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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對我國財政審計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給財政審計的下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課題，尤其在財政監督體系的不斷發展壯大下，給財政審計工作帶去了新的機遇與挑戰。該文就財政審計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做出了簡要分析。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審計和財政監督，決定了我國財政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取向。隨著財政監督體系的逐步確立和基本完善，使我國的財政審計工作產生了巨大變化。

一、對財政監督的理解

對財政監督的理解存在著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經濟運行全過程闡述財政監督的含義，以孫家琪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概念辭典》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指的是通過財政收支管理活動對有關經濟活動和各項事業進行的檢查和督促。另一種觀點是從廣義的角度對財政監督的含義進行歸納，以顧超濱主編《財政監督概論》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是指政府的財政管理部門以及政府的專門職能機構對國家財政管理對象的財政收支與財務收支活動的合法性、真實性、有效性，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調查處理與建議反映活動。還有一種觀點是從財政業務的角度來闡述財政監督的含義，以李武好、韓精誠、劉紅藝著的《公共財政框架中的財政監督》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是專門監督機構尤其是財政部門及其專門監督機構為了提高財政性資金的使用效益，而依法對財政性資金運用的合法性與合規性進行檢查，處理與意見反饋的一種過程，是實現財政職能的一種重要手段。

二、對財政審計的理解

財政審計是指國家審計機關對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財政收支活動及財政部門組織執行財政預算的活動所進行的審計監督。財政審計，又稱財政收支審計，是審計機關依照《憲法》和《審計法》對政府公共財政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實施的審計監督。根據我國現行的財政管理體制和審計機關的組織體系，財政收支審計包括本級預算執行審計、下級政府預算執行和決算審計，以及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根據《中央預算執行情況審計監督暫行辦法》的規定，中央預算執行審計主要對財政部門具體組織中央預算執行情況、國稅部門稅收征管情況、海關系統關稅及進口環節稅征管情況、金庫辦理預算資金收納和撥付情況、國務院各部門各直屬單位預算執行情況、預算外收支以及下級政府預算執行和決算等七個方面進行審計監督。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財政審計逐步實現了三個重要轉變：一是由收支審計并重轉向以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況的真實性、合法性審計為主；二是由主要審計中央本級支出轉向中央本級與補助地方支出審計并重；三是財政審計范圍已由傳統的財政決算審計、專項資金審計、稅收和海關征管審計，擴展到預算執行審計、部門決算審計、轉移支付審計、稅收和海關收入審計、政府采購審計、財政績效審計、社會保障審計等。逐步形成了“大財政審計”的概念。大財政審計是財政審計的擴展，也是財政審計的補充。

三、財政監督中對財政審計的監督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國對原有的財務會計制度進行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會計準則的重要作用不僅得到實踐工作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政府財政部門的認可。與此同時，中國又全面地推進了新稅制改革，稅收的剛性通過立法途徑得到了保證。新稅制規定，當公司的財務會計制度與國家財經規章制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時。稅收征管機關在征稅時，應以國家財經規章制度的規定為準。這一規定對于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規范政府與企業的行為。明確政府與企業的分配秩序有積極的作用。自實施財會制度和稅制改革以來，理論界圍繞稅收原則的剛性內涵與會計準則的公允內涵的聯系和區別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從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邏輯來看。稅收原則體系同會計準則體系是一致的，二者都應體現社會資本和個人資本運行的客觀要求。但從某一特定的時期看，稅收原則體系與會計原則體系又是有區別的。首先，稅收原則由于階級性要求可能會做出某種強制規定，

但會計準則體系的階級性要求相對而言并不十分鮮明，審計的準則無疑應是以各項公認的會計準則為基礎的，其實我國早已有注冊會計師與注冊審計師合一之實。其次。財政監督有獨立存在的實體一財政資金言，財政實體還應包括國有資本部分；而審計則沒有獨立存在的實體。財政管理的目的應是加強財政管理、提高財政資金的運行效益；而審計則只是屬于方法論的范疇，審計的階級性并不突出，國家統治的代表——各級政府需要審計，對于微觀經濟單位——公司、企業來說。加強內部監督管理、完善公司的內部審計功能。也是它們管理的重要職能。再者，財政監督包括人事監督和財經監督兩方面內容，而審計監督只有財經監督之責，并無人事監督之權。從法律角度看，一級或上級審計機關實施監督所依據的法律準繩也只能是由立法部門或財政部門所制定的各項財經法規。我國現行的一級審計機關對同級財政的審計也只能在預算法等法規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當然在這里也可能會有新的情況出現。從長期來看，稅收剛性原則不會脫離會計準則而孤立發展，稅收在它的立法時，會不斷地吸收會計準則演進過程中出現的新東西來充實自己、完善自己。簡言之，稅收剛性既是立法的要求，也會體現會計準則演進中的精華。由于審計監督與財政監督在我們今后的財政活動中將會出現更多的交叉，而且審計監督也有由政府內部監督模式往人大的獨立審計模式過渡的趨勢。探索審計監督和財政監督各自的內容、監督范圍、監督手段、監督效率等也將會顯得日益重要。

四、完善財政審計監督機制的必要性

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財政改革與發展都要圍繞完善公共財政體系這個目標努力推進。從內容上講，公共財政體系包括公共財政收入體系、公共財政支出體系、公共財政預算體系、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公共財政責權配置規則體系、公共財政制度體系、公共財政管理體系和公共財政監督體系八個方面。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表示，在2008年財稅改革穩步，推進的基礎上，2009年將大力推進財稅制度改革。由此可見，將對我國財政審計產生了深刻影響，財政審計面臨著“五新”：一是面臨著新的財稅管理模式和管理內容；二是面臨著要確定新的審計客體和審計對象；三是面臨著要運用新的審計手段，開展計算機輔助審計已經刻不容緩；四是面臨著要確立新的審計的目標，更注重績效審計；五是面臨著要適應新的審計環境，要實行陽光審計。由此可見，在公共財政制度重構過程中，要解決制度缺陷，堵塞各方面的漏洞，不僅需要財政內部的檢查監督，更重要的還要借助于財政審計的作用。通過財政審計和財政監督，發現問題和提出建議，促進各項公共財政管理制度的完善。

參考文獻：

［1］魏長生,查勇.淺談績效審計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現代審計與經濟,2009,(5).

［2］徐佳.論轉型經濟時期公共財政監督體制的問題和解決途徑[j].山東社會科學,2008,(12).

第2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 經濟轉軌；財政轉型；協同演進；內生利益集團；政治權威

中圖分類號：F810．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6-0090-09

一、 引 言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且頗具哲學思辨的經濟學基本問題。本文無意于為這一問題劃上終結的句號，而是試圖提供一幅具有中國特色改革動態的歷史素描。在此之中，我們利用近乎“自負”的理性，嘗試著解釋從權威體制向“準”權威體制演變這樣一個特定歷史背景下，勵精圖治、致力趕超的政治權威如何協調市場深化與政府范圍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嘗試著分析政治權威、利益集團、政府組織和分工模式如何影響經濟市場化轉軌與財政公共化轉型的協同演化過程。如果這種解說能夠合乎理性地重塑歷史的主要線條，能夠延伸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基本特征，能夠拓展出走向未來的改良路徑，那么這種解說就應該是成功的。

關于政府范圍的經典解釋是“市場失靈論”，即政府范圍的合理性源于市場機制的經濟可行性，分散決策的非合作市場協調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的領域就是政府行動的可能選擇集。相對于非合作均衡，政府協調能夠增進社會總福利的領域就是政府行動的應然選擇集。因此，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外部性等市場失靈領域為政府這一組織形態的經濟合理性提供了證據。這種理論洞見是建立在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發演進型市場經濟形態之上的，增加市場的完備性很難解決它本身的“失靈”問題。但是，在轉軌國家和以“趕超”為目的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分析范式必然受到挑戰。這種情況下，政府擔當了不完備的市場做不到的任務，既然市場不是“穩態”的，那么作為市場競爭剩余的“市場失靈”也就無法確定。政府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放棄政府擔當，市場的自發成長能否擔當此任？政府繼續擔當，可能的市場永遠不會形成。劉尚希也指出了以“市場失靈論”判斷公共支出范圍具有局限性，他采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判斷方法，將公共風險作為政府支出范圍判定的標準，凡是最終風險歸宿到政府的，就應該作為政府支出的項目，于是在邏輯上就有了公共風險―公共產品―政府支出的順序，因此認識到公共風險是最重要的?！肮诧L險說”象“市場失靈論”一樣，都要找出一個不同環境下通用的政府職能范圍界定標準，我們認為對通用標準的尋找不是沒有意義，但也許正是對通用性的過份追求，而忽略了我國經濟漸進轉軌這一基本事實。[1]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在一個政府公共服務（如監獄）是采取市場外包還是“自制”的兩元決策框架中，利用不完全合約理論解釋了政府合理范圍的經濟決定。外包合同始終是不完全的，這主要表現在服務或產品的質量界定和監督始終是不完全的。對于一個既定的承包合同，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相比，私人部門具有更強的成本節約動機，過強的成本節約動機會誘致“偷工減料”導致服務質量下降，如果社會成本降低不抵服務質量惡化，社會福利就會下降。公共部門具有較弱的成本節約動機，因而能夠保證服務質量的相對穩定，但要付出相對更高的社會成本。政府的合理范圍就是在成本節約與質量控制之間的權衡中得出的，質量易于控制的公共服務項目（如垃圾處理）可以通過市場外包以獲得競爭性低價，質量不易控制的公共服務項目（如外交）就不得不由公共部門來提供。這種理論洞見的政策含義是顯然的，為我們理解轉型國家政府范圍的階梯式演變（從生產的市場化到生產、提供的全面市場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但是，這種分析除了具有跟“市場失靈論”類似的局限性之外，它本質上是靜態的。從動態的視角看，競爭性外包市場中的廠商不僅具有很強的成本節約動機，而且具有很強的產品和服務質量創新動機。私人部門的創新，尤其是工藝創新不僅不會增加成本，反而可能降低成本。公共部門的高成本換來的只是消極意義上的質量保障，而不是積極意義上的質量創新。因此，Hart、Shleifer和Vishny對政府合理范圍的界定標準更多地適合短期的靜態經濟決策，而不太適合包含改革動態和市場結構變遷的情形。

湯玉剛、趙大平沿用了公共選擇學派的實證經濟學分析傳統，將政府范圍的決定視為一個包括政治權威在內的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相競爭的政治均衡過程。[2]在“有管理的競爭性政治市場”上政治權威通過管理“政治價格”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由此形成的均衡政府供給結構與規范經濟學意義上社會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均衡結構往往會發生背離，而且政府供給范圍的公共性越小，這種背離產生的效率損失越大。他們的分析也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政治過程和政策形成過程，而忽略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改革過程中經濟基礎與生產關系之間的互動。

二、 權威主導型“趕超”及其“異化”

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權威主導”和“目標趕超”。這里所謂的“權威主導”不是指政治權威對社會經濟微觀事務的全面控制，也不是指歷史橫截面所體現出來的經濟分權―政治集權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是指歷史縱斷面上政治權威對策略性改革動態過程的方向性駕馭能力。下面將說明，正是這種策略性改革在短期內加快了市場深化的速度，同時，也正是這種策略性改革“異化”出了進一步經濟市場化和財政公共化的阻力。這里所謂的“目標趕超”體現在政治權威和各屆政府制定的發展規劃和戰略性目標上，我們假定市場深化和財政公共化既是實現趕超的目的，同時又是實現趕超的工具?；诟母锍跗诘慕洕\行模式和發展階段，政治權威的目標函數是實現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在改革實踐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制度目標的正式提出都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這種假設省略掉了具體的歷史細節。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并不像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策略性互動那么直接，但從忽略了改革細節的歷史過程來看，政治權威為實現“目標趕超”而設計的改革路徑確實呈現出一種“柔性”策略互動。這一制度組合目標的時間最小化。在轉型經濟中，市場與政府兩個變量都受到權威決策的影響，因此政治權威可以在經濟轉軌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策略性地控制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的協同演進，從而實現其戰略目標實現時間的最小化。這種對中國經濟轉軌過程的認識與簡單的“漸進論”和“爆炸論”之爭具有明顯的不同，漸進到目標模式需要時間，“爆炸”后到目標模式同樣也需要時間，關鍵是不同的時間路徑對應的社會福利不同。

權威主導的動態優化過程必然充滿了各種策略，具體而言，價格雙軌制、存量與增量改革、國有部門的策略性退出、多種形式的補貼或贖買以及地方政府（塊）和政府部門（條）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等等都具有很強的策略性安排的特點。在本文的經濟市場化轉軌與財政公共化轉型兩元分析框架中，我們僅僅考慮兩種特定的策略性安排：第一是經濟轉軌早期對部分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第二是經濟轉軌早期地方政府（塊）與政府部門（條）首先成為市場競爭的參與主體，政府派生型無形之手替代市場自發型無形之手筆者認為，很難用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來區分當前我國的市場治理和政府治理，政府推動市場化實際上是運用了無形之手的原理，而非顯性規則下的有形之手。，加速實現市場化目標。我們將說明為什么這兩種選擇是策略性的，以及它們各自產生怎樣的“異化”。

