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科技推廣論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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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言
當前，我國農業面臨著資源短缺、人口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各行各業發展等對農業需求的嚴峻挑戰。在國家政策保持相對穩定、物質投入受到一定限制的條件下，農業科技成為農業發展的主導因素，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則是促進農業科技進步的重要手段。而農民觀念的變遷深刻影響著農業技術的推廣效果和農業技術對農村發展的促動。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很有限，對這方面的了解還不夠系統和具體，為彌補這方面的欠缺，文章對云南省大理州永平縣龍門鄉進行了此項有關農民觀念和農業科技推廣的調查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目前云南廣大農民的觀念與農業科技推廣的狀況，分析其特點，以便進一步深入研究農民觀念對農業科技推廣的作用、影響，并為相關部門提供一定的實證資料。
2研究方法
2.1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以龍門鄉7個村莊為研究總體，采用抽樣的方法選取調查對象。具體做法是：從7個村莊中抽取3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村莊作為直接調查對象，再從3個典型村莊中，分別隨機抽取30名村民（其中，男女各15名），共抽取了90名村民作為本次問卷調查的樣本。在調查過程中，為得到更為豐富的材料，隨機收取了10個樣本。（他們中有村民、村民代表、村干部）進行訪談。這樣，本次調查共抽取3個村莊，100名村民。
2.2資料收集法
本次調查采用以問卷調查為主、訪談法和文獻法為輔助調查的多種調查方法。在龍門鄉鄉政府的協助下，深入村莊實施對被調查村民的抽取，問卷的發放及相關資料的收集，在問卷調查過程中能當場完成問卷內容的村民采取當天收回問卷，對于不能當場完成問卷內容的部分村民采取隔天收回問卷的方法。本次調查實際共發放問卷90份，回收問卷59份，有效回收率66.6%；在問卷調查基礎上，還對村干部、村民代表、部分村民進行了訪談，以期獲得充實的參考資料。
2.3資料整理與分析
全部問卷資料由本課題組成員檢查核實后進行編碼，然后輸入計算機并利用SPSS13.0分析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并結合訪談筆記和文獻資料得出相關結論。
3結果與分析
3.1市場化對云南農民觀念變遷的影響
云南農民的觀念還處于“傳統小農意識———農業現代化”過渡階段，農民觀念的變遷加速了農民對農業科技的需求。
3.1.1傳統小農意識逐漸淡出
傳統的小農意識是在自然經濟為基礎、家族血緣為本位的前現代化環境中形成的，是傳統農業社會和民族國家在封閉孤立狀態下的產物。在市場經濟下，傳統小農意識限制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技術等多方面的發展，嚴重地影響了農民觀念的變遷，把大量農業新思想、新科技“拒之門外”，使我國農業長期處于滯后狀態。調查發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經營方式的變化，龍門鄉農民社會流動和角色分化加劇，社會市場觀念、平等觀念、交換觀念、契約觀念等開始深入人心，逐漸解構了農村社會的運行規則和傳統觀念，最為突出的是收入方式的巨大變化。如表2所示，家庭經濟收入主要來源選擇中，①外出打工的農民占28.8%；②在家務農的農民占16.9%；③自己做點買賣的農民占22.1%；④農忙就務農農閑就去做別的農民占32.2%。這改變了“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農民牢牢拴在土地上的小農作風。
3.1.2農民對農業科技的態度有所轉變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使用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調查中，筆者了解到，龍門鄉引入大量改良后的核桃、花椒等品種。這是村民應用農業新科技來優化自己產業的具體表現。這使最新種植這些品種的農民獲取大量利潤。由于利益的驅使本地農民對待農業科技的觀念有很大改善。如當問及問卷中第10、11個問題“當你賺錢時，你認為什么起了作用”、“富裕地區種田農民收入好，你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時，有98.3%的農民認為科技能給其帶來很大利潤，讓其賺大錢；有占89.7%的村民認為富裕地區的種田農民收入好主要是依靠農業科技對他們的幫助。但問及問卷中第13個問題“現在有一項新農業科技推廣，你會……？”，村莊農民反應情況如表3所示。由表3不難發現，目前農民對農業科技需求度較高，可見農民觀念的積極變遷對農業科技的推廣有重要作用。
3.2血緣、地緣對農民觀念的積極變遷的影響
調查發現農民原來鄰居、地緣、血緣關系的基本關系，在市場化的沖擊下農民的信息流方式發生了較大改變，從原來的“好奇———吸納”某項農業科技轉變為更信任可靠的信息來源。農民獲取新農業技術的途徑，在一定意義上加強了他們對新技術的安全感，這也使新技術源源不斷導入農村的一個環節。調查結果顯示，農民獲取農業新科技的途徑所占比例分別為：①農機介紹推廣占95.9%；②村干部介紹推廣占88.9%；③科普報刊介紹占86.2%；④電視廣告占85%；⑤親戚好朋友介紹占78.3%；⑥鄰居使用影響占70.7%；⑦推銷商上門推銷占11.1%；⑧其他途徑占4.3%。有部分農民反映農民直接購買新技術的風險很大：一是是否適合本地沒有經過檢驗驗證；二是如果是一家開了很長時間的種子店是否還有一定的信譽保障；三是過去外地流動商推銷的新技術很多都失敗了，為此他們還是更加信任政府相關部門。交叉量表也驗證了以上數據，對政府農業科技推廣人員的信任度高達92.5%，而村干部在村莊中的農業科技推廣也產生了重要影響，83.9%的村民表示愿意接受村干部的技術推廣。只有9.7%的村民對村干部介紹的農業技術產生懷疑。由此看出，農民更加信任政府推官的新技術和正式科技材料的介紹，而對直接推銷的商人不大相信。但是也不可以忽視，純粹的商業廣告的影響力，除了視覺和聽覺沖擊的原因，訪談中很多村民認為，電視臺屬于政府的，有一定的可信度，報刊書籍等也是經過批準的，由此應該有一定的可信度。
3.3邊際成本對農民觀念積極變遷的影響
由于邊際成本的約束，農民原來的“好奇”或者信任鄰里、血緣等關系思維模式轉變為“成本———收益”的比較模式。調查發現農業科技推廣途徑中村民更加信任正規渠道，如政府的推廣。主要原因是農民認為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廣技術是為了農民的經濟發展，而且要是技術出了故障也有政府作為后臺和保障，必要時還可以派出相關技術人員進行指導。而其他推廣主體大多是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只關心技術是否能夠銷售出去，銷售出去了以后的事情，村民自行解決，技術也無保障，這樣就增加了農民的風險，很有可能造成邊際成本的增加從而影響到生產成本的投入增加和產出總量的減少。在“成本———收益”問題面前，農民選擇一定會選擇投入少、產出多的方法，從而促使農民觀念從原來的“好奇”或者信任鄰里、血緣等關系思維模式轉變為“成本———收益”的比較模式。如表4所示，目前農業科技使用過程中，農民選擇接受技術推廣的態度有：①使用成本，小利潤大的農民占79.7%；②和親戚、好朋友使用一樣的農業技術的村民占1.3%；③和鄰居使用一樣的農業技術的村民占0.7%；④沒想法村民占0.3%。3.4市場化水平提高對農民觀念變遷的影響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和邊際成本及土地經營模式約束下，農民的投入開始考慮邊際收益，從而限制了農業科技在農村中的推廣。調查發現利益的驅使一方面促使廣大農民不斷學習、了解、引入科技，促進農業科技在農村中的推廣；另一方面，一般村民引進了一種很有發展潛力的農業技術后，這門農業技術的傳播會從“本人———親戚———好友———鄰居———其他人（如陌生人）”的傳播模式。農民在引進新農業科技時，對此項農業技術可能還沒有全部理解，選擇獨自鉆研的占49.2%（具體情況如表5所示）。比較了解后才開始對外傳播這部分村民對此技術了解比起那些剛剛入門的村民較多，自然所得到的成果比起入門村民豐厚。趙某某用了一個典型案例回答了村民新農業技術推廣較慢的問題：龍門鄉有人前些年黃瓤小西瓜種植經驗，由于最初種植人很少，一上市市場價格高達8~10元/kg，但是后來種的人多了，價格與大西瓜基本拉平，獲利也就不多了。新技術引入都會引起農民的關注，認為與自己無關的人占到26.9%。訪談中了解到，認為與自己無關主要是已經在之前投入了其他新技術、新品種，如果立即改變損失會更大。但是如果別人一個周期后獲取的利益大于自己原來的技術，就會去改變投入。
3.5農業科技推廣與農民的觀念符合，推廣易成功
調查發現農業科技推廣能否成功，與是否符合農民觀念密切相關。龍門鄉的農民選擇傳統的農業或者是自己知道的產業，如對于“無土栽培”技術大部分村民和自己關系不大，不愿意嘗試，愿意嘗試此技術的人僅占0.1%。（具體情況如表6所示）村民自身所處的環境、自己的經濟狀況、文化水平等眾多因素決定了農民的觀念，說科技推廣也必須要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如有部分村民對“無土栽培”的評價，他們覺得那技術太難了，他們文化水平不夠，上門還有很多字母，是外國的東西，中國也許不適應。
4總結
4.1傳統小農意識是影響農民觀念變遷的主要原因
目前云南農民觀念正處于“傳統小農意識———農業現代化”階段，傳統小農意識雖然正在“淡出”，但還沒有完全根除。農民觀念對于農業技術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從而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順利完成。為此要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教育，加快農民觀念的積極變遷，更好地進行農業科技的推廣。
4.2利益是影響農民接受農技推廣的決定性因素
在邊際成本的約束下，農民原來的“好奇”或者信任鄰里、血緣等關系思維模式轉變為“成本———收益”的比較模式；在邊際成本和土地經營模式約束下，農民對農業投入開始考慮邊際收益，從而限制了農業科技在農村中的推廣速度；農民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賺取利潤，利益是他們不斷學習、了解、引進農業技術的根源。
4.3農民理性的擴展對于農民觀念變遷和農業科技的推廣產生了重要影響
原來把農民歸結為“農民愚昧”的結論，其實是對農民和農村社會不深刻的認識。農民理性在城市或者政府工作人員看來，貌似愚昧。其實不然，從以上調查看得到，農民使用農業技術，還在“成本———利益”的相比之下，做出了依靠人緣、地緣、迷信的不科學行為根據自身和情況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農業科學技術……。農民理性明顯提高，他們的行為、做事、所選的方法都逐漸向現代化過渡，但受到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農民的理性認知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為此，提升農民的理性認知是擺脫傳統小農意識的重要手段，是改變農民觀念變遷的重要因素。綜上所述，農民觀念變遷對于農業科技的推廣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農業科技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手段，為此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對農業科技的大力推廣。在農業推廣過程中著重涉及兩個方面的重大問題：一方面要加快對農民觀念的積極轉變；另一方面，提高推廣人員的專業素質，使政府可信度加強。其實農民觀念變遷和農業科技是辯證統一的，在此過程中要做到“兩手抓，兩手硬”，這樣我國農民觀念變遷的速度加快和農業科技推廣將會順利完成，農村經濟、文化將會有很大改觀。
作者：竇金煥 單位：云南省昆明衛生職業學院思想政治教育部
