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地方財政收支的歷史探索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解放戰爭時期，由于邊區直接受到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糧食需求急劇增加，為保障戰爭供給，邊區進一步加大了農業稅的征收，1946—1948年，分別征糧16.3萬、24.6萬和32.23萬石[3]261。邊區的工商稅主要包括貨物稅、營業稅、鹽稅、牲畜買賣稅及斗傭等。貨物稅是邊區開征較早的工商稅種，最初以征收皮毛、煙酒等稅為主，1938年加開甘草稅，1940年改甘草稅為藥材稅，并加開迷信品稅。開征前幾年，貨物稅的征收范圍小、稅率低、收入不多，1940年后，邊區加大了征收力度，貨物稅成為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邊區工商稅中占據首要地位，占工商稅的平均比例高達58.7%[1]100。營業稅是邊區另一個重要的工商稅種，始征于1941年，由寒衣代金轉化而來。為解決軍隊冬衣問題，邊區于1939和1940年分別向商人募集寒衣代金10萬元和40萬元[5]320。1941年，邊區改寒衣代金為營業稅。營業稅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占邊區工商稅的平均比例為16.8%[1]100。

它對促進邊區商業發展和保護邊區貿易起了重要作用。鹽稅是邊區工商稅中開征最早的稅種，始征于1937年。由于邊區鹽礦資源豐富，因此鹽稅在邊區稅收中占重要地位，1942年以前居工商各稅之首，1937—1941年，鹽稅占工商稅平均比例67.8%，1942年以后，其比例平均仍占工商稅的17.35%[1]101。牲畜買賣稅及斗傭是邊區工商稅的兩個重要稅種。牲畜買賣稅是對牲畜交易者征收的手續費，斗傭是代買賣糧食者過斗征收的手續費。牲畜買賣稅及斗傭始于1938年，開始只在邊區部分地區征收，1940年11月，邊區將其征收范圍擴展到全區，并規定收入歸邊區財政，地方不準動用[3]74，1941年1月，將其收入劃歸地方財政，1948年5月，又將其收入重新劃歸邊區財政[3]293。牲畜買賣稅及斗傭也是邊區財政的重要來源，1941—1944年，其收入分別為45萬、190萬、4728萬和8000—10000萬元[5]390。

公營經濟收入。曾經就邊區渡過財政難關指出：“這不但是由于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于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盵6]891可見，公營經濟對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收入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邊區的公營經濟是指邊區部隊、機關和學校等所經營的農工商業。邊區的公營農業由1938年秋留守兵團養豬種菜開始，1939年后在全邊區部隊、機關和學校中推廣，并規定除養豬種菜外，還要開荒種糧。1939年，部隊共開荒25136畝，收糧2590擔，機關和學校共開荒113400畝，收糧5830石，蔬菜112萬斤[5]78。邊區的公營工業也是從1938年建立難民毛紡廠、造紙廠、被服廠、農具廠及八路軍制藥廠等開始的，1939年以后，邊區加大了公營工廠開辦力度，先后建立了新華化學廠和華光制藥廠，并開辦煤礦。這一年，政府直接經營的工廠達10個，職工700多人。1940年，公營工廠增加了5個，職工1000多人。1941年以前，由于當時邊區財政仍然有外援可依，邊區的公營經濟雖取得了較大發展，但大部分是被迫進行的。皖南事變后，為解決財政困難，邊區明顯加強了公營經濟的建設，并于1942年確立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總方針，邊區各部隊、機關和學校主動開荒種地、辦廠開礦、投資經商，公營經濟迅猛發展。到抗戰勝利時，農業基本實現“耕三余一”的要求，工業必需品基本實現自給，商業出口總值達39萬多元，出超近1.8萬元。