先來考察經濟轉軌早期對國有部門進行策略性保護的效率屬性。假定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在特定的時期內可能是很重要的影響改革路徑的因素，這里我們僅從經濟理性決策的角度分析。，從純粹經濟效率的單一目標考慮，效率高者應該得到優先發展，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將得以改善，但現實中問題沒這么簡單。問題之一是在現實中效率高低幾乎不是理論界定的，而是經濟主體在相似的制度（規則）約束下競爭的結果，如果彼此競爭的制度約束不同，效率高低的評判就無從著手。因此，漸進轉軌過程是企業所面臨的競爭規則約束同質化的過程，也是在不斷趨同的競爭規則約束下“優勝劣汰”的過程。這種情況下，在轉軌的早期階段，有限信息、有限理性的政府無法通過“標尺競爭”來發現和判斷國有和私營部門的相對效率，從而有了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之說，[3]這使得對原有及新生國有部門給予策略性保護具有了某種效率上的正當性。問題之二是同質性企業（這里主要指從事相同行業、經營相似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之間的效率高低理論上可通過競爭發現，但身處不同產業鏈條的企業之間的效率評價很難通過競爭關系來說明，相反，處于不同產業鏈的企業之間互補關系可能是問題的基本面。楊開忠、陶然和劉明興的論文觀察到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解除管制（表現為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政府退出），并通過體制外的增量改革來提高效率，同時又由于新興的最終產品生產部門（民營經濟）需要中間產品部門（存量國有經濟）為其提供中間投入和技術裝備，所以不僅避免了對存量的沖擊，甚至提高了上游國有部門的產出、就業乃至于技術效率，從而使經濟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實現了平穩過渡

在適度保護原國有經濟的同時，逐步放開民間經濟，從而使高成本的國有企業成為經濟轉軌的一種“公共品”，在中央計劃者看來這種公共品是經濟平穩轉軌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民間經濟的市場秩序擴展，這種轉軌的“公共品”逐漸喪失其對整個社會而言的公共性，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如競爭性行業，非自然壟斷行業制造行政壟斷）這種公共品成為了市場經濟深化的“公害品”（Public Bads）。。[4]從這一角度看，在民營經濟尚未成熟的轉軌期，策略性地發展某些關鍵國有部門具有增進宏觀經濟效率的作用，因此政府供給范圍的收縮僅限于一般競爭性行業，而并非從企業投資領域的全面退出。問題之三是作為政府主導型的轉軌過程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效率絕非政府追求的惟一重要目標，某些時候，政府對社會穩定的追求更甚于對經濟效率的追求。從規范的意義上講，企業主要是效率的追求者，政府主要是公平的維護者，這是社會分工自然演化的結果。但受到現有分工水平和分工格局的制約，在配套改革，尤其是社會保障網絡缺失的情況下，經濟轉軌過程中國有部門卻起到了“社會福利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5]盡管這里的“社會”和“公共”兩個詞絕非其本原意義上的，但這種臨時性的制度安排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政府追求社會穩定的目標。因此，這里存在著效率與穩定的短期權衡，這種權衡關系將隨著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興起和政府職能的相應調整而同步變化。無論如何，以上三點背后的潛臺詞實際上是政府在企業投資領域的遲遲不肯退出是整個轉軌動態優化過程中的策略性安排，盡管跟標準的競爭性市場均衡相比，它們不是絕對最優的制度安排，卻具有動態效率。但是，這里有一個根本的前提：經濟市場化的動態優化過程必須按照理論設計的那樣實現成功轉軌，否則這些策略不僅不是動態有效的，而且是很差的制度安排，是新的低效率的根源。換言之，這些臨時策略性安排之所以具有規范意義上的合理性，是因為對這種過渡性策略安排的效率評價必須與一個動態的經濟轉軌過程相結合。首先，如果這種安排在轉軌的前期階段能夠獲得較高的即期回報，而在轉軌的中后期階段又能規避早期策略性安排產生的路徑“異化”，從而實現較高的遠期回報，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就不僅具有靜態效率，而且具有動態效率。其次，如果轉軌的前期階段只能獲得較低的即期回報，而中后期階段能夠規避早期策略性安排產生的路徑“異化”，從而實現很大的遠期回報，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雖然不具有靜態效率，但卻是動態有效率的。再次，如果轉軌的前期階段獲得較高的即期回報，而中后期階段的發展路徑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異化”力量所左右，從而無法達到社會計劃者所預想的轉軌目標，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雖然具有靜態效率，卻是動態無效率的。最后，這一種情形最糟糕，如果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只能獲得較低的即期回報，同時中后期階段的發展路徑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異化”力量所左右，從而無法達到社會計劃者所預想的轉軌目標，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既非靜態有效，也非動態有效。規范意義上的改革者所爭取的是前兩種情形，所盡力規避的是后兩種情形。

再來看政府派生型無形之手推動市場加速形成的策略性選擇。如果說計劃本位下的政府更像一個全能的社會計劃者，多種社會經濟目標，不論宏觀、微觀都集于一身，其主要缺陷是社會計劃者難以有效利用分散于社會各處的知識和信息，自發的社會分工秩序受到中央計劃的抑制，那么，轉型期中的政府角色則向另一個極端的方向快速突變。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央計劃協調能力加速衰減，政府各部門之間、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主體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公共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碎片化”格局很快形成。第二，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門由原來的社會計劃的執行者，由原本意義上的中央當局的多任務人，迅速調整為類似企業家職能的單一經濟目標追求者，這一單一目標又因為縱向官員政績評價指標的單一化和橫向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受到雙重加強。政府過分追求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給予各級官員過強的“企業家精神”激勵。在資源有限或個人精力有限的約束下，從事多任務目標的行為人或從事具有多維屬性的單一任務的行為人，如果在某一目標或某一維度受到特別強的激勵，他必然會以犧牲其他目標或其他維度的努力程度而獲得更大的滿足。于是，資本追求增值的天然屬性與政府（官員）追求經濟增長的強烈動機相結合，數量目標受到全社會的關注，而質量目標則被忽視，有形指標受到重視，無形指標被忽視，結果受到高度關注，而過程則被忽視。轉型期我國政府的經濟角色定位完全不同于標準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有限政府”，而是成為地地道道的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當然，這里的市場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語境中的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市場。何曉星將這種特殊的產權結構稱為“地方政府的內公外私”，即地方政府權力范圍內的資源對內都是公有的，具有非排他性，政府可以以社會計劃者的身份規定各種公共資源的價格和使用方式，以在對外（外地）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滿足其追求地方政府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地方政府對外則表現出私人產權的屬性，在資源的使用和產品的交易中具有絕對的排他性。[6]以上分析邏輯也同樣適用于政府部門主導的“條條”經濟。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投資比例居高不下和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晰的根源之一，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結構失衡、“有限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目標難以落實的根源之一。 事實上，地方政府（部門）已將市場機制的運用推向了極端，政府成為一家以盈利（如GDP）為目的的經濟單位，這不僅大大推遲了以民間資本為主導的公平競爭型市場經濟模式的形成，而且使得社會分工演化中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分工被扭曲，政府從事了從長期來看并不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市場競爭活動，而私人部門無法自發協調完成的公共事務卻被政府忽視。盡管政府日益認識到提供公共服務是公共部門的首要任務，但在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這種改變是艱難的。

地方政府（部門）主導型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邊界正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不是越來越清晰。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部門）與企業，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改革初期就提出的“政企分開”目標至今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或許在現有的政治架構內“政企分開”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內的行政官員又面臨著被巨大經濟利益俘獲的問題，這表現為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的特殊聯盟關系。顯然，這種格局的出現與政府作為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定位是密切相關的，政府或官員被私人資本所俘獲，一種可能是政府規制本身存在問題，這誘使企業家投入資源進行各種形式的尋租或聯盟活動，另一種可能是政府規制本身沒有問題，而約束規制執行者的制度出現了問題，規制者面對市場機會和權力租金的誘惑而主動與私人資本妥協、聯盟。這一方面說明政府供給范圍有從提供投資（包括有形和無形公共品供給）向提供“公共”政策轉變的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政府的經濟活動有超越財政管理和監督的趨勢，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僚機構越來越學會了利用“偽市場”手段來獲取源自于公共權力的部門或私人經濟利益。既然是“偽市場”，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也就難以僅僅運用所謂的經濟手段來實現，這恰恰印證了“偽市場”必然對應行政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在地方政府（部門）主導的“偽市場”中政府部門很難成為公平經濟秩序的建設者和維護者，必然存在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放任甚至縱容，從本質上講，政府主要還是經濟效率的追求者，還沒有真正成為社會公平的維護者。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央決策當局對公平賦予較高的權重，最低公平設定（中央權衡的約束條件）高于社會最優值，在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效率（主要體現為經濟發展）權衡過程中，效率始終低于潛在最優值。改革開放后，中央權衡中的效率權重明顯提高，但為了達到理想中的效率目標必須考慮路徑選擇問題，穩中求進的漸進改革策略使得在經濟分權中地方政府本位和部門本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經濟資源，從而表現為經濟效率的追求者、地方政府及相關裙帶、部門及相關裙帶內可以很好地實現效率與分配公平的協調，但這些裙帶或圈層外的社會群體則只能是效率與公平的低層次權衡，實現效率的初始稟賦和發展機會對他們而言都處于絕對劣勢，因此，如果阻止裙帶或圈層的利益外溢，如果遏制公平競爭機會的拓展，社會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非均衡的效率，公平也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公平，而不是全社會的普遍公平，兩者的權衡也是分割的、碎片化的低水平權衡。

可見，無論是轉軌早期對“關鍵”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還是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直接參與市場競爭，這兩種策略性安排交織在一起，客觀上起到了加速市場深化，增進短期（靜態）社會福利的作用。與自發演進為主的市場化方式相比，我們可以稱我國的市場化方式為策略性的。但是，這種策略性的市場化方式本身孕育著反市場化的力量――部分行業的行政性壟斷之弊和政府職能轉型難題。于是隨著經濟轉軌進入中后期階段，早期政府推動的策略性市場化方式“異化”出的力量則成為阻礙改革沿既定正確路徑演進的力量，從而可能將社會導向動態無效率的均衡。

無論是對國有經濟的保護，還是條塊競爭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這些策略性安排必然是臨時性的，必將隨著轉軌過程而被放棄，從而轉向目標最優的制度安排。這里的問題是：早先權威主導型市場化轉軌的目標是否會因策略性路徑內生出的“異化”力量而改變？經濟轉軌的路徑和政府供給范圍的均衡區間是否會被鎖定到一個動態無效率的狀態？

三、 執政模式、政治承諾可信性與改革的路徑控制

公共政策是個人（關鍵政治人物、立法者）與社會群體(包括官僚集團、黨派、民間組織等)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些政治角色之間不同的作用模式則構成了不同的政治體制架構。我們可以設想兩種極端的情形：情形之一是，公共政策由全知全能的社會計劃者做出，其他人物僅是公共政策被動的適應者，這種假定在社會經濟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人與人之間的同質性較強的環境中更接近現實。情形之二是，不存在所謂的社會計劃者，政治家是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社會群體制造的政治壓力高度敏感，以此來迎合大眾偏好，獲取最大的政治支持。這種假定在社會經濟關系高度復雜，民主政治體制相對完善，人與人、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異質性較強的環境中更接近現實。現實是兩種情形的混合物，而我國轉軌的過程蘊含著一個公共決策模式從更偏向情形一向更偏向情形二的漸進轉變。正是這種漸變使得權威主導型的動態優化過程可能受到威脅和削弱。

西方政治經濟文獻中對利益集團的討論已相當深入，但那里的利益集團大多指的是有組織的集團（organized groups），因而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利益集團是如何形成并達成集體行動的，利益集團是如何通過民主政治這一舞臺對關鍵政治人物及官僚系統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或再分配的，以及利益集團之間是如何沖突和妥協的。從我國的實際情形來看，真正意義上以爭取特殊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圍內，普遍存在的是另一種形式――未經組織的社會群體（unorganized social groups）。前者具有明確的組織和行動方案，通過游說活動影響政府決策，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后者大多沒有統一的組織，但卻自發地表達同樣的政治經濟呼聲，以此來引起政治家或政府的關注。兩者之間可能相互轉化，所以對它們的區分也不得不帶有時間特征，從目前的情況看，粗略地分類，屬于前者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政府部門、因各種理由而被保護的國有部門和壟斷性行業等等，屬于后者的主要包括相對強勢的擁有社會保障的城市職工、教師、公職人員，相對弱勢的城市失業工人、失地農民、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者等等。兩者都能夠對公共決策產生壓力，從而影響政治均衡的結果，但由于制造壓力的方式不同，因而制造相同的壓力，不同集團或群體付出的社會成本不同。這里我們需要考察的過程是：漸進轉軌的初期階段，競爭性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尚未形成，權威主導型的動態優化設計在公共決策中占有相當的權重，這同時也意味著其他社會力量對公共決策者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一階段，政府供給中對國有經濟部門的保護性支出，對相關群體的補貼性支出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社會經濟平穩轉軌的作用，這主要是社會計劃者為實現動態優化過程而做出的策略性安排，但是次要的方面，計劃經濟條件下相對受益的部分群體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對改革持有懷疑和猶豫態度，他們的要求與社會計劃者的動態最優化策略性安排擬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轉軌初期階段政府供給范圍的均衡區間。隨著經濟轉軌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滲透，相關利益集團浮現出來，與之相對應的具有某種社會經濟特征的群體也浮現出來。我們將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浮現的渠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造成財產或財富差別的最直接原因，作為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以及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大都把財產作為劃分集團或社會群體的標尺。Widen對政府經濟分析中的“集團”本位做了系統的綜述。[7]而造成的，這種差距或為市場競爭所誘發，或為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所導致。第二類是政府基于某些規范性考量而給予某些目標群體以保護，但這種保護在時過境遷之后卻難以消除，反而使當初的目標群體演化為有相當政治經濟話語權的利益集團，這一類渠道可稱之為“異化”――當初有助于轉軌的策略性安排成為當今阻礙實現轉軌目標的力量。新生的利益集團會影響公共政策結果，也就會影響整個轉軌的路徑，并有可能使原有的動態優化過程半途而廢。由此也很容易地看出，原先作為政治權威控制轉軌進程工具的政府供給，現在正被轉軌過程中的各種力量所內生決定。

