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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間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以至于對其進行界定變得非常困難。大衛•哈維說:“‘空間’一詞常被加以修飾。這些修飾(在口頭和書面語當中，他們絕大多數情況下又被忽略不提)而非空間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復雜性往往成為麻煩的根源。譬如，當我們寫下‘物質性的’、‘隱喻的’、‘個人的’、‘社會的’或‘心理的’空間(僅舉幾例)等這些詞語的時候，我們營造了多種不同的語境而使問題變得含混曲折，以致揭示空間含義要嚴重依賴其語境。”①空間概念之所以難以界定，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多重語境的煩擾，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其本身的混沌、曖昧、多義、難以把握。空間又是歷史性的，處在不斷的變化搖擺之中。空間概念因人們文化水平的差異、知覺能力的高低、科技的發展而具有不同的意義。最早關于空間的界定是從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開始的，他認為:“還有第三種性質，那就是空間，它是永恒的、不容毀滅的并且為一切被創造的事物提供了一個住所，它無需靠感官而只要憑一種虛假的理性就可以認識，并且它很難說是實在的;我們就像在夢里那樣看到它，我們可以說一切存在都必然地據有某個位置并占有空間，而凡是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上的便沒有存在。”②柏拉圖敏銳地看到了空間的特性:空間為一切事物提供了住所，它可以被感官感覺到，但是難以界定。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和康德等西方哲學家，都把空間界定為一個客觀的、均質的、無限的載體或容器。康德說:“空間是一種先天的必然的表象，此表象是一切外界知覺的基礎;因為我們雖然能想象空間里沒有東西，卻不能想象沒有空間。”③

康德認為空間是一種先天的表象，這里的空間與宇宙同義。西方哲學家把空間抽象為一切物體存在的載體，把握住了空間的本質，把對空間認識提高到一個形而上的高度。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提問，這種載體是什么呢?它的載體又是什么呢?那么很難找到能言之成理的解釋。這種傳統的空間觀念是超驗的、抽象的，在傳統空間觀念的影響下，研究者們擱置了對事物空間向度的思考，往往注重事物的時間向度即歷時性研究而忽視事物的空間向度即共時性的研究，即使從空間向度思考也往往使研究者沉湎于純理式的研究而遠離社會。“本體論或認識論哲學的形而上學特性，使空間成為等待人去直觀反映或理性認識的純粹客體，成為超離于人、抽象于人的純粹存在，空間因此成為一種絕對的、抽象的、永恒的、無限的、靜止的實體存在或神秘存在。”④古典哲學賦予空間以本體論的地位，它既無內容也無形狀，因而“難以識別”，或者說無法認識。毫無疑問，西方形而上學的空間觀念割裂了人與空間的聯系，兩千年來，人們對事物的研究注重線性的時間向度，忽視了空間向度。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人類的實踐性，從實踐的向度理解空間，強調人類實踐對空間的意義，人們對空間的思考獲得了理論的突破，空間獲得了豐富的生命內容與生命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時間與空間是物質也包括我們人類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客觀性、主觀性的統一，是有限性、無限性的統一。

“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⑤馬克思突出了人類勞動的作用，正是人類勞動創造了世界歷史、第二自然，空間也是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空間從而具有社會性、歷史性、實踐性的特征，形成了空間的主觀與客觀、自然與社會、自然與人、有限與無限、絕對與相對的統一。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運用馬克思的生產理論提出了“空間的生產”這一理論，開創了后現代空間地理學派。列斐伏爾認為不存在絕對的、純粹的自然空間，空間是物理的、精神的、社會的多重統一體，人類生產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意識、自己的世界，沒有什么不是生產出來的。列斐伏爾認為不能再將空間僅僅視為社會關系演變的穩定的容器或平臺，在人類實踐的參與下，空間并非是絕對的、均質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空間從來不是空洞的，而是蘊含著某種意識形態、社會意義。“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空間，看起來好似均質的，看起來其純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觀的，然而一旦我們探知它，它其實是一個社會產物。”⑥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突出了空間的社會與精神內涵，為空間研究指出了研究內容與研究范式。在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基礎上，愛德華•索亞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第三空間是對把空間視為具體的物質、精神形式這一理念的超越和重構，呈現出極大的開放性，它向一切新的空間思考模式敞開。

