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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眾文化是現代西方社會主要的文化狀態。在伯明翰學派看來，在大眾文化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上，大眾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存在形態，不同于以政治和經濟關系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承載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引領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中蘊含著精英文化元素，精英文化來源于大眾文化的土壤。伯明翰學派的文化學者認為，大眾文化承載著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辯證凝聚功能和作用。

［關鍵詞］伯明翰學派;斯圖亞特•霍爾;大眾文化

當今社會正處于全球化發展的環境中，在經濟、政治快速發展的同時，文化日益繁榮和多樣化，大眾文化就是世界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產生的社會環境因素

20世紀60年代，英國伯明翰學派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國的伯明翰大學應運而生，從此，文化領域中一種新的大眾文化研究形式在學術界形成，不但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而且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社會發展與社會變革的重要助推劑。雖然在2002年伯明翰學派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復存在了，但其思想在世界文化舞臺上仍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中國對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理論研究也在不斷深入。積極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無疑是繁榮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

(一)大眾文化的概念內涵

19世紀，伴隨著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出現的一種新型文化形態，英譯大眾文化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貶義為massculture，另一種為褒義為popularculture。從全球來看，不同時期的文化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角度，對于大眾文化的理解和看法給出了不同的判斷和分析，主要從哲學認識論、價值論等維度探討大眾文化的內涵和本質。其一，大眾文化是指被許多人所廣泛熱愛與喜歡的文化形式;其二，大眾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其三，大眾文化是來源于民間的廣場文化，并不是來源于正統的廟堂文化。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人們根據自身需要而創作出來的，是一種本真的文化狀態;其四，大眾文化是社會實踐中從屬群體的抵抗力統治群體的整合力之間相互斗爭的場所;其五，斯圖亞特•霍爾自覺地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定義大眾文化，認為大眾文化既是其斗爭場域之一，也是這場斗爭輸贏的利害所在，重點關注的是文化間的關系和霸權問題;其六，中國文化理論界的學者們對大眾文化也有多種定義，認為“大眾文化是工業化技術和商品經濟條件下產生的，通過各種文化形式反映大眾日常生活實踐、觀念、經驗、感受，借助于高科技的傳播系統在社會大眾中廣泛傳播，適應社會大眾的文化品位，為大眾所廣泛接受并由他們參與其意義的生產、流通、消費、反饋的精神創造性活動及其成果”［1］(p．13)。筆者認為，大眾文化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與市場經濟發展相互適應的、人們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化形式，是世界全球化發展趨勢下廣大民眾的一種精神消費，是在某程度上實現了廣大民眾在情感、精神方面需求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引導社會輿論、形成社會思潮、穩定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大眾文化的構成，不是簡單的詞句組合，包含著復雜性和多義性。斯圖亞特•霍爾曾經指出把“大眾”和“文化”聯系在一起來研究，其困難程度大得驚人。斯圖亞特•霍爾的這種解讀充分說明了大眾文化所蘊含的復雜性。在伯明翰學派來看，不同的文化學者對大眾文化的內涵有不盡相同的理解和認識，他們認為大眾文化是在“反精英文化的傳統中成長并發展起來的，伯明翰學派中的前期體現的是文化主義的范式，彰顯出大眾文化的大眾、底層、工人階級等內涵，是一種更為經驗的大眾文化的思維和看法”［2］(p．106)。以歷史視角審視，在向農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過渡的漫長過程中，大眾文化始終在控制與抵抗的對立關系環境中不斷發生變化，體現出他們之間斗爭的復雜性、長期性和持久性。

