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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勞動者在工傷事故中存在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和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競合適用問題，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在處理此問題時存在立法上的漏洞。解決競合適用問題，關鍵是確定競合適用的模式。世界各國處理競合適用問題采用的模式不同。梳理后發現，主要有選擇適用模式、兼得適用模式、替代適用模式和補充適用模式，這四種模式各有優劣。通過分析國外四種競合模式的優劣，提出我國應采用以替代適用模式為主、以補充適用模式為輔的復合型適用模式。

關鍵詞：工傷保險；人身損害；賠償；競合；模式

隨著工業的發展，工傷損害事故經常發生，工傷后勞動者的身心都將遭受很大的傷害，有的勞動者甚至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在立法上，如何對因工受傷勞動者進行有效、公平、合理的法律救濟極有探討必要。工傷保險產生以后，工傷保險賠償與人身損害賠償已成為因工受傷勞動者的兩種救濟方式。工傷發生后，勞動者可以行使工傷待遇的請求權，也可以行使人身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從法律適用的角度而言，面臨著工傷和侵權兩種責任競合的適用問題，解決該問題關鍵是從立法上確定適用的模式。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就此競合適用問題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因此，研究并確定競合適用的模式至關重要。

一、選擇競合適用模式的必要性

工傷保險賠償與人身損害賠償之所以會發生競合，是因為當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受到傷害時，勞動者的主體身份涉及雙重法律關系：其一是工傷保險法律關系，其二是侵權法律關系。勞動者有權依據工傷保險法請求工傷待遇，也有權依據侵權責任法請求人身損害賠償，勞動者此時面臨著如何選擇救濟途徑的問題。勞動者在尋求救濟時，在法律適用上存在人身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的競合適用問題，應適用人身損害賠償還是工傷保險賠償，或是兩種救濟同時適用？如果同時適用，先后順序又該如何？截至目前，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對這些問題的規定不一致，甚至存在著一定的沖突。這不僅給勞動者尋求救濟帶來了困惑，而且造成了司法實踐的混亂，同一案件可能出現不同的處理結果。在我國現有的法律中，《社會保險法》第42條明確規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不支付工傷醫療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在競合的情況下，只是對醫療費用規定的比較明確，但沒有對競合問題做出全面的規定，因此該法并沒有完全地、根本地、徹底地解決競合問題。在目前的司法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因第三人造成工傷的職工或其親屬在獲得民事賠償后是否還可以獲得工傷保險補償問題的答復》（［2006］行他字第12號），該答復對人身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的競合問題做出了一些規定。對于由第三人的原因引發的工傷事故，勞動者或其近親屬在得到侵權賠償后，可以繼續主張工傷保險待遇。針對該司法解釋的規定，實務界對此存在不同的解讀，給具體的法律適用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有的法官認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司法解釋，“就是在用人單位責任范圍內，以完全的工傷保險取代民事損害賠償。但如果勞動者遭受工傷，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的，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賠償責任”①。從現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來看，關于工傷保險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的法律規定是不明確的，導致競合時主張的責任模糊不清，實務界存在的爭議給具體的法律適用帶來了一定的混亂。解決人身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競合問題，關鍵是選擇什么樣的競合適用模式。模式是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方式，選擇適合的具有針對性的模式，才能解決目前由于競合所產生的混亂問題。選擇正確的競合適用模式能夠平復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爭議，從而促進法律法規的完善與執行。而且，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統一的解決途徑和方式，讓各個地方的勞動者找到統一的救濟方式，這將大大增強法律的權威性和適用效率。

二、國外四種競合模式及其利弊分析

侵權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都是勞動者遭受工傷后的救濟途徑。從立法上應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給工傷勞動者公平、合理的賠償就顯得十分重要。在世界范圍內，人身損害賠償和工傷保險賠償在法律適用上應如何選擇，各國采用的模式不同，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選擇適用模式、兼得適用模式、替代適用模式及補充適用模式。長期以來，四種模式各有利弊，在不同國家的具體應用中一直存在著一定的爭議。

（一）選擇適用模式

選擇適用模式是指工傷勞動者在人身損害賠償和工傷保險賠償競合時進行選擇，只能選擇其中一種救濟方式來維權。也就是說，人身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是不能并用的，只能選擇其一適用。英國等國家曾一度采用這種選擇適用模式，但隨著此模式缺陷的日益顯露，最后都逐漸放棄了選擇適用模式。選擇適用模式的主要優點在于：勞動者受傷后，可以在救濟的方式及途徑上進行選擇，有權選擇自己認為有利的救濟方式及途徑，法律賦予了受傷的勞動者選擇的權利。受傷的勞動者選擇不同的救濟方式及途徑，舉證要求是不一樣的。如果受傷的勞動者沒有證據證明由于用人單位的侵權造成其傷害，受傷的勞動者可以選擇主張工傷保險賠償，向用人單位進行工傷索賠。如果受傷的勞動者足以證明其傷害是由用人單位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那么受傷的勞動者可以選擇依據民事法律或有關侵權的法律，向用人單位主張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選擇適用模式比較靈活，受傷的勞動者可以根據受傷時的具體情況，來選擇一種對自己最有利的賠償模式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選擇適用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為在現實中，勞動者基本上都會選擇工傷保險賠償，因為工傷保險賠償相對穩定并且相對快捷。雖然工傷保險賠償的金額相對比較低，但是多數勞動者還是愿意選擇穩定的賠償方式。由此可見，選擇適用模式在表面上賦予了勞動者選擇的權利，但是在實際意義上，這種選擇的權利是虛無的。

