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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對不同于西方的，如類似中國這樣的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體制及經濟秩序進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為和政策制定的意圖、過程和結果。然后，對比貨物貿易保護措施及其影響，概括服務貿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務業FDI（商業存在）保護政策及影響的特征，以便為理論模型構造一個更符合現實的經濟環境。

（一）政權體制及經濟秩序的界定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根（2001）認為，國家政體和經濟秩序是相互依賴的。如果忽視對國家政體或政權體制、相對應的經濟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為的界定和區別，而直接引入理論模型，其解釋力會受到影響。盛斌（2002）按照對政府的角色和行為的假設，將其劃分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選票的影響，在謀求社會利益最大化時不受個別利益集團的左右，可以獨立地根據目標函數最大化原則選擇貿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將政府看作一個較為特殊的團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尋求政治穩定、選舉概率的最大化或者個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綜合考慮自身利益和社會福利，既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規則和程序的約束，又須最大程度考慮整個社會福利，以反映普通選民的意愿。瓦爾特•歐根認為存在三種對應不同政權體制的經濟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經濟（社會市場經濟），或中央集權型，即中央政府擁有最大經濟政策決定權，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團調節經濟，或權力集團性，即自由市場造成團體成為主要的價格參與者，他們擁有市場權力，進而逐漸擁有政治權力；三是完全競爭經濟，或個體市場型，即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相對平等的價格參與者。如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其經濟秩序已演變成為“集團調節經濟”（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對應“民主的政府”，其經濟秩序類似于“集團調節經濟”。與之不同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角色、經濟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會市場經濟”，其政權體制表現出集權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經濟政策決定權。盡管在政策制定時考慮其他利益集團和社會福利，但政府不受選票或選民的影響，不存在也不允許政治捐獻這樣的院外活動機制，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利益集團與政府間的博弈通常不成為政策的決定因素。在經濟運行中，雖然鼓勵私有制和市場競爭，但政府通過國有企業來掌握一國經濟命脈和維護國家安全④，這一特點在敏感的服務行業（如電力、通信、運輸、金融等）尤為典型。國有企業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關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個非常重要而獨特的利益集團。由此伸義，“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秩序可能在某些產業和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時甚或較濃重的行政干預及壟斷色彩，這一色彩通過政府較為重視國有企業的利益而得以體現。但與此同時，如果過于重視國有企業，不僅影響消費者利益，且長期而言不利于該產業的競爭和發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種目標中尋求政策均衡。此外，這種特殊的秩序格局會扭曲市場價格，該市場并不符合PFS基準模型的“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假設。

（二）服務業FDI保護與貨物貿易保護的區別及其影響由于服務和貨物的性質不同，服務業FDI的保護政策及其影響與貨物貿易存在著較大差別。首先，由于貨物的有形性，貿易保護通常采用關稅或配額等非關稅措施，要么政府獲得關稅收入，要么不同群體根據配額形式獲得配額租金，而關稅收入和配額租金都可能影響政府目標函數的設定。基于服務的無形性，政府通常對服務業FDI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大多為非關稅壁壘）和國內規制⑤，如參股比例限制、經營范圍和地域要求、資格與資質要求、行政管理的復雜度及透明度等更為隱蔽和復雜的服務貿易壁壘，來限制服務業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視性非關稅壁壘可以通過關稅等值方法來近似刻畫保護程度，但政府無法獲得關稅收入，所以不直接影響政府目標函數的設定。其次，相比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定義及內涵更加復雜，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對服務貿易的界定，服務貿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服務業FDI）和自然人流動。貨物領域中，貿易和投資是相對獨立的行為，外國生產者可以通過FDI來規避貿易壁壘，根據自身生產率狀況與利潤率大小選擇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貨物。而服務貿易領域中的貿易和投資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補的，服務業FDI或商業存在作為服務貿易中的一種模式，受貿易限制措施影響，與其他服務貿易模式有著較為復雜的互動關系或交互影響。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務業FDI面臨非常嚴格的限制措施，則無法以投資形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其結果是不進入或以其他服務貿易模式進入。最后，經驗證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經濟體，一國服務貿易市場往往存在甚于貨物貿易領域的壟斷性。且同貨物相比，服務具有很強的產品差異性。因而，服務市場往往表現為壟斷競爭的結構特征，傳統貨物貿易理論中基于“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建立的理論模型，不能簡單地應用于服務貿易領域。

二、模型構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服務業FDI政策時與PFS模型有著相當大的差別。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基于壟斷競爭市場的假設前提，運用FDI進入的觀測結果作為衡量貿易政策的工具（FDI進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討服務業FDI政策中的政府行為、決策過程和影響因素，進而揭示政府對各利益集團的重視程度，以增加模型對現實的解釋作用。假設小國情形，該國對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不影響世界價格。本國不受選票影響，不存在政治捐獻行為，經濟秩序類似于“社會市場經濟”，中央政府擁有最終的經濟政策決定權。此外，服務業FDI政策包括歧視性限制措施（關稅等值）和國內規制（利潤稅）。

（一）消費者假設一國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費者組成，消費基準商品x0和一系列差異服務的集合商品x，消費者偏好形式為擬線性偏好。

（二）企業假設市場結構為壟斷競爭市場，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分別為cS、cα，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為cm。根據關稅等值方法，假設服務業FDI歧視性壁壘等值為τm。同時，假設pf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母國生產的服務價格和世界價格。其中F為固定成本。為簡化模型，假設πf為跨國公司在母國生產且銷售時的最大化利潤。可以發現，λ＝0時，上式束緊。跨國公司進入數量受到利潤稅λ和關稅等值τm的影響，因此跨國公司數量可表示為函數m（λ，τm）。跨國公司對政策變化做出反應：當（9）式等號成立時，有dm／dλ＜0且dm／dτm＜0。則有：命題1：服務業FDI的進入數量是服務業FDI政策實施的結果，該數量與服務業FDI歧視性壁壘（關稅等值τm和非歧視性管制政策（利潤稅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務業FDI歧視性壁壘越高，進入越難；利潤稅越高，進入越少。

（三）要素假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且單位勞動可以生產單位基準商品，則工資是單位1。假設跨國公司要支付的工資溢價（w－1）＞0，該溢價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體現的跨國公司帶來的可能收益。該假設符合現實，因為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往往傾向于支付較高的工資。

（四）政府為了國有企業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對服務業FDI設置歧視性貿易壁壘τm，以減少跨國公司對國有企業在競爭上的潛在威脅，但政府無法獲得關稅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視性國內規制上，對所有在國內經營的服務企業征收利潤稅，但需注意的是，國有企業利潤全部歸政府所有，其他本國企業和跨國公司繳納利潤稅。同時，政府重視社會總福利。政府根據其目標函數原則來選擇最優政策。

三、結論與政策涵義

第2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1、根據已知的或確定的選擇進行理性的最大化這一假定，日益被抨擊為過于狹窄和簡單。這些批評有的是直截了當的，如指出取得相關信息費用的困難（威廉森），有的則比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識問題及理性本身的性質。

2、在對新古典時間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時，把經濟現象視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當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時間過程中學習的結果這種觀念，正日益加強，人們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均衡。