(二)大眾文化的內涵實質

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大眾文化是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創新發展的必然結果，大眾文化的形成使以往的文化形態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眾文化出現變革性和本質性的變化，工人階級積極地、大規模地介入新型大眾商業媒體，整個文化產業的資本基礎和結構重組，形成新的勞動方式，正是這種深層次的原因促使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文化和政治關系變得更加尖銳和激烈。因此，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眾文化不存在于文化權利和統治階級力量場域之外。大眾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是限定在文化權利之間的，為大眾文化的自主性和主動性開拓了空間。斯圖亞特•霍爾把大眾文化理解為一個斗爭場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觀點，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轉換，在文化理論研究的實踐中意義重大。文化理論界普遍認為，大眾文化的內涵實質一是指人民做過的一切事情，人類學定義是指道德、風俗習慣等所有標志人們特殊生活方式的表現形式。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事物和活動的惰性不是來源于自身，而是來源于事物的對立面，從而更辨證、更科學地思考大眾文化，進一步彰顯其意識形態斗爭之場域的地位;二是事物被稱為大眾的，是因為人們盡情地享受他們，這種認識是一種消費至上的觀念，體現的是該概念的市場或商業的意義。這樣就會忽略了文化的力量，也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重要聯系，這是文化關系固有的特性，所以說沒有任何完整的大眾文化存在于文化權利和統治階級力量場域之外。大眾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是限定在文化權利之間的，并為大眾文化的自主性和主動性開拓了有效發展空間。當今時代，這種辯證關系一直持續存在著，并隨著接受與拒絕等復雜關系不斷向前發展，使文化領域呈現持續的戰爭狀態。

(三)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是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產生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改善和提高，但革命的思想意識和熱情在不斷下滑和不斷削弱，因此，致使高潮迭起的工人運動逐漸走向低谷，馬克思主義也未能幸免，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另外，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雖然國內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出現復蘇跡象，但英國帝國主義在大范圍內的撤退引發了人們的進一步思考和探究，同時由于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道德情操的失衡，在一部分人中出現了反叛的思想傾向，并表達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強烈不滿和極度失望，以至于最終產生憤怒情緒，此刻英國的本國文化領域也處在巨大的危機狀態，這一危機狀態，引起英國社會的廣大知識分子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他們懷揣著深刻的憂患意識、肩負起重大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應對這種惡劣而有不利的危機形勢，那些秉承傳統文化的利維斯主義的精英們，根本無法承擔這一重任，只能是對現實的責難和對失去美好時光的后悔與惋惜。因為左派知識分子最了解基層人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訴求，所以，這為提出大眾文化的主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進一步批判社會發展中的各種不良現象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先決的條件，還為弱勢群體爭取文化權利，為克服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危機與困境，找到了一條持續發展的最佳途徑。從所周知，歐洲1968年運動中，英國知識分子對該運動的反思和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成為伯明翰學派進一步發展的巨大動力。伯明翰學派提出大眾文化的理念，強調平民人道主義，在全面超越和創新中，努力把文化和政治結合起來，使左派知識分子在英國社會變革中發出自己的呼聲。此外，伯明翰學派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鐫刻著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環境的烙印，我們強調不同時代的大眾文化是有所區別的，雖然他們在思想上不認同經濟對政治與文化具有單向決定作用，但該學派仍然堅持站在經濟的角度思考文化問題。社會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英國的新自由經濟政策開始實施，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也影響到了文化研究領域，伯明翰學派的領軍人物、文化理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等文化學者明確否定了經濟決定論，堅持不要站在政治和經濟的角度詮釋文化研究問題，求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他們所持的經濟觀點與一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文化與經濟的關系視為結合而不是決定，大眾文化研究也更多注重微觀權力學和傳媒分析理論。實踐表明，大眾文化不是庸俗文化，也不是革命文化，對大眾文化的正確理解和認識分析離不開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中國的文化研究與創新發展要立足于本地，吸取外來文化的先進經驗，創建一種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喜聞樂見并充滿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和進取精神，也就是說既能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能為建設富強民主的國家提供思想動力的新型大眾文化形式。

二、大眾文化在社會實踐中的辯證關系

文化是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風向標和驅動力，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靈魂和脊梁，是人們與世界交流和溝通的紐帶和橋梁。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范疇內不斷發展運行，因為政治、經濟、文化、是構成龐大社會體系存在的基本要素，彼此相互關聯。而大眾文化的出現成為社會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的中心思想內容廣泛，但核心內容是具有辯證性的特點。