公鹽代金。公鹽代金是人民以交納貨幣或規定實物來抵除公鹽運輸勞力付出的一種勞役負擔。1941年，為解決財政困難，邊區投資600萬元從事鹽業生產，并上交6萬馱食鹽給政府，即公鹽[7]259。同時，為解決政府無力運輸問題，邊區動員民力運輸公鹽，依據公糧負擔及家庭情況將運輸勞力分攤到戶，規定“在人民自愿原則下，可改征代金一部或全部”[8]510。并規定可以以貨幣或糧食、棉花、棉紗、羊毛等代交公鹽代金[4]367。公鹽代金在邊區財政收入中占有相當比重，平均達11.59%[1]77。為減輕人民負擔，邊區從1946年起停止了公鹽代金的征收。2.非經常性財政收入。邊區的財政收入還包括公債、司法收入等非經常性收入。它們也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1944年發行的公債占到邊區當年財政收入的16.01%[1]77。1937—1940年的司法收入平均占邊區財政收入的3.89%[1]75。

陜甘寧邊區的財政支出陜甘寧邊區財政支出主要包括軍費、政務費、經濟建設費、教育費等經常性支出及保安費、司法費、地方輔助費、黨及群眾團體補助、交通運輸費、被服費等非經常性支出。

經常性財政支出。（1）軍費。軍費在邊區財政支出中基本處于首要地位。邊區成立初期，由于國共實現了合作，邊區處于相對和平環境，軍費相對不多，1937年的邊區軍費僅占財政支出的3.54%，1939年后，由于國民黨發動了多次反共高潮，因此軍費開支迅速增加，1939—1941年，邊區軍費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例達到38.76%[1]70。1942年，由于部隊開展了大生產運動，軍費基本實現自給。1943—1945年，邊區軍費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例為28.36%[1]72。解放戰爭時期，為應對大規模的運動戰，邊區軍隊數量不斷增加，軍費開支急劇增加，1947年，軍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更是高達74.86%[1]74。（2）政務費。這里所指的政務費是指邊區黨政人員的行政供給及社會民政供給費用，包括行政費、民政費和財政費。由于邊區是中共中央大本營，因此邊區財政除需保證邊區本身的政務供給之外，還必須保證中共中央大量黨政人員的政務供給。如：1944年最多時邊區每百人要養活9個脫產人員[1]50。這樣一來，邊區的政務費便成為了邊區的重要財政支出，在財政支出中占較大比例，行政費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例為7.51%，民政費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例為5.81%，財政費占財政總支出的平均比例為2.29%[1]69。（3）經濟建設費。1941年以前，由于邊區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因此對生產不夠重視，財政支出中用于經濟建設費用所占比例很小，1937—1940年，經濟建設費平均僅占財政支出的2.62%，皖南事變后，由于外援完全斷絕，為解決財政困難，邊區加大了對經濟建設的投入，1941年經濟建設費為財政支出的19.51%，1942年更是達到20.18%，位居支出的首位[1]69。解放戰爭時期，邊區繼續堅持“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總方針，一直高度重視經濟發展和經濟建設費的投入。（4）教育費。為保證革命教育工作的開展，為中國革命培養大量人才，邊區政府克服了各種困難，從異常緊張的財政收入中拿出相當一部分用于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并先后建立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中央大學等23所大學及大量的夜校、小學和幼稚園。因此，教育費在邊區財政支出中占有相當比例，平均達到6.14%[1]69。

非經常性財政支出。邊區的財政支出還包括保安費、司法費、地方輔助費、黨及群眾團體補助、交通運輸費、被服費等非經常性支出。其中保安費占財政支出平均比例為5.07%、司法費為0.21%、地方輔助費為1.15%、黨及群眾團體補助為9.65%、交通運輸費為1.85%、被服費為15.56%[1]69。邊區的財政之所以能在特殊的政治條件和艱苦的自然環境中較好地完成了保證革命戰爭供給和促進邊區經濟發展的歷史任務，是由于邊區政府在組織財政收入和安排財政支出的過程中，貫徹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政策，制定了“量入為出、合理統籌”的財政制度，堅持了“厲行節約、軍民兼顧”的財政思想，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這些歷史經驗對于我們今天的財經工作仍具有較強的借鑒作用。

作者：雷志成 單位：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