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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巫文化是在遠古時代形成并影響至今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不僅對古代的政治、軍事、文化產生廣泛影響，在現當代社會中依然有著相當的影響力。20世紀，巫文化得到反復的書寫和生動呈現。從革命年代作品中的被打倒被摒棄到和平年代作為一種新的文化符號出現，巫身份的轉變不僅體現了人們思想意識的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文化的開放和多元以及作家文化自覺。

關鍵詞：巫；身份轉變；文化自覺

巫文化是人類古老神秘的文化現象之一，因“巫覡”為核心展開宗教活動而得名。巫是人與神對話的媒介，負責人與神之間的溝通，以歌舞為手段來祈求神靈降臨到人間。中國巫文化源遠流長，“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態大量存在于許多少數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種升華、變態形式保留在漢文化中，廣泛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活動”對古代的政治、軍事、文化產生廣泛影響。中國在五千年的文明中，有著數不清的革命運動，而這些運動很多是借助巫來展開的。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乃行卜。卜者知其旨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行卜是巫術的一種形式。農民起義的領導者首先找巫師進行占卜，采取手段使百姓認為起義是上天的安排，從而獲得他們的擁護。人們可以利用巫文化為革命做理論準備，以巫或神的名義發動群眾，達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巫文化在革命戰爭中有如此的作用，是不是巫文化從古至今一直都是革命利用支持的對象呢？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風雨飄搖，戰火連綿，有志之士紛紛揭竿而起，參加革命，救中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中。巫在這時的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這些革命也是依靠巫術發動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建國初期，巫文化一度被視為封建迷信的糟粕，受到簡單粗暴的對待。”這個時期的巫師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詞，革命者鼓吹“尊重科學、破除迷信”的口號，他們搗毀巫師的“巢穴”，燒掉他們進行巫術活動的器具，把巫師抓起來進行思想教育，讓他們在勞動中進行改造。在古代的革命運動中，巫以神的身份出現從而獲得群眾的擁護。但是20世紀革命者不再依靠迷信的神來發動群眾，他們樹立新的神———“民主與科學”，使科學獲得人民的認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者必須把舊神———巫狠狠的踩在腳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描寫革命的作品中，巫成了丑陋、落后、愚昧的對象，是革命者領導人民群眾打倒的對象。

王魯彥的《菊英的出嫁》講了中國農村在巫文化影響下農民的奇怪的舉動。作品中主人公菊英媽對冥婚制度深信不疑，當菊英“長到”十八歲時，她決定要給她“成婚”。于是就有了作品中的鬧劇。菊英的棺材被送到男方家里，當然她要嫁的男子也是已經死去的人。跟著棺材被送過去的還有菊英媽傾盡家產為菊英置辦嫁妝。冥婚制在當時農村非常得普遍，農民認為在這個世界已經死去的人，在另外一個世界卻還活著，作為家長或監護人，親人在這個世界沒有過上好日子，理應讓他（她）在另外一個世界好好活。顯然這種思想是愚昧的，他們信仰鬼神之說，對來世抱有幻想，把來世的美好作為今生生活的寄托。這是巫文化在中國農村的表現形式之一。作者帶著濃濃的批判色彩來描寫菊英出嫁時陰暗可怖又極具鋪排搞笑的畫面，讓人在閱讀時產生強烈的視覺和心理沖擊。山東作家馮德英的《迎春花》是一部以革命斗爭為題材的經典作品。作品以生動形象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反革命女巫形象———馮寡婦。她與人通奸，在地主的挑唆下以替丈夫治病唱神的名義把丈夫蔣會運活活折磨死；四十多歲的人了依舊“穿紅掛綠、搽脂抹粉”；不讓兒子參軍，拖兒子后腿；給老東山“治病”，差點把人治死……種種劣跡，被作家細致生動的描寫出來。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已經給馮寡婦帶上落后、愚昧、無恥的帽子，所以她的種種劣跡顯得真實可信。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中塑造了三仙姑和二諸葛兩個巫師形象。革命作品中描寫的這些巫成了落后、愚昧、欺騙人民的典型。和平年代作家不再從意識形態方面對巫文化進行書寫，而是把重點轉向巫在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面來探討和書寫。中國當代作家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喜歡利用傳統文化作為素材，將作家的創造性思維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創作出既神秘又深刻的文學作品，其中巫文化元素是深受作家青睞的文學元素。