(一)大眾文化與其他文化的辯證關系

1.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關系。長期以來，文化始終與意識形態之間相互排次，兩者之間具有統一性，同時又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并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共生共存，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所呈現的核心是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發展的基礎又是文化，這種社會意識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在各種文化現象之中存在，并以各種文化形式為載體體現出來。也就是說，無論哪一種文化形式中都包含著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從而使掌握某種文化的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就體現出某種價值需求，根據這種價值需求的水平和所持的觀點，就會判斷出這個人的文化水平，所以任何社會在發展進程中，意識形態都是在文化的發展與進步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發展。眾所周知，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發展中，意識形態始終都站在統治者的位置，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思想意識始終被它的思想意識所左右，并影響和感染著人們的性情，使人們不斷認可和維護統治者的價值觀念，進而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緊密相連，兩者的功能也存在著矛盾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文化性和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性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關系。大眾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這是兩者的統一性，都是社會生活實踐的反映，這是兩者的內涵，兩者都具有社會整合作用的功能。其對立性表現為，從文化研究對象的過程發現，大眾文化中包含著意識形態的文化形式，而意識形態是大眾文化內容核心的展現，在大眾文化創新發展中意識形態起著引導作用，而大眾文化又是意識形態的有效承載，意識形態普遍存在于大眾文化的各種文化形式之中，進而通過各種文化形式體現出來，并積極為社會生活提供正確價值取向，同時大眾文化在不斷向前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又在這個過程中起到規范和約的重要作用。總之，意識形態是以政治和經濟關系為其核心內容，是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巨大影響的觀念體系，而大眾文化是具有文化的基本特質，是文化的一種存在形態。

2.大眾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辯證關系。所謂的主流文化是深入社會生活實踐和感應時代氣息所體現生活的本質、反映時代的風貌的精品之作，具有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巨大而又特殊的積極作用。這種文化的積極作用，是大眾文化這種形式的文化達不到的。大眾文化是市場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運而生，是對主流文化和經典文化的補充和調解，不可能占有時代文化的主導地位，更不能取代主流文化，因為文化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主要表現對民族精神的傳承、對時代精神的構建、對人的靈魂的塑造和道德的提升，而大眾文化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所以，大眾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動態的辯證的關系。在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進程中，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之間是對立存在的，這種對立存在的現象，有時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在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當一種社會因素在參與權力斗爭中占有絕對優勢時，那么這種社會因素就獲得了統治地位，也就是獲得了領導權，這種領導權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組合而成。為領導權的問題各種文化之間會互相爭斗，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各種非主流文化有時可能會取代主流文化?？傊?，大眾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沖突和相互作用。一方面大眾文化具有承載主流文化的功能，為主流文化的作用機制、形態構建方面創建了新的載體;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主流文化本身要肩負起對大眾文化的正確引領作用，消除大眾文化的消極不良成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