前面我們提到，政策結果是關鍵政治人物（類似于社會計劃者）與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交織作用的產物。利益集團之間競爭的結果可能接近于社會計劃者最優化決策的結果，但一般情況下兩種均衡存在很大差異，尤其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與非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之間沖突顯著的時候。第一類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團有可能具有推進市場化轉軌進程的動機，第二種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團一般都是反對進一步轉軌的力量。這個時候，所謂的政府供給中的“越位”與“缺位”現象才真正成為一個顯性的問題，在此之前，“越位”與“缺位”還只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并因轉軌過程中的策略性安排而具有合理性。這個時候，市場化的轉軌進程能否最終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政黨關于經濟改革的政治承諾是否具有可信性。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一般而言，兩黨或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情況下，在位者很難做出可信的長期（至少多于一個選舉周期）政治承諾，從而使政府難以通過策略尋求跨期（選舉周期）投資最優化，也就是說政府將偏向于收益快、見效明顯的短期社會供給，而忽視本期低回報，而下一期高回報的社會供給，如各種人力資本投資。[8]相反，一黨長期執政的好處就在于政府可以做出相對長期的政治承諾，一方面可以實現象經濟轉軌這樣的跨期動態優化，另一方面可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入到關系社會發展的戰略性領域。而現實中我們發現，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體中戰略性政府投資并不一定太少，而一黨長期執政的政體也不一定進行更多的戰略性政府投資。這不是上面的分析邏輯有問題，而是由于存在更為重要的約束條件在發揮著相反的作用機制。社會財富存量和政府財力約束是一個重要的作用機制，社會財富和政府財力越充裕，政府進行戰略性投資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個可能的作用機制是，競爭性執政條件下選民約束（通過代議制）更強，從而迫使政府做出更富遠見的投資和公共供給，進而有可能抵消了不可信政治承諾帶來的低效率。而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往往是官僚體系的惰性和腐敗使得政治承諾在執行中走樣變形，從而難以收獲可信性政治承諾帶來的好處。因此，要繼續推進轉軌進程，首先，需通過執政黨強化市場化改革的政治承諾，使之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繼續發揮主導角色（至少要在市場化轉軌基本完成之前）。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更有前景的取向是讓來自集團或群體的不同“呼聲”公開透明化，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最后，需改革執政黨與政府系統的政策執行力，盡量縮小政治承諾與政策效果之間的差距，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繼續推進市場化進程，使政府的職能分工逐步收斂到其核心領域，使政府職能的收斂與市場吸納功能的拓展相協調。

“職責同構”所謂“職責同構”，是指在政府間關系中，不同層級的政府在縱向間職能、職責和機構設置上的高度統一、一致。通俗地講，就是在這種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國每一級政府都管理大體相同的事情，相應地在機構設置上表現為“上下對口，左右對齊”。（朱光磊，張志紅，2005；周振超,2005）[9-10]的“權威+官僚系統”單一政黨執政模式有利于增強跨期改革承諾的可信性，這種模式相當于提供了一種類似“規則”，而非“相機抉擇”的機制，從而減弱了政治決策時間不一致性（Kydland，Prescott，1977）可能帶來的宏觀動態效率損失。當同質性社會偏好占主導的時候，尤其是權威、官僚和一般居民偏好趨同的時候，上述執政模式不僅具有較高的政治承諾可信性，這保證了宏觀動態效率的獲取，而且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損失較小。[2]當異質性社會偏好占主導的時候，這種執政模式雖然仍然具有較高的政治承諾可信性，但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損失很大。隨著社會偏好異質性的增強，最優公共政策的競爭性發現機制和彈性調整機制就成為最為迫切的需要。原有的執政模式如何改變才能適應這一新趨勢？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效率損失實現這一改變？我們在最后一部分再回到這一具有前瞻性的話題上來。

四、 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兩期離散時間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致力于將經濟轉軌與財政轉型置于一個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之內，并在這一框架內比較策略性與非策略導致的社會福利時空分布。首先，我們考慮一個離散時間的兩期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情形。

前面筆者已對“策略性”安排的兩種形式――對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與政府參與型加速市場化做了分析，與之相對的是“非策略性”安排，這里的“非策略性”安排可以理解為經濟轉軌的另一種路徑：實行一次性存量資本均等化分配，從而使社會經濟進入一個原始的自然演化軌道。這種假想雖然有些極端，但能夠抓住“非策略性”安排的最主要特征。另外，“非策略性”安排在當時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參照系與實際的和將來可能的轉軌路徑做比較。

表1列出了第一期（轉軌的早期階段）與第二期（轉軌的中后期階段）的可比之處。從公共決策的類型來看，轉軌的早期階段類似于社會計劃者的動態規劃過程，這時政治權威推動改革的作用非常重要，轉軌的中后期利益集團、社會群體以及政府（執政黨）本身的多元互動成為公共決策機制中的主要特征。

表1中的市場深化是指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分值越高說明市場經濟的質量越高，分值越低說明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競爭、政府不當干預、行政性壟斷等問題越嚴重。財政制度指的是財政公共化轉型的程度，同一時間，財政公共化程度越高，則分值越高，轉軌中的策略性政府供給會降低財政公共化的程度。非策略性轉軌中的市場深化和財政制度初始賦值為2 ，第二期轉軌目標實現，賦值為10。以此為基準，策略性轉軌第一期的市場深化賦值為5，這意味著轉軌早期對國有部門的策略性保護和市場化進程中的政府推動會產生較高的即期社會回報，但緊接著的問題是如果策略導致的內生利益集團（“異化”力量）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決策權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共決策，那么社會有可能被鎖定到非社會計劃者原先預期的低效率狀態（賦值為2），轉軌將半途而廢。當然，如果在推動改革上仍然具有一定權威的政府以及贊成繼續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能夠更有效地影響公共決策的最終結果，社會將繼續優化公共資源與私人資源的配置比例，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的決策程序，從而在第二期達到與轉軌目標設定相一致的社會狀態（10）。另一方面，就財政制度而言，第一期，早期的策略性政府供給必然導致財政制度的賦值（1）低于“自然”狀態下的賦值（2）。第二期，財政制度的演化面臨著上面同樣的難題，與經濟轉軌的過程相對應，一種可能是推進改革，完成轉型， 實現公共財政制度（10），另一種可能是改革半途而廢（5），“公共”財政成為既得利益者通過公共方式進一步攫取私人或集團利益的工具。

策略性轉軌中，規范意義上的改革者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的5+10模式（策略性安排具有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和財政制度演化的1+10模式（策略性安排雖然靜態低效率，但有動態效率）。從整個轉軌過程來看，早期政府供給的策略性選擇――“越位”與“缺位”是靜態低效率的，如果他們具有動態效率，即轉軌的過程能夠平穩實現，那么所謂的“越位”與“缺位”就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他們不具有動態效率，并在轉軌的中后期不斷制造出新的“越位”與“缺位”，那么潛在的問題就變成了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

五、 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連續時間的情形

第四部分對兩期離散時間情形的分析雖然簡單明了，但它忽略了我們第二部分提到的“目標趕超”特征，即在政治權威看來，采用怎樣的策略性安排才能盡量節省趕超的時間？這一部分，我們利用一個連續時間情形的圖形說明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可能遇到的問題，解決問題的出路和社會福利我們將社會福利看作市場深化程度與財政公共化程度的雙元函數，市場深化和財政公共化程度越高，社會福利水平就越高。同時，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之間又存在策略性互動，這種互動會如何影響社會福利的時間分布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的時間分布，見圖1。

有策略（下圖）行為的經濟轉軌

圖1的上圖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轉軌下的市場深化程度演變趨勢圖，早期階段社會福利的增進相對較慢，但隨著各種配套制度的健全市場深化會自動加速，并最終在t2時間達到市場化轉軌的穩態水平和穩態的市場深化程度W*。圖1的下圖描述的是策略性轉軌下的市場深化程度演變趨勢圖，早期階段市場深化的速度相對較快，這主要是政府供給的策略性安排和市場化過程中政府的策略性參與造成的。在時間t1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W1>W′1，但接下來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當然也有若干中間狀態）：第一種情況是在原有計劃者權威的積極推動下很快實現了整個轉軌的動態優化過程，從而在時間t3處就逼近了穩態的市場經濟和市場深化水平，圖中曲線3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況，這種情況下“目標趕超”得到最好的實現。第二種情況可能是早期策略性選擇內生的“異化”力量主導了改革進程，從而使轉軌過程半途而廢，社會被鎖定到一個低效率的市場化和社會福利水平W′*，如曲線1所示，顯然W′*

與經濟轉軌過程相對應，我們來觀察財政轉型過程。圖2的上圖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轉軌下財政制度演化的趨勢圖。S*表示與標準的穩態市場經濟相對應的公共財政制度，這一狀態在t2時間達到。圖2的下圖描述的是策略性轉軌下財政制度演化的趨勢圖。在轉軌的早期，公共財政制度建設是滯后的，這主要是因為經濟轉軌中的策略性選擇減慢了政府供給朝市場經濟內生型公共財政轉換的速度，顯然，在時間t1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S1

最后來看圖1和圖2中的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在時間t1之前，財政轉型的策略性滯后在客觀上起到了加速市場化的作用，如果作為經濟基礎的市場深化更具有戰略意義，那么這種財政轉型的策略性滯后就是值得的。但策略性市場化轉軌本身孕育著巨大的路徑風險，由此可能形成三類迥然不同的市場化轉軌路徑，同時派生出三類不同的財政轉型路徑。

六、 結論與討論

我們基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過程、路徑的經驗觀察，討論了政治權威改革目標正確設定條件下政治承諾的跨期可信性問題，指出了政治權威與策略性改革所內生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決定“目標趕超”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這一過程中，政府與市場呈現出一種策略性的互動關系。

1．對我國經濟轉軌期政府供給范圍轉變的效率評價應該以轉軌的動態過程為背景。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過程與體制外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對財政學中經常討論的“越位”與“缺位”現象的認識不能進行孤立的判斷，必須與一定時空環境下政府主導的轉軌策略，以及這一策略安排的后續可信性相聯系。如果轉軌的動態優化過程能夠盡快完成，則由于其中策略性安排所導致的暫時性“越位”、“缺位”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動態有效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否則，此前所做的各種策略性安排帶來的是更低的效率和更差的結果。因此，在轉軌的后期階段必須堅持改革的政治承諾，完善新的履行這一政治承諾的法治化基礎，并尋找推動市場化轉軌順利完成的新動力。

2．隨著經濟轉軌的深入，利益集團的出現和社會群體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團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方面過多的利益集團活動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僵滯，另一方面利益集團的存在也是政府判斷社會偏好，使政府供給更富社會效率的主要渠道之一。原則上政府可以通過控制不同類型利益集團的形成而實現上述兩者的最優權衡，但對政府而言，鑒別成本很高，錯誤鑒別的可能性也很高，因此根本的作法還是使利益集團的形成及其活動公開化，從利益集團政治性尋租的源頭上來解決問題，從而既規避了利益集團的不利影響，又利用了利益集團的積極作用。對不同社會群體非組織化的自發集體行動也應該采用類似的取向，從而為不同局部利益的社會評價和社會偏好的凝聚提供一個公開透明的政治平臺。

3．我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機制轉變的過程。轉軌的早期，利益的群體化現象雖然存在，但并未強大到成為顯性的利益集團，從而他們對公共決策的政治影響力還是有限的，這時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公共決策的主體是一個擁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社會計劃者。這一社會計劃者為保障體制的順利轉軌，會做出策略性安排，而策略本身會導致利益集團的內生形成。同時，由于經濟市場化本身，特別是機會不均等的市場化會帶來利益群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分化，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的出現不可避免，公共決策的機制中社會計劃者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力必然相對增強。這種公共政策形成機制潛移默化的轉變很有可能破壞原有的市場化轉軌路徑，從而將社會長期鎖定到一種畸形的市場經濟之中。面對這種困境，最直接的反應是通過黨政系統強化市場化轉軌的政治承諾可信性和執行力，間接反應是政府通過聯合具有推動改革動機的利益集團，并利用社會群體的政治經濟“呼聲”對抗反對繼續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而為轉軌過程的完成提供新的動力機制。由此，我們還可以得出另外一個推論：公共決策中的策略隨著決策民主化的發展變得越來越不可行，而公共政策的戰略性選擇也會從社會計劃者的單邊抉擇模式向多利益群體的博弈均衡模式轉變。