（二）兼得適用模式

該種模式一般是指受傷的勞動者在選擇救濟方式和途徑時，主張工傷保險賠償的同時也可以主張人身損害賠償。采用該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是英國。英國的法律規定：“受傷的勞動者除享有人身損害賠償外，還可以請領5年內傷害及殘疾給付之半數”①。英國采用該模式時要求工人承擔差不多一半的保險費，對此勞工意見較大。雖然英國對該模式進行了多次修改，但最終還是放棄了該模式。兼得適用模式的優點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護了受傷勞動者的利益。從公平保障受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角度而言，兼得適用模式更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當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對勞動者造成傷害時，按照工傷保險法的規定，如果符合工傷條件，用人單位不能因第三人的過錯而免除其工傷法律責任。由于目前我國的工傷待遇低下，發生工傷后，受傷的勞動者獲得的賠償金不能完全保障其權益。而兼得適用模式能夠加大賠償的力度，這是對受傷的勞動者人身生命權的雙重保護，符合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需求。因此，筆者認為兼得適用模式比較適合我國。但是這種模式也同樣存在著缺陷。依照兼得適用模式，受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不同的救濟方式而獲得雙重賠償，可能導致賠償額大于勞動者因受傷造成的實際損失額。如果適用兼得模式，個別道德素質低下的勞動者是否有可能為了獲得高額賠償金而故意制造工傷事故呢？而且，兼得適用模式還違背了工傷保險法的立法目的。工傷保險和其他商業保險的價值是一樣的，就是要分散風險，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的目的就是當出現工傷時可以減少用人單位的損失。如果采用該模式，用人單位不但沒有減少損失反而增加了損失，這與工傷保險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

（三）替代適用模式

替代適用模式是指出現工傷時，勞動者不能獲得侵權損害賠償而只能主張工傷保險賠償。目前瑞士、德國、挪威、法國、意大利等國采用該種模式，其中德國最具代表性。根據德國保險條例的規定，勞動者因勞動受到傷害不能根據有關侵權法律規定向雇主請求侵權損害賠償②，只能按照保險條例請求相應的賠償。筆者認為，替代適用模式的優點是穩定性與快捷性。受傷的勞動者可以非常穩定地、快捷地得到相應的賠償，這樣可以避免用人單位和受傷勞動者之間的糾紛，既節約了司法資源，又提高了賠償的效率。很多學者認為我國應當采用替代適用模式。張新寶教授認為，替代適用模式取消了選擇適用模式中工傷保險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的選擇，而是以工傷保險賠償取代第三方責任人的賠償③。該種模式雖然有優點但也有一定的缺陷。替代適用模式直接剝奪了受傷的勞動者依據有關侵權法律規定行使人身損害賠償的請求權。由于非財產性的損害不屬于工傷保險范圍，勞動者因工傷所遭受的非財產性的損害得不到賠償，導致受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完全的保護。這種適用模式，從立法導向上容易縱容侵權者，對社會穩定是十分不利的。采用這種模式時，有時會出現工傷保險賠償比侵權損害賠償數額少的情況，由此會損害受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利于勞資關系穩定和社會穩定。

