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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的實質是生產和需求的嚴重背離，但表現形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戰后，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具有明顯時代特征。自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后，世界經濟體系中就出現了兩個相對獨立且相互對抗的經濟陣營，并延至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期間，中國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脫離了蘇聯主導的所謂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走上了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曾被描繪為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對立的正面模式，不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競爭、無政府主義、經濟危機甚至戰爭。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觀點及設想，由于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將不可避免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而社會主義經濟將消除商品貨幣關系，消滅私有制，由國家進行嚴格計劃管理，因而可有效避免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換言之，經濟周期性波動只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現象。但事實是，經濟周期性波動也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和面臨的嚴峻問題，成為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超越經濟制度和體制的客觀規律。然而，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和社會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以及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卻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實踐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列寧不僅通過國有化用國家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而且用國家配置資源方式取代了市場配置資源方式。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施，避免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卻帶來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導致蘇聯經濟幾乎到了癱瘓的狀態，工業產值僅為1913年的1/7，農業產值僅為國內戰爭前的2/3。

“鐵路一條線一條線地停止運營。許多工廠停產，其中包括一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剛剛得以修復的工廠”〔1〕33。列寧由此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會面臨經濟波動或經濟危機問題〔2〕184，并強調指出，“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照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3〕570的做法是錯誤的。隨著新經濟政策的推行，蘇聯經濟才得以逐步恢復，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經濟波動問題。列寧去世后，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深刻認識到了經濟危機存在的客觀性和嚴重性，認為“每次危機，不論是商業危機、財政危機或工業危機，在我們這里都可能變成打擊全國的總危機”〔4〕248。在整個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經濟危機，盡管歷任政府總在不斷地試圖改進和完善計劃手段，但過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勵所導致的低效率，使蘇聯經濟始終難以擺脫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至20世紀6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后勁不足，經濟增長速度開始降低，并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之中。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情況也基本如此。然而，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周期性波動與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卻表現各異，相互之間的關聯作用較小，因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從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但都表現為生產與需求的嚴重背離，只是生產與需求背離的具體表現不同。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突出表現為生產不足的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表現形式也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由過去相互排斥發展到同時并存，“滯脹”成為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危機階段的頑癥。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東的劇變，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先后走上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中國、越南等原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則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走上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起初，這些轉型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等原因，產品生產滯后于需求，經濟周期的危機階段仍表現為生產不足，搶購風盛行;且經濟周期性波動通常只同本國經濟運行相關，與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不完全同步。隨著這些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其經濟已日趨廣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之中。當前，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不同經濟體或國家經濟的運行不僅受“自身周期性規律”作用，而且越來越受到“國際周期性規律”作用，不同經濟體或國家的經濟周期性波動雖有自身的一些特點，但其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正在逐步縮小。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經濟危機現象，由傳統的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國家生產不足危機和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的并存局面，正逐步演化為當前共同的生產過剩危機問題，包括物質產品生產過剩和金融產品供給過剩。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貨幣或金融資本供給過剩導致的金融危機，而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則表現各異，有的表現為產業資本供給過剩引發的物質產品生產過剩危機，有的則表現為貨幣或金融資本供給過剩導致的金融危機。

危機期間，由于各國政府采取的反危機政策措施通常是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因而由此引發的“滯脹”問題目前也成了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與此同時，經濟危機的傳導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5〕340如今，經濟危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張骨牌通常始于金融、不動產等虛擬經濟領域，直接表現為金融危機，然后再傳導到實體經濟領域，引起全社會的生產過剩危機，甚至進一步演化為包括國家主權信用危機在內的經濟總危機。金融危機主要是金融產品過度供給和投機的結果，而金融產品過度供給和投機的最終目的卻是為了刺激需求，提高購買力，解決有效需求不足或產品生產相對過剩問題，因此金融危機的實質仍然是物質產品生產過剩危機。這正好應驗了馬克思的發現:“危機本身首先是爆發在投機領域中，而后來才波及到生產。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似乎爆發危機的原因不是生產過剩，而是無限制的、只不過是生產過剩之征兆的投機，似乎跟著而來的工業解體不是解體前急劇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過是投機領域內發生破產的簡單反映。”〔6〕514由此可見，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否處理好生產與需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比例關系，避免生產與需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嚴重背離現象的發生，就成為化解或緩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關鍵所在。