4．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改革是“一次改革”：即由計劃到市場的改革，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以及新生的民營企業一起進入了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那么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進行“二次改革”：即實現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從市場經濟的競爭者身份上退出，專司其管理和監督職能，政府供給從一般建設性領域退出，專司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從而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職能分工進入一個自發演化的良性循環，成功實現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軌和財政體制的公共化轉型。

5．“職責同構”的“權威+官僚體系”執政模式在經濟轉軌的早期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偏好異質性的增強，“職責同構”必將被“職責異構”所取代，只有這樣，政府職能的“條塊”交織現象才能得以消除，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職能分工才可能通過政府間競爭過程得以發現并規范化。同樣，社會偏好異質化也給“權威+官僚系統”的執政模式帶來挑戰。給定“權威”也是有限理性的這一假定，社會偏好異質性使得有限理性的“權威”更加難以發現最優的公共政策，這表現在“權威+官僚體系”執政模式下只有當不良政策的負面效應積累到非常顯著的時候，政治系統才會對此做出反應。這就需要更具靈活性和競爭性的執政模式。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強黨內民主和競爭機制建設應該是一條具有經濟效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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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公共事業財政制度財政政策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推進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完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組織管理，建立現代公共事業制度，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已成為我國公共管理領域深化改革的重點內容，其中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政策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一、公共事業制度的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教育、文化等事業單位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民辦非企業組織迅速發展，社會團體空前活躍，傳統體制下財政獨家供給資金、政府壟斷社會事業的局面已經打破，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在政府財政關系方面的變革主要體現在：一是公共事業資金供給初步實現了多元化。事業單位除接受財政撥款外，還有為社會提供教育、科技、醫療等服務取得的事業性收費收入、從事各種商業活動取得的經營收入，以及社會捐贈收入等等。論文百事通二是公共事業投資主體由政府一統天下轉向以政府為主、多方投資并舉的格局。近年來，民辦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機構迅速發展，既適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需求多樣化的需要，又減輕了政府財政的負擔。三是運用財稅政策工具促進了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和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包括對向企業轉制的科技型事業單位給予減免稅，對向社會公益事業機構捐贈的組織和個人在所得稅前按比例或全額扣除等等。四是改革了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公共事業機構的財務會計制度。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于1997年1月1日起實行了《事業單位財務規則》，1998年起執行《事業單位會計準則》和《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以及財政部與相關主管部門制定了行業財務管理規章。

但是，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公共服務的迫切需要相比，我國現代公共事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改革任務十分繁重。在公共事業機構與政府財政的關系領域，突出的問題有：

1事業單位對政府財政資金依賴程度高，財政負擔沉重。目前政府財政仍承擔著國家公共事業資金供給的主要任務，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費支出在財政支出中仍占較大比重，民間投資還處在補充地位。

2財政資金供給范圍過寬，超越了公共財政職能。目前對事業單位的資金供給仍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傳統體制下的基本格局，政府財政仍然承擔著相當部分應由企業、個人通過市場提供的私人物品，如非義務教育、非公共衛生支出、開發性科技費用、新聞出版等等，對提供準公共物品的公共事業服務也存在包攬過多的問題。而應由政府保證資金供給的公共物品服務，如義務教育支出等等，面臨著諸多問題，成為誘發亂收費的重要原因。

3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財務管理制度不夠健全，財務監管需要加強。建國后，我國對事業單位資金的供給方式，主要采取由財政全額撥款和差額拔款管理方式。全額撥款單位收支都納入政府預算統一安排，差額預算管理包括定向補助、定額補助、差額補助或上解等形式，1996年以后主要實行差額管理。上述資金供給方式與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相適應，在建國初期各項社會事業百廢待興的條件下，對科教文衛等事業的發展，建立健全社會服務體系和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事業單位改革不斷深化，這種資金供給方式的弊端日益顯露。如資金供應缺乏競爭機制，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資金使用效益不高，財政監督乏力，浪費、截留、挪用等現象較普遍；未能有效地引導社會資金投資，事業發展資金不足，等等。根據建立現代公共事業組織的需要，結合目前我國編制部門預算，需要實行國庫集中收付等財政預算體制改革，進一步改進公共事業單位資金供給方式，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以促進公共事業發展。

4建立現代公共事業制度所需要的配套財政稅收政策還不完善?，F代公共事業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不僅需要財政資金的支持，還需要相關財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對公共事業組織本身的稅收減免政策。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土地使用稅等稅法條例及實施細則中，規定了對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社會福利等公共事業機構的減免稅政策，但從現行稅收制度分析，對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各項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有：（1）法律、法規之間存在矛盾與沖突。《教育法》、《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社會團體登記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對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非營利性的界定，與對上述單位普遍開征企業所得稅之間存在一定的不協調。（2）現行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不分、法人制度不完善，使有關稅收優惠政策難以發揮應有效果。（3）有的稅收政策還不夠詳細、具體，可操作性不強。

第二，鼓勵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組織向公共事業機構捐贈的稅收政策。從現行稅法的有關規定看，我國對捐贈的稅收優惠比較寬泛，有利于鼓勵向社會公益機構捐贈，促進各項公共事業發展，但同時還存在一些問題：（1）沒有區分公益性和互惠性公共事業機構。根據國際稅法慣例，對互惠性公共事業機構的捐贈不應給予稅收優惠。（2）對可接受捐贈的機構沒有具體界定，難以區分其營利性與非營利性。（3）對部分機構捐贈給予所得稅前全額扣除的優惠不一定有利于鼓勵經常性捐贈，也不利于體現對各類公共事業機構的公平待遇。

第三，公共事業服務的公共定價問題。隨著對一部分公共事業服務實行市場化、民營化改革，公共服務的定價難度大大增加，所面臨的經濟社會環境更加復雜。政府不僅要根據公共服務需求、財政收支狀況等因素制定政府的公共定價政策，而且還要明確公共定價的程序、方式、監管等制度和措施，在這一領域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5需要采取切實有效的財政政策措施，加快事業單位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教育、文化等事業單位的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改革任務仍十分繁重。突出的矛盾有：（1）政事不分、行政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沒有突破。事業單位對政府依賴性強，有關業務活動仍受政府直接干預。（2）事企不分，其行為與公共事業組織的公益性、非營利性不完全吻合。一些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土地以及政府給予的各項優惠政策從事經營性活動，收益除部分用于事業發展外主要用于職工福利支出；有些單位還擅自提高收費標準、擴大收費范圍，且屢禁不止；有的事業單位的公益與經營性活動界限不清，等等。（3）事業單位內部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公共服務效率低下。有的教學、科研機構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員僅占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由于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不少國有企業、黨政機構的分流人員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事業單位，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狀況。

二、構建現代公共事業制度的財政政策體系

根據公共財政與公共事業組織的內在聯系，結合我國各類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組織的發展現狀，以及與政府財政的關系，構建中國現代公共事業制度的財政政策體系主要體現在：

（一）以公共需要為準則，重新界定公共事業類別，建立法定分類體系，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

計劃經濟體制下以是否從事物質產品的生產為依據建立起來的事業單位制度，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逐步廢除這一制度。其出路是以公共財政理論為指導，對現行事業單位制度進行重新整合，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公共事業組織。根據公共財政理論，政府等公共組織提供的公共物品服務包括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純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直接供給，如國防、法律制度等等，而準公共物品則主要通過設立或資助公共事業機構來提供。公共事業組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分類：

第一，按公共事業組織提供服務的性質，可劃分為公益性公共事業組織、準公益性公共事業組織和承擔一定行業管理職能的公共事業組織。公益性公共事業組織提供的服務完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點，是純公共物品服務，如公共圖書館等；準公益公共事業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既具有一般私人物品的特點，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如高等院校等；而承擔一定行業管理職能的公共事業組織，是接受政府委托，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務的同時又承擔一定的行業管理職能的公共事業組織。這種劃分的實際意義，首先，明確公共事業組織、政府機構和企業的邊界，對現行事業單位體制重新進行分解和歸類。應由政府承擔責任的，由財政供給資金；而屬于企業性質的，逐步推向市場。其次，明確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公益性公共事業組織原則上由政府舉辦，由財政保障其資金需要，同時也鼓勵民間機構興辦此類組織，政府在資金、政策等方面給予扶持；而準公益性公共事業組織，政府根據政策需要和財力可能，只承擔部分資金供給任務；對承擔一定行業管理職能的公共事業組織則嚴格控制，誰委托就由誰提供資金支持。

第二，按公共事業組織提供服務的領域，參照聯合國的標準和一些國際學者的分類，結合我國國情，可將公共事業組織分為公共教育事業組織、公共科技事業組織、公共衛生事業組織、公共文化事業組織、環境保護事業組織、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組織、宗教活動組織、商會和專業協會，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組織等等。

第三，按法人性質，可將公共事業組織分為社團法人和公共企業法人。社團法人包括公益性社團法人和互社團法人；公共企業法人可分為純政策性公共企業和以提供基礎設施服務為主的公共企業。在公共事業管理中，凡享受政府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的公共事業機構，必須具備法人資格，以保障有關優惠政策真正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

以上述公共事業組織的業務性質和法人制度為主要標準，建立我國科學合理的現代公共事業組織分類體系，為政府各項財政稅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依據。

（二）改革財政資金的供給方式，推動公共事業組織健康成長。

公共事業機構提供的服務，有的不能進入市場交換，不能以貨幣方式體現其的價值；有的只能部分進入市場，但其收費與成本支出之間是不對稱的。公共資金的供給方式要保證事業組織發展的資金需要，努力調動其積極性，為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物品服務。

1建立競爭性撥款機制。某些公共事業發展資金不一定直接撥付給具體單位，可采用項目招標、投標的方式選擇使用機構，如國家重大課題研究項目、重點實驗室建設、公共文化設施投資等等。通過競爭性撥款機制，引導公共事業機構努力實現政府的經濟社會發展宏觀政策目標，嚴格遵守公共財政制度，千方百計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為社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滿足公共需要。

2建立公共事業財政補貼制度。對提供準公共物品的事業機構，不一定全由政府舉辦，對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興辦的這類機構，經審核凡符合政府所制定的公共事業組織標準者，政府可給予一定補助，既支持有關事業發展，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又不形成財政拖累。公共事業財政補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目前公共事業組織主要依靠政府舉辦、國家財政負擔沉重、效率不高的狀況，在各類公共事業組織中引入競爭機制，為社會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務。

3建立激勵性財政資金供給制度。對一些純公益性的公共事業機構，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可主要根據其為社會提供的業務量，以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如參觀人數、讀者滿意度、污染指數等，確定財政資金供給量，以調動公共事業機構和人員的積極性，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即在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對公共事業組織定員、定額的核定，以及定員、定額的調整，要科學地反映各類公共事業組織所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與質量，體現與社會公共需要的均衡，政府保證其所需要的公共資金，從而激勵公共事業組織合理配置資源，提高服務效率，更好地滿足社會需要。在資金供給制度安排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盡快建立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組織的業績評價體系，比較準確地反映其公共服務的效果，以決定政府財政供給的規模與結構。

4強化公共事業組織零基預算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供給方式的靈活性。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對公共事業服務需求的規模、結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有些公共服務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政府財政資金支持，而有的公共服務需求縮小了，就不需要維持原有的支出規模。因此，要通過公共事業組織零基預算管理，每年審查有關公共事業組織支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在此基礎上編制預算、供給資金，及時調整公共事業組織支出的規模與結構，既保證社會公共需要，又減少公共事業組織對財政資金的過度依賴。

（三）完善財政政策支持體系，優化公共事業組織成長環境

1對公共事業組織的稅收減免政策。在公共事業機構稅收優惠政策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進：（1）實行公共事業機構免稅資格核準制度。即公共事業機構是否具有免稅資格，要由稅務機關核準。從國外的公共事業機構的情況看，有自動具有免稅資格和稅務機關核準其資格兩種情況，自動具有免稅資格一般指公共事業機構經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后即具有免稅資格。我國目前還處在體制轉軌時期，實行稅務機關核準制度有利于加強稅收管理。（2）堅持免稅公共事業機構的公益性、非營利性。只有從事社會公益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共事業機構，才能給予減免稅收優惠，公共事業機構來自與公益事業無關的收入要依法納稅。在目前我國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實際上存在營利與非營利活動并存的情況下，稅務機關以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為標準，才能正確界定是否給予減免稅。（3）要求免稅的公共事業機構具有法人資格。從事公益性、非營利性活動的公共事業機構具有法人資格，就能保證免稅收入用于其宗旨所規定的社會公益事業，其財產為法人占有，機構終止或解散時財產歸政府所有或轉移到其他公共事業機構，防止免稅收入形成的資產落入私人手中。（4）根據我國公共事業機構改革與發展的具體情況，對現行稅制中有關公共事業機構減免稅的政策進行調整修改，使之更加詳細、清晰，即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又防范產生稅收漏洞。