第二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障礙及對策
農業科技進步對于確保我國糧食穩產增產，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推動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文章對吉林省九臺區和公主嶺市的農戶、合作社、農技推廣機構和龍頭企業以及吉林省農業科學院院下屬13個研究所的所領導、中層干部、一線科技人員、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吉農公司以及科研管理處進行了專題調研，對制約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障礙因素進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1農業科技成果的類型及轉化路徑
從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角度來看，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分為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和不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是指那些具有商業價值，能從市場中獲利的科技成果。不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主要包括不能直接應用于生產的基礎研究成果和可以直接應用于生產的科技成果，文章所稱不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主要是指可以直接用于生產的科技成果。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的轉化途徑主要是將科技成果物化到產品里面，由企業通過產品的銷售實現科技成果的價值，如作物新品種、新型農藥、飼料添加劑和新型農機等。在農業科技領域有很多成果對農業生產的意義很大但是不具有商業價值，如作物栽培技術、自交作物的新品種、生物防治技術等，這類成果只能通過政府或科研單位進行轉化，由政府的農技推廣部門推介給農戶，讓農戶使用新技術，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2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障礙因素及成因
2.1有效科技成果供給不足
1）科研項目立項機制不科學[1]。一是項目選題機制不科學。目前，我國農業科研的選題主要由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門和相關的科學家確定，農業生產涉及的面非常廣，科技主管部門和科學家難以全面掌握我國農業生產中的實際需求，科研選題與農業需求錯位，由此產生的科技成果可用性差。二是科研經費分配不合理[2]。由于科研經費的分配權掌握在政府及少數專家手中，這就導致科研經費分配不合理，一部分科技人員經費多，項目多，忙于項目檢查驗收，真正花在科研上的時間少，有效的成果也少。而有的科技人員由于科研經費不足，無法取得相應的科技成果。三是科技投入不均衡[3]。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投入主要集中在大宗糧食作物和畜牧水產等大宗品種，一些小品種、特色品種和優勢作物很難被列入支持范圍，但是這些小品種的發展對國家的產業安全影響很大。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在甜菜、果樹、高粱和花生等方面的研究經費非常少，由于研究經費無法保障，相關的研究面臨被中斷的風險，出成果就更難了。
2）農業科研項目立項周期短。農業科學研究受動植物本身生長周期的制約，研究的周期長[4]，以育種為例，植物育種一般需要10～15年，動物育種一般需要20～30年才能出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項目一般不超過5年。這種體制導致三個方面的結果，一是項目只能取得階段性成果，不能取得最終能應用的成果。二是科研人員不選擇研究周期長的研究項目，只選擇一些短平快但不一定具有應用價值的項目。三是檢查驗收頻繁，科研人員把大量時間浪費在項目申報、檢查和驗收上，用于科研的時間嚴重不足。
3）科技評價體系不接地氣。一是對科研項目的考核主要以論文、專著、新品種、專利、標準和獲獎的數量為主[5]，對成果的質量要求不高。這就導致科研人員為了完成科研任務，花大量時間去拼湊科技成果的數量，對成果質量和可應用性關心不足，科技成果的應用價值低。二是對科技人員的考核沒有根據學科特點分類考核。目前，以SCI論文為導向的考核機制，將科研人員都引入了基礎研究行列，一些搞育種、栽培和植保等應用技術研究的人員不被重視，從而導致其積極性不高，一部分人員轉向了基礎研究。沒有應用研究，科技成果轉化就變成了無源之水。在吉林省調研時發現，當前我國農業生產中急需的高效栽培技術、簡易秸稈處理技術和糞便處理技術等實用技術研究的人很少。
4）科技激勵機制不完善。從事可以商業化的科技成果研究的科技人員，通過成果轉讓收入的再分配可以獲得較好的經濟收益，這方面的激勵機制比較完善。目前，農業科技人員還承擔了一大批不能夠商業化，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均顯著的科研項目。如從事大豆、花生、高粱和水稻等自交育種的科技人員，育出的新品種一旦進入市場，農民可以自留種，商業價值不高，也沒有企業愿意生產和銷售這類種子。從事這些作物育種的科技人員不能像雜交水稻和雜交玉米等育種家那樣獲得品種轉讓費收入。目前對這類科技人員還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
5）事業單位改革與農業科技創新發展不匹配。在我國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大部分農業科研單位選擇了公益一類。農業科研單位變為公益一類之后，不能有經營性的收入，一些具有商業價值的科研創新成果不能有償轉讓，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受到影響。這種改革的結果一方面會導致農業科研成果產出量減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涉農企業規模小，尚不能承擔起應用技術研究的重任，導致農業應用技術領域研究滯后，農業科研將越來越偏離農業生產實際。
2.2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
1）農技推廣體系不完善。我國各級農技推廣機構是推動公益性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的主要力量[6]。目前，我國農技推廣機構推廣農業技術的效率不高，一是以項目為核心的農技推廣機制導致基層農技推廣機構沒有穩定的經費支持。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后，基層農技推廣機構變成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只有養人的經費，沒有工作經費，在九臺、公主嶺調研時發現，鄉鎮農技推廣單位基本處于“有錢養病，無錢打仗”的工作狀態。二是人員隊伍老齡化，缺少專業人才[7]。以九臺區波泥河鎮農技推廣站為例，該站近20年來沒進過一位新人，現有職工平均年齡在45歲以上，該站由于遠離市區，工作生活條件相對艱苦，年輕人不愿意到該站從事農技推廣工作，后繼無人。三是工作缺乏自主性。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大多數是在有項目的時候結合項目做一些推廣工作，沒有因地制宜地推廣適合當地的技術。
2）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與推廣體系缺少互動。按照目前的管理體制，農業科技創新由農業科研院所、高校等單位承擔，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的任務由農業科技推廣機構負責，但是農業科研院所和高校與農技推廣體系是兩套并行的系統，在管理體制上沒有關系。這就導致農業科研成果不能直接拿給農技推廣機構進行推廣，農技推廣機構也沒有動力去推廣農業科研院所、大學的科技成果。農業科研院所、大學又沒有自己獨立的推廣系統，研究出來的成果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推廣。另外，我國農技推廣機構也不能將其在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反饋給農業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創新主體。調研中發現，農業科研機構把成果無償交給農技推廣部門推廣時，農技推廣部門首先要問這個項目有沒有經費，如果沒經費就沒辦法推廣了。
3）具備轉化條件的農業科技成果少。由于我國大部分農業科技項目在立項時對成果轉化沒有要求，大部分科研成果止步于實驗室階段，項目成果仍屬于中間成果，不具備轉化條件，農業科研人員完成了項目驗收之后又開始進行新的項目，大量中間成果被擱置，不能轉化為生產力。一項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到生產出產品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有些成果在實驗室可行，在生產中不一定可行。一項科技成果要成功轉化，除了在技術上可行，還要綜合考慮成本、市場價格等經濟因素。目前，我國的科技創新工作對市場考慮不夠，這也是造成我國具備轉化條件的農業科技成果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4）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不完善。一是我國缺乏專門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人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需要既懂技術又懂市場，還要具有較強的談判溝通能力。目前，這方面的人才還比較缺乏。二是從實驗室成果到實際生產這一中間環節的科技投入少。目前，科研項目的投入到實驗室出成果就截止了，一項成果從實驗室到實際生產應用還要經過設備、工藝研發和中試等多個環節，需要繼續進行試驗投入，而由于在這個環節的投入比較少，影響了科技成果的轉化。三是缺乏高效、專業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機構或平臺，交易費用高，定價機制不完善。目前，由于我國公共的科技成果轉化交易平臺缺乏，科技成果轉化的任務一般由科研單位承擔，科技成果出讓方與需求方不能在市場上進行公開交易，雙方相互在尋找，不僅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也低。由于沒有一個公開的市場，科技人員對科技成果的預期價格與科技成果的市場價格差異較大，造成的結果就是要么難以成交，要么科技人員難以從成果轉讓中獲得合理的收益。
5）涉農企業發展緩慢。我國涉農企業的快速發展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至今也只有20年的歷史，而且農業企業進入門檻低，數量眾多，競爭激烈，農產品市場接近于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企業利潤薄，積累少。截至目前，資產過億的企業還不多，絕大部分企業尚未具有自主研發，搞科技創新的能力，在科技方面只能依托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一些技術創新。因此，農業企業要的創新工藝和產品，只能從大學或者科研機構獲得，但是目前能拿出經費購買科技成果的企業非常少。
6）生產關系的調整滯后于農業科技創新。目前，我國一些農業科技成果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基礎之上的，我國以家庭為單元的生產組織模式，影響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由于戶均土地規模小，大型農機、農藝措施不能夠得到應用。一些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發展規模化經營，但是由于合作社與農戶土地流轉關系不穩定，合作社不愿意加大投入對土地進行深松、深翻，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也存在“釘子戶”的現象影響了大型農機的使用。中國農業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研究的玉米高光效栽培技術在應用的過程中，需要農戶調整壟向，但是在東北地區農戶的土地是按照壟進行分配的，如果調整了壟向，農戶的土地必須重新分配，這要涉及全村的農戶，管理難度很大。
