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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海龍 單位：安徽財貿職業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

農業產業化始于山東濰坊，在我國被學術界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普遍認為農業產業化就是以市場為導向，產供銷一體化的經營體制。［1］人民日報記者艾豐，在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論農業產業化》中也表達了相似的概念，即“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改造傳統的自給半自給的農業和農村經濟，使之和市場接軌，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1995年以后，此提法逐漸被接受，研究農業產業化的學者也越來越多。農業產業化，英文的翻譯是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即農業工業化。在我國，將其翻譯成農業產業化。

一、農業產業化對市場主體的要求

（一）農業產業化的特征

農業產業化就是農業工業化，因此，它具有工業化的一般特征，即利用科技來提高效率和質量，從而滿足人們的要求。一般認為市場化、生產專業化、布局區域化、產銷一體化、服務體系社會化以及管理企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基本特征。［2］規模化、集約化是工業化發展的趨勢，農業的發展也不能違背這個趨勢。工業化的前提就是產業進行分工協作。作為傳統農業，從培育種子，到育苗、種養、施肥及施養、銷售，都是農民獨自完成。大市場的條件下，這種生產顯然不能滿足要求，因此，農業生產專業化，才能提高效率和質量。為了提高競爭力，提高生產效率，一定的規模是保證規模效益的基本要求。在科技迅速發展的環境下，充分利用科技、提高資源利用率，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益，也是農業產業化的趨勢。在我國農業不夠發達的情況下，產業化的過程中，要求信息、物流、技術、資金、教育等社會服務體系同時跟進，才能保證農業產業化的順利進行。現代市場的主體就是企業，農民經營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顯然不能滿足要求。因此，農業生產企業化管理，才能滿足市場化的要求。

（二）農業產業化對市場主體的要求

從上述產業化特征可以看出，除了生產布局化、服務體系社會化的特征需要政府力量來完成，其他的特征均對農業生產的主體提出了要求。市場化的特征要求生產主體，能夠了解市場的需求，掌握市場信息，及時調整生產，以滿足市場。規模化要求市場主體要想生存發展下去，必須保證一定的規模。集約化則要求生產主體能夠利用科技，提高效率。管理企業化要求農業生產的組織化、制度化。產銷一體化，則要求有穩定的渠道網絡，能夠適時地將產品銷售出去。這些要求綜合起來，可歸納為規模、資金、技術、信息及渠道五個方面的要求。

二、目前以家庭為市場主體的缺陷

（一）規模

我國有6.7億農民，構成約2億多個家庭，［3］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有3億多。受國土資源限制，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2公頃。［4］顯然，我國農業生產以家庭為主的規模，與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無法相比，其生產效率也是不能相提并論的。由于極其低下的生產效率，較高的人工成本，使得我國農產品的成本遠高于進口農產品。因此，缺乏競爭力，無法與進口農產品競爭。同時，過多的生產主體，生產的產品幾近同質，形成了類似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土地流轉困難，使得農業生產的進出壁壘較高，由此產生了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不對稱矛盾，形成了農業生產的巨大成本。

（二）資金

我國農業生產由于歷史原因，農民生產的資金基本上是靠自我積累。加上稅賦、農藥、種子、灌溉等費用，能夠積累的資金并不多。直到2006年1月1日，農業稅才被廢止，而對農民的直接凈補貼也只能從2006年開始，因為之前所謂的補貼不具普惠性，補貼的同時還在向農民收取稅賦，所以，我國農民的自由生產資金積累極為有限。作為農業發達的美國，根本沒有農業稅。同時，美國的補貼政策，一直是全球較高的。［5］而日本、韓國，對農業的補貼，構成了農民收入的一半左右。［6］農民可以用于抵押的財物少，從而獲得金融機構貸款的可能性也較小，因此，資金成為制約農業生產一個重要的因素。

（三）技術

農業生產需要技術，農民可以自己掌握技術，也可以借助于外部技術支持，比如農技人員。如果農民自己掌握技術，對技術的吸收與消化，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但是我國由于歷史原因，教育的發展一度滯后。加上城鄉教育發展的不均衡，使得農村的人口文化程度要更低。農業從業人員中，小學及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占到86%之多。同時由于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去城鎮尋找就業的機會，農業從業人員顯示年齡偏大的趨勢，4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高達55%。［4］這為他們學習新技術帶來了障礙。如果借助農業技術人員的支持，則需要一定數量的技術人員。但是，我國目前農技人員只有207萬，其中高級技術人員不到12萬人。［4］平均一百戶農業經營戶才擁有一個農技人員，而高級農技人員則一萬戶才擁有一個。依靠如此比例的技術人員，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顯然是杯水車薪。考慮到很多技術人員并不是從事一線的農業技術工作，則農民缺乏技術支持的程度會更加嚴重。