二、危機根源于利益關系矛盾和沖突，但經濟發展模式缺陷漸成主要成因

理論家們不僅關注到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而且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較早地注意到經濟周期性波動現象，并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或周期性經濟波動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關于經濟周期性波動產生原因的理論，代表性的觀點包括杜崗•巴拉諾夫斯基和魯道夫•希法亭的供求失衡論，保羅•斯威奇、劉易斯•科里和奧托•鮑威爾的需求不足論，保羅•馬蒂克、大衛•耶菲等的供給不足論，西蒙•克拉克和羅伯特•布倫納的供給過度論，以及多因素決定論。自凱恩斯經濟學產生以來，經濟周期性波動一直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其成果主要有卡爾多經濟周期模型、薩繆爾森乘數—加速數相互作用理論、希克斯經濟周期模型，70年代后的貨幣主義經濟周期理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周期理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政治性經濟周期理論等。針對二戰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現象的原因，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加速增長途徑論、再投資周期論、兩大部類交替增長論、技術進步波浪式發展論、政治周期論、農業周期論、行為—制度論等。

從中可以看出，學界研究經濟周期性波動原因的視角各異，提出的理論觀點也不相同，說明經濟周期性波動現象的產生有著極其復雜的成因。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視域中，關于當代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或經濟危機的原因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基本理論觀點。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成因，通常把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產生歸因為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只要消除此兩種因素，就不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然而，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證明，無論是存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用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都未能避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關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通常歸結為經濟政策失誤和計劃手段不足，開出的藥方是有效糾正和解決好計劃經濟中的“失算”問題。正如斯大林強調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里所發生的經濟危機、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都只是觸及個別資本家集團。而在我們這里卻是另一種情況。商業和生產中的每一次嚴重停滯，我國經濟中的每一個嚴重失算，都不會只以某種個別危機來結束，而一定會打擊到整個國民經濟。……因此，我們在建設方面就應當特別謹慎小心，應當具有遠見。因此，我們在按計劃領導經濟方面，必須做到使失算的情況減少，使我們領導經濟的工作極為明智，極為謹慎小心，極其正確無誤。”〔4〕248但事實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就從來沒有擺脫過周期性波動問題。那么，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背后有沒有最深層次的原因?經濟危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一個階段，因而可以一個經濟危機來代表一個經濟周期。

如果從1788年發生的英國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算起，經濟危機已存在200多年的歷史。而如果從1857年發生的席卷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開始，到二戰前，總共發生了11次世界經濟危機。二戰結束后，如果撇開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出現的生產不足的危機，也先后發生了多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其中影響力較大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主要有1957～1958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7～1998年和2008年的危機。無論是個別國家還是世界性、無論是二戰前還是二戰后、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周期性波動，都根源于利益矛盾和沖突。正如恩格斯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貧富之間的鮮明地對照、商業的不景氣和由此產生的資本浪費的現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們的利益彼此背離。”〔7〕605而利益關系矛盾和沖突，又主要源于資源的稀缺性。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矛盾和沖突必然引起社會勞動分布比例失衡，從而導致經濟周期性波動。當然，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們利益關系矛盾和沖突有著不同的表現。當今世界不僅存在資源稀缺性問題，而且某些資源稀缺問題非常突出，因而各種利益關系的矛盾和沖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勞動分布比例失衡依然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現象就不可避免。由此可見，當代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深層次原因或根本原因，仍然是利益關系的矛盾和沖突。現代經濟周期理論更多地是從直接成因的角度來探討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就當代世界發生的每一次具體的經濟波動而言，其具體成因比較復雜。

