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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際經濟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參考，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國有企業要適應國際經濟法的條例，推動積極改革。探討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策略，需要同時結合中國內部發展特征以及外部經濟環境，為企業改革指引發展導向，做到積極的調整以及資源整合，增強國有企業的運轉效率。為此，站在國際法視野推進國有企業的進一步轉型升級，是促進我國國有企業良性發展的必要之舉。

[關鍵詞]國際法；國有企業；改革

引言

從概念上看，國有企業指的是由國家政府投資或者參與控制的特殊企業類型。最早的國有企業誕生于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其誕生之時，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這一類企業并沒有成為國際法的特別規制對象，而主要受各國國內法的調整和救濟。對于由國有企業產生的涉外法律問題，則往往通過一般性的國際規則加以解決。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國有企業在業務經營的過程中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國際外部性的活動想要順利開展，需要國際法不斷完善，提升國有企業的相關法律規定。近年來，中國的國有企業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的頻率逐年提升，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強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本國經濟發展的威脅。由此，部分歐美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倡導建立規制國有企業新規則的聲音，從而增加了面向國有企業的國際法規則的改革壓力?；诳陀^情況分析，中國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發生重大的變化，除了來自于國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之外，不乏有來自于國際社會宏觀環境的影響。如何在國際法律規則中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也是我國國有企業需要關注的重大議題[1]。黨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國有企業要不斷提高外部適應能力，注重中國制造，努力成為具有強勁競爭力的一流企業，這也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寄予的重望。本文將主要探討國際法視野下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之路。

一、規制國有企業的國際規則

(一)國際法對國有企業的規范模式

國際法指的是協調國際關系的相關法規，國際關系作為國際法的主要調整對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際法的發展范圍。國際法中明確界定了國家的權利以及義務，其中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規范，雖然國際法并不會直接約束國有企業的權利以及業務，但是會通過規范國家來達到影響國有企業的目的。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需要行使政府職能，還是純粹從事商業活動，目前來看，國際法中有兩個路徑主要處理這一問題，國際法的適用對象都是國家本身，對國有企業的規范模式只能通過間接作用的方法。

(二)國家責任和豁免制度

在國際法范圍中，針對國有企業主要關注的議題在于擔心國有企業是披著企業外衣的政府機構，擔憂國有企業的主要職能在于發揮政府的作用。國家豁免公約中區分了國家從事商業交易的情形，以及國有企業在從事商業交易時的具體情況，這份公約的頒布加強了國際法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在明確國家責任的同時，國家責任條款中也將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視為平等的商務地位。這些概念的明確都為國有企業的正常運轉提供了保障，雖然在一些概念范疇上仍然存在著模糊的問題，但是逐漸完善的國際法也在對國有企業做出更加精準的概括以及總結。

(三)所有制中性、國營貿易企業制度和反補貼制度

國家責任和豁免制度作為國際法的一般規則，實際上無法涵蓋國有企業經營中的所有細節。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要求國營貿易企業在經營時要遵循商業考慮原則以及非歧視原則，從市場的角度進行考量，促進公平競爭，不能因為是國營貿易而享有法定或憲法規定的特權。

(四)國際投資

國際投資指的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跨境資產投入，這種資產投入具有著周期長以及風險高的特征，針對國際投資，并沒有形成完全統一的國際規則以及投資協定，國際上曾經起草過相關的公約，在公約中，普遍認為當出現投資爭端問題時，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秉持的是同等的權利[2]。

二、現行國有企業規則面臨的挑戰

國際法將國家作為基本主體，法律法規的執行都無法脫離國家的實踐，而國家在實踐上，相關動作都是動態和差異化的，國家之間會通過締結條約或者單邊措施的方法，影響國際法的發展。尤其隨著逆全球化傾向的出現，國際法規更是面臨著重大的挑戰。以中國作為代表的崛起經濟體正在快速發展，而這也使得一些發達國家，擔憂中國的國有企業會影響自身發展，甚至威脅國家安全，建立不平等競爭條約。這些片面的思維都讓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成為了被妖魔化的對象，發達國家所制定的策略也是以影響國有企業規則走向和內容為主的。