（四）信息

在我國農業生產中，農民由于缺乏足夠的市場信息，種什么，種多少，一是憑習慣，一是盲從。今年大蔥價格高，明年就種大蔥；今年棉花價格高，明年就種棉花。反之，今年某種產品價格低，明年就不種或少種。由于信息的嚴重滯后性，決定了農民生產產品的滯后性，導致供求經常失衡，近幾年來的糖價、蒜價、豆價、生姜價過山車式的變動，就是對此最好的注釋。而作為生活主要消費品的豬肉價格、食用油等價格更是變動幅度較大。由于農產品生產周期長，如果沒有對市場信息的準確把握，一旦生產決策失誤，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此時，農業生產規模越大，則損失就越大。當前，絕大多數的農業生產經營戶，都沒有專門的市場情報人員，其獲取信息的來源僅局限于電視、廣播，以及一些同行的口頭傳播，其準確性及時效性存在很大的問題。而對于一些網絡信息，雖然及時有價值，但由于農民文化素養限制，無法充分利用。同時，當信息不暢時，即使農民生產的產品適銷對路，由于渠道商的信息攔截作用，農產品的終端價格雖然很高，但是農民賣的價格卻沒有太大的提高。所以導致了供大于求時，價格極低，而供小于求時，利潤又被中間商攔截。

（五）渠道

由于我國農民生產大部分規模小，加上原有的統購政策的影響，農產品銷售基本是坐等中間商上門收購，少部分產品肩扛擔挑，走村入戶，沿街叫賣。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下，近年出現了農戶+龍頭企業的訂單模式銷售，而農產品經紀人的出現，使得農產品銷售有了新的渠道。但是，這些渠道均呈現明顯的不對稱，即生產者與銷售者的數量及實力不均等，容易出現機會主義的選擇［7］，不能像其他產業一樣，有一個穩定的銷售渠道網絡。因此，農產品出現豐收時，農民也不能從中得到較高的利潤。由于收集市場信息的成本相對于一般農民生產規模來說偏大，農民對產品的市場價格并不能很好地掌握，所有的價格只能由中間商決定。而市場出現農產品短缺時，農民也無法掌握。農產品的另一種渠道，即農戶+合作社+企業的形式，它是對前面幾種形式的完善和糾正。這種形式在不改變農業生產戶的經營基礎上，增加其話語權。［8］但是合作社的發展數量，以及龍頭企業的匹配是個問題。

三、可能的市場主體形式及最佳選擇

顯然，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中，中國農民目前的家庭生產模式是不能夠成為市場的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的前提下，如何規模化、集約化，并能夠擁有合適的、穩定的渠道，是目前極為緊迫的一個問題。隨著農業的開放，農業發達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巴西等，開始利用其價格優勢，向中國出口大量農產品，其中大豆、小麥等已經對中國農產品市場造成沖擊。中國農民生產的大豆、小麥等主要糧食，由于成本高，不具備競爭力，難以滿足市場要求。這一現象不僅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而且影響到我國農業產業化的進程，對農民的收入也造成巨大影響。因此，農業的市場主體需要變革，組織形式要發生變化，才能適應這一大環境要求。目前以農戶+龍頭企業的模式，由于雙方的不均等優勢，不能形成穩定的聯合體，所以，無法成為市場主體。而以農戶+農產品經紀人的形式，依然沒有擺脫家庭形式的缺陷和束縛。縱觀農業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結合我國的國情，以下幾種形式，可以作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選擇。

（一）農場

農場由于規模大，集約化生產程度高，具備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美國主要以農場為主，平均每個農場的面積約418英畝，［9］合2537畝。我國目前主要的農場為國營農場，性質為全民所有，全國僅有1818個，平均每個農場面積46190畝。［10］但由于其占全國耕地面積的0.0025%，對農業整體影響不大。家庭承包制的條件下，土地流轉制度的限制，很難再形成如此規模的農場。加上我國人多地少，即使能夠形成大規模的農場，但大量農民的安置，仍然是個大問題。根據有關研究，即使是美國農場，大部分依然靠國家補貼，否則，90%的農場依然不能獲得美國的平均家庭收入。［11］所以，在我國要發展新型農場，難度較大。當然，在解決土地流轉限制的基礎上，農場依然是可以發展的。由于我國目前農場經營具有一定的經驗和水平，很多農場以企業集團的形式運作，對于市場化、信息化、集約化、規模化的生產，均體現一定的優勢。部分農場遇到的發展的瓶頸，即規模擴大的限制，客觀上要求能夠開辟新的土地，以滿足其發展和擴張要求。如果農場發展的過程中能夠結合農民的就業安置，則未來仍是一個可選的形式。