3、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一種新觀念正在形成，即經濟協調不可能只是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問題，而且還必須得到廣泛范圍的其他經濟的、社會的制度的支持。盡管后者有舊時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對，但還是被看作是經濟研究的重要而理所當然的主題。

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假設和前提的質疑和否定，以及對新的因素如時間、信息、不確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慮，才使得一種更加復雜但卻與現實更近的一系列經濟思想被提出來。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經濟分析的諸多因素中，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正逐漸的提高，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外，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已經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經濟分析在現代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之不同除了在假設前提及方法論[2]上背叛作為主流的個體主義、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經濟學以制度、交易成本、產權、意識形態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論對時間、均衡、價格機制及邊際的信仰。

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了使復雜的世界便于認識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場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義者認為簡化世界的復雜性并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制度行使一種簡化識別負擔（cognitiondask）的關鍵功能（制度經濟學，史漫飛，142頁）來解決問題。因為制度的一個功能就是使復雜的人際關系過程變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預見，從而不同個人之間的協調也就更易于發生。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人類思維方式的成熟和進步。它通過制度這一中間變量來約束和簡化原來復雜的變量，而不是從復雜的變量中選取幾個代表性的變量。如果這一思維方式能為廣大經濟學家所接受，也許會有一場經濟學的革命隨之發生。

我們可以想象，在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中，由于信息、監督和執行問題常常難以解決，勞動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約定無法作出，人們相互淪為他人機會主義行為的囚徒而難以自拔。

因此，略為思考一下，我們就能體會到制度對于化解變化莫測的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好處。制度使他人的反應更可預見，世界更加有序，從而使一個人更加容易與一個復雜的世界打交道，也使個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負荷識別”（cognitiveoverload）。

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行為規則，這個定義已為制度經濟學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認為制度是一系列為社會所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和政府以法規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約束的規則網絡，它約束人們的行為，減少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發展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解決人來面臨的合作問題，創造有效組織運行的條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動并排除某幾類未來事件時，它們也減少著“遠期無知”（forwardignorance）它為人們創造一種信心，使人們感到，生活中的常規很少變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們限定了指向未來的風險。

并且，用制度降低復雜性的效果可以相當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給人們以心理上的舒適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屬于一個文明的、有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生活，協調成本很低，風險有限，人們能有在家的感覺，周圍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時，制度能增強生產要素—如勞動—在滿足人類需求上的效能，這種作用的方式類似于其他一些生產要素，如資本，資本使勞動更加有效率。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制度視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制度經濟學家因此把制度稱為“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在經濟分析中貫徹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產權在市場理論中的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產權作為分析經濟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論運用價格機制一樣駕輕就熟，左右逢源。

資本主義系統以建立和保護排他性私人產權的制度為基礎。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指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政策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卻沒有系統的有關產權的理論。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理論預先假定了產權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確定的，那么就不用考慮它在經濟運轉中的作用了。

實際上，產權在經濟運轉中具有多種功能，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產權，它能使人們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預期，它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損，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教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將受益和受損的效應內在化）。

如果指出產權的經濟功能還不能說服新古典經濟理論家把產權納入經濟分析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家還指出，產權并不想新古典理論所假定的那樣，是確定的，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產權是完整的，產權實際上是由一系列的權利束所組成，它分成不同的權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產權。而且產權功能的發揮并非無條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類型的產權，如私有產權、公共產權、國有產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經濟功能是不一樣的。但一般地，競爭的邏輯表明，對一個人產權的更完整的界定減少了不確定性，并會增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費用與原因，產權從來沒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過。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的初始界定就不影響交易，正因為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所以經濟資源的的有效配置與使用必須以產權界定為前提。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經濟理論對正統理論的否定與背景，而是對其的擴展。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知識，技術，財富，自然資源，和人口的函數，而新制度經濟理論的經濟函數還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產權、不確定性、意思形態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制度經濟學盡管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卡爾-馬克思或約翰-凱恩斯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義在新的發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馬克思在例如經濟制度的性質和生產理論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凱恩斯及后凱恩斯主義者在例如不確定性和貨幣理論方面的成果吸引近來。

二、研究的趨勢：是統一，還是并行？

在我們認為正統經濟學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換或資源配置，以及有關的決策，忽視社會和經濟環境對于個人偏好的塑造，無視生產技術始終是不斷變化的時候，新古典經濟理論也不是一直毫無進展。實際上遠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氣勢，有時候甚至在經濟理論領域出現攻城掠地的勢態。

戰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擴展，主要表現在研究的范圍上的擴展，必須肯定的是這種發展是積極的。新古典理論這種研究范圍的擴展可以從邊際主義分析[3]在公共選擇領域的運用和最大化假設在集體行動分析的鋒芒中看出來，新古典經濟理論在戰后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理論在公共管理理論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現。

我們首先要區分公共選擇理論和集體行動（或集團理論）理論，因為他們在當前的一些理論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論來看待，因為他們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實際上他們是新古典理論中不同分析工具的運用，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領域的兩個不同方向。

丹尼斯-謬勒對公共選擇作如下定義：“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或者簡單地定義為把經濟學應用于政治學。”可見，公共選擇研究的是理想狀態下的政治市場主體依據公共價值和政治規則作決策選擇。決策選擇實際上是價值選擇，而價值問題正是新古典邊際分析的用武之地，邊際效用價值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研究市場決策理論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選擇理論是用邊際分析去研究非市場決策行為，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如果說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是集體（政治集體）的價值選擇，集體行動理論研究的則是構成集體（政治組織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員對于這一價值激勵的響應的理論。傳統理論認為可以從個體理性和最大化假設邏輯地推出集團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行動。而事實上由于“塔便車”[4]行為的存在，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個人按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是不會采取行動來實際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論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最大化假設分析在集體行動理論中的運用，研究的是作為個人的行為，區別于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公共價值選擇。但共同的是他們確實都是新古典理論分析范圍的擴展，更不能把他們視為制度經濟學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學派的這些發展，在上述領域的邊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們既不想也不喜歡把技術的決定因素導入分析系統，再可以與新制度經濟學會師與政治學這樣的情況下悄然卻步，在根本上反對考慮這些塑造或影響個人嗜好與偏好的因素。雖然少數正統經濟理論家的路標指示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要跨越這種邊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識形態相應地作巨大的變動，這顯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經濟學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兩個方面是新古典理論分析的主動出擊，同時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擴展還表現在新公共管理學者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原封不動的全盤引進。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的行政學發現自己除了一些規范性的概念闡述外，實在沒什么分析工具能讓人信服它作為科學管理理論一員的地位，于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從人性假設到邊際分析、競爭市場理論的全盤引進，掀起了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

在不作嚴格區分的情況下，以上三種情況都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擴展，這是因為在目前的狀態下，制度經濟學派的成分混雜不純。但從研究的方法和所運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區分，不難看出，不管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集體行動理論他們所堅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分析的框架，一般認為這是主流派對其反對者制度學派的滲透，他們試圖在新古典理論的框架中去實現制度主義的目的。正如他們正在和已經所做的，如貝克爾對社會組織和習慣的分析，奧爾森的集團理論，不坎南對政治決策的過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對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納對法律的系統分析等。就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甚至已經作出了比制度經濟學家更深層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可以看出它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所謂邊際、均衡的分析。塞謬爾斯認為，“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它的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制度經濟學家們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并且戒絕在缺乏制度的體現而強調均衡、最優和純粹競爭市場的模型中進行解難研究。他們寧可參加現實世界的理論和經驗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運行，企業——政府關系和經濟發展的條件。他們傾向于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觀察，相對于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它具有以下特點：

