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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消除低俗網絡直播帶來的不良影響，預防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凈化網絡直播空間，運用歸納分析法、文獻調查法綜合分析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驅動因素，在法律層面、政府監管、行業自律、技術支持等方面綜合施策，方能有效治理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

關鍵詞：網絡直播；犯罪行為；驅動因素；治理對策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和自媒體的快速發展，網絡直播作為新興信息傳播方式獲得了迅猛發展，網絡直播因其爆炸式的訪問量，帶來了巨大利益，受到市場青睞，加上各種資本注入，更是促進了直播平臺的發展，也為互聯網經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持續擴大，網絡直播市場經濟總量增長可觀；另一方面，網絡直播平臺魚龍混雜，低俗網絡直播屢屢出現，網絡直播平臺日益成為犯罪重災區，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簡言之，網絡直播不是法外之地，低俗網絡直播亟需治理。

一、相關文獻綜述

眾多學者針對網絡直播的不同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王麗介紹了網絡直播受眾廣、用戶門檻低、盈利速度快的特點[1]。高啟華對網絡直播的傳播模式進行了深刻分析[2]。于志剛對網絡直播中的涉黃內容定性做了相關論述[3]。劉荷花從技術規制層面對網絡直播犯罪監管進行相關研究[4]。貴重、何鵬等對美歐等國的網絡安全政策法律進行了詳細介紹[5]。不難看出，現有研究對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驅動因素分析較少，需要進一步豐富相關論述。

二、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定義

（一）定義

百度百科對“直播”的解釋是“廣播電視節目的后期合成、播出同時進行的播出方式”[6]。直播是一種技術，借助這種技術所開展的相關活動能給廣大受眾或用戶提供相關產品與服務。網絡直播是直播方式的一種，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將網絡直播定義為以視頻、音頻、圖文等形式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眾持續的發布相關實時信息的網絡活動。本文在借鑒網絡直播定義的基礎上，對低俗網絡直播犯罪做如下定義：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是基于網絡流媒體技術，通過電腦網頁和客戶端等，將低俗文字、語音、圖像、視頻、彈幕等實時直播，傳播淫穢色情內容，侵犯公民個人合法權利，擾亂社會管理秩序的行為。

（二）低俗網絡直播的特點

1.商業性。商業性是低俗網絡直播的顯著特點，絕大多數網絡主播通過獵奇求怪、直播社會禁忌等方式吸引受眾，又通過廣告、商演活動等實現流量變現。網絡直播盈利速度快，大量資本涌入網絡直播平臺，多數平臺以提高經濟收益為目的，平臺運作模式更加商業化、同質化。

2.互動性。在低俗網絡直播過程中，主播能夠直接與觀眾進行對話，觀眾擁有極大的選擇自主權。觀眾可以刷禮物、寫彈幕表達自身需求，主播會根據觀眾要求，隨時對直播內容進行調整，進而吸引觀眾注意，提升自身和平臺流量。

3.盲目性。網絡直播門檻較低，很多主播或是觀眾自身文化水平較低，無業人員居多，部分主播為了滿足觀眾無理的要求，盲從跟風進行低俗表演；部分主播為了博取眾人眼球，甚至觸犯相關法律，阻礙新媒體的良性發展。性別分化嚴重。經調查發現，女性是網絡直播的中堅力量，一方面,女生進行網絡直播本身更受大眾歡迎，優勢更加明顯；另一方面,女性的表現欲更強，更愿意向大家展示表達自己[7]。同樣在低俗網絡直播中性別分化嚴重，為了提升粉絲量，增加收益，多數為女性進行言語挑逗、淫穢表演。

三、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危害

（一）削弱道德法律規范

低俗網絡直播嚴重削弱道德法律規范的社會強制作用。在低俗網絡直播中少數網絡主播以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以丑為美的方式傳播網絡信息，大肆傳播不健康的低俗文化，誘導年輕人走出道德與法律規定的界限，這些給主流價值觀傳播和社會心態培育帶來許多負面影響[8]。