3.大眾文化與商業文化的辯證關系。斯圖亞特•霍爾認為:“不存在完整、真正、自足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權力和統治關系網之中，與商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彼^的商業文化，從其本質來講，是一種民主的、多方博弈的、反復磨合的文化形態。在社會發展中，無論哪個階層的權力，都應納入到這一領域的這種磨合的機制之中。大眾文化是任何社會都必然產生的現象，是現代化社會工業化、城鎮化的產物，清新自然，生氣勃勃。而由商人創造出來的商業文化，是少數人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快速合成的一種文化形式，必然會有許多不完善之處，兩者之間很難分清，只能辯證地統一地共同存在。那么現實中，隨著科技的進步，也許并不存在沒有任何商業成分的大眾文化，也就是說商業文化中也蘊含著精品之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現代社會中不可小視的文化力量。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內涵和外延的辯證關系的特點說明，要辯證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原理。斯圖亞特•霍爾贊同并堅持“無承諾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能教條地解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積極主張支持左翼知識分子對社會持有批判的態度，但對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思想理念持反對立場，大眾文化可以充分發揮社會思想的辯證整合的功能。那么，對于研究中國的文化而言，研究者要站在大眾文化的角度，對文化作微觀的社會學研究和分析，特別要注重研究大眾文化同其他文化形態之間存在的辯證關系，這樣可以進一步拓寬豐富多彩的文化研究領域，還可以參與積極塑造當代社會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宗旨就是對抗政治、經濟等有權方所致的畸形社會發展環境，以及對普通人美好人性的壓迫。在社會生活中，壓迫和被壓迫的現象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權力本身也包含著權力反抗這一權利，人們常說的反抗意識就是大眾文化所承載的一種權力，所以，在具體的研究中，不能簡單地分析種族、階級等方面包含的權力壓迫問題，還要站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更廣闊的角度，全面進行深刻的辯證分析，正確判斷明晰權力的分界點，這樣才能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4.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辯證關系。列維斯以西方社會評論家的視角認為:“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質較高的少數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為受眾，旨在表達他們的審美趣味、價值判斷和社會責任的文化為精英文化?！倍袊奈幕瘜W者們則表示，精英文化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人文科技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和分享的文化。按著他們的邏輯思維方式分析，“精英文化當是知識分子及其精英們創造及傳播的文化?！本⑽幕恰瓣柎喊籽驼呱w寡”，大眾文化是“下里巴人，眾皆能歌”，在西方社會，人們也會把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提并論，與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相反，法蘭克福學派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場上，不欣賞大眾文化形式，他們分別代表了兩種相互對立存在的學術觀點，實際上，大眾文化中蘊含著精英文化元素，精英文化來源于大眾文化的土壤，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并非截然不同。在現代社會，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是以文化精英為主導的精英文化，后來也不斷出現過以政治精英為主導的精英文化形式，先進的精英文化具有革命的力量，是社會發展進程中文化變革的開拓者。

(二)大眾文化的凝聚功能

伯明翰學派的文化學者認為，大眾文化承載著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辯證凝聚功能和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伯明翰學派的文化學者們在這一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更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它的具體內容，增加了彈性思維。強化了剛性思維，我們在社會實踐中可以看到，社會環境和文化生活中的價值變化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生產關系的不斷變化，這種變化的生產關系的固有特性，是從一個更加完整的系統范圍和更加全面的社會活動領域具體表現的。我們站在大眾文化的角度切實深入到社會實踐當中，充分認識和有效利用大眾文化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個體觀念與意識形態、個體與集體之間充分發揮辯證紐帶的功能與作用。大眾文化的功能是作為社會系統中的基本要素，在與社會其他組成要素，以及社會整體相互作用中所表現出來的功能效能。首先為普通民眾營造一個理想的文化氛圍要通過大眾文化這個載體來實現，同時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大眾文化也在不斷發展?，F代化科學技術，既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載體載體，同時又為大眾文化創新發展提供了必要前提條件，給大眾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帶來了巨大變化和影響。因此，大眾文化的基本定位和積極作用，也進一步決定了它在現實生活中必然以辯證的方式存在。而權力則是表述大眾文化的辯證性的重要工具和基本載體。在20世紀初期的現代性批判中，權力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對于伯明翰學派而言，站在社會批判的立場上和微觀政治學的角度，深刻剖析社會中權力的行使過程，這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研究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成為大眾文化權力理論分析的重要借鑒的是來源于葛蘭西與阿爾都塞的權力理論研究，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作為無意識的結構塑造了人們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意識形態的權力結構對個體來說是難以突破的”［3］，因為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是通過學校、國家機器等領域對人們的文化身份進行不斷地塑造，筆者認為，意識形態不是哪個人發明創造的，相反，詮釋個體經驗的前提和基礎可以說是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的這種權力理論的觀點，使伯明翰學派在文化理論研究的過程中，注重分析了個體現實生活與意識形態的結構性關系，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方法沒有使個體的能力得以顯現，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卻實現了這種能力。20世紀70年代后期，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理論研究之父的斯圖亞特•霍爾將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研究方法綜合起來，并出色的發揮和應用到社會實踐，實踐證明，“大眾文化不僅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消費過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意識形態生產的過程，是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編碼解碼的整體性領域”［3］。伯明翰學派認為，只有對上層建筑是如何影響經濟基礎的過程進行具體分析，并進一步對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復雜權力關系進行探索研究，才能準確提出社會發展進程中社會現狀變化的總體思路。

