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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資產作為一種新型的資產類型存在產權界定不明確、市場流動性不足、監管不完善等問題，致使傳統的定價模型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被視為近年來碳會計犯罪案件頻繁發生的根源。文章根據碳資產估值模型特點將碳會計犯罪類型劃分為數量型犯罪和價格型犯罪，分別對兩類犯罪類型的形成機制進行了探討。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將碳排放權視為一種政府與控排企業之間的債權關系，提出了基于“優先—劣后”債權模型的改進碳資產定價模型，既充分考慮了我國對碳排放權作為無形資產的法律約束，又解決了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傳統定價方式失靈的難題。為從根本上減少碳會計犯罪問題的發生，從立法體系、刑罰設置和刑偵方面提出了相應的預防對策。

【關鍵詞】碳會計；定價模型；犯罪預防

一、碳會計犯罪動機理論分析

在碳交易市場的制度設計下，當企業獲得碳排放權時，需要對其進行會計確認，形成一類特殊的資產類型，即碳資產[1-2]。因此碳會計的基礎是碳資產定價模型，碳資產的理論價值模型可以描述為：V（Q，P）=Q×P（1）其中，V為碳排放權價值，Q為碳排放權數量，P為碳排放權價格。碳金融市場成為犯罪分子的目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市場仍不成熟，存在較多的漏洞，而其本質上則是針對碳資產價值的詐騙，其中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碳資產作為一種新型資產類型，產權界定不明確，以及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定價機制不合理[3]。利用上述兩個漏洞所設計的欺詐行為可以分為兩類：數量型詐騙和價格型詐騙。

（一）數量型犯罪

碳市場是一個政策性的市場，根據2015年《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碳排放權被規定為無形資產。而從產權的角度看，碳排放權存在產權不清晰的缺陷。由于減排目標可能發生變化，政府分配的排放權數量或者批準的碳抵消數量可能發生不確定性的變化，這導致碳資產的數量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此外，影響碳配額數量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監測報告核查體系的數據質量。歐盟碳交易市場要求排放數據的不確定性水平最多不超過7.5%，我國試點市場沒有這方面的要求，這使得部分企業獲得了一定的數量操作空間。碳資產所允許覆蓋的項目類型也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例如歐盟碳市場已經拒絕大型水電項目的減排量，對化工行業的減排量也進行了諸多限制。我國的自愿減排市場（CCER）也在不斷出臺新的規定，原有的合規碳資產可能由于政策原因不再有效。這些因素均會導致碳資產數量上的風險，而犯罪分子可能利用政策變化導致的信息不對稱獲得詐騙機會。另外，利用碳交易登記系統的安全漏洞直接修改相關賬戶的信息則是另外一種常見的碳會計犯罪方式。

（二）價格型犯罪

即使碳資產的數量是可靠的，其定價機制的不完善同樣可能會制造價格型詐騙的機會，其根本原因是碳交易市場的流動性風險較高，缺乏公允價值。價格型犯罪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如何將碳排放權入賬；二是如何對碳資產進行估值。在碳市場發展初期，大多數企業都會將碳排放權產生的支出直接計入成本項，并不會將其作為一種資產考慮。然而隨著碳市場的成熟，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企業會將碳排放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入賬。根據歐盟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來看，大約接近一半的企業會將碳配額作為無形資產甚至金融資產進行會計確認。是否作為無形資產進行會計入賬取決于企業的碳資產管理策略，如果排放權可能帶來顯著的現金流風險，則企業可能將其作為無形資產考慮。我國試點碳市場的大多數企業將排放權成本列入成本，但是部分企業已經開始制定碳資產管理策略。這類企業有可能會利用相關的會計準則缺失的漏洞，將政府免費發放的配額按照較高的市場價格入賬，從而影響企業報表。第二種價格型犯罪則更為常見。在缺乏公允價格的情況下，控排企業可能串通金融機構的相關人員對碳排放權的價值高估，從而獲得更高的質押融資額度。此外，企業可能利用市場不活躍、監管體系不成熟的漏洞，借助于內部信息進行價格操縱，低買高賣，從而在履約期截止之前抬高價格，獲得超額利潤。

二、典型碳會計犯罪類型

所謂碳會計犯罪是指圍繞碳交易市場形成的一類特殊金融犯罪活動。在國際碳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典型碳會計犯罪行為包括增值稅欺詐、網絡釣魚和黑客攻擊、CCER重復利用、旁氏騙局以及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等，本質上是利用碳排放的數量或者價格漏洞獲得非法收益。

（一）增值稅欺詐

增值稅欺詐主要出現在歐盟碳市場。按照歐盟稅收規則，從本國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可以申請增值稅退稅，但是如果從其他成員國購買則無需繳納增值稅，這便存在騙取退稅的操作空間。增值稅欺詐促使歐盟碳市場配額單位（EUA）的現貨交易量在2009年出現激增，4月時達到高峰，全年的交易額從2008年的75億美元猛漲到2009年的268億美元。這種增值稅欺詐行為不僅發生在歐盟碳市場，而且存在于芯片、香水等交易中。2009年底，歐盟委員會對此類交易實施“反向征收機制”，即向EUA買方而非賣方征收增值稅，這個機制杜絕了EUA被用作增值稅欺詐工具的可能性[4]。“反向征收”政策出臺以后，EUA的現貨交易便大幅減少。