2鼓勵社會捐贈的稅收政策。對向公共事業機構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需要進一步規范：（1）明確對互惠性公共事業機構的捐贈不予減免稅，只對公益性公共事業機構的捐贈減免稅，以保證各項捐贈為公眾利益服務。（2）對捐贈給予減免稅優惠的公共事業機構進行具體界定，要求接受捐贈的公共事業組織具有法人資格和免稅資格，具有公益性的特征、范圍等。（3）對公共事業機構捐贈實行限額扣除，適當提高扣除標準，如按應納稅額的10%或應納稅所得額的50%扣除。

3完善公共事業服務定價的政策體系。各類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社會福利等公共事業機構，在向城鄉居民提供服務時，可收取一定的費用，以補償其成本支出。由于其非營利性和接受了政府財政資金及社會捐贈，收費標準即公共服務定價必須受到政府管制。凡接受了政府財政資金、社會捐贈的公共事業服務定價，由各級政府財政主管部門審核。其要點包括：（1）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在公共事業服務定價政策決策程序中，建立相應的公眾參與機制，如舉行價格聽證會、公示、投訴等，充分反映公眾意見，維護公共利益，提高服務質量。（2）成本補償。即收費加政府補助和社會捐贈，可補償提供服務所發生的成本消耗。在政府財力許可的范圍內，有些服務可免費或低于成本收費。（3）激勵原則。在不違反非營利性宗旨、不損害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公共事業服務定價需要一定的激勵機制，以調動公共事業機構及人員的積極性，提高服務質量，加快公共事業發展。

（四）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事業單位制度改革進程，構建中國現代公共事業管理制度

第4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摘要:治道變革以來,國內學者對于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各種研究視角進行綜述,總結為公共物品經濟學、新公共管理與科學發展觀三大視角進行分析。

關鍵詞:公共物品;研究視角;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9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00903

1公共物品經濟學視角

1.1以公共物品的定義出發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是由被稱為經濟學界是愛因斯坦的薩繆爾森提出的,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區別于私人物品的特性,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條件被稱為薩繆爾森規則。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問題是指,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機制及兩者的組合等均不能實現公共物品的薩繆爾森規則。趙寶廷博士從公共物品的定義的角度,分析了基于排他性、競爭性等物品性質視角的離散型公共物品和基于連續性物品譜系視角的公共物品,探索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問題的解決思路。他認為公共物品的定義應該堅持一元標準和連續性物品的思路,并以解決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為導向,定義不僅要體現物品自身的性質,而且要體現產權、組織、與供給方式等人類制度性因素。

1.2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

在公共物品供給的討論中,學者們的論點大多集中于供給的效率問題,雖然在如何合理優化配置資源、創新供給效率手段與技術等方面,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劉起博士通過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效率依據和無效率解的論證,提出政府供給、市場參與和第三部門提供這三種模式相互結合的供給制度,各種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彌補才能達到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水平。總之,“三個供給模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和領域,三者應當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展現出任何一個單純提供模式所不能達到的效率來”。山東財政學院的岳軍教授通過對公共物品的各種供給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給制度選擇和安排的依據是制度效率的命題。其他學者的論述一般都是在分析西方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提高供給效率的對策,曾春水和張玲的《公共產品的效率分析及改進對策》、陳文煌的《淺析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和尹鴻雁的《提高我國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思考》等等。

1.3產權視角

向玉瓊對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產權機制進行了比較,具體論述了公共產權和私人產權、社團產權各自的優缺點,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了對于不同的公共物品應采取不同的供給路徑,“應根據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規模經濟的大小,明確各類公共物品提供的產權劃分,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南開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用產權經濟學來分析公共物品,提出了公共物品特征的新概括,并認為一種產品之所以成為公共產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由薩繆爾森所概括的公共產品的兩個先天特征決定的。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制度績效函數模型,用以判別一個物品應該當作公共產品提供還是當作私人產品提供。該模型假設消費者之間的效用變化是均勻的,用消費者剩余的平均值來做簡明的推算,很多情況下僅僅靠對相關數據的估算,就可以根據制度績效函數模型對產品的性質進行判別。

1.4交易成本視角

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是經濟運行中的摩擦力。政府通過供給公共物品彌補市場失靈可以減少市場交易中的交易成本。福利經濟學家往往把政府制度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問題。而實際上政府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如同市場制度一樣,同樣是內生變量,其自身的運行以及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問題。政府再供給公共物品過程中,因為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尋租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因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這種交易費用影響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罢峁┕参锲纺撤N程度是一個政治過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場制度昂貴”。在現實中表現為政府的種種“政策失敗”。諾斯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一種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在以交易成本為視角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主要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實踐經驗來探討如何解決我國的存在的問題。如張軍教授的論文――《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視角審視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論述了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分析了我國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并就如何通過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降低交易費用,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2新公共管理視角

2.1政府與公共產品的視角

公共物品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公共需求,最終實現公共利益。一般認為,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提供的。因而圍繞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組織以及公共組織的權力(公共權力)分配,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題。隨著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務的復雜化,政府不可能對所有公共事務進行具體管理,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政府失靈”造成了政府在許多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力不從心,引入多元化供給模式已在學界達成廣泛共識。崔運武分析了私人參與公共產品提供中政府的責任主要有三個:第一,政府要為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者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勵;第二,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可能出現的某些負外部性問題進行規范制約;第三,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公共產品的消費者給予必要的保護。楊豪論述了政府行為擴張的五方面理由: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的內在擴張;利益集團存在的政府擴張;官僚機構與政府擴張;財政幻覺與政府擴張;納稅人與決策者的分離等。政府行為擴張的存在,容易導致政府失效,所以應該把政府干預置于制度的約束之下。這樣一來,政府行為就有了一個遵循的標準,避免了政府無限的過度擴張。藏旭恒從公共產品的區域性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夫關系出發,認為“集體的規模對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有著重要影響,相對于中央政府而言,規模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地區間差異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決定了強化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給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一個可行途徑”。中央政府在經濟職能方面可以考慮對各級地方政府進一步放權,以保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符合各地區的實際需求,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之后他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論述了物品“公共性”的區域差異與政府職能的區域差異,他認為作為公共物品供給者的政府,其職能應與公共物品需求的區域差異相對應,并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來加以改善。

2.2公共財政的視角

我國目前的供給結構扭曲現象較為嚴重,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和“過度供給”的現象并存,尤其是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是公共財政建設不能回避的問題。很多學者以公共財政的視角來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學者認為公共支出的決策過程充滿了政治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復雜多變的公共選擇過程。公共產品的數量,提供哪些公共產品以及如何提供等問題,是在既定的財政制度下,政治家、官僚、公眾和利益集團間博弈的結果。江秀平指出,公共財政的顯著特征,就是公共性。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出發,規范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兩者都需要體現其公共性。劉瑞華從財政供給環節上對公共產品分類,分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選擇機制和端供給機制?！疤岣吖伯a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供給方式的變革,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改革的一個主攻方向應該是建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選擇機制和終端供給機制”。遼寧省財政廳和東北大學聯合課題組在建立財政支出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同時,提出要實現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提高財政支出效益,還需要構建財政支出效益評控機制,建立財政支出獎優罰劣機制。(1)要對決策程序進行規范,推行重大財政出決策獎懲機制。(2)對決策實施過程控制。(3)明確監督評價制度。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財力資源不是約束我國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原因,我國公共產品的短缺現象存在著直接動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進行政府經濟學分析。通俗的說,政府不是沒錢,而是不會花錢。

2.3治道變革視角

復旦大學的胡火研究了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提出打破傳統的統治理念中,地方政府扮演著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唯一主體角色,供給手段單一,忽視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面。在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應呈現出一種主體多元、方式多樣、制度多中心的狀態。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逐漸呈現出如下的一種狀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合作;供給主體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給方式上多種方式并存;重視成本―效益分析;資金來源上不再局限于地方財政,而是強調通過各種渠道去融資,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重視公民對地方公共產品的偏好。

2.4供給模式視角

在供給模式的研究上,我國學者注重對西方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同時也注重聯系本國實際,探索適合我國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給模式。周燕博士對國外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做了綜述,主要包括雙主體參與供給論、三元主體合作供給論三和多元主體互動供給論三個部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模式是國際潮流。涂曉芳文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權威型供給、商業型供給和自主型供給三種模式作了詳細的分析。馬恩濤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給出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分析了我國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現實性。北京大學的句華在借鑒S•薩瓦斯的理論基礎上,對公共服務中市場機制的原理、技術和方法進行了研究,填補了國內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缺陷,但研究也有待進一步深入。張洪武專門對公共物品中的非營利選擇進行了研究,他認為NPO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公共物品的生產方面,相比政府部門和市場組織,則表現出人性化,回應性及成本效益優勢,但要充分發揮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須強調政府的賦權,推進非營利組織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席恒博士認為,由于人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場和志愿事業機制聯合供給,只有建立復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給機制,才能夠實現其充分有效供給與可持續發展。李宏在研究英國公共領域改革做法的基礎上,對我國城市改革物品供給的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我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思路和對策。韓兆柱則在分析國外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研究了我國轉型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模式。他認為,公共物品供給的政府、市場和志愿組織等三種模式,每一種都有一定的缺陷,應選擇一種復合的制度安排,通過政府改革,構建由這三種模式合力實行公共物品供給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有一個和諧共生,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轉型時期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有效性。

2.5風險分析視角

在公共事務治理變革的視野下,民營化一直是一種國際潮流。我國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逐步推行民營化治理變革,并在實踐中取得了相應的成效,但也存在著很多顯性和隱性的問題。李建華教授認為,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在改革過程中由于制度與法律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民營化中資本的逐利性與準公共物品公共性及公益性的內在矛盾,導致我國在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過程中存在諸多風險。這些風險具體表現為準公共物品民營化中的新壟斷、政府與企業的合謀、公共安全、公民與顧客的角色沖突等。這些風險的存在阻礙了我國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的有序推進,扭曲了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之目的。王樂夫教授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的民營化改革抓藥存在的問題是民營化帶來的經濟性損失,公平性損失,壟斷和私人壟斷問題,公共責任缺失,新的社會穩定問題及可能引發的政府危機管理等六個方面。對此如果不及時進行科學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對策,則難免產生不良影響。以上學者的風險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國當前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積極措施,防治各種危害的發生及惡化,特別是要消除來自體制上的障礙,加大立法步伐,加大執法力度,強化監督機制,杜絕腐敗,關注弱勢群體,將我國現階段所存在的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風險的危害性控制在最低程度。

3科學發展觀的視角

3.1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視角

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屬于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個特殊領域,天津商學院的劉雙良和史瑞杰指出,在探討特殊領域的效率與公平的時候,必須將其放到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般背景中進行分析,才能厘清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及其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的相互關系。他們還認為,在進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時,我們的供給主體 (這里特指城市政府)應將其供給的效率與公平自覺置于整個城市社會的效率與公平之中來通盤考慮。只有這樣才能不至于使供給投資決策失范,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從而提高供給配置效率,使我們的每一位城市居民(納稅人)能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機會公平中真正享受到其供給的結果公平,也只有最大化發揮了應有效用的城市公共物品,才能充分滿足城市社會的公共需要,才不失為一種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3.2統籌城鄉發展的視角

馮海波指出,在“城鄉分割”狀態下公共物品供給是非均衡的,公共物品非均衡供給。一方面與城鄉二元社會相適應,另一方面違背了效率原則。在“城鄉統籌發展”目標模式下,公共物品供給應堅持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的策略。公共物品均等化服務有兩種選擇:一是初始條件下的均等化服務,二是增量調整下的漸進性均等化服務,而后者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在實踐中,統籌城鄉發展的財政措施產生了積極效應?！霸诮y籌城鄉發展的背景下,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服務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叭r”問題已成為中國最大而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要解決農民享受公共產品國民待遇的問題。劉瑞華研究了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指出它加劇了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所以優化公共產品供給結構,把公共財政覆蓋到農村和農民應該是公共財政建設的核心內容。

3.3矛盾與協調的視角

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與社會公共需求不斷增長是我國當前公共事務治理中的重要矛盾。羅忠桓認為,矛盾的產生有歷史和社會環境變遷,公共需要存在與質量的增長及提高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務治理的低效性等因素。除了引導公眾有確定理性、合理預期和理性消費外,提升政府能力,改善公共產品的品質,謀求政府與社會私人部門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合作,調整公共產品的供求結構,不失為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績效,實現矛盾治理的基本出路。

3.4建設和諧社會的視角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也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為黨的重要執政目標,并把和諧社會的構建放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并列的突出位置。在這個大背景下,不少學者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來探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莊永海認為構建和諧社會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公共物品的提供問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建立一種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共同提供社會物品的模式。郭風旗指出,農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重要性突顯,政府力量應成為是農村公共物品治理的主要力量,加快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對于落后農村地區公共物品的轉移支付,調整財政和國債投入結構,加大對農業、農村的基礎實施建設的投入。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縣級行政管理研究分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為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提供法治保障。首先,必須樹立“社會公正”的理念;其次,要加快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相關的法律法規的配套建設。