第三空間是一個被邊緣化的、沉默的、目不可見的多元空間，空間的物質形式可以被分析、被解釋，同時也是精神的建構，是關于空間及其生活意義表征的觀念、話語形態。索亞并沒有指出第三空間的內容或者形式，也沒有指出第三空間的特征，他對第三空間的解釋陷入超驗主義的冥想中去。在我看來，第三空間與其說是一種空間，倒不如說是一種思考范式。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生產出來的，那么我們會進一步思索:空間是誰生產出來的?空間是怎樣生產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空間對其中的人們有什么影響?對這些問題做出精彩回答的無疑是米歇爾•福柯。“一部完全的歷史仍有待撰寫成空間的歷史———它同時也是權力的歷史———它包括從地緣政治學的重大策略到細微的居住策略。”①福柯認為僅僅從時間的向度敘述歷史是不完整的，空間也對歷史起著重大的影響，他敏銳地察覺出權力在空間生產中的作用，空間在生產過程中遵循了權力意圖，從空間物質因素的生產、布局、規劃到精神空間的建構，無不滲透著權力的陰影。從后現代一些空間理論家的陳述來看，后現代空間概念形成了對傳統空間概念的超越與突破。

在我看來，當代空間概念包含以下幾個涵義:首先，空間是多種多樣的，有物理空間，也有社會空間，有物質空間，也有精神空間;還有城市空間、鄉村空間、工業空間、農業空間、具體空間、絕對空間、文化空間、知識空間、想象空間、烏托邦空間、真實空間、國家空間、個人空間、休閑空間、生產空間、消費空間等。其次，空間是相對的、關系性的，如果把某個事物作為主體，那么該事物以外其它事物都構成了該事物的空間。如果以人為主體，那么他周圍的建筑、道路、公園、廣場、河流、動物、植物就構成了他的生存空間;反之，如果以某個事物為主體，那么它周圍的其他事物包括人在內就構成了該事物的空間。最后，空間畢竟表現為一定的空地、空場，空地、空場可以是實在的，如人們居住的城市、鄉村、房屋等，也可以是虛擬的，如賽博空間，也可能是抽象的，如利潤空間。當代空間理論在分析研究空間時，主要分析研究物質性空間、概念化的空間、再現的空間，它們的特征、它們的位置組合關系，以及它們在文學中的再現和表現。空間不僅僅是我們及他物存在與活動的場所，而且也是各種意義深蘊其中的歷史性、生產性的產物。二十世紀后期形成的空間轉向，不僅在地理學、建筑學、城市規劃學等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在哲學、歷史、文學等學科形成了蔓延和滲透，極大地改變了文學研究的范式、內容與范圍。

二

后現代空間理論認為，空間不是一直存在的，空間是歷史的產物，是生產出來的。在空間生產的過程中，文學也參與了空間的生產，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空間的面貌。“城市不但是一個擁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義的空間和社會性呈現，也是一種文學或文化的結構體。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創作、閱讀過程與解析之中。”②城市規劃者在城市規劃時，不是單純從地理學、社會學、風水學、建筑學，而且也從文學中的城市表現中吸取靈感，追求城市規劃的人文化、藝術化。豪斯曼在改造巴黎時就借鑒了畫家梅里翁對巴黎的想象性描繪;而當代上海的城市規劃設計者越來越從文學、電影中的“上海”取法，以致于今天的上海出現了“老上海遺風”。“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具有內在地理學屬性。小說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場所與邊界、視野與地平線組成。小說里的角色、敘述者、以及朗讀時聽眾占據著不同的地點和空間。任何一部小說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價值的地理知識，從對一個地區的感性認識到對某一地區和某一國家的地理知識的客觀了解。”③研究文學作品中的空間表征及表征空間，可以分析文學在空間生產中的內在作用、隱秘機制，可以分析其中的意識形態、作家指意與時代主潮，從而深化文學研究。文學在表達作家的思想情緒、歷史想象和文化記憶時，也對家庭、建筑、鄰里、村落、城市、地區、民族、國家等地點和場所進行表征，形成一系列具有文化內涵的文學表征空間。

