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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傳統和現實兩個方面看，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養觀念可以解釋其學術思想遭忽視并引發伯明翰學派內部分歧的原因。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具有獨特的價值，對研究和理解新媒介時代的媒介素養特性意義深遠。而新媒體時代對伯明翰學派特別是霍加特媒介素養觀念的回顧，可以為加強新聞傳播學教育或者在網絡傳播、科技傳播、綠色傳播等領域展開媒介素養教育提供契機。

【關鍵詞】伯明翰學派；識字的用途；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養；新媒體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是20世紀50年代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也是二戰后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開創了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伯明翰學派最早倡導文化素養教育的鼻祖，其主要作品《識字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于1957年出版后奠定了伯明翰學派媒介素養學說的根基。從現實來看，在媒介形態和媒介環境日益變遷的大背景下，文化不可避免地轉化成媒介文化，所謂“識字”（literacy）則必然擴散為普遍意義上的“媒介素養”（medialiteracy）能力。無論是傳統媒體環境還是新型媒介興起無不催化著精英主義的崩潰，因此社會中下階層的非精英人群通過顛覆原有傳播秩序而成為主導者。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一經形成，雖然在伯明翰學派內外部飽受批評和爭議，卻一直能為文化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持續發展提供養分，并且在媒介進程中逐漸修正。如今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回歸霍加特媒介素養觀念的基本立場，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社會中下階層人群的習慣和需求，加強其媒介素養的能力建設，成為重構社會文化秩序意義重大的理論選擇。

一、霍加特媒介素養觀念的源起

在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形成傳統之前，英國的文化批評是由“利維斯主義”主導的。利維斯（F.R.Leavis）是英國著名的文化批評家，其精英主義文化觀念主要繼承了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的衣缽。利維斯認為文化是少數人的，文明才屬于大眾，文明是文化的降格，“任何時代的藝術與文學欣賞都只能寄望于少數人，在簡單和熟悉的情形之外，只有少數人能夠作出自發的和第一手的判斷”。利維斯認為標準化的大眾產品造成文化向低水準看齊，對真正文化危害巨大，因此大眾文化是其著重批評的對象。自20世紀30年代對通俗文學發起進攻起，利維斯的精英主義一直到60年代都是英國文化思想領域的主流思潮。與利維斯相反，20世紀50年代霍加特參與到文化思想批評時的切入點卻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工人階級文化。在當時深具文化保守色彩的利維斯的影響下，霍加特也難免顯示出強烈的保守特質，甚至有人頗有爭議地將其稱為“左派利維斯主義”。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對二戰前后的工人階級文化所作的今昔對比，深切地反映出“美國式”的大眾文化對淳樸美好的英國工人階級社區文化形成的沖擊。通過對20世紀30年代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富足和諧的典型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的考察描繪，霍加特表達了對50年代文化衰落的痛心。霍加特理想中的民眾是具有普遍批判能力的，并且認為民眾需要培養想象性的文化意識，以此保證在聽說讀寫的媒介接觸過程中保持自主的意識，作出最有成效的判斷。因此，霍加特的早期職業生涯從事成人教育，為中下階層的媒介素養提升做第一線的工作，可以說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特征。霍加特自己后來在接受訪談時也表示，寫《識字的用途》原本只是為了用作成人教育教材，對利維斯的“少數人文化和多數人文明”觀點的挑戰完全是在無意識的狀況下發生的。由上可知，在霍加特媒介素養觀念的體系中倡導的是社會中下階層中最為典型的工人階級的文化，但其激進的左翼思想仍與利維斯主義最終合攏，引來了思想界對霍加特早期思想的爭論。霍加特及其媒介素養觀念真正的價值，其實在于其提問所蘊含的深意——在美國式的以“標準化”為關鍵詞的大眾媒介文化背景之下，霍加特為何構建出一個“懷舊”而具有“自主”特質的工人階級文化景觀以批判商業的、消費主義的大眾文化，這樣的激進工人階級文化又何以表現出保守主義的姿態。