4總結

上述國內學者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學科上從不同視角分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助于我們對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得深入理解,使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多元互動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以成為學界共識。但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特別是直接對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中方法和技術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分析國內研究現狀,現有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微觀機制研究不夠;二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技術性問題缺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三是對如何建立保證第三部門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作用有效發揮的體制問題可操作性成果少;四是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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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句華.公共服務中的市場機制:原理、技術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第5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全球最大規模的形成，已經將其支撐體系的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到了十字路口上，高等教育的投融資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沒有退路。本文從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融資體系、多元化辦學及產權改革三個主要方面，分析了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存在的制度性問題，并提出了制度改進的思考和意見。

論文關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投資；融資；改進

自從1999年高校大幅度擴大招生規模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發展。截至2004年，全國共有各類高校2236所，其中普通高校1731所；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已達2000萬人，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并將繼續擴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19％，比1999年提高了8．5個百分點。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正向著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逐步推進。

一、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對原有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制度提出了嚴峻挑戰

1．源于我國的巨大人口壓力，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兩個無奈的事實：一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二是我國的經濟實力實在難以理想地支撐這個龐大的體系。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面臨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其實，并不是我國的經濟實力不能支撐這一規模，核心的問題源于計劃經濟的教育經費籌措體制與市場化背景下的教育發展的矛盾沖突，也即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基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投融資制度。

2．我國高等教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是在原有經費籌措體制下實現的，其支撐的投資體系仍然是僅能維持“精英教育”階段需求的基本體制，沒有經過重大調整和變化，缺乏制度改進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種體制內飽和擴張，原有體制的效用已經最大化。一些在“精英教育”階段困擾我們的投入頑癥和制度性缺陷，還將繼續在我國保持并在不斷增加的高等教育規模中存在，在推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進程中存在?！案F國辦大教育”描述的是我國的現實情況，但事實上，“窮國辦大教育的出路在于制度安排的改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背景下，探索構建能夠支撐我國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的新的投融資體系。這些制度包括公共教育財政制度、高等教育融資制度、高等教育產權制度。

3．我國教育經費的來源主要以財政撥款為主、輔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稅(費)、對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收取學費和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收取雜費、發展校辦產業、支持集資辦學和捐資助學、建立教育基金(簡稱為“財”、“稅”、“費”、“產”、“社”、“基”)等多渠道。對高等教育而言，主體來源是“財政”、“學費”和“貸款”三部分。

二、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投融資制度的改進和創新

現實情況表明，目前構成高等教育經費主體的財政投入不足已經成為“習慣性不足”；收費制度盡管距培養成本尚有較大差距，但總體水平已經不低，接近目前社會收人承擔極限；融資制度尚未建立，融資手段比較單一，但融資風險已開始積聚。從公共教育財政制度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來看，我們認為存在七個方面的制度性問題需要進行改進：

1．財政投入不足是制度性不足。我國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是以政府辦學為主，并且這種情況還將長期存在。這一基本的辦學體制決定了我國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公共教育財政支撐。事實上，無論現在還是以后，我國的公共教育財政都沒有能夠完全負擔，目前，不少“2ll工程”大學的財政投入僅占學校經費的20％。我國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是兩個方面的。首先是我國公共教育經費總量一直處于嚴重短缺之中；其次是高等教育經費本身一直處于一個較低水平。高等教育經費的財政投入長期處于“減額投入”、“低水平投入”的狀況，經過長期博弈，從財政投入不足，已經上升為制度性的“習慣性不足”；從“少量不足”上升為“嚴重不足”；從短期不足成為長期不足；從部分不足成為全面不足e這正是我國高等教育亂收費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必須從制度設計上予以解決，徹底改變公共教育財政的“弱勢地位”。

2．保證財政投入需要二項制度的改進。財政投入不足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一個缺乏制度保障的制度缺陷問題。缺陷的核心在于財政教育預算和支出制度的改進，以及建立事權和財權相統一制度。因此，長期存在的財政投入不足。不是不可以徹底解決，解決的切人點在于這二項制度的改進。

3．分級財政體制與高等教育分級辦學體制的沖突，要求中央財政在高等教育上承擔更大責任。我國目前實行分級財政體制。在高等教育的中央投入上，通過強制性下放高校的管理體制改革，表現為中央財政“逃避責任”。截至2004年。全國共有普通、成人高校2236所，其中普通高校1731所。而教育部所屬的“2l1工程”高校僅有73所，加上中央部委所屬高校共120所。也就是說，在分級財政體制中。中央財政以全國2／3的總財力。承擔了1／20的高校財政投入，而地方財政以1／3的財力，支撐了全國高校的95％的高校投入。全國這種財力與責任的不恰當劃分，是促使有限地方財政投入陷入“無錢化”、“低水平化”，并成為“習慣”的又一體制性根本原因。

高等教育這種具有“外溢性”的準公共產品生產本身。表明高等教育不是地方性準公共產品和服務，它要求中央財政承擔更大的責任，改變目前作為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的一個基本制度轉移支付的制度性空白狀況。因此。建立高等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一種制度改進的必然選擇。也是一種較“中央財政上收部分高?！备母锵鄬Τ杀咀钚』倪x擇。

4．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財政經費的比例調整，是一個漸進的投入替代過程。在教育內部財政經費的劃分上，一直存在高等教育比例過大的意見，并逐步成為熱點．有其合理性。但必須清楚看到。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公辦一體化格局下，在高等學校產權制度和格局沒有重大改變的條件下，任何削減高等教育經費的行為都將對高等教育形成長期損失。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財政投入合理比例的調整是一個漸進過程，必須首先理順和解決教育財政投入總量問題和高等教育產權問題。其調整改革的初始條件是產權改革形成的投入替代，而不是無替代的直接減少。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目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貸款及融資等正在成為財政減少投入、拖欠投入的“借口”和“依據”。這一狀況的出現，對高等教育的負面影響也將是長期的。高等教育貸款融資等其他籌措經費形式，不能成為財政性逃避責任，調減投入的借口。

5．財政資金投入方向的公平問題。從中央到地方，財政性高等教育投入主體不應是優質的重點高校建設、2l1高校建設，而應作力于高教“公平性”的體現上。即高教資源總量擴大，整體水平提高，一般高校、社區性學院的建設上。優質高等教育應是“選擇性”的，不應成為財政投入的重點方向。

6．發行“教育券”。作為一種政府債券。是政府運用財政手段。在財政投入不足情況下的一種負責任的選擇，也是一種現實選擇。

7．民辦高校財政補貼制度空白。要實現公辦高校和民辦高校共同發展，共同支撐我國高等教育的格局。作為重大制度空白。財政性高等教育補貼制度缺少民辦高校部分。

從高等教育的融資制度建立方面講。我們認為。需要從六個方面進行改進和創新：

1．維持全球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必須依托財政投入和融資“雙重支撐”。高等教育融資是高等教育在市場化背景下出現的新事物。也是提供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共生產企業的可行選擇。事實上，在我國近年來高等教育完成從“精英教育”階段向“大眾化教育”階段的歷史性轉變中，融資，從一開始就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并且這一角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還將繼續扮演下去。有必要強調的是，2003年底。中國人均CDP突破1000美元，但在發展中國家中仍處于中下水平。作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維持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提高。僅僅依靠公共教育財政體系是難以支撐的。必須是“雙重支撐”，金融體系的支撐作用必須加快建立和充分發揮。

目前。全國高等學校的貸款總量已近千億。風險也正在累積，但對高等教育融資的相關研究和政策指導并不多見；對發揮金融體系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缺乏理論的系統討論和相關體系的健全；由于高等學校作為我國的事業單位的理論限制。對高等教育利用金融體系的邊界、途徑、方式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的相應改革、體制建立和完善。還缺乏理論考察和指導。而與此同時，其他諸如新聞、出版等事業單位的改革已經取得成效。

2．融資結構與融資方式多樣化選擇。正是因為高等教育以政府為主的辦學體制，導致了我國高等教育融資的主要方式以信貸資金為主，其中政府擔保貸款是主要形式，并且主要是商業銀行貸款。但事實上。高等教育可以選擇的融資手段是多樣化的，并不僅僅限于此。其他融資方式，包括設立政策性銀行融資、資本市場融資、股權融資、金融租賃、收費權質押等方式。因此，探索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的融資制度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和必然選擇，也將伴隨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到普及化的整個過程。

3．建立健全融資體系和相應中間載體。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體系與高等教育體系的“銀校結合，相促發展”關系，我們發現，現行的高等教育在體系上有很多重大缺環，包括如組建教育投資機構、金融租賃機構、相應擔保機構等諸多金融中間載體。探索急需建立并予以完善。

4．理順高校資產管理體制和相應“委托一”關系。探討高等教育的融資體系建立，一個不可回避和必須理順的問題是高等學校產權的管理體制，即高等學校產權所有者存在“缺位”現象。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既是高等學校產權事實上的所有者，又是高等學校運行的管理者。實際上，在高等學校的產權管理問題上，同樣存在“雙重委托一”關系，而且第一重“委托一”關系中，所有者“缺位”。教育行政部門是第一重“委托一”關系的代表，高等學校的資產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舉辦者)委托教育行政部門，第二重“委托一”關系中，高等學校具體運行由教育行政部門委托高等學校辦學者，而教育行政部門僅僅作為管理者存在。而現實情況是教育行政部門既是所有者也是管理者，行使雙重職能，其所有者(國資委或相應基金會)“缺位”，導致高等學校產權管理不順，相應改革難以啟動，融資存在體制性缺失的障礙。

5．加快銀行體系制度創新。嚴格地說，高等學校作為提供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共企業，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其公益性大于營利性。因此，在處理高等教育與金融體系的關系時，商業銀行經營目標的利潤最大化，有損于高等教育雙重目標的實行，故盡快建立獨立體系的政策性教育發展銀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顯得尤為突出。我國現實情況是，金融體制改革目前已經進入攻堅階段，整個銀行體系的改革時間緊迫、壓力巨大、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政策性的教育銀行的建立時間只能靠后，必須等待新的銀行體系建立并順利運行后，才能有所動作。

6．積極探索產權融資方式。產權融資是企業融資的基本方式，也是公共企業融資的一種成熟的主要方式，而在我國現行的高等教育的融資方式中，基本沒有引入和采用。我們認為，在市場化背景下，作為提供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共企業，有必要從現階段開始，進一步放寬管制，加快股份制等產權融資形式的探索步伐。

從高等教育產權改革和多元化辦學方面講，我們認為，需要從四個方面進行改革探索：

1。宏觀經濟體制環境要求和呼喚高等教育產權進行相應改革。減少政府財政壓力、吸引社會資金參與辦學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力發展民辦教育。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多元化辦學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各種形式的民辦高校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和國外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目前日本高等教育中，私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數分別占全部高等教育相應比例的72％和73％。我國目前非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達63％．對工業增加值的貢獻已達74％，民營經濟已滲透到國民經濟幾乎全部領域。但我國高等教育多元化辦學的實際狀況與現實可能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必須對高等教育的辦學格局進行重大調整，從建立公辦與民辦共同支撐我國高等教育的新格局的高度，重新審視和認識民辦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進而進行政策調整。

另一方面，在公共財政普遍支出膨脹和發展中國家總體財政必然短缺的雙重壓力下，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依賴產權問題上的制度創新改革?？梢哉f，中國高等教育投入的根本改善進程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產權的改革進程，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因果關系。

2．多元化辦學需要制度性保障。盡管在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上、從中央到地方已經出臺了一系列優惠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但必須有制度性的保障，包括探索建立實行對民辦高校一系列財政補貼的制度；放寬高等教育管制，放開高等教育產業，允許部分公辦高等學校進行改制試點，形成一批公辦高校通過改制成為混合體制或民辦高校。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可以是公共企業提供，也可以是私人企業提供，還可以混合提供。無論是公立高等學校，還是私立高等學校，只要是為社會提供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財政都有責任予以投入和補貼，不同的是額度的差異。

第6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云南;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

一、研究背景

為了將政府在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中的職責強化，國務院了一個名為《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的新機制，這個機制于2005年12月24日，之所以發出這個新機制，其目的是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打下好的文化基礎，同時為農村義務教育的有序進行和建設水平提供保障，而經國務院研究決定，對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進行進一步的深化。以下的內容就是國務院進行的這次改革：第一，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用予以免除，對于家庭評級為貧困的學生義務提供教科書，除此之外還要補助這些學生;其次說到第二點，應該提高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內的中小學的公用經費的保障標準;最后的一點，一個學校對的校舍對于保障學生的生命安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要建立起長效的機制來規范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舍的維修;第四，對于學校里的教師來說，工資的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對其進行鞏固和完善。除了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以外，這次國務院進行的改革還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以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項目，這次改革涉及到的范圍將中西部地區作為一個重點同時還兼顧了東部部分困難地區。

二、研究意義

義務教育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更不是國家強制的，但是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很早以前就已經列入法律范疇了，自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出臺，我國義務教育的法制化便開始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國民素質的提高越發顯得重要，2003年，在國務院2003年列入立法計劃的立法項目中，《義務教育法》的修訂內容為“需要抓緊研究、條件成熟時適時提請審議”，并在這個基礎上不斷的完善。在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中，對于促進義務教育發展的經費保障機制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明確。緊接著就是新的《義務教育法》于2006年7月1日出臺，對于義務教育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在這部新出法律中做了進一步的明確。義務教育，深刻貫徹“以人為本”的指導方針，是提高我國國民素質的奠基石，是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重中之重”。