但總體上講，二戰結束到蘇聯解體時的經濟體制模式的內在缺陷，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缺陷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缺陷，是誘發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主要因素;冷戰結束以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漸成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主要成因。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和東亞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先后爆發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如拉美債務和經濟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始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與經濟社會危機等，在一定程度上講，危機的發生同這些國家采取政府主導的追趕型經濟發展等模式緊密相關。拉美和東亞等國家為解決國內積累不足和實現經濟高速發展需要，政府對生產活動和資源配置進行積極干預，并由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這雖然在一定時期可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于存在政府失靈問題，因而也必然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1997年始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是東南亞國家推行政府和銀行主導的出口導向模式中，政府積極擔當為企業投資提供擔保角色，致使大量外資涌入和缺乏有效監管的結果。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源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張，倡導和鼓勵消費主義，過度依靠舉債，推動經濟結構虛擬化和泡沫化的發展模式。因此，化解或緩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僅要特別注意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矛盾和沖突，而且需要選擇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并根據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變化特點和要求進行適時調整。當前，我國緊要的是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堅持把科學發展作為主題，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實現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投入驅動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力避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經濟遭受重創程度有增無減，但危害與機遇的疊加效應更加突出

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加上美國實施旨在振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援助和復興計劃的作用，很快從戰爭的動蕩和廢墟中恢復過來。從50年代到70年代初，由于技術進步、政府干預和朝鮮戰爭等帶來的所謂“戰爭景氣”等因素，緩和了周期性的經濟蕭條，西方國家先后進入了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期間雖然發生了1957～1958年經濟危機，但其影響面和影響程度比較有限。到70年代，由于西方國家奉行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導致巨額赤字，出現比較嚴重的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加上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的沖擊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等因素影響，終于在1974～1975年爆發了嚴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低經濟增長、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并存的“滯脹”時期，世界經濟進入了比較頻繁的周期性動蕩之中。在二戰結束后的經濟恢復時期以及整個50年代，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也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進入60年代，由于僵化體制和政策失誤等原因影響，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乏力以至增速下滑。

