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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解放后，要在“一窮二白”、沒有任何工業基礎、90%以上人口都是農民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只能靠繼續向每個農民征收農業稅。在計劃經濟時期和產品短缺年代，征收農業稅還特別強調要征收實物，在糧產區就要征收糧食。我國現行的農業稅制是1958年稅制改革時建立的。我國的農業稅是對從事農業生產取得農業收人的單位和個人，就其取得的常年產量或實際收人所征收的稅，是對總收益額征稅。我國的農業稅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貢，到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已形成較完善的農業稅制。新中國成立至50年代初中期，我國沒有統一的農業稅制，當時實行的是兩種農業稅制，一是老解放區實行原來的比例稅制;二是新解放區實行累進稅制。兩種稅制同時實施.雖然符合不同地區的征收習慣，容易為農民所接受.但是隨著領土的統一，特別是1956年實現農業合作化后，個體經濟基本轉為集體經濟，兩種不同的稅制，不同的征稅辦法，不同的稅收負擔，自然難以適應統一的農業合作化的要求，形勢發展迫切要求統一全國的農業稅制。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1958年6月3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6次會議審議通過，由主席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統一了全國農業稅制。

農業稅條例的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規范了政府與農民的分配關系，促進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第一，統一全國的農業稅制，是新中國農業稅制的一次深刻的改革。《條例》的，使農業稅負擔更加公平合理，稅制更適應農村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第二，農業稅實行地區差別比例稅率，有利于調節不同地區的收人水平，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同時，農業稅制兼顧了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有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第三，(條例》體現了輕稅的政策和增產不增稅的原則，有利于貫徹“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鼓勵農民發展經濟，擴大生產，增加收人。第四，農業稅以征收實物為主，有利于政府掌握糧食，調節余缺，保證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動下，開始出現了喜人的變化:糧食生產豐年有余，糧食儲備較為豐裕，物資短缺變為相對過剩，消費品市場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在這一新形勢下，全國有不少省區把征收農業稅從征實物轉變為征現金，這是切合實際深受農民歡迎的。但征現金卻承繼過去征實物時的做法，按人口、按責任田分攤。這就承接了計劃經濟和短缺時代的不合理做法，不論豐年欠年，不論農民家庭出現什么情況，也沒設任何“起征點”，只要種田就得交農業稅。