2.3農業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保護難度大一是難以物化的農業科技成果，如作物栽培技術、耕作制度和農機設備改進等科技成果排他性差，無法進行保護。二是可以物化但知識產權收益變現難的農業科技成果，如自交的新品種，農戶購買之后可以自留種，購買一次之后可以多次使用，農業科技人員無法獲得持續的知識產權收益。三是一些農業科技成果可以進行保護，但執法成本比較高，如玉米、水稻等作物的雜交品種，由于生產者和經營者眾多，套牌現象嚴重，雖然申請了新品種保護，但是由于違法者眾，執法難度大，知識產權的保護難度也比較大。
3政策建議
3.1加快推進農業科技管理體制改革
一是要推進人才評價制度改革。對科技人才按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推廣、科研輔助和科技支撐等不同的工作性質進行分類評價[8]，廢除以SCI論文為唯一導向的科技評價機制，從注重科研成果的數量向注重成果的質量和效益轉變。二是允許農業科研單位具有一定的經營收入。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農業企業發展滯后無法承擔起農業科技應用研究的重任，一些應用型研究還需要國有農業科研單位來承擔，否則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將脫離實際，不能擔當起推動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任。因此，農業科研單位雖然歸為公益一類，但是仍需寬松和激勵的創新環境。三是加快制定相關鼓勵科研人員的制度和辦法。盡快出臺農業科研人員在企業兼職的實施細則或辦法，方便基層科技人員按照相關規定執行。四是改革農業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將目前以項目為導向的科研分配機制，改成70%科研經費穩定支持為主，30%科研經費為競爭性科研項目。
3.2加快推進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改革
一是依法加強農業技術推廣隊伍建設。各級人民政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在財政預算內保證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并按規定使該資金逐年增長，改變當前以項目為中心的推廣模式，讓基層農技推廣機構根據需要自主選擇推廣的品種和技術。二是對基層農技推廣機構的職能進行重新定位，拓展服務內容，創新服務方式。鄉鎮農技推廣人員要主動利用網絡、微信和QQ群等與農戶和合作社進行對接，做好技術推廣服務。在服務內容方面，鄉鎮農技推廣人員在搞好糧、棉、油、肉、蛋、奶等大宗農產品技術推廣之外，也要把蔬菜、花卉、苗木和水產等當地具有特色的農產品生產納入推廣服務范圍，并進行考核，鄉鎮農技推廣人員還要把收集農戶的技術需求，并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作為一項工作內容。鄉鎮農技推廣人員要與縣農技推廣站、農廣校等部門一起做好農業技術培訓的組織工作。三是建立農業科研院所、大學與農技推廣部門的工作有效協作機制。讓農業科研單位專心搞研究，把推廣的任務交給農技推廣部門，農技推廣部門要加快改革步伐，提高農技推廣人員推廣農業新技術的主動性。
3.3加強引導，穩步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
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良種、農機、化肥和農藥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在生產上被廣泛應用。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方式已經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阻礙了現代農業技術的應用，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按照中央政策，穩步推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組織和帶動，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土地等農業資源的作用，提高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規模效益、品牌效益和社會效益，也促進了農民多元化增收和農村勞動力轉移。
3.4加強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改革品種審定制度
一是對不能商業化的公益性農業科技成果，例如，栽培技術、自交品種等技術建議采取國家后補助的方式，對科研人員的技術創新給予補償。二是加強對可商業化的農業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加大執法力度，重點打擊非法侵權和假冒偽劣的行為，確保市場公平、有序競爭。三是完善我國農產品品種審定制度，在目前我國品種審定評價指標體系中產量指標一直是衡量品種生產利用價值的首要因素，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產量、品質和多種商品性的多目標評價體系尚未能完全建立[9]，建議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農產品品種審定制度，按照市場需求建立農產品品種審定評價指標體系，對農業新品種進行分類評價。
3.5大力培育農業科技成果交易平臺（市場）
一是要加強農業科技成果網絡信息和交易平臺建設。二是加強對農業科技成果價格的預評估。三是建立農業科技成果交易的信用擔保制度，降低違規企業的信用等級；四是加大執法力度，減少違約行為的發生，為技術交易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10]。
作者：周振亞1 葉紀明2 付仲文2 沈國際3,4 單位：1.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 2.農業部科技發展中心 3.農業部科技教育司 4.中央財經大學
第三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測度研究
1引言
隨著國家創新戰略的實施和對農業科技投入的增加，農業科技產出數量逐年攀升。但事實表明，很多農業科技成果與產業實踐需求脫節，成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農業科技成果比例較低。毛學峰等［1］經過研究發現，“十一五”期間中國涉農科研單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為41%，涉農企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水平為47.24%。作為銜接前期農業成果研發與后期農業產業化的關鍵環節，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科技創新推動農業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目前國內關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轉化主體、轉化機制、轉化模式以及轉化績效等方面［2－10］。本文以2009—2013年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作為研究樣本，在運用DEA方法定量測度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基礎上，基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主體微觀視角，深入探究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問題。
2樣本數據與指標選取
2.1樣本數據
本文研究樣本來源于2009—2013年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共計2869個研究樣本，經過剔除無效樣本及首尾各5%樣本，最后獲取2566個樣本。研究樣本覆蓋了全國31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研究樣本主要從生態區域(本文借鑒樊勝根和張林秀［11］綜合農業生態特征和行政區劃將中國分為8個區域(東北區、華北區、西北1區、西北2區、華中區、東南區、西南區和華南區)。東北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華南區包括福建、廣東、廣西、海南，華北區包括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山東、山西，東南區包括江蘇、浙江、上海，華中區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南區包括貴州、四川、云南、重慶，西北1區包括新疆、內蒙古、青海、西藏，西北2區包括陜西、甘肅、寧夏)、技術領域、轉化主體、技術類型四個角度分別進行劃分。
2.2指標選取
由于本文測度的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因而投入指標應為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要素。結合數據獲得情況，本文選取的投入指標包括三項:投入人員、投入資金與可轉化成果。投入人員指標選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參與人數，投入資金指標選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支出資金數額，可轉化成果即需要被推廣的技術主要包括專利授權、軟件著作權、論文與報告等，統稱為知識性投入;產出指標主要分為新產品銷售收入和已轉化成果，已轉化成果即為已實物化的產出即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中試線與生產線。其中，用于表示可轉化成果的知識性投入與用于表示已轉化成果的物化產出需要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綜合評價獲得［12］。
3研究方法與實證分析
3.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法、DEA(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和Student-Newman-Keuls統計分析法。對不同類型技術領域、不同轉化主體與不同技術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做比較。
3.2實證分析
(1)主成分分析法檢驗。本文分別對專利授權數、發明專利數、軟件著作權登記數、公開數、全國性期刊發表數、出版著作數共6項知識性投入與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建立中試線與生產線共6項物化產出進行KMO與Bartlett球度檢驗，檢驗分析結果顯示見表2。知識性投入與物化產出的KMO指標分別為0.898和0.920，均大于0.850;與此同時，其Bartlett球度檢驗的ρ值均小于0.001，因此該指標選取適合做主成分分析。