1、它是一種質的分析，而不是單純量的計算，它所進行的是案例分析和歸納，而不是進行邏輯推理。

2、它試圖建立的模型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預言性的。結構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把它納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預言性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陳述假設和演繹的含義。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學觀點是行為主義的，而不是個人主義的。行為主義把人類行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結構（標準，工作規則，用法和習慣）上，而不是建立在個人偏好上，這種個人偏好由于其內省式主觀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使用的靜止的，機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外表的時候指出，正如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均衡的常態，經濟學應該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變遷與制度的演進，研究由于技術變化所致的社會、文化、心理、法律和組織形態的變遷，研究的應該是變化的過程，而不是歷史的橫斷面，進而解釋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們所適應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的影響

如果把新古典經濟理論對在制度的框架內去實現制度主義目的的嘗試和新制度主義經濟理論統稱為新制度經濟學，那么它的研究內容被認為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層面是社會理論層面。從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鑲嵌在社會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傳統、道德、信仰等，主要體現為一個社會的某種意識形態。

第二層面是社會的制度環境層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個社會的正式的游戲規則，體現在產權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體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個層面是對組織治理機制的分析。因為社會正常運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約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徑。因此，有效的治理結構能重新形成激勵。

第四個層面就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分析的范疇所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注重技術創新分析，而忽略了組織創新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尋找組織創新與技術創新相結合的方式來糾正它。

新制度經濟學主要關心的是前面所說的制度分析四個層面中的前三個層面，即關于意識形態、制度環境和治理結構的制度問題。而制度環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體制等，它們都是國家發展中的關鍵因素，并且可以就其進行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相互比較。同時，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也與制度的第二、第三層面相關。包括意識形態在內，它們都是傳統政治科學的研究范疇。因此，新度經濟理論發展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國家一向作為傳統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國家理論也是多數政治思想家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而試圖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國家作為影響經濟績效和制度變遷的內生變量納入分析框架，并運用經濟理論進行研究和探討，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國家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的起源、特征與目的，國家與產權制度的形成，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意識形態與國家的相對穩定性等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在把經濟分析的研究方法導入國家理論，從而形成國家理論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時，也為政治學研究科學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覺與途徑選擇。

長期以來，意識形態一直是者所關心的主題，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才較多地關注這一問題。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把他完全納入經濟分析的變量行列。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為關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識形態傾向于從道德上判定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現行制度結構。因此，意識形態構成一種人力資本，它幫助個人對其他人在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現行制度結構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為較大的意識形態擁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減少消費虔誠的影子價格；個人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具有貨幣時間價值；對現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識形態信念能淡化機會主義行為。新制度經濟學對意識形態的重新闡述提醒了人們對政治理論思想的科學價值的重新再認識。

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影響還表現在如把經濟分析運用與政治市場的公共選擇理論以及集體行動理論等，他們被認為是開辟了政治科學研究的微觀領域走向科學化的光明途徑，建立可驗證和可預測的系統化的微觀政治科學成為可能。此外，將制度分析方法運用于政治行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機構中腐敗與反腐敗問題的視角，提供了加強政府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政府結構效率的依據，開辟了政府機構行政改革的新途徑與新思路。這些都對政治科學的研究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參考書目：

1.《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林毅夫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柯武剛、史漫飛，商務印書館，2000

4.《制度經濟學派》，傅殷才，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選擇理論》，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經濟學》，塞謬爾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

7.《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英）G-M-霍奇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談新制度經濟學》，劉鳳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經濟學》，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學》（第六版），（美）邁克爾-羅金斯等，華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探析》，黃新華，《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一期

注釋：

[1]信息問題：新古典理論認為個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認為是作出正確的決策選擇的前提條件。但現實中不僅信息的獲取是困難的，而且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認為是個體主義和靜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則是整體的和演進的。

[3]在接下來的文中將會提到，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經濟理論》一文中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第3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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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研究對象；職業發展前景

【前言】隨著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要求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才具備極強的綜合人文素養。經濟學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學科，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的新經濟時代無論在經濟建設方面、生產生活方面都將發揮極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國的建設大業中貢獻力量，作為社會主義接班人必須對經濟學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筆者針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職業發展前景”一題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一、經濟學概述

（一）經濟學概念

經濟學（economics）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針對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人類為謀求進步所從事種種生產經營活動的特殊本質，以及經濟活動中與之相對應的生產關系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做出的學術研究。經濟活動是人類改造自然使得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實踐，如：生產、交換、配置、消費等。經濟活動必須在一定的經濟規律和經濟關系中進行，經濟關系是指人們在長時間的經濟活動實踐中產生的交錯復雜的關系的總和，在各類經濟關系中最為重要的，發揮最大功能的是生產關系[1]。

（二）經濟學發展歷程

經濟學是與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相生相伴的一門科學。人類文明發展到奴隸社會階段，經濟活動開始產生，這一時期古希臘開始出現經濟學萌芽，以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主要代表，針對經濟學開始進行系統分析，如色諾芬的《經濟論》、亞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換理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等。伴隨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產生，這一時期經濟學出現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針對農業生產進行經濟討論，政治經濟學理論成熟；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19世紀末期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開始發展，這一時期，經濟學更加注重對經濟現象的討論和分析，經濟學逐漸脫離政治成為獨立的知識理論體系，20世紀鐘聲敲響之際，經濟學完全取代了政治經濟學，成為了獨立學科。一路走來，經濟學可謂凝結了無數智慧和汗水，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了杰出力量。

二、經濟學研究對象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廣泛、涉及領域多元化的學科，伴隨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呈現動態趨勢，若想了解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必須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筆者針對經濟學產生根源和經濟學形式劃分兩個方面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基于經濟學根源

經濟學是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門科學，人類在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實踐過程中必然應用相應的資源，經濟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所以經濟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的欲望之間出現了矛盾，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指導，這種矛盾將是不可調和的。經濟學的產生可謂為上述矛盾開出一劑良方。針對經濟資源的稀缺性經濟學將生產可能性邊界、生產效率、生產成本和生產機會作為研究核心。同時，資源稀缺性為經濟學帶來了四大研究課題：第一，在經濟活動中需要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勞動力、多少成本、什么樣的技術進行生產？第三，生產出的產品將會去向何處？第四，在該項生產中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價值？根據經濟學產生的根源，以上四大問題是其主要研究對象[2]。

（二）基于經濟學標準

經濟學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劃分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時間標準可以將經濟學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按照應用的標準會出現政治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但是最為權威的劃分方式是按照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進行區分，按照這一標準經濟學可分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和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兩部分。宏觀經濟學將國民經濟總體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經濟變量的總量是怎么決定與變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總結為“觀林而不觀木”，即學科術語中的“bird's eye”。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作為研究對象，是針對個體經濟單位行為及經濟變量的個量是怎么決定和變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歸納為“觀木而不觀林”，即學科術語中的“worm's eye”[3]。

