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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不斷壯大縣域經濟

在我國，農村經濟比城市經濟所蘊藏的潛在力t要大得多。不管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多么不同，在農村這個遼闊地域內，總是蘊藏著比城市豐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僅如此，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部門、多層次、多功能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的逐步實現，在農村這個極其遼闊的區域內，將會集中全國相當一部分工業、商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繁榮，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們認識農村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的基本出發點。這就不難理解，十六大報告為何把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作為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并第一次明確提出壯大縣域經濟。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如何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村經濟的落后面貌?我國農村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人多地少。

千百年來，大多數地區的農民，并不能單純從經營種植業來取得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資料。他們從實踐中體會到，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除了種植谷物以外，還必須從事其他副業，特別是家庭手工業。如果說“土地是農民生存的第一個基本條件，那么工副業則是第二個基本條件。”這就形成了建立在低下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的男耕女織的傳統式的家庭經濟結構。我國農村經濟不發達，固然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存在著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與微乎其微的家庭手工業。同時，在農村居民賴以生存的主要部門一一即農業部門中，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又特別嚴重。對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來說，始終面臨著增加積累、擴大投資、推進工業化、調整產業結構、轉移勞動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等問題。由于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其經濟主要依靠低下勞動生產率的初級產品，而經濟發達的城市地區，其經濟主要依靠較高勞動生產率的二級產業，所以，與城市經濟相比，農村經濟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為了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經濟長期所處的這種不利地位，就必須就地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其他產業。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所形成的農工矛盾、城鄉對立不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開始啟動的我國農村工業化與非農化，始終是以繁榮農村經濟為目標的。這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鮮明對照。

世界上許多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在其發展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片面強調發展城市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而無視農村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這就必然導致各種經濟要素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使得農村經濟日益衰落下去，從而造成城鄉關系的惡性循環。而農村經濟的長期落后，又會反過來制約城市的發展，阻礙整個社會的進步。與此同時，城市的膨脹又會帶來居住困難、交通擁擠、供應緊張、污染嚴重、治安惡化等消極后果。這種城市的病態與農村的衰落互為因果，構成城鄉畸形發展的二元經濟，這是我國所應當摒棄的。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社會分工，再也不是表現為完全對立的社會形式。不可忽視，在我國，工業與農業相分離的一種社會形式，是發展城市工業，從而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形成社會主義工業的骨干力量;但是，僅僅采取這一社會形式是很不夠的，因為我國農村經濟的基本特點:一是人均耕地少.但自然資源極其豐富;二是技術裝備落后，但勞動力資源十分充裕。遼闊的農村地域所蘊藏的豐富的自然資源，僅僅依靠城市工業是難以完全開發和利用的;與此同時，我國農村充裕的勞動力資源，更是城市工業所遠遠吸收不了的。為了解決地盡其力、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問題，并使城鄉經濟得到同步發展，就必須尋找新的社會分工形式。這種形式就是發展農村工業。這是我國農業與工業相分離的另外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只有形成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在發展城市工業的同時，相應地發展農村工業，才有可能使城市工業、鄉村農業的一元化輻射網絡，轉化為既能發揮城鄉之間工業與農業的相互輻射作用，又能發揮農村內部工業與農業相互輻射作用，建立二元一體化的城鄉工農雙向輻射網絡，形成相互滲透的、新型的城鄉分工格局，從而有利于促進城鄉同步實現工業化，使城鄉經濟都能得到共同發展，全面高漲。我國農村經濟的非農業化趨勢，是全面繁榮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同時又是以就地消化剩余農業勞動力為前提的。以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存在，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現象，所有經濟發達國家，都毫不例外地經歷著這么一個階段。而發展中國家則始終面臨著農村就業的不充分，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農村社會經濟落后的問題。從現象看，人口的過度增長和國民經濟的緩慢發展，是造成這一問題的直接原因。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發展速度越快，水平越高，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幅度越顯著，農業勞動力數量越少，不僅相對地減少，而且絕對地減少。

建國50多年來，我國農村所擁有的農業機械總動力，大中型拖拉機、手扶拖拉機、排灌動力機械分別增長了幾百倍，甚至上千倍。農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一方面對工業和科學技術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要求城市和鄉鎮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另一方面，對活勞動的需求則是逐步地減少，再加上這些年來，我國農村耕地面積出現有減未增的趨勢，農業勞動力的自然增長速度較快，這就使得未來已經過剩的剩余農業勞動力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剩余農業勞動力的大量存在，必然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農村人口平均收入的增加，影響農村的擴大再生產，影響農業技術改造的進程，影響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而，如何因勢利導地把眾多的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的部門與領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解決的一個復雜問題。在尋找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出路時，當然不能忽視城市載體的重要性。實踐經驗表明，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大中城市的發展，并在吸收剩余農業勞動力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來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大部或近乎全部，是被城市工業和其他產業所吸收。而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處于比較繁榮的階段，往往不僅吸收了剩余的農業動力，甚至吸收了必要的農業勞動力，導致農業勞動力的緊張和萎縮。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每每論及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都認為是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但是，對于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僅僅選擇這條道路是不夠的。原因是農業人口太多、城市經濟不夠發達，普遍不具備剩余農業勞動力大量地向大中城市轉移的條件。還有，在舊的管理體制的束縛下，城市企業勞動力的利用是很不充分的。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發展，一方面會把潛在的過剩勞動力釋放出來，變為公開的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又會促進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推動先進技術的應用，降低勞動密集程度。這也會減緩城市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增加勞動就業的難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踐生動地表明了，在我國農村地區大力發展包括農村工業在內的各種非農產業，是吸收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主要載體。我國必須把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不斷壯大縣城經濟作為轉移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和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條件。

