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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實證分析了10個典型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發現氣候、資源可獲取能力、電力、城市設計和垃圾處理等對城市溫室氣體排放有顯著影響，而城市地理位置對其溫室氣體的排放有關鍵性影響[2]。Dhakal考慮外調電力和采暖因素，研究了東京、首爾、北京、上海的溫室氣體排放，發現這4個城市1990—1998年的人均能源利用有趨同表現[3]。國內相關研究多側重于國際城市間低碳經濟的比較，趙書華等對倫敦和北京的產業結構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進行了比較，并利用人均碳排放、碳生產率兩個指標分析了城市低碳發展水平及發展潛力[4]；劉新宇經過碳排放行業分布和就業結構的國際城市比較發現，我國在產業結構低碳化方面大大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5]。綜上所述，國外集中于碳排放量的比較，而國內則偏重于低碳經濟實現水平的比較，而對于世界城市低碳發展狀況進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專題比較，開展較為全面、系統而深入的研究還較為少見。基于此，本文嘗試采集北京與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世界城市的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單位面積碳排放量、碳排放結構、能源結構、大氣污染和就業結構等定量指標，以及低碳發展政策、低碳發展行動等定性指標，通過北京與其他世界城市的比較分析，為北京縮小低碳發展差距，建設低碳城市提供科學基礎和參考依據。

低碳發展指標的比較分析

1碳排放強度的比較

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GDP的CO2排放當量，也即CO2排放當量與GDP的比值，主要用來衡量區域經濟同碳排放量增長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北京碳排放強度遠遠高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世界城市水平。以北京為例，該指標分別是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磯的6.83、6.40、7.58、9.88、6.67、10.85、4.45和4.81倍，這一方面原因在于從經濟總量看，北京經濟規模較小[6]；另一方面是由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從而導致能源結構、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與規模等存在差距。

2人均碳排放的比較

如圖2所示，從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來看，北京達到10.1噸，已進入全球最高行列，僅低于洛杉磯（13.2噸）、芝加哥（12.7噸）兩市水平；北京的人均碳排放比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分別高出3.9噸、3.7噸、5噸、4.9噸、1.4噸和3.4噸。這并非是北京市民個人生活的平均排放水平較其他世界城市高，與之相反的是北京目前人均生活碳排放水平與世界城市還有一定的差距，將來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會進一步上升。造成上述態勢的原因一是因為北京工業、發電排放比例較大；二是交通、建筑等排放水平較高；再就是北京部分工業產品出口造成較多的“隱含碳”，也使得本地碳排放隨之增加。具體而言，據世界銀行測算，紐約、洛杉磯、東京60%以上，倫敦50%以上的人均碳排放主要由建筑、交通和垃圾處理導致，而工業和電力所占的比重較小[7]；與之不同的是北京的溫室氣體排放約35%與用電有關，45%左右與城市邊界內的工業活動有關，此外交通、建筑和垃圾處理各約占20%的排放。

3單位面積碳排放的比較

如圖3所示，從單位城市面積的平均CO2排放量來看，北京達到80.1kt/km2，該指標僅低于紐約（98.3kt/km2）、東京（82.8kt/km2）的水平。拿北京來說，其單位面積碳排放水平分別為倫敦、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磯、芝加哥的2.68、4.24、1.46、1.81、2.15和3.94倍。造成上述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是北京市區集聚了大量的工業和電力生產活動，特別是能耗巨大的重化工業貢獻了大量碳排放；另外北京市交通、建筑等基礎設施不完善、不便捷造成自行車和公交的出行比例低于世界城市水平，從而造成了單位面積的交通、建筑碳排放較大。據測算，從一個公交站點步行10-20分鐘到達商業設施的面積和工作數量，紐約是北京的10倍以上[7]。因此北京今后應加強發揮城市級差地租作用，實現城區產業的“退二進三”，將重化工業逐步外遷。另外就是在建筑節能，低碳交通和城市規劃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其單位面積的碳排放水平才會逐漸下降。

4碳排放的行業結構比較

在碳排放的行業結構方面，北京的工業碳排放所占比重遠遠超過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主要世界城市，而服務業、居住碳排放所占的比重則剛好相反（表1）。這主要由于北京還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因而工業耗能比例大而導致碳排放比重較高。具體而言，北京工業碳排放比重為47.27%，分別是倫敦、紐約和東京的6.75、3.94、5.08倍；北京服務業碳排放比重為36.09%，分別只相當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的65.62%、65.62%、57.10%；其中北京交通碳排放比重為8.55%，分別只相當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的38.86%、38.86%、32.51%，而交通以外服務業的碳排放比重為27.54%，分別低于倫敦、紐約和東京5.46、5.46和9.36個百分點；北京居住碳排放比重為14.75%，分別只相當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的38.82%、46.08%、57.17%。由此說明由于發展階段不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低碳的內容有所不同[8]，北京要縮小與世界城市的低碳發展差距，首要任務是工業低碳化，其次是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應大力發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提倡低碳生活方式，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基礎設施“高碳鎖定”效應的覆轍。