(2)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靜態比較。本文共有2566個決策單元，選擇Out-Oriented的VRS方法，運用DEAP2.1軟件，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見表3。由表3的分析結果發現:①全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處于較低水平。②華南區與西南區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相當，東南區、華北區與東北區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相當，這可能與不同生態地區之間的農業產業結構差異有關，西北地區以傳統農業為主，規模效應比較顯著;而華中地區與華中以南地區的農業生產規模小，由此可能導致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偏低。③在中國林業與種植業均為勞動密集型的傳統農業，發展較為成熟;而生物技術與產品業則為技術密集型的新型農業，且獨立性較弱，這可能造成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較低。但這不利于中國逐步由粗放型農業向集約型農業轉變，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④從轉化主體看，事業型研究單位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最高為0.299，大專院校最低為0.272。企業樣本數992個，占總樣本的39%，是樣本量最多的轉化主體，但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為0.288，低于事業型研究單位效率值0.299。說明事業型研究單位在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仍承擔著主體作用。⑤自主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于模仿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說明現階段中國原創性農業科技成果沒有順利進行產業化的條件或是本身不適合進行產業化。與此同時，模仿創新類型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超過了協同創新類型成果，說明中國目前缺乏以整條產業鏈為發展目標的技術創新行為。
(3)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差異分析。本文主要從不同技術領域、不同轉化主體和不同技術類型三個視角來比較分析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情況。不同技術領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析:在5%顯著水平下，不同技術領域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存在差異，并將不同技術領域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為三組。可根據顯著性確定組界，因為第一組ρ值0.693為最大，因此可以確定第一組為生物技術與產品業、畜牧業、農業裝備業、水產業、農業資源高效利用業與農產品加工業。又因為第二組ρ值0.068＜0.095，由此可以將第二組的種植業歸到第三組，因此實際分組為兩組，第一組為生物技術與產品業、畜牧業、農業裝備業、水產業、農業資源高效利用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第二組包括種植業與林業。種植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而農業科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支撐，為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無論是種植業的科技投入還是相關的支持政策受國家的高度重視，這可能使得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也較高。生物技術與產品業為基礎性產業，需依托其他農業產業發展，其市場需求的間接性使其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夠，從而導致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高。不同轉化主體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析:在5%顯著性水平下，不同轉化主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存在顯著區別，并將不同轉化主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為三組。第一組為大專院校，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為0.272，第二組為企業，轉化效率值為0.288，第三組為事業型研究單位，轉化效率值為0.299。由此可知，事業型研究單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居于領先地位，企業次之，大專院校最低，說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需要專業的研發團隊支撐，其人才與設備專業化程度越高，則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越高。因此，事業型研究單位仍然是農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大專院校應該以人才培養為主，適時承擔一些基礎研究項目;企業作為新興科技創新主體，具有后發優勢，要積極引導和支持企業逐步成為農業科技創新主體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主體。不同技術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析:在5%顯著性水平下，不同技術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存在顯著差異，并將不同技術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分為三組。根據ρ值可以確定第三組為模仿創新類型，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為0.303，第一組為協同創新類型，其轉化效率值為0.280，第二組為自主創新類型，其轉化效率值為0.291。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目前中國模仿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在轉化效率方面優勢更大，自主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居中，轉化效率最低的是協同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說明中國自主創新技術在適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仍處于探索階段，雖然有了“量”的積累，但尚未成為轉化成現實生產力的主要來源，協同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目前還沒有取得產學研結合應有的效果，其轉化效率還處于較低水平。
(4)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動態比較。本文主要從2009—2013年間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總效率、不同轉化主體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同技術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三個角度來分別進行動態比較。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總趨勢:由圖1可知，2009—2013年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整體水平在0.286與0.295之間徘徊，五年均值僅為0.289，各年份之間轉化效率值波動起伏，穩定增長趨勢不明顯。由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長周期過程，導致其不穩定性與風險性較大，受自然因素的影響，成果轉化地區適應性也較差;同時農業科技成果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與社會性，這些都可能是導致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不同轉化主體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演變趨勢分析:由圖2可知，2009—2013年，事業型研究單位農業成果轉化效率值逐年上升，并從2011年開始一直領先于其余三類轉化主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大專院校則滯后一年，從2010年開始，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逐年增長，但一直低于事業型研究單位和企業。企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一直處于波動狀態，2011年水平甚至低于2009年，到2011年，大專院校與企業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已趨于一致。綜上可知，目前事業型研究單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僅均值最高，而且發展勢頭良好;企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在2009—2010年表現不錯，但近三年呈現出向下發展的態勢;大專院校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盡管在波動中上升，但始終低于全部樣本均值水平。不同技術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演變趨勢分析:由圖3可知，模仿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在2009年高于其余技術類型的轉化效率值，但逐年下滑，到2013年已與自主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趨同;自主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在2010年超過模仿創新類型，此后處于平穩波動狀態;協同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在2009年高于自主創新類型，其余四年一致落后于其他技術類型的轉化效率值。綜上可知，近五年中國不同技術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值整體趨于下降，雖然模仿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最高，但是正在逐漸失去其優勢;協同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面臨嚴峻形勢;自主創新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呈現出不規則波動但總體呈上升趨勢的特征。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1)總體上看，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水平偏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年際之間增長趨勢不明顯，且各年間穩定增長趨勢不明顯。
(2)從技術領域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最高的領域為林業、種植業等傳統型農業。以生物技術與產品業、農業裝備制造業為代表的新型農業，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尚未超越勞動密集型的傳統農業，這可能會延緩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