(一)試圖重塑反補貼規則

一些發達國家試圖重塑反補貼規則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與市場扭曲、不正當競爭聯系在一起，在2017年的聯合聲明中可以看出，歐美日等國都認為有必要加強對中國國有企業經濟制度的管理，樹立國有企業紀律，以轉變公共機構和國有企業扭曲市場的諸多行為。在具體做法上，世貿組織上訴機構要求有更多的考慮到企業所處的法律環境，尤其要割裂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的職能關系。發達國家提出反補貼規則的主張還可能導致一些國有企業被錯誤地認為是提供財政資助的主體，影響國際法規則的完善和發展。

(二)強化對國有企業投資的審查

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擔憂也在于，認為其可能帶來安全風險以及其他風險。提出加強國有企業投資審查的制度，這也成為了發達國家圍繞國有企業制定出的新規則措施。從國際法案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很早就出現過對外國投資進行安全審查的先例[3]。美國在2018年推進的《國際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中也認為，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是有效的降低風險策略，在該法律條約中，提出要在貿易的過程中檢查國有企業的交易報告以及投資報告。2019年歐盟對外來投資的管理政策也發生了變化，整個歐盟都加強了外國投資的安全審查協商制度，考量外國政府是否控制投資動作。除此之外，還有美墨加協定等等，這些條約都阻撓了自由貿易協定，也是對其他國家國有企業的歧視。

(三)推進行政中立指引規范國有企業行為

很多國家都存在著國有企業于私有企業的關系問題，澳大利亞為了解決這一情況，澳大利亞政府提出了競爭中立原則。2011年美國也在不斷推進競爭中立相關工作，在2012年發表的歐美國際投資共同原則聲明中，也提出了競爭中立領域的相關要求，內容涉及到國有企業的方方面面，這些條約的提出都旨在指導國家行使所有權職能，避免過度的干預以及消極行使權利，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中關于國有企業的相關章節內容提到了商業考慮、非歧視等等，這些相關要求也固化了國有企業的身份以及行為。

(四)對國有企業規則面臨挑戰的審視

發達經濟體對于國有企業所采取的種種措施，將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國際法中國有企業規則的發展風向。國際法的主要職能在于調整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促進各個國家實現更好發展。所以，針對由發達國家所提出來的相關意見，需要有理性的認知以及判斷，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的重要構成，也要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提出立場以及建議，在國有企業相關法律構建的過程中，遵循一般性原則，尋求共識國有企業存在于各個國家之中，對于國有企業行使職能的劃分，需要成為國有企業規章制度的基礎。國有企業如果行使國家權力需要由國家承擔責任，如果國有企業只是純粹從事商業活動，企業的話則與私有企業沒有差別。國際法對于國有企業的約束主要關鍵在于考量國有企業是否行使國家權力以及是否遵守商業活動準則，如果國有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并沒有行使政府的職能，則不能將之定位為需要被補貼的主體。非歧視原則是國家間經濟貿易的基本原則，對于國有企業來說，非歧視原則在于國家有權設立和維持國有企業，而且國有企業的身份不應受到歧視，在國際法的相關文獻中，也確認了國有企業需要有經濟主權，明確了對待國有企業的非歧視態度，中國也要堅守非歧視的原則，拒絕不平等待遇以及所有圍繞國有企業的歧視性做法。

三、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路徑

(一)區分政府和企業職能

中國的國有企業首先要做好政府和企業職能的劃分，不同的國有企業擔負著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功能，對國有企業的功能和目標進行分類，可以將擔負政府職以及不擔負政府職責的國有企業區分開來。針對其特征，推進不同的政策，提供差異性待遇以及提出要求，這也是國際社會以及國際法所允許的做法。由國務院所頒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提出，通過將國有企業劃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兩個類型，對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革進行劃分，這也明確的為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分類中，公益性的國有企業主要經營目標在于服務民生提供公共產品服務，除此之外的國有企業則被劃分為商業類，主要以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其經濟效益和投資回報是針對此類國有企業的重要考核。商業類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國有企業也在隨著市場的不斷變化進行著改革，例如公益類國有企業也將引入市場機制[4]。一些商業類的國有企業涉及自然壟斷以及國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分類的界限，所以從國有企業的劃分上，我們可以將之劃分為商業類、公益類和國家安全類保障，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二)區分資本和企業

