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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曾遭遇過環境危機，并進行了積極的治理，環境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卻嚴重制約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正在試圖開辟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發展道路。它是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積淀，是中國在長期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它對促進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一、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理論闡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治理道路相比，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它是在馬克思的生態發展理論指導下，吸收和借鑒西方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所謂中國生態發展道路，是指中國在堅持馬克思生態發展觀的理論基礎上，以社會主義為制度基礎，以生態文明為基本樣式，最終通過生態勞動來實現人、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發展態勢與過程。從構詞法來看，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由前綴“生態發展”和詞根“中國道路”組成，“生態發展”是對“中國道路”的一種規定、限制和修飾。生態發展，是符合生態學法則，能夠實現人、自然與社會和諧的發展，是既能滿足現代人生產和生活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法則有四：“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相關”、“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沒有免費的午餐”[5]。這四條法則表明，在地球的生態系統中，每一個事物都與別的事物相聯系。在自然中是無所謂“廢物”的，我們所排放給自然的所有物質都以某種形式在自然中存在著。自然的東西是最好的，我們應該慎重對待每一種人造的有機化學制品。我們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每一次獲得都要付出代價。這四條生態法則似乎有些極端，但卻真實地描述了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生共榮的關系。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既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協同進化。發展，是指進步、增長，包括物質財富的增長、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榮、精神的提升、環境的美與和諧。生態與發展既是統一的，內部又存在著某種緊張與對立。極端的生態主義者排斥發展，不受約束的發展損害生態。正因如此，堅持生態發展才顯得尤為艱難、可貴。生態發展要求我們在謀求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中實現人的發展和幸福，在追求人的發展和幸福的過程中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其落腳點在“道路”二字。對于道路，“首先，它強調對社會歷史進程的宏觀分析，因而‘更具有歷史的縱深性和包容性’；其次，對‘道路’的研究和概括，除了客觀描述其發展態勢或過程，一般還涉及發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層社會結構變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變遷，等等。”[6]中國道路，在本質意義上是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中國道路的主軸，也是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主軸。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的生態發展觀。在討論社會及其發展問題時，馬克思將社會看成是人與自然的本質統一，把勞動理解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從抽象和現實兩個層面把社會發展、人的生存發展、自然界的意義生成三者聯系在一起。馬克思的這一社會發展理論具有生態意義，是一種生態發展觀，對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第一，社會是人與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這是從哲學的維度對人、自然、社會內在關系的一種概括。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7]在這里，馬克思將社會、人、自然三者相勾連，提出“社會是人與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重要命題。這一命題表明，社會由人所組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人與自然處于雙向生成之中，人既在向自然生成，自然也在向人生成，在人與自然的雙向生成之中，人與自然實現了本質的統一，人與自然的雙向生成和本質統一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得到實現。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人不斷創造、生成著自己的本質，“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成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8]同時，自然作為人的無機身體，也在不斷地被人化，成為人的現實的自然界，而人與自然的這種雙向生成均是在社會中實現的。在馬克思這里，社會不僅關乎人的生存和發展，也關乎自然界的意義生成。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本身就是生態的，具有生態性。第二，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這是從現實的維度對人、自然與社會內在關系的一種解讀。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9]

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把勞動提升為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石，勞動成為解開人類歷史奧秘的鑰匙所在。要理解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首先必須把握好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10]這里，馬克思用“物質變換”來定義勞動，勞動成為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交換物質、信息、能量的過程，它既是人類從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以滿足自己生產和生活需要的過程，也是人類將生產和生活中所產生的廢棄物經處理后排向自然，使其能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的過程。通過物質變換，人與自然之間實現了相互養育和雙向生成。勞動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是相適應的。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發生了斷裂，“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人口減少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們的對面，則造成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并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大工業和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一起發生作用。