(3)從轉化主體看，事業型研究單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最高，且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承擔著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作用;大專院校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呈波動增長趨勢，但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始終低于全國樣本的均值;企業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呈現出不穩定且波動較大的特征。
(4)從技術類型看，模仿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最高，但呈現出逐年降低的趨勢，表明正在逐漸失去其優勢;自主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有超過模仿創新類型的潛力;協同創新類型農業科技成果效率始終偏低，這表明國家近些年推動的產學研合作開發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4.2建議
一是從政府層面，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力度，發揮政府在農業科技投入中的引導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有序投入，特別是社會效益較好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逐步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把扶持重點調整到現代農業上來，其中又以技術密集型現代農業為主。對涉農型科技企業給予一定稅收優惠，并鼓勵農業科技成果服務機構以及中介咨詢機構等發展宣傳農業成果，加大農業科技影響力。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專利等知識產權保護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激勵，給不同類型主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創造健康積極的市場環境。二是從轉化主體層面，一方面注重以市場需求為主進行成果選擇，另一方面要加強成果轉化上下游鏈條的有效銜接，鼓勵條件允許的單位可以自行建立研發機構，加強中試基地建設，在研發初始就控制好成果的可操作性與可推廣性，沒有條件的單位可以產學研合作開發作為技術來源，主動參與成果開發。這是因為對中國眾多的中小型農業科技企業，實施農業科技價值鏈管理創新戰略更具有現實性［13］。
作者：肖嫻1 毛世平1 孫傳范2 胡小鹿2 單位：1.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2.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
第四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實施研究
在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發、試驗、成熟和市場化過程中，制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因素，除了農業本身的特性和轉化的特殊性，關鍵還在于資金供給問題[1]。農業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是農業發展的推動器，因科技的進步能夠最大程度地利用農業資源與最優配置農業資源[2]。然而，目前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存在著農業科技水平低[3]、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難[4]等問題，尤其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5]，致使農業資源最優配置難以實現，導致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很難為現代農業建設、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有力支撐。因此，如何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單一、農村金融供給性抑制[6]，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快農業成長模式轉變[7]，刺激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的提升，是實現設置農業科技成果專項轉化資金的使命所在，也是當前我國“三農”問題面臨的主要內容[8-9]。2001年中央財政設立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下稱“農轉資金”，agriculturalsciencetechnologyachievementstransformationfund,ASTATF）專項計劃。農轉資金從設立之初到發展至今充分利用中央給予的財政資金對地方農業科技進行引導，調動了地方行業科技部門及科研院所等單位的積極性，最終吸引地方財政、涉農企業和金融機構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進行投入[10-12]。王敬華等在對農轉資金的績效研究中，通過5個方面18個基礎指標進行計算與評價，得出涉農科技型企業的轉化資金使用效率最高，而在社會效益方面則是科研機構有突出優勢的結論[13]。湖南省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在國家科技部的指導和省、地方有關部門的支持與共同努力下，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立足農民增收、農業增效，以搭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加速湖南農業科技成果轉化[14]，優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環境為工作中心，在促進科技要素向農村流動，加速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帶動社會資金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投入等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2006-2011年湖南省農轉資金的執行情況和取得的效益進行分析，探討農轉資金項目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和建議，對于完善農轉資金管理、保障農轉資金能夠切實有效地解決當前我國農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湖南省農轉資金項目執行概況
1.1農轉資金項目的申報和立項
2006-2011年湖南省共獲得農業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共申報132項，立項116項（圖1，所有圖表數據均來自湖南科技年鑒），立項率超過85%。根據科技部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數據，“十一五”期間全國共申報9544個項目，立項2719個，立項率為28%[15]。相比之下，湖南省的立項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是湖南省結合自身實際，選擇具有優勢和特色的農業科技成果，提高了申報的成功率。
1.2農轉資金獲取情況
2006-2011年湖南省爭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經費總額為7970萬元，其中從2008年最低的900萬元，迅速增長到2011年的1820萬元，增長率為102%。連續幾年湖南省獲得年度農轉資金的經費在增長，而且在年度國家級農業項目經費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從最低的8%增長至18%，增長率為125%（圖2）。從宏觀的視角來看，湖南省在這六年時間內爭取到的資金呈上升趨勢，與申報、立項的情況相一致。表明湖南省涉農類科技企業、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院所和政府的相關部門體會到科技應用到農業中并促使農業水平提高的重要意義，對申報該資金的積極性逐漸提高。
1.3農轉資金承擔單位
2006-2011年承擔農轉資金項目主要是農業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其中農業企業立項數最多，為52項，占總立項的45%；科研院所立項數為49項，占總立項的42%；高等院校立項數目為16項，占總立項的13%。可見農業企業和科研院所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地位意義重大。然而，農業企業、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的立項數目在一定范圍內波動（圖3），農業企業在2008年立項數為六年最低，之后一直攀升，在2011年達到最高，有17項；科研院所自2008年農轉資金立項的腳步逐漸放慢，2009年以后增長率呈下降趨勢；高等院校在統計的六年中立項增速保持在相對平穩、立項數目無明顯增加的狀態。農業企業農轉資金項目只在2008和2009年立項數低于科研院所，其余年份立項數都高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由此表明，涉農企業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力軍，這種明顯上升的趨勢不僅意味著涉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提升，更意味著農業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的良性發展和現代農業的發展壯大。
1.4農轉資金的區域分布
2006-2011年長沙市承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最多，達69項，占湖南省農轉資金項目的55%，其次是郴州市，占項目總數的19%，常德市和邵陽市同占6%，所占比重最少的是株洲市和衡陽市，僅占項目總數的1%（圖4）。可見，湖南省絕大多數的農業科技資源集中在長沙、郴州、常德和邵陽四個地區。而省會長沙在農業科研實力方面占據了首屈一指的地位，這與長沙市擁有眾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區位優勢密切相關。因此除了繼續加強長沙的農轉資金的申報外，還要努力扶持其它農業科技實力較弱的地區，增強其科研實力，為以后的申報奠定良好的基礎。
2農轉資金項目實施效益分析