二、作為背景的內外部環境因素

二戰前后的大概40年時間里，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發生了重大變革。從內部環境看，社會日趨扁平化，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日益融合。在霍加特的眼中，面對大眾媒介的商業化和娛樂化的沖擊，工人階級的新一代看起來正被瓦解。但他認為這群年輕人的遭遇盡管是悲劇，卻并不出人意料，他們是“當下一些勢力集團有意創造的，是沒有主見和溫順的奴隸，成為一個具有有頭無腦的階級”，“他們總是坐著時速50碼、售票3便士的公共汽車，看票價1鎊8便士、投資500萬美元的影片”。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子女正在受到美國式大眾文化的侵蝕，與之伴隨的，是英國傳統的工人階級社區生活的衰落。各種全新的流行藝術、涉性與暴力的小說、低俗的雜志和商業性的流行歌曲，使霍加特視野中工人階級的優良文化在無知覺中迷失。另外，越來越多接受獎學金而延續受教育機會的“獎學金男孩”也改變了工人階級文化。霍加特對這一類的新工人階級作了極有針對性的比喻，稱“獎學金男孩”既不像流浪兒輕松愉快無憂無慮，也沒有獲得在私有寄宿學校受過訓練的中產階級孩子身上無意識的自信，只是為了獲得獎學金而像馬一樣接受訓練。“獎學金男孩”所處的煩惱，其實來自于從傳統集體生活脫離之后的孤獨感，以及重新獲得認同的困境。作為其中的一員，霍加特感同身受，而50年代的英國社會環境無疑也促使其加強了對民眾媒介素養的認知，開始對具有獨特批判與審美的傳統工人階級文化進行懷鄉主義的重建。從外部環境上看，激進的思想文化在50年代開始逐漸復興。二戰后英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每一個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工人階級在社會生活中的處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而青少年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福利國家成型、政治選舉權擴大，英國社會中下階層群體的媒介接觸呈現出與一戰之后全然不同的特征，而由此彰顯的社會文化也截然不同。對于工人階級來說，50年代的身份認同危機在大眾媒介興起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工人階級逐漸成為沒有內涵的群體。對媒介素養能力的培育與討論，無疑適應了當時的公共輿論，涉及“戰后資本主義的性質、福利國家所表現出的歷史這種特征、改變中的階級性質、蘇聯試驗的性質、冷戰的沖擊、帝國主義的復活、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以及在這些新條件下左派的前景”。

三、圍繞霍加特的爭議與批評

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根基在于工人階級文化的內部融貫性和外部道德性，而且不認為工人階級文化需要超越階級的界限成為社會典范，“因為工人階級文化是與‘進步’觀念格格不入的”。霍加特并不認可隨著戰后生活標準和教育機會的增長，工人階級群眾自動獲得了提升變成所謂的中產階級的說法。據邁克爾•貝里（MichaelBailey）等人的看法，了解霍加特作為工人階級下一代“獎學金男孩”身份對理解其學術及影響頗有益處，尤其是在對當代和下一代文化與社會發展問題的研究上。可是與霍加特經歷相似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卻批評了霍加特對“工人階級文化”的解釋，威廉斯認為工人階級的文化是社會性的，具有其自身都尚未明了的功能，“工人階級文化不是無產階級藝術，不是會場，也不是語言的某種特殊用法，而是基本的集體觀念，以及從集體觀念而來的機構、習俗、思想習慣和意圖”。霍加特對于“文化只能是特定階級的文化”的堅持，在威廉斯看起來是理想化的，集體的民主觀念以及工人階級的經驗基礎還是沒有遭到破壞的。霍加特激發了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在《解碼/編碼》中傳播效果的有關論述，為霍爾引入葛蘭西的霸權概念并指出大眾文化的“接合”屬性奠定了基礎。但是霍爾也批評《識字的用途》前后兩個部分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缺少連接的證據，“斷裂的文本”加深了認識論上的斷裂。1976年霍爾等人在《儀式抵抗》中批評霍加特對工人階級主動性和抵抗性的消極認識，指責其將新的青年文化“毫無道理地視為新興起的大眾文化的惡果”。同時E.P.湯普森（E.P.Thompson）從歷史和政治的視野對霍加特進行批判，認為霍加特研究工人階級文化的社會學研究路徑，缺乏工人階級歷史和階級斗爭更全面的歷史背景，認為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中將30年代工人階級文化視為理想狀態是極為不妥的，這忽略了工人階級自形成以來一以貫之的抵抗操縱和控制的斗爭，分裂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文化主義的關系。丹尼斯•德沃金（DennisDworkin）也認為霍加特忽略了區域、種族和宗教上的差異，并對此造成的英國社會變化視而不見。迪克•赫伯迪格（DickHebdige）批評霍加特的失誤是過于武斷，錯“把美國和大眾文化等同起來，把美國化和同質性等同起來，把美國的現在和英國的未來等同起來”。有學者在分析這一段歷史時，曾舉例駁斥霍加特的片面之詞，稱“那一時期的大眾文化也并非一無是處，也正是在英國鄉下的小城市里，誕生了后來的披頭士、滾石等流行音樂巨星，形成了完全不同于美國式的流行文化”。

