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公共文化來賓模式深度解讀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經歷了從純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到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變化。如何改變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嚴重短缺的現狀，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一道重要課題。作為新成立不久、經濟基礎薄弱的來賓市，通過自發嘗試，努力探索，在全國率先推進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形成欠發達地區文化建設“反彈琵琶”的成功經驗。這一模式的首創為何發生在來賓市，而不是別的地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來賓模式”進行深度解讀。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來賓模式；制度變遷

一、文化建設：從純意識形態到公共文化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受到戰時體制以及蘇聯模式的影響，我國對文化領域實行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首先，在定位上，黨和政府把文化當作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賦予文化機構和團體以重要的宣傳教育功能，而對文化的愉悅和消費功能給予了忽略。其次，在運作上，所有文化機構和團體都逐步被納入體制之內，由國家財政統一供養，文化機構和團體的所有開支都被納入政府預算，按計劃辦事，實行統收統支。再次，國家對文化實行管辦合一，既管文化，又辦文化，只有文化事業，沒有文化產業。由于新中國百廢待舉，這種統一調動資源、集中力量進行文化建設的模式，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文化事業向前發展。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計劃經濟下的文化治理模式的弊端也日益突顯。首先是文化建設片面重視宣傳教育，而忽視文化娛樂消費，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在文化事業覆蓋不到的廣大農村，人們除了依賴若斷若續的民俗傳統，并沒有現代公共文化產品可供消費。其次是文化生產流通效率低下，文化產品嚴重短缺。其原因在于，資源統一按計劃分配，各地文化部門又條塊分割，文化生產要素無法按市場規律自由流動，加上文化管辦合一，行政干預太多，抑制了文化生產力的釋放。再次是文化產品供給的城鄉失衡。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日益突顯，也使得文化建設打上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烙印。由于城市的天然優勢，使得我國文化資源集中在城市，文化基礎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文化宮、影劇院等局限于城市，各種文化產品供給也遠離農村。由于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生產力不夠發達，我國文化建設的城鄉非均衡狀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未得以改善。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根據新的時代形勢，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簡稱“二為”方向，用以取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二為”方向的提出，標志著文藝工作指導思想的更新，同時也意味著我國文化治理理念的變革，開啟了我國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新時代。而如何在實踐中落實“二為”方向，源自西方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與實踐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所謂公共服務，是公共部門通過提供產品與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行為的總稱。它是由以政府機關為主的公共部門提供的、供全社會所有公民共同消費和平等享受的社會服務。[1]公共服務的出現，與西方資本主義“福利社會”息息相關，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惠性的福利政策得以實施，公共服務實踐獲得充足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理論界在原有的“公共服務”理論的基礎上，又相繼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為公共服務實踐提供理論支撐。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公共服務的理論與實踐逐漸引起我國學者的重視，這種影響通過學術界深入到國家政策領域，催生了國家在公共服務及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實施，初步確立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制度和體系。2006年，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的論述，此后，基本公共服務成為政府文件的重要概念，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成為政府的重要任務。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2]。這些重要的講話，宣告了我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時代的到來。

二、“來賓模式”：欠發達地區文化建設的“反彈琵琶”

來賓市地處廣西中部，是近年新設立的地級市，全市總人口為260萬，其中農業人口占86%，少數民族人口占75%；轄4縣1市1區，其中2個為自治區級貧困縣，2個為國家級貧困縣，屬于典型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來賓建市時間短，經濟基礎薄弱，財政實力不強，嚴重限制了文化事業的發展。據統計，2003年至2008年，來賓市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投入比例不到財政支出的2%，其中在農村文化方面的投入比重不到文化投入的10%。[3]投入的不足，使得來賓文化建設乏善可陳。首先是全市文化基礎設施嚴重匱乏，2008年以前，全市沒有市級博物館、圖書館、影劇院和群眾藝術館；全市七百多個行政村沒有一座文化綜合樓，只有數十個文藝舞臺、一百多個籃球場。[3]而且，僅有的這些場所或簡陋破舊，或被占用，無法發揮真正的文化服務功能。其次是文化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以少數民族人口居多的來賓，民間一向有唱山歌、演彩調、舞龍舞獅的傳統，但隨著社會的轉型，一方面民俗活動日漸凋敝，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產品的供給又沒跟上，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精神生活十分空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不良習氣乘虛而入，賭博、酗酒、打架斗毆等不良行為或違法事件屢禁不止，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來賓市文化事業的落后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亂象引發了當地領導層關注，主要領導深入村寨，展開了一系列調研。2008年底，來賓市領導層在廣泛調研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決定面向農村，立足基層，整合資源，在全市范圍內啟動“三求”（求知、求技、求樂）文化惠農工程。2009年，來賓市又提出“用5年時間，舉全市之力，建設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決定，決心在全市實施“村村有文藝舞臺”“村村有燈光籃球場”“村村有文化綜合樓”“每個村至少組織1支農民文藝隊”“每個村至少組織1支農民籃球隊”的“五個一”工程建設。[4]幾年來，來賓市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為突破口，以農村基層文化陣地建設為抓手，豐富了文化服務供給，促進了公共文化服務的親民和便民，有力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取得了良好的連鎖反應。第一，樹立了文明新風尚。截至2016年，全市鄉鎮級“十星級文明戶”達四千多戶，縣級“十星級文明戶”七百多戶。這幾年，來賓市還分別榮獲了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示范市等多個國家級榮譽。[4]第二，譜寫了和諧新篇章。近幾年來，全市酗酒滋事、打架斗毆以及黃賭毒等負面現象大為減少，治安形勢顯著好轉。第三，推動了“五位一體”建設。來賓市的文化建設，還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和政治清明，有力帶動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良性互動。這種“以群眾需求為導向，以地域文化為資源，以小財政辦大文化為手段，以村級服務為突破，以城鄉全覆蓋為目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模式，被稱之為“來賓模式”。[4]作為新成立不久、經濟基礎薄弱的來賓市，通過自發嘗試，努力探索，在全國率先推進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且取得了巨大成效，形成了欠發達地區文化建設“反彈琵琶”的成功經驗。但是，這一模式的首創為何發生在來賓而不是別的地區？這就有必要聯系制度變遷的理論來進行解釋。