（二）網絡犯罪增長率提高

在網絡直播監管不充分的大背景下，低俗網絡直播的增加，極易誘發詐騙、傳播淫穢物品牟利、侵犯知識產權、侵犯個人隱私等犯罪行為。另外，低俗網絡直播犯罪的低成本、高收益特點致使網絡直播犯罪逐漸產業化、職業化、團隊化，加之不易被發現，治理難度不斷增大，定罪率極低，網絡犯罪增長率逐年增高。

（三）破壞網絡生態環境

網絡直播是一種面向公眾的媒體信息傳播行為，網絡直播炒作的低俗內容，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破壞社會倫理，對網絡秩序、網絡公共安全造成破壞，對社會秩序形成了不良的影響和危害[9]。低俗化的網絡直播行為破壞網絡道德秩序和網絡文明建設，嚴重阻礙我國互聯網行業的良性健康發展。

四、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驅動因素

（一）相關者驅動因素

1.自身利益驅動。金錢利益是低俗網絡直播的主要驅動因素。網絡直播平臺包裝的網絡主播光鮮亮麗，成本投入少，設備使用簡單，產出與投入之間存在巨額差距，絕大多數人受金錢利益驅動加入主播行業。但是網絡直播行業資源分配呈現金字塔結構，現實收入的窘迫與自身利益期待形成強烈反差，迫使部分網絡主播不惜以身試法，進行低俗網絡直播來追求高人氣、高流量、高回報。

2.網絡直播平臺驅動。網絡直播平臺建設不規范是低俗網絡直播的重要驅動因素。網絡直播平臺自我監管能力差，不能及時發現、制止不良主播的直播行為，未能盡到第一責任人的義務，很大程度上放縱了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直播平臺間的“流量競爭”“打賞分紅”的盈利模式使得網絡直播平臺監守自盜，為了追求高額經濟回報，維持平臺正常運轉，搶占直播市場份額，致使部分直播平臺對低俗網絡直播行為視若不見，甚至鼓勵主播進行低俗網絡直播。有的網絡主播和平臺會用一些虛假手段獲取“打賞”，誘導不知情的網民跟風消費，更有甚者直接實施網絡詐騙犯罪行為。

3.同業者驅動。目前，政府對于網絡直播平臺的準入門檻較高，但是對于網絡主播的限制因素較少。網絡主播的素質參差不齊，成為網絡主播并沒有學歷、資質、培訓等硬性要求，哪怕存在口齒不清、智力缺陷等問題，經過公司包裝、炒作后都有可能成為網紅主播。部分非法主播的直播內容通過“擦邊球”的形式賺取打賞，進行流量變現發家致富后，對正規主播造成極大的心理沖擊，久而久之，在違法同業者的影響下合規主播會進行模仿、復制，逐漸突破道德法律底線，催生違法犯罪行為。

4.觀眾驅動。一方面，觀眾是低俗網絡直播的重要參與者，通常是低俗網絡直播犯罪的受害者，部分網絡主播利用受眾的貪財、獵艷心理對其實施詐騙行為，還有部分受眾盲目攀比跟風，落入犯罪嫌疑人圈套[10]。另一方面，低俗網絡直播表演迎合部分觀眾的不良需求，主播會獲得觀眾的高額打賞、禮物回報，刺激主播制造、傳播低俗、惡俗內容，編造各種充滿狗血、誘惑的劇情供粉絲欣賞，形成惡性循環，誘發網絡犯罪。

（二）外部監管驅動因素

外部監管與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呈負相關，一般來說，監管強度越大，低俗網絡直播行為越不易產生。目前對于網絡主播的違法行為，主要采用封號的形式進行規范，對于網絡直播平臺的違法行為，也只有在情節嚴重時才給予停業整頓的處分，違法成本十分低廉[11]。在“政府+平臺”的監管模式下，預警機制不完善，外部監管執法力度不強，與對傳統媒體的監管相比，無法對低俗信息進行有效篩選，政府對于新媒體的監管逐漸弱化，甚至視而不見，因而導致越來越多的直播平臺和主播為了追逐利益鋌而走險。

