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內容摘要：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本文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直接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測算數字經濟發展，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衡量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并利用直接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直接效應，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在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的中介效應，結果表明直接效應比較顯著，且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對此，我國應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拓寬中介效應渠道，以助力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升級。

關鍵詞：數字經濟；產業結構；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直接效應模型

一、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國家對數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高度重視，因此研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能夠科學合理地解釋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調整的新方向，從而助推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數字經濟測算

國內外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在國外，美國經濟分析局（BEA）主要采用相同值法測算數字經濟的貢獻度和增加值，Porat從增加值的視角測算數字經濟，新西蘭統計局（States NZ）主要采用OCED模式測算新西蘭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國內，康鐵祥（2002）利用投入產出表對數字產業部門和非數字產業部門的數字輔助活動產生的增加值進行了測算，許憲春、張美慧（2019）基于數字經濟發展歷程，通過分析數字經濟規模和數字產品，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不論研究機構還是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方法都不盡相同，導致測算結果也不盡一致。

（二）數字經濟和產業結構升級關系

對于數字經濟和產業結構的關系研究，有的學者是從數字產業化的角度進行的。Heo&Lee（2019）認為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朱春紅（2005）研究認為，信息通信產業通過對一、二、三產業產生的溢出效應、擴散效應以及聯動效應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崔藝熊曉軼副教授（河北金融學院河北保定071000）內容摘要：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本文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直接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測算數字經濟發展，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衡量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并利用直接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直接效應，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在數字經濟發展影響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的中介效應，結果表明直接效應比較顯著，且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對此，我國應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拓寬中介效應渠道，以助力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升級。關鍵詞：數字經濟；產業結構；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直接效應模型中圖分類號：F7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9397（2021）21-0176-04文章著錄格式：崔藝，熊曉軼.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21（21）：176-179時通信信息產業對一、二、三產業的發展還具有很強的帶動效應和感應度；王宏偉（2009）認為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齊亞偉、張榮真（2015）認為數字產業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正向效應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顯著的同方向變動。但是，郭美晨（2019）認為數字產業化的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作用不是很明顯。從產業數字化角度而言，產業數字化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催化劑，制造業數字化能推動制造業逐步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升級，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在數字經濟背景下逐漸發展成主導產業，增加了產業的附加值，實現了產業升級；產業數字化能有效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率以及產品的使用價值，最終實現產業高級化。從賦能產業結構升級角度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有效賦能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裝備制造業，促使其向高技術含量的綠色環保產業轉型，賦能產業結構促使產業結構實現高級化。因此，數字經濟能有效破解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的難題，起到強鏈、補鏈、擴鏈作用，提高制造業的技術含量，實現智能化發展，實現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現有的文獻中多集中研究數字經濟或產業結構升級的某一方面，較少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且定性分析較多而定量研究較少，并且已有文獻很少涉及數字經濟發展如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借鑒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這兩個層面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進行測算，構建直接效應模型，通過軟件Stata15.1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的直接效應，并進一步檢驗數字經濟發展是否通過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這兩個中介變量影響產業結構升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

世界各國產業結構升級歷程表明，科技創新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根本動力。科技創新促使技術進步，新型技術產業比傳統產業能產生更多的附加值，并逐漸成為主導產業，產生技術外溢正外部效應，通過產業關聯效應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作用下，傳統生產要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力趨于減弱。信息技術背景下產生的數字經濟，數據成為主要生產要素，相比傳統生產要素具有可復制性、大容量性特征，有效克服了傳統生產要素的缺陷，是低成本的清潔生產要素。雖然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期固定成本投資比較大，但是一旦投入使用，其邊際使用成本將會趨于零。因此，提出假設如下：H1：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二）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數字技術被應用到不同產業中快速產業化，促使傳統產業生產模式轉變為科技創新帶動型模式形成新的產業鏈，數據的可復制性和低成本的共享性使不同區域的創新主體在互聯網時代能頻繁地實時交流，更擴大了科技創新的共享范圍，為技術創新帶來了正外部效應。技術創新促使落后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被高效的新技術、智能模式所替代，使傳統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實現了新舊產業的更替。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催生了新一代商業模式，進而產生了新的產業，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社會福利的損失，最大化地激發了商業活力，增加了商業利潤。科技創新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能夠被快速高效復制并迅速、廣泛應用形成新業態，促使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因此，提出假設如下：H2：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三）數字經濟發展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數字經濟中的產業數字化通過數字化驅動產生新的數字化生產方式，促使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更加智能化，更加凸顯知識密集型特點，是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的變革。數字技術人才通過研發工業軟件破解了傳統制造技術的約束，數字經濟發展對技術型人才需求量更大，人力資本的有效積累促使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加快各種生產要素向高端產業轉移，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因此，提出假設如下：H3：數字經濟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設置

（一）模型構建

第一，直接效應模型。為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如下：（1）其中，ISt表示t年我國的產業結構，INTt表示t年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tj表示j個控制變量，ft為個體固定效應，εt為隨機擾動項。第二，中介效應模型。為檢驗數字經濟發展能否通過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兩種機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本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如下：其中，M代表科技創新水平（TE）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HR）這兩個中介變量。