如果說它們原來的區別在于，前者更多地濫用和破壞勞動力，即人類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11]。這種斷裂歸根到底是由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逐利潤，永不滿足，這必然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斷裂。要修復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使人們的生產目的由無止境地賺取利潤向滿足人的自然的、真正的需要而轉變。而未來共產主義則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合乎人性地共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社會。馬克思將物質變換理論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向相聯系，以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作為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這表明，從現實的層面來看，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觀也是一種生態發展觀，它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在以馬克思生態發展觀為理論基礎的同時，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近現代以來，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文明形態是工業文明，基于資本的求利性、擴張性和侵略性，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永不停息地追求著剩余、增殖和積累，永無休止地追求著控制、支配和統治，永無止境地追求著擴展、擴大和霸權，這其中既包括對人的進攻和支配，也包括對自然界的控制和占領，由此，世界陷入持續不斷的沖突和戰爭，自然環境遭受持續不斷的“壓榨”和“拷打”，資本的內在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無法引領人類走出生態危機的泥潭和漩渦。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者阿格爾、福斯特、奧康納等人對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性進行了“本根性批判”[12]。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批判了資本主義異化消費導致無限制地耗費自然資源，從而引發生態危機。福斯特高度重視馬克思的新陳代謝理論[13]，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出現裂縫，終將突破生態系統的極限，進而引發生態危機。奧康納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相連，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制度，資本主義積累必然會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又導致了一定程度以及一定類型的生態危機的發生[14]。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者關于生態危機何以發生的追問、異化消費、勞動生態性缺失的批判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都對中國堅持生態發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對勞動生態化的追求，對人類文明轉型的探索都與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者的理論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歷史傳統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也是中國在批判繼承幾千年文明發展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性和濃重的歷史主義色彩。中國有著悠久的生態主義傳統，無論是古代的儒家、道家還是佛家的思想，都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生態智慧和鮮活具體的生態實踐要求。巴克斯特將生態主義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地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們必須生活在極限的范圍內。這是對人們行為的物質約束；第二，我們要對其他生物進行道德關懷。這是對人們行為的道德約束；第三，人類與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聯系性[15]。生態主義的這三個主題，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對于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儒家的“時禁”可見一斑。儒家思想不同于佛家，并不普遍地或絕對地禁止殺生，如禁止捕獵、禁止砍伐，但他們要求人們節制自己的欲望和行為，不能隨意殺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16]。砍伐和捕獵都要符合自然萬物的生長規律，按照時節來安排。“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7]古時的“時禁”，是對人們利用自然資源行為和欲望的一種有限度的約束。地球資源有限，人類必須尊重自然萬物的生命價值，遵循自然規律，這樣才能在人類的自然資源利用和自然界的生命節律之間獲得一種平衡。在生態主義的三個主題中，最為突出的是后面兩個主題：對其他生物的道德訴求和人類與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聯系性。中國儒道佛思想體現了人類對其他生物的道德關懷意識。在儒家思想看來，動物是有生命的，對動物要有憐憫之心。在《孟子》中，齊宣王想問孟子有關齊桓晉文的“霸道”，孟子卻要給他講用道德的力量統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這樣做，孟子就從宣王自己的一個故事入手：曰“臣聞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18]觳觫，恐懼得發抖。這里大意是：牽一頭牛去祭鐘，經過堂下時，王看見牛恐懼得發抖，不忍殺之。盡管這里孟子是從對動物設身處地的惻隱之心延伸到對百姓的仁政，是一種政治上的勸諫，但從君子看到牛恐懼發抖而生不殺之心，表達了孟子一種最樸素的感覺論意義上的對動物的關懷意識。

道家提出了“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萬物平等論思想，既然萬物是平等的，因此要兼容萬物、兼愛萬物。老子說：“道生之，而德畜之；物行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至尊也，德之貴也，夫莫之覺，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育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長而弗宰，是為玄德。”[19]這里，“道”是生長萬物，“德”是繁殖萬物，萬物都尊崇“道”和“德”，這是自然而然的。要撫養和保護萬物，以使萬物生長，發育，結子，成熟。生長和養育了萬物卻不據為己有，幫助了萬物卻不自恃有功，引導萬物不宰制它們，這就是最高的道德。老子把對萬物關懷而不據為己有視為最高的道德，這是一種生態主義思維。佛教也主張尊重生命，佛教的第一戒律就是“不殺生”，包括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可見，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蘊含著關懷自然萬物的生態主義思想。中國的“天人合一”理念印證了人與地球生物圈之間的相互聯系性主題。對于“天人合一”問題，不同的哲學流派和哲學家個人對此理解各異，但是，“這一理念的基本含義則是人與自然的內在統一”[20]。儒家、道家、佛家，都對“天人合一”進行了不同的解說，在孔子看來，世界由天、地、人三者構成。“天”是指自然界。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天人合一，意指自然界與人類內在統一。漢代董仲舒第一次明確提出天與人“合而為一”。