四、問題的成因與糾正霍加特所秉持的媒介素養觀念

似乎遭到了重大失敗，所建設的工人階級的媒介素養標準也變得不堪一擊。那么其問題產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一方面，霍加特考察問題的焦點不同。霍加特認為的文化，是一種工人階級在日常生活的文化，與那種激烈批判傳統的文化并不相同。霍加特的工人階級文化觀念可以概括為“媒介素養觀念”。這種觀念顯然不是歷時性的，而是嵌入到共時的社會結構并與其他構成產生互相作用的。《識字的用途》的英文名“TheUsesofLiteracy”一書在最初命名時，被定為“TheAbusesofLiteracy”即“識字的濫用”，意圖通過細致入微的文本和媒體引語分析揭露“虛浮無實的民粹主義，人云亦云的暢銷報刊，麻木矯飾的廣告宣傳，以及文學性平平、道德感空空的熱賣小說”，霍加特將其稱之為“媒介素養能力的濫用者”。另一方面，霍加特解決問題的路徑不同。1997年霍加特在接受《國際文化研究》（ICS）訪問時，曾經談起自己與霍爾“文學的”和“社會學的”差異，霍爾更強調社會，而他更強調文學方面，但是兩者不存在摩擦而僅僅是不同。對于70年代霍爾時期開始的文化研究轉向，霍加特認為這基本上就是一種錯誤，和自己所在時期的文化傳統有了非常大的距離，但是“我沒有絲毫憤怒，變化不可避免”。不過，霍加特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他所認為的“好的文學”和“壞的文學”時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對自身觀念作了一定的“糾正”。霍加特此時關注的是文本對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彰顯，而不是文本的具體形式、渠道來源和等級層次，可見其已經開始承認大眾藝術或粗俗藝術并非不做努力就放棄了其文化意義。同時他也開始意識到類似于廣告、電視和流行歌曲等之中的復雜性，其以往所堅持的精英主義和保守主義立場有了一定的改變。總的來說，霍加特發現了傳統工人階級文化的存在，對工人階級的媒介素養能力及其運用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卻又表現出排斥大眾文化的悲觀主義。那個時期正值霍爾所說的“文化轉向”，工人階級在戰后十多年的恢復后開始遇到身份認同的困境，霍加特因為英國民眾用吸毒、憤怒等消極的方式表達意見，而試圖通過寫作來答疑解惑。但是新興的文化形式和興起的大眾傳播媒介能力過于強大，局限了霍加特的目光，使其無法準確判知美國式的大眾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民眾的媒介素養能力，能在哪些方面幫助民眾表達抵抗和自主的意識，因此混淆了理論與實踐的界限，把想象中信心滿滿的工人階級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答案，最終導致批判力不足。結語：為什么要回歸霍加特在新媒體條件下，民眾獲得的新的媒介使用技能已經不是單純的“識字”，而是一種與識字相關聯的“媒介素養”，包括從單純的學會讀書看報，到學會使用廣播、電視及至于新媒體、自媒體等終端與應用。在新媒體的時代，隨著媒介接觸硬件成本的不斷降低，操作技能的不斷普及，民眾參與數量不斷以數量級規模增長累積，使得我們不得不去認真地尋找民眾文化發展動力的來源。眾人對于霍加特的批評是源于其對于歷史和影響的延續性的忽視，然而如今的我們依然意識到時空斷裂性的存在。假如我們站在霍加特20世紀50年代對工人階級媒介素養的思考之上，會發現其對于明確民眾文化在新媒體時代的表現形態、發掘民眾與新媒體之間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激發民眾的共同情感等方面的重要性。因此，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遠遠超過了工人階級文化的范疇，將文化與生活方式連接，最終構建起了文化研究的廣闊圖景。這一觀念在英國大眾文化席卷時期形成，伴隨大眾媒體的急遽發展，受到理查德•霍加特媒介素養學說影響的英國是最早開始媒介素養學校教育的國家。如今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特別是新媒體技術和應用的不斷發展，人們被深層次地卷入媒介化社會，各種人群越來越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能力。回到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并有所發展，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檢視網絡社會。特別是對于新時代的工人階級以及其他“信息中下階層”人口來說，媒介體驗、社交生活、職業形態無一不是新的，每個人媒介素養的提升無不要加以重視，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必須像霍加特一樣對現有的媒介素養條件進行全方位的梳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馬克•吉布森（MarkGibson）嘗試將霍加特的“英國式”的媒介素養觀念帶到澳大利亞的語境中，雖然他認為英國式的媒介素養觀念多少已經沾染了保守主義氣息，但是霍加特的工作仍然提供了許多的可能性，可以提醒澳大利亞人克服日益簡化和僵化的媒介文化素養。理查德•霍加特的媒介素養學說對于跨越時空的中國意味著什么？在霍加特的引導之下，我們應該明白其觀念核心是大眾社會的結構與動力關系。學者邱林川在其《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一書中給出了階段性的整理。“新工人階級網絡社會的社會實踐特別復雜，其理論意義又特別重大”，他希望證明，“新工人群體雖然平時默默無聞，但他們卻是中國式網絡社會這部大機器里‘無聲轉動的小小的連接齒輪’”。邱林川用一種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網吧和手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也對“信息中下階層”中具有代表性的流動者、老與少以及對新工人階級息息相關的生存之地和生死之時。其中不僅是在折射新的社會形態，同時也是啟發我們在加強新聞傳播學教育或者在網絡傳播、科技傳播、綠色傳播等領域展開媒介素養教育的契機中，在新媒體的視角去審視該如何回到霍加特的媒介素養觀念。

作者:施海泉 單位:南京大學金陵學院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