（二）變量選擇及數據說明

被解釋變量。從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兩個維度測度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優化（干春暉等，2011），其中產業結構高級化（TIS）主要采用動態判別法，公式如下：其中，θj為以三次產業GDP比重構成的三維向量X0=（X1，0，X2，0，X3，0）與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夾角θ1、θ2、θ3。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采用泰爾指數（TL）反映，公式如下：其中，TL的值越小說明產業結構越合理，Yj表示j產業的產值，Lj表示j產業的勞動力人數。解釋變量。借鑒中國通信研究院的經驗，利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指標衡量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INT），公式如下：其中，ω1和ω2分別表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對數字經濟貢獻度的權重，本研究認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對數字經濟的發展貢獻度是同等重要的，所以ω1=ω2=12。本文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信息經濟研究報告》。中介變量。本文采用每年的專利授權數量衡量我國科技創新水平（TE），采用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我國人力資本積累（HR），采用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控制變量。本文主要選取了經濟發展水平（PGDF）、政府干預程度（GOV）和對外開放水平（OPEN）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經濟發展水平（PGDF）采用當年人均GDP衡量，政府干預程度（GOV）采用當年公共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對外開放水平（OPEN）采用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當年GDP比重衡量，采用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直接效應檢驗

運用Stata15.1軟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下，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正向的，且呈現出顯著性，證明假設1成立。數字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滲透到傳統產業中，改變了傳統產業的生產工藝和生產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業附加值，促使生產模式更加優化，推動傳統產業向數字化、高端化的新型產業轉型，加快了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同時，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其“三元空間性”、生態性和共享性，以新資源要素進入產業中，使產業之間聯系更加緊密并催生新的產業，從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由表1可知，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更能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表明消費者的消費水平和需求水平也越高。但是，政府干預程度和對外開放水平這兩個控制變量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不是很顯著，主要是因為政府在每個時期的既定經濟目標下，會有選擇地干預市場資源的配置，降低了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降低，而外資企業對我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低端，核心技術和高新技術的產業端以及研發中心一般都放在投資國本國，所以在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作用并不明顯。

（二）中介效應檢驗

利用Stata15.1軟件，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中的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數據可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的β2＞0，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第（3）列和第（4）列引入了變量科技創新（TE），第（5）列和第（6）列引入了變量人力資本積累（HR），科技創新（TE）和人力資本積累（HR）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系數β4＞0，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引入中介變量科技創新（TE）之后，數字經濟水平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由原來的顯著變為不顯著，表明科技創新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產業結構具有完全中介效應；引入中介變量人力資本積累（HR）進行回歸后發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系數β3仍舊為正，但是數值有所減小，表明人力資本積累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推動作用。引入中介變量科技創新（TE）之后，數字經濟發展能正向作用于產業結構合理化但并不顯著，具有完全中介效應；引入中介變量人力資本積累（HR）之后，人力資本積累（HR）作為中介媒介，數字經濟并不能顯著地作用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說明數字經濟發展雖然能直接顯著地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但是難以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的中介效應促使產業結構合理化。數字經濟發展促使大量信息快速傳播、共享，能有效升級傳統技術，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提高科技創新水平，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數字經濟發展需要集聚大量的高技術、高素質人才，人力資本積累又進一步帶來高新技術的應用，因此對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更有效，但對于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是不顯著的。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是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中介媒介，因此本文假設H2和假設H3成立。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并提出假設，構建了直接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驗證假設的真偽。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顯著正向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科技創新的中介傳導作用也比較顯著，但人力資本積累的中介傳導作用只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到顯著作用，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傳導作用并不顯著。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夯實推進新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新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是發展數字經濟的載體，其本質具有基礎性、外部性、公共性、系統性、長周期性和規模經濟性屬性，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很重要的影響，應從戰略層面科學部署新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首先，全方位統籌新型數字經濟建設，積極參與國際化新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助推我國數字經濟在全球快速發展，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開放基礎公共信息數據庫，推進國家數據共享平臺建設；其次，對新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頂層設計，從全國布局統籌區域協調發展，規避區域性不平衡的數字鴻溝。二是加強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數字產業化是促使產業增量形成新業態的重要路徑之一，同時也為產業數字化提供了基礎保障，為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揮著先導性作用。但是，若要確保數字產業化具有強勁的發展動力，就需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領域前沿的核心技術，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核心技術創新共同體，大力建設數字經濟實驗室和中試基地，有效解決數字經濟產業化中的技術難題，起到強鏈、補鏈的作用。三是拓寬數字經濟引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中介渠道。擴大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的中介效應，利用大數據的共享性、可復制性不斷增強微觀主體的內在聯系，推進科技創新成果的共享性，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充分發揮數據經濟無空間限制的優勢，跨區域高效集聚高素質復合型人才，提高勞動生產率，促使資源要素高效合理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作者:崔藝 熊曉軼 單位:河北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