面對義務教育經費制度的不完善，雖然從06年開始，各級政府都在積極的貫徹落實新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制度，并且這個制度的基礎是系統、科學、合理的政策運營機制，但是由于經費來源渠道單一缺乏穩定，義務教育經費短缺，再加上不合理的經費投入結構，地區間的義務教育由于城鄉差距就越來越大，出現了失衡的情況，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各種阻礙是由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等問題造成的，因此義務教育經費困境一直是眾多學者關注并極力解決的焦點。而出現上述現象的實質上是由義務教育經費的制度困境造成的，雖然我國早就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但是在資源配置不合理時，國家宏觀調控就顯得尤為重要，建立并完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制度，就能夠切實的保障從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的制度困境中脫離出來。把公共政策分析的視角作為本文切入點，探索一條適合當地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整體運行的道路，并且依托公共物品理論及委托理論等，深入的分析并且研究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理論價值深遠。

三、主要研究內容

論文主要分為七個部分進行寫作：

第一部分是緒論，該部分概述了本次研究的背景、目的并闡述了其意義，通過研究把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并對其進行綜述，概述研究方法以及將技術路線作為基礎路線，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快的將本論文的寫作主題引出。

第二部分是相關理論概述，首先從大方面是要建立起保障義務教育經費的機制，在建立機制時要考慮到以下四個方面：義務教育的定義、概念、義務教育經費的概念、來源以及特點;其次是對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管理上一定要建立起相應的保護機制，以下六個方面就是這個機制所要包括的主要內容：對于農村所實行的義務教育、在施行農村義務教育的過程中產生的經費、投入到農村義務教育中的相關體制以及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概念和內容、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發展沿革以及云南省農村在進行義務教育時所具有的特點;然后就是對于公共物品的理論進行概述，

（下轉第44頁）

（上接第10頁）

在進行概述時主要是包括公共物品以及義務教育的公共物品屬性兩方面內容;教育公平理論（教育公平理論以及義務教育的公平理論兩方面內容）以及委托理論（包括委托理論以及義務教育的委托理論兩方面）五個方面的相關理論進行概述，并且為了進一步的研究一定要將相關理論呈現出來。

第三部分是實施現狀，云南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在對云南農村義務教育中的各項實施狀況，包括從資金補助情況、“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狀況、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公用經費的保障、云南省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狀況現狀以及云南與全國其他地區的比較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四部分是云南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運行中存在的問題，該部分對論文整體框架進行系統的梳理與總結，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實施及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經費投入機制問題;二是政府責任機制問題;三是監管機制問題。

第五部分是國外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經驗借鑒，該部分分別對美國、英國、南非以及韓國四個國家保障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財政制度進行分析探討。最后從經費投入機制、政府責任機制以及監管機制三個方面總結出對我國義務教育發展有用的經驗教訓。

第六部分是解決存在問題的對策建議。該部分針對第四部分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之后對其提出了相關的解決對策。

第七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

四、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相關理論概述

在農村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義務教育，同時義務教育也是農村教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普遍學者的觀點總結來看，以下兩種都是對于農村教育概念的解釋：一，以地域性來劃分，整個教育模式是以農村地域作為劃分依據的;二，以教育功能性來劃分，農村教育所涵蓋的范圍是非常廣的，所以說農村教育是提高農民生活技能方式的教育。城鄉二元化的階段是中國正在經歷的，所以說地域性在農村教育中的表現尤為明顯，在我國推進城鄉一體化以及縮小城鄉差距的進程中，人民越來越希望政府重視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農民對教育的意識和觀念進一步加強，從而出現功能性逐漸增強，而地域性逐步減弱的狀態。把以上所提到的內容作為基準，對于農村義務教育的概念劃分，可以做出以下結論：按照憲法及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對象為以農村戶口適齡兒童，包括農村地區及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而進行的具有特定年限的學校教育，而這種學校教育的特點就是普及性和強制性及其免費性。

國家依據憲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出一系列用于督促、分配、監督等各項制度，在根據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下，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進行有規定年限的教育，并保證不收取任何培養費用的情況就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機制，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要對于相關的資源進行合理化的應用，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高質量的義務教育可以對全國所有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產生影響。

【參考文獻】

[1]黃杰.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制的構建[J].中國農業教育，2005（2）

[2]陳少強、向燕晶.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制度[J].農村綜合改革.2006（5）

第7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和諧社會；管理模式；公共服務取向模式

1.管理模式與公共服務取向模式

既然我們要談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那么首先應該明白什么是管理模式。所謂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從企業管理這個角度界定的，通俗地說也就是一個企業在管理制度上和其他的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它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方面，也就是企業在管理規章制度和企業文化上最基本的不同特征。而作為管理模式之一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的特征，即公共管理規章制度和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規章制度作為規范管理者行為的一種手段是外在性的，是要求硬性執行的具有被動性，而公共管理文化則是內在性的，是公共管理者在組織中接受熏陶，自身從內心接受整個組織文化影響的結果，具有主動性，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們在提倡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時，不僅要從制度上建立，更應該從組織文化上建立，這樣才能將組織的規章制度內化成管理者的思想，真正被其接受且更好地加以實踐。它代表了一種將私人部門管理觀念和公共部門管理觀念的新融合，強調公共部門的公共服務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門的“良好的實踐”中的質量管理思想。它賦予新型的公共部門——它們既與以往舊的公共組織決裂，又保留了明確的認同感和目標使命——以合法性。這種模式的基本內容及特征是:主要關心提高服務質量，強調產出價值，但必須以實現公共服務使命為基礎;在管理過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顧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聲音而非顧客的退出作為反饋回路，強調公民權理念;要求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公共服務的使命與價值，強調公民參和公共責任制等。

2.和諧社會的構建:向公共服務取向模式轉變的動力

近些年，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社會失衡和社會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能得到很好的滿足，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和失衡。這些不和諧現象都使得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而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這些不和諧因素主要是由政府公共服務不到位、越位或缺位引起的。因此，在和諧社會構建中進行轉變公共管理模式，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

2.1政府職能定位與市場經濟發展不和諧。市場經濟是以企業和社會為競爭主體的法制化經濟組織形式，政府的職能在于制定法律法規來規范市場的運作、搞好服務、維護良好的市場運作環境。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基本建立，但政府仍對市場經濟的實際運作直接干預太多，而對于一些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市場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嚴重不足，造成政府不該做的反而做了，但也沒做好;該做的卻沒做或者沒做到位。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錯位使得市場經濟不能健康有序運作，二者嚴重不和諧。

2.2國家公共支出政策結構不和諧。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及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國政府一直處于經濟建設的角色，承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職能，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因此，一直以來我國政府將大量的資金用于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而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很小。如1990-2001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平均增長速度為29.2%,12年間增長了7.3倍。用于經濟建設的費用為6472.56億元，占當年GDP的6.7%，占政府財政支出總額的34.24%;而社會文教費用為5213.23億元，占當年GDP的5.4%，占政府財政支出綜額的27.58%。同時城鄉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公共服務制度和二元公共財政制度，使得公共支出政策結構不僅在投資建設和社會服務上存在著失衡，而且在社會服務本身結構上也存在著嚴重失衡。

3.公共服務取向模式的構建

一種管理模式的建立不應該是對原有模式的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造，不僅是外在制度改造，更應該是內在思想文化的改造。世界著名管理大師杜拉克提出:“當前社會不是一場技術，也不是軟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場觀念上的革命”。因此我國在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時更應樹立公共服務思想，建設應該堅持的理念取向，營造公共服務文化氛圍。

3.1強調績效管理評估、全面政府責任機制?？冃гu估指由其他主體用可衡量的績效指標對政府行為結果是否與其目標任務相配套進行評估。實踐證明，績效評估能促進政府服務能力的提高。全面政府責任機制是指政府的責任并不是單一的。政府不能只關注市場，而忽略法律、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準則、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等，應當建立一套各因素相互關聯的政府行為問責機制。

3.2堅持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堅持以公眾服務為導向。新一屆政府也不斷強調“民本”的重要性，將“三農問題”提到政府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上來。公眾服務導向的內涵就是政府提供什么、如何提供要事先聽取公眾的意見，將公眾意愿作為第一價值取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果如何應當以社會公眾的評價為主。我國自古以來就有“以民為本”的優秀文化傳統。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行政改革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公眾為對象，引人競爭機制，以企業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取更多高質量的服務。例如，美國副總統戈爾在1993年國家績效評價的報告中宣稱:政府要服務的是我們的顧客。加拿大要求所有的政府機構書面報告各機關的目標，這些目標必須是支援咨詢式的管理方法，并結合服務導向的組織目標。在英國，撒切爾政府時期曾輪廓性地提出公眾是顧客，政府為顧客服務的原則，90年代的梅杰政府則進一步提出“顧客中心論”的觀點，要求拋棄墨守成規的觀念，不斷改進服務方法，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并號稱要與顧客一起來改變官僚系統的文化。在葡萄牙，“公民第一”已經成為促進和指導公共行政改革的口號。打破傳統管理理論的思維模式，不是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民眾的立場，要求公共行政的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這是公共行政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性的特征。

第8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行政合同旺盛的生命力決定了其必然存在于廣泛的行政管理領域。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契約性兩大基本要素,行政性與契約性的良性互動是行政合同的生命意義之所在。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體以實施行政管理為目的,與行政相對一方就有關事項經協商一致而達成的協議。盡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爭議,但是,現代行政管理需要行政合同,且行政實踐中大量行政合同被廣泛應用,并對各國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的轉變

任何行政合同的內容都必然涉及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由于行政主體在行政合同中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因而,行政合同不論是在行政主體之間,行政主體與其所屬機構、工作人員之間,還是在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簽訂時,均顯示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合同行為時享有一定的優益權,這一現象學理上稱之為行政主體的行政特權。法國行政法視行政性為行政合同的第一內在屬性,行政機關享有法定的單方特權,這種特權的行使無需向行政法院申請判決,更無需同相對方協商,只需建立在行政機關對于“公共利益需要”的主觀判斷上即可。

英國20世紀70年代推行的歐洲最為激進的政府改革,改變了階層官僚管制方式,將政府合同作為實現公共服務職能的普遍方式和管制職能的重要手段,從所謂的“行政國”轉型為“合同國”。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可稱是從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轉變的過程,并廣泛使用“承包”或“責任制”作為行政合同的表達方式。承包或責任制不僅限于農村土地使用權改革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而且還擴展到國民經濟管理以外的其他行政管理領域,如行政機構使用協議方式管理環境保護、社會綜合治安管理等。政府出讓行政特許權、出讓國有資產使用權,還有已被納入公共財政制度改革的政府采購合同,都普遍采用了合同方式。合同法律制度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廣泛滲透與推行,必然對在社會生活中確立私法觀念和合同精神產生影響。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則反映了對人的意志自由本質的尊重,保障了當事人以合同形式從事各種活動時的意志自由,以對抗國家權力和他人的非法干涉,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平等、自愿、誠實信用等契約精神。在行政合同中,行政特權與意思自治是并行不悖的。

我國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在行政合同權利義務的分配上,存在著極大的不合理性:行政相對人處于弱勢地位,往往被迫接收一些不合理的條件,特別是在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承包關系中,企業的義務多得超乎異常。更有甚者,行政主體以公共利益為名,濫用特權或侵害相對方的個體利益;混淆自身利益與公共利益,以自身利益取代公共利益。

二、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約性

政府的主要職能在現代社會是實現社會公共利益,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行政合同則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干預社會經濟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為了實現其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將自己的權力意志滲入其中,因此,行政合同的性質之一就首先表現為行政性。

第一,行政合同的主體特征表明了強烈的行政性。行政合同的主體與民事合同的主體不同。行政合同的主體一般都有行政主體作為至少一方的當事人。行政主體包括了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它是作為一種優勢地位的當事人簽訂行政合同的,而不是以機關法人即平等民事主體的身份成為合同當事人的。而行政主體的優勢地位就表現在它是擁有行政職權的當事人,這也表明了行政合同始終是與行政職權聯系在一起的。

第二,行政主體一方享有“行政優益權”。行政機關對其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簽訂的合同,可以根據國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單方依法加以變更或解除,但作為當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享有單方面的變更和解除權,這就是“行政優益權”,它也體現了行政合同強烈的行政性。國家為了保障行政機關有效地行使職權,履行職責,往往賦予行政機關許多職務上的優益條件,以保證行政合同制度的正確執行。行政優益權也要受到嚴格的限制。首先,這種權力的行使必須是于法有據,不能違法越權行使此種權力;其次,必須有合乎合同原則的理由、情況出現而需要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應當給予合理的賠償。