（二）網絡釣魚和黑客攻擊

2010年1月，網絡釣魚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碳市場，少數德國賬戶持有人接到了一個假的電子郵件并做出回復，提供了公司賬戶的登錄細節等信息。在2010年11月，更為復雜的涉及“特洛伊木馬”病毒的釣魚事件發生了，雖然并未成功，但是德國登記處為以防萬一將交易關閉了數天。同月，羅馬尼亞水泥生產商Holcim的賬戶也受到類似攻擊，160萬噸EUA被盜，最后只追回了60萬噸，另外100萬噸已被轉移到列支敦士登，造成的損失可能超過5000萬歐元。如果被盜的排放權不能被用來履約，這一欺詐會嚴重影響市場的供需平衡，同時嚴重打擊市場參與者的信心。為了防止進一步的攻擊，歐盟委員會于2011年1月19日決定關閉所有國家登記系統并凍結所有現貨交易，各國只有在證明其登記系統符合最低的安全標準后才能重新開放，時間最長的列支敦士登關閉了3個月之久。造成如此混亂的局面有多方面原因：首先，EUETS每個成員國擁有單獨的登記系統，但系統之間又相互連接，根據“木桶短板”的原理，最弱的系統決定了整個體系的安全等級，因此東歐國家登記系統的賬戶出現問題，直接波及到了整個ETS的登記系統和現貨交易。其次，由于歐盟各個成員國對碳排放權的監管方式不同導致其監管體系較為混亂，排放權流出國境后沒有統一的法律進行跨國監管。例如羅馬尼亞等國將排放權認定為金融工具，而奧地利等國則將其認定為一般性商品。最后，雖然受到攻擊的國家登記系統及時了被盜排放權的序列號信息，但由于這些信息是由賬戶持有者提供的，既無法保證無遺漏，又無法保證及時，而當時歐盟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獲得所有被盜排放權的序列號信息，也就無法進行統一的信息。因此，在這些系統安全事件發生后，歐盟針對EUETS的監管體系展開反思，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方面管理權限上移，建立統一的登記系統（UnionRegistry），管理員、監管機構、執法部門有權獲得數據信息；另一方面，提議將二級現貨市場納入金融監管體系中，利用已有的成熟監管體系保證碳金融市場的安全。

（三）CER重復使用

2010年3月，EUETS成員國匈牙利將已經提交用于履約的170萬噸CER再次在現貨市場上出售。這種違規行為為碳市場所特有，減排信用的重復使用，破壞了減排的環境完整性，對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的碳交易體系來說是巨大的傷害。針對這種制度漏洞，歐盟在2010年的登記系統管理規定（CommissionRegulation（EU）No920/2010）對2004年的版本進行了修訂，提出已被提交的CER或ERU不能再次被提交，且不能轉移到履約賬戶或個人賬戶，更重要的是提出設立“退休賬戶”，提交的CER或ERU只能轉移到退休賬戶。法律修改以后，減排信用重復使用的漏洞就此堵上[5-6]。

（四）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是一種非法集資行為，即通過不斷吸納新進入的投資者支持融資業務的發展，當資金流入速度逐漸下降，泡沫破裂，下線投資者蒙受資金損失。碳交易市場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被犯罪分子利用，通過設計碳基金的方式發行所謂“高收益、低風險”的投資產品吸引缺乏風險認知的投資者，有時甚至許諾超出銀行理財產品數倍至十數倍以上的利率，并聲稱在銀行擔保下只有超低風險吸引人們投資。但實際上，碳資產的定義和價值高度依賴于政策變化，存在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往往被人為地忽略或掩蓋。

（五）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

在早期的市場中，市場操作和內幕交易是較為常見的金融犯罪方式。操縱市場和內幕交易的行為人為地扭曲了市場的正常價格，是市場競爭機制的天敵，違背了金融市場透明和公平的原則。這兩者在成熟的金融市場上較為常見，雖然目前尚未在碳市場出現過相關的案例，但隨著我國碳市場的規模日益擴大，市場參與方逐漸增多，如果碳金融監管體系不能同步建設，則有可能出現這類金融違規行為[7]。