由于農村地域廣闊，情況千差萬別，每年征收農業稅都要興師動眾，稅務員、鄉村干部等素質各異，有時碰到“釘子戶”還要動用民兵或替力，造成矛盾多多，干群關系緊張，而且收稅成本很高，實在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如果取消農業稅，可減少因收稅而引發的干群矛盾，從而提高黨和政府在農民兄弟中的威信.更有利于農村的穩定和發展。而且，從目前來看，我國取消農業稅(包括農業特產稅)的條件已逐步成熟。近5年來，我國財政收人年平均增幅約2045億元，從中拿出一部分通過轉移支付來彌補由于取消農業稅減少的地方財政收人，是完全可行的。特別是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省級財政較為寬裕，條件更為寬松.可以率先取消。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業生產受到自然條件的嚴重制約，在一定程度上，農民要’‘靠天吃飯“。而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后，農產品還要兼受市場的制約，生產的東西常常價錢很低或是賣不出去，農民受到自然和市場兩種制約。也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幾十年來在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兩套不同的稅制，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城鄉差別呈擴大趨勢。這是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應該關心愛護、也是在政策待遇上應予以傾斜和支持的。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農業和農民進行補貼。這是因為農業的特殊性質和穩定社會的需要兩大因素所決定的。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曾直接向農民征收農業稅。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惟一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國外市場經濟國家，都不設立農業稅這一單獨面向農業的稅種。各國的稅收制度雖然不盡相同，但在稅種的設置上卻基本保持一致。如美國.分別設有所得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流轉稅(包括消費稅等)、財產稅(包括土地稅、遺產與贈予稅等)、社會保障稅等基本稅種。各種涉農稅源根據其不同性質被歸類到不同的稅種中去(農民的收人如超過法定起征點，減去扣除額后，須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以企業形式經營的農業企業須繳納企業所得稅，農業生產銷售產品收人須繳納流轉稅，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繳納地產稅或土地稅.農業遺產的繼承人須繳納遺產與贈予稅)。又如日本，主要是農業土地稅，按土地的法定價格以貨幣形式征收。再如澳大利亞，涉及到農產品的稅種有銷售稅和個人所得稅兩種，其中銷售稅規定在應稅貨品或商品(含農副產品)于最后批發交易時征收，稅率為10%一30%不等。伊朗在個人所得稅分類下設農業所得稅，對農業所得按超額累進稅率征稅。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也是對從事農業所得征收所得稅。考慮到農業的特殊性和作為國計民生產業的重要性，各國政府不但沒有開征農業稅，還在不同程度上對農民和農業采取各種各樣的優惠措施，實施一系列的護農政策。如德國對農業土地的土地所得稅，政府也只對60%的應稅額征收，其余免予征收。德國每年征收農業所得稅10億馬克，僅占全國所得稅的0.8%，但各級政府每年給予農業的優惠稅收卻達13.3億馬克。此外，各國都充分尊重農民的自主權和選擇權，農業納稅人有權選擇有利于自己的征收方式，或按特殊待遇或按正常方式納稅。在國際上，除了在稅收上給予農業支持和優惠外，各國政府大都通過轉移支付、價格支持、農業補貼、優惠貸款、貿易保護等手段，對農業生產和經營者給予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補償，以保持農產品供需平衡，保護農民利益，維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應有的地位，提高本國或本地區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據世貿組織統計，發達國關注三農家對農業的補貼，美國每年為463億美元，歐盟為283億美元，日本為327億美元。美國每年對每一位玉米種植業主的補貼在3萬美元左右，相當于我國東北種玉米農民年收人的100倍。日本政府更規定了最低價格標準，若市場價格低于這一標準，產品全部由政府的有關機構按規定的最低價格購人。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稅成為工業化原始積累資金的重要來源。但是，在我國目前戶均耕地少、土地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大大強化、土地的財政積累功能大大弱化的條件下，再從農業剩余中汲取工業化、城市化的積累資金，采取農業稅的單獨設立，以土地畝數生產的糧食的數量來計征農業稅的方式已經成為農民的嚴重負擔，阻礙著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取消農業稅可以說是一個符合我國農村實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選擇。中央政府關于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鄭重宣告，為10多年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關減免農業稅以減輕農民負擔的種種爭議從政策方面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這是中央為徹底減除農民負擔而采取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舉措。它從減負層面為增加農民收人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為增加農民收人，增加農業投人奠定了基礎，其意義不在于免除了多少稅，而在于它是我國稅收政策的重大改革和創新，實質上是政府與農民在農業利益的分配制度上的調整，表明中央政府從制度意義上肯定了當前我國農民人均有限的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否定了從土地上汲取農業剩余投人工業資金原始積累和城市建設這種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實行的積累、分配方式。最終取消農業稅，將過去國家占有的部分農業剩余留給農民.將刺激農民生產性努力，減少政府和農民在分配上的努力所造成的浪費，有利于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最終取消農業稅，與糧食購銷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等等政策措施配套作用，將為農民徹底減負和走向富裕鋪平道路。取消農業稅從數字上看僅僅是減少了10億多元的財政收人，但從實際效應來看，農民收人會提高，農業成本會降低，而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會凸現。

1、取消農業稅，有利于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人，建設小康社會。近幾年，在農村稅費改革中，全國有不少省區都取消了“三提“、“五統“，只留下一個農業稅的“口子”。在這種情況下再取消農業稅，將是徹底解除農民的負擔，可讓農民休養生息，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搞好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人，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生活有了較大改善，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逐步邁人小康。但是從城鄉居民的人均收人來看，差距在擴大，農民收人不但基數小，而且增速相對慢。因此，取消農業稅，農民減負增收，有利于縮小城鄉差別，建設小康社會。

2、取消農業稅，有利于規范我國的稅制，建立城鄉統一的稅收制度。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城鄉兩套稅制，特別是保留對農業總收益課征的農業稅制，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取消農業稅勢在必行，不僅有利于增加農民收人，也有利于建立規范的、城鄉統一的稅收制度。在公平、統一的稅制體系下，農民與其他國民在納稅方面擁有同等的義務與權利，所有社會成員的稅收負擔是一樣的，農業與其他產業一樣在相同的稅制下平衡發展。這種城鄉一致、農工一致的稅制無區別待遇，既堅持了稅負公平的原則，同時農民國民待遇的基本權利也從中得到體現。

3、取消農業稅，有利于營造公平的稅收環境，促進農業竟爭。加人確TO后，我國的農產品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降低和取消農業稅，有利于公平稅負，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能力，推動農業生產的更大發展。