宋代張載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題，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認為人與萬物同為天地所生，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與自我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宋代的程朱理學、明代的陽明心學、清初的王夫之進一步發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他們都強調人是由天地生成的，天地人本為一體，人與自然不可分割。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深刻地反映了生態主義關于人與地球生物圈的內在關聯這一主題。綜上，中國有著悠久的生態主義傳統。在哲學的層面，把人與自然看成是一個內在統一的整體，不可分割；在道德的層面，強調要愛惜其他生物的生命，把地球上的非人生命體納入人類道德關懷的視野；在行為規范的層面，對人類維持人與自然平衡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這條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逐步確立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利用自然與保護自然本質統一的生態文明實現模式，為探索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探索始于。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發展經濟，盡快提高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開始關注環境保護問題，提出了一系列保護環境的主張，并付諸實踐。當時出臺的很多環保措施主要集中于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等方面。為了更好地發展農業，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興修水利，以解決歷史上遺留的水旱災害問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植樹造林有利于防風固沙、保持水土、改良空氣，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指出“南北各地的綠化對農業、工業，各方面都有利”[22]。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要求，這一傳統得到了其后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繼承和弘揚。所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對中國的環境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探索剛剛開始，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在實踐層面的探索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在這里，自然對人而言，只具有工具價值。人與自然之間是對抗性關系，人對自然的態度是征服和改造。為了發展經濟，提出了“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口號。為了增加糧食產量，不少地方毀林開荒、圍湖造田。

為了發展工業，又興起了全民煉鋼的熱潮。急于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心態，使未能正確處理改造自然與保護自然的關系，當時采取的很多措施偏離了他的生態文明思想。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實踐探索的功利性被弱化。與時代不同的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盡管也從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需要出發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這種功利主義色彩已經有所弱化，保護環境被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也從時代的倡導轉變為鄧小平時期的強制和必須，成為公民的一項法定義務。在人口和經濟發展問題上，黨中央強調不能只注重經濟規律，還要遵循自然規律，否則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這一觀點表明，鄧小平時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改變，人類從征服自然開始轉向尊重自然，這為人類以恰當的態度對待自然奠定了基礎。人類認識的轉變必然會在實踐中有所體現。鄧小平時期的生態實踐表現為對保護自然的高度重視，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紛紛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于環境保護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正式施行，進一步從法律的層面來規范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為中國生態發展道路提供法律保障。在實踐的層面，鄧小平還高度重視綠色科技的發展，認為要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需要依靠科學。綠色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既能從自然界提取所需要的物質資料滿足人類自身的需要，也能將自己排放給自然界的廢棄物得到處理，從而有益于自然，促進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愈加重視生態保護，他們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認識逐步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在1995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正式提出的，此次會議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九五”規劃和2010年中長期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強調在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過程中，要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發展。”[23]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件大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引下，他們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道路進行了思考。

在中國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24]。這里，從“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三個方面來規定人類文明發展道路，三者協調發展，缺一不可，共同成就人類文明發展新道路，這是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一種初步理論表達，他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使“生態發展”成為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要素之一，“人與自然的和諧”成為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實現目標。由此，以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階段：從對抗走向和諧。人與自然之間不應該是單向的關系，而應該是雙向的關系，是人類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統一，是自然養育人類和人類護育自然的統一。在生態保護的實踐探索中，黨中央強調利用自然與保護自然同等重要，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齊頭并進。經濟的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必須正確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決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要謀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共贏。