（二）合作社

合作社歷史悠久，在我國社會發展初期，為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后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原來承擔統購統銷的合作社，逐漸失去了它的影響力。但是隨著農業產業化進程的推進，對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及流通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重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途徑，于是人們重新將目光投向合作社。最近幾年，合作社的發展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2006年10月31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明確了此種組織形式的合法性，并對合作社的規范發展做出了要求。同年國家在聽取全國供銷總社的意見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設農業生產資料現代經營服務網絡、農副產品市場購銷網絡、日用消費品現代經營服務網絡、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等重大工程，簡稱“新網工程”。這為農業生產流通提供了平臺，是符合農民及農業生產需要的。

合作社由于是同類產品生產者或同類服務提供者的自愿聯合，本著互助、民主管理的原則，為成員提供農資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這種形式的組織因具有法人資格，所以可以與其他任何企業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對于農民來講，家庭式的生產幾乎不受負面影響，缺少技術、信息、資金的狀況，可以在合作社的框架里得以解決。采購或者銷售、加工過程中，避免了單個家庭的勢單力薄，增加了話語權。而由于采取理事會的形式，農民也可以專心于自己的生產，其銷售、采購等，由于批量進行，由理事長和理事負責日常的工作。對于理事會的選舉，每個成員都有投票權，保證平等、公正。監事會則負責對理事會的工作進行監督。合作社成員聯合在一起，可以做到風險分擔，利潤共享，公平、公正，為廣大農民所接受。而國家則給予專業合作社在稅收、財政、融資及農業項目建設上一定的政策支持，則是單個農業家庭所不能享受的。

對于農產品加工、收購企業來說，有了合作社這樣的法人組織，合作時，擔心農民違約的風險也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彼此的合作關系。在合作社規模擴大的基礎上，可以形成穩定的生產基地，有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專業合作社在各級聯合社的指導下，可以避免盲目發展，科學進行區域布局，實現規模化生產。同時，不會造成農民就業安置問題，對穩定農業生產極為有利。但是農業專業合作社，是以家庭生產為主，對提高集約化、信息化的推動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也實質上使規模化的效益受到影響。因此，在發展專業合作社的過程中，需要推動合作的深度，打破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局限。比如參與合作社的農民可以集中土地，按合作社的統一安排，進行農業產業化的升級改造，共擔成本，共享收益。

（三）企業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因此，如果農業生產單位能以企業化的形式存在，那顯然是最好不過的。企業由于其組織的嚴密性，制度的規范性，生產的分工協作及高效性，產權的清晰性，以及完全的市場化等特性，所以，可以避免上述兩種形式的局限。美國在發展農場的過程中，逐漸發展一些產銷一體化的大企業，這些企業通過收購整合一定數量及規模的農場，然后雇用工人進行工廠式的農業生產，比如飼養奶牛、豬、牛、羊等，成熟的牲畜不必向市場銷售，而是再進行加工，以肉、奶的成品對市場銷售。顯然，這種一體化的企業，是規模較小的農場或合作社所不能比擬的。這些企業化的農業生產，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以及現代的企業管理制度和人才。

在我國現階段，依靠農民自發形成產銷一體化的企業，幾乎不可能。但是在各地均有一些受政府支持的龍頭企業，以及原有的各級合作社的自有企業，這些涉農企業與農民有豐富的合作經驗，對農業生產也有較好的認知和理解。如果能以這些企業為主導，國家出臺相關的政策，尤其是土地流轉及農民權益保護的政策，則可以依托此類企業，整合農民土地，比如可以租用，或者農民以土地參股，然后企業再以雇用農業產業工人的方式，解決農民的就業安置問題，則企業化的生產形式，將極大地推動農業產業化的進程。土地租用或參股，保證了農民的土地權益，不能被強征或賤賣（由于土地國有，賣的也是經營權）。同時農民被企業返聘，解決農民失業問題，防止農民由于大規模失業造成農村及社會穩定問題。而企業化的生產，可以及時適應市場的需求，提高農業生產率，防止農業生產的盲目性。企業化的過程中，國家在配套的社會服務體系上要跟進，尤其是信息化及農業技術推廣上，以及農業生產的融資上。

農業的逐步開放，發達國家農產品的不斷輸入，農民收入的增長緩慢，客觀上要求農業產業化的進程要加快。而產業化的推進，依靠家庭式的生產方式，是無法完成的。因此，探索和選擇新的市場主體，是當前較為緊迫的事。我國目前的國情，發展農場形式是可選擇形式之一；發展專業合作社為主要形式則是較為可取的。而如果能以企業化的形式進行農業生產，則對農業產業化及市場化是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