（四）補充適用模式

這種模式是指勞動者在因工受傷后獲得的工傷保險賠償額如果小于遭受的實際損失額，可以另行根據民事法律主張侵權損害賠償來彌補勞動者的差額損失。關于賠償問題在具體解決時，先給付工傷保險賠償金，然后差額的部分由人身損害賠償金來補齊。目前，智利、日本及北歐的一些國家采用這種模式。根據日本的《勞動者事故補償法》和《勞動基準法》等法律規定，勞動者在獲得工傷賠償后如果不能彌補其損失，可以雇主違反了對勞動者健康和安全負責的法定義務為由提起訴訟，向雇主主張工傷保險沒有包含的部分賠償。補充適用模式的優點在于，受傷的勞動者根據該適用模式可獲得完全的損害賠償。勞動者采用工傷賠償方式獲取的賠償與其實際遭受的損失相比較，不足部分可通過人身損害賠償的方式來獲得。這種適用模式的特點在于，受傷的勞動者不會因同時得到兩種賠償金而額外獲得更多的利益，受傷的勞動者通過補充適用模式所獲得的賠償金總額和其實際損失是相當的。這種適用模式減輕了用人單位的責任，比較符合設立工傷保險制度的根本目的。我國有些學者認為，兩種賠償請求權適用的先后順序應為：受傷的勞動者應當優先選擇適用工傷保險進行賠償，如果工傷保險賠償后還不足以賠償其全部損失，受傷的勞動者可以再根據有關侵權的法律，提起人身損害賠償來彌補自己的損失。這些學者的觀點與日本等國采用的補充適用模式基本上類似。學者一般都認為這兩種不同的請求權，在邏輯上雖然不存在實質的競合關系，但由于工傷保險存在很多優勢，因工傷而受害的勞動者應當先提起工傷保險賠償的請求。筆者認為，補充適用模式有很多其他適用模式不具有的優勢，但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如果單純地采用補充適用模式，而不通過法律的完善去彌補其缺陷，就會在實踐中遺漏加害的第三人的賠償責任，不利于社會的公平。補充適用模式還可能會浪費社會的資源，受傷的勞動者如果想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把工傷保險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結合起來，但在現有的法律規定下，兩種賠償方式的法定程序和處理機構又完全不一樣。工傷賠償發生爭議時先適用《勞動爭議調解法》進行勞動仲裁，如果對仲裁裁決不服再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人身損害賠償發生爭議時，受傷的勞動者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可見，采用補充適用模式時將增加司法成本和受傷勞動者的維權成本。