三、經濟學職業發展前景

伴隨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建設如火如荼的發展，經濟學已經成為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學科。因此，經濟學的職業發展前景廣闊。首先，研究經濟學能夠掌握金融相關知識，未來可以在具有商業性質的銀行系統進行發展，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亦可將職業生涯規劃方向著眼于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第二，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狀況，所以就業范疇可以拓展為各類具有經濟性質的行政單位，如財政、審計、海關等部門。第三，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研究經濟學之后可以從事國際經濟與貿易相關方面工作。總而言之，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濟學在未來的職業發展前景相當可觀。

綜上所述，文章首先對經濟學的定義和發展歷程進行了闡述，然后針對論點系統分析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最后根據全新的時代背景和經濟發展形勢，分析了經濟學專業學生的職業發展前景。希望通過本文的討論，能夠引發莘莘學子對經濟學的重視，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經濟學原理和知識，能夠應用經濟學理論解釋我們日常生活實踐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全面提高自身綜合人文素養，做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接班人。

【經濟學碩士論文參考文獻】：

[1]邱海平，張宇，鄭吉偉，等.中國政治經濟學年度發展報告（2011年）[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深度探析研究與評價之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03）：90-107.

第5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第6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課標；高中政治；教學；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6）06-0035-02

新課標要求高中政治的課堂教學不僅要把培養學生的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結合在一起，還要注重學生政治素養的提高。高中政治對學生德育的發展一直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學生的全面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高中政治的課程內容，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哲學，都與現實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所以在課堂上要體現時展的特色，對學習的理論知識能夠學以致用。高中政治課還要立足于學生的日常生活和發展需求，科學理論知識要與實踐經驗相結合，還要充分發揮政治課的教育作用，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傳播積極的正能量。

在新課標的要求下，高中政治教學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教師也開始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但是還是有很多偏離了新課標的要求或是很多改變只是流于形式，并沒有深入理解新課標的要求。本文首先立足于新課標的要求，分析高中政治教學中還存在哪些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

1.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 只注重知識的傳授。新課標要求政治教育要達到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但是在高考的壓力之下，很多的政治課程還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這就是只重視知識的傳授，忽略了對學生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教育。當然這種教育現象與高考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也與教師對新課標的理解不深有關。

1.2 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不高。政治這一科目本身是文科科目，可能大家認為文科科目的主要任務就是背誦，所以只要在臨考試之前突擊背誦一下就可以取得不錯的成績。有了這樣的觀念，學生在課堂上就不會認真聽課，課后也不會花時間去預習、復習，如果教師的課堂氛圍比較死板、沉悶，那么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更低，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1.3 與社會實踐的聯系不深。政治課其實與社會現實的聯系非常深，很多社會現象、社會熱點、國家政策、國際事件等等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長時間以一種封閉的狀態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那就會限制學生的眼界。如果僅僅考慮高考的題目分數，也應該讓學生多多了解事實，因為現在的高考題很多立足于社會熱點。當然我們的高中政治教學不能僅僅考慮高考分數，還應該有大局觀念，為了學生未來的發展而努力，培養學生做一個熱心人，見聞廣博的人。

新課標的推行對高中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高中政治課堂也像著更好的方向發展，面對新課標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其實要想從根本上改善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從觀念上改變對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育人，不是為了所謂的分數，如果目標錯了，再怎么努力也很難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2.針對高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2.1 轉變觀念，堅持"三位一體"。傳統的教學方法是以教師為主導，教師實行"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策略，認為只要把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并讓學生根據考試大綱的要求把需要記憶的知識記牢就可以，但是教師忽略了學生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培養。在高中政治教學中，教師要時時指導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在遇到比較難以理解的知識時，要用生動的例子、深入淺出地語言讓學生首先理解所要學習的概念；在學習與國家政策、社會環境、科技進步等相關的知識時，教師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從而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但是在進行德育教育的時候，不要講很多的大道理，學生對這些大道理并不容易接受，德育教育要與學生的生活緊密相連，教師首先要培養學生熱愛自己的生活，愛自己身邊的人，有積極的能量去面對生活中的小事，以小見大，循序漸進，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人格。

2.2 豐富課堂教學形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雖然高中政治教學很大一部分的目標是為了高考的分數，但還是要強調一點，我們的教育不是培養高分人才，而是培養全面發展的接班人，因此教師的眼界要放寬，要看到學生的未來。在確立遠大的教學目標之后，教師所關注的就不僅僅是學生的成績了，為了促進學生健康全面的發展，豐富課堂教學形式，讓學生愛上政治才是教師應該努力的方向。新課標強調要實行開放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和合作探究式的學習方式，要改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主導的課堂，要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在民主的課堂上，充分發揮主動學習、合作探究的能力。比如說在學習黨史的知識時，教師可以結合歷史知識讓學生進行討論，給黨的產生和發展繪制一幅"生命圖畫"，深刻體會黨的宗旨和內涵，并且在課堂上表達自己的感想。教師在課堂上要充分利用教學資源，可以多讓學生拍攝一些生活中的感人場景，在課堂上和大家分享，教師也要多搜集一些案例供大家討論學習，還可以多帶領大家去觀察生活，把課堂上的理論知識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第7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一、實驗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

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實驗環境下對某一經濟現象，通過控制實驗條件、觀察實驗者行為和分析實驗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或提供決策依據的一門學科。

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始終固守著經濟理論難以實驗的思維定式。

弗農·史密斯教授敏銳覺察到實驗經濟理論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實踐。他在亞利桑那大學十一個班級進行了長達六年的實驗，驗證了競爭均衡理論。據此實驗所撰寫的論文《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標志著實驗經濟學的誕生。此后，實驗經濟學開始運用于驗證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并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弗農·史密斯的“口頭雙向拍賣市場實驗”提出了市場參數完全有可能影響均衡產出收斂性的結論；赫伯特·西蒙根據博弈實驗結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區別。五六十年代的實驗經濟學主要局限在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領域，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理論自身的缺陷影響可實驗性，研究過程往往是從假設前提出發，然后運用復雜數學推導出相關命題。由于假設前提的高度抽象，無法在實驗室里得到證實，因而相關命題也就無法實驗。

另一方面實驗技術的不成熟也制約了經濟理論的實驗。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的主導理論體系發生了變化。一般均衡理論、工業組織理論、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研究的假設由抽象拉回到現實。行為理論的成熟和合理預期理論的出現為實驗技術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此外，計算機的廣泛運用使得復雜經濟現象的實驗成為可能。實驗方法越來越廣泛應用于公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諸多經濟領域。

目前，實驗經濟學迅速發展，逐漸科學化和規范化，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多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雜志不斷刊登實驗經濟學論文，實驗經濟專刊、專著和論文集陸續出版。實驗經濟學已從美國傳播到法國、英國、德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亞、日本、韓國、印度等許多國家。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弗農·史密斯，標志著實驗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已步入主流經濟學的舞臺。