以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認識和探索實現了質的飛躍，提出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人類不僅要以尊重、順應和保護的態度對待自然，而且要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實現目標，自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從對抗走向和諧。在發展觀問題上，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相較于時代的經濟發展觀、鄧小平時期的全面發展觀、時期的可持續發展觀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秉承了新中國成立后歷代中央領導集體所堅持的群眾路線，將環境保護與民生問題相連，與億萬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連。在對環境保護重要性充分認識的基礎上，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五個統籌，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內蘊著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在科學發展觀戰略指導下的中國發展道路必須是生態的，是可持續的，同時也必須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在十七大報告中，首次將中國生態發展道路以“生態文明”為核心詞進行了凝練性表述。生態文明是人類以合道德地利用和保護自然，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和諧共榮為價值指向的文明形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生態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態的核心內涵。生態文明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初步形成。在生態文明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開展了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力爭在人與自然相互交換自己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過程中實現相互支持、相互養育、良性循環。

在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的創建工作中，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正在向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轉變，環境保護法律和制度也在不斷健全和完善之中。據報道，我國已有15個省（區、市）開展了生態省建設，13個省頒布了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1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生態縣建設。在內蒙古興安盟白狼鎮，藍天之下，林海雪原，眺望長空，無比通透，以前不絕于耳的伐木聲消失了，伐木工人成了護林員[25]。地處浙西山區的安吉縣近年來大力實施“生態立縣”發展戰略，積累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益經驗，形成了“環境宜居一流、鄉村美麗一流、百姓富裕一流、文化生態一流”等諸多優勢[26]。經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已經初見成效。縱觀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每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環境保護理論既是對前一代領導集體的環境保護思想的總結和提升，也為下一代領導集體的理論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人類認識水平發展的局限性、中國所面臨的發展經濟的巨大壓力，以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殖民主義，從、鄧小平、到等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對待環境保護的問題上，既提出和發展了一些極有價值的生態發展理論，積累了豐富的生態治理經驗，但在生態環境建設問題上還存在許多不足，這些不足主要表現在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相脫節。在經濟建設的層面，重視發展經濟，甚至不惜犧牲環境為代價去發展經濟，結果是環境污染特別嚴重，并且治理難度很大。在生產生活領域，沒有能確立生態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關系問題上，重利用自然輕養護自然。在政治建設的層面，生態制度建設比較薄弱，國家的環境保護規章制度和政策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在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層面，生態的思想也未能貫徹始終和全過程。人口急劇膨脹、經濟快速發展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之間的矛盾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的突出矛盾。環境問題是一個緊迫性問題、全球性問題、世界性難題，環境的保護、治理和修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我們付出長期的努力。中國生態發展道路依然前路“修遠”，需要國人繼續“上下求索”。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文明樣式

任何一種發展道路，總是會以某種特定的文明樣式呈現出來。探索中國生態發展道路，需要研究其文明樣式。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指導下，借鑒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繼承我國生態主義傳統，總結我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探索成果，形成的中國生態發展道路文明樣式是生態文明，其實現基礎是生態勞動。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文明樣式是生態文明。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人類文明先后經過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正在向生態文明邁進。生態文明是繼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27]。農業文明時期人與自然有對立也有統一，統一占主導，但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人與自然的統一以犧牲人的主體性、尊嚴和人性為代價，統一是外在的，實質是自然奴役人。工業文明時期，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發生翻轉，人對自然的控制取代了自然對人的奴役，人類雖然高揚了自己的主體性和尊嚴，但卻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類本質之間的異化，人與自然走向分離和對立，自然環境遭嚴重破壞，人與人之間難以和諧，沖突和戰爭不斷，人失去了自己的類本質，人被物所奴役成為非人。在工業文明的諸多缺點和弊端之中，環境危機是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了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在全社會倡行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是對以往文明形態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旨在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統一與和諧。文明是人類脫離野蠻而生成人性的過程，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包含著人對人的文明、人對自然的文明、人對自身的文明，缺失了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把握文明的真義。