期間，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試圖嘗試改革走出困境，但多數國家經濟只獲得短暫的復蘇，相對而言所經歷的衰退期要漫長得多。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格局的結束，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不斷突破社會制度的藩籬，演化為帶有區域性或全球性特征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必然導致社會經濟的嚴重失衡，引發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從而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總的來看，當代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給經濟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作用可謂有增無減。無論是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或社會主義經濟陣營的經濟周期性波動，還是冷戰結束后的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經濟周期性波動，都不同程度地擾亂和破壞了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給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的發展造成重創。1974～1975年危機是戰后第一次波及資本主義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不僅使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造成大量的工人失業，而且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期間，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工業生產，比危機前的高點分別下降了15．2%、20．2%、12．9%、13．2%、4．7%和13．5%，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分別上升了7．4%、18．9%、12．7%、43．9%、19．1%和24．6%，平均失業率都超過5%〔8〕289。70年代開始的蘇聯經濟周期性波動，期間只有短暫的小幅度增長，卻經歷了長達15年的“經濟停滯”。有學者計算，1962～1984年間，蘇聯全要素生產率除了柯西金改革階段提高1．2%外，其余時間一直在－0．9～0．5%之間徘徊〔9〕28。日趨頻發的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給有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后果。80年代，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和經濟危機后，經濟長期低迷，1980～1990年間，8個核心國家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3%〔10〕285，這一時期被稱為拉美“失去的10年”，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90年代，亞洲國家先后遭遇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打擊。1990年日本的泡沫危機，使日本經濟在整個90年代都處于停滯狀態，被稱為“空白的10年”。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則重創了此前獲得20年快速發展的東南亞和東亞國家的經濟，使其陷入嚴重衰退。東南亞國家的GDP增長從1997年的平均4%降至1998年的－6．9%;“四小龍”的GDP增長從1997年的平均6%降至1998年的－1．4%〔11〕428。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更是重創了全球經濟，2009年全球主要經濟體除中國等少數國家實現正增長率外，大都出現了負增長。伴隨國際金融危機作用的進一步發酵，歐債危機深入發展并有越演越烈之勢，此次世界經濟危機的破壞性究竟有多深尚難預料。危機反映了“危”和“機”的兩個方面，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雖是無法逃脫的劫難，但每一次危機都會迫使相關國家做出重大政策調整，對緩解危機和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積極效果。當代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呈現出明顯的危害與機遇疊加效應〔12〕。當代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呈現的危害與機遇疊加效應，首先表現在不同產業之間發展上。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必然導致某些產業的衰退，而這恰好又為其他產業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二戰結束后，為了滿足經濟恢復的需要，鋼鐵、機械制造、化工等重化工業發展迅速。但這些產業迅猛發展的同時卻潛伏著新的危機，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給這些石油高依賴性重化工業等產業造成嚴重沖擊，迫使美國等國家在將產業發展重點轉向高科技軍事工業的同時，加大對計算機、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投資，并努力把石油低依賴性的信息、金融服務等產業發展成為主導產業，使之成為危機后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日本努力通過開發節能技術，增加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入，促進了汽車、電子設備、半導體、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等不依賴于石油的產業發展。然而，計算機、網絡等IT業的迅猛發展和金融衍生品的毫無節制擴張，又為其發展埋下了新的隱患。高度依賴虛擬資本運動創造利潤，必然造成實體經濟產業空洞化，導致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造成經濟泡沫，最終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90年代末以來發生的金融危機和互聯網泡沫危機，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IT業、房地產和金融業等產業帶來了嚴重沖擊，同時又為其他產業發展提供了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扶持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求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贏得先機。中國不僅明確提出要努力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并且制定了具體到發展規劃。危害與機遇的疊加效應還表現為不同國家或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周期性的經濟蕭條在給某些國家帶來嚴重破壞，導致經濟走向衰退的同時，通常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機遇，同時也可能為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新的機遇。1973年歐佩克通過提高石油價格引發的石油危機削弱了歐洲和日本的美元儲備和貿易盈余。同時，石油美元通過西方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流入石油生產國和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這就為其加快推進工業化帶來了機遇，使其經濟力量得到不斷增強。1974～1975年經濟危機雖然使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都受到了嚴重影響，但由于美國人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越來越追求個性化商品，而習慣于生產標準化產品的美國國內企業又一時難以滿足，其競爭力受到嚴重削弱，這為日本和歐洲國家特別是日本企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日本和歐洲國家通過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鼓勵企業通過積極發展個性化生產不斷增強競爭力，企業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因而，危機過后的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同時，歐洲和日本經濟卻得到較快的發展。第二次石油危機再次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使1982年經濟出現負增長，但這促使美國政府加快經濟轉型步伐，通過減稅、美元貶值和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等舉措，使經濟在次年就實現快速回升，增長率達4．4%，1984年進一步提高到7．3%，成為1951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11〕378，并奇跡般地持續增長了20多年。70年代以來，正當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遭受周期性經濟危機打擊，致使許多國家經濟陷入低速增長的時候，東亞和東南亞許多國家以此為契機，從中尋找到了發展機遇。這些國家通過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采取適合本國國情和民情的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填補和擠占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相繼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70年代“四小龍”崛起，80年代出現了“三小虎”，90年代又有了中國巨龍的騰飛。印度經濟學家蘇爾吉達•巴拉通過研究指出，自二戰以來，每隔10年就有一個地區的經濟起飛〔11〕422。此次世界經濟波動過程必然是一次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新洗牌過程，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大變動、大調整和國際分工體系的重構，究竟哪個國家能夠挺過難關和贏得未來，就要看誰更能化“危”為“機”，并能緊緊抓住有利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