二、穩步推進農村工業化

我國農村經濟面貌的改觀在相當程度上是和農村工業化程度聯系在一起的。我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長達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下，一直是局限在城市范圍內推進，把幾億農民排除于工業文明之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前，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其目的是為了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對農業所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價值形態上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工業化提供所必需的農產品數量，在價值形態上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提供最低限度的啟動資金，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強制壓低農產品價格，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和限制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流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獲得一定數量的。廉價的商品糧供應城市居民，以維持城市職工的低工資制度。而其實質是將農業部門的利潤乃至農民的一部分必要勞動報酬，轉移到國家控制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部門，支撐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這種強制性的資本原始積累，是以大量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效率極低的農業部門為代價的。受日趨下降的人均耕地面積的制約，勞動邊際收益近乎等于零，嚴重地制約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的繁榮。由于以往長期形成和實施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城市偏好的超前工業化發展戰略，即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的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只完成產業結構的轉變，卻沒有完成就業結構和生存方式的轉變，城市化嚴重滯后十工業化。1949一1978年的30年間，我國城市化率僅提高8.3個百分點，年平均增長0.28個百分點。比世界同類發展水平的國家低20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9，4%，80%以上的國民被排斥在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之外。以城市為基地的工業化并沒有完成改造中國社會的歷史使命，而是將這個艱巨的歷史任務留給了為城市工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幾億農民。

我國農村工業化的啟動，根源于對傳統農村經濟制度的變革。即以市場取向為特征的農村經濟制度變革，促使生產要素由邊際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流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非農業部門，成為拉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十六大報告指出，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任務。目前我國工業化正處于發展階段的中期，農村工業化則處于發展初期。2002年底，我國鄉鎮工業增加值達22000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6.1%，完成出貨值10500億元，占全國出貨值的40%左右。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城市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有機結合起來，大大地加快了工業化進程，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全面貫徹十六大精神，建設現代農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產業基礎，是發展和繁榮農村經濟的基本內容，也是持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鄉鎮企業通過轉移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補農建農和發展農產品加工貿易，促進現代農業的建設。截止2002年底，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1.33億，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6.8%，極大地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2002年鄉鎮企業支付職工的工資總額8200億元，農民人均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為850元，占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34.4%，占農民人均收入凈增部分的50%。農民得到的這部分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支農建農，加上鄉鎮企業將部分利潤直接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技術裝備水平。鄉鎮企業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貿易，充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推進現代農業體系的構建，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2002年規模以上鄉鎮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實現增加值2400億元。縣城經濟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2002年全國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占到縣城經濟的67.3%，鄉鎮企業的發展使縣城經濟脫離了僅僅依靠農業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實現縣域范圍內一二三產業全面發展的新格局。

以市場取向為特征的制度變革所導致的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已經持續20多年，曾經有力地推動著我國農村的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持續推移，農村內部制度變革對推動農村工業化乃至農村經濟增長的力度，正在逐漸地減弱。就總體而言，雖然阻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農村各部門之間流動的制度和政策限制，已經基本上被消除，但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尚未得到合理配置。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國農村工業化是在城鎮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鄉鎮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模式。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集中表現在就業空間的封閉性和分散性。這里所說的封閉性，指的是僅僅在農村內部轉移;這里所說的分散性，指的是88%的比重分布在村落。這就必然嚴重制約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后勁，使得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年均35%一42%，降至2002年的8%左右。特別需要提出的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素質較高的技術和管理人才，使之難以再繼續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呈明顯下降的趨勢。即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九五”期間年均320萬人，再降到200年的101萬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20多年間，上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城鎮化的發展，但是，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鎮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鎮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把農村工業化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加快城鎮化進程有機地結合起來。