政府在對國有企業進行股權關系劃分時也形成了不同的投資鏈條層級，公共政策性強的更偏向于政府企業；市場自主性強、層級較低的則偏向于私有企業。在不斷的過濾。轉化的過程中，政府資金以及政府投資公司已經成為了市場中的新主體。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也在努力朝向層級分明的方向前進，在中國并沒有推進分級這一表述形式。當下的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有著相似的功能，中間則為投資運營公司。所以，從我國國有企業的分級上看，可以發現三個核心層級：政府資產監管機構、投資運營公司、投資企業。國有企業的改革需要抓大放小，根據資本、政府性和市場性的問題，推進企業改革與市場發展的有機融合，解決國有資本在政治性和公益性上的矛盾，確保國有企業的獨立身份，也要努力糾正在緩和所有制推進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三)建立與分類分級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需要成為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目標，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是公司制度的關鍵要素，在國有企業中也要推行這樣的組織形式。國有企業、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有一些存在混合所有制的問題，投資的主體較多，使得這部分國有企業在管理的形式上和私有企業的區別不大，這種經營的方式可以推進國有企業、資產監管機構朝向資本方向轉變。中國的市場環境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征，政治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在經濟以及法理上有著正當性的相關要素，但是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上看，中國國有企業要不斷的改革以及完善，逐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以及公平競爭。在國有企業中，黨組織能夠發揮出重要的責任黨的領導，在中國國有企業中是顯性而直接的，為了優化國有企業的管理策略，需要重點發揮出黨組織的領導作用，以確保方針的貫徹以及執行[5]。黨的領導完全可以和董事會成員的任命緊密結合，并注重發揮出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運用黨員的力量在國有企業中樹立典型，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加強企業管理，推動健康發展。由于中國國有企業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以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要注重整體協調，堅“一企一策”“因企施策”，不做一刀切式的管理，這樣才能夠真正有效發揮出黨的領導在國企改革中的優勢作用。

(四)促進公平競爭

國有企業想要獲得更好發展，也要處理好與私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至今，促進國有企業初級階段公有制以及多種所有制經濟體共同發展的情形。在保障各種所有制依法平等的基礎上，國家也要推進公平市場競爭，促進整體和諧。競爭中立的概念與平等競爭在追求上是相同的，也標明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在由國務院2019年所頒布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中提出，要堅持權利平等以及機會平等保護市場中的所有所有制經濟類型，促進生產要素自然流動，導向公平競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平競爭在于當國有企業以一般市場主體推進商業活動時，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需要廢除對國有企業的不當保護以及對私有企業的歧視，推進國有企業分級策略，這才能夠為中國企業的更好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整體氛圍。如果不分情形的推進，公平競爭反而會限制中國企業的發展，也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負責任表現。結語結合前文分析不難發現，探討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策略，需要同時結合中國內部發展特征以及外部經濟環境，為企業改革指引發展導向，做到積極的調整以及資源整合，增強國有企業的運轉效率。為此，站在國際法視野推進國有企業的進一步轉型升級，是促進我國國有企業良性發展的必要之舉。由國際法視角而言，國有企業在外部層面也應當主動適應來自發達經濟體的挑戰，堅守底線，這樣才能夠真正培養中國國有企業風險防范和危機處理能力，保證國有企業從容應對世界范圍內的挑戰與風險。

[參考文獻]

[1]韓立余.適應國際法規則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J].現代國企研究,2020(1):100-103.

[2]楊運杰,毛寧,尹志鋒.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提升中國國有企業的創新水平[J].經濟學家,2020(12):73-81.

[3]韓立余.適應國際法規則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J].現代國企研究,2020(1):100-103.

[4]閆冰.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路徑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9(10):63-64.

[5]陽宇希.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阻力與實現路徑[J].今日財富(中國知識產權),2020(4):60-61.

作者:周博涵 黃文旭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