莫言、韓少功、阿來、遲子建等作家是描寫區域性文化的圣手，他們在作品中表現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并且分別描寫了魔幻現實主義下的巫文化、楚湘地區神秘的巫文化、藏地巫文化以及東北額爾古納河一帶的薩滿文化。這些作品展現古老神秘的巫文化對他們創作的影響……莫言在《豐乳肥臀》中成功塑造了三姐“鳥仙”形象。隨著三姐“成仙”，她的面貌、行為、表情、思想都越來越像一只鳥，甚至能夠完全進入鳥的境界：“她側低下頭，像鳥兒梳理羽毛一樣咬咬自己的肩膀。她的腦袋轉動幅度很大，脖子像轉軸一樣靈活。”楚湘地區的文化是一種神秘文化，巫文化在楚湘地區極為盛行。韓少功的《爸爸爸》就是體現了楚湘地區“打冤”的習俗以及“卜筮”的傳統。在神秘文化的影響下，當地居民不相信自己械斗的實力，反而相信占卜的結果；阿來的《塵埃落定》中，土司家族中兩種重要的人物，一種是巫師，另一種則是祭祀性質的喇嘛。作者在這兩種人物身上用筆墨較多，但是分析作品可以看出，喇嘛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未來的占卜和祈福上，而更受土司青睞的是巫師。當時麥其土司與汪波土司兩個部落之間爆發的罌粟戰爭，最后卻變成了神巫們的斗法。交戰時，雙方巫師各顯神通，為對方制造各種災難。他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將巫師的法力表現到了極致。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可以說是一部巫風氤氳的優秀作品。作品中的薩滿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額格都阿瑪”是個有豐富感情的薩滿，他在作法時是個巫師，能夠通神，在平時他是“我”的伯父，并且深深地愛著我的母親。當別人有困難時，他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救別人。這樣的薩滿是《額爾古納河右岸》中薩滿的共性。由此可見，當代作家在描寫巫師的時候與革命年代已然大不相同，他們更加注重從民俗文化的角度去描寫巫師形象，而不是去想是否迷信，也不存在政治上的教化作用。從革命小說中的巫形象與巫文化的書寫到改革開放后直到今天巫形象與巫文化書寫的轉變顯而易見。而這種轉變體現了人們思想意識的轉變，也體現出開放的文化和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下，政治對文學的影響越來越小，作家們在創作過程中對巫文化進行正面描寫不再受到政治上的處罰。當代社會，作家有了更加廣闊的創作空間，自由度大大提高，這使得作家在創作中將民俗文化進行深入的挖掘，力圖展現豐富的社會文化畫面。改革開放以來，國外的文化更多的傳入國內，作家充分的吸收國外文化的精華部分，在寫作手法和寫作題材上也多有借鑒。例如，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傳入中國之后，影響了大批國內的作家，梅爾吉亞德斯的巫師先知形象讓許多讀者難以忘懷。作家在創作中大量使用巫文化元素，這與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接觸到的文化有非常緊密的聯系。許多作家生活在巫文化濃郁的地方，巫文化與他們的生活緊密相連，在耳濡目染的過程中，他們對巫文化有著強烈的興趣和深厚的感情。

出生于漠河附近的女作家遲子建，對生活在大山中的鄂溫克族有著很深的情感，對薩滿文化也充滿好奇，她曾多次進山與鄂溫克族人民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宗教。莫言曾說過，他的文學素養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小時候奶奶給他講過的妖魔鬼怪的故事。同樣，其他的作家能夠將巫師的形象描寫的如此栩栩如生，自然與他們的生活環境、興趣愛好、親身經歷密不可分。巫文化作為一種文化遺產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維護和傳承。在學習研究、維護和傳承巫文化的過程中，我們要有一種辯證的態度。我們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無神論是我們的世界觀。在研究過程中要認識到巫文化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不能用迷信來抹殺巫文化在文學、社會學、民俗學上的巨大價值。巫文化就像一座無盡的寶庫，等待著我們用正確的態度進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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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新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