二、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和運用

經濟理論的實驗與物理、化學實驗一樣包含實驗設計、選擇實驗設備和實驗步驟、分析數據以及報告結果等環節。由于實驗對象是社會中的人，需要驗證的是行為命題，經濟理論的實驗需要運用有別于物理、化學實驗的方法，主要有：

1.模擬和仿真

經濟理論的實驗不能刻意復制出現實經濟的運轉過程，而是要模擬出允許不同人類行為存在的環境，以便于實驗者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觀察人們不確定的價值觀及其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查爾斯·普洛特認為：“實驗室建立的經濟與現實經濟相比可能特別簡單，但是卻一樣地真實。真實的人被真實的金錢所驅動，因為真實的天賦和真實的局限，作出真實的決策和真實的錯誤，并為其行為后果而真實地悲喜”。弗農·史密斯采用只有三個網絡節點的模型來模擬電力系統，其實驗結果基本上能反映現實電力系統運行中發電企業和電力交易商的行為類型和特征。

此外，實驗經濟學還通過一些仿真技巧來提高實驗結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復性。

一是采取“隨機化”方法，被實驗者的選取、角色的分配均隨機產生；

二是保密實驗意圖，十分小心地講解實驗，不出現暗示性術語，以防止被實驗者在實驗前對行為對錯已有判斷；

三是使用“價值誘導理論”（InducedValueTheory），誘導被實驗者發揮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個人先天的特性盡可能與實驗無關。

2.比較與評估

實驗經濟學高度重視比較和評估的方法。通過比較和評估，判斷實驗本身的好壞，分析實驗失敗的原因，驗證理論的真實性。

首先，將“效率”作為比較標準。查爾斯&#8226；普洛特和弗農·史密斯將實際付給被實驗者的報酬總和與最大可能報酬的比率視作實驗的“效率”，并把“效率”作為比較分析相互競爭理論的依據，探討如何改進理論模型。甚至在沒有現成理論的情況下，根據效率來提出和驗證新的理論。

其次，方法上采取獨立變動自變量。實驗關系到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時，容易出現變量之間的混合作用。因此實驗中應獨立地變動每個自變量，獲得每個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的最確切的數據，為比較和評估提供非偶發事件資料。

第三，評估的結論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礎上。現實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終處于理性狀態，非理性就會使人的行為出現變異，因而經濟理論的實驗數據呈概率分布狀態。所以，評估出的結論不可能按照形式邏輯的模式，只存在真或偽兩種結果，而是用結論與其概率密度的乘積來表示。例如，弗農·史密斯在電力市場競爭實驗中得出的結論之一是高峰負荷時期電價提高的概率密度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價。

3.行為分析和心理研究

經濟理論的實驗是把社會中的人作為被實驗者，所要驗證的是人的行為命題，自然就需要借助行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運用行為理論來完善和改進實驗。例如針對行為人對重復行為有厭煩的心理，在實驗設計中運用價值誘導方法，并把實驗時間控制在3個小時內。

二是運用行為理論來解釋實驗結果。許多實驗結果與理論預測出現差異，其原因是理論假設行為人是理性的，而被實驗者的行為卻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因此只有運用了諸如展望理論、后悔和認知失協理論、心理間隔理論等行為理論，來分析被實驗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釋實驗結果。

三、實驗經濟學的意義和局限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不可否認，這種假說演繹方法有科學合理的方面，但同時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論前提假設和數學推導排斥了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確定因素。又如經驗檢驗具有被動性和不可重復性的缺點。實驗經濟學繼承了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傳統，彌補了經濟學實證方法的缺陷。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最后，在實驗室里，可以操縱實驗變量和控制實驗條件，排除了非關鍵因素對實驗的影響，從而克服了以往經驗檢驗被動性的缺陷。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

首先，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

其次，實驗經濟學還催生出新的經濟學科。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

再者，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宏觀經濟理論的實驗建立在微觀行為的基礎上，而對微觀經濟論的實驗也常常驗證了宏觀經濟理論。例如查爾斯·普洛特模擬市場機制既驗證了市場價格收斂于一般均衡，同時也考察了貨幣供給增加對產出的真實作用。

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它還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現為：

第8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企業家精神 職業經理人精神 MBA精神 成長模式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日漸繁榮，以企業為生存平臺，逐步形成了企業家、職業經理人、MBA等一系列新的社會階層。伴隨著對這些新興階層的關注，人們不禁要對其做出更進一步的認識，提出一系列的疑問。而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及其三者的關系正是這些紛至沓來的疑問中的焦點之一。

一、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定義及內涵

盡管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和MBA三個階層產生的時代背景不同，而且三者大多數情況下是作為不同的企業經營者面目而獨立存在的。然而在當前逐漸成熟規范的企業界，確實存在著這樣一類人，他們最初是MBA學員，而后步入職業經理人生涯，最后又創辦企業，成為一名企業家。如果說早期的企業家更多是先從事企業實踐工作，而后返回來學習MBA課程的話，那么有理由認為科學、規范的企業經營者成長模式正在日趨完善，并最終在企業家成長軌跡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模式即：MBA職業經理人企業家。

1.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的含義

目前學術界對企業家尚沒有一個全面而統一的定義，溯其淵源，企業家一詞的原文是法文：entrepreneur，其含義帶有冒險家的意思，指當時領導軍事遠征的人，這種人需要承擔風險，因而十八世紀后期的重農學派經濟學家鮑杜認為：企業家具有承擔風險和創新兩個重要特點。首先給予企業家較嚴格定義的是薩伊，他在《政治經濟學論文》（1803年出版）和《政治經濟學精義》（1815年出版）兩本書中，把企業家看作經理人，經理人“把他所有的生產手段結合在一起，取得產品的價值，……不斷重新建立起來他們全部資本，他所得的工資、利息和地租，以及屬于他自己的利潤。”隨后，充分論證企業家定義和職能作用的是熊彼特，他認為經理不能都有資格被稱為企業家，只有當他對經濟環境能做出創造性的或創新的反映，從而推進生產的增長時，才能夠被稱為企業家。所以，企業家是促進物質生產增長的中心人物。

“企業家精神”是指人們競相成為企業家的一種行為，其內涵是“著手工作，尋求機會，通過創新和開辦企業實現個人目標并滿足社會需求”。從以上對企業家的不同理解中，可以歸納出企業家精神表現為：

(1)承擔風險精神。正如1755年，法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坎博龍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承擔不確定性”。(2)創新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家被稱為“創新的靈魂”。正如1942年熊比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中指出，所謂創新就是企業家對新產品、新市場、新的生產方式、新組織的開拓,以及新的原材料來源的控制調配，就是對傳統生產力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從而使企業家成為企業的“催生婆”或走出困境的領路人。(3)強烈的責任心。

2.職業經理人及職業經理人精神的含義

職業經理人是指運用資本所有者的資本、機器等生產資料，通過運用各種科學管理知識，使其與員工進行最優匹配、整合，并對市場信息進行把握、運用，從而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具有專門職業能力的企業經營者。從這個意義上講，職業經理人應該在職業道德和職業能力兩個方面具有較高的水平，同時具備管理和決策兩大社會職能。