5能源結構的比較

從終端能源消費結構來看（表2），其他世界城市的煤炭消耗比重最小甚至接近于零，而煤炭占到北京能源耗費的47.1%，石油占15.5%，天然氣占12.8%，外調電力占13.8%，其它10.8%。而紐約能源品種的排序為石油占50.3%，天然氣占25.2%，外調電力占15.2%，煤炭只占2.8%；倫敦以天然氣為主要品種，占能源的45.2%，其次是石油（27.5%）和電力（25.5%）；東京則是石油占能源的38.5%，電力、天然氣分別占33.3%、28.2%，基本上排除直接的煤炭消耗。由此可見北京煤炭消耗比重占到半壁江山的能源結構狀況，也會造成碳排放強度相對較大。

6大氣污染的比較

再來比較大氣污染方面的指標（表3）。首先，北京大氣污染年平均濃度高于三個公認的世界城市。以可獲得的2006年數據為例，東京大氣污染年平均濃度為0.005mg/m3，倫敦為0.0125mg/m3，紐約為0.027mg/m3，而北京2007年是0.047mg/m3，分別是東京、倫敦和紐約的9.40、3.76和1.74倍。其次就可吸入顆粒物而言，倫敦為0.027mg/m3，紐約為0.082mg/m3，北京是0.148mg/m3，北京分別是上述世界城市的5.48、1.80倍。再次就PM10指標來說，2008年北京的指標分別約是倫敦和紐約的6倍、東京的3倍。最后就SO2排放而論，北京2008年該指標分別是倫敦、紐約和東京的1.44、1.38、2倍。由此可見上述三大世界城市環境質量明顯好于北京。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大氣污染主要是由煤炭燃燒引起的，而前文提到北京恰好是以煤炭為主（約占50%）的能源消費結構。至于NO2指標方面，北京卻明顯好于其他三大世界城市，究其原因在于該排放主要是由機動車燃燒石油、排放尾氣所引起的，而北京目前機動車保有量（2011年末498.3萬）還少于這三大世界城市（倫敦約500萬輛、紐約約800萬輛、東京約800萬輛）。上述分析表明北京在環境低碳化方面與世界城市水平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7就業結構的比較

因為倫敦、紐約和東京近年三次產業的產值數據難以獲得，在此收集這些城市的就業比重數據來代替。根據反映產業結構經濟變動規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再結合產業結構輕型化的節能減碳效應，第二產業比重降低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有利于降低區域的碳排放強度，即：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就業比重越高，則碳排放強度越大；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越高，碳排放強度卻越小。如表4所示，北京的第二產業和工業的就業人口比重遠高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的，而第三產業則反之。具體來說，北京第二產業就業比重高出倫敦、紐約和東京分別達13.6、17.7、7.9個百分點；工業就業比重分別高出倫敦、紐約和東京達14.77、17.32、9.53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卻分別低了19.59、24.16、13.36個百分點。因此基于北京與其他世界城市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優化程度差距分析，說明通過產業結構正向演進來實現節能減碳還存在較大潛力，但同時任務也較為艱巨。

低碳發展政策的比較分析

目前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世界城市為應對氣候變化、建設低碳城市，一般基于自愿減排和自我需要減排的認識，紛紛提出明確的量化減排目標，設定低碳發展愿景，并制定合適的低碳發展政策（表5）。相比而言，一方面北京面臨著我國總體減排目標的強制分配，可能出于完成約束性目標的基線考慮，尚未提出比國家目標更高的意愿，因而可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家目標束縛而不敢冒進；另一方面專門針對減少碳排放、發展低碳城市的政策還為數不多，主要是從節能減排、建設“科技北京”和“人文北京”等角度來展開，重“硬件”建設而輕“軟件”建設，并嚴重依賴于政府政策的支持性，城市結構和城市活動相結合、市場與政府相結合的政策引導性不夠；另外在建立時間序列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制定量化的城市減排目標等方面工作還未邁開實質性步伐，這使得北京的低碳發展行動缺乏基礎數據、戰略規劃、基準情景和行動指南。3低碳發展行動的比較分析在低碳發展目標的指引下，世界城市為落實減排目標都因城而異地采取行之有效的低碳發展行動（表6）。三大世界城市在能源、建筑、交通、產業等領域都尋求最優的低碳解決方案，城市之間的差異性決定了他們采取的行動規模和形式各有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低碳發展模式。比較而言，北京在探索低碳城市發展行動中，還只簡單停留在推動節能減排的層面上，僅僅關注重點減排項目和工程，還未將減碳任務分解到各個部門和行業，也沒出臺北京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并像主要世界城市一樣，制定低碳發展路線圖，整合低碳科技資源，建立低碳標準體系，完善政策體制機制，加強低碳宣傳教育培訓，發動利益相關者力量，促進政府示范、合作分享，尋求有效融資戰略，這樣在最終低碳發展績效上可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很難達到顯著的碳減排效果，并獲得經濟社會發展、能源資源節約、生活條件改善和環境質量提升等在內的協同效益。