如魯迅營造的江南小鎮空間，茅盾想象的上海都市空間，東北作家群筆下的東北農村，師陀構筑的中原果園城，郭沫若憧憬的新北京空間，穆時英敘述的上海消費空間，解放區作家描述的解放區農村，李銳記憶的山西厚土，莫言追憶的高密東北鄉，葉兆言描繪的南京秦淮河，蘇童書寫的江南小鎮等。這些文學空間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性的存在，更是作家精神追求和文學主題訴求的意象性存在。作家筆下的鄉村和城市空間并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鄉村或者城市空間，而是作家想象的空間，它既可能豐富這些空間的文化意義，并使之沉淀下來，形成一個永久的文化記憶，也有可能形成對這些空間原本意義的某種遮蔽，使之呈現出一種不完整的城市或鄉村形象。“從文化表征的意義上，審視文學在多維視閾中所呈現的地域形貌、社會環境、城市場景、物象景觀等多重疊加的空間場域，可見文學與空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再現反映，文學表征著空間、生產著空間，文學直接參與了社會性、歷史性與人文性的表征性空間建構，賦予空間以意義與價值的內涵。”①正是文學對空間的想象性建構，才賦予地理意義的地理空間以文化意義、文本意義，地理空間從而成為人們心中的心理象征。列斐伏爾奠定了后現代空間理論的基礎，為后現代地理學、城市學、社會學、哲學、文學提供了新的思維范式、言說方式、研究對象;福柯的空間權力學為空間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詹姆遜、布爾迪厄、凱爾納等西方學者開始關注文學作品中的空間表征;邁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學》、布朗肖的《文學空間》在文學的空間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邁克•克朗論述了文學空間的能指與所指，他認為文學空間是文學與空間的兩相結合，文學作品中的地理描寫遠遠超出地理書的描寫;他還指出了地理空間是如何為文學所想象的以及文學對特定地理空間的建構意義。“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說家們深深感受到并在作品中描寫了‘對地區感的理解’。”②邁克•克朗受福柯的影響，認為文學空間表征常常隱含著權力、控制、性別、欲望、男性權力等指意。“本書就這個問題來研究權力和意義是如何被賦予到人文地理景觀中的，研究一些國家是如何利用紀念碑和建筑來強調民族的共同利益，促進內部穩定從而使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的。”③布朗肖在《文學空間》中以馬拉美、卡夫卡、里爾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現代主義文學大師的文本為分析對象，對他們作品中所生產的文學空間從存在主義哲學的向度進行了解讀。布朗肖認為文學空間來自作家對于生存的內在體驗，是一種心靈空間，心靈空間是文學空間的一種，除了心靈空間外，還有外在空間。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空間問題，如李歐梵、陳平原、吳福輝、趙園、李潔非、程光煒等諸位先生，他們分析了中國現代文學對城市場景的表現，從反映論的角度分析文學場景與地域場景之間的聯系以及文學場景的審美性特征，進而論述文學場景對都市文化的建構意義，這些研究成果頗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但是，在文學與城市的關系中，城市文學之于城市，也絕非只有‘反映’、‘再現’一種單純的關系，而可能是一種超出經驗與‘寫實’的復雜互動關聯。

何況，城市經驗之于作家，也是千差萬別。因此，城市的歷史與形態和城市文學文本之間便構成了極其復雜的非對應關系，這一切，可能會以對城市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來。而城市敘述也絕不以城市題材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種題材之中。也就是說，城市敘述有時存在于城市文學形態中，有時則不能表現為城市文學形態。”④換言之，這些研究還屬于傳統意義的文學空間研究，缺乏當代空間理論的滲透，難以深入到文學空間生產的內在機制，不能從哲學的高度闡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空間表現問題。本世紀初，經過著名學者陸揚對當代空間理論的介紹和研究，中國文藝界開始嘗試運用空間理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空間理論成為當下較為流行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話語。王曉明、張鴻聲、謝納、羅崗、敬文東、葛紅兵、張寶明、馬春花等學者成績頗為突出。其中，青年學者張鴻聲的系列論文分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上海與北京的城市想象，從上海與北京在不同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文化形象著手，深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生產的內部機制，揭示了空間表征背后的意識形態指意，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研究的全新成果，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閾范圍。