2.1農轉資金對基層農業科技及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作用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的實施，不僅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帶來了資金支持，還通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科技特色示范基地和科技特派員創業行動等媒介，帶動了人才、技術、信息等要素向農村流動。2006-2011年全省共派出的科技特派員人數達到萬人以上，并建立了11個科技特派員創業鏈和上百個科技特派員工作站，累計培養農村黨員干部和群眾數10萬人以上，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才、技術和信息支持。截止到2011年湖南省共建立農村特色產業科技示范基地46個，依靠主體項目產品收入達92億元（示范區農戶人均年增收650元）。與此同時，以項目為載體，建立了由研究成果向市場化農業生產的轉化渠道，通過中介將科研主體與生產聯系起來，合力打造了一批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加快了農業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步伐。與此同時，農轉資金提升了科研院所的綜合實力，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為例，基本上每年都承擔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到2011年為止，湖南省農業科學院蔬菜所在5個縣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示范服務基地，當年就推廣了5個新品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全院的示范縣達到50個。而且，正因為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在獲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所帶來的榮譽以及農轉資金項目起到的激勵產學研相結合的作用，促成了農科院與國內外的企業進行合作。如湖南省農業科學院雜優中心轉讓三項農業科技成果，獲轉讓費240萬元，與美國ricetec等公司合作，產生利潤1400多萬元。作物所與國內5家種子公司合作，獲得合作開發經費100萬元。水稻所轉讓三個品種，轉讓費達98萬元，與金健米業、金霞、巴西甘德里亞等公司合作，獲得合作收入311萬元。既提高了湖南農科院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農轉資金立足湖南省農業資源優勢，圍繞傳統優勢產業技術需求，大力開展、扶持農業科技自主創新。僅2011年湖南省育成農作物新品種71個，開發新技術39項，共獲授權專利22項；制定國家標準2項，企業標準20項。項目創新成果通過示范推廣，新增產值近47.6億元，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內生動力。
2.2農轉資金對優勢特色產業和現代農業發展的驅動效應
已有數據表明，2006年和2011年農轉資金項目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分別是12.80億元和12.35億元，由此數據對2002-2011年農轉資金項目共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進行估算，所得總值約為95.27億元。不僅如此，通過比較1997-2011年的湖南省農業總產值的數據發現，在湖南省實施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后的階段，農業總產值相對未實施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的農業總產值有了顯著地提升。以開始實施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的2001年為時間界限。1997-2001年湖南省農業總產值一直在1200-1400億元之間浮動，但是盡管在開始實施農轉資金兩年后也就是2003年，湖南省農業總產值也并未突破1500億元（圖5）。這可能是農轉資金項目在剛開始實施時因為農業科技成果的孵化時間和推廣時間都相對較長，所以取得的效果并不明顯。但是自2004年后湖南省農業總產值突破了1900億元，到2011年達到4508.2億元。表明湖南省整體農業實力在2004-2011年間有大幅度的提升，同時結合上文提到的湖南省獲得農轉資金項目立項和經費的情況來看，隨著湖南省獲得的農轉項目的逐年遞增，湖南省的農業總產值整體上是逐年遞增。由此可見，在實施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之后，對湖南省的農業產值的提升有一定的貢獻。2005-2011年通過農業高新技術改造后的傳統產業，農業總產值是逐年遞增的，2005年為2056.2億元，到2011年達4508.2億元（圖5），農業作為傳統的支柱產業，其產值是不容小視的。將圖6與圖5中數據對比，我們發現在農業高新技術總產值逐年遞增的6年間（2005-2010年），湖南省的農業總產值相對之前沒有實行農業科技成果技術的年份提高了數倍。雖然2011年的農業高新技術總產值有所回落，但是已有的農業高新技術基礎已經日趨成熟，所以從整體來說依然是促進農業總產值的提升。這說明農業經濟的發展與農業科技成果技術的發展與成熟是密切相連的，農業的發展更離不開農業科技的發展、轉化與應用。
3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3.1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環節薄弱且資金投入強度不高
湖南省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但是就總體綜合建設而言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在立項、爭取資金項目以及地區優勢等方面的成績是非常突出的，可是在整個農業產業中所帶來的資金效益比重仍處于劣勢。從2004-2011年的農業總產值平均都有2000多億元，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無論從投入的角度還是從帶來的實際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都在其中占了很小的比重。截止到2011年，湖南省共建立了46個農村特色產業科技示范基地，覆蓋全省14個市州。但這些農村科技示范基地，只是建立在綜合條件較好的農村中，并未完全覆蓋到湖南省所有的基層農村，就覆蓋范圍和覆蓋效果來看，依然存在不足。
3.2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平臺搭建不完善
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究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但高校與科研院所存在的重研究、輕應用的思想導致許多研究出來的專利成果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從湖南省農轉資金現有的成效來看，獲得成績的大部分都是技術成熟、國家優先扶持政策和經濟效益良好的農業科技產品，眾多農轉資金項目的轉化都只是在已有技術上完成了進一步改造。究其原因，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的農業科技成果一方面與實際生產應用脫節，另一方面在資金項目方面支持的大多是技術成熟、優勢明顯的技術產品，而新研發出來或研究尚未成熟的技術產品很少得到支持。因此有相當部分的閑置科技成果并未被農業科技企業所知曉，同時部分農業科技企業在尋求合適的科研成果時無法得到有效可靠的資源。這些都體現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平臺建設不完善。
3.3科技推廣和科技服務隊伍面臨的挑戰
湖南省盡管建立了科技特派員創業鏈和上百個特派員工作站，但是湖南省整個基層農戶在糧食作物技術改進方面僅靠這兩個基層工作方式在數量和服務范圍上是遠遠不夠的。而在科技推廣方面，應該給廣大農戶帶來更多有針對性的技術和品種。如作物增收、病蟲害防治和新品種的推廣。但實際上根據現有的技術人員隊伍和工作站，很多地區的農戶根本無法享受到這些服務。
4推動湖南省農轉資金項目工作的建議
4.1建立健全投入機制與穩定農轉資金投入
農轉資金在推動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加強農村基層科技工作的重要載體，對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建立多元化、穩定的轉化資金投入機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建議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的投入保持穩定增長，使轉化資金能夠滿足農業和農村發展對農業科技進步和成果轉化的需要，提高科技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支撐作用。同時，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對農業科研單位和農業企業自行轉化成果給予必要的補貼，并引導其進行相關資金投入，從而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形成多元化且穩定的資金投入機制。
4.2搭建轉化服務平臺與增強轉化效果
圍繞優勢特色農業產業，結合農業科技需求，針對農業科研成果與實際轉化脫節的問題，湖南省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農業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獲得所需的農業科技成果的信息并與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而且獲得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的成果作為推薦成果推薦給企業，而那些新研發出來的科研成果可以給予資金支持的方式鼓勵企業去嘗試轉化應用，從而達到產學結合的效果。
4.3完善管理體制和強化監管力度
對于項目申報和推薦立項，要完善項目申報推薦制度，建立專家推薦、遴選、回避機制，保證項目申報、評審和推薦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對于項目過程管理，要嚴格按照項目規定，對項目資金進行規范管理，做到專款專用，并增強項目責任人的責任意識和效益意識，有效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水平。對于項目監理和驗收，要提高監理工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細化項目驗收程序，遵循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保證項目驗收的真實性和科學性。
4.4完善成果轉化政策和優化基層服務體系
充分發揮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的促進作用，政府通過行使領導、協調、參與、規范、管理、服務等職能，起到宏觀調控和組織協調的作用。在金融方面，完善涉農類的金融信貸政策，加強對農轉資金項目的小額信貸支持。在稅收方面，進一步完善有關稅收政策，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項目給予稅賦減免支持。在技術推廣和科技特派員服務方面，進一步加強有效的技術推廣和擴大科技特派員服務基層的范圍和力度，建立全面系統的基層服務體系。
作者：鐘慧吳玉宇 單位：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
第五篇：國外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及啟發
農業科技推廣是將科技運用于農業生產、將科學技術轉化為勞動生產力的主要途徑，是推動農業科技進步、提高綜合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是國家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保障農業健康發展、富余農民的主要依靠力量，這也是自19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在推動農業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經驗。由于世界各國農業資源稟賦、生產經營規模、經濟發展水平、政治行政體制和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不同國家農業科技推廣的模式有著很大差異。我國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一號文件”把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作為主題。如何突破我國“三農”發展瓶頸，改革傳統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構建新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是當前最為關注的問題。總結典型國家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設和先進經驗，對改革與創新我國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和構建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技推廣服務模式有著借鑒作用與參考價值。