三、透過制度變遷看“來賓模式”的創新

制度變遷理論主要由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提出。道格拉斯•諾思認為，現有制度的存在是有交易成本的，在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會產生類似于物理運行的“慣性”，即一個國家如果確立了某種制度，不管該制度是有益還是無益，都會沿著既有軌道向前發展，從而導致對該制度的路徑依賴。要改變既有制度的路徑依賴，是很不容易的，其改變的力量通常來自兩方面，一是源于被動的突發事件或外在力量，二是源于主動的制度創新。后者稱之為積極的制度變遷，通常由內部的少數人或團體扮演創新集團，他們先知先覺，抓住機會進行自發的嘗試，對制度規則進行重新書寫，提出新的制度安排，催生更具效率的制度結構，從而獲得更大回報。[5]從制度變遷看來賓市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探索，我們可以得出五個方面的結論。第一，農村文化建設的路徑依賴。改革開以來，我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一些地方無暇顧及文化建設。正如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指出，“我國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文化在推動全民族文明素質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強……”[2][公報（全文）]另一方面，1980年中央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開始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征程，啟動了公共文化服務之旅，但在現實情況中，我國各地文化建設模式依然習慣于在原有軌道上運行，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陷入了路徑鎖定，廣大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進展緩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第二，來賓市委、市政府扮演了創新集團。制度變遷需要有推手，這個推手可以是某些個人，也可以是團體，我們通常稱之為創新集團。在我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中，名不見經傳的來賓市能夠成為第一個勇于吃螃蟹者，毫無疑問，領導層扮演了創新集團，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決策作用，創新集團作為決策單位，其決策左右制度創變遷的過程，作為新設市的欠發達地區，經濟建設無疑是重中之重，而2008年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剛提出不久，并無成功的實踐經驗可資借鑒，當此之時，來賓市領導層提出進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無疑需要超前的眼光和力排眾議的決斷能力。其次是擔當意識，制度變遷需要付出成本，創新集團需要承擔風險，顯然，來賓市所進行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自發探索，離不開其領導層的政治擔當。第三，“來賓模式”制度變遷的邊際性。制度變遷的路徑具有邊際性，即改變往往是從某一制度安排的外圍層而非核心層開始，因為外圍層不均衡最嚴重，成本和阻力最小，最容易取得成功。來賓市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探索，正是從文化基礎設備最薄弱、文化產品供給最匱乏、文化需求欲望最強烈的農村基層開始，具有明顯的邊際性特點。值得一提的是，來賓市2008年底提出在全市范圍內打造“三求”文化惠農工程時，正逢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通過投資擴大內需的經濟振興政策的出臺，來賓市抓住這有利契機，為文化惠農工程的投入創造了條件，大大降低了制度變遷的成本和阻力。第四，“來賓模式”制度變遷的漸進性。制度變遷，是用新制度一點點取代舊制度的過程，其改變是循序漸進的，不可一蹴而就。來賓市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創建，首先是從基層文化服務陣地體系開始。通過幾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了屯、村、鄉、縣、市五級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全市所有的村都建有文藝舞臺、籃球場和文化綜合樓。其次是文化服務機制體系的建設。有了文化陣地，還需要引導和管理，為此，來賓市出臺了一系列確保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正常運轉的工作機制，主要包括建管用機制、文藝大展演機制、文化建設績效考評機制等方面。科學的機制體系，起到了規范運轉、協調問題的作用，避免了某些地方文化陣地“只管建不管用”而形同虛設的局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第五，“來賓模式”制度變遷成果的確認。制度變遷的第一步是創新集團的嘗試與突破階段，第二步是上級對新制度成果予以確立階段，即制度創新成果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和認可，成為該領域普遍遵循的成文或不成文法規，引發其他集團跟隨與學習。來賓市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制度變遷，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得到了上級部門的充分肯定，產生了積極的示范效應。早在2010年，來賓市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創舉就引起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領導層以“來賓模式”作為典范，把村級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納入為民辦實事工作范圍在廣西全區予以推廣，并列入自治區層面重大工作，連續多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1年，來賓市成為首批“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創建城市，2014年又成為“全國村級公共文化服務中心示范點”城市。[4]“來賓模式”還引起了的關注，2016年，專門指示就來賓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經驗開展課題研究，希望通過總結來賓經驗，在全國發揮“來賓模式”的示范與引領作用。[本文系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13年度研究課題（13FXW005）；2014年度廣西高校科研項目（YB2014240）；

【參考文獻】

[1]王磊.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基礎、概念界定與價值取向[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3（1）：25-30.

[2]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全文）[A/OL].360doc個人圖書館.

[3]莫曲.來賓：后發展地區公共文化建設的樣版[N].中國文化報，2013-08-05.

[4]唐佐軍.來賓：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引領全國[N].廣西日報，2016-03-05.

[5]道格拉斯•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作者:李志雄 單位:廣西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