“生態”是指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以“生態”來修飾“文明”，規定了文明的性質，突顯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文明在生態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生態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自身的和諧不可分離。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背后是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只有實現人與人的和諧，才有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反之，如果人與自然不和諧，圍繞環境問題人與人之間將會發生無窮無盡的利益紛爭，如對稀缺資源的爭奪、減排責任的分擔等，人與人的和諧也無法實現。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人與自然的分離和對立也必然會導致人與自身的對立，人對自然的野蠻實質上就是人對自身的野蠻。

因此，生態文明必然是能夠實現人、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文明，這是生態文明的本質內涵。從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概念來看，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是其基本內涵，而生態文明也是以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為要旨的，兩者的基本內涵具有一致性，生態文明與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內在契合，中國生態發展道路通過生態文明展現出來。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將生態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為全球生態安全和協調、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所謂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在實現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本質統一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物質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包括生態制度文明、生態器物文明和生態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建設要突出國土空間開發格局、資源節約、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四個重點，在價值觀念上，確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觀念；在指導方針上，強調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在目標追求上，堅持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的目標訴求；在實現路徑上，強調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依靠內生動力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實現基礎是生態勞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治理道路最為世人所詬病的是污染轉移或者說環境殖民主義，他們治理環境污染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將重污染企業或是污染物轉移到第三世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國內環境的好轉是以犧牲第三世界國家的環境為代價的。污染轉嫁無法徹底根治環境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譴責資本主義污染轉移的不義行徑之際，需要探索一條屬于自己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無論是從哲學的層面還是在現實的層面，怎么勞動，如何生產始終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如果能夠實現勞動的生態化，把利用自然與保護自然融為一體，人與自然的相互養育同時實現，那就從源頭上解決了環境問題，這是一條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值得嘗試。勞動的生態化，即生態勞動，是指在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良性物質變換的基礎上實現利用自然與保護自然本質統一的活動[28]。

人類從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質、信息和能量，在滿足了人類自身的生產和生活需要后，所排放給自然的廢棄物能夠為自然所還原和吸收，實現人與自然的良性交換和相互養育，這就是生態勞動的過程。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自然是社會存在的第一基礎，“自然和勞動的統一構成現實社會歷史的‘本體’”[29]，生態勞動實現了勞動與自然的本質統一，成為生態文明的基礎，進而成為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基礎。第一，勞動創造文明。勞動是人類歷史、人類文明的第一前提。“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30]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勞動都具有創造性。從縱向上看，漁獵勞動創造了漁獵文化，農業勞動創造了農業文明，工業勞動創造了工業文明。從橫向上看，人類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器物和精神等基本要素，人類的制度文明、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勞動創造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31]人類的文明都是由人類的勞動創造的，沒有人的勞動就不可能有人類文明的存在，勞動是人類文明的基礎。第二，生態勞動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統一的基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歷史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統一整體。我們知道，人來自自然，在人類尚未形成之前，自然界就以在先的方式存在著，整個世界史都是一部自然史。通過自然演化和人類勞動的共同作用，人類將自身從自在自然中提升和分化出來，創造了人及人類的歷史，實現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生態勞動不僅將人類從自然中提升出來，形成“人類史”，它還通過勞動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換，將人與自然緊密相連，實現了人類史和自然史的統一。人類史和自然史既統一又有區別，生態勞動既是人類史從自然史中分離出來的重要因素，也是人類史與自然史內在統一的根本和基礎。人類要真正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關鍵在于勞動的生態化。第三，勞動生態化的本質是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良性物質變換。在馬克思這里，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人類通過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交換物質、信息和能量，創造了人類的文明。勞動創造文明，但不是任何勞動都能創造出生態文明。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勞動雖然創造了豐饒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但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工業勞動必然成為人類征服自然和掠奪自然的重要手段。