本文認為職業經理人精神首先應該包含企業家精神中的諸多方面，其次也有其獨特的內容，主要體現于以下幾點：

(1)克已敬業的奉獻精神;(2)永不滿足的追求精神。具有領導力、想象力、判斷力、組織力和堅持性;(3)敢于領先的英雄主義精神。具有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卓越的監督管理才能，充分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較強的學習能力;(4)當機立斷的決策精神。善于捕獲時機，相機做出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

3.MBA及MBA精神的含義

MBA是工商管理碩士的簡稱，首創于1908年的美國哈佛，于1991年引進中國，是一種注重實戰能力的教育。經過近一個多世紀的實踐創造了舉世矚目的MBA神話。所謂的MBA精神主要指崇尚自由競爭和個人奮斗,崇尚冒險和創業,鼓勵對事業的追求,強調勤奮工作以創造富有生活,強調個人能力、毅力、智慧和決心,注重理性分析,講求實際和辦事成效，在某種意義上，MBA精神也可以說是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精神的一個綜合，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1)誠實守信精神。要想做事，先學做人。而做人最基本的一條信念就是要以誠實守信為立身之本。(2)開拓創新精神。熊彼特曾給企業家下過這樣一個定義：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的創新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它說明了創新不僅是企業家精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樣的，創新也是MBA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面。(3)積極主動精神。MAB要爭當企業的“領頭鳥”，積極應對市場變化，主動尋求企業發展契機，勇于承擔責任，努力學會從CEO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凡事積極主動，先人一步。

二、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比較分析

從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和MBA三者的關系來講：MBA以培養具有專業知識背景和實際操作能力的職業經理人為直接目的，而職業經理人卻并不都能成為企業家。據此分析，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并沒有本質上的沖突和區別，三者只是企業經營管理者在“MBA職業經理人企業家”這一成長模式的不同階段中，著重擁有的品質的一個凸現。換言之，三者的精神是一個統一體，只是在經營管理者個人成長的各個階段中，這一精神統一體的不同構成要素交替發揮著首要性作用。

1.MBA精神與職業經理人精神的對比

從“MBA職業經理人企業家”的經營者成長模式中可以看出，MBA在某種意義上以培養職業經理人為直接目標，因而，可以認為MBA是職業經理人的初始化階段，而職業經理人則是MBA的實踐過程。因而現實中的MBA教育必須和職業經理人市場掛鉤，加強學員對企業管理基本要素和經濟環境的了解，對各種行業和行業典型企業的了解，對商業思維方法和溝通能力，信息收集和研究能力等的掌握，并在MBA教育中積極強調職業道德等文化教育。側重培養職業經理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所需的人際關系協調能力、實踐經驗和組織能力。職業經理人則應在管理實踐中充分運用MBA知識，并結合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大力培植實戰能力。

2.企業家精神與MBA精神的對比

在“MBA職業經理人企業家”這一企業經營者成長模式中，MBA和企業家分處首尾兩端。我們說，每個MBA都渴望有一天能獨掌大權，成為企業家。因而MBA是經營者的最低階段，而企業家是經營者的最高階段。其最明顯的階段差別，說明了MBA應側重于不斷的培養管理技能、方法和信心，致力于敬業精神、團隊精神的塑造。而企業家則要樹立敢于承擔責任、務實創新、善于協調各種關系、豁達的胸懷、平和的心態等企業家精神。

3.企業家精神與職業經理人精神的對比

首先，從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與企業的所有關系來講，職業經理人有別于企業家。職業經理和企業家不同，他們通常不是其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傭來管理公司日常運作的人。其次，企業家注重創新精神，是企業的創立者；而職業經理人更注重管理能力，是企業的維持守護者。職業經理人的才能可以通過正規的教育和訓練培養出來，而企業家則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創新、敏銳、敢于破壞和敢于建設的人，他們身上那種最可貴的創新精神是不能通過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最后，企業家是敢于超越自己的資源去開拓事業的人。而職業經理人則主要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最大程度使其發揮作用。

三、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在參與企業運作過程中的沖突

盡管從單一的經營管理個體來說，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是不同成長階段上的統一體。然而在由不同成長階段上的經營管理者共同組成的企業管理層中，企業家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MBA精神三者卻在參與企業運作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迥然的作用，有時會產生尖銳的沖突。

1.MBA精神與職業經理人精神的沖突

MBA精神崇尚自由競爭和個人奮斗，這樣會使MBA學員一面憧憬于典型的創業英雄事跡中，生搬硬套成功人事的所謂成功秘訣；另一方面，多從自己的成長角度出發，鋒芒畢露，試圖搶奪一些大事的決策權，從而導致急功近利。而職業經理人精神更多的是強調一種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有時會以犧牲個人的代價來謀取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當放任和規范、利己和服從相遇時，MBA精神與職業經理人精神的沖突也就發生了。

2.企業家精神與MBA精神的沖突

企業家精神中的創新精神常常使企業家會做出一些非同尋常式的大膽決策，這些決策更多的是建立在企業家以往的經營經驗基礎之上，帶有隨意性，沖動性和直覺性。而MBA則早以熟稔了成功企業家的創業事跡，在不知不覺中會陷入對他們的無意識模仿，并會在實踐中囿于其中。這樣，在遵循前車之鑒和信服超人直覺的兩難抉擇之間，往往就導致了企業家精神與MBA精神的沖突。

3.企業家精神與職業經理人精神的沖突

企業家多數具有英雄主義特征，有著傳奇式的成功經驗，如比爾?蓋茨、松下幸之助、柳傳志等。這樣的風險冒進精神在企業創立之初，往往會極大地鼓舞士氣，對于企業的頑強生存和迅速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恰恰又是這種精神在企業發展并走向正規化后，會因為所謂創業時期的成功經驗，創造性舉動以及企業家的管理隨意性等，給企業的發展造成障礙，甚至毀滅企業，如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團，以及馬勝利和他的超級小造紙航母的由盛至衰。然而職業經理人精神則更加側重于基于科學預測定位基礎上的程序化規范管理。這就勢必產生企業家精神和職業經理人精神的沖突：是要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意志性管理，還是要四平八穩波瀾不驚的規范化管理；是循規蹈矩的發展，還是沖動型的開拓。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本文從“MBA職業經理人企業家”這一經營管理者成長模式出發所進行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MBA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各自有其獨特具體的內涵，并且有時會出現抵觸情況。但從一個經營管理者完全的成長模式來看，MBA精神、職業經理人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只是其成長過程中的階段性精神體現，是一個互為基礎的統一體，并沒有根本性的區別，正如一個人從幼年到青年到老年會表現出不同的精神狀態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著重注重經營管理者在其特定成長階段上的階段性精神培養，使三種精神貫穿于經營管理者的整個經營管理職業生涯之中。

參考文獻:

[1]（美）彼得?德魯克彭志華譯:創新與企業家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第9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

［作者簡介］李玉珠（1981- ），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政策與管理。（北京100875）韓春梅（1975- ），女，山西定襄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教育經濟與管理。（北京100038）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制度創新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3YJA88025，項目主持人：和震）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7-0012-03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職業學校與行業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開展的一系列和人才培養相關的合作。在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發展頗具困難，存在多層面的問題，然而各種跨部門、跨領域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從制度建設上著手。目前，我國政府正大力在制度層面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政策，但校企合作制度建設工作進展緩慢，缺乏實質性的突破。本文試圖從互補性制度理念，分析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構建與完善的互補性制度問題，以期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