4、取消農業稅，將會有利于農業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農產品特別是優勢農產品生產，進一步帶動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雖然沒有了，但其他稅收將會增加。特別是沿海省區外向型和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的發展已有一定基礎，和國外農業相比也有一定競爭力，取消農業稅，降低了這些農業企業的生產成本，有利于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

5、取消農業稅，可以提供更多的社會就業機會，轉移農村過剩勞動人口，穩定農村，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城鎮化。農業稅是非常難征收的一個稅，征收成本高，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后，相關的征收經費將會大幅度減少。征收農業稅關系著農民的切身利益，但由于不能體現國民待遇，往往不被農民所理解，征納矛盾有時在個別地方還相當突出。取消農業稅.實行國民待遇，可以舒緩社會矛盾，維持農村社會的穩定。

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才能真正增強農民與國家的聯系。有人認為，農業稅制是國家惟一聯結農民的紐帶，一旦取消農業稅，農民與國家的聯系將脫節。而且，農業稅是培養農民納稅意識的一種手段，取消農業稅將使千百年來形成的‘“皇糧國稅“這一納稅意識喪失。其實，在現代經濟中，農民與國家并非只有農業稅這一聯系紐帶，農民占用耕地要繳納耕地占用稅，從事農產品加工、流通等都要接受工商部門和稅務部門的管理，并繳納相關的稅費。僅把稅收作為現代農民和國家的聯系的惟一紐帶本身就是一種小農意識，認為農民只能從事農業生產而不能進城搞工業，這是錯誤的。取消農業稅后，并不意味著農民淡化納稅意識了，而是通過其他稅種如個人所得稅、耕地占用稅，以及開征農村土地使用稅等來保持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取消農業稅，實行城鄉統一稅制，給農民以真正的國民待遇，體現國家扶持農業的政策，才能真正增強農民與國家的聯系。只有破除農民的不平等待遇，才能為今后推行城鄉一體化稅制掃清障關注三農礙，為我們所迫求的城鄉統籌發展激發潛能。國外市場經濟國家，全國皆實行統一的城鄉稅制，對全國公民實行稅收上的國民待遇。只要是該國公民，就被無差別地對待，在統一稅制下無歧視地工作和生活。如美國，根據法典規定，只要在美國出生或父母是美國人或歸化了并受美國管轄者，皆為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都必須就自己的巧項法定所得，減去扣除項目數額并作調整毛收人后繳納個人所得稅，而無論其身份是公務員、工薪階層、農民、商人或其他人員。稅負公平是稅收的本質屬性。農民與城鎮居民、從事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同作為一國公民，應享受無差別的國民待遇，這是個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利在稅收領域里最根本的體現。當然，取消農業稅，也并不意味農民不用負擔稅款。

首先，取消農業稅，農民種植農產品不用交農業稅，但農民為從事農業生產購買種子、化肥、農藥、農用薄膜等，同時也就負擔了這些產品所交納的增值稅等稅款。

其次，取消農業稅，只說明農民種植農產品不用交稅，并不等于農民從事其他經營活動取得收人也不用交稅，農民如果從事工商活動取得收人，同樣要依法繳納增值稅或營業稅等流轉稅，取得的所得同樣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

再次，取消對農業總收益所征收的農業稅后，還可能隨著稅制改革的深化，對個別農產品如煙葉等在流轉環節開征增值稅。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并不等于從根本上解決了“三農”問題。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筆者認為，從政府方面看，需要繼續做好以下工作:

1.改變“支農”的思想觀念，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分內事，作為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要逐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形成以政府投資為主、農民負擔為輔的機制，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筑鄉村公路，建好通信網絡，辦好基礎教育，搞好合作醫療，統籌社會保險。為農民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知識、增加新本領、開辟新財源創造條件。同時，為增加農民收人，應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

2.國家政策要向“三農”傾斜。政府要運用政策措施引導人才、資金、資源流向農村，幫助農民辦企業，走“三高”農業和工業化、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的道路，盡快改變農村面貌，增加農民收人。

3.要以法治費，通過立法，規范收費制度，嚴禁對農民亂收費。為了防止收費反彈，必須精簡政府機構，合并中小學校，削減工作人員.減少財政壓力。為此，筆者建議減少政府級次，改革目前(地級)市管縣(縣級市)的體制，淡化地級政府建制;撤銷鄉鎮一級政府，建立鄉(鎮)公所，作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