在資本主義大工業和大農業生產中，人與自然之間雖然也在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但這種物質變換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人類從自然界中所獲得的物質、信息和能量在滿足了人類生產和生活需要之后，所產生的廢棄物無法再回到自然中，這些廢棄物散發出有毒有害的物質威脅著人類和各種動植物的生存，堆積在自然中侵占著人類的生活空間，污染了自然環境，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顯然，現代工業勞動雖然也屬于勞動，但卻是反自然、反生態的，無法創造出生態文明。勞動是文明的基礎，但勞動只有生態化，才能成為生態文明的基礎。勞動的生態化是指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良性物質變換。所謂“良性”，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能夠得到順利進行，實現人與自然的相互養育，一方面，人從自然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質、信息和能量以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這是自然養育人類的過程；另一方面，人類將自己生產和生活中所產生的廢棄物排向自然后，能為自然所消化和吸收，促進自然的繁盛，這是人類呵護自然的過程。勞動只有生態化，才能彌合人與自然之間的裂縫，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要實現勞動生態化必須促進勞動的目的、過程和結果的生態化。任何勞動都有其目的、過程，都必然會產生一定的結果。實現勞動的生態化，需要在勞動的目的、過程和結果三個層面發生根本轉變。勞動目的由人對自然的單向索取轉為人與自然的相互養育。現代性勞動的目的歸根到底都是以人對自然的索取和改造為條件的，強調了自然對人的意義和價值，具有單向性。生態勞動的目的是雙向的，既是為了人類，也是為了自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把促進人與自然的相互養育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實現自然養育人和人護育自然的統一。降低碳排放，減少自然資源消耗，將廢棄物作為資源投入下一個生產過程、力爭減輕污染甚至“零污染”，實現人與自然相互養育。勞動過程由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斷裂走向本質融合。生態勞動是人與自然實現良性物質變換的過程，它彌合了其斷裂過程，使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信息和能量交換能夠順利實現。生態勞動的實現要求擯棄征服自然、違背自然、破壞自然的錯誤觀念，轉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不良生產生活方式，確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觀念，處理好社會生產與生態生產的相互關系,遵循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適應生態生產發展的規律，養成生態生產、適度消費的生態化生產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的本質融合。勞動結果由對抗走向和諧。人類創造了發達的工業文明，同時也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對抗，自然環境慘遭破壞，這是一種反生態的勞動結果。生態勞動以實現人與自然的相互養育為目的，在實現人與自然的良性物質變換過程中，為人類提供更多的包括清新空氣、清潔水源、宜人氣候、舒適環境在內的生態產品，建立結構更合理、功能更高效和生態效益更好的的生態平衡。通過對勞動的目的、過程的生態性設定，勞動者將自己的生態本質對象化到器物、制度和精神三個層面，最終創造生態器物文明、生態制度文明和生態精神文明，人與自然由對抗走向和諧。勞動是人類文明的根基，任何一種文明都是在勞動的基礎上得以生成。勞動創造文明，異化的勞動創造了異化的文明，生態勞動創造了生態文明。也就是說，勞動只有生態化，人類才能創造出生態文明，中國才能走上生態發展道路。

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討論中國生態發展道路，不僅對中國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而且對促進整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在于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確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倡導和促進勞動生態化的實現。討論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面臨著共同的生態問題。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雖然有局部和整體之別，但從根本意義上來看，生態問題是個全球問題。局部地區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最終必將擴展和蔓延到全球。人類如何在這個星球上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如何謀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個世界性難題，需要共同解決。第二，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走向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進化論的意義上，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向應該是前進的、上升的，這是全球社會發展的共性所在。第三，全球的發展目標是相同的，和諧、正義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和諧多維而統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都要實現和諧。正義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正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對促進全球環境問題解決，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和諧、正義目標具有借鑒意義。由于西方較早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并且較早發展了現代工業文明，因此，嚴重環境問題的出現遠遠早于中國。從西方國家生態發展的模式來看，西方所走的生態發展道路是“先污染，后治理”。

眾所周知，西方近代工業化過程基本上都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他們的生產模式是開放式的，即從自然界攫取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通過工業生產，生產出大量的產品，排放出大量的廢棄物，這些廢棄物被排放到自然環境后，有的能夠被分解和還原，回到自然中去，但更多的是在短時間或是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被分解和還原，無法回到自然環境中去，這些無法分解、還原的物質排放到環境中成為自然的累贅和負擔，加上當時人口猛增、大量地開采自然資源、大量地排放廢棄物，造成資源短缺甚至枯竭、環境污染嚴重。為世人所熟知的20世紀中期西方工業化社會中所發生的“八大公害事件”表明當時西方社會工業發展所帶來的污染是極為嚴重的。例如，1952年12月，發生在英國倫敦的“霧都煙霧事件”導致4000多人死亡。1930年，比利時發生馬斯河谷事件，因氣溫逆轉、無風而使工業排放的煙霧大量滯留，引起6000人患呼吸道疾病，63人死亡[32]。19-20世紀之交，德國工業中心的上空長期為灰黃色的煙幕所籠罩，嚴重的煤煙使植物枯死，晾曬的衣服變黑，即使白晝也需要人工照明[33]。為了應對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環境惡果，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采取措施來減輕環境污染，緩解環境污染給人們帶來的傷害。為了解決環境污染難題，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采取有力措施，開展生態運動，制定環境政策，歐洲執政綠黨的政治實踐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決定了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解決生態文明建設的種種難題。