（一）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互補性制度理念

制度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制度是由一套表現為規則和準則的對人類行為的約束所構成，是由一套對偏離規則與準則的行為進行探測的程序所構成，是由一套倫理道德行為規范所構成，這種行為作為一個輪廓約束著規則與準則如何被詳細規定以及如何被實施的方式。”①日本學者青木昌彥指出：“一個域的制度之間存在互補性，制度的互補性存在意味著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構成一種連貫的整體，任何單個制度在孤立情況下都不會被輕易改變或設計。而為了改變一項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時改變互補性制度。”②西方學者也認為：“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種綜合體系，其中各種各樣的制度安排（勞資關系制度、金融制度、職業教育和培訓制度及企業治理制度等）通過種種途徑密切地黏合在一起。”西方政治經濟學者“霍爾和金杰里奇通過分析不同發達國家的數據，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制度體系之間相互匹配的確是存在的”。③

因此，從歷史上來看，對于一個領域定制度安排，如果在相鄰領域中存在一套與之兼容或匹配的制度安排，那么將會“提高制度的回報”。也就是說，在某一領域內，不同制度之間呈現出一種互補狀態，具有整體性和協調性，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而與某項制度相互配合和相互補充的其他制度，稱為這項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互補性制度意味著教育制度變遷最終必須實現制度結構的整體變遷，只對個別具體制度而不對其關聯的其他制度安排和相應的制度環境進行改革，新制度將因缺乏相應的互補性制度的配套改革而處于失衡狀態。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發展的一項基本制度訴求，近年來人們采取了多種措施來促進其發展，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與我們只關注了校企合作制度自身的發展，而忽視了其互補性的制度建設有關。解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多層次問題，需從互補性制度理念出發，制定完善的、與校企合作相互匹配的制度結構。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框架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種以培養人才為目的的合作制度，其制度框架的確定是一個復雜問題，可謂見仁見智。布斯邁爾和特蘭普施在對德國、瑞士、奧地利、丹麥和荷蘭的職業教育體系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技能形成的四個因素：誰投資（Who pays）、誰提供（Who provides）、誰主導（Who controls）以及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關系處理（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to general education）④。四因素模型因其對技能形成的“合作方”分析得較為全面，在國際中頗具影響力。四個因素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技能形成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筆者認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作為技能形成的關鍵，其制度框架除了自身的制度建設外，也應包括相應的互補性制度，參照布斯邁爾和特蘭普施技能形成的四因素模型，即職業教育的投資制度（解決誰來投資的問題）、合作培養制度（解決誰來提供培養的問題）、資格認證制度（解決誰來及如何監管的問題）和技能人才成長制度（解決誰來學習，及如何保障學習者權益的問題）。投資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基礎制度，合作培養制度是核心制度，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是重要制度，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四者相互影響，成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互補性制度。

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的問題

在我國校企合作制度發展的過程中，其互補性制度的建設，有的尚不完善，有的嚴重滯后，有的甚至處于缺失狀態，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校企合作制度實施的效果。為了解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補性制度問題，筆者對中高職院校的校長、副校長和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其中，共發放問卷80份，回收企業和學校有效問卷均為32份；訪談74位，其中學校領導32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42位，本文所用數據均為此次調查結果。

（一）投入制度不完善，投資主體單一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作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其投資主體包括個人、企業、學校、政府等。目前，我國職業教育投資主要是政府承擔，教育投資主體單一。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例，其經費來源在我國以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和學雜費投入為主（占90%），其中，2005～2009 年，國家財政性投資占到其經費來源的一半以上。⑤雖然職業教育具有公益性，國家對其進行投資義不容辭，但是國家并不是唯一的承擔者，企業作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培養人才的最終使用者和受益者之一，具有相當大的職業教育責任。我國于2007年頒布的《就業促進法》也明文規定，“企業應按規定提取職工教育經費；企業未按規定提取或者挪用職工教育經費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并依法給予處罰。”然而，目前這一政策的落實情況較差，我國企業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養的投資嚴重不足。調查顯示，在企業員工的培訓經費中，培訓經費在50萬元以上的企業僅有21.4%。有近乎一半（48.4%）的企業沒有培訓部門或相關機構。企業對現有員工培訓的投資尚且如此，更何況投資于與學校合作的人才培養項目了。

（二）培養制度主體缺失

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種學校和企業合作的教育，學校和企業共同作為教育的主體，這種模式――“雙元制”已經在德國非常普遍。但是在我國，多年來，校企合作一直處于“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狀態，企業在合作中的主體作用缺失。調查發現，大部分企業只愿意提供實習崗位（65.5%）或者提供實訓基地（53.1%），很少有企業愿意參與校企合作的課程開發（28.1%）或者提供資金（15.6%）。這種校企合作，企業只是起到了輔助作用，處在校企合作的表層，并未深入校企合作的內部，承擔校企合作的育人主體責任。

企業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主體作用缺失的原因，一方面與企業自身的人才培養意識淡薄有關，另一方面也是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收效甚微所致。從企業的人才培養意識來說，我國于1996年頒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規定：“企業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企業未按規定實施職業教育的，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收取企業應承擔的職業教育經費，用于職業教育。”但是，多年來企業一直從學校直接招聘人才，殊不知企業自身也有培養和培訓員工的職責，這種人才培養意識的淡薄，自然導致其履行職業教育義務不容樂觀。

從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收效上來說，筆者調查顯示，企業面臨著“挖人風險”，由于我國大環境所致，其參與職業教育有時不但不能收回成本，反而要承擔因自己培養的人才被同行挖走而產生的競爭成本。有的企業反映：“我們和學校訂單培養的人才，畢業時違約者大有人在，我們根本沒辦法，反而為別人培養了人才。”調查也顯示，企業的人均培訓費用與離職率成反比例相關，也就是說企業在每個人身上花費的培訓費用越高，員工離職比例也就越高，這種狀況使得企業沒有勇氣承擔職業教育的職責。

（三）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改革滯后

職業技能鑒定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我國創建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一種適用于工人的技能鑒定和認證制度，近年來，有不少職業院校引入了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實施“雙證書”教育。但是在此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對于現有職業資格證書制度，59.4%的學校校長認為證書考核內容和形式滯后，應根據產業和技術發展情況適當調整，主張對一些特殊行業要獲得職業資格證書后上崗；53.1%的校長認為職業資格證書的頒發權統得太死，希望非強制性職業證書考核和頒發工作由有關行業協會組織企業、學校共同完成。筆者對企業的調查結果與院校調查基本一致：75%的企業認為職業資格證書考核內容滯后、重知識、輕技能，不適合企業，還有10%的企業認為職業資格證書的等級劃分不合理。在訪談中，有校長還提出“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應該與學歷證書制度融合，二者的分離，使得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及其質量鑒定成為兩張皮，拿到了學歷證書，還要另花時間和精力考取職業資格證書”。目前我國職業資格認證制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及其改革的滯后，不僅阻礙了其自身的發展，作為一項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息息相關的制度，也阻礙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沒能很好地發揮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成果的鑒定平臺作用。

