其人，通過這些文字，一些具有獨特個性風采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形象也躍然紙上，這是因為，盡管這類文章側重于思想的理性的因素，但越是能把理性內涵與美感意象結合起來，實現思想與情感的統一，這樣的文章也越是吸引人，越有說服力。通過文學語言表達出來的深沉情感內涵，更能感動人，使讀者印象深刻。屈原在《天問》中，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有關自然、歷史、社會、人生形而上的問題，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試想，如果沒有這樣優美感人、讀來朗朗上口的文學語言，屈原所要表達的“求索”意志“，受命不遷”的高潔品質和憂國憂民的情懷，恐怕就難以得到充分的表現和展示，也難以在數千年的歷史上鼓舞、激勵無數人了。在這方面，馬克思是一個突出的范例。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著大量對文學元素的運用。他運用自如地使用了豐富的文學典故知識，旁征博引，他喜愛借用偉大作家筆下的人物和生動的詞藻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刻畫同時代人物的性格，用詼諧辛辣的口吻諷刺他的敵人。英國學者柏拉威爾所說：“但是從一開始起，他就對文學表示了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后來也從來沒有減退過，導致了大量的附帶批評、暗喻和引述……晚年的馬克思則經常從文學作品中尋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戲的材料、論戰的彈藥。”〔7〕文學元素的使用使得馬克思的筆鋒極為犀利生動。《共產黨宣言》是以一句文學語言開始的：“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而這里的“幽靈”一詞，也是來自文學作品的一種隱喻；《共產黨宣言》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用的也是這樣一句文學性的話語“，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這種語言何其力透紙背，有千鈞之力！馬克思還常常用文學名著中的一些情節、形象去說明深奧的理論，比如馬克思在評論貨幣對人的異化的那種力量時，引用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中的一首詩來作自己的論據“：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一點點，就可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這形象地說明了貨幣使一切人和自然界的各種品質的顛倒和混淆，它使人異化、外在化。因此，很難想象，如果把馬克思著作中的文學元素全部抽取掉，還有沒有那些充滿睿智與激情的、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無產階級的思想和理論呢？

當然，思想政治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更多是一種口頭上的教導與交流，這就需要教育者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如宣傳鼓動、政治演說、課堂教學、娓娓談心等，這些思想政治教育常見的方式無不需要語言的技巧和魅力。一個沒有文學素養的人，在這方面很難達到高水平。政治領袖的演講大都是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這樣的演說，往往能起到振臂一呼、群情激昂的效果。廣為人知的文學形象、生動的文學隱喻、優美的文學語言……這些素材的運用，使他們的某種思想認識或政治觀點更容易深入人心。是運用文學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典范。他在演講、做報告或談話中，經常引用文學故事和人物語言，信手拈來，脫口而出，幽默風趣，并同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使抽象的理論變得形象生動、通俗易懂，既深入淺出地說明了問題，又很好地調節了現場氣氛。他用《紅樓夢》中林黛玉說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來比喻國際形勢；他用阿Q這個形象來諷刺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人家的瘡疤他要揭，他的瘡疤人家揭不得”；他用《登徒子好色賦》中宋玉在楚王面前攻擊登徒子的話，教育同志們要用好辯證法，不要陷入詭辯論的泥沼。引經據典、談古論今是語言的一大特色。凡是與接觸過的人都有一個感覺，與他談話，既使人心悅誠服，又使人輕松愉快。如果沒有豐厚的文學素養，又怎能做到這一點呢？批評那些缺乏語言藝術的思想工作者，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那群眾就不買你的賬“，英雄無用武之地”〔8〕。一個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缺乏語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是難以把教育內容既準確到位又生動形象地轉達給教育對象的。語言的作用還不止于此。作家張煒指出，語言不是非常單純的東西，就是遣詞造句，之所以用這種語言或不用這種語言，這里面包含了你的人生態度，你的個性，你的修養，你的素質，你的全部。所以，語言連帶著很多的東西，有的人說話非常的刻薄，有的人說話非常的深刻，有的人說話非常的輕浮，有的人說話非常的深沉，這與他個人的全部的歷史、生活的狀態是聯結在一起的，因而文學的全部問題就是語言問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問題不能說就是語言問題，但語言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無疑是舉足輕重的。

三、具備文學素養能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格魅力

蘇聯教育家烏申斯基認為，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應以教師人格為依據。因為，教育力量只能從人格的源泉中產生出來，任何規章制度，任何人為的機關，無論設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業中教師人格的作用。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育者的人格影響尤為重要。在知識型教育中，盡管教育者的人格也會影響受教育者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但畢竟知識型教育的內容是真理性的，是是非判斷，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大多是價值判斷，受教育者對教育內容的認可和接受，很大程度取決于他們對教育者本人的評判。教育者自己有了人格魅力，他才會有威信，才會受到學生的尊重，他的教育才會獲得成功。人格魅力是指由一個人的信仰、氣質、性情、相貌、品行、智能、才學和經驗等諸多因素綜合體現出來的一種人格凝聚力和感召力，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對教育對象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人格魅力是教育者的一種形象，能給人以無言的教育；它又是一種力量，能給人以鼓舞和鞭策；它還是一種表率，能給人以示范和引導。

具備文學素養能夠提升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因為，第一，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獨具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道德、能力、甚至儀容各方面都能起到榜樣示范作用；第二，文學作品對人的心理分析和展示，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更能了解人的心理，這對于交流疏導有很大的幫助；第三，閱讀文學作品對于擴大人的知識面、增加人的幽默感、優化人的氣質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古語云：“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這種作用的總結。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先生認為，中國古典詩詞能在潛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情操，因為古典詩詞可以使我們和古代優秀詩人在心靈上相溝通，可以給人以詩的眼光去觀察自然和生活并且體味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古典詩詞可以使我們感覺更細膩，古典詩詞可以啟發我們體會人生的道理。以上諸種因素，都是提升人格魅力的途徑。

文學素養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一種素質，是靠后天修養而來的，靠長期的閱讀、思考、體味等一點一滴汲取而來的。這是一個日積月累的慢工夫，絕非朝夕之功，因此，思想政治家教育者有必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有意識地進行這方面的修養，持之以恒，堅持不懈。馬克思說“：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那你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別人，那你就必須是一個實際上能鼓舞和推動別人前進的人。”〔9〕努力增強自己的文學素養，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好工作的需要，也是一種責任。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畢竟不同于文學家，它只是一種素養而不是專業研究領域，并不需要每個思想政治教育者都成為文學家，精通文藝理論，熟知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