資本的本質是不斷增值，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必然會建立起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產生活方式。大量的生產耗費了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資源，并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給地球增加了沉重的負擔。為了應對環境危機，西方發達國家經常采取污染轉嫁的方式，將環境污染轉嫁到廣大發展中國家，讓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欠下的環境債買單。不少發達國家非常注重發展國內環保事業，但卻將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業向外轉移，尤其是向世界落后國家和地區轉移。如，1984年12月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柏爾農藥廠發生毒氣泄漏事故，導致50萬人中毒，20萬人受到嚴重傷害，2500多人死亡[34]。此類事件，不甚枚舉。這對世界落后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極度不公平，他們沒有享受到發達工業文明帶來的種種好處，卻要承擔現代工業文明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氣，吃有毒的食物，罹患各種疾病，其中有很多是不治之癥。為了追逐利益，西方發達國家還以環境保護為借口，鉗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比如，歐盟通過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出口商品提出苛刻的環保標準，從而將環保作為抵御發展中國家經濟競爭的重要武器，但歐盟及其成員國本身在環保方面卻常因達不到要求而備受指責。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環保更被當成了美國謀求各種利益的擋箭牌和政治手段。可見，資本主義制度無法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只有實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種更為優越、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將生態文明進一步推向前進。”[35]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的世界性制度價值就在于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確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20世紀以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只有最幼稚的頭腦才會相信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將是無限制發展的并因而是永世長存的”[36]。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有兩個層面：一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這一方面。二是以人與自然的矛盾和沖突來否定和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來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們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時，都把消除生態危機，重建生態主義傳統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制度身上。他們所達成的共識是：要想擺脫生態環境危機，就必須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邏輯，用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未來社會應該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質的革命，應該是一個經濟效率、社會公正、生態和諧相統一的新型社會[37]。西方生態社會主義者所指稱的社會主義是能夠超越傳統工業文明、實現高效、公正、和諧的新型社會，社會主義應該關注全球環境問題，要把謀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社會主義的內在訴求。這與馬克思所倡導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具有某種共通性。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承載著世界對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消除生態危機的熱切期望，中國肩負的責任無比重大，中國生態發展道路印證了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中國生態發展道路也在全球應對生態危機方面開了先河，具有引領和借鑒意義。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世界性實踐價值在于促進勞動生態化的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最初生態關聯在勞動，馬克思關于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理論不應該被忽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斷裂引發了生態危機。要恢復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必須實現勞動的生態化。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勞動生態化的前提和基礎，勞動的生態化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邏輯后果，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現實表現。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38]堅持社會主義，消弭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裂縫，必須實現勞動的生態化。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向世人展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勞動的生態化，恢復人與自然之間良性物質變換的路徑。

結論

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正在探索和踐行的是一條生態發展道路。馬克思的生態發展觀是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理論基礎，中國生態發展道路的文明樣式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實現基礎在于勞動的生態化。它是中國人民對自己幾千年悠久的生態主義歷史傳統的繼承和弘揚，是中國共產黨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的歷史時期謀求人、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初步探索，也是中國人民對西方生態發展道路的借鑒和超越。中國生態發展道路是生態原則與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是社會主義本質屬性在生態領域的體現，其基本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從人類社會的演進和全球發展的大格局來看，中國的生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它既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必然性的一種實踐論證，預示了人類未來的發展走向，也是對解決人類面臨的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垃圾圍城等危機的一種現實回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作者：成長春、徐海紅 單位：鹽城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