第三,行政合同是以業已存在的行政法律關系為基礎,是實現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的行為形式。行政合同訂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國家的行政管理之需要,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之間訂立行政合同圍繞的目的始終是如何實現行政管理的目標,履行行政機關的職責,行政法律關系是他們訂立行政合同的基礎。行政合同所確立的雙方之間的特定的法律關系要受到當事人之間已經存在的行政法律關系性質的制約,有什么樣的行政法律關系,就會有什么性質的行政合同。如政府與相對人之間才有可能簽訂政府采購方面的行政合同,私人之間就不可能簽訂。行政合同的行政屬性不僅表現在合同與賴以建立的行政法律關系上,還表現在行政合同是將這種行政法律關系通過合同的形式具體化、特定化,使雙方當事人之間在合同所涉及的特定事項和范圍內,建立起一種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最終實現行政目的。

第四,行政合同是執行公務或履行行政職責的手段。行政合同總是與它在整個執行公務或履行行政職責的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標相適應的,它必須按照行政法的規定和行政法律規則而簽訂和履行。行政合同的興起是政府管理方式從“硬性行政”到“柔性行政”轉變的重要標志,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行政管理的目標。行政合同是一種具體的行政管理行為,是一個特定的法律行為,而不是泛泛意義上的行政管理。

行政合同的另一個重要的性質表現在它所具有的契約性之上,這也是行政合同與其他行政行為的主要區別。行政主體在執行公務時需要與相對人相互協商,經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后才能實施。行政合同主要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標固定化、法制化,并用合同規范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比單方面的行政行為更能充分發揮相對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具體表現在:

第一,行政合同以契約的形式確立行政主體和相對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由于行政機關與相對人選擇了契約的形式來確立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那么契約就應當成為規定雙方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框架,對于雙方的當事人來說就應該按照合同來行事,處于優勢地位的行政主體雖然享有“行政優益權”,但這項權力并不能被濫用,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在一般情況下,行政主體也應該和相對人一樣受到合同條款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的約束,不能隨意違反合同,應該恪守誠信原則。

第二,行政合同的訂立需要貫徹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中的經典原則之一,也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合同簽訂的過程中,合同的條款、內容要由雙方當事人協商達成,原則上不能由一方將自己的意思強加于對方當事人。行政合同的內容涉及個人利益和與行政職權相關的利益兩個方面。對于前者,當事人當然可以自主選擇,問題主要在于對后者來說,與行政職權有關的權益可否進行協商。筆者認為,這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就其中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來說,在職權的行使方式、手段、期限、具體目標等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這種自由度就給雙方當事人自主協商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梢?從行政合同所涉及的內容上看,雖然有些條款會受到法律規定與行政機關行政優益權的限制,但仍然可以有雙方當事人協商的余地。

三、完善我國行政合同的思考

1.建議正在醞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單列一章專門規定行政合同

有關行政合同的立法應當涵蓋下列內容:行政合同的含義、原則、成立要件、行政合同的無效、行政主體在合同中的地位、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及補償、違約責任、爭議糾紛的處理等八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第1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而學術界的通說是:行政合同這種具體行政行為是雙方行為。不知立法者是無意的,還是確實不知道,而把“行政合同”排除在“具體行政行為”之外,乃至于行政訴訟范圍之外。立法上的錯誤容易造成理論的混亂和無謂之爭。現在有的學者已就行政合同是雙方行為還是單方行為展開了質疑研究。具體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針對特定行政相對人所作的行政行為。筆者認為這個定義下得比較科學寬泛,不會導致理論和實踐上的裹足不前。

2.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濟制度

我國的司法救濟制度可借鑒國外的一些經驗。法國具有獨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德國在聯邦和州設立行政法院,在《聯邦行政法院法》和《聯邦行政訴訟法》中具體規定了行政訴訟制度;英國通過普通法院和各種行政裁判所進行行政訴訟。行政合同糾紛可以適用調解,這是因為行政合同是基于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這種合意成了對行政合同糾紛進行調解的法律基礎。建議修改《行政訴訟法》,在行政訴訟法中專門規定解決行政合同糾紛的特別規則,包括允許行政機關的條件、調解原則、舉證責任、確認合同效力以及對合同責任處理的判決形式等,這些要與醞釀中的《行政程序法》中的規定相一致。

3.加強預防行政合同訂立及實施中的腐敗

目前,行政合同的訂立方式主要有三種:招標、拍賣、直接磋商。這幾種方式在我國的實踐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弊病,在實施中一定要注意預防腐敗。建議逐漸取消直接磋商,因為缺乏透明度,任意性太大。重點運用招標、拍賣的方式,但也必須加強監控。行政主體若在招標時泄露秘密、觸犯刑律的,應當受到刑法處罰。

參考文獻:

[1]劉志堅,程雁雷.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M].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第9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財政學專業;專業特色;問題導向;積小勝為大勝

財政學專業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歷史最為悠久的專業之一，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實力最為雄厚的“標桿”專業之一。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于2006年、2009年先后被評為品牌專業和國家級特色專業。這說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在專業特色的建設上已取得了明顯成就。但作為地方財經類高校，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在我國財經類高校專門人才的培養中保有“一席之地”，特別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在我國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當下，能夠站穩腳跟并顯現出自身的“優勢”所在，就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學專業的特色建設。

一、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成就與不足

目前，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由2006年之前的單一財政學專業發展為現在的財政學專業、財政學專業(蒙語授課方向)和財政學專業(財政學—資產評估雙學位)。如果從大財政學專業即包括稅收學專業在內的角度出發，目前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由2006年之前的單一財政學專業發展為現在的財政學專業外加1個專門方向、1個雙學位和稅收學專業外加3個專門方向，亦即除上述財政學專業及其方向外，現有稅收學專業包括:稅收學專業、稅收學專業(稅務師方向)、稅收學專業(稅收籌劃方向)和稅收學專業(蒙語授課方向)。經過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經過近10年的建設，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顯現出如下特色:一是蒙漢雙語授課特色，即專業教學同時采用蒙語和漢語兩種語言授課。二是切合專業特點的“雙證”、“雙學位”人才培養模式，即稅收學－稅務師“雙證”人才培養模式和財政學－資產評估“雙學位”人才培養模式。三是基于“臨近的可能”不斷夯實和彰顯專業內涵，即立足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稅學院現有4個專業(財政學、稅收學、勞動與社會保障、資產評估)之實際，在臨近的可能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和凸顯專業內涵，探索培養具有為民生托底之眼光和知識架構以及具有扎實、系統資本資產評估理論和實操能力的財政學專門人才。實踐證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之特色建設，對于為我國8省區培養蒙漢兼通財經專門人才，對于充分利用內蒙古財經大學和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之經濟學、管理學學科優勢培養復合型財經專門人才，對于增強內蒙古財經大學學生的任職履職能力培養市場緊缺的應用型財經專門人才，對于促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稅學院現有4個專業的互補共生培養創新型財經專門人才，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之特色建設，還為內蒙古財經大學在諸如民族財經問題、農村財經問題、居民收入分配問題等科學研究領域取得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影響的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課程群教學團隊和稅收學課程群教學團隊先后榮膺級優秀教學團隊，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教學成果榮獲人民政府優秀教學成果三等獎。但專業建設永遠在路上。與自身過去比，與內蒙古財經大學其他專業比，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若與其他高校財政學專業比，特別是與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的財政學專業比，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建設尤其是特色建設仍存在明顯不足。概而言之，主要是:1．蒙漢雙語授課特色，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特色。一提到專業特色，內蒙古財經大學引以為傲的首推的是蒙漢雙語授課特色，財政學專業自然也不例外。問題是，遍及全校所有學科專業的所謂特色，還是學校某一專業所特有的嗎?誠如是，則毫無疑問，雙語授課是新疆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的特色，越漢雙語授課是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學專業的特色。果若如此，則拓展蒙漢、、越漢雙語授課的專業或班級就成為包括內蒙古財經大學在內的上述這類學校專業特色建設的不二選擇。如此一來，則這類學校的所謂專業特色，與非這類學校相比的確是一特色，但若與同類學校相比就無所謂特色了。問題還在于，循此特色進行專業特色建設，只能是一種外延式的建設，即不斷拓展或擴大蒙漢(、越漢)雙語授課的班級和人數，而這與專業特色建設的內涵式發展本質顯然是背道而馳的。2．特色即優勢，如果在同類或同一面向中算不上出類拔萃，就不是典型意義上的特色。特色應是在長期的建設中所形成的獨有的比較穩定的優勢，而所謂優勢應是在同類中或在對同一問題的解決中超越眾生或出類拔萃者。也就是說，人無我有，算不上優。人人都有，我最出眾，才是優。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我國第一批和第二批財政學國家級重點學科所在高校，其下設的財政學專業是公認的特色專業。而其特色分別是:中央財政、比較財政、財政一般理論或公共財政、地方財政和財政史學。從中不難看出，所謂特色或公認的特色就是人人都有，但我最優。3．特色意味著高品質，其如果不能轉化為高質量的人才培養，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特色。特色可以體現在多個方面，如專業設置特色、課程體系特色、科學研究特色、社會服務特色、文化傳承與創新特色等。但不論是何種或哪一方面的特色，特色都是圍繞中心目標并為中心目標服務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中心目標的，因此其最終都應體現在促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上。

二、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取向所在

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搞好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就必須立足于自身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從財政學專業的專業定位和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出發，在對接供需、彰顯優勢進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上聚焦發力?；诖?，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取向應聚焦于以下方面:1．民族財政。內蒙古財經大學作為地處民族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作為承擔著為我國8省區培養蒙漢兼通財經人才的財經類高校，解決蒙古民族聚居地區的財政問題無疑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所肩負的首要使命。也就是說，研究解決民族財政問題、為民族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是內蒙古財經大學進行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卻不能僅僅局限于此。因為，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貴州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等擁有財政學專業且以培養民族財經人才為己任的高校也同樣需要考慮這一問題。2．邊疆財政。內蒙古財經大學不僅是地處民族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而且是地處邊疆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因此，研究解決邊疆財政問題、為邊疆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無疑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進行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需要考慮的問題。但不能僅僅兼及或滿足于此。因為，需要進行邊疆財政問題研究并為邊疆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的地方高校，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還有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黑龍江商業大學、吉林財經大學、山東財經大學、浙江財經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眾多的地方財經類高校。而且，退一步講，即便是既研究民族財政問題又研究邊疆財政問題且同時肩負培養民族和邊疆財政專門人才的高校，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也仍還有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大學、吉林財經大學等高校。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的探索不能取得公認的且處于領先地位的成果，也仍然不會被同行認可為特色，更不用說被認可為一個國家級特色專業所應具有的特色。3．資源財政。眾所周知，我區資源儲量豐富，得天獨厚。內蒙古財經大學作為地方本科院校，培養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財政專門人才是內蒙古財經大學的根本職責所在。同時，我區作為資源能源大區，想要發展就必須尋求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轉化為財政優勢乃至發展優勢之道。因此，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只有在推動我區的資源利用進而推動我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有所作為，方才能顯現其價值。而唯其有價值，也才能談得上有特色。這意味著，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想要辦出特色進而強化特色，就必須致力于研究我區所面對的資源財政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在指導和引領我區應如何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源的效能方面少有建樹，抑或在指導和引領我區應如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民生福祉而不是成為一種詛咒方面鮮有奇勛，才無以凸顯或彰顯特色。由此看來，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應將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對待。這是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有別于國內其他高校財政學專業的地方，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培養的學生能夠大有用武之地之所在。在這一建設進程中，如果我們取得了穩定的且被社會廣為認可的成就，我們的財政學專業也就擁有抑或強化了特色。

三、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主要對策

推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需要從多方面著力，但最主要的應是以下三個方面:1．苦練內功。教育大計、教師為本。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是推動高等教育辦出特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根本性保障。因此，推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要求內蒙古財經大學教師尤其是財政學專業教師必須具備以下素質或能力:一是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業務水平;二是要能夠深刻領會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教育教學方面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國內外高等教育財政學科的發展現狀、態勢和經驗有較全面的了解，并能在實踐中創造性地加以吸收和運用;三是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夠靜心治學、潛心育人，勇于進取，樂于奉獻。這些都是辦出特色之必備的基礎或條件。2．堅持問題導向。進行專業特色建設，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教學、科研和社會生產實踐相結合，不斷增強專業教育教學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撐。因此，推進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必須始終堅持問題導向，這是辦出特色的出發點和歸屬所在，也是辦出特色的最本質的內在要求。進而言之，這里所謂堅持問題導向，就是要緊緊圍繞以下問題開展教學和科研活動，從而使我們所培養的學生能夠具備較好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這里所說的這些問題包括但不應僅局限于:其一，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政策的制定，除了考慮一般的財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的因素外，還應考慮哪些特殊的因素?其二，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其三，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特別是針對這些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支出有何特殊性或特別之考慮?其四，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制度(政策)與支持這些地區發展的其他制度(政策)應如何對接和協調?其五，資源富集地區如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而不是使資源成為一種詛咒?其六，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專門人才應具備哪些特質?3．積小勝為大勝。特色是在長期的探索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且為社會所公認的成果，因此，特色的建設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意味著，我們在建設特色中，應采取積小勝為大勝之策，亦即:先著手研究細微問題，在此基礎上，研究由細微問題構筑或反映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的問題，最后再研究整個問題。與此相適應，先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學術論文，以此為基礎，再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系列論文或專門研究報告，最后再形成專著或系列叢書。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12］4號［Z］．

［2］葉芃．論地方高校的特色化發展［J］．中國高教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