青年學者謝納的《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一書較為系統地研究了當代西方空間理論，又利用空間理論對中國現當代小說進行了解讀，“本書主要以中國現當代小說為文本分析對象，從現代性視閾出發，將空間生產理解為現代性工程得以具體實施的場域，探尋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生產方式，如何建構表征性空間并賦予空間以特定的生命意蘊與社會歷史文化內涵，揭示現代性空間生產與文學表征之間的內在關聯。”⑤以上學者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表征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分析中國現當代文學生產了哪些空間，研究不同作品中同一地理空間想象的差異以及中國現當代作家在表現同一地理空間時所選擇和規避的空間要素，以論述文學空間與文學審美的關系與文學生產的空間因素。

三

當代空間理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顯赫話語，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高地。然而，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研究也存在一些偏差，一方面，研究者在分析中國現當代文學城市空間時，往往把國家空間、革命空間、民族空間擱置一邊，著重論述私人性、消費性、欲望性的空間，以后者遮蔽前者，形成了文學空間研究的一種不平衡。“《上海摩登》重繪了一副夜晚的地圖、消費的地圖、尋歡作樂的地圖，同時遮蔽了白天的地圖、生產勞動的地圖、貧困破產的地圖，從根本上說，也就是用一副資產階級的地圖遮蔽了無產階級的地圖，用資產階級的消費娛樂遮蔽了無產階級的勞動創造。”①因而李歐梵的《上海摩登》雖不乏新見、精彩，但就上海形象來說，卻是不完整的。有的研究者在分析研究時，存在一個預設的論斷就是建構城市消費性、私人性的空間的小說優于建構城市生產性、公共性的空間的小說，因而，他們頗為重視新感覺派小說、張愛玲的小說、蘇青的小說，而對于書寫公共性空間、革命性空間的小說缺乏研究熱情。另一方面，從題材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題材小說，對農村題材小說很少運用空間理論。當代空間理論是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出現的，現代性的城市化進程把城市變成一個均質的、標準的、沒有個性、沒有特點的空間，當代地理學就是對這種城市空間的反思。

其實，不僅是城市空間，鄉村空間也并非是有個性的、有風格的，在前現代時期，科技不發達，生產力非常落后，不同地域的人們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修筑自己的住所，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建筑風格，像中國南方的竹樓、北方的土屋、西北的窯洞，南方的小石板路、北方的砂礫路。其實這是由于科技不發達人們不能使用同種建筑質料的緣故，并非是人們故意凸顯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是氣候、地形、位置、交通、商貿等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不僅僅是城市布局、建筑樣式隱含著權力、控制、男性權力、性別欲望等指意，鄉村空間的布局、樣式也隱含著權力、控制、男性權力、性別欲望等指意，完全可以運用空間理論來分析研究。學者張英進在《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一書中說:“本書只是討論了從晚清到民國后期中國文學(多為小說，偶爾也有電影)中的城市。對20世紀中國想象中的鄉村，尚需另作研究。未來的研究還可以分析臺灣、香港的城鄉想象———在臺灣，鄉土文學對60年代后文學與電影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在香港，‘陰魂不散的鄉村’總是重新出現在大眾記憶中，暗暗破壞著城市的統治地位。”②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鄉村想象既是一種地理空間的再現，同時也是文學主題對象化的存在，隱含著作者的自我訴求、時代主潮和極為豐富的意識形態指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空間研究時，我們要突破文學研究的歷時性范式，文學研究的歷時性范式往往注重文學作品描寫的空間物質性要素，立足于文學與空間的線性關系，分析空間背景對人物性格、心理、情節的影響，或者研究其美學因素、地域性因素，忽視了文學空間的表征功能和指意功能，缺少對空間問題的反思，沒有揭示文學生產的內在機制以及文學在空間想象中的建構、再造功能。因而，當代文學空間研究要從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其一，我們要分析研究作家在空間賦形中的再現、感知、感覺、隱喻、象征等表現手段及方法，挖掘出左右作家的時代主潮、意識形態和自我理念。作家在空間賦形過程中，并不總是直接再現空間的地理性特征，總是把時代主潮、意識形態、自我理念賦予到空間構形中。例如，在解放區小說中，地主大院被建構成這樣的空間符碼:房屋高大寬敞，門樓高大，鐵皮大門緊閉，門外溝濠環繞，炮樓拱衛，一個家庭住所儼然成為一個堡壘。這樣一種文化空間符碼隱喻了階級與政治寓意，象征地主與農民的天然對立，確證革命的必然性與合法性。“蕭詳的眼光既是作者的眼光，也是主流政治的眼光。這種眼光賦予韓家大院以階級性、政治性指認，韓家大院象征了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勢力，象征了一種國家和官方的空間。韓家大院已經成了符號性的大院，階級壓迫的符碼，它處處提醒革命領導者的階級意識、處處激發農民的反抗性沖動。”③