三、大眾文化未來發展趨勢

全球化是當今社會的客觀現實和歷史發展趨勢，這種趨勢不僅是科技、經濟范疇的交流與合作，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交融。從社會結構系統來看，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的形式也呈現開放性的狀態，是以跨學科的方式進行探索研究，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伯明翰學派的發展方向。伯明翰學派的二代領軍人物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研究不一定局限在單純的文化領域，在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打破學科界限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學科交叉是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一個文化理論研究者必須具備這一綜合素質，所以，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者多數都具有交叉學科的人才背景，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門類或領域，都成為他們重點關注和具體研究的對象，這種交叉學科開放式的研究方法，使他們進一步發現了20世紀社會發展進程中各領域存在的文化問題，不斷地進行研究和分析。斯圖亞特•霍爾的這一觀點奠定了伯明翰學派的發展方向，沒有了固定學科的界限，英國的大眾文化研究才能獨樹一幟，才會使英國的大眾文化研究出現新的局面。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雖然伯明翰學派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消失，但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研究的影響并沒有消失，還依然存在，還影響著文化理論界對文化理論的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始終與社會發展與文化變遷相伴而行，但在新的新歷史條件下和社會實踐中，文化調整和文化研究面臨重重困難，涉及到文化思想方面的問題會更加復雜，這是當前擺在文化學者面前一項浩大而又艱巨的文化更新換代的重大工程。就文化變遷而言，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以自身遇到的困境，提出如何正確理解和認識新構建的文化形式，實踐證明，同一個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得出的結論會有所不同，更何況思想認識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形式，其主要作用是確定所納入抽象思維的界限，我們現在接納人的形象，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思想框架下或是文化基礎上的，現代人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奠定了對事物認識的抽象范圍，一些人類科學家認為隨著各種知識的綜合和新技術的創新發展，我們有能力創造與我們人類平等或超越我們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出理想、道德等思維方式。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呈現形式和發展前景的開放性特點，在具體實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就我們所說的交叉學科而言，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種問題的相關性日益增強，已經逐漸打破了人們習慣了的學科分工負責的情形，在未來社會，多學科交叉聯合研究的新成果，必然是能夠指導社會實踐的正確理論。這種開放性的經驗和研究方式值得中國文化學者們學習和借鑒。馬克思曾經指出:“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總的來講，文化研究和龐大的社會系統存在著相互借鑒又相互排斥的尷尬局面，在文化轉向的新形勢下，社會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相互結合，人類學的再思考與文化研究的轉折，已經成為目前的重要任務。文化作為社會系統中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綜合體，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在當今時代復雜而又漫長的文化變革中，學者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文化研究方式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推陳出新，創造更多更好的文化形式服務于社會。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從未來發展趨勢上來看，大眾文化是處于文化變革中的開放性的存在狀態，雖然伯明翰學派關于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的影響依然在文化理論研究領域存在，但要走出相對靜寂的存在狀態，走向更高更好的發展空間，不經過與時俱進的文化變遷過程是達不到預期目的的。

四、結語

隨著全球化浪潮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大眾文化正以各種形態廣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大眾文化已經成為普通民眾不可或缺的生活需求，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改變甚至塑造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生活觀念，在社會生活中，已經成為人們相互交流與溝通、表達思想觀點的主要方式和參與一切活動的重要渠道。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期，總會出現創新求發展的關鍵時期，尋求新型文化觀念和規范與規則，這種文化變遷的現象，無疑是一場革命。人本身是沒有完成的存在因素，人的理性的力量，通過接受真理而創新發展來達到超越自身。人們對于大眾文化的評價水平會直接影響到大眾文化的創新發展，因此，根據時展來進一步完善大眾文化產品的評價體系，不斷提高大眾文化的品質和格調，注重弘揚人文精神，為大眾文化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言論環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金民卿．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簡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2］鄒威華．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3］陳慧平．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的三大特征及其借鑒意義［J］.國外社會科學，2014(3).

作者：陳孟 單位：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