（三）技術支持驅動因素

線上網絡直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相關信息科學技術的支持和推動，它所需的技術不斷成熟和完善。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5G傳輸技術高速發展，智能手機、直播軟件、直播平臺不斷改造升級，一系列技術支持使網絡直播行業迅猛發展。低俗網絡直播犯罪的低成本、高收益驅動直播平臺利用專業技術手段開發新型網絡直播平臺，躲避政府監管，隱蔽犯罪行為，謀取非法利益，逃避法律制裁。

（四）社會環境驅動因素

隨著“互聯網+”的深入推進，政府不斷出臺新政策，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大量資本涌入網絡直播行業，然而監督管理措施不夠完善，網絡直播行業魚龍混雜、粗放發展、野蠻生長，為網絡犯罪提供了絕佳溫床，給低俗網絡直播可乘之機。“娛樂至死”、“流量至上”等價值觀念為低俗網絡直播背書，部分網紅以“恥”為美，通過涉黃表演博取眾人眼球，迎合部分人的扭曲需求，直至觸犯法律紅線，引發犯罪行為。

五、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的治理對策

（一）完善法律法規

近年來，隨著《網絡安全法》《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關于加強網絡秀場直播和電商直播管理的通知》《關于加強網絡直播規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等一些列法律文件的頒布，為規范網絡直播提供了制度遵循，對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互聯網直播發布者進行了相關約束，然而整體治理收效甚微。因為我國法律法規滯后于時代發展的需求，未建立完善系統的網絡監管法律體系。治理低俗網絡直播犯罪行為根本上要推動互聯網行業法治治理，健全網絡直播領域的立法，建立與網絡發展相適應的市場法規體系，厘清并規制各方的權利義務，完善利益關聯的權利制衡機制，使網絡直播平臺的政府監管變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完善政府監管

在網絡直播行業領域，政府要做好前、中、后的全過程監管。網絡直播前，政府應做好直播平臺的前置審批、全面審查工作，提高網絡主播準入門檻，提高直播行業標準，從源頭凈化直播環境；網絡直播過程中，監管部門要加大審查力度，執法強度，發現違法違規內容的網絡直播必須要迅速切斷信號，縮減低俗直播時間，減少社會危害；網絡直播結束后，事后追責過程中嚴格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及時處罰涉嫌低俗網絡直播犯罪的嫌疑人及相關直播平臺。政府也要不斷完善網絡直播行業監管體系，創新網絡直播市場監管方式，定期開展網絡直播行業整治行動，杜絕出現低俗直播。

（三）加強行業自律

行業自律公約是網絡直播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網絡直播平臺作為直播行業的組織者，要建立互相監督的行業自律機制，簽署行業自律的相關規定，強化平臺對行業秩序的保證義務。網絡直播平臺要加強自律自警，規范直播管理，對內容審查、打賞權限管理、支付渠道限制把好關口，努力創建健康有序的直播環境，推動新媒體良性發展。網絡主播從事網絡直播活動時要遵守底線，不刻意制造并傳播低俗內容和垃圾文化。

（四）強化技術監管

我國監管技術較為落后，網民舉報和網警監控是目前的主要監控手段，“超管”巡邏監控模式存在監控范圍窄、監控時間短的弊病，另外無法針對彈幕進行有效監控。因此，政府要建立網絡技術監測系統，運用互聯網和通訊技術，完善預警機制，施行直播平臺、主播信息實名制，發展追蹤技術，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直播內容進行技術設定，建立網絡直播平臺信息資料庫、關鍵詞庫，提高低俗網絡直播識別效率。

作者:張志強 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