在新感覺派作家的想象中，上海被建構成一個消費性、私人性、休閑性、物質高度發達的空間，這種空間想象顯示了新感覺派作家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另一種敘述，新感覺派作家敘述的是一種現代性體驗，建構的是一個充滿罪惡、愉悅、色情的城市，這個城市到處充斥著都市和商品化的幻影。新感覺派作家“所據的視點已經不是僅僅暴露都市的‘黑暗’、‘罪行’，而是基于對都市的‘現代感’。”④新感覺派作家是同情無產階級革命對資本主義有所批評而又耽于資本主義物質化成果的一類知識分子，他們的敘述視點顯然不同于左翼作家。當代空間理論側重于分析研究作家在表征空間時如何運用再現、表現、隱喻、象征、想象等表意方式對空間的物質性要素進行編碼、結構、重構、解構，揭示影響作家創作的意識形態、時代主潮、自我理念之間的糾結和張力，從而揭示文學生產的復雜機制。其二，我們還要分析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構成要素之間的布局、造型、組合，研究文學作品表現了哪些空間要素、規避了哪些空間要素，以揭示其背后的作家的自我理念、時代主潮和意識形態。不但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想象有特殊的意指，即使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形象也不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規劃、設計的結果。“規劃是一種表現的方式，一種明確的、系統化的技能。因而，它是一個過濾器，對內容進行篩選，將某些‘真實’去除，并用自己的方式來填補文本的空白，一種嚴重的情況是:這種過濾行為，比那種意識形態的專業化或者某一專業的意識形態走得更遠。

它有抹去社會要求的危險。”①從一個國家來說，大到首都的確定、經濟的布局、城市的分布，小到城市內部街道的分布、建筑的設計、道路的走向，都是嚴格遵循一種“科學”的規劃。在鄉村內部，村公所、廟、戲院的位置與組合都象征了一種權力和控制。例如，在解放前的農村，村公所、廟、戲臺都位于鄉村的中心位置，這一方面可以方便村中人處理村中大事、來廟里祭祀、去戲院看戲，另一方面也表明，村中的公共空間統攝農村其他日常生活空間，農村公共空間處于一種中心的位置。在城市規劃中，城市地標處于一種關系之中，“將單個的空間，定位于關系領域中，并將空間的意義置放在這種關系中，這，就是現代城市結構部署的一個獨特特征。”②在上海的城市規劃中，為了顯示解放后上海政治、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中蘇友好大廈在高度上遠遠高于國際飯店，在布局上占據了中心位置，成為解放后上海的新地標，凸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隱喻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中蘇友好大廈因而獲得了豐富的象征意義。

當代文學空間研究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注重時間向度輕視空間向度的范式，當代文學空間研究把文學中的城市與鄉村作為想象的城市與鄉村，把空間構形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生產的一種內在機制，分析城鄉空間如何被不同作家建構為迥異的文學形象，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生產的空間因素。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空間轉向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理論資源、搭建了更為廣闊的研究平臺，可以發散研究者的思路、范式，增加新的研究領域。空間理論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識積累，需要地理學、城市學、文學、歷史等多學科的交叉，還需具備空間政治學、空間權力學、地緣政治學、空間社會學的貫通。并且我們在進行文學空間研究時，也不應忽視、遮蔽其他的文學研究理論，文學空間理論本身就是對文學研究本體化、中心化的排斥，它不應再成為新的本質化和中心化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