三、碳資產定價模型改進

傳統的碳資產定價模型較為粗糙，并沒有充分反映相關的風險，因而在進行會計確認時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數量型犯罪可以通過建立更強的信息披露系統一定程度上減少，但是由于碳市場自身的政策風險很高，難以從根本上杜絕，應當加大對相關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價格型犯罪源于對碳資產估值模型的濫用，可以通過建立合理的碳資產估值模型有效解決。盡管尚沒有官方統一的規定，但是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碳資產定價模型可以進行較大程度的改善。本文提出一種基于“優先—劣后”債權關系的定價方式，既充分考慮了我國對碳排放權作為無形資產的法律約束，又解決了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傳統定價方式失靈的難題。本文認為由于政府要求企業每年在固定日期之前交付一定的碳排放權，因此可以將其看作1年期的無形資產。《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國務院92號令）第三十條規定，外購的無形資產可根據購入成本及該項資產具有的獲利能力進行估值。因此碳排放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可以采用如下的公式進行估值測算：V（c，p）=c+p（2）其中，V為碳排放權價值，c為購入成本，p為獲利能力。模型1和模型2作為估值模型適用于流動性較強的成熟市場。但由于碳市場流動性不足，模型1存在較大的數量型犯罪和價格型犯罪的風險，因此應當采用模型2。在碳交易市場中，政府和控排企業之間存在著一種排放權的借貸關系，即企業必須在每年的履約日之前交付一定數量的配額。無論企業制定何種碳交易策略必須保證履約日能夠交付足夠數量的配額，否則將面臨嚴重的處罰。基于上述事實，本文認為政府對控排企業的配額具有優先受償權，類似一種“優先—劣后”的債權關系。而碳排放權的估值可以認為是對上述債權資產的評估。由于碳市場當前的流動性較差，難以采用市場價格作為公允價格，因此根據《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指導意見（試行）》（中評協〔2005〕37號），可以采用假設清算法作為估值模型的依據。根據假設清算法的要求，需要事先將預計交付政府的配額數量（即優先部分）剔除，然后對剩余的資產（即劣后部分）進行評估。因此估值模型2可修正為：V=c+（Q-Qe）×P×β（3）其中，V為碳排放權價值，c為購入成本，Q為排放權總數，Qe為預期排放量，P為市場價格，β為折扣系數。該模型表明碳排放權的價值取決于購入成本、排放量、市場價格以及折扣系數等因素，其中購入成本包括通過拍賣或者市場采購排放權支付的費用。假設政府向某控排企業發放100萬噸初始配額，配額購入成本為50萬元，該履約期的計劃排放量為95萬噸，履約期某日碳配額的市場價格為30元/噸，折扣系數為0.7，則其排放權價值為155萬元，平均價值僅為1.55元/噸。通過建立上述的碳資產估值模型，可以對偵查碳金融犯罪行為提供有效的理論依據。

四、碳會計犯罪預防

根據改進的碳資產定價模型可見碳資產的會計處理存在多個風險點，包括購入成本的入賬、排放權數量的確認、排放預期增速、市場價格、折扣系數等。對上述相關參數的確定往往需要多個部門的信息交互，這使得碳金融犯罪案件識別困難、涉及部門多，打擊難度大。要從根本上遏制碳金融犯罪，除了公安機關要進一步加強此類案件偵查力度外，還需要加強與媒體、銀行等相關機構與部門的合作，建立完善的電子登記系統和跨區域、跨部門的綜合治理模式，共同打擊防范碳金融犯罪。我國政府對碳金融采取了較為寬容的監管策略，允許各種形式的創新。現有的碳交易市場相關政策對法律責任的界定主要體現在排放數據披露和履約方面，而上述規定在實際執行當中難度較大。例如在對控排企業進行排放核查時，如何保證企業內部數據不被泄露。從試點的情況來看，地方政府管理部門采取了相當寬松的政策。全國碳市場行將啟動，本文認為在行政監管短期內無法完全到位的情況下，應當加強對碳會計犯罪行為的法律懲罰，適當考慮引入刑罰，從而為全國碳交易市場的順利啟動建立良好的法制環境。現行刑法規定了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和企業債券罪，非法經營罪等罪名，在刑罰方面則配置了重刑，集資詐騙罪的最高刑期為無期徒刑，碳金融犯罪均有可能涉及上述罪名。除了上述規定之外，本文認為應當著重加強對企業數據和商業機密的保護，嚴厲打擊信息泄露等非法行為，以保證碳金融市場的社會公信力。以碳會計為主要手段的碳金融犯罪既涉及到金融詐騙，也涉及到環境詐騙，對其懲罰策略的制定應當從這兩個方面綜合考慮。金融詐騙集中表現在集資犯罪、騙貸、內幕交易等方面，環境詐騙則涉及到環境信息披露、環境履約等。碳金融犯罪行為不僅給受害者帶來經濟損失，更大的危害是對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產生沖擊，損傷了政府的環境政策的公信力，其不良影響往往是不可逆的[8-9]。在歐美國家，對環境詐騙行為通常采取法律和經濟上雙重重罰的策略。而在我國，作為金融創新的一部分，碳金融市場處在試點階段，還無法從根本上對碳金融犯罪的概念進行界定，應該綜合考慮對此類犯罪行為進行相應司法解釋、罪狀描述、立案追訴標準以及刑罰配置等，才能實現對碳排放權這種無形資產的法律約束，為環境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

［1］王曉燕，王宇.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處理問題研究［J］.會計之友，2014（33）：30-32.

［2］張旺峰.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處理初探［J］.會計之友，2016（21）：114-116.

作者：孫錦露 陳波 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