三、建議我國采用替代加補充的復合型適用模式

筆者認為，我國應該把替代適用模式和補充適用模式結合起來，即采用復合型的適用模式。該模式以替代適用模式為基本模式，以補充適用模式為輔助模式。也就是說，勞動者受傷后，優先按照工傷損害賠償的原則進行賠償，如果存在侵權的事實，工傷勞動者實際損失較大，但獲得的工傷賠償又比較少，此時，工傷勞動者可以繼續依據有關侵權的法律法規，向侵權的第三人或者用人單位主張補充的賠償。上述各種單一的適用模式均不適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主要采取兩種適用模式：一種是兼得適用模式，一種是補充適用模式。我國部分地區的人民法院允許工傷勞動者在獲得人身損害賠償后，還可以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按照工傷保險法的規定請求工傷保險賠償。這些人民法院主要是考慮到相關法律規定比較模糊、勞動關系中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才這么做的，目的就是更好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及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我國目前工傷保險的社會統籌水平還很低，很多用人單位沒有給勞動者建立工傷保險賬戶，加之工傷保險的繳費比例不高，導致社會保險基金中工傷保險基金較少，發生工傷時工傷保險待遇有限。因此，為了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的人民法院從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結合的角度來考慮，做出的判決比較傾向于弱者，支持工傷勞動者重復性賠償的訴求。由于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險法》和相應的司法解釋不夠完善，為了妥善處理工傷事故、化解社會矛盾，各地區的人大紛紛制定地方性法規。有些高級人民法院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些內部規定，指導該地區的審判工作。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7年作出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受害人得到的死亡賠償金或者殘疾賠償金很高，受害人不能再提出享受工傷待遇的訴求，但經過鑒定機構的鑒定，如果受害人獲得的賠償金較低，受害人則可以主張差額賠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這一規定屬于補充適用模式，北京地區的法院在審判中以該規定作為指導。該規定的根本目的是適當減輕用人單位的負擔，在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維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防止個別受傷的勞動者獲取額外賠償而損害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從而有效節約社會成本。同時，在確保受傷勞動者獲得全額賠償的情況下，發揮法律的防范功能①。可見，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是單一的模式。如果采取兼得適用模式，勞動者可以根據不同的法律規定，同時獲得兩次賠償，這樣勞動者獲得的賠償額可能大于勞動者因受傷造成的實際損失額；如果采取補充適用模式可能會遺漏第三人的責任，并且補充適用模式不利于節約社會資源；如果采取替代適用模式，工傷保險的賠償額相對人身損害的賠償額明顯過少，不利于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如果采取選擇適用模式，那么受傷的勞動者就一定要放棄一種請求權，實踐中勞動者大多會選擇工傷保險賠償。筆者認為，在一般工傷情況下，對受傷勞動者的賠償采用替代適用模式，人身損害賠償和工傷保險賠償的差額部分應當采用補充適用模式，這種替代加補充的復合型適用模式比較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我國具有較大的合理性。第一，從法理學的視角進行分析解讀：工傷保險法規中關于工傷損害賠償的規定屬于勞動法調整的內容，而侵權相關法規中關于人身損害賠償的規定屬于民法調整的內容。勞動法專門調整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民法是一般法，從廣義的民法角度而言，勞動法屬于民法中的特別法。根據我國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當特別法和一般法的規定不一致時，應當優先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當特別法沒有規定時再適用一般法的規定。當受傷勞動者的兩種賠償發生競合時，應首先適用特別法，即優先適用工傷保險相關的法律法規。第二，從工傷保險法的立法宗旨進行分析解讀：工傷保險法的立法宗旨是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轉移賠償責任，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工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如果用人單位已為勞動者繳納了工傷保險，發生工傷事故時卻不能因此免除或減輕用人單位的賠償責任，這是違反公平原則的，也違背了工傷保險法的立法目的。以替代適用模式為主，工傷勞動者如果得到了工傷保險賠償，賠償額與實際損失額還有一定差距時，工傷勞動者再根據我國侵權相關法規的規定主張相應的賠償。這種復合型的適用模式，與工傷保險法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而且這種復合型適用模式能夠公平地保障工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第三，從利益衡量的視角進行分析解讀：工傷保險法規定的工傷保險賠償采用的是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與侵權責任法規定的人身損害賠償相比，工傷保險的賠償更快捷，更有利于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人身損害賠償采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需要勞動者證明用人單位或者第三人存在過錯。在實際案件中，勞動者本屬于弱勢群體，很難掌握證據來證明用人單位或者第三人的過錯，這對勞動者來說非常不利。另外，在社會經濟發展迅猛的當今，賠償金額可能相對較大，如果用人單位不堪重負，拿不出賠償金或者因此破產，那么工傷勞動者就很難通過侵權相關法規得到相應的損害賠償。如果工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發生訴訟糾紛，那么勞動者在短時間內就無法拿到相應的賠償，很可能會影響治療或者生活。因此，優先適用替代模式非常有利于勞動者。第四，從司法實踐的視角進行分析解讀：如果工傷事故是由第三人或用人單位的侵權所造成的，若只是簡單地釆取工傷損害賠償替代人身損害賠償，則有違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因此，侵權行為人也應對受傷的勞動者進行損害賠償，才能彰顯法律的公平正義。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哲學基礎是矯正正義，而工傷保險法規定的賠償請求權的法哲學基礎是分配正義，兩種請求權的法哲學基礎不同。當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勞動者可以行使這兩種不同的請求權，但如果勞動者兼得兩種利益的話，則不符合法律的內在精神，法律不允許任何人因受損而額外受益。在司法實踐中，工傷勞動者雖然有兩種請求權，存在兩種救濟方式，但是，救濟的標準應當是工傷給勞動者造成的實際損失。法律應當規定，必要時候采用補充適用模式，這樣可以分散用人單位的風險，既能減輕用人單位的賠償責任，又能最大限度地維護工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使判決結果更加符合法律的正義。筆者認為，替代加補充的復合型適用模式在具體應用時，應區分用人單位無過錯、侵權或第三人侵權的情形。當用人單位無過錯時，直接適用替代模式，單純地適用工傷保險賠償制度，即以工傷保險賠償責任替代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工傷保險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為了分散用人單位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事故的風險，當用人單位無過錯時，應該適用工傷保險賠償制度，勞動者無權再依據有關侵權的法律向用人單位請求人身損害賠償。如果因為侵權行為導致勞動者受到傷害，則不應由工傷保險基金來負擔全部責任。因此，應當采用補充適用模式，也就是說，當工傷勞動者在獲得工傷保險賠償之后，勞動者可以就其因工傷所造成的實際損失與工傷保險賠償的差額部分，依據有關侵權法律向侵權的第三人或用人單位請求補充賠償。采用替代加補充的適用模式與全部賠償受害人損失的民法原則是相一致的，該模式強化了賠償條款中的懲罰和預防功能，這樣才能充分地賠償工傷勞動者的實際損失，從而達到對工傷勞動者完全賠償的目的。如果采用兼得適用模式，就可能導致工傷勞動者在完全賠償的基礎上獲得多余的利益，這樣就與民法的完全賠償原則相違背。工傷保險是社會性質的保險，主要是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具有對事故預防和制止的功能，因此工傷保險只是部分賠償，僅僅是為了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存，并不針對勞動者的全部損失進行賠償。而人身損害賠償不僅是經濟上的賠償，也包括精神上的賠償，人身損害賠償屬于完全的賠償責任。替代加補充的復合型適用模式，可以使勞動者在獲得工傷保險賠償之后，進一步根據侵權的相關法律規定獲得人身損害賠償，從而得到完全的損害賠償。對于用人單位而言，這種適用模式能夠發揮法律的預防與懲戒功能。因此，以替代適用模式為主、以補充適用模式為輔的復合型適用模式，符合我國當下的基本國情，既能充分體現工傷保險法的立法目的，又能有力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維護了社會的和諧與發展。

作者：劉傳剛 安禹霏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