一、國外農業科技推廣模式
從世界范圍的農業科技推廣實踐來看，發達國家均十分重視農業科技推廣，并投入大量經費和出臺相關政策，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推廣主體呈現多元化，并非單一地由政府主導。根據發達國家農業科技推廣主體的不同，其農業科技推廣模式主要分為四類：一是以政府推廣機構為主導的推廣模式；二是由政府領導，以大學（農學院）為依托的推廣模式；三是公私合作的推廣模式；四是由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主導的推廣模式。結合不同類型的推廣模式，我們將重點分析美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推廣模式。
（一）美國：以大學（農學院）為依托的推廣模式
作為對全世界農業貢獻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如此高的生產效率歸因于其發達的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體系。1862年，美國通過《莫里爾法案》（“土地贈予法案”）規定，每個州均要設立贈地大學，由政府購地贈與各州成立州立大學，負責該州的農業教學、科研以及推廣工作。［1］1887年通過《漢奇法案》，規定在贈地大學建立農業試驗站（類似農科院），在農作物栽培技術等方面展開研究。［2］1914年通過《史密斯和勒沃爾法》，規定農業部要在州立大學建立農業科技推廣中心，由州立大學代表政府在全國開展農業科技推廣工作。經過以上三個法案，美國逐步建立了以州立大學（農學院）為依托，農業教育、科研、推廣三個環節有機結合的“三位一體”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3］美國建立了特有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包括聯邦農業科技推廣局、州農業科技推廣站和地方農業科技推廣站三個層級，其中州農業科技推廣站在這一特有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圖1）。聯邦農業科技推廣局主要發揮管理作用，負責協調和管理全國的農業科技推廣工作。每個州立大學在農學院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站，并由該農學院院長兼任推廣站站長。農學院一方面要負責農業科技方面的教育和科研，同時還負責全州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地方農業推廣站是州農業推廣站的下屬機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對農戶進行定期訪問，向農戶提供各種農業科技信息，幫助農戶分析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的問題，并尋求具體的解決辦法。美國的農業科技推廣人員大多是聘用農學院中在各自研究領域具有極高權威的教授，這些教授一般會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長成立研究團隊，參與實施項目，并制定推廣計劃。在各州的州立大學中，農學院、農業實驗站和農業科技推廣站實際上是“三塊牌子，一班人馬”，農學院除承擔教學任務外，全州的科研站以及各縣的農業科技推廣辦公室也由農學院統一管理，州農業實驗站站長和州農業科技推廣站站長也由農學院院長兼任，農學院院長是全州農業教學、科研和推廣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各農學院要求教授同時負責教學、科研和推廣三個方面中至少兩個方面的工作，并將其負責的工作作為績效、加薪、升職的重要考核依據。可以看到，美國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在領導體制上保證了教學、科研和推廣的統一與協調，促進了教學、科研和推廣工作順利有效地開展，也使擔任要職的教授更加注重研究、發展和解決農業生產實際中遇到的種種問題。［4］從而形成了教學、科研和推廣三者協調統一的合作保障機制。
（二）法國：公私合作的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模式
法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農副食品出口國和歐盟國家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其農業科技推廣主體主要包括政府、農業發展協會、企業和科研單位等。［5］在法國，農業科研成果要先經過農業科研單位試驗成功后才可以推廣，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針對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問題提供技術培訓和指導。法國的政府推廣機構由政府部門和合作社聯合成立，負責農技推廣的管理工作。高校和科研機構承擔政府的公益性推廣工作。法國負責農業基礎研究的機構分為公共科研機構和私立機構兩種類型（圖2）。公共研究機構中，主要包括法國農科院和法國農機及灌溉森林研究中心等機構。法國農科院是世界上幾大農業科學院之一；法國農機及灌溉森林研究中心的主要職責是研究灌溉、農副產品的加工利用等，并與第三世界國家在灌溉、農產品的副產品利用等方面展開合作研究，這也是法國農機及灌溉森林研究中心的職責之一；法國大學農業專業及相關專業的研究機構，也從事農業科技方面的研究。同時，公共研究機構的高級研究人員也在大學兼任客座教授。法國公立和私立研究機構并存，其所從事的領域和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有一些交叉，但側重點不同。私立企業的性質使其更加注重營利。法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模式在經過公立和私立機構做基礎性研究之后，進入應用研究階段，為農業技術推廣到基層做出鋪墊。法國的農業應用研究是由技術研究機構承擔的，動植物方面的研究側重點都在實用技術研究方面。［6］法國農業技術研究機構經費的主要來源是依據預提稅法的規定，即在農產品銷售環節按一定比例征收科技稅，再由政府按照規定分配給相關技術研究機構，因此，從根本上來說，這些經費其實來源于生產者自身。法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健全，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置了各級農技推廣機構，農業科技推廣工作主要由政府機構組織負責（表1）。在法國整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中，隸屬于“農業技術協調協會”的專業技術研究所和技術中心最為關鍵。因為研究所和技術中心根據當地農業發展情況開展科研工作，并通過各省農會的技術顧問或農場主將農業科研成果推廣到各省及地方，及時有效銜接中央和地方，并且將產、學、研緊密結合。農業合作社是法國農業生產體系中最為基本的一種組織形式，也是農業發展的主要推動組織，在發展農村經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經過多年的發展，這種農業合作社組織規模不斷擴大，已經由一個單純的生產組織單位發展成為一個以生產組織為基礎，以產業經營為主導的合作組織，經營內容也已經由原來的初級農產品生產，延伸到農產品加工、貯藏和銷售領域，逐步形成了從生產到加工、銷售的農產品產業鏈。［7］法國農業合作社雖由政府支持，但是政府很少干涉合作社的內部事務，合作社與農民都在很大程度上擁有自主權利。因此，法國農業合作社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對外實現利益最大化，對內實現利益公平化的農業合作組織。農業合作社的存在與發展為法國農業科技的研發和推廣提供了一個讓農民樂于接受的平臺。
（三）日本：以農業協調組織為紐帶的推廣模式
與中國類似，日本也存在“人多地少”的情況，全國70%的農戶人均耕地在1公頃以下，屬于典型的小農制農業模式。一般而言，小農模式很難融入世界農業市場化的生產體系中，但日本根據國情，探索建立了完善的農業科技普及與推廣組織，早已躋身世界農業發達國家之列。一是建立了從中央（由農林水產省負責）到各都、道、府、縣四級政府的推廣體系；二是建立了農業協調組織（簡稱“農協”）。“農協”是農民自己的互助合作經濟組織，其根本職責是為農民提供資金、技術、農資、保險、經營等方面的服務，“農協”最早始于明治維新時期的“產業組合”，在1947年頒布《農業協同組合法》后，農協最終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在中央，由科研機構和政府推廣部門給予“農協”各方面的指導；在基層，由“農協”的營農指導員與國家的普及指導員協同工作，共同制定推廣計劃。［8］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農協”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組織體系、良好的運轉機制。協會成員的廣泛性、事業的廣泛性以及在日本農村生產和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對擁有農民協會的國家有著不同程度的借鑒作用。日本“農協”是農業科技推廣的主力軍，其良好的運轉體系與“農協”內部嚴密的組織結構密不可分。“農協”隊伍的規模不斷壯大，已經超過政府部門的農技推廣體系。與政府行政部門的中央、縣級（相當于我國的省級）、基層行政組織相對應，“農協”包括全國、縣級和基層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三個層次。“農協”由各層級的農協自上而下逐級入股組成，每一層級的農業協會都是獨立的法人，彼此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日本基層“農業協同組合”的會員是面向農戶的，因此存在著由農業協同組合成員自發組成的合作小組，農戶們通過農戶之間的合作小組參加各種活動。“農協”的經費來源也很廣泛，一部分來自農戶繳納的會費以及農協在為農戶服務中的收入提成，還有一部分是工商企業的投資和捐贈。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支持農業科技的推廣和相關人才的培養。營農指導員是“農協”的正式職員，其工資由“農協”統一支付。另外，“農協”擁有完整的教育體系，全國和縣一級“農協”都分別設有教育培訓中心，培訓中心定期對農協理事會、監事會成員以及各類管理人員進行脫產輪流培訓，對接受培訓的人員開展互助合作基本精神以及合作社原則等方面的教育，并加強各項專業技能的培訓。［9］日本農業協會為農戶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服務。包括在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在內的全階段提供的服務，還在農業種植方面提供信貸、購買、銷售、加工、農業醫療、互助合作、農業設施一條龍服務，在農村生活方面提供農民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中各個方面的服務。總體而言，日本農業協會就是為農民提供了從出生到死亡的盡可能的全面協助。因此，農業協會是日本農戶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為日本農業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國外典型農業科技推廣模式的主要特點
在農業科技推廣模式比較發達的國家中，有大型農業國家（美國）、中等規模農業國家（法國）、小型農業國家（日本）。在這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國家和地區中，農技推廣的發展和實踐模式雖各有千秋，但農技推廣模式的構建卻有其共同的特點。