（四）技能人才成長制度缺位

一直以來，在我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制于人”的傳統思想觀念影響下，我國技能人才都沒有良好的職前與職后成長環境。在技能人才的職前培養方面，我國承擔技能人才培養的職業教育幾乎未曾得到過與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職業教育被認為是“二流教育”，職業教育的學生也被認為是“二流學生”，我國的各項制度，包括高考制度等都沒有平等地對待職業教育的學生，中職生升學受到嚴格的限制，高職生升入大學也阻礙重重，這種處處受限的技能人才成長制度，嚴重影響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發展。

在技能人才的職后發展方面，我國技術工人的職稱由低至高，分為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最高的高級技師與其他行業高級職稱的待遇、地位相差很大，而且技術工人的工作環境也較差。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國家沒有一個紅頭文件規定技師與高級技師待遇問題，目前國家也沒有取消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的區別，在很多人看來，技師和高級技師是工人的技術職稱，不能與干部的技術職稱相提并論。這是導致我國現在“技工荒”的深層次原因，也是阻礙職業教育以及校企合作發展的深層次原因。

三、構建與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互補性制度

（一）構建責任分擔的投資制度

責任分擔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投資制度是校企合作的基礎制度。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是耗時耗力的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而目前學校和企業開展校企合作的經費不足、投資主體與渠道單一已成為制約校企合作順利發展的瓶頸，應建立以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為主，學校、企業、政府、社會、學生多元投資、責任分擔的投資制度。

1.政府應加大職業教育投入并設立校企合作專項資金。政府應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提高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逐年按比例提高職業教育生均公用經費水平，從專業、規模、資源的需求以及人才培養的數量等方面綜合考慮，明確經費的用途，加強導向性，逐步優化校企之間的資源結構。政府可設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專項資金，并鼓勵多渠道籌集，用于補貼校企合作期間產生的費用，資助“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教材開發、實訓基地建設，獎勵新產品研發轉化等，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和學生生活補助制度。政府還應建立校企合作經費引導機制，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學生提供引導性的專項經費、補貼等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而且并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所需的全部經費都由國家財政承擔，應研究制定支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各種切實可行的經濟手段，使校企發現和培養其合作的利益共同點，逐步引導行業企業成為承擔校企合作經費的主體之一⑥。

2.鼓勵企業履行投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責任。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培養人才的最終使用者和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企業具有投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德國，由企業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有很多種形式，如職業教育基金、培訓基金、行業基金等。職業教育基金是所有企業必須向政府交納的，基金由政府統一分配和發放，只有具有培訓資格的企業才能夠獲得職業教育基金，否則不能獲得。培訓基金是簽訂了勞資協定的企業要提供的費用，用以培訓，費用由勞資雙方基金會管理。行業基金是有些行業為了滿足特殊需要所設立的，行業內的所有企業向該基金交納一定費用，作為本行業職業培訓的共同經費。⑦可見，在德國，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資主體之一。我國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資制度，應鼓勵和約束企業履行職業教育的投資責任。可以參考德國的經驗，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中單列一部分作為職業教育基金，由政府統一分配和發放。對實施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事業單位進行資格認證，并進行質量監控，只有獲得職業教育資格的企業才可以獲得政府補助，否則不能獲得政府補助。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中關于“一般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1.5%足額提取教育培訓經費，從業人員技術要求高、培訓任務重、經濟效益較好的企業，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開支”的規定，形成中央基金。成熟的行業可試行行業基金。

（二）完善技能人才的合作培養制度

技能人才的合作培養制度是校企合作的核心制度。學校和企業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雙主體，任何一個主體的缺失都不能發揮校企合作的實際效果。針對我國校企合作中企業這一責任主體的缺失狀況及其原因，應提高并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責任，并建立學校、學生、企業之間的可信承諾關系。

1.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責任。企業轉型升級的起點是人才素質的轉型升級，因此，企業應明確自身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地位，重視企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和發展，主動承擔職業教育的育人主體責任，提高經濟競爭力。政府和學校也應明確企業的職業教育育人主體地位，不能僅僅將企業視為校企合作的參與者，應讓企業承擔育人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并賦予育人主體應享的權利。

2.建立可信承諾的職業教育合同制度。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收效甚微，甚至要承擔風險，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可信承諾關系缺失導致的。為規避企業間“挖人效應”，提高企業承擔職業教育的收效，應建立可信承諾的職業教育合同制度。制定一個培訓合同以保證企業與受訓者相互間達成可信承諾關系，保障企業很好地開展培訓工作并阻止他們剝削學徒工，也保證學徒工為企業服務足夠長的時間以補償企業的投資成本。

（三）完善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

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制度。多年來，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更新和完善比較慢，針對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問題，早就有學者提出了制定職業教育與資格證書銜接制度，以彌補現有制度的不足。該學者認為職業資格證書與職業教育存在互動關系，職業資格證書有利于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加強與就業市場的聯系，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而職業教育也能夠促進就業準入制度的推行與完善。⑧職業教育與資格認證銜接制度已經是大勢所趨，然而，應如何銜接？筆者認為應該在更新和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職業教育課程與職業資格證書的銜接制度。

目前，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很多考核內容并不符合企業的需求，技能認證等級也并不科學，應該依據行業企業發展需求與趨勢，以職業能力標準為基礎，更新現有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當然，職業教育也要做出一些調整，改革中職和高職院校的課程結構和課程內容，使其建立在職業所需的能力標準上。這樣無論是職業資格證書，還是職業教育的課程均以職業能力標準為基礎，在職業能力標準的基礎上實現二者的長期、穩固、有效銜接。

（四）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

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不可或缺的制度，沒有良好的技能人才成長的環境與保障技能人才發展的制度，作為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職業教育就很難擺脫“二流教育”的負面形象，因此，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刻不容緩。技能人才的成長制度的制定，一方面要考慮技能人才的職前培養階段，制定普職融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技能人才在職的發展階段，制定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

1.普職融通的教育制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版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將教育分成了9個等級，兩種類型，其中0～5級分成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6～9級分成了學術教育和專業教育，分別對應前面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而且各級各類教育之間以課程為基礎，是互通的。我國可以借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教育的分類，制定以課程為基礎的、普職融通的教育制度，保障職業教育的學生和普通教育的學生能夠依據自身興趣和條件在二者之間自由轉換、自由發展，使職業教育的學生選擇的職業教育不再是“斷頭教育”，保障學生的發展權益。

2.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盡管近幾年由于“技工荒”，高技能人才的工資有所提高，但技術工人的整體發展環境、工資待遇、社會地位等仍然不樂觀。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保障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長久發展，需要制定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制度，實現技能人才的職稱晉升與其他類型人才的職稱晉升基本對等。例如，技能人才的最高職稱的社會地位、待遇與教授、工程師、研究員等職稱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福利等基本對等，從實質上提高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保障技能人才合理發展。

［注釋］

①（挪威）埃里克?S.賴納特.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卷［M］.賈根良，王中華，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1.

② （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周黎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229.

③ （美）凱瑟琳?西倫.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經濟學［M］.王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2.

④Marius R.Busemeyer，Christine Trampusc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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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耿杰.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體制機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1012007606.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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