三、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步伐

伴隨農村工業化的推進和鄉鎮企業的發，城鎮化問題便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84年1月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就正式宣布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集鎮落戶。1993年9月30日，國務院領導主持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指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十五規劃”把城鎮化提升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2001年3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并于當年10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進。與此同時，我國的小城呈加速發展態勢。發展小城鎮一直是我國解決農村人口就業和繁榮農村經濟的重要戰略。1978年我國建制鎮只有2176個，2001年達到10374個。最近10年是我國小城鎮高速增長期，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鎮約800個，轉移農村人口1000萬。1978年一1999年，我國城鎮人口增加2.1億，扣除城鎮人口自然增長部分，吸納農村人口2.4億，其中小城鎮吸納8000萬人左右。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各地所進行的實踐是，先創辦鄉鎮企業，爾后發展小城鎮。這種做法很容易造成過于分散的弊端。今后應當注意把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在做好小城鎮建設規劃的同時，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把鄉鎮企業吸引到小城鎮上來，使小城鎮成為鄉鎮企業的載體，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各方面的服務。小城鎮本身也因為可以得到鄉鎮企業在財力等方面的支持。而日益興旺繁榮起來。使小城鎮成為當地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目前我國仍然有相當數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自身條件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中的絕大多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鄉鎮企業進入小城鎮的門檻較低，又可以提供比村落相對優越的環境條件。較之分散的村落，小城鎮具有如下優勢:即勞動力集聚優勢，公用性生產設施集聚優勢，社會事業性設施集聚優勢、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市場集聚優勢等等。由于具備上述一系列優勢，使得鄉鎮企業向城鎮集中，可以獲得聚集經濟效益與規模經濟效益，即使得鄉鎮企業的經營活動變得更加有效率，經濟效益更高。

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發展小城鎮，而是如何發展小城鎮。2002年，我國城鎮人口5.02億，其中小城鎮占50%左右。小城鎮20多年的快速發展，對緩解我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農村經濟問題的矛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學術界出現一同股片面強掉發展大中城市和貶低、否認小城鎮的思潮，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看當前重指出的是，無論大中城市具有多大的優勢，都不可能取代小城鎮的作用。這是因為，發展小城鎮的過程，是農村逐步變為城鎮、農民逐步變為市民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民職工化和市民化相互交織、同步進行的過程。我國是傳統農業社會，農民大多是貧窮的深層原因，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就得把農民減少下去。不把相當數量的農民變市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把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結合起來，有利于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我們強調發展小城鎮，是因為小城鎮居于城市之尾、鄉村之首，既具有農村某些優勢，又能發揮城市的一定功能，可以作為聯系大中城市和農村的紐帶，以其逐步增強的經濟輻射力和帶動力，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繁榮農村經濟。“十五”計劃綱要在闡述我國城鎮化發展戰略時指出:“要遵循客觀規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相適應，循序漸進，走符合我國國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樣化城鎮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十六大報告也著重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那么，這里所說的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指的是什么?有人認為指的是發展小城鎮。我們認為這種看法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因為在當今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大量的小城鎮。例如: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都有數千個小城鎮。應當說，發展小城鎮是世界城市化的一個共同特點。

準確地說，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突出表現在它是和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三次歷史性變革:第一次是廢除，實行家庭承包;第二次是發展鄉鎮企業，就地轉移剩余勞動力;第三次是發展小城鎮、允許并鼓勵農民進城，只有相繼經歷這三次大變革，我國農村生產力才能得到充分發展，農村經濟社會面貌才能得到根本改觀。因此，我們必須把小城鎮建設放在從根本上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視野中考察。如果說，我國以往發展大中小城市，是在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運行的，始終沒有顧及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那么，當今的小城鎮建設，則是著眼于深化我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是十五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其中所蘊含的道理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核心在于城鎮化滯后。從十六大報告論述的體系來看，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要求，是結合繁榮農村經濟的內容提出來的。這就不難看出，現階段我國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解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以逐步優化城鄉人口分布的總體格局，為建設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創造適宜的環境條件。但是，在小城鎮的發展問題上，也存在著值得注意的傾向。2000年底對全國17805個鎮(不包括縣城)進行統計，平均每個鎮的非農業人口2248人，由于小城鎮規模偏小，不少地方出現了“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的現象，缺乏投資和就業的吸引力。

也就是說，由于小城鎮規模小，聚集效應差，第三產業比重低，社會保障嚴重滯后，制約著農民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速度。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在城鎮數量的布局、城市規模的把握、城鎮功能的定位上，僻要很好地規劃，不能遍地開花，盲目輔攤子，搞低水平重復建設。今后要把小城鎮建設的重點，放到縣城和部分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建制鎮，使之盡快的完善功能，聚集人口，發揮農村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的作用。發展小城鎮的關鍵在于繁榮小城鎮經濟，這是小城鎮發展的基礎。城市的核心是“市”，從來應當是先有“市”后有“城”，水到渠成。規劃小城鎮要著重考慮這個問題。要把引導鄉鎮企業合理集聚、完善農村市場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等與小城鎮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夯實發展小城鎮的基礎。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強調發展小城鎮對帶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意義，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大中小城市的發展，而是必須按照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堅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興起的小城鎮，更多的是從農村地區自身的角度來做規劃，忽視了它與大中小城市之間的依存關系，所以在一些地方雖然也興建了一些小城鎮，但并沒有起著帶動周圍農村經濟發展的輻射作用。與此相反，蘇南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之所以發展那么快，小城鎮在帶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之所以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它們依附于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常州等大中城市。珠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區也是如此。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廣大農村，正是借助于大中小城市分布密度高、輻射能力強以及輻射范圍廣的條件，帶動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所以，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應當是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協調發展。離開大中小城市的輻射功能，小城鎮就不可能獨立地發揮改造農村經濟社會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