（一）政府肩負農業科技推廣的重任
在將農業的產、學、研三位一體相結合的國家中，政府通常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政府通過政策導向作用，引導農業科技推動市場健康運行。另一方面政府將農民的需求及時向科研和教育部門反映，并將科研和教育部門的研究成果及時傳播、推廣給農民，整個組織運行效率極高。［10］美國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大規模農業國家，設立了農業部農業研究局、合作推廣局等聯邦農業服務機構，對高校科研機構發揮政策引領、財政支持、監管規范的作用。日本政府對農業專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給予了大量的支持，以推動農業科技的推廣。
（二）農業企業是科技轉化的主要載體
隨著農業推廣市場化趨勢增強，與農業相關的企業已成為農業科技推廣工作的重要支撐，越來越多的國家注重將農業科技企業作為將農業科技成果直接轉化成為農業生產要素的主要載體，使其在農業科技推廣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大規模農業國家中，美國的私人企業在農業科研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全國已有數百家與農業有關的企業開展農業科技研究工作。法國農業科技推廣機構包括公共科研機構和私立機構兩種類型，分別隸屬于政府各部委和大型農業企業或農業合作社。［11］經過長期的發展，法國的現代農業已逐漸與工業、商業結合在一起，農業逐漸發展成為“農工商綜合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高校科研機構是農技研發推廣的重要力量
一些國家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是以科研機構為主體組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以州立大學為依托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通過領導體制上的統一和協調將全州的農業教育、科研和推廣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在各縣設立農業推廣站，由州立大學推廣站直接管理，并由大學推廣站建立評審小組擇優聘用和培訓縣級農業科技推廣員。［12］其他國家大都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農業科研體系，并且對農業科研機構給予大量的財政投入和支持。如法國從事農業科研的機構網絡十分龐大，從農業科學院遍及到各個地區的省、市、鎮的科研單位。
（四）合作社和農民協會發揮著基礎性組織作用
不同國家都有農業合作組織和農民協會組織，它們發揮著組織生產、服務農民的重要作用，也是農技推廣工作的主要承擔者。日本農業協會為農戶提供了橫向、縱向全方位的服務，無論是包括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在內的全程服務還是在農業種植方面諸如信貸、購買、銷售、加工、農業醫療、互助合作、農業設施等一條龍服務，日本的農民協會都得到了當地農民最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隨著“農協”的發展，目前“農協”的管理范圍已經涉及到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不僅包括組織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技術推廣，購買生產資料、銷售農產品，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等經濟活動，而且還以行政輔助機構的合作組織角色參與制定并貫徹執行農業政策和計劃。法國等國家政府公益性農技推廣工作也是依托農業合作社和農民協會組織進行的。
三、國外農業科技推廣模式的經驗借鑒
我國是一個以小規模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生產經營環境和條件與國外不盡相同，為了適應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們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汲取國外農業科技推廣經驗，改革我國的推廣模式和運行機制，以構建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模式。
（一）政府要充分承擔農業科技推廣的公益性職能，發揮監管和統籌作用
改變傳統的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公營性農技推廣模式，需要政府理順公益性推廣和經營性推廣的關系，對自身職責有清晰的定位和認知。與發達國家大農場式推廣模式不同，在我國現有形勢和發展趨勢下，農業科技推廣是政府公共責任的一部分。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合理的政策引導是農技推廣工作順利開展的前提，加強政府監管職能，為農技推廣創造規范的市場環境。同時，不斷探索公益性推廣服務方式，通過委托服務、定崗招聘等渠道優化政府職能，從而完成政府從公營性推廣到公益性服務、從全面負責到監管指導的職能轉變。
（二）創新農村金融服務，拓寬多元融資渠道
完善我國農業推廣的投資結構，拓展投資渠道，保證推廣工作經費。一是進一步加大國家財政投入，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科研能力和農技推廣的現代化水平。二是推進農村金融服務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培育多元化、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組織，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滿足現代農業發展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如推廣“公司+基地+合作社+農戶+銀行+科技”等農業供應鏈金融業務。積極引導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發展。三是充分發揮我國政府引導和政策導向作用，鼓勵和支持各種社會資金加入農業科研領域，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并存的多元化農業科技推廣融資體系。
（三）積極引導農業科研院校服務農業科技
我國涉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人才、技術資源豐富，能否充分利用專業研發平臺，有針對性地提升農業科技實力，是我國農技推廣體系能否順利運轉的關鍵。應加大對科研院所的財政支持力度，擴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權，解決高校和科研院所存在的地區分布不均、行政科研各自為政等問題。同時，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身要積極探索新的辦學思路，加強對應用性技術和科技轉化的重視程度，完善現有的人才晉升制度，將職稱的評定和晉升更多地“接地氣”，對實際推廣有功的人才給予獎勵。
（四）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
政府向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購買服務，并通過定向委托、招投標等多種方式，支持和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以及涉農企業等各種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到農業的生產、加工以及銷售環節。鼓勵和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的發展，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政府加快轉變其職能方式，由管理向服務轉向，改變過去對合作社的過多行政干預，并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和引導合作社的發展，使合作組織在市場機制下健康、有序發展。［13］積極培育多元化服務主體，依托公共服務機構，以合作組織為基礎、以龍頭企業和專業服務公司為主要力量，以其他社會組織作為補充，逐步建立多元主體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五）創新農業科技推廣人員的培養方式
建立農業科技的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推廣模式，由高校聯合各縣市、地方，以實行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和減免學費等方式，大力培養農業科技推廣人才。政府出臺相關激勵政策，提高農技人員待遇，鼓勵農技相關專業高校畢業生到縣鄉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工作，重視農村實用人才的轉化和激勵，加大科技示范戶工程的建設。同時，將農業科技推廣人才的培養與青年干部培育工程結合起來，做好后備人才的儲備工作。以科研質量、創新能力和推廣應用為導向，制定科學的農業科研人才評價標準，調動農業科研人才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農民技術人員的示范帶動作用，根據其承擔的工作量給予相應的獎勵和補貼。
（六）建立產學研推一體化的科技創新體系
高效的農技推廣體系有監管到位、多元參與、職責明確、各負其責的特征。借鑒發達國家“產學研”相結合的體系建設，結合我國國情，探索多部門參與的推廣模式。包括由政府、專家、農技推廣人員、農民合作社參加的“專家大院模式”，以企業的中介服務為橋梁搭建的“流動專家+公司+客戶”模式，將高校、農技推廣人員、農民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農民田間學校（FFS）模式等等。要將這些好的模式推廣堅持下去，需要政府以制度政策的形式加以保證，形成包括政府統籌、高校科研、企業推廣在內的完整的服務鏈條。政策、投入和科技是促進農業發展的三個關鍵性要素。進入21世紀后，我國高度重視農村發展和農業生產，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推動了農業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進入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的新時期，相對于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發展，農業的現代化則相對滯后，農業建設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在新形勢下，要破解“三農”問題，改變農村落后現狀，農業科技創新尤為關鍵。因此，必須致力于農業科技的創新和推廣，將農業科技迅速有效地轉化為農業生產力，提升農業發展科技化水平，從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總之，深入分析和研究國外成熟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和推廣模式，對于我國改革傳統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建立新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大有裨益。
作者：袁方成1 王明為2 楊燦3 單位：1.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 2.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綜合改革協同創新研究中心 3.華中師范大學湖北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