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無論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單位面積碳排放量、碳排放行業結構、能源結構、大氣污染和就業結構等定量指標方面，還是低碳發展政策、低碳發展行動等定性層面，目前北京的低碳發展狀況與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世界城市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世界城市紛紛開展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創造低碳就業、規劃綠色高效產業的低碳發展新格局面前，北京建設低碳城市就顯得更為任重道遠。為此，北京要積極而廣泛地借鑒世界城市低碳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統籌考慮世界城市與低碳城市的目標協調，將低碳城市建設作為世界城市建設的示范工程之一，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所處階段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探索適合北京市情的低碳發展道路。通過前文研究世界城市應對氣候變化、建設低碳城市的行動規劃，對北京走向低碳發展的進程、行動和關鍵環節給出如下政策建議：

（1）注重政府引導，強調規劃先行

首先，北京各級政府應樹立城市低碳發展的理念，通過各種媒體傳播、宣傳、教育和普及低碳理念和綠色意識，大力推廣市科委開展的低碳城市發展路徑及試點建設活動，從低碳城區、低碳園區、低碳社區及北京市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等各層面展開，將低碳城市建設和低碳產業布局作為首要的示范性工程，促進和引導社會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低碳發展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其次，抽調相關職能部門組建北京低碳城市建設領導小組，制定清晰的低碳城市發展路線圖，并分階段落實低碳城市規劃后嚴格執行。

（2）優化產業結構，改善能源結構

北京三次產業結構還需進一步提高產業發展質量，調整、優化產業內部結構。第一產業要向生態農業、都市農業、節水農業發展；第二產業要實現低碳轉型，在將重化工業搬離外遷的基礎上，向低碳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第三產業在更提高整體比重的基礎上，向高端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旅游休閑業發展。在提倡全方位節能的基礎上，還應大力改善北京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積極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3）提高能源效率，研發低碳技術

以提高能效為中心，開發能源和能效項目，著力在工業、建筑和交通等領域研發、推廣和應用節能技術，具體包括規范工業和建筑節能，實行公交優先、管理和優化交通系統，提倡可持續的土地規劃利用模式等。北京還應以其科教和研發優勢，在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領域開發適用的低碳技術。市科委應制定中長期低碳技術發展規劃和低碳技術路線圖，加大低碳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形成有利于低碳技術發展的長效機制。

（4）加強國際合作，爭取項目支持

應就低碳技術的推廣，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低碳建筑等領域的技術聯合研發，及在低碳技術轉讓、低碳創新資金援助、低碳技術市場開發開放等方面，加強與世界城市的低碳項目交流與合作。進一步從世界城市在城市功能配置與低碳城市建設、管理模式創新與低碳城市發展、城市能源系統規劃與低碳產業促進等方面，根據自身基礎合理引進低碳項目，爭取國際資金、技術援助，為解決北京建設低碳城市過程中所面臨的戰略規劃、技術選擇、資金瓶頸、示范建設和評價指標體系等問題提供借鑒和參考。

（5）創新制度體系，規范低碳行為

北京要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人口結構為切入點，進行低碳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管治變革，創新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編制系列低碳標準，建立監測、跟蹤減排進展體系，組合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措施，確保低碳發展目標的完成。另外還要積極落實《“綠色北京”行動計劃》，以綠色采購、能效標志、階梯能源價格、稅費減免與補貼、推廣智能電表、合同能源管理等手段，規范、監督政府和廣大市民的低碳消費行為。

（6）完善碳交易機制，構建碳市場體系

以北京被確定為首批碳排放交易7個試點省市之一為契機，從政策和制度兩個層面來挖掘和分析碳交易市場發育不完整的內在機理，從而完善碳交易制度。逐步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碳排放交易系統，確立自愿減排交易機制的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監管辦法，建立交易登記注冊系統和信息制度，運用碳審計、碳金融等手段開展談市場的自愿減排交易活動。（本文作者：張旺、周躍云 單位：湖南工業大學全球低碳城市聯合研究中心、首都師范大學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